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书鉴别涉及的内容比较复杂，技术性强，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很多喜欢研究文学的人们都会想要去购买一本真品。那么你知道应该如何去鉴别清楚它的真伪吗以下是我为你整理的古书鉴别真伪的方法，希望能帮到你。

古书鉴别真伪的方法

一、封面。古书封面为四周单线边栏，分为三行，右行为编著撰选者姓名，中行为书名，左行为刊印人或斋、堂名。

二、装订。古书装订在宋以前均为卷轴形式和摺叠页装。册装书的出现是在宋代以后，册装最初是蝴蝶装，后来进到了包背装。线装书是在明代中叶以后才有的。

三、版式。古书的版式，北宋和南宋前期刻本基本上是白口，南宋后期出现黑口，元末至弘治年间通行粗黑口。明正德，嘉靖年间又出现白口书，之后一直到清代，黑白两种书口同时流行。

　　四、字型。古书字型主要有两种，一种宋体字，另一种是元体字。尽管时有非欧非颜，非柳非赵的所谓“馆阁体”出现，但那并非主流。

五、纸张。宋代印书多用麻纸和以竹为原料的玉扣纸。元刻本常用竹纸或皮纸，比宋版用纸稍黑。明代印书，前期多用江西棉纸，后期多用竹纸，晚期盛行毛边纸。清代大多采用开花又称桃花纸，但在实际应用中，几乎以前所用的各种纸张，清刻本中都在运用。

六、讳字。避讳讲究自周代始，官名、人名、地名均随帝王名字的改变而改变，这对判断古籍年代极有参考价值。历代避讳常见的有改字、空字、缺笔。秦汉时大多采用改字和空字避讳，讳名不讳姓。用缺笔字代讳字发端于唐，又在宋版书上特多。金元刻本无讳字，多俗体、简体。明前、中期亦不避讳，明刻讳字始于明光宗朱常洛。清刻本避讳尤其苛严。

古书的纸质

麻纸：分黄、白两种。黄麻纸色略黄，稍粗糙，有的较白麻纸略厚;白麻纸洁白光滑，背面较正面粗糙且有草棍等粘附，质地细薄，坚韧。纸纹均宽，约一指半。宋刻本多用白麻纸，元后期多用黄麻纸，时纸纹渐窄，约一指。明初仍用之。

罗纹纸：色白，质地柔软，具明显横纹，似丝织罗绸，故名。自宋以来代有制造，但宋刻本有此纸者鲜见。

棉纸：又称皮纸，分黑、白两种。白棉纸色白，质地细柔，纤维多，韧性强;黑棉纸色黄黑，韧性稍差。明前期多用。嘉靖前较细薄，隆、万后稍粗厚。清初仅见少数印本。

竹纸：色微黄，稍脆，宋元至明初问有使用，嘉靖后较为普遍。

开化纸：细腻、洁白，薄而韧性强，柔软。清内府刻本及扬州诗局刻书多用之。嘉、道后质次量少，家刻本中偶有采用。

连史纸：洁白纯净，正面光滑，背面稍粗糙，但无草棍纸屑粘附，纸料较细。乾隆后所用甚多。

宣纸;因产于安徽宣城而得名。分为多种。料半纸，薄而质地细，色洁白，绵软有弹性，可以作绘画印书，晚清、民国有些书用之。玉版纸，能吸水，晚清、民国印金石、书画册等多用此纸。棉连纸，摹拓铜器、碑刻及印书画用。

毛边纸：米**，正面光滑，背面稍粗，质脆，乾隆后用得较多。

太史连纸：稍黄，质地细洁而有韧性，乾隆后与上述毛边纸为两种最常使用的印书纸。

如何通过字型鉴定古籍年代

唐刻本

现存最早的唐代刻本，除了敦煌所出乾符四年877与中和二年822两种唐历和刻于咸通九年868卷本《金刚经》已流散异国以外，未见其他传本留存。所以说，唐代古书都是传说级别的东西。

宋刻本

前面说到，宋时刻书印书事业繁盛，两浙、四川与福建等经济发达地区成了刻书的中心，刻书单位有监司、州学、书院、家塾、书坊等。但为何到今天宋版书寥若晨星呢因为即使排除战火、天灾的因素，一般纸的寿命也只不过千年而已。像唐代遗留下来仅存的那几本书，若不是纸张在溼度为零、几乎真空的敦煌戈壁滩的洞窟中存放，绝无保全的可能。

每一册宋版书都是艺术品，弥足珍贵，因此现代按页卖，且每页都在万元以上。其实早在明末崇祯年间，著名的刻书和藏书家毛晋，为搜求宋版书，就按页购宋版书了。他在藏书楼汲古阁门前悬挂征求启事谓：“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百……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

宋代官刻书多在卷末镌校勘人衔名，私刻和坊刻本多在卷末镌刻书题记或牌记。由工于刻书前要请书法大家缮写上版，字型既美，校刻亦精，字型大都采颜、柳、欧阳笔法，其风格北宋质朴，南宋挺秀。所谓“纸坚刻软，字画如写”明高濂《遵生八笺》则是宋刻本的共同特色。

元刻本

元代初期刻书承南宋遗风，字型也接近，常把元刻本误为宋刻本，后流行赵体字。元浙本多由士大夫经手，流风所及，自然流行赵体，渐有颜体字，字瘦一些、圆劲一些，不像南宋建本字那样横细竖粗。元代俗文化发达，故刻本中多简体字和俗字，许多简体字跟现代一致。

官刻、家刻中较少，经史文集中较少，坊刻和话本类书中较多。元本墨色稍淡，刀法也显软弱无力。早期用纸，白麻纸、黄麻纸兼而有之，中期以后，则多用黄麻纸。元朝皇帝为蒙古族。人名汉字都是音译、无法避讳也不用避讳。元人礼制观念淡薄，查禁的也不严，元刻本中几乎没有讳字。

明刻本

明代刻书情况，大致可分三个时期：明初至正德一百余年间，刻书风格继承元代余韵，无论官刻私雕，概括起来讲，那就是“黑口、赵字、继元”。

嘉靖1522—1566至万历1573—1620时期，近百年间，由于前后七子文学复古运动的影响，反映在刻书风格上，一洗前期旧式版式、行款、字型，全面仿宋。这一时期所刻的书，除了司礼监刻一遵旧式少有变化外，其余无论官雕私刻，完全变为另外一种风格，即“白口、方字、仿宋”。颇有宋版遗风。

嘉靖 六家文选 字型

万历后期至崇祯1628-1644时期，刻书风气又一变，字形由方变长，字画横轻竖重，更显死板，讳字也较以前为严。

清刻本

清代刻本繁多，综而观之，大致有如下特点：清代刻本以康熙为界，其字型变化分作两个时期，康熙以前是明万历后的风格，字型长方，横细竖粗。

避讳有几种意思:

1回避；避　避讳是中国古代为回避君父尊亲的名字的一种要求在言谈和书写时,遇到君父长上的名字一律要回避,否则认为极不礼貌取名时也不能取他们的名字中有的或同音的字忌。

2谓封建时代对于君主和尊长的名字，必须避免直接说出或写出。

3修辞学上辞格之一。说话时遇有触犯忌讳的事物，不直说该事该物，而用旁的话来委婉地表述。

我们在阅读和整理古籍时，经常会遇到版本鉴定的问题，因此学习和掌握版本鉴定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对我们阅读和整理古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说到版本鉴定，首先应该明确传统版本的涵义。从广义上说，“版本就是同一部书在编辑、传抄、版刻、排印、装帧乃至全部流传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形态的本子”[1](P63)。从狭义上说，版本仅指刻印本。古籍版本的鉴定主要包括鉴定古籍版本的年代、真伪以及刊刻演变等几个方面。版本鉴定，以刻本鉴定为主，也包括非刻本鉴定。一般说来，刻本格式化较强，比较规范，在形式和内容上鉴定的依据都较多。而非刻本尤其是钞本，个性化较强，规范性差，鉴定的依据较少，不易把握。刻本鉴定的依据较多，如验牌记，考刻工，查避讳，看版式，看纸张墨色，看字体，细读原书序跋等。在这里，我们只就避讳在古籍版本鉴定中所起的作用作简略的论述。

在中国古代社会，为了维护严格的尊卑等级秩序，在文字使用中实行着避讳制度。所谓避讳，“民国以前，凡文字上不得直书当代君主或所尊之名，必须用其他方法以避之，是之谓避讳”[2](P1)。避讳是我国古代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其大约始于周，成于秦汉，盛于隋唐，严于宋清。避讳的种类大致有三种：第一种，“国讳”或称“公讳”，是避帝王（包括帝王的父祖）之名，举国上下皆必遵行。此种避讳是三类避讳中最主要的一种。如清圣祖（康熙）名玄烨，“玄”改为“元”。清人著作或清刻的古书有许多地方本来应该是玄字的，如玄鸟、玄武、玄黄等，都写成了元。第二种，“家讳”或称“私讳”，是避父祖之名。如淮南王安的父亲名长，“长”改为“修”。《老子》“长短相形”，《淮南子·齐俗训》引改为“短修相形”。第三种，“圣讳”，是避封建社会被尊为先贤圣人的名字。如孔丘的“丘”写作“邱”。避讳的方法主要有改字、缺笔、空字或用代称字词等。民国以前，人们为了避讳而改变姓名、官名、地名、书名、年号以至经传之文，屡见不鲜。《史记·秦始皇本纪》云：“二十三年，秦王复召王翦，疆起之，使将击荆。”《正义》曰：“秦号楚为荆者，以庄襄王名子楚，讳之，故言荆也。”《索隐》曰：“荆王负刍也。楚称荆者，以避庄襄王讳，故易之也。”[3] (P 234)《秦楚之际月表》端月注，《索隐》曰：“秦讳正（引者按，秦始皇名政），故云端月也。”[3] (P 766)琅邪台刻石曰：“端平法度”，“端直敦忠”，皆以端代正也。南宋郑樵《通志二十略》云：“籍氏避项羽讳，改为席氏；奭氏避汉元帝讳，改为盛氏；庄

氏避汉明帝讳，改为严氏；庆氏避汉安帝父讳，改为贺氏；姬氏避唐明皇讳，改为周氏；淳于氏避唐宪宗讳，改为于氏；等等。”[4]( P 224)由于避讳，造成语言文字上的若干混乱，给人们阅读和整理古籍带来许多麻烦，如汉惠帝名盈，“盈”改为“倾”。通行本《老子》第二章将“高下相盈”写成“高下相倾”；又如唐高宗名治，“治”改为“理”，或改为“持”或“化”。韩愈《送李愿归盘古序》把“治乱不知”写成“理乱不知”，李贤把《后汉书·曹褒传》“治庆氏礼”改成“持庆氏礼”，把《后汉书·王符传》“治国之日舒以长”改成“化国之日舒以长”。

尽管避讳给我们研读古籍造成一定的障碍，但是在古籍版本鉴定方面，它却有着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利用避讳之例（主要是避国讳），考定书刻的时间断限，是鉴定版本刊刻年代的重要依据。如“1980年山阴人沈仲涛将运到台湾的家藏善本捐献给台北故宫，台北故宫为辑《沈氏研易楼善本图录》，其中有一部《文中子》，卷一至五题《监本音注文中子》，卷六至十题《纂图音注文中子》，是清潘祖荫滂喜斋旧藏”[5](P147)。关于这部书的刊刻时间，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审定颇为精细。“《图录》云：前五卷‘宋讳匡、徵、桓、慎等字缺笔，或易之以谐音之字’。后五卷‘宋讳匡、徵、沟、慎、敦等字缺笔，避讳止于光宗，当较前五卷晚出’。”[5](P147)宋的始祖叫玄朗，宋本玄、朗常见缺笔。太祖名赵匡胤，所以匡缺末笔。北宋仁宗名赵祯，徵字同音，缺末笔。钦宗名赵桓，故桓缺末笔。南宋高宗名赵构，沟与构同音，所以缺笔。南宋孝宗名赵眘，慎是眘的异体字，所以缺笔。南宋光宗赵惇，敦与惇同音，所以缺笔。从避讳字看，前五卷止于南宋孝宗，后五卷止于南宋光宗，据此可以约略推测出前五卷刻于南宋孝宗时，后五卷刻于南宋光宗时。又如，钱大昕《潜研堂文集》三十四《答卢学士书》：“读阁下所校《太玄经》云：‘向借得一旧本，似北宋刻，末署右迪功郎充两浙东路提举茶监司干办公事张寔校勘’。大昕案：宋时寄禄官分左右，唯东都元佑、南渡绍兴至乾道为然，盖以进士出身者为左，任子为右也。而建炎初，避思陵（引者按，思陵即宋高宗赵构）嫌名，始改勾当公事为干办公事，此结衔有‘干办’字，则是南宋刻，非北宋刻矣。《宋史》遇‘勾当’字多易为干当，此南渡史臣追改，非当时本文也”[6] (P591)。空字或用代称字词也是避讳的方法之一，代称字词在宋版书中用的比较多，一般用“御名”、“今上御名”或“太上御名”等字样代称。《四部丛刊》影印嘉兴沈氏所藏宋本豫章黄先生文集，其中在“构”字处注了“太上御名”，“构”是避宋高宗赵构的讳，“太上皇”是下一代皇帝对上一代皇帝避讳，由此可以推知它应该为宋孝宗赵眘时期的版本。

其二，通过对避讳（主要是避国讳）的考查可以鉴定古籍版本的真伪以及刊刻演变等情况。在古代，古籍版本的真伪问题普遍存在，对避讳（主要是避国讳）的考察是鉴别此问题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编珠》，旧题隋杜公瞻撰，首载大业七年公瞻自序。《四库提要》云：‘隋炀帝讳‘广’，故‘广川’改‘长河’，‘《广雅》’改‘《博雅》’。而此书《桂林水》条下引《广州山川记》，《治鸡水》条下引《广州记》，《柏心桂》条下引伏滔《北征记》称‘广陵县’，《城南门三条路》条下引班固《两都赋》‘披三条之广路’。隋高祖之父讳‘宗’，故《隋书》‘忠节’改‘诚节’。而此书《斩马剑》条下引《汉书》王莽斩董忠事。’又该书引及《乐府解题》，《乐府解题》宋《崇文总目》及郭茂倩《乐府诗集》始见记载，其书晚出，非公瞻所能得见。明《文渊阁书目》、《内阁书目》均不著录，《永乐大典》采摭极广，亦不见征引。”[5](P263)可见，此书为后人依托杜公瞻之名伪撰，非隋版书无疑。之所以推断《编珠》为伪固然以其书所引之文为作者身后之文且该书在后世大型书目中均未见记载为重要依据，但《编珠》在避讳上的漏洞也不失为有力的内证。又如《元经》，旧题隋王通撰，是部编年史，起自晋太熙元年，止于隋开皇九年。唐高祖李渊之父讳“虎”，因此《晋书》“神虎门”作“神兽门”，而《元经》也于宁康三年将“神虎门”写作“神兽门”；又隋文帝讳“坚”，《元经》于周大定元年不避“坚”讳，直书“杨坚辅政”。《四库提要》卷二十九史部三编年类云：“宁康三年书‘神虎门’为‘神兽门’，则显袭《晋书》，更无所置辨。且于周大定元年直书‘杨坚辅政’，通生隋世，虽妄以圣人自居，亦何敢于悖乱如是哉。”[7](P4)又何薳《春渚纪闻》、陈师道《后山丛谈》、邵博《闻见后录》均载有阮逸曾以《元经》书稿示苏洵一事。综考《元经》在避讳上的漏洞和宋人的记载，可断此书为阮逸伪撰。另外，通过对避讳的考查也可以鉴定古籍版本的刊刻演变。如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三《东家杂记》条：“卷中管勾之勾皆作勹，避思陵（宋高宗赵构）嫌名。间有不缺笔者，元初修改之叶，辨宋板者当以此决之。”[8] (P355)又卷十三《论语注疏正德本》条云：“首叶板心有正德某年刊字。但遇宋讳，旁加圈识之，疑本元人翻宋板。中有避讳不全之字，识出令其补完耳。若明刻前代书籍，则未见此式，必是修补元板也。[8] (P 340-341)

总的来说，避国讳于古籍版本的鉴定有重要的作用。收录并熟记周以来历代帝王，特别是宋、明、清三朝帝王帝号、名讳及相应的讳字、讳例对于古籍版本的鉴定大有裨益。当然，其它种类的避讳也很重要，如避家讳，即避家族内部祖上的讳。苏轼的祖父名序，苏洵苏轼自己写文章或

为人作序时从不用“序”字而改用“引”或“叙”，因此，当我们看到一些古文本应写成“序”的，却写成“引”或“叙”时，我们就可据此大致推断这可能是北宋时的版本。对于其它种类的避讳在版本鉴定中的作用，在此不再赘叙。

最后，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尽管查避讳是版本鉴定的重要依据；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古代避讳的情形是相当复杂的。如古避讳中有“翌代仍讳”，“数朝同讳”，“旧讳新讳”，“前史避讳之文后史沿袭未改”等情况，因此，在考定版本的成书年代时，就不能简单地根据讳字妄下断语。《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九《宋椠本》条云：“予向见宋椠本，有避‘亶’字，注‘从从旦’于下，未审其故。顷见岳倦翁《愧郯录》有一条云：‘绍兴文书令，庙讳、旧讳正字皆避之。故哲宗、孝宗之旧讳单字者三，哲宗初名佣。孝宗旧名瑗，又名玮。皆著令改避。唯钦宗旧讳二字，一则从亠从回从旦，一则从火从亘，今皆用之不疑。’乃知‘亶’字回避，由于钦宗旧讳。但倦翁著此书在嘉定甲寅，其时尚未避‘亶’、‘烜’二字也。”[8] (P507-508)唐人不避旧讳，宋人则有避有不避，故不能据此来断定版本的刊刻时代。另外，后世翻刻本照刻讳字，后世刊刻本仍避前朝以及书商在讳字上的作伪等情况也是存在的，所以在具体的版本鉴定过程中：一方面，要注意识辨，防止判断失误；另一方面，除了运用查避讳的方法以外，要尽量综合运用验牌记，考刻工，看版式，看纸张墨色，看字体，细读原书序跋等方法，以求最大限度地提高版本鉴定的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