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重衣衫不重人"这句话，一般被解释为一种浅薄的社交态度，但有时却是工作需要。比如，凡治安交警、工商税务等部门官员在行使公务职权时，必须穿戴制服佩饰，便是通常情况下的基本要求。其实，此现象亦是古已有之的生活常识。清朝建国之初，凡牧令坐堂或官吏下乡，都穿明代官吏制服，"盖不如是，则人民不能知其为官，抗不服从耳"（《清稗类钞·服饰》），后来等大家熟悉了本朝的官吏制服，才逐渐改过来。《水浒传》中的李逵以鲁莽出名，但是在寿张县衙冒充知县时，也知道要"取出幞巾，插上展角，将来戴了，把绿袍公服穿上，把角带系了，再寻皂靴，拿着槐简，走出厅前"（第74回），一应行头，样样不少。可见粗中有细，这个着装上岗的规矩还是懂的。

李逵穿戴的绿袍"公服"，就是古代的公务员制服。但公服是统称，因其具体形制、用途及时代上的区别，尚有其它多种叫法。以唐代为例。据《唐会要》卷三一载，官员制服有朝服、公服、常服等多种名目。朝服亦名具服，相当于现代的礼服，在参加祭祀、宴享、朝贺、拜表等重要典礼时穿着。在士人笔下，朝服也常成为官员制服的代称，使人误以为朝服就是出席朝会时的服饰，其实这里面是有区别的。

因为朝服是出席典礼时的穿戴，照例要有许多光灿夺目的装饰，以示隆重。就像我们在影视中常看见现代军人在着军礼服出席典礼时，除领章肩章等军衔标识一应齐全外，还有绶带胸章等许多漂亮的饰物，非精通此道的，连名目也报不出。古代官员的朝服，也有这些玩意，统称"法物"，所以有的朝代也把朝服称作"法服"。《东京梦华录》述北宋冬至大典：皇帝车驾宿大庆殿，"宰执百官皆服法服"，就是指大家都穿上了饰有法物的朝服。这种礼仪性的法物，一般多是有关部门保管，到时候借给大家装饰一下，所有权不属个人。

官员在典礼以外其它公务场合的着装，叫公服，亦名从省服或品服，这就是正规制服了。《水浒传》第90回述招安授官以后的"宋江、卢俊义，俱各公服，都在待漏院伺候早朝，随班行礼"，说明参加朝会应着公服，而不是朝服。唐宋时代，公服等级主要由服装的颜色区分，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绯，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比北魏时色分五等少了一等。唐高宗时，有人提出八九品的深青色官服很容易同三品以上的紫色官服混淆，遂改八九品服碧。唐德宗时，张建封任徐泗濠节度使，幕下有个佐官于良史，每自吟曰："出身三十年，发白衣仍碧。日暮依朱门，从未染袍赤。"张建封一了解，才知此人进士及第已三十年，但官运一直不佳，闻之感慨，便上奏朝廷，请求为于良史晋阶（《唐语林》）。因知唐时士人及第即获得仕宦资格后，就可着碧色公服了。

于良史诗中的"染袍赤"，就是四五品官员的服绯，即大红色。相传唐代名相颜真卿原任醴泉尉，因唐玄宗要亲自主持科举考试（制科），欲去报考，先向一个善于看相的尼姑询问前程。尼姑说："颜郎事必成。自后一两月必朝拜。"颜真卿又问："官运到头，能到五品吗？"尼姑笑答："颜郎所望，何其卑耶？"颜说："得五品官便可着绯衣，带银鱼，儿子得补斋郎，我的愿望已满足了。"尼姑指着座上一块紫色的餐巾说："颜郎衫色如此……"果然，考试结果，颜真卿名列高等，授长安尉，不数月迁监察御史，其后仕途一帆风顺，公服颜色由碧而绿，再染为赤，直到官居二品，穿上紫衫（《戎幕闲谈》）。

古诗中常有"满朝朱紫贵"一类的句子，对照于良史和颜真卿这两个故事可知，凡进士及第，多以有朝一日能穿上四五品的绯服为官场上的进取目标，但能够如愿以偿者总是很少。为此，很多按品阶只可服碧服绿的官员，又经常服黄，这是当时表识政府官员身份的一般性识别。仍以现代军人的服饰打比方，朝服可比军礼服，品服好比军常服，作为官服的黄服，则好比军便服。穿黄便服的好处之一，是可以避免品级不同者相见时身份尊卑的尴尬，方便平等交往，但有时也会造成麻烦。唐肃宗时，洛阳县尉柳延在夜里穿着**便服走路，被巡官拦住盘问。县尉相当于现代的警察局长，可穿八品青色公服，而指责他违反夜行法禁的巡官，应是他的属下。但巡官不认识这个新来的上司，当他同自己一样，只是个"不入流"的起码货，彼此出言不逊，竟喝令手下逻卒一起上前，将柳延痛殴。此事上达天听，肃宗下诏，今后凡有品阶的官员，在履行公务时一律正规着装并在品服颜色上进一步细化品级区分，如四品服深绯，五品服浅绯，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等等，确保"只认衣衫不认人"，避免再闹以下犯上的笑话。

明清时代，官员公服的品级标识变成用金线和彩丝绣成的徽饰，分别缀于前胸和后背，通称"品级补子"。与此同时，用公服颜色区分官等的传统识别方法也依然沿袭下来。如王圻《续文献通考》中，有一个明代公服的条例："凡公服：月盘领右衽袍，或丝、纱、罗、绢，从宜制造。袖款三尺。一品至四品，绯袍;五品至七品，青袍;八品、九品，绿袍。未入流杂职官，袍、笏、带与八品以下同。……在京官，每日早晚朝奏事及侍班、谢恩，则服之。在外文武官，每日公座服之。"对照这个条例，便可知道戏曲《七品芝麻官》中唐成穿绯袍（即大红袍）是历史常识的差错，既然只有"七品"，理当穿青袍才对。

清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称："品级补子，定于洪武，行于嘉靖，仍用至今。"因知清代公服的品级补子是沿用明代而来。补子又有文官与武官的区分，凡文职补子均绣飞禽，以仙鹤、锦鸡、鹌鹑等区分一至九品，武职补子均绣走兽，以斗牛、狮子、奔马等区分一至九品。此外，凡有庆典如皇帝生日之类，官员得穿"蟒服"，亦称蟒衣或蟒袍，俱用印有禽兽纹样的丝罗裁制，明制:一品斗牛，二品飞鱼，三品蟒，四品麒麟，五至七品虎彪，一概用大红色。八九品及不入流没有。清制:三品以上九蟒五爪，六品以上八蟒五爪，七品至未入流五蟒五爪，均不拘颜色，所以清人将庆典期称为"花衣期"。

光有上述以纹样、颜色或补子作区分的公服，还不算是古代官员制服的全套。以唐宋为例，一个官员的正规"行头"，尚有手版、袍带、鱼袋、算袋等系列配备。

袍带，就是系在公服上的腰带，用皮革制成，带上有饰片，称带。唐制：三品以上得有十三块金玉质带，四品有十一块金补，五品有十块金，六至七品有九块银，八至九品有八块石补。腰带上还垂挂有可以系挂各种小件物品的小带子，称蹀躞。按照唐肃宗上元元年（760）的敕令，"文武官咸带七事"，即佩刀、刀子、砺石、火石袋、算袋（内装计算器）、契真、针筒等，都是垂挂在这条腰带上的。后两件，大概都是北朝时北方游牧民族带进中原的物品，具体用途我还未考证过，这里只说"七事"之外最重要的两项东西。

一是笏，又称手版。在纸张尚未发明时，人们用竹木削成的简牍记事。当公务人员将此简牍随身携带，派"工作手册"用处时，就称为"笏"。《礼记》："凡有指画于君前，用笏；造受命于君前，则书于笏。"是说大夫或士手上执笏，与君主讨论国事，并把君主的指示随手记录在笏上。古时的公服，没有口袋，所以这个"工作手册"就插在腰带上，叫"笏"。《墨子·公孟》里，就有公孟子笏而见墨子的描写。两晋以后，纸张已经普及了，笏的主要用途变为一种礼节性用品，质料也由竹木上升为玉或象牙，但其原有的随时记事的功能也未取消。职务繁多的官员，恐怕事多，一块笏还记不下来，往往要插两块乃至几块笏。唐玄宗时，张九龄为相，因为年老体弱，笏于带后，再跨上骑乘就有困难了。于是便找人裁制了一个放笏板的布袋，称"笏囊"，让随从拿着，跟着他去上朝（《旧唐书·张九龄传》）。这个办法普及开后，"百僚则各有笏囊，亲吏持之"（《云仙杂记》）。这些手持笏囊的"亲吏"，就好像现在替首长拎着公文包的秘书。所以，有无佩囊随身，最好还有人相帮捧着，也是官员展示身份的一个标记。低品官虽然没有执笏于君前的资格，但参见上司也要拿手版，如前引《水浒传》中李逵拿的"槐简"，就是槐木做的手版。而当押司时的宋江，只有科员级别，那就只好自己拎一个招文袋了。

有了手版，还要有笔，笔是插在头上的，称"簪笔"。《汉书·赵充国传》载，张安世"持橐簪笔，事孝武帝数十年"，颜师古注："橐，所以盛书也；簪笔者，插笔于首。"这段解释顺便透露出来的信息是，作为汉武帝的机要秘书，张安世早就开始捧公文包了。《汉书·武五子传》记昌邑王刘贺遭废黜后，被安置在山阳郡，有一次，山阳太守张敞去看他，刘贺"簪笔持牍趋谒"，就是头上插笔、手持版牍前来拜见，准备记录下地方行政领导的指示。不过，官吏随身携带笔记本和毛笔之外，是否还带墨水，墨水又是怎样携带的？这些细节，我还没弄清楚。

二是鱼符，此为五品以上官员上朝时出入宫门的凭证，也用一个小口袋装着，佩在公服的腰带上，叫鱼袋。四至五品穿绯色公服者配银鱼袋（以银饰袋），三品以上穿紫色公服者佩金鱼袋（以金饰袋）。武则天称帝时，一度将鱼符改为龟符，三品以上佩金龟袋。李商隐《为有》诗云:"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是说挂金龟袋者必为三品以上服紫高官，免不了每天早起上朝。后来人们每把做官的新郎称作"金龟婿"，出典就在这里。

因为鱼符是进宫上朝的"通行证"，故本人调职、致仕或亡殁，照例都要收缴。《大唐新语》卷三记侍中李日知申请退休获准后，"及还侍装"，就包括把装有鱼符的金鱼袋一起交还给有关部门。后来唐高宗发一道敕，说是"岂可生平在官，用为褒饰，才至亡没，便即追收？寻其始终，情不可忍。自今已后，五品以上有薨亡者，其随身鱼袋，不须追收"（《唐会要》卷31）。但如果是因罪错降级罢官或贬谪到外地，仍须追缴。武则天时，通事舍人沈期因卷入经济犯罪，谪配岭南。唐中宗登位后，赦罪复官，回到京朝当起居郎。有一天，皇帝设宴请客，请臣皆歌《波乐》，都是自己撰词，边唱边舞，借此机会提出个人要求。沈期的歌词是："波尔时期，流向岭外生归。身名已蒙齿录，袍笏未复牙绯。"意思是官秩虽然恢复了，可是绯服、袍带、鱼袋、笏囊等一套行头还未发还给我。唐中宗大笑，当场便赐给他（《本事诗·嘲戏》）。

外官远离京畿，本来并不需要佩带出入宫禁的鱼符，武则天垂拱二年（686）以后，特许地方上的都督、刺史等官也得佩带鱼袋。白居易《罢忠州刺史还朝》诗云："无奈娇痴三岁女，绕腰啼哭觅银鱼。"因知一旦离开刺史岗位，鱼符也要缴还。但总体上讲，鱼袋又有了褒饰意义。有个叫朱前疑的小官，上书给武则天，说是"臣梦见陛下八百岁"，即授拾遗，又升郎中，奉命出使，回朝后又上书云："闻嵩山唱万岁声"，特赐佩鱼。因其官阶未入五品，这个本该与绯服配套的银鱼袋，只好"于绿衫上带之，朝野莫不怪笑"（《朝野佥载》）。结果后来又有变通，作为一种对官员的褒奖，凡品卑不足以服绯服紫者，也可以连公服鱼袋在内，成套行头一起出借。唐人文集中常有《谢赐绯表》一类文章，都是本官阶在五品以下，特蒙赏借五品公服行头。如《常衮集·谢赐绯表》云："内给事潘某奉敕旨，赐臣绯衣一副，并鱼袋、玉带、牙笏等……"，就是成套出借的一例。

宋代的官员服制，基本上沿袭唐代，也给出任地方长官者越品借服并赐鱼袋，"然未赴、已替、在朝皆不服，出国门乃衣"（《鸡肋编》卷上），同前引白居易诗的写实差似。明代的官员公服行头，以牙牌、佩玉替代了鱼袋、笏囊，清代则又添加了朝珠。再往后，"内廷诸臣趋值，各佩表于袋，以验晷刻"（《清稗类钞·服饰类》），此乃与时俱进，就好像现在的老总、常董一类，照例都随身带一个电脑笔记本，否则便无以彰显身份了。

以我读书印象，宋代以后，好像就没有唐宋时给官员越品赐服赐鱼这种制度。但胆大妄为者大有人在，《万历野获编》卷五有《服色之僭》，专述滥穿公服现象。《金瓶梅》七十三回写应伯爵看见西门庆突然穿起了二品大臣的五彩飞鱼蟒衣，吓了一大跳，忙问:"哥，这衣服是哪里的？"西门庆洋洋得意道："此是东京何太监送我的……这是飞鱼，朝廷另赐了他蟒龙玉带，他不穿这件，就相送了。"其性质就好像现代的小警官冒穿警察总监的制服。

古代的官员着装规矩，也同上述种种一样复杂，比如出席庆典必须穿朝服（官礼服），否则便是违制。李翰祥导演的《火烧圆明园》中，百官在热河行宫给咸丰帝祝寿，大家都热得受不了，但皇上不下令，谁也不敢除去"法物"满身的朝服。如果是皇帝出巡或光临臣属之家，接驾官员也必须穿朝服，《寓圃杂记》："[明]宣德五年，驾幸少师杨士奇第，时漏下已二鼓。士奇惊起，朝服出迎。"料想穿戴起来也挺费事的。此外，如非面君，在其他场合穿朝服，也是违制。元《通制条格》里记有一个故事：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徽政院有个叫忽都的官员，在参加过新年朝贺后，没有换装，就去给他的上司贺岁，被御史台弹劾。其实，全套行头的公服（常服），穿在身上也是受罪。所以古代官员在朝会、公座即上班时间以外相互交往时，照例都有跟班挟个包裹，彼此先着公服行礼，然后便换上便服，图个舒适。《老残游记》第三回："只是见宫保须要冠带，我却穿不惯，能便衣相见就好。"可知有人连这份罪也受不了。所以，类似唐代那种穿着起来相对简易舒适的官便服，依然以不同形式存在。

古代的官吏公服怎样制作和领取，笔者读书有限，还未看见完整的文献记载。印象中，当一种新的官员服制条令颁布时，照例由国家向现任官员统一免费发给按新标准制作的全套行头。如《明史·舆服志》记，"洪武元年，命制公服、朝服，以赐百官。"这是明朝开国公服制度初定时的文件，到洪武"二年，赐朝臣袍带，凡二千八百一十三人"（《春明梦余录》），此或为先向在南京供职者第一批发放的记录。查《宋会要·职官》五二，北宋有"新衣库"在京师太平坊，其职官"掌收锦绮、杂帛、衣服之物以备给赐百官及邦国仪注之用"，成衣多有"裁造院"送来。而从历代会要看，这种定点制作公服的工场和物流系统，历代都有。

原为布衣者一旦入仕，即可领取公服，这也是规矩。元《通制条格》卷九载元仁宗延元年(1314)服制诏令："……内外有出身考满应入流品现役人员，服用与九品同;授各投下令旨、钧旨有印信现任勾当人员，亦与九品同。"因知九品公服是当干部的起码行头。宋人《鸡肋编》说，有个叫任忠厚的四川人，登第做官后，一直未得升迁，"而身甚长，服赐第时绿袍，几不及踝"。这是士人考取进士获得出身后就发给公服的实例，而公服都按常人身材统一制作，像任忠厚这种篮球明星的身高，穿起来就很不合身了。

入仕之后，当然要争取进步。有幸升官，还要换行头。《梦溪笔谈·补笔谈》卷一述宋代故事:"相沿的成例，首次被授予中书门下的属官、给事中、谏议大夫之职而还没有穿上紫色公服者，在告谢时当面赐金紫章服。何郯在陕西地方官的任上授待制，还像过去那样穿绯色公服，后来因为进京朝见，遇上庆典大宴，殿上只有他一个人穿绯色公服，仁宗皇帝问他原因，才知道因在外地，没能领取，便在宴会上赐他穿紫色章服，当场改换了衣服就座。近年，许将被授知制诰时仍穿绿色公服，告谢时当面赐绯色公服和银鱼袋，几天后又因奏对称旨，再赐紫色公服和金鱼袋。"假使领得公服以后，老没进步怎么办，相隔多少时间才可以再行领取？元《通制条格》有一道元惠宗关于支领公服的圣旨："皮衣，隔二年支一遍者；请疋帛的，隔一年支一遍者；支布，每年支者。"《唐会要》卷三一上，有一个关于向有关人员发放朝服的规定:"所司七年一替，三年一给。未满三年有损坏者，自修理。"前文有述，朝服是礼服，面料珍贵，制作考究，还有许多"法物"配套，当真有损坏的话，"自修理"代价不菲。《梦溪笔谈》卷二称："近年来京城士人穿朝服骑马，用浅青黑色的衣衫蒙在外面，成为凉衫，这也是古代遗传下来的做法。"可见爱惜朝服是一个传统。

不过我在闲读野史稗官时又发现，公服像似也可以定制的。庄绰著《鸡肋编》卷中称:"建炎（南宋高宗年号）以后，因为国家财政困难，过去许多对群臣的赐予，都减省了。只有官员初受任命时的鞍马、公服领取，依旧保存，但也打了对折。绍兴二年（1132），黎确由谏议大夫升官吏部侍郎，我看见给他的赐给物品细目表，后面还钤有皇上的御宝，居然有'马半匹、公服半领、金带半条、汗衫半领、一只'这样的文字，太可笑了。其实这都是照物品价值付给现钱，只是减半发给吧。但有关部门办理文件的鄙陋，大抵类似。"照庄绰说法，南宋初年给官员发现钱使自制公服，是由于国家财经匮乏的特殊缘故。但是我在《明会要》上看见有这么一条："（洪武）二十三年三月，（皇）上见文臣衣服之制，多取便易，日至短窄……"可见这种情况后来也有。其缘故，或许因为国家发给的公服没有洗涤替换的配套，或许如前述任忠厚"几不及踝"，即发给的公服不合身材，于是量体裁衣，另行定制，制作中又趋时尚，逐渐走样，所以引起洪武皇帝的关注。惟公服的面料、花纹和颜色等，都有规定，市场上绝无出售，非政府指定的国营厂家，其他民企决不敢违禁生产，则官员自制公服的衣料从何而来呢？原来历代都有不时向百官赐予公服面料的惯例。《红楼梦》第56回，甄府礼单中有"官用各色缎纱绸绫共二十四匹"，就是此物;或因甄家是定点生产这种衣料的江宁织造局、苏州织造局一类厂家的负责人，所以假公济私，开了一次后门。

公服可以用国家发给的"官用"衣料按条例规定样式和尺寸定制，但表示品阶的饰物如补子一类，照例必须是国家发给的。这就像现代许多国家的军人制服，多可由部队后勤部门向商企定向染制，但表示衔级的领章、肩章之类，必须由上级按编制发给。清乾隆时，副都统（相当于省军区副司令）金简受命代理户部侍郎（财政部副部长），因其本职是武官，公服上缀的是兽类补子;现在受命兼署文职，便想弄个文补，又不敢开口向皇帝要，"乃于补服狮子尾端绣一小锦鸡，悚立其上"，结果被乾隆"降旨严斥，谴其私造典礼"，可见这种玩笑是开不得的。惟事多前紧后驰，也是一条规律。即以前述金简一例论，一个副省部级的大官，只因私做了一个补子，即遭处分，足见清代公服管理之严，但你看《儿女英雄传》里安公子的业师程老夫子，原是个"出了贡的候选教官，因选补无期"，耐不住寂寞，竟也"买了一副自来旧的八品鹌鹑补子，……纱其帽而圆其领"地打扮了起来，以至安公子听人说"程师老爷穿了公服过来了"，唬了一跳。这个写在小说里的补子可买，应是清代后期的社会写实吧。

明朝，皇帝恢复汉服的使用，并加以融合，就有了和蒙古族曳撒相融合的也曳撒形制。元朝的服饰系统之中并没有交领右衽、盘扣的概念。自朱元璋明朝建立了之后，继承了元朝的质孙服，对曳撒进行了融合改良，但其服饰款式依然有质孙服的影子。发展到明朝后期，曳撒的衣长、袖长等方面也都有所更改，原本的窄袖也演变成为了琵琶袖，对下摆也进行了处理，多了一个“耳朵”样式的突起，中间有马面。朱元璋还制定其校尉服饰：“令校尉衣只孙，束带，幞头，靴鞋。只孙，一作质孙，本元制，盖一色衣也。”。尽管朱元璋曾颁布“诏复衣冠如唐制”之令，但是我们还能在古画中看见，人们穿着曳撒行走在街上，甚至皇帝有时候还会穿着曳撒，在《明宪宗调禽图》中我们就能看见穿曳撒的明宪宗和内侍。由此就可以说明，在皇帝眼中，已经融合了汉民族服饰特点的曳撒，已然成为了汉服。

而飞鱼服恰恰是在这种曳撒的形制之上加上了“飞鱼”的纹饰，所以叫做飞鱼服。“飞鱼”这个词语出自《山海经》：“其状如豚而赤文，服之不雷，可以御兵。”。飞鱼服上有四爪飞鱼纹“飞鱼类蟒，亦有二角”就是说是作蟒的形状，加上鱼鳍鱼尾，做成一种鱼类蟒，并不是真的飞鱼。

永乐后曳撒的称呼增多，根据明朝服饰的特点而来，窄袖也变为琵琶袖“飞鱼”。之所以明朝的锦衣卫中有穿着飞鱼服的，也和皇帝的诏令有关，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四中有记载：“今圣旨中，时有制造曳撒数，亦起于元。时贵臣，凡奉内召宴饮，必服此入禁中，以表隆重。今但充卫士带服。亦不知其沿胜于元俗也。”。曳撒被作为卫士带服。因曳撒方便穿着，所以皇帝的内侍也会穿着曳撒这种形制的衣服。

“飞鱼纹”和皇帝的衮服的纹饰类似，但又有所不同，作为皇帝的恩赐，再加上方便的穿着，就在曳撒上加上了飞鱼纹，以彰显皇帝的恩赐。到了正德年间，飞鱼服作为一种隆重的服饰，规定凡是武弁自参将、游击以上，都得穿飞鱼服。隆庆年间,这种服饰也送及六部大臣及出镇视师大帅等,有赏赐而服者。再到后来慢慢的就演变成了官服。锦衣卫也穿着。后来飞鱼服就作为二品赐服，除了锦衣卫和大内太监之外，只有皇帝赏赐才能穿着。但是飞鱼服并不单指曳撒这种飞鱼服。“飞鱼服”是个大名称，凡是装饰有飞鱼纹样的衣服都叫飞鱼服，而纹样包括这样过肩式的、补子式的等等，衣服款式则各种都可以。

飞鱼服一般是锦衣卫、宫中宦臣和外藩之王才可以穿着，多在朝日、夕月、耕耤、视牲所穿。

飞鱼服是封建王朝明代的赐服之一，是仅次于蟒服的一种二品赐服，由云锦中的妆花罗、妆花纱、妆花绢制成。

而且，并不是所有的锦衣卫都有资格穿着这种衣服，只有正三品堂上官才有着这种官服，这是荣宠和身份的象征。

飞鱼只是一种纹理，而且飞鱼服只是一个总称呼，凡是锈有飞鱼纹样的衣服都叫飞鱼服，有着多种衣服款式。

虽然叫飞鱼服，但是这个飞鱼的形状是一种蟒形，“飞鱼类蟒，亦有二角”就是关于飞鱼服的一种记载。

但是到了明朝中后期，对于制服的管控并不严格，飞鱼服越来越像蟒袍，因为牵涉到皇家威严，朝廷严厉控制了多年。

现在来看，飞鱼服也是中国风服装的代表之一，也是人们最喜爱的古代官服之一。

说到这里，关于飞鱼服是什么人穿的就介绍完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文|飞鱼说史

近年来，盗墓题材的文学作品不断被搬上荧屏。

其中最让人津津乐道的便是《盗墓笔记》和《鬼吹灯》，不过对于搬上屏幕的影视来说，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无法找寻到看书的那种惊心动魄。

不知道您是否也有这种感觉。

对于这两部作品，我已经忘了究竟看了多少遍原著，现在如果有时间依然还会重新拿起书来品读，可谓是百看不厌，但是对于改编的影视剧，却没有什么留恋的，究其根本是因为看书觉得故事真，而搬上荧幕就觉得太假。

那么这两部各有千秋的盗墓类型的作品，您更喜欢哪个呢？

看过这两部书的小伙伴，想必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不过我更喜欢《鬼吹灯》，其中所塑造的昆仑山，更是让人有着亲自去看一番的冲动。

不过真正敢去昆仑山的人很少，因为那地方当真是太过神秘和危险了，当然昆仑山之所以会如此，并不是现在人刻意塑造的，而是在远古神话传说中，便已经如此了。

甚至古代人都知道昆仑山的传说，却又根本不清楚究竟它究竟在哪，就连写下“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的李白，也不见得就去过那里。

昆仑山又被称为昆仑虚，是我国的第一神山，又被誉为万山之祖、龙脉之祖，位于亚洲中部，是西部山脉的主干，横贯新疆和西藏，又延伸到了青海境内，全长大约2500公里，而平均海拔在5500-6000米，单单就这个海拔来说，就让不少人望而却步。

近年来，昆仑山等地的战略位置也愈发凸显，常年都有重兵把守，那么山中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我们一起来看。

在古代的神话传说中，昆仑山上有很多不知名的生物，那么这些生物究竟存在过吗？现在是丝毫见不到它们的足迹，但是以前有没有，那就说不好了，我们来看看《山海经》和《淮南子》中是如何记载昆仑山以及昆仑上的生物的。

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山海经·海内西经》

（昆仑山）有九井九门，弱水环绕四周：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淮南子·地形训》

这是对昆仑山的地形地貌的描述，虽然和现在有些差别，但也极为贴切，让人不禁怀疑，留下这些著作的古人，难道真的去过当时被称之为禁地的昆仑山？

这个问题，没人知道答案。

根据这些古籍的记载，昆仑山上还有大稻子，至于多大，大约有四五丈粗，并且上面还长有了很多高大无比的奇树，树上还生活着凤凰和鸾鸟，树下还生活着腹蛇、六首蛟等等生物。

说到这，或许您也看出来了盗墓类型的小说，其中塑造的生物，也是在这些古籍中找寻到的灵感，才能把这些或许并不存在的生物塑造的活灵活现。

昆仑山神秘，自古以来就一直流传着，而它的神秘色彩，也出现在了很多典籍中，当地的人们更是将昆仑山称为禁地，敢去的人，少之又少，甚至在当地人还将昆仑山上的一处谷地称之为“地狱之门”。

这处谷地牧草繁茂，是牛羊的天堂，但是当地的牧人在牛羊没有食物的时候，宁愿让牛羊饿死，也不会进入到那个谷地中让牛羊好好吃一顿，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只要去了那里，就几乎不能活着走出来。

当然，这点并不是夸张，而是有确切地记载的。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青海省拉尔牧场，有一群马实在太饿了，看着深谷中肥美的牧草便不顾一切进去了，在当地，马就是牧民生活的根本，这群马的主人见到马进去了谷地，心中不甘心，就不顾劝阻进入了地狱之门。

几天之后，马群却突然出现了，但是牧民没了踪迹，后来他的尸体出现在了周边的一座小山上，衣服破碎，嘴巴大张，眼中充满了恐惧，手中依然牢牢地握着猎枪，可是却一枪未开，更让人奇怪的是，他身上没有任何伤痕。

这次事情发生之后，人们对于地狱之门的恐惧则又加深了几分，而当时正在那附近工作的地质队，也遭遇了更加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当时正值酷夏，而谷地附近却下起了暴风雪，根据当时地质队的炊事员回忆，当时他只是听到了一声雷响，便两眼发黑失去了意识。

怪事地地有，昆仑山附近特别多，再加上上古神话传说赋予的神秘性，我们印象中的昆仑山其实已经不是一般的山了。

昆仑山既然被誉为龙脉之祖，又有着神秘的传奇色彩，再加上各种文学作品的刻画宣传，这座山被赋予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它本身的神秘，而在科学技术不发达、对大自然只有敬畏之情的古代，这种意义更是强烈。

不过随着近年来，我们对于昆仑山的探索，这地的神秘面纱也逐渐被揭开，究其根本是因为磁场，由科学家对此地的勘探表明，这地区的磁场十分强，并且范围也非常广。

在电磁场效应的作用下，云彩中的电荷会产生放电行为，继而将此地变成了多雷区，再加上地壳依然在不断运动，两大板块还在向里挤压，所以导致了该地异常现象的频发。

昆仑山脉海拔如此之高，为何还会常年重兵把守呢，这是因为此地独特的战略地位，从军事战略的角度来说，昆仑山脉的咽喉昆仑关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唐代黄少卿以此为据点，宋代侬智高反宋也是据守此关，明代”八寨“反明也是在此地固守。

而现在此地的位置依然重要，再加上需要让部队保持在高海拔上依然有战斗力，所以昆仑山脉上常年都有士兵。

由此可见，被誉为万山之祖的昆仑山，常年重兵把守，山中并没有隐藏什么秘密，小说中出现的各种生物和价值连城的文物也是不存在的。

对此，您认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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