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地大物博，文明上可达五千年之久，是世界上极少数文明没有断层的国家之一。更何况中国古代人民善于总结经验，基本上，每任帝王都要在自己的在位期间编纂各种史书和进行文化、技术总结。我们所熟知的类似书籍有《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就是帝王在位期间命令下属官员呕心沥血编写的。如今又在湖北的张家山再次发现震惊世界的张家山汉简！

正文

张家山汉简于1983年12月到1984年1月发掘出土的一座汉代墓。坟墓内并没有存放尸体，而是一些汉代竹简。这些竹简主要包括《二年律令》、《奏谳书》、《算数书》、《历谱》和遣册、《盖庐》、《脉书》、《引书》等《二年律令》就是讲述汉代律法的竹简。

根据可考的张家山出土的竹简得知，汉朝充分吸取秦代暴虐的政治模式，为避免秦的悲惨后果，汉注重休养生息，出土的《二年律令》简内容丰富，包括27种汉代律法，涉及当时社会范围较广，对于研究相关历史的学者都有重大意义，《二年律令》里相当一部分的律法都吸收了秦代律法，这给研究秦汉文化的相关学者提供了非常大的直接史实证据。《脉书》、《引书》则讲述了有关古代医学，道家养生的内容，时至今日，还有一定参考价值。《奏谳书》与《二年律令》能更进一步地解决秦律的一些疑难问题。在湖北省挖掘出的张家山汉简要比睡虎地简材料丰富不少，相对详实的资料也有力地减少相关专家关于秦汉历史的争论。

还有同样出土的《算数书》，内容主要讲了数学方面的实用问题，比我国第一部数学名著《九章算术》还要早。本书内容里涉及有直到现在仍然在负数和分数等数学概念，比欧洲还早了几个世纪。有关学者提出，《算数书》里所记载内容更像是作为一本字典来被当时的官吏使用，这足以说明古代时数学应用已经比较普遍。《算数书》里的许多内容大多整理于战国时代，最晚也不过秦。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二年律令》中所涉及到律法的思想，今人可以从这些律法中窥到古代生活的一角。在《二年律令》中，汉代封建社会对于父权的维护是天然的、绝对的。无论是亲属关系方面还是财产继承方面，父权嫡子都有着不可取代的优势，如果有遗腹子的情况，也有明确的条文规定，这代表着古代人已经有了高超的立法意识和原则。父亲就是权力的象征，对于子女的生死有着绝对的掌握权。同时，确立一定的律法条例来确定父权的绝对权威，即使是主动自首也不能减轻处罚。再次，弱化或降低妻子儿女等人的人权。如果有人犯了罪，那么律法会规定妻子儿女以及其他家属受到同样的牵连，这样极大地把妻子儿女等人的人权如物品般附属于父权象征的人身上，这样就会无形之中加强“父权”在社会中的精神地位和实际地位。

张家山出土的汉简出现多本失传的“古籍”，比如《二年律令》和《算数书》等，出土的汉简涉及内容十分广泛，对于研究西汉的科技和历史现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脉书》、《引书》所刻竹简字迹清晰，是对马王堆中出土的帛书类古代医学文献重要补充，张家山所出土的医学竹简史更新了中国医学上的最早记录，其中所记载的一个关于人体骨骼修复的手术要比葛洪的记录早四五百年。

《算数书》是我国最早的数学著作，是我国数学的奠定书。著名的《九章算术》就是受《算数书》的影响而写成，这样看来，多个方面都开创了中国许多的先河，说改写世界是一点儿也不为过。而有些西方学者总是对这些既定的事实表示怀疑，中国大可不必放在心上，因为真相就白纸黑字地放在那里，谁也改变不了。

结语

张家山汉简所记载的内容比较全面，涉及有军事、医药、律法、科技等，相信能引起相关学者对于汉代社会和秦代等相关朝代的研究热，并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共同关注。但总有好事的西方学者不承认我国的灿烂的古代文化，觉得张家山汉简名不符实。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必去过多忧虑的，因为事实胜于雄辩。

这个答案是一年前写的，当时观者寥寥。不意经年之后，竟然得到了不少朋友的关注。很多评论中说到文革，既然这样，那正文里也不妨说一说。另，关于乾隆时期的禁毁，只说了销毁，这次修改补入了“抽毁”这种情况。

题主所说的“失传”是文献流传过程不可避免的现象，文献学上将之称为“散佚”。古籍的散佚包括整书佚亡和部分残缺两种情况，宋代之前印刷术不发达，散佚的情况尤为严重。南宋学者郑樵指出：“隋唐亡书甚多，而古书之亡又甚矣。”（《通志·校雠略·编次必记亡书论》），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也说：“汉、隋、唐、宋之史，俱有《艺文志》，然《汉志》所载之书，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亦复如此。”《四库提要》总结说到，“古书亡佚，愈远愈稀，片羽吉光，弥足珍贵。”散佚的原因是多样的，就整书而言，其散佚原因主要有朝廷禁毁、战乱破坏、自然因素、学术淘汰、流传佚失等。部分残缺则或因为成书时搜罗不全，或因为流传过程中形成残缺等原因造成的。

历代的散佚事件有很多，隋代的秘书监牛弘在《请开献书之路表》中将秦始皇焚书、王莽之乱、董卓移都、惠怀之乱、侯景之乱造成的五次重大书籍散佚称作是“五厄”。明代的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又添上隋末、安史之乱、黄巢起义、靖康之难、蒙元南下，成为“十厄”。后近人祝文白又在《两千年来中国图书之厄运》一文中总结了元朝至民国时期的五次厄运：李自成起义、绛云楼失火、清高宗焚书、咸丰朝内忧外患、抗日战争，这样一来，就变成了“十五厄”。以上的总结，有不尽然的地方，同时也有没有囊括进去的事件。下面就历代十数次重大的散佚事件作一简要介绍：

秦始皇焚书：始皇三十四年，李斯建议：“史官非秦记皆烧这，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史记·秦始皇本纪》）牛弘对此说到：“及秦皇驭宇，吞灭诸侯，任用威力，事不师古，始下焚书之令，行偶语之刑。先王坟籍，扫地皆尽。本既先亡，从而颠覆。臣以图谶言之，经典盛衰，信有徵数。此则书之一厄也。”（《隋书·牛弘传·请开献书之路表》）

王莽之乱：《后汉书·儒林传》：“昔王莽、更始之际，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牛弘对此的描述是：“及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此则书之二厄也。”《隋书·经籍志》对散佚书籍的大略统计则说：“（《七略》所载）大凡三万三千九十卷，王莽之末，又被焚烧。”

董卓移都：《后汉书·儒林传》：“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

惠怀之乱：梁阮孝绪《七录序》：“晋领秘书监荀勖因魏《中经》更著《新簿》，虽分为十有余卷，而总以四部别之。惠怀之乱，其书略尽。江左草创，十不一存。”《隋书·经籍志》称这批书籍“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而“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

侯景之乱：梁武帝末，降将侯景攻破建康。《太平御览》卷六百十九引《三国典略》：“初侯景来，既送东宫妓女，尚有数百人，景乃分给军士。夜于宫中置酒奏乐，忽闻火起，众遂惊散，东宫图籍数百厨，焚之皆尽。”《隋书·经籍志》：“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经籍，归于江陵，大凡七万余卷。周师入郢，咸自焚之。”《太平御览》卷六百十九引《三国典略》：“周师陷江陵，梁王知事不济，入东阁竹殿，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欲自投火与之俱灭，宫人引衣，遂及火灭尽。并以宝剑斫柱令折，叹曰：‘文武之道，今夜穷矣。’”

隋末唐初：《隋书·经籍志》：“大唐武德五年克平伪郑，尽收其图书及古迹焉，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溯河西上，将至京师，行经砥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

安史之乱：《旧唐书·经籍志序》：“自后毋煚又略为四十卷，名为《古今书录》，大凡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禄山之乱，两都覆没，乾元旧籍，亡散殆尽。”

黄巢起义：《旧唐书·经籍志》：“开成初，四部书至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及广明初，黄巢干纪，再陷两京，宫庙寺署，焚荡殆尽，曩时遗籍，尺简无存。”

靖康之难：《宋史·艺文志》：“迨夫靖康之难，而宣和、馆阁之储，荡然靡遗。”值得一提的是，这一些灾厄所损失的，不仅有大量图书，还有宋王室收藏的仪仗、冠服、礼器、仪器、珍宝诸多物品。

李自成起义：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岁积代累二百有余载，一旦突遭焚如，销沉于闯贼之一炬，内阁之书尽矣。而内府秘殿之藏如故也。煨烬之余，继以狼藉，举凡珠囊玉笈、丹书绿字，绨几之横陈、乙夜之进御者，用以汗牛马，制骆驼，蹈泥沙，藉粪土，求其化为飞尘，荡为烈焰而不可得。自丧乱以来，载籍之厄，未之有也。（《黄氏千顷斋藏书记》）此处的“内阁”指的就是明代的文渊阁。

绛云楼失火：绛云楼是明末清初藏书家钱谦益的藏书楼，其中藏书极富。曹溶《绛云楼书目题词》云：“虞山宗伯，生神庙盛时。早岁科名，郊游满天下。尽得离子威、钱功父、杨五川、赵汝师四家书，更不惜重赀购古本，书贾奔赴捆载无虚日，用是所积充牣，几埒内府。……入北不久，称疾告归，居红豆山庄，出所藏书重加缮治，区分类聚，栖绛云楼上，大椟七十有三。顾之自喜曰：‘我晚而贫，书则可云富矣。’甫十余日，其幼女中夜与乳媪嬉楼上，剪烛灺落纸堆中，遂燧。宗伯楼下惊起，焰已张天，不及救，仓皇出走。俄顷楼与书俱尽。余闻骇甚，特过唁之。谓予曰：‘古书不存矣。’钱谦益本人在宋版前后《汉书》跋中言：“甲申之乱，古今书史图籍一大劫也。吾家庚寅之火，江左书史图籍一小劫也。今吴中一二藏书家，零星捃摭，不足当吾家一毛片羽。”

乾隆禁毁：清乾隆时期纂修《四库全书》，同时展开对图书的大清查。因政治原因列为禁书处于销毁之列的，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部以上。据王彬主编《清代禁书总述》，有清一朝，禁书有三千二百三十六种，数量接近《四库全书》。补充：这时期除了销毁图书，还有一种毁坏文献的方式，叫“抽毁”。所谓“抽毁”，即是纂修《四库全书》时，某些书籍因部分章节或文字不合当时政治气氛，于是编修过程中会将这些书籍的相关部分拿掉。后人查阅这些书籍时，就会发现这些书籍中某几页是空白，却没有任何注明。若空白在篇末卷末，或是抽掉最后一两卷，那么不对照其他的本子，就很难知道原书还有这几卷。若是无他本可校，那么被抽掉的部分就非常容易被忽略了。这种损坏文献的方法十分隐蔽，有时比销毁的危害还要大，因为销毁是抹去文献所承载的全部信息，而抽毁则是有一定程度上歪取信息。

嘉庆宫火：此事亦与乾隆有关。乾隆酷爱收藏宋版图书，在位时广收宋元抄校善本，共计四百余种，置于昭仁殿，名之为“天禄琳琅”。嘉庆二年乾清宫失火，昭仁殿同时被焚，天禄琳琅所存书籍付之一炬，荡然无存。时朝廷为安慰太上皇，又收集了一批书籍，数量多于前天禄琳琅，其实则主要是明清刻本，而非宋元善本。1924年冯玉祥组织清点清宫文物，才发现天禄琳琅藏书早已全非宋本。

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带有宗教战争的性质，其间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四库全书》皆被焚毁，片纸不留。杭州文澜阁被推倒，《四库全书》流入民间，幸有藏书家丁申、丁丙兄弟抢救，未遭全毁。张秀民《中国印刷史》：“太平天国起义，南方战火连年，扬州文汇阁及镇江金山文宗阁《四库全书》全毁，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亦不全，其他民间藏书损失尤巨，一般士子缺乏读本。”

火烧圆明园：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火烧圆明园。文源阁《四库全书》及味腴书屋《四库全书荟要》等毁于一旦。

庚子事变：光绪二十六年清军及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各国使馆，为逼出困守的洋人，火烧使馆隔壁的翰林院。英国人普南特·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翰林院者，乃中国十八省之牛津、剑桥、海德堡、巴黎也，中国读书人最崇敬者厥维翰林。院中排积成行，皆前人苦心之文字，均手抄本，凡数千万卷。所有著作为累代之传贻，不悉其年。又有未上漆之木架，一望无尽，皆堆置刻字之木板。……在枪声极猛之中，以火具抛入，人尚未知，而此神圣之地已类图焰上腾矣。……无价之文字亦多被焚，龙式之池及井中均书函狼藉，为人所抛弃。……有绸面华丽之书，皆手订者。又有善书人所书之字，皆被人随意搬移。其在使馆中研究中国文学者，见宝贵之书如此之多，皆在平时所决不能见者，心不能忍，皆欲拣选抱归，自火光中觅一路抱之而奔。但路已为水手所阻，奉有严令，不许劫掠书籍，盖此等书籍有与黄金等价者。然有数人仍阴窃之。将来中国遗失之文字或在欧洲出现，亦一异事也。”这次事件中所损失珍贵书籍无数，尤为严重的是《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底本和《四库全书》未收的“四库存目”书原本。

抗日战争：日本侵华战争所造成的文献损失不可胜计，此处仅举一例。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军进攻上海，以飞机轰炸商务印书馆、商务总管理处，第一、二、三、四印刷厂和纸库、书库、尚公小学及东方图书馆中弹起火。后日本浪人再次闯入东方图书馆，纵火焚书。馆中珍本古籍及其他中外图书四十六万余册化为纸灰，飘满上海天空。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最初没有写“文革”，原因在于，“文革”中我们究竟失去了多少文献资料，难以给出准确可信的目录来。“文革”相对历次灾厄，损失最大的不是官方资料（注意：上述诸事件，多数是官方藏书的损失），而是民间资料。很多书都会说到，“文革”摧毁了大量的家谱、族谱、唱本、鼓书等民俗资料，这些民间文献之前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而人们认识到其价值的时候却已经存者寥寥了。这是一个较大的损失，有朋友在评论中提到了上海图书馆顾廷龙抢救家谱的事情，其言不虚。当时南方不少地方收的家谱、方志等资料集中送到上海造纸厂化浆再造，是顾廷龙带着上图的馆员守在化浆池边，抢救了大批家谱材料。今日上海图书馆的家谱研究最为卓绝，实赖顾先生当年奋不顾身的保护文献之功。此外，“文革”中受到较大损害的，除了民间藏书外，还有学者的私人藏书。这个大家提到的比较少，我这里简单说几个例子：有“古典小说戏曲研究的现代第一人”之称的孙楷第，藏书万卷且多有批校，不乏珍本善本。孙“文革”时被下放，其藏书被贱卖予中国书店等处。待其回城后，欲赎回藏书，书店索价甚巨，孙向国家求助，书店乃抢先将书折价售空。孙楷第临终前，刘再复前往探望，孙已口不能言，犹在手心写一“书”，以示此憾。又，梁思成当时被迫移居，其建筑类珍本寄存在清华建筑系资料室，多数被销毁，其他图书被当作废品售予收购站，共运输四十五车次，得三十五元。范祥雍藏书二万余，不乏善本、批校本、旧钞本，于一日内尽被销毁。谢兴尧怕藏书惹事，私自焚书，焚之不尽，以七分钱一公斤计，售得八元。商鸿逵全家被逐出住宅，藏书被两辆马车送至废品站，不知下落。杨宽的大部分藏书被其长子盗卖，杨因此与之断绝关系。黄孝纾的藏书被抄家出来，陈列在青岛柏油路上焚烧，半日方尽，路面为之熔化。

由于文献有散佚，所以才有了“辑佚”之学。所谓辑佚，即是从现存的文献资料中辑出散佚的书籍，如清代四库馆臣就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二十四史之一的《旧五代史》来。清人皮锡瑞《经学历史》谈及清代经学三大成就时，“辑佚书”居三者之首，可见清人对辑佚的重视程度。此外，与辑佚相关的，还有“辨伪”之学。辑佚古书，必须能够识别真伪，辨伪学即是此等学问。由于我们这里主要谈的是书籍的散佚，辑佚和辨伪就不加以冗述了。

　　1;新华社福州10月12日专电 福建永安大腔戏2006年5月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这一福建省内山区的小剧种面临着失传的命运。

　　大腔戏有戏剧“活化石”的美誉。专家认为，大腔戏的遭遇其实是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共同问题。大腔戏的保护需要政府部门加强保护力度，尽快起草和施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以立法的方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2;华网呼和浩特3月22日电（记者 李惠子）中国声乐专家22日说，被称为“天籁之音”、“蒙古族民间音乐活化石”的“呼麦”演唱艺术正面临人亡艺绝，拯救行动“时间紧迫”。

　　“目前，中国能唱呼麦的大约只有100多人，其中包括处在初级阶段的学生。”内蒙古广播电视艺术团男低音歌唱家、著名呼麦演唱家胡格吉勒图对记者说。“呼麦”又名“浩林·潮尔”，是蒙古族古老的民族歌唱形式，纯粹利用人的发声器官，同时唱出两个声部，形成罕见的多声部形态，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奇特“喉音艺术”。

　　2005年底，中国文化部已将呼麦列入第一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推荐项目名录。 3; 中国的文化源远流传，可是到了现在，那些古老的文化却即将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有的甚至失传，面对这种情况，令国人反省。

　　胶片**取代了皮影戏，机械化生产取代了零散工匠，闹钟取代了敲钟人时代的更迭，给生活换了新容颜，最接近自然的手工操作被进步抢走了接力棒。只有在偏远的乡村里，还有人续写这些古老的生活。

　　皮影戏

　　皮影戏又名“灯影戏”、“土影戏”。传说汉武帝时，皮影戏最先流传于河北、陕西等地，皮影的造型各异、风格多变，曲目也很多。清乾隆时，法国神父将皮影戏带到了法国，称“中国皮影”。后来传至欧洲其它国家，曾轰动一时。

　　皮影戏里表演者操纵的皮质人形，即皮影，是用羊皮或驴皮制作的。操作时，先把皮子刮薄，雕出形象，再染色、上油，最后通过灯光照射，在幕上映出皮影人的影像。

　　修船匠

　　船，起源于何时，很难考证。从原始人的独木舟到今天漂洋过海的万吨巨轮，人们在水上的行走历程，漫长又伟大，承载了人类几千年的文明。木船，带着曾经的辉煌，披着昔日的荣耀，在不断更新的制船材料与工艺中，在日益发达的陆上与航空交通里，逐渐退隐江湖，淡出人们的生活。

　　修船匠，原本四海为家，做点锯木、出料、钉边、车眼、调浆、修缝这类的活计。现在，已近乎失业。

　　做杆秤

　　杆秤在我国有着久远的历史。据古籍记载，远古时期有个商人叫陶朱公，受打水的横杆启发，发明了十六两制杆秤。杆秤有骨杆、木杆、金属杆；秤砣有石砣、金属砣；提绳有二提绳、三提绳。计量单位，由夏商时期使用铢和两，发展到周朝时期铢、两、金、均、石。直到解放后，改为十两一斤。

　　制作杆秤工序繁琐，大小程序加起来估计有三四十道。杆秤的杆，一般用硬木晾放一年左右，出杆成型，刨光打磨，才能弹线、定星位、安提绳。如今，电子秤已经大行其道，偶尔才能撞见杆称略显黯淡的身影。

　　打花带

　　男耕女织的年代，纺线、织布、绣花、缝衣、打花带等针线活是妇女的必修课。针线活的优劣，似乎成了评判女孩是否勤劳与贤惠的重要标准。东南的苗族妇女，几乎人人会打花带。花带是她们服饰的点缀，更是背孩子的重要工具，送情人的重要信物。

　　打花带既可用一把椅子、一双手、几根花线的轻装操作，也可以自制简陋工具，专业打造。

　　铜匠

　　人类使用铜器的历史达六千年，从前居家过日子的生活用品，用的大多是铜器。铜盆、铜勺、铜铲、铜锁是最常见的，大门的吊环也是铜的，箱子、橱子的柜门都要用铜的拉手，殷实的大户人家，还要在柜门钉上圆形的铜皮，在四角包上角铜，刻上吉祥的图案。

　　铜匠，挑着一担子铜器、铜皿，和着铮铮琮琮悦耳的金属声，翻山越岭，吃着百家饭，走街串巷，干着手艺活。做铜活，修铜器，风光体面。现在，随着材料种类的丰富、机械化生产的普及，手工铜匠少了用武之地，逐渐被人们淡忘。

　　修算盘

　　算盘，又称“中国的计算机”，是中国人发明的一种计算工具。古人用小木棍进行计算，称“算筹”，用算筹作为工具的计算叫“筹算”。后来，随着生产的发展，用小木棍进行计算受到了限制，于是，人们又发明了更先进的计算器——算盘。算盘后来陆续传到了日本、朝鲜、印度、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今天由于电子计算器盛行，算盘逐渐退出实用领域。

　　画年画

　　在我国，春节贴年画由来已久。每逢春节，家家户户都会张贴鲜艳悦目的年画，增添新春佳节的祥和气氛。唐以前，年画多为手绘门神；隋代后期，有了木版年画；到了宋代，木刻取代了画像。清代，由于绘制技术和雕刻技术都有很大发展，木刻年画进入了颠峰时期。江苏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杨家埠等地的木版年画名满天下。

　　编草鞋

　　草鞋，是由稻草编织而成的。编织草鞋在很多地方不叫编，而叫“打”。打草鞋的工具有鞋耙（一种打草鞋的工具）、围腰和木槌。

　　编草鞋时，打草鞋的老人腰间系上草绳，坐于鞋耙的一端，将事先挫好的草绳结成四股，一头栓在腰间，一头扣在鞋耙上，边编织，边用榨子、木棰把它敲落实。鞋底板两头椭圆，前宽后窄，恰好合脚。草鞋前后还各安有两排耳纽，一根细绳将耳纽贯穿起来，套在脚上。如今，草鞋早已失去了实用价值，多为人们旅游纪念和怀旧悦耳之用。

　　画糖画

　　卖糖画的小摊贩，挑着糖担子，内有一炉一锅一石板，一铲一凳一转盘。他们的转盘上画了一圈小动物，你转到什么，他就会用糖给你画个什么动物，所以糖画又叫转糖。师傅在制作糖画时，将炼制后的红糖（或白糖）置于铜瓢内加热熔化，然后以铜勺为笔，以糖液作墨，凝神运腕，在光洁的大理石板上抖、提、顿、放、收，时快时慢，时高时低，随着缕缕糖丝飘下，诸如飞禽走兽、花鸟虫鱼、神话人物等形象便栩栩如生呈现在你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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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是中国先秦古籍。一般认为主要记述的是古代神话、地理、动物、植物、矿物、巫术、宗教、古史、医药、民俗、民族等方面的内容。《山海经》原来是有图的，叫《山海图经》，魏晋以后已失传。《山海经》记载了许多诡异的怪兽以及光怪陆离的神话故事，长期被认为是一部荒诞不经的书。有些学者则认为《山海经》不单是神话，而且是远古地理，包括了一些海外的山川鸟兽。

《山海经》一书的作者和成书时间都还未确定。过去认为为大禹、伯益所作。现代中国学者一般认为《山海经》成书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时间大约是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楚，巴蜀，山东及齐地方的人所作，到西汉校书时才合编在一起。其中许多可能来自口头传说。

《山海经》现在最早的版本是经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校刊而成。晋朝郭璞曾为《山海经》作注，考证注释者还有明朝王崇庆的《山海经释义》、杨慎的《山海经补注》、吴任臣的《山海经广注》、清朝吴承志的《山海经地理今释》、毕沅的《山海经新校正》和郝懿行《山海经笺疏》，民国以后以袁珂的《山海经校注》最流行，研究《山海经》者必读袁书。

《山海经》全书十八卷，其中“山经”五卷，“海经”八卷，共约31000字。记载了100多个邦国，550山，300水道以及邦国山水的地理、风土物产等讯息。其中《山经》所载的大部分是历代巫师、方士和祠官的踏勘记录，经长期传写编纂，多少会有所夸饰，但仍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在"山经"中保存大量祭祀神只的祭礼，原本都与《周礼》所载纪录对照研究，现在才发现可与新出土的战国简帛《包山楚简》、《望山楚简》及《新蔡楚简》中的祭祷纪录对比研究。

女娲古代中国神话的基本来源就是《山海经》，其中最著名的包括：夸父追日、女娲补天、后羿射九日、黄帝大战蚩尤、共工怒触不周山从而引发大洪水、鲧偷息壤治水成功、天帝取回息壤杀死鲧以及最后大禹治水成功的故事。

除此之外，《山海经》还以流水帐方式记载了一些奇怪的事件，对这些事件至今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论。

该书按照地区不按时间把这些事物一一记录。所记事物大部分由南开始，然后向西，再向北，最后到达大陆（九州）中部。九州四围被东海、西海、南海、北海所包围。这种南西北东的顺序与后代从东开始，东南西北的顺序习惯不同，据研究与古代帝王座北朝南以及天南地北的空间观念有关。

古代中国也一直把《山海经》作历史看待，是中国各代史家的必备参考书，由于该书成书年代久远，连司马迁写《史记》时也认为：“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鲁迅还专门写有一篇《阿长与〈山海经〉》，记叙了家中仆人长妈妈为他买来一本《山海经》，给他带来的那份惊喜，还两次特别提到“九头的蛇”。

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统治中，经历了数不清的战乱年代，一个王朝的建立和灭亡，都是离不开战争的。历史上也出现了很多能征善战的将领人才，除了本身的武功之外，杰出的军事才能也是非常重要的，想要有好的军事知识，就需要学习优秀的军事技能，一本兵书是至关重要的。

说起历史上有名的兵书的时候，相信很多人都会想起《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等，这些兵书都是非常知名的存在。但是关于《孙子兵法》这本书，却一直存在一些争议，有很多人觉得这本书其实是不存在的，而是曹操修缮而成的，或者是被后人伪造的，其实历史上是没有孙武这个人的，所以《孙子兵法》应该是不存在的。真实情况的确是如此吗？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继续接着往下看吧。

对于《孙子兵法》这本书，历史上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那么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孙武这个人呢？也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直到后来在山东挖出了一座汉墓，最近已经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了，这座汉代古墓的考古价值是非常大的，甚至在当时发现是震惊了整个考古圈，因为在这座古墓中，出土了大量的竹简，上面的文物记载，对于帮助专家研究历史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专家对这些竹简也进行了小心的整理，对其进行分门别类，最后竟然整理出了一部《孙子兵法》，这样的结果无疑是颠覆了历史的认知，原来孙武这个人，是真的存在于历史中的，而传说中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其实并不是一本书，而是不同的人写的不同的两本书。

在提起这座古墓的时候，夏天大多数山东人都是有所了解的，这座古墓就是银雀山汉墓，在全国范围内都是非常有名的，古墓的规模也很大。除了西汉墓葬之外，这里还发现了很多其他朝代的墓葬，比如说唐朝、宋朝、战国时期等等，一经被发现就被重视了起来。从1972年到1986年，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在银雀山汉墓，就挖掘出了上百座墓葬，出土的文物也是不计其数，不但帮助专家进一步了解了古代的历史风貌，而且还还原了一些历史真相，尤其是《孙子兵法》和孙武的传言。

让专家更为激动的是，在发现的这些文物当中，竟然包括一些非常珍贵的竹简，这些逐渐的发现，意味着一些历史空白将要被填补，这可是考古界的一件事件，当时就震惊了整个考古界。这些珍贵的竹简是在1号墓中被发现的，当时被发现的时候，这些逐渐被浸泡在污泥当中，长时间的浸泡，竹简已经被破坏的比较严重了，这样专家非常的痛心，就怕竹简已经被破坏的无法修复了。

专家立马就展开了快速的清理，同时找到了最好的修复方案，经过不断的努力，这些珍贵的汉墓竹简终于被成功的清理出来，虽然说已经遭到了损坏，但是比想象中要好的多，如果仔细修复的话，还是能够修复好的，这样的结果让专家非常开得开心。

山东省文物局的修复专家，对这批珍贵的竹简进行了小心翼翼的修复，文物修复的过程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为了不给文物造成难以挽救的损失，特地邀请了北京故宫博物馆的专家过来帮忙。要知道文物修复起来是非常麻烦的，过程也非常的繁琐，再加上这些文物已经经过了千年的历史，被破坏的这么严重，被污泥浸泡了那么长时间，很多的刺激都出现了较大的磨损，恢复起来也是比较难的。

但是专家们并没有放弃，经过努力的修复，最终在4942枚竹简中，整理出了大批的古籍，比如说《孙膑兵法》、《六韬》等等珍贵的古迹，除此之外，还发现了令考古界、令整个史学界都非常震动的一本古书，就是大名鼎鼎的《孙子兵法》。

这个发现让无数人为之震惊，毕竟这可是传说中的兵书，而且已经失传了数千年了，甚至在很多专家学者眼中，这本书是根本不存在的，没想到在这座汉墓中，竟然发现了他的踪影，这样的事实绝对是颠覆了历史的认知。

《孙子兵法》不管他本身的文物价值，还是它存在的历史意义，这是非常重大的，这部《孙子兵法》如今更是成为了我国九大镇国之宝之一，是当之无愧的国宝级文物，如今就收藏在山东的博物馆中，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观看一番，感受一下我国历史的博大精深，感受一下历史文物的魅力。

秦孝公焚书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在《韩非子·和氏》中有“商君教秦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的记载，由此可见，商鞅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焚书的人。但商鞅的“燔《诗》、《书》”主张，实际上并没有认真执行，因而对古代文化并没有什么大的破坏性。

秦始皇焚书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确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行政体制，一些儒生游士针对时政，引证《诗》、《书》和百家语，以古非今。丞相李斯为杜绝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入则心非，出则巷议”的现象，提出“焚书”的建议。公元前213年，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议，下令除《秦纪》、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外，其他如百家语、《诗》、《书》等限期交官府烧毁。这起焚书事件，令大量文化典籍化为灰烬。

梁元帝焚书

梁元帝(508～554)萧绎，是南朝梁皇帝。公元554年，西魏派常山公于谨、大将军杨忠率军5万南下攻梁。10月，魏军攻破江陵(今湖北江陵)。这时，梁元帝认为，自己读书破万卷，仍免不了亡国，读书还有何用于是，他就命舍人高善宝把所有14万卷图书聚集在一起烧掉。被俘后，西魏人问他为什么焚书，他说：“读书破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梁元帝受尽百般凌辱后，于12月被西魏所杀，终年46岁。萧绎焚书是在个人陷入绝望境地而做出的非理智之举，与秦、清等朝代为愚民而强令焚书有本质的区别，因而后人也往往对其焚书之举抱以宽容的态度。

乾隆皇帝焚书

清乾隆皇帝即位后，从1773年到1782年，他组织了360多位有名的文人学者，历时10年，编纂出我国封建时代一部空前绝后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四库全书》的问世，对于保存中国的古代文化典籍，传播古代学术文化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乾隆皇帝编书的根本目的在于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以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开始编书时，他曾两次提出：对古籍该“毁弃”的应予毁弃，该“删改”的应予删改。因此，有些书往往被弄得面目全非。据统计，在编书的10年中，仅浙江省就毁书24次，被毁书籍多达538种，13862部之多；江西巡抚海成，仅在乾隆41年(1776年)就搜缴焚书8000多部。整个乾隆时期，共焚毁各种图书7l万卷之多。可见，乾隆朝焚书是中国封建社会规模最大的焚书事件。

藏于圆明园"文源阁"的《四库全书》毁于1860年的火烧圆明园。

乾隆帝命人手抄了7部《四库全书》，下令分别藏于全国各地。先抄好的四部分贮于紫禁城文渊阁、辽宁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河北承德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北四阁”。后抄好的三部分贮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南三阁”。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了一次最系统、最全面的总结，呈现出了中国古典文化的知识体系。《四库全书》可以称为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中国文、史、哲、理、工、农、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中找到源头和血脉。

扩展资料：

1、火烧圆明园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后，占据圆明园。中国守军寡不敌众，圆明园总管大臣文丰投福海自尽，住在园内的常嫔受惊身亡。英国军队首领额尔金在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的支持下，下令烧毁圆明园。3500名英法联军冲入圆明园，纵火焚烧圆明园，大火三日不灭，圆明园及附近的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畅春园及海淀镇均被烧成一片废墟，安佑宫中，近300名太监、宫女、工匠葬身火海。使这座世界名园化为一片废墟。大火连烧3天3夜，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罕见的暴行。

圆明园文物被掠夺的数量粗略统计约有150万件，上至中国先秦时期的青铜礼器，下至唐、宋、元、明、清历代的名人书画和各种奇珍异宝。现仅存建筑遗址，并建立圆明园遗址公园。

2、《四库全书》的历史价值

（1）统治意义

《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以“稽古右文”为名，推行文化专制政策的产物，乾隆借纂修《四库全书》之机向全国征集图书，贯彻“寓禁于征”的政策，对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分别采取全毁、抽毁和删改的办法，销毁和篡改了大批文献。

《四库全书》突出了儒家文献和反映清朝统治者“文治武功”的文献，把儒家著作放在突出的位置。把儒家经典放在四部之首，把一般儒家著作放在子部之首；轻视科技著作，认为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是“异端之尤”，可以“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除了农家、医家和天文算法类收录少数科技著作之外，一般科技著作是不收录的；排斥了有民主色彩或敢于批评儒家思想的文献及戏曲和通俗小说如宋元杂剧、话本小说、明代传奇等。

（2）文献意义

《四库全书》保存了中国历代大量文献。所据底本中，有很多是珍贵善本，如宋元刻本或旧抄本；还有不少是已失传很久的书籍，在修书时重新发现的；也有的是从古书中辑录出来的佚书，如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书有385种。《四库全书》的编纂，无论在古籍整理方法上，还是在辑佚、校勘、目录学等方面，都给后来的学术界以巨大的影响。

《四库全书》保存中国历代不少接近失传的典籍，并校正典籍中的讹误脱漏。但修书期间同时抽毁及禁制一些书籍。乾隆一朝致力编修《四库全书》，但大兴文字狱，戕害读书人，对中国后来的科技文化发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3）艺术价值

规模亘古未有。全书几乎囊括了清代中期以前传世的经典文献，是对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所存文献的最大集结与总汇。

抄录和辑佚《永乐大典》中孤本书籍。“四库“馆臣先后共从《永乐大典》中辑得失传文献500余种，其中380余种收入《全书》，120余种列为《存目》。

对图书分类的影响。《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标准和部别原则充分体现了中国古典文献传承的科学体系。乾嘉以后，凡编纂书目者，无不遵循其制度。

开创了多层次的古籍编撰和保存工程。用新造木活字排印流通100多种珍本秘籍，即著名的《武英殿聚珍版书》。开馆之初，命馆臣从应抄诸书中撷其精华，编纂《四库全书荟要》。建造南北七阁，大力倡导藏书文化，体现传统文化尊严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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