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楚竹书的文化震撼，首先来自于它的文化经典价值。经典当指最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权威著作。战国楚竹书的文化经典价值在于它是先秦文献的主要文化依托、千古历史之谜的重要文化载体。新的文献发现，松动了约定俗成的文化板块。文献编次和本意的坦露，引来了对传本文献的变革性的认识。早本文献的提供，在比较学的意义上使后人杜撰之处显而易见。不少文献的面世，在填补文献空白、完善精辟论述和便于今本篇目对照的结合上显示了这批战国楚竹书的文化经典价值。

文学史的文化价值

以《孔子诗论》、《缁衣》和《性情论》为例，足见这批战国楚竹书的文化经典价值。《孔子诗论》为先秦儒家佚文，是弟子就孔子授诗内容的追记，可与《子羔》和《鲁邦大旱》同卷。《孔子诗论》有总论和分论。在形式上总论和分论的记载方式不同，总论起首有5枚简，简上下留白，内容为表述赋诗、奏乐、著文必须具有的志、情和言，并论《讼》、《大夏》及《邦风》，有关论述《小夏》的简虽失散，但从文意及他篇竹简可判断出《小夏》的存在；分论以若干诗篇为单位，对每一篇诗作了简短、深入、反复的递进论述，一论、再论、乃至三论来解释诗义，以加深对诗的深入理解。诗篇的组合次序今本未见，为研究者进一步理解、研究诗的内容提供了直接、可靠的证据。孔子提出的“诗毋离志、乐毋离情、文毋离言”三条准则性的论点为首见。“诗毋离志”这个提法，比《诗谱序》中“诗言志”的提法更有文学语言的意趣。赋诗的人必须有自己意向，印证了《左传》和其他古籍中记载的，在一定的政治场合和礼仪中，古人赋诗以表明吟咏者的态度，以及乐和情、文与言的关系。《孔子诗论》是一篇重要的儒家经典，将对我国的文学史产生很大影响。

儒学文献的文化价值

《缁衣》有别于郭店楚墓竹简《缁衣》和传世本《礼记·缁衣》。《缁衣》讲述的内容是忠君爱民、恭敬廉节、谨慎言行，提倡德教在先、法治在后的“刑不试而民咸服”的理想教化，是有关儒家的著述，基本内容也见于传世本《礼记·缁衣》，或以为出自公孙龙子，或以为出自子思子。《缁衣》篇与郭店楚墓竹简《缁衣》内容基本相同，而与今本有异，如章节不同，章序不同，引句不同。今本有些内容、文字为汉人所杜撰，作了较多的修改和补充，面目已变。《缁衣》的问世，能使研究者看到真正的《缁衣》原貌，实为可靠的历史文献。《缁衣》旁及了很多作品，所引之《诗》涉及《大雅》、《小雅》、《曹风》、《周南》，所引之《书》涉及《尹诰》、《君牙》、《吕刑》、《君陈》、《君奭》、《叶公之顾命》等，这些珍贵的资料对研究《礼记》、《尚书》、《诗》等的成书年代、文字运用，及其真实的思想内容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使研究者对今本文献及儒学有了更直接的认识。

文法文体的文化价值

《性情论》是一篇先秦思想家的佚文，该文从宏观的角度起论，提出了天降命、命出性、性生情、情始道的相承关系，主论“性”、“情”，兼及“道”的概念与特性，提出了彼此间的派生关系说。全文观点鲜明，结构严整。文中所说的“性”是指“人之本性”，人的自然共性，朴素地指出“性可习”，注意到性与习的关系，阐明了人性的可变性，认为人性的变化在于“用心各异，教使然也”，由于出发点的不同，指导思想的不同，接受教育的不同，导致人性的变化不同。《性情论》辩证地提出人性的形成在于因恒则固、“待习而后奠”。本文阐述了七种使人性变化的方法，在人的道德修养、礼教、乐教等方面提出了有关理论及概念。“情”来源于“性”，《性情论》提出了人情七爱、五知、三恶等准则。《性情论》明确“道”为人道，人道是以礼为主体，提出人的道德行为是可以用“四术”即《诗》、《书》、《礼》、《乐》引导。《性情论》中的墨钉、墨节、墨钩等墨标使研究者看到了战国时代用字、词、句、章的结构原形，为研究者研究当时的文法、文体提供了可靠的原始资料。 战国楚竹书的发现、保护、整理和研究，具有多学科、多领域的重大价值，全息地反映了多重的文化学术意义。战国楚竹书的简文字数之巨、跨越领域之广、所涉书篇之多、提交版本之早，都已传为美谈。战国楚竹书共有简数1200余枚，计达35000字，在已出土楚简中占有较大比重。楚竹书内容涉及哲学、文学、历史、宗教、军事、教育、政论、音乐、文字学等。不少经典论点的首见，将对哲学史、思想史、文学史、教育史、音乐史等产生深刻影响。这些战国楚竹书为楚国迁郢都以前贵族墓中的随葬物，先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其中以儒家类为主，兼及道家、兵家、阴阳家等。而简书本身又是书法艺术史上的重要文化遗产，其文化价值不言而喻。包括少数重本的书篇在内，这批楚竹书近百种，其中能和业已流传的先秦古籍相对照的不到10种，足见发现这批楚竹书的独特意义及其重大价值。

研究道家学说

战国楚竹书中的古籍版本无疑见其时间之“早”。竹书《周易》是迄今为止时间最早的一部。《周易》涉及35卦内容。竹简中所出现的红、黑六种标号反映了阴阳转换、互为因果的易学理论。竹书《恒先》是一篇难得的道家文献，整篇完整无缺。这在竹简发现史上是少见的。篇题为当时人所命名。文章论述了道家虚静的理论，提出了天地起源问题。道家的这一宇宙生成论，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第三简背有篇题“恒先”两字。竹书《恒先》的发现和整理，对于道家学说的研究有其重要作用。

研究先秦音乐

楚竹书对于先秦音乐解密亦有特殊意义。马承源在《战国竹简中的诗乐》一文中论及楚竹书中有关先秦音乐的书——《孔子诗论》、《诗乐》和几篇未见于《毛诗》的诗篇。马承源指出：诗本是音乐的组成部分，诗句就是乐曲的词。楚竹书中的《诗乐》是残件，所见七枚简上端正地抄写各种诗的篇名和演奏诗曲吟唱诗的各种音高。其中有一个篇名称《硕人》，同样的篇名见于《毛诗·卫风》，古代诗有篇名相同而内容不同的情况，因此不能决定简文中的《硕人》是否与其是同一篇，但是作为诗篇名是没有问题的。其余40种篇名有的和《毛诗》其他篇名用词的格调相似，应都是305篇以外诗的篇名，这是两千多年来未知的事情。更奇特的是在一篇或几篇成组的篇名之前写有一个特定的音名，这种音名就是音高。音高名用两个字组成，一是“声”名，即是五声音阶的名，其中发现了宫、商、徵、羽四个“声”名或“阶”名，其次是变化音名，有穆、和、讦”等九个变化音名。其中穆、和之名，已见于曾侯乙编钟，楚王青铜钟上也有“穆商”这个名称，这九个音名是否都和楚国的乐名有关尚待研究，但是可以说是楚国郢都流行诗曲的调名，因为诗曲可能有本地的，也有外地传入的。竹简上这些音调名是未见过的重要发现。可知每一篇诗都有它特定的音高，并不是随意用任何音调可以自由地吟唱，从这一点也可以推知《诗经》时代音乐的成熟和曲调的规范。

研究战国文字

战国楚竹书的发现和整理还具有文字学意义。有的先秦思想家的佚文拾贝，进一步提示了战国文字的通用、假借、书写、形体等规律，有益于文字发展史的研究。专家学者根据与郭店楚简的重本以及传本重本的比勘，可以了解到在战国时代文字通用、约定俗成的状况，以及在文字流变过程中文字的通假，这对解读战国文献有直接的帮助。同时，也为研究六国文字、楚国方言提供了可靠文献。战国楚竹书的发现和整理，还提供了与传本相异、颇具比较价值的文献材料。《诗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传世本《诗经》以《国风》、《小雅》、《大雅》和《颂》为序。竹书《孔子诗论》中的序列与此恰恰相反，称为《讼》颂、《大夏》夏、雅通、《小夏》和《邦风》汉儒为避刘邦讳，“邦”改为“国”。《诗论·序》中的论次也和传世本《诗经》中的大序相反。许多诗句用字和传世本《诗经》不同。竹书《孔子诗论》没有传世本《诗经》小序中“刺”讽刺、“美”赞美的内容。

战国楚竹书的发现和整理，为对战国竹书的版制的了解和中国图书史的研究提供了确凿可靠的实物证据。战国楚竹书版本的最短尺寸是238厘米，最长尺寸是572厘米，其中有多种不同尺寸的版本。每简简宽约在06厘米左右，厚度为01厘米至014厘米。编绳有两道，也有三道，一般长的竹简多数为三道编绳。编绳质料为丝。由于被埋藏竹简的软化以及地层的压积，一般留下的编绳都已嵌入了竹肉。竹简右侧都加工出契口，契口呈凹状，用以固定编绳。每简契口处都有编绳结，以维系上下左右，方便开卷收卷。

——小篆的“恒”

——西汉马王堆隶书的“恒”

——唐代颜真卿的楷书

——王羲之的草书

　　后桀伐岷山，岷山女于桀二人 ，曰琬、曰琰。桀受二女，无子，刻其名于苕华之玉， 苕是琬，华是琰。而弃其元妃于洛，曰末喜氏。末喜氏 以与伊尹交，遂以间夏。《太平御览》 卷一三五皇亲部

　　《韩非子．难四》曰：“是以桀 索□山之女，……而天下离。”“□山”即“岷山”。 《左传．昭公十一年》：“桀克有缗以丧其国。”是“ □山”亦即“有缗”。《楚辞．天问》：“桀伐蒙山， 何所得焉？”“岷”、“蒙”又一声之转。诸书所记， 皆当以《纪年》为其注脚。“末喜氏以与伊尹交遂以间 夏”，《国语．晋语一》“妹喜有宠，于是乎与伊尹比 而亡夏”，与此合。又《订补》云：“按《孙子．用间 篇》：‘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故明君贤将能以 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伊挚即是伊尹，与此‘遂以 间夏’语相合，可以互证。”《管子．轻重甲》：“女 华者，桀之所爱也。”《吕氏春秋．慎大》：“桀迷惑 于末嬉，好彼琬、琰。”所谓“女华”、“琬琰”，即 岷山二女。

　　云：殷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 《尚书．咸有一德》正义

　　《汲冢纪年》曰：殷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 尹。《通鉴外纪》卷二

　　案：“其卿士”，《存真》作“ 命卿士”，《辑校》同，云：“

　　《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尚书． 咸有一德》疏、《通鉴外纪》二引《纪年》，《太平御 览》八十三引杜《后序》，均作‘其卿士伊尹’。”《 存真》、《辑校》盖据今本。

　　甲骨文无仲壬，董作宾云：“卜 辞中不见中壬，疑南壬即是中壬。卜辞中帝王名称，日 干上一字，多与后世所传者异，如示之与主，虎之与沃 ，羌之与阳，康之与庚，皆是，而其他先祖皆有祭，中 壬不能独无。《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引《纪年》‘仲壬 即位，居亳’，亳在殷南，称曰南壬，或即以此。”（ 《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刊《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 纪念论文集》上册第三三二至三三三页。）

　　伊尹，甲骨文有“伊尹”、“伊 ”、“伊奭”诸称。又有“黄尹”，亦即伊尹。郭沫若 同志云：“黄尹，余谓即阿衡伊尹。或说 阿 衡与伊尹乃二人，举《君奭》以伊尹隶于成汤，以保衡 隶于大甲为证。然《商颂．长发》‘允也天子，降予卿 士，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叙在成汤伐夏之次，则 又非伊尹莫属。旧说为一人，恐仍不能易。”（《殷契 粹编》考释页三三）先秦典籍记伊尹者至多，齐灵公时 之《叔夷钟》铭文亦云：“○＝成唐（汤），又（有） 敢（严）才（在）帝所，尃受天命，○伐○（夏）司（ 祀），○○（厥）灵师，伊少（小）臣隹辅，咸有九州 ，处○（禹）之堵（土）。”（《两周金文辞大系》考 释页二0三）所谓“伊小臣”即伊尹。

　　〔四〕《纪年》又称：……仲壬崩，伊尹放大甲于桐 ，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大甲七年，大甲潜出自桐， 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 之。《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太平御 览》卷八三皇王部引杜预《春秋后序》略同）

　　（《纪年》）：太甲杀伊尹。《 晋书．束皙传》

　　《纪年》云：……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于桐而自 立也。

　　伊尹即位于太甲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 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尚书．咸有一德》正义

　　《纪年》曰：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 文选．豪士赋》注

　　《汲冢书》云：……太甲杀伊尹。《 史通．疑古》

　　（《竹书纪年》）：太甲杀伊尹。《 史通．杂说上》

　　《汲冢书》云：伊尹自篡立后，太甲潜出，亲杀 伊尹而用其子。《广弘明集》卷一一法 琳《对傅奕废佛僧事》

　　《汲冢纪年》称：伊尹放太甲于桐，尹乃自立， 暨及位于太甲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 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柳 开《河东集》卷三《太甲诛伊尹论》

　　《汲冢纪年》曰：……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于桐 ，乃自立也。伊尹即位于太甲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 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通鉴外纪》卷二

　　案：《尚书．咸有一德》正义、 《御览》引《春秋后序》、《通鉴外纪》等皆作“于太 甲七年”。《存真》删“于太甲”三字，《辑校》“于 ”作“放”，校语云：“《外纪》‘放大甲’作‘于大 甲’。”似他书皆作“放”，误。《存真》所引《路史 ．发挥》卷五，见本书附录。

　　甲骨文作“太甲”。据史籍，太 甲，太丁之子，汤孙。《孟子．万章上》：“伊尹相汤 以王于天下，汤崩，大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 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过， 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复 归于亳。”《史记．殷本纪》：“汤崩，太子太丁未立 而卒，于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为帝外丙。帝外丙即 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为帝中壬。帝中壬即位 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帝太甲既立三年 ，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 。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帝太甲居桐宫三 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 此传统之说，与《纪年》异。《御览》卷八三引《琐语 》云：“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乃自立四年。”所引过 简，但所反映之史事，与《纪年》同，可证战国时有此 种传说存在。汤死后，其长子太丁已前卒，伊尹乃立太 丁之弟外丙；外丙死，继立其弟仲壬，政权皆为伊尹所 控制。仲壬死，按商朝继承之制，应由太丁之子太甲即 位。伊尹囚太甲篡立。伊尹统治七年，太甲从被囚之桐 宫潜出，杀死伊尹，恢复王位。太甲不承认伊尹篡立七 年，故其杀伊尹时称为“太甲七年”。

先看看《东周列国志》的来历：早在元代就有一些有关“列国”故事的白话本，明代嘉靖、隆庆时期，余邵鱼撰辑了一部《列国志传》，明末冯梦龙依据史传对《列国志传》加以修改订正，成为一百零八回的《新列国志》。清代乾隆年间，蔡元放对此书又作了修改，定名为《东周列国志》。总体来说，它最主要的作者是冯梦龙，冯梦龙在修订的过程中，遵守史料记载，不做个人情感的润色加工，这也是为什么可以把书当作正史来读的原因。

冯梦龙字子犹、犹龙，别号墨憨斋主人、詹詹外史等。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十四岁即为诸生，终生未获功名，至晚年始任福建寿宁知县。平生致力于小说、戏曲、俗曲等通俗文学，所编纂并加润色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山歌》、《挂枝儿》、《古今谭概》、《智囊》、《情史》、《墨憨斋定本传奇》等总集，脍炙人口。受明人余邵鱼《列国志传》小说启发，冯梦龙从《左传》、《战国策》、《史记》等古籍中钩稽史实，加以敷演，撰成《新列国志》一书。由于他又是治《春秋》的经学大家，故能驾轻就熟，信而有征。这就是他所作的“咏史诗”的见识来源。

冯梦龙为何在书中托称“潜渊居士”呢？我们看看“龙”字的含义就知道了。许慎《说文解字》讲“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长能短，春分登天，秋分而潜渊”。冯梦龙一介文士自称“梦龙”，岂敢望“登天”？只能以“潜渊”来守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