在《康熙王朝》中，康熙视周培公为知已，“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周培公从一个流落街头的读书人，一跃而成为朝廷的顶梁柱，晋升速度之快非他人所能及。大红之时因同僚的挤兑，被康熙雪藏，贬到盛京当提督。

在冰天雪地里，周培公憋着微弱的一口气等到皇帝视察盛京，见了康熙最后一面就驾鹤西去。康熙听到周培公去世的消息，为其罢朝一日，并亲自为其守灵。

1、僵卧孤村不自衰，尚思为国戍轮台

被贬到盛京的周培公没有自暴自弃，没有寄情山水，没有吟诗作赋。这一点不同于历史上的文人、士大夫（白居易、苏东坡等人），一旦左迁就开始观刈麦、听琵琶、游赤壁。

周培公时刻关注着大清的局势，物色着定国安邦的人才。

临终前，周培公还提醒康熙大清面对的问题（台湾、蒙古、沙俄），提出解决方案是先收台湾、再征葛尔丹，并举荐了姚启圣。有了人才和战略，康熙何愁天下不定。

周培公用十年时间，查阅历史古籍，绘制出古今最全最精准的全国地图呈送康熙。康熙是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地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康熙为周培公守灵，也是对他爱国敬业精神的赞誉。

2、周培公足智多谋，为康熙出谋划策，大清的天下起码有三分之一是他打下来的

康熙爱惜人才，听了朱国治对周培公的介绍，马上将周培公收入麾下。周培公也没让康熙失望，凭借过人的才华，很快就在朝堂脱颖而出。

得知吴三桂起兵的消息，康熙心乱如麻，而周培公却心如止水，马上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第一，缉拿吴应熊；第二，安抚耿精忠、尚可喜、分化化解三藩的关系；第三，拉拢王辅臣，减轻压力；第四，提防朱三太子，加强宫廷防卫。康熙全部照准。

杨起隆在宫中安插不少内应，企图与吴三桂里应外合，对康熙的个人安全是个大的威胁。周培公看到蜡烛没有灯芯，推测出宫内太监会作乱，马上采取措施，清理了以黄敬为首的宫廷奸细。

在大清内忧外患之际，察哈尔发动的叛乱如同雪上加霜。康熙心神不宁，一会要引咎辞职，一会要迁都。还是周培公站出来，把孝庄的三千家奴训练成虎狼之师，一鼓作气平定了察哈尔。

周培公越战越勇，已经势不可挡，挥师南下，招降王辅臣。等到康熙召周培公回朝的时候，吴三桂已经被他打成了强弩之末，三藩问题基本解决。

没有周培公，康熙和大清也许早就回到白山黑水了。康熙为周培公守灵，是对他功劳的一种认可。

3、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周培公是一位有抱负、有情怀的君子，心怀坦荡，不屑于结交权贵走后门。进京赶考的时候，周培公拿着伍茨友（康熙的帝王师）写给明珠的推荐信，这信即便是封疆大吏也求之不得，但他宁愿风餐露宿也不为自己开通绿色通道。换作其他人，早就向明珠交了投名状。周培公的风骨，就让康熙刮目相看。

在康熙身边做官，周培公依旧清高。为了大清的事业，他没有察言观色，多次顶撞康熙，丝毫不注意龙颜的喜怒哀乐。这一点，让康熙敬佩（康熙身边大多都是吹刘溜拍马之人，不缺阿谀奉承之言）。

周培公辉煌的时候，康熙就开始有了小人之心，显露出帝王的阴暗面。康熙开始猜忌、怀疑、提防周培公。后来，康熙将周培公贬到了冰天雪地的盛京。周培公水土不服以至卧病不起。他的离世，康熙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康熙为周培公守灵，也是对他胸怀与风骨的敬佩，并含有对周培公的些许愧疚。

周培公是康熙的臣子，也是康熙的知已，他懂康熙，总能想到康熙所想、忧康熙所忧。康熙在朝堂上拿着行痴（顺治）在京城附近种出的稻谷，周培公马上就明白康熙的用意（河工、漕运、台湾、西北）。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人生难得一知已。大清就一位周培公，康熙为知已守灵人之常情。

姚启圣恃才傲物愤世嫉俗，精通清廷律例，藐视朝廷官员，讥讽皇亲国戚。很多人拿他都没有办法，对至高无上的皇权也是冷嘲热讽，宁愿在荒原喂马也不愿意入朝做官。固守汉族的王道，始终认为满清人蛮夷草寇，骏马弯刀只能成一时之雄，配不上孔孟之道、黄河长江，远远比不上汉人5000年的文明。

姚启圣从皇上龙辇中的众多典籍知道，康熙学识如渊似海贯通今古，不让任何当代宗师。康熙为了收拢人心，破祖宗先例，烧了顺治的旨意（姚启圣之人。 孤傲自许放浪形骸。 忤逆有司 践踏律法。着剥夺官职， 发往边疆充军，永不录用），破例录用他，知人善用，委以平台重任，让孤傲的姚启圣心服口服。

对待平台方略，他主张在威服的同时，尤为注重恩服，以攻略为主战略为辅，二者结合，恩威相济，抚剿并用。他既知海战又知陆战，既知满又知汉，是旷世奇才。

坚持三必剿， 其一郑经等人孤悬海外，早有列岛为疆，另立皇朝之心，首在剿其心， 其二台湾水师所以横行无忌，是因为台湾水师胜于大清， 二在剿其兵。其三 台湾荒蛮之地，既缺人又缺粮，无论军需民用全仰仗于大陆通商，三在剿其海路。姚先生对台湾是了如指掌招招打在要害上。

三必剿仅仅是威服，欲使台湾长治久安，还必须有三必抚。 正经之父郑成功。。从我何兰洋毛子的手中。收复了台湾。 可谓中华万世之功。一抚慰祖上之功业。 台湾百姓是内陆血脉， 他们可不愿意与大陆一刀两断。成为海外弃子，二抚其民。 民心不可欺。要不可弃， 抚慰延平王正经。朝廷平台之后，台湾居民人人皆大欢喜。 唯一不欢喜的只有正经一人。从此以后，他从王位上掉下 成为臣成为民， 甚至成为阶下囚。简直生不如死，三抚慰郑经，姚启圣对台湾是了如指掌，招招打在要害上。

姚启圣晚年能遇到明君，让他有生之年再次有所作为，施展了全部才华，但是他深知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凶险，不留恋官场上的荣华富贵，见好就收急流勇退。他向康熙辞行时说道：自己热闹过了也老了， 就想回家读读书、钓钓鱼，过几天清闲日子，已经很知足了。康熙对他可是又爱又恨，但是他更爱才，最后封他为杭州西湖候 ，还附带一座行宫和一千三百卷珍本古籍，姚启圣以他的绝世智慧，功成身退得以善终。

　 ★虞朝之说

　　《河北学刊》2002年第一期刊发王树民同志的学术论文，《夏、商、周之前还有个虞朝》。“虞朝”即史书上说的“虞舜”，指的就是舜帝姚重华。姚重华字为有虞氏，氏族公社的一个部落。为什么名字叫“重华”？传说舜的眼睛是双瞳仁，故为“重”。“华”字可能为华夏族的华族之意。据运城学者王雪樵前几年《运城报》专文，“华夏”二字追根溯源到夏县的“夏”，河津华谷的“华”。这两个地方是中国华夏民族的发源地。王树民同志的论文认为，我国古代历史上，世人通称夏、商、周三代。某些古籍却称虞、夏、商、周四代。夏代以前，明确称道的政治事迹，只有尧、舜、禹相禅让一事，并说舜在位50年。而夏商周各传位数百年，称帝王名号都在10人以上者。有虞氏作为一个朝代而言，似乎十分勉强。但《韩非子·显学》说“虞夏二千余年”，按照这种说法，有虞氏绝非只有一代五十年。现今的史书上说“夏王朝统治了四百多年”去年在中央电视台看到历史学家断代史的最新研究成果，确定夏为471年，据此虞朝当是1520多年。王树民同志考证《国语》、《左传》、《史记》及《五帝德》、《帝系姓》等著作，可以列为有虞氏的世系15个名号，也就是说虞朝传位有15个帝王。既然有虞氏的姓氏可以考定，其历史地位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经查最新的永济地方志，清光绪12年（公元1886年）蒲州知府事赢杜崧年《续补永济县志序》上首句就是：“蒲坂自虞帝以来经天纬地之人，历代层见迭出，昭著史册，目河中为人文之蔽”。既然称说虞帝，可见认为就是一个朝代。中国封建王朝一代最长的为清康熙王朝61年，以此估算奴隶社会的虞朝至少二十四代。如按舜在位五十年算一代，虞朝至少也有三十代。据此，王树民同志“有虞氏绝非只有一代五十年”的观点，完全可以成立。

　　虞朝之说的论点如果确立、确认，那么中国的历史通称就要改变。“中国上下五千年”就要改为“中国上下六千年”，“五千年华夏文明”就要改为“六千年华夏文明”。如果如此，那么，永济历史的现今的知名度，将会大大提高。

　　★关于虞朝的传说

　　孝感动天（出自“二十四孝”）

　　从前虞朝时代，有一位皇帝，姓姚名舜，乃是瞽搜的儿子。他生来就很讲孝顺，但是他的父亲是个全然不懂得礼仪的人，母亲又是全然不说忠信言语的妇人；他还有一个弟弟，名叫象，更是傲慢不敬爱兄长的少年，他虽然生在这种不好的家庭里，却没有丝毫怨恨之心，仍然是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当他还没有做到皇帝的时候，常在骊山下耕田，就有象用它的长鼻子来帮助舜耕地，还有鸟用它的尖锐脚爪来帮助舜除草，他的孝心连禽兽都受感动了。那时正做皇帝的唐尧，听说有一个这样大孝的舜，就派九个男子去服侍他；又把自己的娥皇、女英两个女儿嫁给舜做妻子。后来，唐尧年纪老了，就把天下让给舜，舜就做了虞朝的皇帝，以一个平民居然一跃而为皇帝，这都是他的孝心所致啊！

　　★“虞”为独立朝代说

　　有虞氏是上古时代的一个古国，也是夏以前的一个独立的朝代名。古史传说中著名的圣王舜，就是有虞部落的首领。夏以前的朝代是虞，春秋时人还言之凿凿。不幸的是春秋以后文献散失，有关虞代的史料大量湮没;战国以后文献中所述的虞史传说又大半经过了诸子的加工改造，可信性大大下降。近代辨伪思潮兴起以后，古史辨派的学者们索性从信史中将虞代一笔勾销，将夏以前的古史一古脑儿归于“神话传说时代”。现在通行的大中学校历史教科书以夏朝的建立作为中国阶级社会的开端，不但使虞非朝代说的影响空前扩大，而且促成了虞非朝代说与虞属原始社会说的合一。这样一来，我们在探讨中国阶级社会的开端时就不得不回头对虞非朝代说的论据重新作一番验证了。

　　古史辨派的核心理论是“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层累造成的第一层意思是，“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譬如积薪，后来居上”。最初，顾颉刚先生认为孔子时已有尧、舜。后来，他的弟子们又对这个说法加以修正，说《论语》中提到尧舜的几章都不可信，春秋以前的文献中追述古史最早只到夏禹，周以前的朝代只有夏、殷二代，虞代是墨家为宣传禅让说而添加出来的，实际上尧、舜不过是“上帝”的分化，并非真实的历史人物。据此，他们断定春秋以前人心目中只有夏商周的“三代”概念而绝无“虞夏商周”的四代概念或“虞夏商”的三代概念，古籍中凡是以虞为朝代名的记载都是战国以后的晚出之说。“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虽有合理成分，但以尧舜为上帝的分化却显然是混淆了历史传说与神说的界限。说虞代是战国人所造更属武断。《左传》《国语》中虞夏商周四代连称的文句不胜枚举，而且多是转述春秋时人的对话，我们不能因为这两部书成书于战国时代便断定其中所记春秋时人的对话统统是战国时人的假论。况且，“三代”是一个随时代迁移而变动的概念，春秋时人基有西周已亡而东周仍存的事实，当谈话须要分辨周亡或周续的不同角时，就曾经分别使用“夏商周”和“虞夏商”两个不同的“三代”概念。最明显的例子是《左传�6�1昭公三十二年》所证史墨的话:“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后”者，君也，天子也“庶”者，天子之异姓也。“于今为庶”者，谓此三后在周以前都曾贵为天子而其姓为嫡，今日却早已随着天子地位的丧失而沦为庶姓了。春秋时姬姓仍为嫡姓，“于今为庶”的三后非虞夏商三代而何“三后”中夏商二代均为独立朝代，何以虞代必须例外不仅如此，由于虞为朝代与夏商无别，所以西周建国后还对其后裔优予礼遇，“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以备三恪”(《左传�6�1襄公二十五年》)。陈与宋、杞合称“三恪”同受周人的客礼待遇，正是虞、夏、商三王历史地位相埒的确证，可知虞夏商的三代概念早在西周初年就已形成。如若不然，周人何以不按后期儒家所谓周世“尊贤不过二代”的说法将陈排除在外而只备杞、宋二恪又何以不将封于祝的黄帝之后和封于蓟的尧后一并增入而合称“五恪”

　　从中国上古社会制度演变轨迹看，中国阶级社会的形成不是在原始公有制彻底瓦解、土地转归氏族成员私有的基础上实现的，而是在土地公有制依然存在、但氏族内部已出现贫富分化和氏族显贵与一般氏族成员的阶级对立的情形下完成的。与此相联，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也不是沿着地域组织取代血缘纽带、新建的公共权力机关逐步排除氏族部落组织的途径，而是沿着氏族部落组织蜕变为国家机关的途径完成的。因此，探讨中国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转变，应该着重考察氏族显贵阶层是否已经形成和氏族部落组织是否已蜕变为贵族阶级对内剥削压迫氏族成员和奴隶，对外控制和压迫异族的工具，而不应拘泥于土地私有制是否已经确立和地缘关系是否已完全取代血缘纽带。按上述观点考察虞史，我认为虞代可分前后两期:前期从颛顼到虞幕，后期从幕到舜。颛顼为“帝”的传说反映了有虞部落在东夷族中曾一度居于领先地位并进而成为黄、炎、夷三大部落集团的盟主，但有虞部落的真正强盛却是从幕开始。幕受有虞氏“报”祭说明他在虞代的历史地位与上甲微在商、高圉大王在周相当，而“自幕至于瞽叟无违命”的记载则透露出幕的后裔世代占据部落首领职位、氏族显贵已上升为社会的统治阶级的信息。瞽叟的儿子舜被举为‘天子’，既是有虞部落势力强大的表现，又是氏族显贵积极推动的结果，其社会基础与商汤、武王一般无二。舜上升为天下共主以后，任命部落显贵人物担任各种官职，命皋陶制定刑法，国家机关已具有与商周相似的框架和职能。与此同时，有虞部落也随着其首领地位的上升而变为统治部落，其他部落则降到服从地位。所有这些，都表明虞代后期的社会制度在本质上不同于原始社会而近于夏商周三代。从原始社会转变为“三代”型的社会，关键性的一步是氏族显贵上升为社会的统治阶级，这一步最早是在虞幕时期迈出的。因此，我们假定中国阶级社会的开端在虞代的后半期，其相对年代可能要早于夏禹数百年以至上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