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1922年的童话(即后来收入《稻草人》的那组作品)，一向被视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之作，这是很有道理的。虽然，胡适的《尝试集》和陈衡哲的《小雨点》，这两本集子中都包含了近乎一半的儿童文学，其中很多作品面世更早，影响也不小(《尝试集》尤其如此)。为什么它们不是奠基之作呢过去有些史家的解释，是从作品的题材和思想内容立论的，认为叶圣陶的作品更关注现实，有更进步的倾向，等等，这显然不是文学史研究的正路。事实上，我以为，叶圣陶和胡适、陈衡哲的区别，在于他的创作，是自觉的儿童文学，而胡适和陈衡哲还属非自觉的儿童文学。也就是说，他是把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区分开来的，他的这些作品是“专为”儿童所写的——这在自古至今的中国文学的发展上，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中国古代有写到少年儿童生活的文学(如《红楼梦》)，有适合儿童阅读的文学(如《西游记》和杨万里的诗)，但没有专为儿童创作的文学。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中国文学以至整个文化的分工也是不明确的，古籍是以“经史子集”分的，“集部”中就既有文学，也有史学，还会有哲学。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家们编集子，也不注重分类。在胡适和陈衡哲的集子中，既有儿童文学，也有成人文学，这一点也不奇怪，他们觉得这样的写作自由而快乐，自然而然。而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叶圣陶自觉地写出一大批专为儿童阅读的童话作品，且为此倾尽了自己的努力(他曾对郑振铎说：“我之喜欢《稻草人》，较《隔膜》为甚，所以我希望《稻草人》的出版，也较《隔膜》为切。”见郑振铎《(稻草人)序》，这样一种“分工”的意识，也是不同寻常的。正是这种明确的分工，把儿童文学独立出来了，使中国儿童文学像世界儿童文学一样，有了自己独立的疆域和价值体系。

当然，这又并非叶圣陶一人之功，他之成为这一奠基的代表性人物，是因为他有作品，这些童话已成了这一奠基的永远的贡献；而促成这一奠基的，更为关键的人物，也许是郑振铎——可以说，没有郑振铎，没有他主编的《儿童世界》，就不会有叶圣陶这次童话创作的高峰期，也不会有1922年的这次巨变。郑振铎亦非一人之力，在他背后，还有五四时期最重要的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更有着时代精神的强力推动。

查《郑振铎年谱》(陈福康著，三晋出版社2008年版)，在1921年9月22日，他已写定《(儿童世界)宣言》，介绍了自己即将主编的这本周刊的宗旨及内容分类。这本周刊虽不完全是儿童文学的园地，却是一块完全的儿童的园地，除发诗歌童谣、故事、童话、戏剧、寓言、小说外，也发各地的格言(并附解释)、动植物照片、滑稽画、通讯、征文等(格局上有点近乎后来的《儿童时代》)。可见，在“为儿童”这一点上，刊物的“分工”意识是明确的。这本年谱中还记载，在1921年10月，由郑振铎主编的“文学研究会丛书”已开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来的《稻草人》，也是纳入这套丛书的。11月11日，郑振铎还和胡愈之、叶圣陶一起，邀请俄国盲诗人、童话作家爱罗先科到上海静安寺路环球中国学生会演讲。至翌年2月22日，他又与赴北京任教的叶圣陶一起，送爱罗先科离沪北上。这些日子，正是叶圣陶和郑振铎热心于童话创作的时候(叶的第一篇童话写于爱罗先科演讲后的第四天)，和这位异国盲诗人间的交流，恐怕也是创作上的积极因素吧。1922年1月7日，我国第一本儿童专刊《儿童世界》问世，郑振铎在上面发表了《兔的幸福》等多篇童话，以后，他每周都有新作发表，有几期甚至几乎由他一人执笔。他主编这本周刊整整一年。当时和郑振铎一样大量创作童话的还有沈雁冰(茅盾)等，但他们的作品都没有产生如叶圣陶那样久远的影响，因而未能成为那一时代的代表性作家。

叶圣陶回忆自己的童话创作时说：“我的第一本童话集《稻草人》的第一篇是《小白船》，写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我写童话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的。……我写童话，当然是受了西方的影响。五四前后，格林、安徒生、王尔德的童话陆续介绍过来了。我是个小学教员，对这种适宜给儿童阅读的文学形式当然会注意，于是有了自己来试一试的想头。还有个促使我试一试的人，就是郑振铎先生，他主编《儿童世界》，要我供给稿子。《儿童世界》每个星期出一期，他拉稿拉得勤，我也就写得勤了。这股写童话的劲头只持续了半年多，到第二年六月写完了那篇《稻草人》为止。为什么停下来了……会不会因为郑先生不编《儿童世界》了有这个可能，要查史料才能肯定。”(《我和儿童文学》，写于1980年1月)现在如查资料，不难发现，叶圣陶到1922年6月写完《稻草人》止，共创作童话23篇，全部刊于《儿童世界》(后全部收入《稻草人》集)。作为周刊，一年共52期，隔一两期用一篇的话，发到年底也就差不多了，这样的用稿量已是相当密集。果然，这最末一篇《稻草人》发于翌年的五卷第一期上，估计这就是郑先生交接班的那期了。这以后叶圣陶不再接着写，要到好久后才有《古代英雄的石像》等童话新作。看来，郑振铎对于他的童话创作的作用的确突出，《儿童世界》这一“专为”儿童办的杂志对于催生《稻草人》这本“专为”儿童写的作品委实关键；再广而言之，中国儿童文学这一“专为”儿童的文学样式的诞生，在很大的程度上，正是倚重了这本周刊的助力。

统观《稻草人》中的作品，作者确是受了西方童话的不少影响，也尽可能调动了自己本土的生活积累，还进行了多种向度的创作实验。他的第一篇作品《小白船》，可说是典型的“母爱型”的童话。这一类的童话，可以从欧洲各国的早期童话中找到原型。被认为是“最早的儿童文学”的法国贝洛童话《鹅妈妈的故事》中，就几乎都是“母爱型”的作品，其中就包括了我们熟悉的《睡美人》、《小红帽》、《灰姑娘和水晶鞋》、《蓝胡子》等。《格林童话》中也有大量这样的作品。从逻辑上讲，这些故事大多是经不起推敲的，是破绽百出的，然而它们有一种特殊的原始、天真的趣味，孩子们爱读爱看，故事也一直流传到今。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在《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华东师大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中写过这样的话：“这样的童话境界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呢不是出于什么严肃的教育目的，也未必经过多少严密的构想，而只是为了应付孩子没完没了的纠缠和提问，为了满足儿童的好奇心和朦胧的审美欲望，才即兴编织出来的。……这样的故事总是发生在离我们很遥远的环境中；故事很曲折，但不过分强烈和刺激，而收尾时总是以圆满的大团圆作结局；并且，这样的故事中总是渗透着慈爱与母性。”“其实这些故事的真正价值，也就是存在于这种母子(或母女)对话的语境之中……这些童话故事的‘故事’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叙述和接受这些故事的氛围——那种充满童心与母爱的氛围。”《小白船》就具有这样的特色。它写的是，一条美丽的小溪上，泊着一条小白船，走来了一对纯洁而友爱的小孩，开开心心坐到船上；他们张开船帆玩，这时起风了，船被吹得很远，再放下帆来已不知漂到了哪里，小女孩哭了，她怕回不了家，男孩安慰她，他们一起来到一个陌生的岛上；在这里，遇见了一个样子有点凶的大人，他们有点怕他，但又想让他送自己回去，那人提出了三个问题，要回答得好才送他们，他们抢着作了回答

最后一课

郑振铎

这一天的清晨，天色还不曾大亮，我在睡梦里被电话的铃声惊醒。

“听到了炮声和机关枪声没有”在电话里说。

“没有听见。发生了什么事”

“听说日本人占领租界，把英国兵缴了械，黄浦江上的一只英国炮舰被轰沉，一只美国炮舰投降了。”

接连的又来了几个电话，有的是报馆里的朋友打来的。事实渐渐地明白。

英国军舰被轰沉，官兵们凫水上岸，却遇到了岸上的机关枪的扫射，纷纷地死在水里。日本兵依照着预定的计划，开始从虹口和郊外开进租界。

被认为孤岛的最后一块弹丸地，终于也沦陷于敌手。

我匆匆地跑到了康脑脱路的暨大。

校长和许多重要的负责者们都已经到了。立刻举行了一次会议，简短而悲壮的，立刻议决了：“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时，立刻停课，将这大学关闭结束。”

太阳光很红亮地晒着，街上依然的熙来攘往，没有一点异样。

我们依旧摇铃上课。我授课的地方，在楼下临街的一个课室，站在讲台上可以望得见街。

学生们不到的人很少。

“今天的事，”我说道，“你们都已经知道了罢，”学生们都点点头。“我们已经议决，一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立刻便停课，并且立即地将学校关闭结束。”

学生们的脸上都显现着坚毅的神色，坐得挺直的。但没有一句话。

“但是我这一门课还要照常地讲下去，一分一秒钟也不停顿，直到看见了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为止。”

我不荒废一秒钟的工夫，开始照常地讲下去。学生们照常地笔记着，默默无声的。

这一课似乎讲得格外的亲切，格外的清朗，语音里自己觉得有点异样，似带着坚毅的决心，最后的沉着；像殉难者的最后的晚餐，像冲锋前的士兵们上了刺刀，“引满待发”。镇定安详，没有一丝的紧张的神色。该来的事变，一定会来的。一切都已准备好。

谁都明白这“最后一课”的意义。我愿意讲得愈多愈好；学生们愿意笔记得愈多愈好。

讲下去，讲下去，讲下去。恨不得把所有的应该讲授的东西，统统在这一课里讲完了它，学生们也沙沙地不停地在笔记着。心无旁用。笔不停挥。

别的十几个课堂里也都是这样的情形。

对于要“辞别”的，要“离开”的东西，觉得格外的眷恋。黑板显得格外的光亮，粉笔是分外的白而柔软适用，小小的课桌，觉得十分的可爱；学生们靠在课椅的扶手上，抚摩着，也觉得十分的难分难舍。那晨夕与共的椅子，曾经在扶手上面用钢笔、铅笔或铅笔刀，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涂写着，刻划着许多字或句的，如何舍得一旦离别了呢!

街上依然的平滑光鲜，小贩们不时地走过，太阳光很有精神地晒着。

我的表在衣袋里低低地嗒嗒地走着，那声音仿佛听得见。 

没有伤感，没有悲哀，只有坚定的决心，沉着异常地在等待着，等待着最后一刻的到来。

远远的有沉重的车轮碾地的声音可听到。

几分钟后。有几辆满载着日本兵的军用车，经过校门口，由东向西，徐徐地走过，当头一面旭日旗，血红的一个圆圈，在迎风飘荡着。

时间是上午10时30分。

我一眼看见了这些车子走过去，立刻挺立了身体，作着立正的姿势，沉毅地合上了书本，以坚决的口气宣布道：“现在下课!”

学生们一致地立了起来，默默地不说一句话，一个女生似在低低地啜泣着。

没有一个学生有什么要问的，没有迟疑，没有踌躇，没有彷徨，个个人都已决定了应该怎么办，应该向哪一个方面走去。

赤热的心，像钢铁铸成似的坚固，像走着鹅步的仪仗队似的一致。从来没有那天无纷纭的一致的坚决过，从校长到工役。

这样的，光荣的国立暨南大学在上海暂时结束了她的生命，默默地在忙着迁校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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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都知道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却很少有人知道，中国著名爱国作家、学者郑振铎先生的“最后一课”。

那是1941年，大半个中国仍沦陷在日寇的铁蹄下，唯有上海的租界仍在英美的势力范围，犹如“孤岛”。12月8日这一天，“孤岛”也沉沦了。

大清早，暨南大学校长办公室里，空气仿佛凝固了。老校长老泪纵横，正主持着简短的校务会议。最后，他颤声宣布：“课照常进行。只要看到一个日本兵，或是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就立即停课。”

默默无声的人群中，有一个紧锁浓眉面孔清癯的中年男子。他，就是暨大教授兼文学院院长郑振铎。

还是在东北三省刚刚沦陷时，他就写了历史小说《取火者的逮捕》和《桂公塘》，愤怒斥责国民党卖国政策。写作时，他时时横眉拍案，连声大喝：“奸贼，奸贼误国！”1936年10月，他和鲁迅等人联合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1937年底，国民党军队撤退，上海成了“孤岛”，郑先生仍在上海坚持救亡活动。

当时，日特活动猖獗，有许多人因与抗日有关而失踪、死亡。少数人动摇了，甚至做了汉奸。郑先生却凛然正气，无所畏惧。1938年3月，他参加了中国文艺界抗日战争协会，被推举为理事。他还专门到被称为上海“抗大”、由地下党领导的“上海社会科学专科学校”去兼课，为党、为新四军培养了不少干部。

有一天，一个刚当汉奸的老友来了。此人掏出一张开有巨额金款的支票，说：“郑先生，你近来生活很困难，清水先生已知道了。清水先生一直很敬佩你的文章学问，想让你主持一方面的文化工作……这是清水先生的小意思！”

郑先生一听“清水”，便知道是主管文化侵略的日本大特务，他一怒之下扯了支票，朝老友脸上掷去，大骂：“瞎了狗眼！”此人只好夹着尾巴逃跑了。不久，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大美晚报》记者张似旭二位名流被刺杀，于是有人警告：“你要当心！”郑先生也差点遭到暗算，幸好有学生通知，但他事后仍继续为祖国命运奔波操劳……

郑先生从回忆中惊醒，快上课了，他拿起讲义夹，急匆匆进了教室。教室里坐得满满的，鸦雀无声，多像小说《最后一课》的描写啊！郑先生热泪盈眶：“我想„„大家都知道了，今天是我给你们上的中国文学史的最后一课。要永远记住，我们是中国人！”讲课开始了，一分一秒都显得格外沉静。平素调皮的学生，今天也是屏着呼吸，满噙了眼泪。不幸的时候终于来临。近处忽地传来了沉重的车轮碾地声，几辆卡车已进了校门。阴森森的风中，一面太阳旗抖动着。时针指着10∶30。

“现在下课！” 郑先生挺直了身体，作了立正的姿势。全体同学唰地一下站起来，很久很久，没有一个人说话，只有几个女生低低的啜泣声，师生们的胸中都燃烧着爱国的烈焰，一个一个捏紧了拳头。

这就是郑振铎先生在暨大上的最后一课，也是他教书生涯的“最后一课”。抗战胜利后，因为他继续反对国民党的亲美卖国政策，便被剥夺了教书的权利，蒋介石不许任何大学聘请他。但郑先生的“最后一课”所表现的崇高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却教育了千百个后来者！

同样是表现爱国情感的，都德的《最后一课》与郑振铎的《最后一课》在内容上的表现有什么不同？

都德《最后一课》以热爱祖国语言来表现爱国情感，郑振铎的《最后一课》通过随时准备反抗敌人的侵略来表现爱国情感的。

1用简洁的语言概括文章内容

2本文于都德的最后一课内容上有什么相同的？

3根据短文，说说“学生不到的人很少”这句话的含义

4都德的最后一课是被迫停课的，而这里是主动停课的，你是怎么理解的？

5假如你是文中的一位学生，最后一课结束，你会怎么做？

提问者： 日奈森小透 - 一级最佳答案检举 1、暨南大学的师生在日军侵入，国土沦陷之际，坚持上完最后一课，然后宣布学校关闭

2、一都在被邻国侵略时写的

二都充满爱国之情

三都在上最后一课,都对教室和学习环境依依不舍

后面的没有找到，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