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才是真正的好东西，而四库全书已经是经过和谐的东西了，一个是原版，一个是和谐版，你说哪个好呢？满人是蛮夷，入关以后由于文化缺失而自卑，所以才毁灭中原文化。

王彬主编《清代禁书总述》，收录3236种被满清统治者禁毁的书籍，这些书籍，我们今天多数只能看到书名了，内容完全不得而知。清代乾隆帝编纂四库全书时销毁了对满清不利的书籍总数，据统计为一万三千六百卷。焚书总数，15万册。销毁版片总数170 馀种、8万馀块。

除了焚毁书籍，满清还系统的对明代档案进行了销毁。目前明代档案仅三千余件，主要是天启、崇祯朝兵部档案，也有少量洪武、永乐、宣德、成化、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泰昌朝的官方文书（其中很多已经被满清修改过）。其余估计不少于1000万份明代档案，已经全部被销毁了。

另外，根据一些近代学者，发现的宋代刻本看，很多描绘金元屠杀的史料，在满清《斯库全书》中，全部遭到了删除和篡改。

<天工开物》初刊于1637年（明崇祯十年）。是中国古代一部综合性的科学技术著作，有人也称它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作者是明朝科学家宋应星。外国学者称它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作者在书中强调人类要和自然相协调、人力要与自然力相配合。

《天工开物》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它对中国古代的各项技术进行了系统地总结，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技术体系。收录了农业、手工业、工业――诸如机械、砖瓦、陶瓷、硫磺、烛、纸、兵器、火药、纺织、染色、制盐、采煤、榨油等生产技术。尤其是机械，更是有详细的记述。在国外先后被翻译成多种文字。

书中记述的许多生产技术，一直沿用到近代。 如：此书在世界上第一次记载炼锌方法；“物种发展变异理论”比德国卡弗·沃尔弗的“种源说”早一百多年；“动物杂交培育良种”比法国比尔慈比斯雅的理论早两百多年；挖煤中的瓦斯排空、巷道支扶及化学变化的质量守恒规律等，也都比当时国外的科学先进许多。尤其“骨灰蘸秧根”、“种性随水土而分”等研究成果，更是农业史上的重大突破。

但是，就是这样一部科学著作，也被满清焚毁，而在中国失传。天工开物先后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但是因为在国内由于满清文字狱而长期失传。在1920年代才从日本传回来。

民国初年，有人去查《云南通志》发现里面说冶炼铜矿的地方引用到一本名叫《天工开物》的书，于是他想看到这本书的全貌，于是到北京的各个大图书馆去搜寻这本书，结果一本都没有找到，又去询问各个藏书家，也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本书。

也就是说在经过清朝将近三百年的统治之后，这本书已经彻底从中国消失，连知道这本书的人几乎都没有，后来这个人偶然在一个日本朋友家发现这本书的日文版，于是他到日本的图书馆去查，这一查不要紧，发现这本书居然英国，俄国，德国，日本，法国都有翻译本，而且法国的还有全译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惟独中国没有这本书，是真正意义上的一本都没有，后来他在法国国家图书馆里找到《天工开物》的明朝的最初的原刻本，而这个原刻本是所有版本中印制最精美的。然后按照这个原刻本，天工开物才在中国又广为印行，重见天日。 因为中国的大量古籍中存在强烈的“华夷之辩”意识，满清入关后，为巩固作为异族的统治，消灭汉族主体意识，对中国古籍进行了一次集中整理、检查、修改和销毁，即是通称的对“四库全书”的整理。其中凡被认为对满清不利的，进行修改或毁灭。《天工开物》因被认为存在“反满”思想而被销毁。后来《天工开物》由藏于日本的明朝原版重印刊行中国。——《天工开物》在《古今图书集成》略有摘取，在修订《四库全书》由于发现反清思想被压制国内失传。

所以，请诸君明白，满清入主绝非我华夏之福，乃我族五千年来第一大耻辱！其族类亦为我族之敌也！理当愤而讨伐，何来歌功颂德之声！实乃大大的不智！

全祖望和李绂都是清代的大学者。雍正年间开三礼馆，全、李二人供职翰林院，得以接触《永乐大典》。他们在《永乐大典》中看到许多世上未见之书，惊呼为“宇宙之鸿宝”。两人一商量，觉得应该先把想见而不可得的书籍辑录出来。全祖望写了《抄永乐大典记》，认为最需要辑录的有五类书，就是经、史、志乘、氏族、艺文。从此，两人每天看20卷，把想辑录的书名签出，再由另外四人抄写。就这样每天爬梳，整理出王安石《周官新义》、高氏《春秋义宗》等十多种书籍。可是卷帙浩繁的《永乐大典》两个人怎么能看过一遍呢？长期的辑佚工作让两人感到身心疲惫。第二年全祖望罢官回乡，辑佚工作只好作罢。但全、李二人的辑佚成果却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为以后《四库全书》馆臣系统辑佚《永乐大典》奠定了基础。

清代乾隆皇帝很想比肩中原皇帝，想做一番大事。康熙、雍正朝曾纂修过一部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乾隆皇帝对这种类书的体例很不以为然，他说，类书虽然能够兼收并录，极方策大观，但“因类取裁”的方法使得人们无法看到书籍的全貌，溯其源流，征其来处。他要做前人未做之事，修纂一部大型丛书──《四库全书》，以补类书的缺失。还把藏《四库全书》的阁名用渊、源、津、溯来命名，凸显他的这部书才真正能够“溯其源流”。这时，安徽学政朱筠和四库总裁于敏中都建议乾隆皇帝辑佚《永乐大典》中的大量散佚古籍，得到了乾隆皇帝的重视。在开四库全书馆之初，他连颁两道圣旨，下令辑佚、汇订《永乐大典》中的古书善本。

乾隆三十八年，四库全书馆校勘《永乐大典》，参加辑佚的有当时著名学者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等共39人。其中，周永年在宋、元人诗文集上用力最勤。邵晋涵辑《旧五代史》、《九国志》，戴震辑《算经》，也各有所成。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辑出经、史、子、集四部书共385种、4946卷。著名的有后来被列入二十四史的《旧五代史》、记载南宋初年史实的重要著作《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查考唐人世系的《元和姓纂》、目录学名著《直斋书录解题》和西晋杜预的《春秋释例》等。至于宋元人的诗文集更达到了175种，许多失传的重要典籍都通过这次辑佚恢复了原貌。

但乾隆皇帝与永乐皇帝不同，没有兼收并蓄的胸怀，加之满清定鼎中原刚刚百年，对宋、明人指斥谩骂北方少数民族的言辞十分忌讳。所以在辑佚中坚持儒家正统观念，认为“菁华已尽，糟粕可弃”，凡佛道、戏曲、小说等概不辑录，对于牵涉违碍的言辞也毫不留情面，一概删去。有些科技方面的著作，如邓御夫的《农历》200卷详细程度超过《齐民要术》，还有些军事方面的发明为怕洋人学去，也都丢掉，不加采录。甚至已经辑佚出的散片如《兼金合璧》、《晋史挥尘》等，或签出的典籍《元一统志》等重要的方志类书籍，都弃置不顾，所以，这次系统辑佚古书工作留下了永远不可弥补的遗憾。

据文津阁藏本，所谓的《四库全书》共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但是，凡是被满清统治者认为不符合他们观点的著作，均不能抄入《四库全书》，均被删减掉了，可惜，这类著作共有6793种、93551卷，比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多出将近一倍。因此常常被人诟病为明为修书实为毁书，为了控制民间反对异族统治的言论，而实行毁书达到以愚黔首的目的。

四库馆对《永乐大典》进行系统辑佚后，嘉庆间纂修《全唐文》和《大清一统志》时都曾用过《大典》中的史料。不过贡献最大的是徐松的辑佚工作，他辑佚的《宋会要》500卷、《宋中兴礼书》、《续中兴礼书》、《元河南志》等都是超过100卷的大书。以后文廷式辑录过《元高丽记事》、《宋状元及第图》等，缪荃孙辑录过《明泸州志》、《明永乐顺天府志》，董康辑录过《宪台通记》，不过规模都要小多了。 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是清学部所辖京师图书馆，民国间改称国立北平图书馆，1949年后称北京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诞生之初就担负起国家图书馆职责，保存并收集《永乐大典》等珍贵文献。经过90年的努力采集、国家调拨和各界捐赠，收藏的《永乐大典》原本达到221册，现存《大典》的胶卷也基本收集齐全。国内的《大典》除上海图书馆和四川大学图书馆各有一册外，其他都集中存放在国家图书馆的善本书库中。

京师图书馆筹建之初，经学部提议将翰林院残存的《永乐大典》移交京师图书馆庋藏。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周树人建议和努力下，教育部咨请国务院，将翰林院所存《永乐大典》残本64册送归教育部，其中60册交由京师图书馆储藏，这是国家图书馆入藏的第一批《永乐大典》。京师图书馆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后，对《永乐大典》的收集更是不遗余力。副馆长袁同礼和考订组组长赵万里等人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到1934年，馆藏《大典》已达93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1年，当时与中国友好的苏联把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收藏的11册《大典》赠还中国政府。文化部接受后即拨交北京图书馆收藏，并和北图联合举办了一次展览，宣传《大典》的价值及其惨遭劫掠的遭遇。展览极大地激发了各界群众的爱国热情。一些爱国人士和藏书单位纷纷向国家捐献了自己收藏的《永乐大典》。

1951年8月20日，著名藏书家周叔弢率先将家藏的一册《永乐大典》无偿捐献给国家并致信北图：“珠还合浦，化私为公，此亦中国人民应尽之天责也。”随后赵元方也将家藏的一册《永乐大典》捐赠出来。更令人感动的是在张元济的倡议下，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一致通过将商务印书馆所属东方图书馆所藏21册《永乐大典》赠送北图。此后，北京大学、广东文管会，以及张季芗、金梁、徐伯郊、陈李蔼如等纷纷捐献了自己收藏的共11册《永乐大典》。

值得一提的是，在五、六十年代国家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总理对文物收藏极为关注，特批专款从香港藏书家陈清华手中购回一批珍贵古籍，其中就有4册《永乐大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之初就和当时同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交涉归还《永乐大典》的事宜，得到了苏联政府的支援。1951年，苏联把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收藏的11册《大典》赠还中国政府。文化部接受后即拨交北京图书馆收藏。这在当时是一件大事，因为这些《永乐大典》过去是被当作战利品从大连的满铁图书馆运到苏联去的。如今苏联政府无偿归还这些珍贵文物，对百年来饱受外国侵略和战争蹂躏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件非常振奋的事，也为国家间的平等交往树立了典范。中国和苏联的各大报纸对此事进行了大量报道。

继这次赠还《永乐大典》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藏书机构也纷纷赠还藏书；此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赠还3册，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赠还52册，苏联科学院也通过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移赠1册。这样67册远离故国的《永乐大典》终于回到了祖国怀抱。 《永乐大典》在收集过程中还有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1983年，山东掖县农民孙洪林在偶然看一幅挂历上印的珍贵古籍时，发现过去自己家中有一册与《永乐大典》很相似的书，因为不知道是书名，家中就用它来夹鞋样和剪纸，而且剪掉了书中天头地脚没有字的部分。由于有从祖上因袭的敬惜字纸的传统，有字的地方都保存下来了。孙洪林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掖县文化馆，并要求北京图书馆派人来鉴定。经过专家鉴定，这册书无疑就是《永乐大典》的“门”字韵。孙家将这部幸运的《永乐大典》捐赠给国家。北图在收到此书后即由专业修复人员做了复原。这册流落在外多年的典籍终于与其他《大典》聚合了。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决没有破坏那些有价值的书籍，而是咸阳城有些“术士”，这些人听说秦始皇在寻找关于延长寿命的方法，于是他们就写了一些讽刺秦始皇的书，这可是侮辱皇帝的标准死罪啊！秦始皇能不杀他们吗？能不把那些污蔑他的书籍烧掉吗？之后幸存的一些术士，自然就把秦始皇描写成了迫害文人的暴君。

秦始皇不但没干过损害古籍文献的坏事，反而保护了不少文献书籍。

比如“六国的国史书籍”，秦始皇曾派人精心收藏了起来。

六国被灭后，秦始皇下令搞“文禁”，不许老百姓私自收藏六国的史书，只许官方收藏，并未因六国曾经是敌人就毁掉他们的史书，秦始皇考虑到这是历史记载，对历史要负责，所以说秦始皇还是比较英明的，不是传说中的那种暴君人物。

所以说秦始皇对古籍文献不曾有过损害。

乾隆修《四库全书》，因思想偏见太深，删去了很多珍贵内容，对古籍文献损害巨大。

《四库全书》是乾隆亲自组织人修订的，期间用了10年才完成。

1、因乾隆思想过于封建，他认为只有儒家的内容，值得留存在四库全书中，那些西方的科技内容属于“异端邪说”，可以学习他们的技术，但不能把内容学说记录到四库书籍中。

2、乾隆只允许把少量的农业、医学、天文类科技学说，留存在四库全书中，其它科技学说一概删除不留。

3、乾隆不允许把戏曲、小说类的文艺内容留存在四库全书中。

4、四库全书的部分图文内容，有被删掉或被篡改过。

乾隆的这种封建愚昧思想，可以说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发展进程，难怪清朝末年我们与西方的差距那么大，乾隆对此事贡献不小啊！

从以上的对比可以看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与乾隆的修四库全书，很明显谁才是损害过古籍文献的凶手。

B

汉字也是中华文化一脉相传的重要见证，文字的发明标志着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史书典籍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见证，故ACD观点错误。

为什么古籍之中，宋版书这么珍贵？

因为宋刻本向来最古最有价值，而且宋刻本传世绝少，向来为收藏家珍重。

明清时期，宋刻本已经是一书价值千金，即便是影宋本也让人珍而重之。

比如，朱熹的著作宋刻本，字体疏朗优美，虽然看不见实物，好在现有影印本，也让人可以珍而藏之。

你不能这么笼统的来问的，最好拿出具体的比较物，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个时间性，而且手抄本也不一定都是珍贵的，要看抄的内容和时代。

比如：民国时的抄本，就远不如明刻本。内容普通的抄本，并且这个书的内容已经有很多好的刻本的时候，这种抄本就不算什么。

前几天北京有位先生大量买抄本，因为不明其中讲究太多，有些抄本只是乡塾先生没钱买书时抄的，字体也不怎么样，结果嘛。。。

所以，不能这么简单的问。

印刷的刻本当然比手抄的存在量要多，但名家名刻流传稀少的，一点也不会便宜。

人死后一般都要下葬，这是非常自然也很科学的处理后事方式。不过古人对自己的身后事大多非常重视，这也就出现了达官显赫之人很喜欢用厚葬的方式来处理后事的现象。公元前770年，我国步入了东周春秋时代，而厚葬风气也在这时得以兴起。

当时不少有权势的人会把金银珠宝拿来坟墓里陪葬，这也造成了偷墓的行为产生。从古至今，不少人以偷别人坟墓的宝贝为业。其实不光只有民间的小偷墓贼存在，还有官方的大规模偷墓团队存在，其中最有名的人就数曹操老板与孙殿英了。

194—196年期间，曹操就曾组团挖了“汉摸金校尉”的坟墓，并从中发掘出了大量金银珠宝，这样才解决了军费问题。无独有偶，1928年，民国军阀孙殿英竟以军事演习为借口直接盗了东陵，并把里面的珍贵文物洗劫一空。这2个事件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官方组团”偷墓的案例。

此外，像董卓、党玉琨、汤玉麟等大佬也都是“偷墓专业户”，同时也在“作业”的过程里毁掉了不少的珍贵文物。有些人看到了厚葬容易遭来盗贼光顾的弊端，所以他们也采取了薄葬的方式。据《汉书》上所载，土豪杨王孙在临死前就特地嘱咐儿子要采取薄葬的方法来处理后事。

而曹操虽成了魏王也一样让后人薄葬于他。后来曹操墓被发现了，其中果然十分朴素。即使到了今天，依然有不少人选择铤而走险：偷取古墓里的宝物。山东曲阜是孔子的家乡，同时也是古墓文物的盛产之地，结果也成了不法之徒的目标。

2007年起，山东曲阜就突然出现了一伙偷墓贼，他们通过研究一本《曲阜县志》估计，竟真的找到了1座汉古墓。这群人先后2次对汉鲁珠王墓进行**，并从中拉出了很多的金银、玉器，但卖给文物贩子只得了400万块赃款。

他们被警察抓获后，专家气得大发雷霆：这些家伙把珍贵文物卖出了白菜价，真有眼无珠。据了解，这些人的头头叫李老大。他就靠着反复阅读《曲阜县志》就从中推测出了汉鲁珠王墓的具体位置，这也算是个“人才”了，可惜他没用于正道。

而那些卖给文物贩子的古董大部分都被其转给了他人，还有的已到了外国人的手里。文物是古人留下来的宝贵遗产，同时也见证了古文明的辉煌。按道理说，这些文物本应留在博物馆来展示，这样才能彰显出中华文化的灿烂，同时也才能使它们得以保存。因此，我们要好好保护国家文物，绝不能让其流落他人之手。

2007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7]6号）的颁布，拉开了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序幕。2007年2月28日，文化部在京召开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会议，全面启动古籍保护工作，国务委员陈至立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8月3日，文化部在京召开全国古籍保护试点工作会议，选定57家（后增至59家）古籍收藏单位，开展为期一年的古籍保护试点工作，印发了《古籍普查方案》等文件，宣布成立了由66人组成的专家委员会。

自9月底开始，文化部组织开展了名录的申报工作。申报工作受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各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全国文化、文博、教育、民族、宗教等系统的200余家单位及个人参加申报，截止12月中旬，申报数量总计超过5000部，古籍类型除大量的汉文古籍外，还有丰富的民族文字古籍、金石碑拓、敦煌文献、舆图、竹木简等。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的入选标准十分严格。名录的主要收录范围是1912年以前书写或印刷的，以中国古典装帧形式存在，具有重要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的珍贵古籍。少数民族文字古籍视具体情况适当放宽。国家珍贵古籍的评选标准，原则上与《古籍定级标准》（WH/T20-2006）所规定的一、二级古籍的评定标准相同，即国家珍贵古籍原则上从一、二级古籍内选定。属以下两种情况的古籍暂不入选：一是专家审定时对版本存疑的，暂不入选；二是申报的版本残缺超过50%以上，其他收藏单位有同一版本全本的，暂不入选。11月初，文化部成立评审委员会，聘请简帛、碑帖、敦煌文献、佛经、汉文古籍、民族语文古籍、古籍保护等各学科专家，开始进行名录的初审工作。经评审委员会反复研究、审议，于12月中旬初步确定了名录的推荐名单。2008年1月7日，文化部办公厅向全国古籍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及各省（区、市）文化厅局发函，就名录推荐名单征求意见。根据各方的反馈意见，评审委员会研究后对推荐名单作了相应调整，于1月23日至29日在《中国文化报》及中国古籍保护网上向全社会进行了为期7天的公示。根据公示意见，经评审委员会再次研究，将名录推荐名单调整确定为2392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于2008年3月1日批准颁布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2392种及“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51家。这2392种《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有汉文古籍2282部，包括简帛117种、敦煌文书72件、古籍2020部、碑帖73部；少数民族文字古籍110部，包括焉耆—龟兹文、于阗文、藏文、回鹘文、西夏文、白文、蒙古文、察合台文、彝文、满文、东巴文、傣文、水文、古壮字等14种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