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经，是儒家的十三部经典著作，涵盖了儒家学说的基本内容，现存北京孔庙的十三经碑林有189块，包含着《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等经文，是当时朝廷提供的科举考试的标准文本，乾隆石径碑文书法遒劲，是清代书法家蒋衡历时十二年才完成的作品。在中国历史上，将儒家经典刻在石碑上是一种传统，最早从汉朝开始，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汉石经的经文是历代朝廷选士的必读文本，勒石刻经树碑垂范拥有不可比拟的尊崇的政治地位。匹夫而为万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从孔子到儒学再到经学，这一切均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命运，而提起经学就必须从两汉说起。

今位于山东曲阜的孔子墓地，公元前195年冬季的一天，这里将迎接一位非常特别的客人，客人的名字叫刘邦。此时，刘邦已成为汉朝的开国皇帝，执掌着汉王朝的最高权力，这令孔墓的看守者非常担心。早在刘邦还未成为皇帝时，他就十分鄙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他认为儒家是陈腐的，骂儒生是腐儒，甚至把儒生的帽子摘下来当尿管使用，以此折辱儒生。这一次刘邦会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孔子呢？

在山东曲阜文物局档案馆，珍藏着出自明朝成化弘治（公元1465-1505）年间彩绘绢本《孔子圣迹图》36幅，这些彩绘绢本展现了孔子的生平事迹。一幅描绘刘邦祭孔场面的彩绘还原着历史的真实图景。从《汉高祀鲁》图中可以看出，汉高祖刘邦到达孔墓时，以最隆重的方式祭奠孔子，献上太牢的厚礼，这是史料记载中最高统治者第一次公开祭拜孔子。

刘邦对儒家态度的改变与儒生叔孙通有很大的关系，像其他儒生一样，当叔孙通在激烈的楚汉战争中带领一百多名弟子投奔刘邦时，刘邦正重视那些斩将搴旗的群盗壮士，对叔孙通没有多少好感。此后的三年时间，叔孙通谨小慎微地对待刘邦，没有向刘邦推荐一位儒生，相反他向刘邦推荐了不少擅长冲锋陷阵的赳赳武夫，这令跟随他的儒生很不解。殊不知，叔孙通正苦苦地等待着机会。刘邦以一介布衣起家，当皇帝以后他身边的将相也多不懂礼仪，在朝堂饮酒争功，刘邦为此心烦意乱，却又无可奈何。这却是叔孙通的最好机会，他清楚的告诉刘邦，别看儒者无法在战争中攻掠地打天下，却能为天下的长治久安尽力。刘邦还远未认识到儒家的作用，不过叔孙通要制定朝拜礼仪来规范大臣的言行，在刘邦看来却无异于雪中送炭，他当即批准了叔孙通的计划。礼成那天，场面宏大秩序井然，刘邦第一次深刻地感受到身为皇帝的尊贵，也深刻地感受到礼仪秩序的重要。从此，刘邦不再把儒生和儒学当作一个摆设，而是逐渐意识到儒学在政治生活中的实用价值，儒学由此在汉朝廷占据了一席之地，正式登堂入室。

公元前195年，当刘邦打败最后一个有实力的异姓诸侯王英布，并带着病体祭奠孔子时，他似乎已经隐约感到，只有儒家的思想才是确保汉朝长治久安的最合适的治国思想。然而，当意识到这一点时，他的生命也即将到达终点。祭奠完孔墓后不到半年，刘邦即病逝，而此时的儒学还远未成为最受尊崇的经学，甚至连重要的典籍都不容易找到。先秦时期，儒家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地位并不隆尊。秦统一中国后，以法家思想理论建立国家制度，儒家及其他诸家思想受到排斥，乃至于焚书坑儒烧毁民间的藏书，民间有偶语诗书者即犯杀头的罪名。等项羽军队进入咸阳烧了秦的宫室后，就连博士官所藏的《诗》《书》和百家之言也在大火中灰飞烟灭，汉王朝初建时百废待兴，文化上则是一片荒芜。

多年来，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一直在从事一项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寻找失落在国内外的经书古籍，这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汉初，同样的事情也在进行着，由于受秦朝焚书坑儒等事件的影响，寻找儒家经典也必然面临重重困难。汉朝基本上承袭了秦朝的政体和制度，刘邦在世时整日东征西讨，连秦朝严禁民间藏书的法令也未废除，直到他死后三年多汉惠帝才正式下令废除挟书律，又过了六年汉文帝废除诽谤妖言之罪，开始大幅度地包容各种流派，鼓励学术发展同时大收典籍广开献书之路。除墨家已在秦末衰微，先秦时期活跃在政治、文化舞台的儒家、道家、法家、阴阳家等各种学说在汉初并立，尤其是儒家在经过秦朝的压制后，急欲重振实现救济苍生治理社稷的抱负。然而，天下之大，所能找到的经书少之又少。

《书》即《尚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记载着从尧舜禹到东周约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承载着先秦圣贤们的言行和智慧。在汉代由周公和孔子留下的儒家旧典演化为六经，即《易》《书》《诗》《礼》《乐》《春秋》，可是汉初时《乐》已完全消失，就连《书》都很难找寻。为保存儒家经典，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朝廷下令把经过官方审定的经书，用隶体的书写形式刊刻在四十八块石碑上作为读书人的标准教材，这就是东汉著名的经学家蔡邕书写的熹平石经，每块石碑高一丈、宽四尺，矗立在京师洛阳太学讲堂的东侧，碑成之日盛况空前，前往观看及摹写者填塞街陌，每日车乘达千余之多。然而经过岁月的沧桑和变故，今天看到的熹平石经一部分存放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另一部分则收藏在上海博物馆。

《伏生授经图》是明代画师杜堇的一幅经典作品，伏生是鲁中诸儒中的一员专制《尚书》。在秦始皇下达焚书令时，他不惧危险，将一本《尚书》藏于墙壁当中，这成为汉文帝时中国唯一的一本《尚书》，伏生也成为当时唯一能讲《尚书》的儒者。朝廷马上请他赴京，然而伏生已九十多岁不能到京城，汉文帝于是专门派太长掌故晁错到伏生处受业。晁错学《尚书》后，被汉文帝任命为博士，当时汉朝的博士有七十余人，既有治儒家的博士，也有治道家、法家、阴阳家等学说的博士。各种学说都想要成为汉朝思想的主流，它们之间发生了很多争论。在汉初，儒家虽然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但在常年战乱、土地荒芜、经济凋敝、社会矛盾加剧的国情下，道家的无为思想显然更符合当时的社会条件，因而占有主导地位。

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也许就是在道家无为而治的政策下出现的。从刘邦开始一直到汉景帝，汉朝治国者一直倡导与民休息的理念，在政治政策上实行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行，给予诸侯国很大的自治权；经济方面，鼓励农耕轻徭薄赋；社会政策方面，坚持抑制豪强以德化民；对外政策方面，厉行和亲弭兵，在楚汉战争的六十多年时间里，整个社会得到了修养声息，逐步达到了国富民强。据史书记载，到汉景帝后期，国家的粮仓丰满，新谷子压着陈谷子一直堆到了仓外，府库里的大量铜钱多年不用以致于穿钱的绳子烂了散钱多得无法计算，有了这样丰厚的成果，道家思想在国家中的地位也就更加突出了。

而文景盛世中正隐藏着深刻的社会矛盾，尤其是世风的败坏令有识之士十分担忧。贾谊在《治安策》中这样写道，‘秦要统一天下，实行商鞅变法，弃绝礼仪仁爱。秦的功业虽成，但是倡导功利。现在虽然是汉朝，但秦朝遗留的风俗并未改变，世人追求奢侈竞相攀比。朝廷对此没有定制，致使人们抛弃礼义，没有廉耻，且一天比一天严重，人们做事唯利是图。’针对这种现象，贾谊希望汉文帝能重视礼义教化。但汉文帝只部分地采纳了他的意见，整体上仍实行道家无为的施政方针。才华横溢的贾谊受到丞相周勃、太尉灌婴等权臣的极力抵制，很快就被排挤到地方英年早逝。

道家思想也收到各诸侯王的推崇，淮南王刘安就是其中一位，他组织撰写的《淮南子》囊括了很多学派的思想，但以道家思想为主。他希望汉朝廷一直采取无为而治的政策，这样诸侯国会有更大的自由。这种政治格局不仅使政府大量的纳税人口被剥夺，国家财政被严重侵蚀，而且使诸侯王国逐渐强大独立倾向明显，也使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时刻面临着被分裂的威胁。汉景帝时曾到伏生处学习《尚书》的晁错已成为御史大夫，他强烈地意识到诸侯国对中央政权的威胁，明确提出了削藩建议，并得到汉景帝的支持。不料由此引发了吴楚七国之乱，七国之乱虽然被迅速平定，但汉王朝与诸侯国之间的矛盾仍然尖锐。儒家主张的积极有为大一统的思想，也与道家无为而治守旧因循的保守思想产生了激烈的交锋。

今山东桓台县田庄镇辕固村，是汉代儒者辕固生的家乡，后人为纪念他修复五贤祠，立了塑像。汉景帝时，辕固生因为传习《诗经》被任命为博士，他的儒家思想与当时道家的保守思想格格不入。最典型的事例，是他与道家的黄生在景帝面前进行辩论，他们均以商汤和周武王为例，来阐释自己的政治主张，这场争论的主题表面上是前代的历史往事，而实际上他们的态度直指当时的现实政治。

到汉武帝时，在无为而治统治思想指导下的帝国政治已经出现了若干危机，积累的社会矛盾已成爆发趋势，这使得汉王朝不得不对以往的治国理政观念进行反思，也不得不采取相应的积极措施应对危机。在统治思想上，逐渐摆脱黄老学说转向积极有为的儒家学说成为汉代统治者一个必然的选择。公元前140年，汉武帝采纳丞相卫绾的奏议，凡是学习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学说的人不得被推选做官，这意味着法家、纵横家的思想被摒弃。公元前136年，汉武帝下令置《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儒家的各门经学在官府中更加完备。一年后，窦太后去世，汉武帝得以大张旗鼓地重用儒生。不过面对社会上已经存在的种种弊端和思想上的混乱，单靠礼仪和零碎的思想已无法解决问题。汉武帝急需一套完整系统的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他需要将此与自己的施政紧密联系，一次来制定全盘的国家政策，而普天之下谁有本事提供这样的系统理念呢？

今河北景县的大董故庄村，有一个千年的传统，每逢小孩到了上学的年龄都会来到寸头的董子祠堂祭拜，老百姓以这种方式祈福儿孙能像他们的先辈董子一样饱读诗书为社会做出贡献。董子即西汉大儒董仲舒，董子故里究竟在哪里从古至今都有不少争议，但千百年来人们对董子的尊崇却没有改变过。董仲舒曾发奋闭门读书，他的书房紧靠着姹紫嫣红的花园，但因为刻苦研究，竟有三年不窥园的佳话。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董仲舒是汉代经学的奠基人，儒学转变为经学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成为两千多年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导思想，也成为今天的各大研究机构和学者探讨儒家思想的内容和方向。

公元前134年，可以完全做主的汉武帝迫不及待地下诏征求大道之要治论之极，董仲舒马上回应，以贤良对策。汉武帝连问三策，咨询巩固统治的根本道理，治理国家的政术和天人感应的问题。董仲舒则连答三章，直指当时社会的核心问题并提出根本的解决方案，这是一次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三策三答，史称《天人三策》或《举贤良对策》，它将彻底改变儒学的命运。

在《天人三策》中，董仲舒提出的影响最重要的建议是，‘诸不再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六艺是读书人必备的六种才能，他强调要用孔子儒学统一天下的思想。汉武帝听取后将不治儒学《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优礼延揽数百位儒生，这便是对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影响至深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还第一次提出了立太学以教于国的主张，就是要通过国家办学的方式培养接受儒家经学教育的人才，使经学所倡导的政治理论更好的得以实践。太学是中国古代的大学，太学之名始于西周，但真正作为官立学校蓬勃发展起来却是始于汉武帝。也正是由此开始，适应不同年龄的学堂也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发展起来。诵读儒家经典的朗朗读书声从各个学堂里传出，从古至今两千年来不绝于耳。汉朝将《易》《诗》《书》《礼》《春秋》五经确定为官学，传习《五经》的学说成为最正统的经学，成为汉代政治统治理论。到西汉末年研究五经的学者逐渐增至十四家，所以也称五经十四博士。

有一位与董仲舒同时代的儒生公孙弘，同样得到了汉武帝的重用。公孙弘虽然是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却被破格提拔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被任命为丞相的经师。公孙弘的才干以实用著称，他的政治思想具有明显的儒法合流的倾向，认为法不远义和不远礼。它将董仲舒的建议付诸实施，向汉武帝建议建立学校制度，以儒家经典为太学教育的统一教材，开设经艺考试，为各级部门提供官吏人才，这就把经学与利禄之学联系起来，为经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汉代，经学的传承十分讲究，门派严格传承有序。西汉初年，传习五经的硕儒有传习《诗》的沈培公、辕固生、韩婴；传习《书》的伏生；传习《礼》的高堂生；传习《易》的田何；传习《春秋》的胡毋生、董仲舒、申培公等。董仲舒则是传习《春秋》公羊学大师，无疑他是最有影响力的经学大师，讲授儒家经书《公羊春秋》。汉代的经师大都一生专攻一经，即所谓皓首穷经。这种执着的精神、朴拙的态度也是后代把汉学称作朴学的原因。在西汉经师大多是以平民入仕做官，到了东汉平民入仕的经师经过数代以后已成为世家豪族，经学被这些累世把持一种经典的大家族垄断。这些家族不单在政治上把持权力在经济上成为豪门，而且还拥有统治思想和社会道德的话语权。儒学创始人的孔子拥有了圣人和素王的地位，被描述为在天庭的神人，祭孔也成为重要活动。经学也成为谶纬化的儒学，谶与纬作为神学预言，在实质上没有多大区别。汉代经学地位提高就产生了傍依，比附经义的纬书，用谶纬解经也就开启了经学神秘化和庸俗化的大门。

不过两汉经学的最重要的特点是通经致用，他们广泛融合汲取各家所长，以此丰富经学，并致力于王朝的治理。特别是武帝罢黜百家以后，经学家们通经致用的特长得到了更淋漓尽致的发扬，经学家用阴阳五行理论改造先秦儒学，创造出阴阳灾异论，借以限制皇权规范帝王行为，他们认为皇帝的行为符合天道，天会出现祥瑞予以褒扬，如不符合天道，天就会讲下灾异做出警示。武帝晚年灾异频繁出现，武帝下的一道答复，轮台屯田事宜的诏书，其中有很多自我反省的内容，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保存完整的皇帝的检讨书，罪己诏。

天子作为皇帝的专称，就是这时经学家的一个创造，春秋大一统理论实际上也是汉代经学家们的一个创建，是经师们从儒家经典《春秋》中推演出的概念，大的意思是重视、尊重，一统的意思是指天下诸侯皆统系于天子。正如《汉书王吉传》所说‘《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这种以道统为核心的政治伦理强化了中央集权的权威，对两千多年来中国及东亚社会的影响既巨且深。

在董仲舒提出以仁德礼义为主刑罚为辅的治国方针以后，汉代经学家创造出了另一个重要理论三纲五常。所谓三钢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虽然三纲五常常联用，来自于宋代的朱熹，但是对这些观念的论述，汉儒已十分明晰。三纲五常是以规范秩序为核心的社会伦理，两千多年来一直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化心理。

绵延两千多年，三纲五常内化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规范。温文尔雅、谦恭礼让的儒者成为了践行三纲五常的典范，这不仅体现在他们的道德行为上，也体现在人们的生活取向衣食住行中。很显然儒者是勤俭的，最能代表他们身份的儒士服几乎没有用绫罗绸缎制成的，麻棉更能彰显他们的谦和敦厚和对名利的淡泊，儒者风范一直是我国古代文人学者最为推崇的一种人格倾向。

经学虽然在武帝以后得到了蓬勃发展，但也并非一帆风顺。汉代的经学又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今文经一般指用汉代隶书写就，被列为官学系统的儒家经书，然而从西汉末期开始今文经学收到了古文经学的挑战，古文经是指未得立于中央官学的或藏于皇家密室或流传于民间的儒家经书，并以尊崇周公来压制今文经对孔子崇拜。这在某种程度上，古文经的兴起制止了今文经学把经学神圣化的趋势。到东汉后期，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呈并列状态，与此同时有识之士开始不再纠缠于争论，而是兼治今、古文经学，在融合中寻求发展。在东汉后期，一位经学大师出现了，他就是郑玄，他力求融合今文经与古文经遍注儒家经典，经学也就进入了一个小统一时代。显然，尽管经学脱胎于儒学，但其文化渊源的多重性似乎暗合了《易经系辞》‘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所讲的道理。经学从道家学说中，化用了道的概念，道被社会化和实用化，使无为变成无不为，与民休息变成了积极进取。经学借用了法家的国家学说，弥补了自身对君主权威与国家制度认知的缺失。经学从墨家汲取的天德、天意、小康与大同等理论用来为皇权的合理性进行辩护，用来作为对理想社会的设定。到了现在经学的某些理论还有其读到的影响。

汉代大史学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他曾经批评儒家博而寡要，也许司马谈错了，他指出的儒家的缺点恰恰是其优点。儒家的博可以让他像海绵一样广泛吸取各家之长，寡要即缺乏重点，这样，儒家便不会故步自封抱残守缺，而能与时俱进发扬光大。也正因为此，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社会经学的影响是其他学说无法比拟的。取得独尊地位的经学虽然有过神圣化庸俗化的倾向，虽然也有诛心一样的道德强制，但是它强烈的现实关怀经世致用的特征、自我批判的精神彰显了其学术流派的本质，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正面的作用。今天我们在孔庙里祭拜孔子，我们的感觉与我们在其他宗教场所并不相同，孔庙大殿中那尊经学家们雕塑的泥像很亲切、很熟悉，如同家人如同在与他进行一场文化的对话。无论如何，这位先师与其他圣哲先师一样仍在滋润着我们的文化，启迪着我们的智慧，规范着我们的行为。

宋代谚语云：文选烂，秀才半。《昭明文选》是中国第一部诗文总集。昭明太子以其卓越的鉴赏眼光和严谨科学的态度，从梁以前的诗、辞、文、赋等三十几种文体中，选取最优秀的作品集成此书。从此，它成为古代文人学习文学的必读教材。唐宋以来的文学家，无一例外地从《昭明文选》中吸取了艺术营养。

诗圣杜甫在儿子宗武过生日时，写下了一首诗《宗武生日》，诗中谆谆教导儿子要熟精《文选》理；宋朝时又流传着《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这部被古代知识分子倍加推崇、视为必修课本的典籍，就是《昭明文选》。《昭明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它是由南北朝时期梁朝的昭明太子萧统编汇的。

萧统（501—531〕，字德施，祖籍南兰陵（今江苏武进县），公元501年生于襄阳。他是南朝梁武帝萧衍的长子，两岁时册封为太子。《南史》卷53中记载，太子生而聪明，三岁爱《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悉通讽诵。八岁时于寿安殿讲《孝经》，尽通大义。

萧统深通礼仪，性情纯孝仁厚。他十六岁时，母亲病重，他就从东宫搬到永福省他母亲的住处，朝夕侍疾，衣不解带。母亲去世后，他悲恸欲绝，饮食俱废。他父亲几次下旨劝逼，才勉强进食，但仍不肯吃水果、肉食。他本来身材健壮，等守丧出服后已变得羸不堪，官民们看了，无不感动落泪。萧统极富于同情心。他12岁时，去观看审判犯人，他仔细研究案卷之后，说：这人的过情有可原，我来判决可以吗？

刑官答应了，于是他就作了从轻的判决。事后，刑官向梁武帝萧衍汇报了情况，萧衍听了连连点头微笑，对儿子的宽厚表示嘉许。以至于以后大臣们想从宽处理某人时就故意拉上萧统，让他来判决。梁普通年间，由于战争爆发，京城粮价大涨。萧统就命令东宫的人员减衣缩食，每逢雨雪天寒，就派人把省下来的衣食拿去救济难民。他在主管军服事务时，每年都要多做三千件衣服，冬天分发给贫民。正因为萧统太子具有这些高尚的品质，才得了当世和后世人普遍爱戴和尊敬。

萧统酷爱读书，记忆力极强。他的东宫里藏书近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他读书时，数行并下，过目皆忆。因而他虽年龄不大，却博览群书，；学贯古今。他更喜欢引纳才学之士，赏爰4倦。所以他身边团结了一大批有学识的知识分子，经常在一起恒自讨论‘坟’、‘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学习之余，他就从事文章著述。他治学严谨刻苦，无论冬夏，笔耕不辍。

萧统有很高的文学才华和鉴赏能力，他的著作有《文集》20卷，典诰类的《正序》10卷，五言诗《英华集》20卷，编选历代诗文而成的总集《文选》30卷。

可惜这位英华绝代的太子，在公元531年3月游园时，乘船去采摘芙蓉花，不幸掉人湖中，摔伤了胯骨，又耽误了治疗，病情恶化而死去，终年31岁。他死后的谥号为昭明，故此世人称之为昭明太子，他所编选的文选就称做《昭明文选》。

《昭明文选》的产生有它肥沃的社会土壤。首先是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的要求。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动荡，儒家传统观念受到强烈的冲击，再加上佛学的传入，道家思想又蓬勃兴起，社会思想空前解放，文人们冲破了汉儒那种原道、征圣、宗经的文学观的束缚，以极高的热情去抒写情性，反映社会，歌咏自然。从建安文学起，开创了文学空前繁荣的局面，但是，在家家有制、人人有集的情况下，这些作品难免良莠不齐，大量杂芜糟粕之作流传社会，给后人学习借鉴造成了不良影响。这就需要有识之士去对这些作品进行一番甄别筛选工作，以便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可以说《昭明文选》正是应这种社会要求而产生的。其次是《昭明文选》的编选工作也得到一定的文艺理论的指导。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术气氛非常活跃，各种学说纷纷建立，从建安文学开始，文人们对文学的本质和功能进行了再认识。曹丕的《典论，论文》第一次把文学作品与学术论著分划开来，并把它们的价值等同并提，使文学作品摆脱了经学附庸的从属地位。曹丕还提出了文章本同而末异的学术思想，开始了对文体特征的深入研究。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涌现出刘勰、钟嵘、陆机等一大批卓有建树的文艺理论大师，他们对前人的创作进行了系统地归纳、评述，并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哲学思辩和理论阐释，总结了文学的各种规律，把古代文艺理论推向了 。这时的文论家们对文体的认识更加明确，他们从文与质的关系角度进行分析，把文章分成文与笔两大类。虽然他们各人的分法有所出入，但大体上都把诗、赋、骚、散文等叙事抒情类文章称为文，大致上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学作品；把思想哲学著作、史实记载等称为笔，大致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学术论著和应用文章。

《昭明文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它的出现，体现了人们已经高度地关注文学作品，是那个时期文学创作和文艺批评高度发达的必然产物。它既是对以往的文学作品自觉的筛选，对文学精品进行自觉地保护和宣传的活动，同时选文工作本身也是一种文学批评。它通过对前人文学作品的选拣取舍，体现出了选家对作家创作成就的评价，也体现了选家自已的文学观点和思想倾向，是一个时期的文学创作风貌和欣赏风尚的总结；对保存古籍文化和向读者推荐前人的优秀作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文学创作发展到一定阶段，进行这样的评选和整理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

《昭明文选》原书共30卷，体系庞大，选文丰富。其中选取的作品，从所选作品的创作时代上说，上起先秦，下迄梁普通七年（公元526年）以前；所选作家，包括屈原、贾谊、司马迁、班固、杨雄、司马相如、左思、张衡、曹操、曹植、刘桢、王粲、陆机、谢灵运、江淹、潘岳、陶潜、以至任、沈约等共计129位著名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另外还有很多佚名作家的作品；从文章分体上说，选取了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策文、表、上书、启、弹事、找、奏记、书、移、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铭、谏、哀、碑、墓志、行状、吊文、祭文，共计38类文体。全书共收人文章480篇，诗歌700多首。从现代观点来看，这些诗文大致包括了诗歌、辞赋和杂文三大类作品。

从《昭明文选》所选作品来看，萧统已注意了文与质的区别和联系，他把经书、子书和文学作品区别开来，大胆地将非文学排除在选文之外；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了文学作品由质趋文的道理，对文章各体的变迁，也能条其源流，因而他的选文标准强调文质并重，即作品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都要达到完美。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他不可避免地受了南北朝时期讲求艺术形式美的风尚的影响，偏爱辞采文华，所以《昭明文选》入选的文章大多追求辞藻，选录标准也有些狭隘，很多好诗因文质朴而没有入选。

在《文选》序中，萧统表明了他的选录标准，总原则是要求人选的作品必须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对他的具体选文标准，我们可以概括为六点。（一八经书不选，（二八诸子不选，（三〕、繁博的记言文不选，（四八记事的传记不选，（五）、文集增多了，取舍必须从严，（六）、史书里可选的只有赞、论、叙、述。另外还有一个指导性原则是详近略远。

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是萧统对文学作品的总要求，包括文章结构、思想内容与语言形式关系两方面内容。他认为沉思精心结构）是事指写作活动和写成的文章）的必须的条件和必然结果；义文章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必须依赖翰藻如实准确、富于文采的生动语言）体现出来。

基于这种原则，《昭明文选》中，经子史赞论等除外）不选，主要是因为它们翰藻不足，另外也因为经书是神圣的著作，不敢筛选，子是诸子百家论述哲学思想的文章，并不以文为目的，而史又是以纪事为务，目的是褒贬事非，纪别异同，和文学作品不是一回事，而史书中的赞论序述是综辑辞采，错比文化的，所以能够入选。另一类当时盛行的内容空虚的艳体诗与咏物诗不选，则是因其沉思不足。萧统订立的详近略远的选文原则，在《文选》中也体现得非常突出。在《文选》中所有1100多篇作品中，晋以后的作品占了大多数，仅陆机的作品就有113篇，谢灵运的41篇，江淹的33篇。这不单单是反映了萧统认为文学不断发展提高的观点，也体现出了他对文、词藻和结构形式美的酷爰。

《昭明文选》的产生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巨大的意义。他对文类和笔类文章的区别和选录，从感性的角度配合了刘勰、钟嵘等人的文艺理论，帮助人们对文学本质有了更明确、更深刻的认识；他的选文文质相称，提倡文学思想性与形式美并重，对后世人的创作有指导意义，促进了文学创作；选取的作品也较为精当，有了完整的选本作为文学的具体标本，为后人学习文学提供了便利。同时，也为后人研究这七八百年的文学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但是，《昭明文选》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于它的评选标准还不够科学，把经、子、史中的许多具有文艺性的作品排除在外，两汉、南北朝时期的很多优秀的乐府诗和优秀的文人作品也因质朴没有入选，而铺张扬厉的汉赋和南北朝时期讲求辞藻的闲适诗文则选得过多。而且分类过细，不免繁琐。再说，萧统对文章的认识，与现代人对文学作品的看法也有些距离，他所指的义的含义比较宽泛，与现在的意义有所不同，而形式的含义则比较狭窄，主要指辞藻、对偶和声律等等，所以我们阅读时应予以鉴别。

《昭明文选》一问世，就受到了古代文人的高度注视，到唐代就有了选学，人们纷纷把它当做课本来教育后人。唐朝李善说《文选》成书后，后世英髦，咸资准的可见它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后世人的文学选本也无不受到它的启发。^从隋代曹宪开始，有许多人对《昭明文选》进行研究，为它做注，并形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一一文选学。最著名的注本是唐代崇文馆学士李善的《文选注》，共60卷。

李善注本的特点是旁征博引，所引书籍达23类，1689种，注释全面，讲求无一字无来历。但也存在引典而不释义的现象，不免有些繁琐。唐开元年间，工部侍郎吕延祚召集吕延济、刘良、张统、吕向、李翰五人为《文选》重新作注，号称五臣注，与李善注本并行于世。但一些学者对五臣注颇有^词，认为它很荒陋。不过五臣注在疏通文意方面确有可取之处，可对善本进行补充。到南宋时，人们又把五臣注和善注合刻成一书，题名为六臣注，以便参证。

到了清代，安徽进士、学者朱琦著的《文选集释》24卷，博采众说，取舍严格，训诘详尽准确，而且富有创见，是研究《昭明文选》的一部好参考书。清代的关于《昭明文选》的论注著作，还有胡克家的《文选考异》、梁章钜的《文选旁证》、胡文琪的《文选笺证》、汪师韩的《文选理学权舆》等等。近代又有丁福保的《文选类诂》、骆鸿凯的《文选学》等，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现存的《昭明文选》，有南宋淳熙八年的尤袤刊本，明汲阁刊本，清嘉庆年间的胡克家重刻尤本并附有《考异》10卷。以后的刻本大多数以胡克家刻本为依据。现发行的有中华书局的影印本等。

先秦两汉，三国魏晋南北朝有哪些著名文人最好是有很豁

先秦：诸子百家

两汉：司马相如，扬雄

三国魏晋南北朝：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鲍照 庾信 江淹

个人比较喜欢 阮瑀刘伶

先秦指秦朝以前，是指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战国时期这个阶段。狭义的先秦史研究的范围，包含了我国从进入文明时代直到秦王朝建立这段时间，主要指夏、商、西周、春秋、战国这几个时期的历史。著名学者黄摩崖先生将先秦比作中华文明的头颅。

秦汉：夏--王位世袭制，周--分封制、宗法制、秦--中央集权制（三公九卿）、郡县制， 汉—中央集权制（置中朝、设刺史、推恩令） 魏晋南北朝:三省体制

[经济] 秦汉: 1耒、耜、石、骨 刀耕火种；2井田制；3青瓷的出现 4耧车（播种工具）5水利鼓风冶铁工具

魏晋南北朝: 1铁农具（铁犁）,牛耕,精耕细作；2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3个体农耕-自耕农经济；4土地私有制发展，井田制瓦解，租佃方式产生;5经济中心南移;6钢铁冶炼的冶炼；7 白瓷的出现；8政策：重农抑商 9翻车（灌溉工具）

[对外]

秦汉:对外交往的初始阶段魏晋南北朝:发展

孔融

曹操

徐干

王粲

刘桢

陈琳

阮瑀

应玚

蔡琰

曹丕

曹植

阮籍

嵇康

应璩

张华

陈寿

潘岳

陆机

左思

刘琨

郭璞

孙绰

许询

陶渊明

颜延之

谢灵运

谢惠连

范晔

刘义庆

鲍照

沈约

江淹

孔稚珪

陶巨集景

任昉

谢朓

丘迟

王融

何逊

阴铿

吴均

徐摛

刘孝绰

王筠

庾肩吾

温子升

刑邵

萧纲

徐陵

王褒

庾信

郦道元

杨炫之

干宝

王嘉

曹植（192～232），三国时魏国诗人，男。沛国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人。字子建。被誉为“建安之杰”。

应玚（～217），东汉末文学家，字德琏，东汉南顿县（今项城）人。建安七子之一。

刘桢（～217），汉魏间文学家，字公干，东平（今属山东）人。建安七子之一。

建安七子，建安年间（196～220）七位文学家的合称。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

阮籍 (210～263），三国魏诗人，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

嵇康（223～262或224～263），字叔夜，谯郡铚县（今安徽宿州）人。“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三国时魏末著名的诗人与音乐家。

潘岳 (247～300），西晋文学家，字安仁。祖籍荥阳中牟（今属河南），与《文赋》作者陆机齐名，史称“潘陆”。

左思 (约250～305），字太冲，临淄（今山东淄博）人，西晋时著名文学家。

陆机（261～303），字士衡，吴郡吴县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西晋文学家，书法家，与其弟陆云合称“二陆”，祖父陆逊为三国名将，曾任东吴丞相，父陆抗曾任东吴大司马，领兵与魏国羊祜对抗。父亲死的时候陆机14岁，与其弟分领父兵，为牙门将。20岁时吴亡。被誉为“太康之英”。

谢安（320～385），字安石，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

陶渊明（365～427），东晋浔阳柴桑人，字元亮，名潜，世称靖节先生，自称五柳先生，著名诗人。我国第一位田园诗人。

谢灵运（385～433），南朝宋诗人，是南北朝时代与陆机齐名的诗人。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出生于会稽始宁（今浙江上虞）。因从小寄养在钱塘杜家，故乳名为客儿，世称谢客。又因他是谢玄之孙，晋时袭封康乐公，故又称谢康乐，被誉为“元嘉之雄”。

刘义庆（403～约444），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南朝宋文学家。宋宗室，除《世说新语》外，还有志怪小说《幽明录》。

鲍照 (约414～466），南朝宋文学家。字明远。与谢灵运、颜延之同时，合称“元嘉三大家”。成就高于二者。

沈约（441～513），字休文，南朝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县西）人，先后在宋、齐、梁三朝官，旧史一般称他是梁朝人。

江淹 (444～505），字文通，南朝著名文学家。

谢朓（464～499），字玄晖。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县）人。南朝齐诗人。高祖据为谢安之兄，与谢灵运同族，亦称小谢。公元495年出任宣城太守，故有谢宣城之称。

刘勰（约465～520），南朝梁人。32岁时开始写《文心雕龙》，历时五年，终于书成我国最早的文学评论钜著。

钟嵘（约468～约518），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许昌）人。曾任参军、记室一类的小官。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以后，仿汉代“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著作先例，写成诗歌评论专著《诗品》。以五言诗为主，全书将两汉至梁作家122人，分为上、中、下三品进行评论，故名为《诗品》。它是在刘勰《文心雕龙》以后出现的一部品评诗歌的文学批评名著。这两部著作相继出现在齐梁时代不是偶然的，因为它们都是在反对齐梁形式主义文风的斗争中的产物。

郦道元（466或472～527），生活于南北朝北魏时期，周游了北方黄淮流域广大地区，足迹遍布今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内蒙、山东、江苏、安徽等省区。每到一地都留心勘察水道形势，溯本穷源，游览名胜古迹，在实地考察中广泛蒐集各种资料，以补文献不足，从而完成了举世无双的地理名著《水经注》。

杨炫之，生卒年不详，北平 (今河北) 人。北朝北魏散文家。著《洛阳伽蓝记》，是与《水经注》、《齐民要术》齐名的北魏三部杰作之一。它以洛阳佛寺四十年的兴废为题，再现了历史时期的一个王朝，一座京城，乃至一种宗教的演变过程。

吴均 (469～520），南朝梁文学家。字叔庠。吴兴故鄣（今浙江安吉县）人。自成一体，称谓“吴均体”，开创一代诗风。好学有俊才，其诗文深受沈约的称赞。

何逊 (～518），南朝梁诗人。字仲言。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受"永明体"的影响，很讲究声律，某些作品比沈约等人更接近成熟的近体诗。

萧统（501～531），南朝梁文学家。字德施。梁武帝萧衍长子。世称昭明太子。萧统对文学颇有研究，招集文人学士，广集古今书籍3万卷，编整合《文选》30卷。《文选》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文学作品选集，选编了先秦至梁以前的各种文体代表作品，对后世有较大影响。"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选文准则，为后世推崇。

徐陵（507～583），南朝梁陈间诗人，骈文家。字孝穆。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入陈后历任尚书左仆射，中书监等职，继续宫体诗创作，诗文皆以轻靡绮艳见称。《玉台新咏》是徐陵在梁中叶时选编的一部诗歌总集，收入东周至南梁诗歌共769篇。

庾信（513～581），字子山，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他自幼随父亲庾肩吾出入于萧纲的宫廷，后来又与徐陵一起任萧纲的东宫学士，成为宫体文学的代表作家；他们的文学风格，也被称为“徐庾体”。侯景叛乱时，庾信逃往江陵，辅佐梁元帝。后奉命出使西魏，在此期间，梁为西魏所灭

孔融 曹操

傅玄、张华

刘桢 陈琳

阮瑀 应玚

蔡琰

《战国策》

《潜夫论》

《九章算术》

《周礼》

《周髀算经》

《竹书纪年》

《楚辞》

《庄子》

《春秋》及其三传

《春秋繁露》

《中论》

《尔雅》

《法言》

《风俗通义》

《汉纪》

《韩非子》

《韩诗外传》

《汉书》

《鹖冠子》

《孝经》

《新序》

《新论》

《新书》

《新语》

《荀子》

《淮南子》

《黄帝内经》

《易经》

《逸周书》

《仪礼》

《管子》

《公孙龙子》

《孔子家语》

《国语》

《老子》

《礼记》

《列子》

《论衡》

《论语》

《吕氏春秋》

《孟子》

《墨子》

《穆天子传》

《白虎通》

《山海经》

《商君书》

《尚书》

《申鉴》

《申子》

《慎子》

《史记》

《诗经》

《释名》

《说文解字》

《说苑》

《孙子兵法》

《大戴礼记》

《太玄经》

《独断》

《东观汉纪》

《吴越春秋》

《盐铁论》

《晏子春秋》

《越绝书》

附录一 篇目索引

附录二 主要西文杂志译名表

附录三 外国人名译名表

附录四 西文文献篇目索引

译者后记

当年秦始皇为了更好的管理统一之后的六国，于是选择了很多的措施，比如说实施郡县制，又或者是这里的焚书坑儒。可是我们知道，虽然经过了焚书坑儒，但是也有一些先秦的典籍成功的流传了下来。而这些先秦典籍能够流传下来的方法也是很多，大多都是当时的书生们将典籍藏了起来。

当时焚书坑儒之后，并没有将天下的典籍都给烧完，秦始皇的目标都只针对民间，还有很多的珍贵典籍都是藏在了秦朝的秦王宫之中。可是后来项羽攻下了咸阳，于是用一把大火将整个咸阳宫给烧掉了，而秦朝内部保存的典籍基本上都因此被烧光的。

当然，也不是全部都被烧了，毕竟一直到现在都还有先秦时期的书籍，它们能够流传下来也是相当的幸运。当时应该叫做伏生的博士，当他知道秦始皇下令焚书坑儒之时他也是非常的焦急，面对秦始皇的挟书令，他选择了私自将书保留下来，保留的方法就是将一些重要的书藏在自家的墙壁之中，但是墙壁藏不了多少书，他也就只能选择一些重要的书，其中就有《尚书》。

后来秦朝灭亡，汉朝建立之后，就将这个挟书令给废除了。而此时这位伏生还活着，只是年纪非常的大了。于是他将墙壁给挖开，将里面的书拿了出来。但是因为时间久远的原因，里面的书损坏还是比较的严重。

而此时汉朝也知道了这件事，于是就让晁错来到伏生这里，让他来整理并且学习一下这些典籍。于是就这样，包括《尚书》在内的许多典籍就被整理了出来。而伏生这种情况在当时也是非常常见的，民间很多文人都选择了用类似的方法来保存那些古代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