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全国古籍普查工作的统计，我国现存成书于1912年以前的古籍约20万种。

清朝乾隆时候官修的《四库全书》，是一部规模宏大的丛书，基本上包括了乾隆以前我国古代的重要著作，所著录的书籍(连同未收入《四库全书》的存目)共10254种。

在《词源》一书中。“文书”有四种意思：其一诗书古籍。《史记•秦始皇本纪》贾谊的《过秦论》中说：“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其二是公文案卷。《汉书•刑法志》中：“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编读。”其三是契约。元曲《还缺名货郎担》中：“情愿与沾各千户为儿，恐后无凭，立文书为照。”其四是文章与书法。宋朝张潞语溪诗中：“两朝功罪乾坤定，二子文书日月光。”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文书指的是什么呢？粗看一下文书学中讨论的“文书”与《词源》中的第二种意思很相近，那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是“文书”？

有人说：文书上一种记录信息，表达意图的文字材料。自古以来，文书这个事物就在人类社会生活中被广泛的运用。人们通过书写和制作文书来记录信息，利用传递文书来相互交流信息，利用公布文书来记录发布信息等。文书是人们办事时使用的一种工具，它可以作为办事的依据，同时，在事情办完之后，文书又可以作为日后查考的一种凭据。也有人说：文书是人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为了凭证，记载、公布和传递的需要；以文字的方式在一定书写材料上表达思想意图的一种书面记录。它包括私人文书和公务文书。私人文书是指个人或家庭、家族在自己的活动中形成和使用的文书，内容属于私人性质；公务文书则是指机关在公务活动中形成和使用的文件材料，他属于公共性质的。

不管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提法，他们都具有相同点。第一，文书是书面记录；第二，文书的目的都是在表达自己或他人的一种意图或思想；第三‘两者都需要文字记载。因而我可以简单地将文书概括为用于表达思想意图的文字记载。简单的了解了“文书”，那么“文书”是如何产生的呢？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产生、发展、壮大、消亡的过程。没有任何事物或其它什么逃得过这个规律。“文书”也不会例外。

自有了“仓颉造字”的传说，自从有了文字以后，文书也逐渐产生。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这时由于农业的快速增长，冶金术的发展和物物交换的扩大，引起了生产力的增长，原始社会内部发生了财产的两极分化，形成了被剥削阶级和剥削者奴隶主阶级。原始社会瓦解了，最早的奴隶制国家便在原始公社制度的废墟上产生了。随着国家的产生和阶级的出现，文书的产生的第一条件已经满足。国家的出现，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便要利用文书发号施令，指挥国事，记录国事，而古代的字都显得复杂且难以书写，规则不一，为了适应统治，相对规范的字也出现了，文书的产生的第二个条件也满足了，于是。文书也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了。斯大林说：“生产的继续发展，阶级的出现，文字的出现，国家的产生，国家需要管理，要进行管理就需要有比较有条理的文书，商业的发展，商业更需要有条理的书信来往……”

这段话概括了文书产生的条件：一个条件是有了文字，另一个条件是出现了阶级，出现了国家。而其中的任何一个条件都是必不可少的。

文书的产生，是世界性的普遍产生，因为几乎早相同的时间内，出现了文字，出现了阶级，出现了国家。

在古代的东方，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出现了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亚述文明。两河以东出现埃及、米提、波斯文明，地中海东岸出现了腓尼基，在印度河、恒河流域出现了印度文明，在黄河流域出现了古代中国，在尼罗河流域出现了埃及文明等等，那么让我们来领略一下古代“文书”方面的差异！

首先，最明显的不同就是古代所书写的文字是不同的，像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使用的是楔形文字，像古代腓尼基人所使用的腓尼基字母，而古代中国所书写的是方块文字其实是一种象形文字。

其次，从文书的材质上看也有很大的区别。古代埃及上所使用的是一种纸草文书。纸草是一种植物，生长在埃及尼罗河河畔的沼泽地带，它是古代埃及的象征，人们利用纸草的茎制成纸草文书，古代的苏美尔人则用粘土制成的一定尺寸和一定厚度的泥板来书写，苏美尔人用的是泥板文书，还有很多的文书则是刻在光滑的石头或是石壁上，像埃及法老刻在金字塔上的经文，像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刻在石柱上的法典，而古代中国的文书则是甲骨文，我们所说的“甲骨”，乃是“卜用甲骨”的简称，主要是用乌龟的腹甲，也有牛的肩胛骨，甚至还有少量的人头骨和兽骨。

再次，中外古代文书所记载的内容也有比较大的区别。中国的甲骨文书上的内容包括祭祀、天时、年成、征伐、王事、旬夕等，大部分是商王朝活动的记录和文告，主要反映商朝后期几个王朝，约是武丁到纣王时的状况，这些文书反映了商朝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组织、风俗等情况。而外国的古代问世所记载的内容有不同之处。像埃及居民所写的纸草文书，大部分都是宗教经文，并把这些经文放入棺材或把经文刻在墓壁上，这些就是所谓的“死人书”。这些“死人书”放映的是埃及人的宗教生活。在印度也是同样，他们把佛教经文《吠陀经》写在白桦树皮和棕榈叶上的。这些是宗教文书，还有的文书内容是法典，如在乌鲁克发现的《苏美尔法典》的片段，在埃什努那发现的《卑拉拉玛法典》，古巴比伦王汉谟拉比所立的《汉谟拉比法典》及以后的亚述王所立的《亚述法典》，以及在赫梯首都哈图沙什发现的《赫梯法典》。

在埃及的纸草文书中甚至还记载了统治阶级个人自传性的文件，如《梅腾自传》、《莱丁自传》。《梅腾自传》记述了他生前积累的财富和他的公职生涯。《莱丁自传》即所谓的《伊浦味儿陈辞》，它记载了公元前1750年发生的一次贫民与奴隶大暴动的情景。

中国的甲骨文书与外国的古代文书在材料、文字、内容上为何有如此大的区别呢？

文字的不同在于创造文字时的思维方式的不同。中国的文字是一种表意性文字，它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象形文字，它的产生和中国人的图像式思维有很大的联系。外国的文字是一种表音性文字，这与他们强大的逻辑性思维有很大的关系。

其二，中国使用甲骨文有八点原因，首先是甲骨都相对光滑，易于书写；但是由于甲骨印度较大也书写有一定的困难，但是中国很早就会使用冶金术，用金属刻于甲骨上，难度就降低了，其次是中国的甲骨文书的产生和形成过是和宗教迷信结合在一起的。商人用龟壳卜问吉凶，商人每从事一项活动都先要向上天请示，即先进行占卜，后把占卜的时间、事件和结果刻在甲骨上，这就形成了占卜文书，很大程度上中国的占卜文书是商人“事鬼”的产物。

而不管是埃及的纸草文书或是苏美尔人的泥板文书则是王权和自然环境结合的产物。两河流域的定期泛滥带给苏美尔人的不仅仅是丰富的水，还有很多肥沃的土地；苏美尔人利用这些粘土制造泥版；纸草曾经广泛的分布与尼罗河河谷及三角地带，且这些纸草可以长到手腕般粗细，高可达3米，而且纸草经过处理后变得若软轻薄，便于写书，并且在前文中说过统治者为了管理和巩固国家不得不使用文书，因而外国的古代文书是王权和自然环境的产物。

其三，中国的甲骨文书，且这些卜辞都是王室的卜辞，占卜的内容都是以王为中心的，实际上是殷商统治阶级活动的真实记录，是当时的一种“官方文书”。这些官方文书当然不可能完全去反映个人的自传生活，不可能去反映一些宗教活动，不可能去反映一些法典，他们只会反映王室的兴衰荣辱。同时，西方的古代文书能反映如此多的内容，很重要的一点是西方是个人为本位的自由思想意识，思想上的束缚相对与东方的中国集体为本位的思想意识更加的开放，更加的自由。同时也跟西方的统治者没有像东方的统治者对国民的思想控制没有那么的严密有一定的关系。

其四，西方的人民都有很强的宗教信仰，如埃及对太阳神阿蒙的 崇拜，印度对佛教、婆罗门教的信仰等等，而中国的人民没有什么宗教信仰，有的更多是对皇权的崇拜。所以在甲骨文书上无法体现中国对宗教方面的热情，不会像埃及那样出现所谓的“死人书”，所以，中国的甲骨文书的内容显得单一。

从文书的起源，到甲骨文书与西方的石刻文书、纸草文书、泥版文书的区别及原因，我们可以知道：“文书”是一项含有深刻历史底蕴，有丰富内容的学问，我们要加深学习以及研究，让“文书”在日常的生活工作中得到更好的发挥、发展。

目前古籍有收藏在国家各类图书馆的，有学者、藏书家收藏的，还有民间收藏的，根本没有办法做精准的统计。但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目前传世的古籍约有八万种，其中只有约10%得到整理，还有90%没有整理。所以我国古籍的保护、抢救、普查、整理工作任重而道远。

“呼保义”的意思就是将自己称作保义。“呼保义”最常见的就是称呼宋江的时候。保义是宋代的时候的一个官职，是一个低下的官职，比八品还要低的官职。呼在过去就是称呼的意思。所以“呼保义”就是比较谦虚的称呼。现在“呼保义”多指宋江。

宋江在江湖上将自己的姿态放的一直都很低，所以他给自己起的外号就是“呼保义”宋江。意思就是，自己的官职很低，地位很低，是平易近人，容易接触的人。是一种十分谦虚的称呼。江湖上的人听到这个称呼以后，也会比较自然的接触他，不会拘谨。接下来我们就了解一下宋江的外号和他的原因吧。

因为宋江的性格是喜欢结交江湖的好友。但宋江身处官场，又有官职在身，江湖上的朋友多半会有一些芥蒂。所以就起了一个比较卑微的外号，就称呼自己为保义郎。所以“呼保义”这个外号传开之后，江湖上的朋友也可以看得出他的确是放低姿态想和大家做朋友。

宋江喜欢结交江湖上的好朋友，那么他就要做一些帮助江湖人士的事情。每当江湖上的朋友发生什么事情以后，他都第一时间出来帮助。所以，宋江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大旱逢甘霖一样及时。久而久之，大家就给宋江起了一个外号叫做“及时雨”。

宋江在家中排行老三，而且身体的皮肤比较黑，又讲义气，又孝顺。所以，根据他的外貌特征，还有他的性格特征，大家就给宋江又起了一个外号叫“孝义黑三郎”。

青简、韦编、青编古代没有纸时,把字写在竹简上,用皮绳把竹简编缀起来,故称书籍为“青简“”韦编”。“韦”就是用来编北竹简的皮绳。“青编”即“青丝编”,以青丝编结,用来记事,因而古代记事书籍常以“青编”代称。芸帙、芸编、芸签有了纸以后,人们为了防止虫对书的咬噬,常在书里放“芸香”,后人便用“芸帙“”芸编“”芸签”等代称书籍。缥缃、缃帙、缃缥、缥帙“缥”是青白色丝织物,“湘”是浅**的丝织物,古人常用这两种丝织物作书籍的封皮、封套,“缥缃”等遂成为古代书籍的代称。坟典、坟籍传说古代早期的典籍有“三坟五典”“九丘八索”。“坟典”是“三坟五典”的简称,“三坟五典”“九丘八索”有时用来泛指古代典籍,而“坟典”“坟籍”则常用作古代典籍的代称。二酉代指丰富的藏书。“二酉”原系湖南境内的大西山、小西山。相传小西山石穴中藏书千卷,乃是秦人留下之物,后则用以代指丰富的藏书。编辑郭军平@明青简、韦编、青编古代没有纸时,把字写在竹简上,用皮绳把竹简编缀起来,故称书籍为"青简""韦编"。"韦"就是用来编北竹简的皮绳。

籍的读音jí，藉的读音jí、jiè。

区别：

一、解释不同

籍

1、籍名：如户籍、名字之意，可意味：我是谁？

2、籍贯：有祖籍、出生地之意，可意味：我从哪里来？

3、籍地：归属、终点，可意味：我要去哪里？

4、籍借：有借助，凭借之意，可意味：我要如何去？

5、狼籍：通“藉”，有狼藉、潦草之意，可意味：难道我要狼藉潦草地度过这一生？

6、书籍：古籍、典籍、书籍，可意味：书籍（学习、教育）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藉

1、垫在下面的东西。

2、衬垫：枕藉。

3、同“借”。

4、抚慰：慰藉。

5、含蓄：蕴藉。

6、假设，假使：“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藉第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

二、出处不同

籍

出处：苏轼《赤壁赋前》：“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白话释义：相互枕藉于船上，不知不觉东方已经露出白色的曙光。

藉

出处：明 冯梦龙 《东周列国志》：苟君侯赦宥，有所藉手，以复于天王，敢不如命。

白话释义：如果您赦免，有什么需要手，为了恢复在天王，我敢不服从命令。

三、字源解说不同

籍

文言版《说文解字》：籍，簿书也。从竹，声。   

白话版《说文解字》：籍，记录重要信息的书簿。字形采用“竹”作边旁。

藉

文言版《说文解字》：藉，祭藉也。一曰艸不编，狼藉。从艸，耤声。 

白话版《说文解字》：藉，祭祀跪拜时用的草垫。一种说法认为，“藉”是草料不加整编，狼藉的样子。字形采用“艸”作边旁，采用“耤”作声旁。

-藉

-籍

所谓类书，就是采摭群书，辑录各门类或某一门类的资料，随类相从而加以编排，以便于寻检、征引的一种工具书。

简介：

中国的类书相当于今日的百科全书，是一种工具书。类书起源于魏文帝时编纂的《皇览》40余部，宋代王应麟《玉海》：“类事之书，始于皇览”。其后历代递相沿袭，现存最早而较完整的类书，是唐代虞世南所编的《北堂书钞》，原为173卷。

概述

“类书”的体裁颇为特殊，《四库全书总目》子部类书类小序提到：“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四库提要只是沿袭《隋书经籍志》的旧惯，将类书归入子部。也就是，“类书”不是经书也非史书，不是子书也非集书。

类别：

书按其内容和编排方式不同，有义系、形系、音系三类。义系类书就是按材料的义类分部编排，如天文、地理、人事类。每系中又分若干小类，如天文分有日、月、星、时等；时又分春、夏、秋、冬等。古代类书大多属此类。

其中以取材范围分，有综合性和专科性两种。音系类书是从古书中摘取二至四字的短语，按末一字的韵编入某韵，主要供编纂字、词典找资料出处所用。如元代的《韵府群玉》、清代的《佩文韵府》。形系类书是字形编类，即将两个字组成的词语按其上一字归入同一字的类中，而举出包含这个词语的诗文篇目，如清代的《骈字类编》。其作用与音形类书略同。

作用：

类书最初是供封建帝王了解治国策略、士子应付科举之用。随着时间的流逝，类书原来的意义越来越淡漠，在保存文献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用现在的眼光来看，类书的作用主要有二：

（1）保存资料——类书在编纂过程中，大多直接采录原始文献。由于兵火水灾等因素，一些图书因此失传。由于类书中保存了有关资料，通过辑录佚文，往往能再现图书内容。

（2）查考资料　类书按类编排，非常方便查考有关资料。综合性类书汇集各专题方面的资料，类似于百科辞典，从中可查找到事物起源、诗文典故、诗词文句、名物制度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