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宏观上挖掘其独到的叙事结构

　　1、备受推崇的“鸡头凤尾”

　　从宏观上看，“鸡头”和“凤尾”是《孔雀东南飞》叙事特色的又一体现；研究者多以比兴手法赞其开头，用象征手法誉其结尾。

　　《孔霍东南飞》的开头用了“比兴”手法，其结尾则是象征性的结尾。经过反复吟咏和咀嚼，就更能体会到“鸡头凤尾”的艺术魅力。在这里，无论是南飞孔雀的徘徊之感，还是松柏梧桐的交枝接叶、成对鸳鸯相向和鸣的难舍难分之情，都不再是那种简单的，仅仅用作起兴、比喻或象征的独立存在的客体了，而与所表现的内容合而为一，甚至连作者的感情也是那样和谐地融了进去。这样，作者的情感，男女主角的情感和外物(孔雀、松柏、梧桐、鸳鸯等)的情感相互交融，到了三位一体的程度。这些外物本身的艺术形象是完整的，但更重要的在于它作为所赖以寄托内容的艺术形象，与内容的关系是那样密切、和谐，那样恰到好处地表达了思想内容与感情。这就好比《屈原》雷电颂一场的情况了，实际上达到了一种“物我同化”的艺术效果。这种“物我同化”，对作品的主题起了一种不容置疑的深化作用。它使广大读者像作者、作品的主角以及作品中的孔雀、鸳鸯、松柏、梧桐一样，深深地憎恶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制度，笃厚地同情与赞颂对封建社会的叛逆与斗争的精神，热烈地去追求那理想的生活。可见，《孔雀东南飞》的比兴开头与象征性结尾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已经到了“意在笔先，神于言外”的“物我同化”阶段。因此说“物我同化式托物起兴的‘鸡头’和物我同化式富有象征意义的‘凤尾’乃是《孔雀东南飞》叙事结构上的显著特色”。

　　2、别具一格的详略处理

　　《孔雀东南飞》在叙事结构上的另一重要特色就是别具一格的详略处理。该诗虽仅有一千七百多字，却具体而形象地铺叙了新妇兰芝被遣、被逼再嫁以及她同丈夫仲卿殉情化鸟的全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塑造了兰芝、仲卿、焦母、刘兄等几个活灵活现的形象。

　　兰芝是作者所同情和歌颂的女主人公，作者便挥动彩笔尽力渲染，从正面到侧面，从语言到行动，从外貌到内心世界都浓墨重彩，甚至还要通过写环境、景物以及巧妙地插入抒情议论来渲染，真可谓是“用墨如泼”。如新妇起严妆一段：本来在当时的社会里，被遣回娘家对新妇来说是极为不光彩而又令人伤心的事，但作者写兰芝却像迎喜事似地梳妆打扮自己。这固然是借此对兰芝的美丽作必要的补叙，但更主要地是在突出兰芝那种坚忍刚毅、从容不迫的性格。又如写太守家办喜事的场面：作者不厌其繁地写豪华的排场，这一方面是从侧面反衬兰芝的美丽、贤淑，以证被遣的无理；更重要的则是为了突出兰芝不为荣华富贵所动心的高尚情操。

　　而在另一些地方作者却又表现得“惜墨如金”。如焦母与刘兄这样的封建礼教及封建家长制度的代表人物，作者都是以寥寥数语勾划的，而且差不多全凭对话来表现形象。纵使如此，这两个艺术形象也刻画得非常逼真、活套，使他(她)们可憎恶的面孔跃然纸上。如焦母“捶床大怒”这一个举动，焦母“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和“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这两句话，就惟妙惟肖地勾画出了一个蛮不讲理、独断专横的封建家长的形象。透过焦母形象，人们不难想象兰芝和仲卿所过的是怎样一种屈辱生活。因此，他们不与封建势力妥协，最终以死抗争的行动，更能引起世人的广泛同情，促成人们对封建礼教的怀疑和对封建制度的不满。

　　本诗在叙事上所做的详略处理还表现在作者把自己的抒情议论穿插到铺叙中去的特点上。作者做了几次这样的穿插：当兰芝与仲卿第一次分手时，作者写道：“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当兰芝同仲卿最后诀别时，作者插道：“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念与世间辞，千万不复全！”诗的结尾处，作者又道：“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这几番插话，文字不多，却对铺叙起着锦上添花的作用。试想，如果不用作者的插话，而以继续铺叙来代替,恐怕长篇累牍也无法达到这种艺术效果。

　　可见，一篇文章的详略是对立统一、互相渗透、互相补充、相辅相成的；只有详略处理得当，才能以最精炼的语言勾勒出最动人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

　　二、从微观上把握其富有艺术的叙事风格

　　《孔雀东南飞》除了在宏观结构上匠心独运外，更是在微观的细节把握上精雕细琢。本文将截取“新妇起严妆”这仅12句、60字的一个场面，来分析其极富艺术性的叙事风格。

　　1、动静结合，多角度展现女主人公的外貌美

　　这一节中，主要运用了肖像描写的写作手法，用极细腻的笔触动静结合、多角度地展现了刘兰芝的外貌美。诗中从“著我绣夹裙”一句开始描述刘兰芝“严妆”的情形。著裙是着装的首要步骤，作者画龙点睛般地写了著裙之后，只用“事事四五通”一句作概括，省略了束素带、穿丝履、著饰物等其它诸多细节，用语简约却极具张力，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接下来四句转入从静态的角度描写刘兰芝的服饰美：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如流纨素，耳著明月铛。鞋子和束带用材高档，质地精美，这两个意象写出了刘兰芝的着装美，“流”字富于动感，使人联想到刘兰芝腰身的柔软袅娜；而发饰耳饰珍贵华美，这两个意象写出了刘兰芝的饰物美。“生小出野里”，丈夫只是个“府小吏”的刘兰芝，穿戴本不会如此珠光宝气，诗中却运用了汉乐府民歌常用的夸张和铺排手法，借写刘兰芝的服饰美来渲染她的外貌美。

　　2、在冷静的描述中，显现女主人公的性格美

　　肖像描写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以形写神”，刻画人物的心理和性格，使人物“形神兼备”。作者以旁观者的视角描绘刘兰芝的外貌美时，笔调冷静舒缓，表情隐蔽，几乎没有直接赞颂，也没有描写最能“传神写貌”的眼睛和眉毛，而是在冷静的描述中，微露和暗示刘兰芝复杂的内心世界，显现女主人公的性格美。“鸡鸣外欲曙”点明时间之早，也许那夜兰芝彻夜未眠，婆婆的无端刁难，与仲卿分离的不可避免，以及可以预见到的回娘家后兄长对自己的逼迫，都使她倍受煎熬。被迎回娘家对刘兰芝来说无疑是人生的一大劫难。一般软弱的妇女会向焦母屈膝哀告，以图苟且安身，但她没有屈服，她要抗争。她不但要早早起来“严妆”，而且还要“事事四五通”，“严妆”是她表明自己无罪过，维护做人尊严，无声地谴责焦母的一种有力而含蓄的方式。“事事四五通”地有条不紊、不厌其烦地打扮自己，也折射出了她的心理：沉着、冷静。可以说，此时死亡的阴影已一步步地逼近了她，但她没有眼泪，没有嚎叫，没有哀求，而是把痛楚深深地埋在心底，不肯临别时在焦母面前流露出哪怕是一丝一毫的悲伤。当初她嫁入焦家时，是“严妆”而来的，今天她被遣回娘家，也要平静地把自己装扮得整齐漂亮。中国古代妇女“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命运不能自主，封建礼教和世俗观念赋予了焦母这些家长们以特殊的权利，肆意地折磨、摧残她们，甚至把美满的爱情和婚姻活活拆散。刘兰芝的“起严妆”使其自搏、刚强、勇于抗争的性格得到了一次集中的体现，面对这样一位内外兼美的女性，读者不能不肃然起敬。

　　3、截取“有包孕性的片刻”，隐现女主人公的人情美

　　诗中这一节构思精巧奇特，艺术效果强烈。作者截取了“严妆”这一生活中“富有包孕性的片刻”(钱钟书语)，把刘兰芝的外貌美和性格美推到了极致，同时在特定的情境中隐现刘兰芝的人情美。“严妆”本是心情愉快或外出走亲访友时才有的举动，兰芝被婆婆遣归，心中苦涩、愤懑，本无心绪梳妆，但她对仲卿一往情深，两人“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现在不得不分离，而且可能“渠会永无缘”，不是永别却痛似永别的分离怎能不使人柔肠寸断？在离开焦家的最后一刻，她要把自己最完美的形象留下来，让仲卿、小姑能时时想念起她。当兰芝强压内心的摧伤，貌似平静地对镜梳妆时，多少对仲卿的无言的深情蕴含其中。“此诗乃言情之文，非写义夫节妇也”(《汉诗说》)，看来前人也注意到《孔雀东南飞》表现的主要是焦刘的爱情。随着情节的进一步发展，兰芝上堂拜辞焦母，谦恭的态度，以德报怨式的“念母劳家里”的关怀，都显示出刘兰芝是一个心地善良、有涵养，知人情的女性，而与小姑作别时，“泪落连珠子”，“严妆”时强忍住的悲伤像决提的长江大河之水，倾泻而下。一个真性情的刘兰芝跃然纸上，读者不禁为之一掬同情热泪。

　　三、结束语

　　《孔雀东南飞》自问世以来，就以其深刻巨大的社会意义、思想意义和高超的叙事技巧和艺术魅力，赢得了人们的喜爱；诗中刻画的刘兰芝形象更是成为女性美的象征。本文通过叙事结构和细节刻画这两个角度，再一次从宏观与微观上深切体会到了《孔雀东南飞》的叙事特色和艺术魅力；由此可见，《孔雀东南飞》得以与《木兰诗》并称为“乐府双绝”实乃名副其实。

　在一次座谈会上，有位教研员的话引起了我的思考，他说当今语文教学中有两大问题：一是对现代文只求宏观把握，一是对文言文只求微观理解。意思是讲现代文，架空的分析太多，而对文中的重要词语、句子不作讲解，对文中重要的信息不去辨别和筛选，因此对现代文的把握也是空的和虚的。对文言文则相反，往往只着重于字词串讲、句句翻译，而不去正确把握文意、分析文章内容，更谈不上评价和鉴赏。根据新修订的《语文教学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和《全国统一考试说明（语文）》（以下简称“说明”）的要求，广大师生对文言文教学的目标越来越明确，这两个重要文件对高中文言文教学改革的深化，将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本文仅从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的教学出发，简略谈一下文言文教学及文言文阅读能力的培养问题。

　 一、识记实词，为大脑语库储存财富

　掌握相当数量的实词，是提高文言文阅读能力的基础，这已是广大师生的共识。尽管《孔》是一首诗歌，识记、理解实词的意义还是应置于培养能力的首位。教师在备课时最好对文中出现的实词作一个量化分析，做到心中有数，在教学时可重点让学生去理解这些词语的含义。如识记“见、令、适、举、慎、渠、白、意、要、逆、谢、故、相、会、信、赍”等单音词和“伶俜、葳蕤、丁宁、否泰、作息、交通”等复音词，去理解“再拜、六合、黄昏、人定、五更、适”等古代文化常识。在讲课时应强调这些词语的语境义，有些词语在文中出现两次或两次以上，则应把握时机进行比较。如“适”字，文中出现三次：“始·适（出嫁）还家门”，“处分·适（按照）兄意”，“·适（刚才）得府君书”；如“举”，文中出现四次：“·举（举起）手长劳劳”，“·举（抬起）身赴清池”，“·举（开口）言谓新妇”，“莫令事不·举（成功）”。尤其是“相”字，文中出现十多次，须仔细分辨其读音和意义：就读音看，除了在“儿已薄禄相”中读xiàng外，其余均读xiāng；就意义看，在“枝枝相覆盖”等句中作“互相”，在“嬉戏莫·相忘”“还必·相迎缺“怅然遥·相望”等句中表示动作行为趋向一方，以上三例句则分别表示动作行为趋向“我、你、他”各方，把称代方向弄清楚，词义也就基本把握了。根据《大纲》和《说明》的要求，掌握文言实词是阅读浅易文言文必备的知识和能力，缺少它，就谈不上阅读文言文，也很难适应高考的需要。如对照高考文言文试题，即可发现历年试题中检测实词的含义和用法，大都可以从课本传统课文中找到依据，如“既作无礼，而复·逆自猜嫌”（1993年第16题）中“逆”字，与本诗中“逆以煎我怀”中的“逆”字同义；“刺诸县短长”（1996年第14题）中“短长”的偏义用法与本诗中“昼夜勤作息”的“作息”相同等等。由此可知，识记、理解文言实词是阅读中最基本的能力，作为语文教师是决不会放弃对学生这种能力的培养的。至于培养的方式，则可以多样化，这里不再赘述。

　 二、把握诗歌形象，提高鉴赏能力

　但是，如果把高中文言文教学只理解为字词句的教学，那就失之偏颇了，因为那样做恰恰忘记了语文教学的高层次的能力目标。《大纲》指出：“在教学过程中，指导学生进一步开拓视野，增长知识，陶冶情操，发展智力，发展个性特长，培养学生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热爱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感情，培养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和一定的审美能力，培养社会主义道德和爱国主义精神。”对文言文《说明》强调考生要具备“初步鉴赏文学作品的内容、语言、表达技巧”的能力，并能够“正确把握文意”，“了解作者的观点、态度”，会“分析文章的内容”，“对文章内容作出初步评价”。这些要求远远超出了字词句的范围。《孔》是汉乐府叙事诗发展的高峰，也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发展史中的重要标志。这首被称为“长诗之圣”的作品，具有深广的思想内容和高超的艺术技巧，千百年来得到历代人民的喜爱。其中的人物形象刻画得极为成功，从主人公刘兰芝、焦仲卿到重要人物焦母、刘兄、刘母等，无一不具有鲜明的个性。因此，在教授这首长诗时，除了让学生弄懂字词、丰富文言词汇量外，还必须通过分析、评价内容来切实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使课文起到它应有的作用。如果只是停留在微观的“串讲”上，岂不可惜。这样，我们可以设计若干题目去具体地引导学生讨论、分析诗歌所塑造的艺术典型形象。如：1．第2段刘兰芝自述，表明她是一个怎样的人？她对丈夫诉说苦楚后表白：“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她真的是自请遣归吗2．第3至6段写焦仲卿与其母对话，表现了焦仲卿怎样的性格特点？焦母是个怎样的人？3．第8段写刘兰芝反驳婆婆无理指责，表明了她怎样的思想性格？4．第9段详写刘兰芝理妆，表现了她怎样的性格特点？作者这样写的意图是什么？5．第10至12段，写兰芝告别婆婆、小姑和丈夫。对婆婆为什么说“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对小姑为什么会“泪落连珠子”？对丈夫则为什么说“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6．兰芝第二次婚嫁的原因是什么？她的母亲和兄长在此事中各起什么作用？诗歌刻画刘兄这个人物有什么意义？7．面对兄长的逼嫁，兰芝立即许婚，并在婚期逼近时迅速做好嫁衣。这些表现了兰芝怎样的感情状态？8．诗歌极力渲染太守家准备迎亲的豪华场面，对表现兰芝的性格起什么作用？9．兰芝、仲卿都忠于爱情，反抗压迫，以死殉情，但又各有不同的个性。试以两人以死殉情的情景，比较分析两个人不同的个性特征。10．诗篇托物起兴的开头，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结尾，表现了作者怎样的愿望？通过对以上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学生至少有两点收获：一是较准确地把握了刘兰芝、焦仲卿等诗歌形象；二是知道了分析文章不是靠架空的干巴巴的几条筋，而是必须从具体内容出发，通过对具体材料的理解、分析和综合，去了解作者的看法和态度。尤其在对“刘兰芝主动提出‘遣归’”、“焦母对仲卿有无母爱”、“兰芝二次婚嫁前精心制作嫁衣”、“为什么双双自尽而不采取别的反抗方式”诸问题展开争论后，把分析引向深入，对诗歌形象的把握就更准确，从而提高了学生的鉴赏能力。

　 三、学习语言，理解写作技巧

　学习古代作品，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学习语言，当然，是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就《孔雀东南飞》而言，长诗历经千百年的锤炼，其语言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我们可从两个方面去学习：

　 其一，是富有个性的人物对话。

　古代优秀的叙事性文学作品大都具有这种特点，如《史记·鸿门宴》中记载刘邦、项羽、范增、樊哙等人的对话，《资治通鉴·赤壁之战》中记载诸葛亮、鲁肃、周瑜等人的对话，闻其声即可见其人，维妙维肖，栩栩如生。在《孔雀东南飞》中也是如此。如作品第10至12段写刘兰芝告别婆婆、小姑与丈夫。对婆婆说：“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在严厉的婆婆面前，刘兰芝抑制感情，违心自责，没有眼泪，没有哭诉，委婉地表达了对婆婆的不满，更深刻表现了她忠于爱情，万分不舍离开恩爱的丈夫。告别小姑时说：“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则饱含着深情，表现了她的善良和重感情。最后告别丈夫时说：“感君区区怀！君既若见录，不久望君来。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则不再像前面那样表白委屈、抒发怨愤，而是盼望丈夫早日来迎接，以免再生变故；并以蒲苇自誓，决心经受任何逼迫诱惑，忠贞爱情始终不渝。诗歌在通过人物语言塑造性格形象方面确实独树一帜。不仅刘兰芝的`性格特点十分鲜明，而且其他人物如焦母的独断专行、无理刁难，焦仲卿的忠诚痴情、软弱顾虑，刘兄的趋炎附势、见利忘义，大都是通过人物的对话而表现出来的。

　 其二，是语言的铺陈、比兴手法的运用，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

　如诗中有两段排比的句式：前一次是兰芝对丈夫诉说：“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后一次是阿母询问女儿为什么被遣回家：“十三教汝织，十四能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知礼仪”。从母女二人口中说出内容完全相同、词句基本一样的话，前者意在表明，自己自幼经过良好教养，嫁到焦家，辛勤织作，还遭婆婆无理挑剔，实感委屈，倍觉苦楚；后者则说明了，自己从兰芝幼年就对她进行良好教养，此时竟被遣回家，大出意外，疑惑不解。由此揭露了封建家长制度的罪恶。此外，如诗篇开头以“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托物起兴，创造出缠绵悱恻的情调，起到了统摄全篇的作用。而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结尾，更表达了作者的强烈愿望，“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的鸳鸯，“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的松柏梧桐，已脱离了其外形所提示的意蕴，升华为美好的理想、悲惨的命运和执著的情爱这样更加深广的涵义了。

　中学文言文课文，大都是我国古代流传至今不衰的文质兼美的作品。学习这些作品的意义，从短期看，似乎只是为了提高阅读能力，以适应高考的需要。然而其长久的意义应该是十分深远的，那就是吸收祖国语言文化这份珍贵遗产，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为未来的事业创造辉煌业绩。因此，我认为，在高中文言文教学中，不仅要使学生理解文言实词的含义，把握文言虚词的用法，辨析文言的特殊句式，更要充分利用每篇范文（尤其是文学作品）的文学、写作等因素，以较快地提高学生把握文章内容、评析思想技巧、鉴赏文学形象的能力，对每一篇课文，选定恰当、合理的教学目标进行教学。这样，通过三年的文言文学习，学生一定会切实而有效地提高阅读文言文的能力，以至终身受益。

　　 成语 故事 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 文化 的重要载体,成语又是汉语中的精华,具有极强的表现力,下面这些是我为大家推荐的关于孔雀东南飞男女主人公和相关资料。

　　孔雀东南飞男女主人公:

　孔雀东南飞男主焦仲卿，《孔雀东南飞》中一个性格鲜明、内涵丰富、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 是东汉末年的一个庐江小吏，与刘兰芝一同殉情而死。

　孔雀东南飞女主刘兰芝(东汉末年)，庐江郡(今安徽省怀宁县小市镇)人，17岁时嫁给庐江郡的一个小官吏焦仲卿为妻。为焦母不容，而被遣回娘家，兄逼其改嫁。

　新婚之夜，兰芝投水自尽，焦仲卿亦殉情而死。记叙其事的《孔雀东南飞》成为东汉乐府民歌中最杰出的长篇叙事诗。

孔雀东南飞的 典故

　少女刘兰芝自幼便习女红，善弹琴，能诵诗书。十七岁嫁给焦仲卿为妻，日夜辛劳，勤于家务，却不为婆婆所容，于是就去信给正在庐江郡府做小吏的丈夫，诉说不堪忍受之苦。仲卿回来为妻子求情，却遭母亲斥责，并令其休妻另娶。仲卿长跪，言“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娶。”

　母亲大怒。因仍要赶回郡府任上，仲卿只得先请妻子回娘家，暂避一时。兰芝自然明白，如此一别，类乎休弃，今后恐难再见，便将自己常用的香囊、妆奁等物留给仲卿以作纪念。

　鸡鸣天亮，兰芝精心梳妆之后，上堂别过婆婆和小姑，流泪登车而去。此时仲卿已等候在大道旁，夫妻相见。两情依依，低头耳语道：“誓天不相负。”

　刘兰芝被遣回家十余日，县令即派媒人来为其子求婚，被兰芝婉言回绝;又数日，太守也托郡丞登门提亲，明言太守的五公子尚未婚配，愿与刘家结为百年之好，又被谢绝。这下早惹恼了兰芝那位性情雷暴的大哥。兄命难违，兰芝被逼迫不过，只得一切任人安排。

　那边媒人回报，说刘家已允婚事。恰好三天过后便是良辰吉日，太守马上四处派人备下金帛彩礼，人马舟车，以便早日完婚。仲卿在任上闻知此变，急忙乞假告归。

　第二天，兰芝整日默默无语，只是和泪裁衣。忽听得一阵熟悉的马嘶声，出门遥相望，知是故人来。兰芝手抚马鞍，一一诉说原委。仲卿提及当日誓言，二人只好相约“黄泉下相见”。

　各自回家去了。仲卿回家后对母亲说道：“今天大风吹折了树木，院子里的兰花上结满了严霜;孩儿的性命犹如西山的落日，母亲今后一人，要多多保重”，遂再拜长叹而去。

　这一天，迎亲的车马格外热闹，新妇已进门。黄昏后人群渐渐散去，夜深沉，万籁无声，兰芝揽裙投水自尽。仲卿得知，徘徊树下，亦自缢殉情。后两人合葬于华山旁。

孔雀东南飞的创作背景

　《孔雀东南飞》的写作年代，历来有所争论。根据此诗“小序”，应是汉末建安时代的作品，故属“汉乐府”范围。刘克庄《后村诗话》云：“《焦仲卿妻》诗，六朝人所作也。《木兰诗》唐人所作也。《乐府》惟此二篇作叙事体，有始有卒，虽词多质俚，然有古意。”

　刘克庄指出此诗为六朝人作品，但也没有举出什么理由，所以刘说影响不大。1924年，梁启超为了欢迎印度诗人泰戈尔，在北京作了一次演讲，提到《孔雀东南飞》的写作年代问题，他说：“像《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一类的作品，都起于六朝，前此却无有。(《孔雀东南飞》向来都认为汉诗，但我疑心是六朝的，我别有考证。)《佛本行赞》现在译成四本，原来只是一首诗。

　六朝人几于人人共读。那种热烈的情感和丰富的想象，输入我们诗人的心灵中当然不少，只恐《孔雀东南飞》一路的长篇叙事抒情诗，也间接受着影响吧”(见《印度与中国文化之亲属关系》讲稿，北京《晨报》)此说在文学界颇多影响。梁启超说的“别有考证”后来也未见发表，倒是发表了否定自己的看法。

　他说：“刘克庄《后村诗话》疑这诗非汉人作品。他说汉人没有这种长篇叙事诗，应为六朝人拟作。我从前也觉此说新奇，颇表同意。但仔细研究，六朝人不会有此朴拙笔墨。原序说焦仲卿是建安时人，若此诗作于建安末年，便与魏的黄初紧相衔接。

　那时候如蔡琰的《悲愤诗》，曹植的《赠白马王彪》，都是篇幅很长。然则《孔雀东南飞》也有在那时代写成的可能性，我们还是不翻旧案的好。(见《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后来仍有不少人主张《孔雀东南飞》作于六朝的。

　各种考证的理由，归纳起来有以下三点：一、根据《酉阳杂俎》和《北史·齐本纪》，指出诗里“新妇入青庐”的“青庐”，是北朝新婚时的习俗。

　二、根据《宋书·臧质传》和《乐府诗集》，证明诗中“四角龙子幡”是南朝的风尚。三、诗中有“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的 句子 ，认为庐江的人绝不会葬到陕西华山去，华山在这里只是一个借喻，是袭用了宋少帝时“华山畿”的故事。根据这些理由，认为汉朝的诗里是不可能出现六朝的习俗、风尚和 事迹 的，《孔雀东南飞》的这些内证，就透露了自己问世的年代。

　但是这些论证仍然比较牵强，不足以构成完整的理由。因为：一、段成式的《酉阳杂俎·礼异》中虽记有“北朝婚礼，青布幔为屋，在门内外，谓之‘青庐’，于此交拜迎妇。”

　但这段话只能证明北朝有这种婚礼，却不能证明北朝以前没有这种婚礼。“青庐”汉代已有，《世说新语·假谲》中记曹操故事时已有“青庐”之名出现，也说明“青庐”已用于汉末，而非始于北朝，只是北朝袭用汉俗而已。

　二、《宋书·臧质传》、《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中虽然有“龙子蟠”的记载，但“幡”在汉末已很流行，传喻信命，表题官号，用的就是这种四角旗。“龙幡”曾见于《三国志·吴志》。所以《孔雀东南飞》中出现“四角龙子幡”是很自然的事，不能说它是南朝独有的风尚。

　三、“孔雀东南飞”与“华山畿”故事中的殉情情节，类型相同，都是民间 传说 中的典型。“孔雀东南飞”故事的地点在庐江，“华山畿”故事的地点南徐在今镇江。中国各地小山同名的很多，不一定“孔雀东南飞”就是袭用了“华山畿”的地名，借喻之说，也不确切。北大《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谓：“关于此诗的写作年代，历来有许多争论，或以为汉末人作。

　今按，根据原序，此诗基本上当成于汉末;惟民间乐府本为集体创作，在流传中总会经过不断的丰富和修改，自然随时有增附润饰的可能，故诗中不免有汉以后的风俗习惯等描写羼入，不得因此即武断为六朝人之作。

　至其被收入《玉台新咏》，则表示此诗最终写定的时间必在徐陵之前。”以上为此诗写作年代的争论情况，但通常仍根据《玉台新咏》所载“小序”，认为是汉末之作。

　　浅论刘兰芝的悲剧性格

　　《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全诗长达三百五十三句、一千七百六十五字，不仅是汉乐府民歌中，也是中国诗歌中罕见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写一个封建社会中常见的爱情悲剧。刘兰芝是《孔雀东南飞》中一个充满反抗精神的主人公，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一个反抗妇女形象，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形象丰满的觉醒女性形象，这个形象突破了个人与家庭的狭小圈子而具有了广泛的重大的社会典型意义。因此，很多专家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刘兰芝的形象，也从不同的方面，如历史价值、现实价值和艺术价值等等方面探讨了刘兰芝的价值所在 。在悲剧性的探讨上，更多的人侧重于从社会的角度去探讨，侧重于从以焦母、刘兄为代表的封建礼教对其的摧残和迫害去探讨，肯定这是一出社会的悲剧，并归纳其中的悲剧意义。甚至有人用心理学、从恋母情结等西方批评方法去分析人物和悲剧的产生。这些观点和看法有它的合理性，但这种观点和看法也存在着不尽人意的地方，例如它不是过分强调当时封建礼教对刘兰芝的影响，就是完全脱离社会去探讨人物。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刘兰芝性格中的主要方面，也就是她的反抗性格在推动这一出悲剧的情节上的意义，恰恰相反，这正是决定刘兰芝的斗争和命运之所在。因此，对刘兰芝的反抗性格的形成以及它在这一出悲剧上的作用进行深入的分析去理解这个人物和社会，这也是一种思路。而且必须要抓住这一点，这才避免偏颇。

　　（二）

　　任何作品和人物的分析都不能脱离作品中的人物本身。

　　刘兰芝是一个集善良与反抗精神于一体，反抗占主要的女性形象。这种反抗精神形成的土壤是封建社会及其封建制度下的封建礼教。这一点在课文中有直接的体现。

　　首先，诗前序文有：

　　“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没水而死。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

　　从这一小序中不难发觉，这是一曲基于事实而形于吟咏的悲歌。从研究的角度来说，小序最大的意义不是在与说出男主人公焦仲卿与其妻刘兰芝的爱情故事，而是给我们点明了故事所发生的时间。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主人公刘兰芝之死，处于中国地主阶级还有着远大前途，封建制度正处上升时期的东汉末年，就从这一点来判断，刘兰芝不愧是封建礼教的早期叛逆者，因为她没有逆来顺受地屈从。死与屈从，都是封建礼教对她的毁灭。但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毁灭。如果她屈从了，那么虽然她的肉体还活着，但她的灵魂、她的爱情理想却不复存在了。而死，却表现了她为坚持爱情理想而作的抗争，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赢得后世人民对她的同情与尊敬，成为后代粉碎封建枷锁的精神鼓舞。所以，刘之死，已冲破个别人、个别家庭的狭小范围而具有了重大的典型意义，揭出了极其普遍的社会问题。刘兰芝的抗争只是一种自身合理的人性要求同违背这些要求的封建礼教之间的一种不自觉而且没有出路的冲突。因此，她的死，是性格发展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能实现的产物。她的死，是对封建礼教罪恶本质的控诉。其中起决定作用是她的充满人性的反抗性格。

　　其次，从文章的主体部分来看，刘兰芝也是一个集善良与反抗精神于一体，反抗占主要的女性形象。

　　表面上看，悲剧的事实是焦仲卿的母亲却不喜欢儿媳，焦仲卿又常因公不在家，在此期间婆媳矛盾颇为激烈。刘兰芝向丈夫诉苦，说自己忍受不了婆婆的苛刻，焦仲卿去劝说母亲，却反被母亲骂了一通，并逼他休妻再娶。焦仲卿依违于母亲与妻子之间，不免进退维谷，于是他劝刘兰芝回娘家住一段时间，等他办完公事后再来接她。刘兰芝含泪而别，回到娘家。过了一段日子，县令和太守相继遣媒为子求婚，刘兰芝的哥哥逼迫她答应，刘兰芝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暗暗下了死的决心。婚期前一天，刘兰芝与闻讯赶来的焦仲卿抱头痛哭，约定“黄泉下相见”。在太守家迎亲之夕，刘兰芝与焦仲卿双双自杀，两家将他俩合葬在一起。

　　实际上，这个悲剧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妇女只能听凭别人决定自己命运的不幸处境。在这样的社会里，发生这样的悲剧，正是由于刘兰芝的叛逆性格。刘兰芝在当时面临的抉择只有两种可能：或者向焦母刘兄屈服，违背自己的爱情誓约；或者以一死来维护两人的爱情誓约。刘、焦不可能随心所欲地造反第三个可能。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条件并不是他们自己选定的，而是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刘兰芝之死，固然有外来的压力，但也有其内在的原因。这才是主要的原因，那就是从她身上流露出来的叛逆性格。试想，如果她向封建礼教屈服的话，那里还会有人记起这一出悲剧，记起这一悲剧中的人物刘兰芝呢！

　　再次，刘兰芝的反抗精神以及反抗性格是在一场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中逐渐表现出来的。

　　仲卿求母一段，是第一次冲突，刻画了焦母的专横和仲卿的软弱。兰芝辞婆一段，是第二次冲突，这一次冲突比第一次冲突来得要强烈得多，反映了焦母的无情和兰芝的斗争。兰芝拒婚，是第三次冲突，这是冲突的进一步的发展，它在兰芝与其兄之间展开，突出了兰芝富贵不能*的坚贞品格及其兄的卑鄙。仲卿别母一段，写出了阿母的顽固与仲卿的守约。这四次冲突，一次比一次激烈，直至双双殉情，这冲突终于走向了高潮。在所有的冲突当中，主角刘兰芝，她的坚决抗争，她的反抗精神，影响与决定了仲卿的态度与斗争。 在这些斗争中，她的反抗性格在她的语言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全诗“共一千七百八十五字，古今第一首长诗也。淋淋漓漓，反反复复，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①在贯穿全篇的对话中，特别是刘兰芝的语言中可以看到，刘兰芝对仲卿、对焦母、对小姑、对自己的哥哥和母亲讲话时的态度与语气各不相同，正是在这种不同中可以感受到她那勤劳、善良、备受压迫而又富于反抗精神的外柔内刚的个性。诗中写到兰芝与仲卿死前，兰芝假意同意再嫁，仲卿见兰芝后回家与母亲诀别，他俩这时的话语，非常切合各自的身份与处境。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曾作过这样细致的分析：“兰芝不白母而府吏白母者，女之于母，子之于母，情固不同。女从夫者也，又恐母防之，且母有兄在，可死也。子之与妻，孰与母重？且子死母何依，能无白乎？同死者，情也。彼此不负，女以死偿，安得不以死？彼此时，母即悔而迎女，犹可两俱无死也。然度母终不肯迎女，死终不可以已，故白母之言亦有异者，儿今冥冥四语明言之矣，今日风寒命如山石，又不甚了了，亦恐母觉而防我也。府吏白母而母不防者，女之去久矣。他日不死而今日何为独死？不过谓此怨怼之言，未必实耳。故漫以东家女答之，且用相慰。然府吏白母，不言女将改适，不言女亦欲死，盖度母之性，必不肯改而迎女，而徒露真情，则防我不得死故也。”②试想，兰芝如果直说要死，这个弱女子势必会遭到暴力的约束，被强迫成婚。 “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写出了刘兰芝离开焦家时的矛盾心情。欲曙即起，表示她不愿在焦家生活的决心，严妆辞婆是她对焦母的抗议与示威。打扮时的事事四五通，表示了她对焦仲卿的爱，欲去又不忍遽去的微妙心理。“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姑嫂关系不易相处，兰芝与小姑关系融洽，正表现了她的懂礼仪、易相处。这同焦母的不容恰成对照。另外，辞焦母不落泪，而辞小姑落泪，也可见兰芝的倔强。兰芝死时，义无反顾，“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抒情性穿插较之动作刻划更少，但也是成功之笔“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兰芝和仲卿第一次分手时，作者情不自禁的感叹，增添了悲剧气氛。“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这画龙点睛的穿插，更激起了人们对刘兰芝遭遇的同情。即使那教训式的全诗结尾，也带有浓重的抒情意味，充满了作者的同情与期望。这些水到渠成、不着痕迹的抒情性穿插，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具有锦上添花的妙用，增加了全诗的感情色彩，突出了人物，特别是主人公刘兰芝的反抗性格。

　　为什么要塑造刘兰芝性格中善良的一面呢？刘兰芝回娘家后，遭到家长制的威压。但刘兰芝是不是从根本上反对这些封建教条呢？正如前文对刘兰芝反叛性格的分析，不是她缺少叛逆精神，而是刚好印证了鲁迅先生所说的“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刘兰芝的正直、善良，而且愈是刻画深刻，就愈让人感到悲剧的力量。文中的刘兰芝勤劳能干，孝顺婆婆，体贴丈夫，怀着对未来生活朦胧的期待默默忍受着婆婆的折磨。但这不是主要方面，主要的是她的反抗精神，这种精神让她有清醒的认识，一旦意识到婆婆要驱逐自己的意图，不等对方开口，就自动提出“谴归”，并且“严装”上路，非常镇定地面对自己的命运。当阿兄逼嫁的严重时刻，她既不告辞也不争辩，而是表面顺从，内心却抱着以死徇情的主意，从容地“举身赴清泉”，用生命向黑暗势力做了最后的抗争，这样，她的悲剧性便一步步的显示出来，她的个性以在专制势力的碰撞下迸发出火花。通过这个悲剧，使得《孔雀东南飞》的重大思想价值呈现于：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就形象地用刘兰芝殉情而死的爱情悲剧，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热情歌颂了刘兰芝夫妇忠于爱情、反抗压迫的叛逆精神，直接寄托了人民群众对爱情婚姻自由的热烈向往。

　　（三）

　　综上所述，这是一出性格悲剧，是刘兰芝反抗性格与强大的封建势力、封建礼教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下的一出悲剧，从中体现出刘兰芝既是中国典型的妇女形象，有勤劳、善良的一面，又是充满反抗精神的反封建形象，正是这两者的完美统一构成了刘兰芝永久的人格魅力。悲剧的魅力，在于它毁灭的美；悲剧的不幸，在于它往往不仅仅是悲剧，而是永远的生活。在中国文学史上，作者第一次从这种悲剧中发现了深刻的人生教训和社会意义，并用汉末时已臻于成熟的五言诗体作了完美的体现。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技巧上，此诗都在中国文学史上发生过很大的影响，直到现在为止，它还被不断改编为各种剧本，为广大人民所喜爱。总之， 刘兰芝对爱情是忠贞的，对封建伦理道理的反抗也是彻底的。正是刘兰芝性格中这种最主要的性格（反抗性格）决定了她的斗争和命运，也是她的形象能够千古流传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