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著名医书有以下这些：

1《神农本草经》

《神农本草经》又称《本草经》或《本经》，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作为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约起源于神农氏，代代口耳相传，于东汉时期集结整理成书。

成书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秦汉时期众多医学家搜集、总结、整理当时药物学经验成果的专著，是对中国中医药的第一次系统总结。

2金匮要略

《金匮要略》是我国东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的杂病部分，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论述杂病诊治的专书，原名《金匮要略方论》。“金匮”是存放古代帝王圣训和实录的地方，意指本书内容之珍贵。

3《肘后备急方》

《肘后备急方》，古代中医方剂著作。是中国第一部临床急救手册。中医治疗学专著。8卷，70篇。东晋时期葛洪著。原名《肘后救卒方》，简称《肘后方》。系作者将其原著《玉函方》（共100卷），摘录其中可供急救医疗、实用有效的单验方及简要灸法汇编而成。

4《脉经》

脉学著作，西晋·王叔和撰于公元3世纪，10卷。集汉以前脉学之大成，选录《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及扁鹊、华佗等有关脉学之论说，阐析脉理、脉法，结合临床实际，详辨脉象及其主病。

《脉经》系我国现存较早的脉学专书，首次系统归纳了24种脉象，对其性状作出具体描述，初步肯定了有关三部脉的定位诊断，为后世脉学发展奠定基础，并有指导临床实践之意义。同时《脉经》还保存了大量古代中医文献资料。

5《针灸甲乙经》

《针灸甲乙经》，又称《黄帝甲乙经》《黄帝三部针经》《黄帝针灸甲乙经》。西晋·皇甫谧撰，12卷，128篇，成书于公元282年。前六卷论述基础理论，后六卷记录各种疾病的临床治疗，包括病因、病机、症状、诊断、取穴、治法和预后等。

采用分部和按经分类法，厘定了腧穴，详述了各部穴位的适应证和禁忌、针刺深度与灸的壮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理论联系实际的针灸学专著。

参考资料1：_神农本草经

参考资料2：_金匮要略

参考资料3：_肘后备急方

参考资料4：_脉经

参考资料5：_针灸甲乙经

在古代，瘟疫发生时，朝廷又是怎样带领民众抗疫的呢？在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里受政治体制、医疗水平和战乱的影响，朝廷并没有专业的公共医疗监控系统。也就是现在每个国家都有的CDC（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往往发生重大瘟疫时朝廷一般会派些医官下去救治，采取迁移人口，隔绝疫区等行政手段。这其实只是亡羊补牢之举。

到了唐朝，政府终于意识到“疫”重在防。设置了医生巡疗体系，也就是专业的医官，叫医博士或者医学博士，领导一些医学生组成医学团队，到全国各地巡视。防治疫病也是他们的重要工作内容。到宋代的时候，官方在全国各地又设置了官药局，还有安济坊、养济院等医疗慈善机构。并且在唐宋两朝都比较注重对各类疾病预防知识的普及，并张榜公布对各种疾病需要的药物名称、剂量和用法。这些措施有效预防了疫病的发生。

特别在宋朝时，统治者已认识到瘟疫一旦爆发不仅导致大量人口死亡，甚至动摇国本，危及到王朝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设置了惠及广大百姓的“惠民药房”，并于宋熙宁九年（1076）创办官办药局——买药所。也就是负责制作和出售中成药专业机构。这种药局在全国各地都有设置，每到疫情高发季节或逢旱涝荒灾之年，政府就会派医官送医送药，为百姓诊治。

到元朝和明朝时代惠民药房依然存在的。如《明史职官志》记载“洪武三年置惠民药局，府设提领，州设医官，凡军民之贫病者，给之医药”。但到了明朝中后期随着明王朝统治的日腐败，惠民药局也渐渐没落。到清朝更没有重新启用这一很好的医疗机构，在清宣统二年（1910）东北鼠疫发生时，政府只是临时设立了医官局，但已没有行政效力可言，这是由当时清政府腐败无能造成的。

其实中国古代抗疫最核心的力量来自老百姓和中医的力量。中医在传染病的防治中有很大的贡献，如宋朝时中医就研究出以人痘预防天花的方法。明朝医生就发现水的卫生很重要，就提出：山里清泉可直接饮用，但靠近人多居住的地方就需烧开喝。北宋时“医王”庞安时就曾经历过水源的污染导致开的药影响了治病效果的事件。

据说有一年大旱，湖北浠水县瘟疫流行，可庞安时发现开的药在别处可治病，在这里却不行。他通过调查走访发现村民们吃得水太脏了，他和徒弟又为村民找到干净的水源后，再施药救治，果然药到病除。清代名医吴宣嵩所著的《鼠疫治法》提出环境卫生的重要“庭堂房屋，洒光明，厨房沟渠，整理清洁，房屋窗户，通风透气，凡黑湿处切勿居住”。

古代历代中医都很注重传染病的防治与研究。两千多年前《黄帝内经》中就有关于疫病的记载，汉代张仲景就写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传染病专著《伤寒杂病论》。

三国时方士葛洪写的《肘后方》中，最早记载了一些传染病的症状及诊治方法。如天花、恙虫病等。并立“治漳气疫疠温毒诸方”一章，记载了劈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㢓散等治疗预防瘟疫的方剂。

大家好，这是边肖。今天，我将告诉你关于古老的瘟疫。欢迎关注。

因为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情况，最近很多人都在关注，社会上也有很多情况。相信大家都有一定的了解。然而实际上，如此大规模的传染病在人类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在古代就有发生。有一个词大家都很熟悉：“瘟疫”。我们经常在电视剧里看到，瘟疫发生的时候，人们都非常害怕。那么古代的瘟疫是怎么发生的，最严重的又是怎么治愈的呢？

1古代的瘟疫是什么？

从古至今，人类遭受了无数次瘟疫，有些瘟疫特别严重，对人类后代的影响也很大：非典、鼠疫、天花、流感、霍乱等。一般来说，鼠疫是由一些高致病性微生物引起的传染病，如细菌、病毒等。通常是自然灾害后环境卫生差造成的。

:“瘟疫，是所有人都有的，也被称为疫情。”其发病迅速，综合征凶险。如果疖子和流行性病毒出现在源头，开始时，人们可以看到恶寒和强烈的热量，但立即热不冷，头痛和身体疼痛，白苔如粉，绛舌，脉数等。主要用于治疏泄，用大元阴、三消阴。若热毒，邪在胃或热灼血，则可见高热烦躁、头痛欲裂、腹痛腹泻，或鼻衄、发斑、神志不清、舌苔灼热等。治瘟解毒，宜用清瘟败毒汤、白虎河犀角升麻汤等。见疫、日、时、温病、斑等。

2古代瘟疫是怎么发生的？

在中国的古装剧中，经常会出现令人闻风丧胆的——“瘟疫”的存在。所谓鼠疫，按照今天的理解，是一种容易传播的急性传染病，有点类似于西方的黑死病。在中国古代，每当发生瘟疫，往往会死大量的人，人民苦不堪言。瘟疫究竟为什么会发生？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讨论。

第一个方面是瘟疫的产生和传播。原因可以分为两个因素。一是自然因素，即我们熟悉的四大自然灾害：水灾、旱灾、蝗灾和地震。这四种灾害的发生往往难以预测，有时甚至相互伴随，造成严重后果。洪水和地震的直接后果是大量的人和牲畜死亡。大量人畜尸体如果不及时处理，很容易形成传染源。干旱和蝗灾造成农作物歉收，粮食短缺，进而导致人畜死亡，形成传染源。第二，社会因素，包括战争和饥荒。战争在古代并不少见，比如朝代之间的战争，民族之间的争斗，以及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战争结束后，必然会尸横遍野，死伤无数。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形成疫情。至于饥荒，它的结果和前面的例子很像，这里就不赘述了。

当这些天灾人祸发生时，人们会为了躲避而迁徙，迁徙使得疫情在人与人之间广泛传播。即使没有迁徙，人们生活在一起，接触频繁，也容易导致流行性疾病的传播。所以如果一个人生病，整个家庭甚至整个村庄都可能遭殃。

第二个方面是应对不当。显然，古人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面对瘟疫，人们往往很难有效应对。就社会背景而言，在瘟疫到来之前，各种天灾人祸已经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人们没有足够的物质条件来及时实施保护和治疗，即使有，效果也相对有限。但由于时空的距离，中央很难及时到达地方。个人认为，恶劣的生活环境使得人们的营养状况非常不理想。人体营养缺乏或多或少会导致人的免疫力下降，从而更容易发生和传播鼠疫。

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有一部分是人类不断与各种疾病作斗争。因此，社会的进步还体现在越来越多的疾病得到预防和治愈，人们的健康得到有效和永久的保障。时至今日，仍有人为医疗事业的发展不懈努力。我们生而为人，所以我们要更加努力去维持生命的意义。

3古代发生过哪些瘟疫？

先秦时期

瘟疫在中国史料中早有记载。比如《丹溪心法瘟疫五》记载：“包治百病的病，任何时候都有慢性病。”记载：“当季春处于夏季时，人们会遭受许多疾病和流行病。”当时对鼠疫的认识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认为鼠疫一年四季都有可能发生。其中一个原因是时令之气失常，这是由“不合时令之气”引起的。

还记载了现存最早的中医古籍《周礼天官冢宰》。比如《吕氏春秋季春纪》指出：“五疫到来时，不论大小，都容易被感染，症状也差不多正气存在于内，邪不可为，避其毒气。”:“厥阴不退位，即大风早起，雨不下，湿天气不使其变，民病温疫，有缺陷。风，人的病是关节痛，头痛，发热心烦，咽干，饮酒。”指出温病具有传染性、流行性、临床表现相似等特点，其发病与气候有关，认为只要“正气存内”，就能“避其毒气”。

东汉

东汉张仲景在其《黄帝内经》一书的序言中说：“宗族众多，有二百余家。从建安年开始，还没有十年。三人中有两人死亡，伤寒排名第七。感受着过去的失落，很难挽回伤害，但也很难寻求古训，学习他人。”本文中的“伤寒”不仅指外感热病，还包括当时烈性传染病，可见当时瘟疫横行。

三国

曹植《素问刺法论》记载“建安二十二年，疖子盛行，家家受僵尸之苦，家家有哀号。要么关门等死，要么失去家人。或者认为：瘟疫，鬼神。我知道我是布朗的儿子，并且在荆的房间里支起了耳朵！如果夫堂是在石鼎的家里，貂累的门口，那就新鲜了。这就是阴阳失和。寒热不对，就是疫情的诱因，愚民死抱着不放，真是可笑。”描述了疫疖的惨状，并明确指出“疫疖”并非鬼神所致，而是“阴阳错位，寒热错时”所致。

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灿也在《素问本能病》年记载：“出门的时候什么都看不见，但是骨头遮住了平原。路上有个饥饿的女人，抱着孩子，弃草而走。顾浩哭啊，哭啊，哭啊。如果不知道自己死在哪里，又怎么能和对方终成眷属？马被赶跑了，我不忍心听到这些。”是当时凄凉景象的真实写照。据史料记载，从汉高祖刘智到汉高祖刘勰，70多年间记载的疫情有17次。疫情已持续多年，百姓苦不堪言，连士大夫也未能幸免。比如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杨颖、柳甄也死了一段时间。其恐怖可见一斑。

金朝

晋代葛洪《伤寒杂病论》年也讨论过瘟疫，说“伤寒、温病、温病是三个同类。晚年咳嗽，鬼毒，名曰热病。”此外，还专设“治疟、疫疖、毒”一章，记载了治疗和预防温病的方剂，如甘散、老君参明散、杜雪散、痹温病散等。

隋朝

隋代方《说疫气》认为疫病“类似于时令之气、温、热等疾病，

基于唐代王冰之后的《七哀诗》著述，认为温病与五运六气的异常变化有关，故称之为金疫、木疫、水疫、火疫、土疫的“五疫”和“五疮”。说明古人已经认识到温病的致病原因不同于一般的六*，而是一种疫毒。

宋朝

宋代医家张从正，《肘后备急方》:“再如二三月，人人气高，瘟疫来袭，必先头痛或关节痛，与伤寒、时令气、暑、风湿、适量饮酒者相似。注意不要用巴豆毒治疗。丈夫的瘟疫上不了台面，就像巴豆的药丸。”作者对鼠疫的临床表现和治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元朝

元代医生朱丹溪:“瘟疫是一种常见的疾病，也被称为天疫。治疗方法有三：宜补宜散宜降。”总结了鼠疫的治疗方法。

明天

明代医家吴目睹了当时疫病的惨状，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对疫病作了深入细致的观察和论述。他的书《千金要方卷九伤寒》是我国的温病专著，对温病有详细的论述。认为“温病是一种病，既不风也不冷也不热也不湿，只是天地之间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指出温病的致病因素为“邪气”，又称疫气、疖气、戾气等。这是对温病病因的独到见解。

吴认为愤怒是物质的，可以通过药物来抑制。戾气虽然是“看不见，看不见，无声无臭，怎么能看得见，闻得见”，但它是一种客观物质，进一步指出“事物能使人因毒品而生气。”

愤怒通过鼻子和嘴巴侵入身体。认为“邪从口鼻入”，感染戾气。“如果你患了它，你就会被感染。虽然感觉不一样，但都会患一种病”。

但人体感受到戾气后，是否患病，取决于人体的量、毒力和抵抗力。指出“感之深，感之浅者，不可克服，不能一下子成”；“无论强弱，正气稍衰，一触即病”；“此气满，邪不入。此气恰逢亏虚，呼吸之间，外邪乘虚而入”。

由rage引起的流行性疾病有疫情和散发的不同表现。然而，致病性rage存在地域和时间差异。另外，由于戾气的类型不同，引起的疾病也不同，涉及的器官也不同。我认为“人的疾病和动物的疾病是由不同的戾气引起的。

《素问》年，吴有科还创制了许多独特有效的治疗疫疾的方剂。是我国医学文献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急性传染病著作。至今仍可用于指导临床实践，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清朝

清代余写《儒门事亲卷一立诸时气解利禁忌式三》。在吴有科《丹溪心法卷一温疫五》的基础上，认为疫疹的病因是疖子，并指出“一人得病，传染一家，轻者十有八九生，重者十有八九救。在环境中，这一比率很高。”根据暑疫的证候特点，建立了以石膏为主的“清瘟败毒汤”方剂，为温病的辨证论治开创了新局面。

综上所述，中医在与温病的长期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一套完整的理论和临床治疗方法。我们应该充分发挥中医药在治疗急性传染病中的作用。

　　李时珍 （1518年-1593年）

　　字东璧，晚年自号濒湖山人，湖北蕲州（今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蕲州镇）人，汉族，生于明武宗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卒于神宗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3年）,生于蕲州亦卒于蕲州。其父李言闻是当地名医。李时珍继承家学，尤其重视本草，并富有实践精神，肯于向劳动人民群众学习。李时珍三十八岁时，被武昌的楚王召去任王府“奉祠正”，兼管良医所事务。三年后，又被推荐上京任太医院判。太医院是专为宫廷服务的医疗机构，当时被一些庸医弄得乌烟瘴气。李时珍在此只任职了一年，便辞职回乡。李时珍曾参考历代有关医药及其学术书籍八百余种，结合自身经验和调查研究，历时二十七年编成《本草纲目》一书，是我国明以前药物学的总结性巨著。在国内外均有很高的评价，已有几种文字的译本或节译本。另著有《濒湖脉学》。

　　李家世代业医，祖父是“铃医”。父亲李言闻，号月池，是当地名医。那时，民间医生地位很低。李家常受官绅的欺侮。因此，父亲决定让二儿子李时珍读书应考，以便一朝功成，出人头地。李时珍自小体弱多病，然而性格刚直纯真，对空洞乏味的八股文不屑于学。自十四岁中了秀才后的九年中，其三次到武昌考举人均名落孙山。于是，他放弃了科举做官的打算，专心学医，于是向父亲求说并表明决心：“身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望父全儿志，至死不怕难。”李月池在冷酷的事实面前终于醒悟了，同意儿子的要求，并精心地教他。不几年，李时珍果然成了一名很有名望的医生。

　　《本草纲目》共五十二卷，分十六部、六十类。经二十七年（1578年）著成。共收载历代诸家本草所载药物一千八百九十二种,其中植物药1094种。矿物、动物及其他药798种，有374种为李氏所新增。每种药首先以正名为纲，附释名为目；其次是集解、辨疑、正误，详述产状；再次是气味、主治、附方，说明体用。内容极其丰富，是我国药物学的宝贵遗产，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本草纲目》的故事于行医的十几年中，李时珍阅读了大量古医籍，又经过临床实践发现古代的本草书籍 “品数既繁，名称多杂。或一物析为二三，或二物混为一品”（《明外史本传》）。特别是其中的许多毒性药品，竟被认为可以“久服延年”，而遗祸无穷。于是，他决心要重新编纂一部本草书籍。从三十一岁那年，他就开始酝酿此事，为了“穷搜博采”，李时珍读了大量参考书。家藏的书读完了，就利用行医的机会，向本乡豪门大户借。后来，进了武昌楚王府和北京太医院，读的书就更多，简直成了“书迷”。他自述“长耽嗜典籍，若啖蔗饴”（《本草纲目》原序）。顾景星在《李时珍传》里，也赞他“读书十年，不出户庭，博学无所弗瞡”。他不但读了八百余种万余卷的医书，还看过不少历史、地理和文学名著及敦煌的经史巨作连数位前代伟大诗人的全集也都仔细钻研过。

　　他还从中摘录了大量有关医药学的诗句。而这些诗句也确实给了他许多真实有用的医药学知识，帮助他纠正了前人在医药学上的许多谬误。如古代医书中，常常出现“鹜与凫”。它们指的是什么？是否有区别？历代药物学家众说纷纭，争论不休。李时珍摘引屈原《离骚》中的“将与鸡鹜争食乎”，“将泛乎若水中之凫乎”两句，指出诗人把“鹜”与“凫”对举并称，就是它们不是同一种禽鸟的明证。他又根据诗中对它们不同生活环境的描绘，证明“鹜”是家鸭，“凫”是野鸭子，药性不同。屈原的诗赋，竟成了李时珍考证药物名实的雄辩依据。 在编写《本草纲目》的过程中，最使李时珍头痛的就是由于药名的混杂，使药物的形状和生长的情况十分的不明。过去的本草书，虽然作了反复的解释，但是由于有些作者没有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而是在书本上抄来抄去在“纸上猜度”，所以越解释越糊涂，而且矛盾倍出，使人莫衷一是。例如药物远志，南北朝著名医药学家陶弘景说它是小草，像麻黄，但颜色青，开白花，宋代马志却认为它像大青，并责备陶弘景根本不认识远志。又如狗脊一药，有的说它像萆薢，有的说它像拔葜，有的又说它像贯众，说法极不一致。类似此情况很多，李时珍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搁下笔来。这些难题该怎样解决呢？

　　在他父亲的启示下，李时珍认识到，“读万卷书”固然需要，但“行万里路”更不可少。于是，他既“搜罗百氏”，又“采访四方”，深入实际进行调查。 李时珍穿上草鞋，背起药筐，在徒弟庞宪、儿子建元的伴随下，远涉深山旷野，遍访名医宿儒，搜求民间验方，观察和收集药物标本。

　　他首先在家乡蕲州一带采访。后来，他多次出外采访。除湖广外，还到过江西、江苏、安徽好多地方。均州的太和山也到过。盛产药材的江西庐山和南京的摄山、茅山、牛首山，估计也有他的足迹。后人为此写了“远穷僻壤之产，险探麓之华”的诗句，反映他远途跋涉，四方采访的生活。 李时珍每到一地，就虚心地向各式各样的人物请求。其中有采药的，有种田的，捕鱼的，砍柴的，打猎的。热情地帮助他了解各种各样的药物。比如芸苔，是治病常用的药。但究竟是什么样的？《神农本草经》说不明白，各家注释也搞不清楚。李时珍问一个种菜的老人，在他指点下，又察了实物，才知道芸苔，实际上就是油菜。这种植物，头一年下种，第二年开花，种子可以榨油，于是，这种药物，便在他的《本草纲目》中一清二楚地注解出来了。

　　不论是在四处采访中，还是在自己的药圃里，李时珍都非常注意观察药物的形态和生长情况。

　　蕲蛇，即蕲州产的白花蛇。这种药有医治风痹、惊搐、癣癞等功用。李时珍早就研究它。但开始，只从蛇贩子那里观察。内行人提醒他，那是从江南兴国州山里捕来的，不是真的蕲蛇。那么真正蕲蛇的样子又是怎么样的呢？他请教一位捕蛇的人。那人告诉他，蕲蛇牙尖有剧毒。人被咬伤，要立即截肢，否则就中毒死亡。在治疗上述诸病有特效，因之非常贵重。州官逼着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去捉，以便向皇帝进贡。蕲州那么大，其实只有城北龙峰山上才有真正的蕲蛇。李时珍追根究底，要亲眼观察蕲蛇，于是请捕蛇人带他上了龙峰山上。那里有个狻猊洞，洞周围怪石嶙峋，灌木丛生。缠绕在灌木上的石南藤，举目皆是。蕲蛇喜欢吃石南藤的花叶，所以生活在这一带。李时珍置危险于度外，到处寻找。在捕蛇人的帮助下，终于亲眼看见了蕲蛇，并看到了捕蛇、制蛇的全过程。由于这样深入实际调查过，后来他在《本草纲目》写到白花蛇时，就得心应手，说得简明准确。说蕲蛇的形态是：“龙头虎口，黑质白花、胁有二十四个方胜文，腹有念珠斑，口有四长牙，尾上有一佛指甲，长一二分，肠形如连珠”；说蕲蛇的捕捉和制作过程是：“多在石南藤上食其花叶，人以此寻获。先撒沙土一把，则蟠而不动，以叉取之。用绳悬起，刀破腹以去肠物，则反尾洗涤其腹，盖护创尔，乃以竹支定，屈曲盘起，扎缚炕干。”同时，也搞清了蕲蛇与外地白花蛇的不同地方：“出蕲地者，虽干枯而眼光不陷，他处者则否矣。”这样清楚地叙述蕲蛇各种情况，当然是得力于实地调查的细致。 李时珍了解药物，并不满足于走马看花式的调查，而是一一采视，对着实物进行比较核对。这样弄清了不少似是而非、含混不清的药物。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一一采视，颇得其真”，“罗列诸品，反复谛视”。

　　当时，太岳太和山（武当山）五龙宫产的“榔梅”，被道士们说成是吃了“可以长生不老的仙果”。他们每年采摘回来，进贡皇帝。官府严禁其他人采摘。李时珍不信道士们的鬼话，要亲自采来试试，看看它究竟有什么攻效。于是，他不顾道士们的反对，竟冒险采了一个。经研究，发现它的功效跟普通的桃子、杏子一样，能生津止渴而已，是一种变了形的榆树的果实，并没有什么特殊攻效。 鲮鲤，即今天说的穿山甲，是过去比较常用的中药。陶弘景说它能水陆两栖，白天爬上岩来，张开鳞甲，装出死了的样子，引诱蚂蚁进入甲内，再闭上鳞甲，潜入水中，然后开甲让蚂蚁浮出，再吞食。为了了解陶弘景的说法是否对头，李时珍亲自上山去观察。并在樵夫、猎人的帮助下，捉到了一只穿山甲。从它的胃里剖出了一升左右的蚂蚁，证实穿山甲动物食蚁这点，陶弘景是说对了。不过，从观察中，他发现穿山甲食蚁时，是搔开蚁穴，进行舐食，而不是诱蚁入甲，下水吞食，李时珍肯定了陶弘景对的一面，纠正了其错误之处。

　　就这样，李时珍经过长期的实地调查，搞清了药物的许多疑难问题，于万历戊寅年（公元1578年）完成了《本草纲目》编写工作。全书约有200万字，52卷，载药1892种，新增药物374种，载方10000多个，附图1000多幅，成了我国药物学的空前巨著。其中纠正前人错误甚多，在动植物分类学等许多方面有突出成就，并对其他有关的学科（生物学、化学、矿物学，地质学，天文学等等）也做出贡献。达尔文称赞它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编辑本段]太医生涯

　　1551—1556年这段时间内，封建皇帝征如医官，下令各地选拔医技精湛的人到太医院就职，于是在武昌楚王府的李时珍，也被推荐到了北京。

　　关于李时珍这一段在太医院工作的经历，史学界有诸多争论，有人认为李时珍曾出任太医院院判(正六品)，但也有人认为他只是担当御医(正八品)。无论其职位高低，李时珍被荐于朝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太医院的工作经历，有可能给他的一生带来了重大影响，为他创造《本草纲目》埋下很好的伏笔。

　　这期间，李时珍非常积极地从事药物研究工作，经常出入于太医院的药房及御药库，认真仔细地比较、鉴别全国各地的药村，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同时他还有机会饱览了王府和皇家珍藏的丰富典籍，与此同时他也可能从宫廷中获得了当时有关民间的大量本草相关信息，并看到了许多平时难以见到的药物标本，使他大大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知识领域。谈到这一点，就必须联系到明代宫修的另一部著名本草书籍——《本草品汇精要》。

　　2002年，中国文化研究会全文影印出版了《本草品汇精要》，该书是明孝宗于弘治16年（1503）8月下诏太医院编修的一部国家药典。在司设监太监刘文泰的组织下，一个设有总督、提调、总裁、副总裁、篡修、验药等9种职位的修撰班子组成，包括誊录、绘画人员在内共49人。在经历一年半修订后，药典编纂完成。编撰者按照宋人唐慎微的《证类本草》旧例顺序，把入药之物分为玉石、草、木、果等10部，每部分为上、中、下三品编写，全书共收药物1815种，正文用朱墨两色分写。正文之前绘有精美的彩色写生图达1358幅之多，是中国第一部大型彩绘图书。同时编撰者还舍弃了当时已比较成熟的雕版印刷技术，而由14位工匠分色缮写文字，8位宫廷画师负责绘图。全书完成后，由明孝宗亲自撰写序言，并仿照《永乐大典》格式装帧成36册，装入楠木盒中保存，是为明代宫廷的正统抄本。

　　但是，此书完稿后仅两个月，明孝宗却意外“驾崩”，其死因成为天大疑案。而原书编纂人员中的49人中有12人涉嫌谋害孝宗皇帝，遭到查办，于是这部明代药典《本草品汇精要》一直封藏在宫中内库里。后不知通过何种途径（传教士或英法联军）于1877年藏入罗马国家图书馆。

　　李时珍是在距此事约50年左右进入太医院任职的，他不可能前朝旧事一无所知。而此时孝宗后继位的明武宗已逝，明世宗也已出任皇帝30余年，对故去的疑案未必再加关心，所以封藏在宫中的《本草品汇精要》有可能在不公开的情况下得以窥见，因此不能排除李时珍在太医院工作期间很幸运地看到了此书。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促使他意欲编著一部能超出此书的新本草专著，而在太医院的工作环境是不可能满足他的想法、实现愿望的，因为李时珍淡于功名荣禄，所以在太医院任职没有太长时间，就托病辞职归家了。

　　[编辑本段]《本草纲目》

　　在李时珍任职太医院前后的一段时期，经长时间准备之后，李时珍开始了《本草纲目》的写作。在编写过程中，他脚穿草鞋，身背药篓，带着学生和儿子建元，翻山越岭，访医采药，足迹遍及河南、河北、江苏、安徽、江西、湖北等广大地区，以及牛首山、摄山、茅山、太和山等大山名川，走了上万里路，倾听了千万人的意见，参阅各种书籍800多种，历时27年，终于在他61岁那年（1578年）写成。

　　明代设色版《本草纲目》《本草纲目》凡16部、52卷，约190万字。全书收纳诸家本草所收药物1518种，在前人基础上增收药物374种，合1892种，其中植物1195种；共辑录古代药学家和民间单方11096则；书前附药物形态图1100余幅。这部伟大的著作，吸收了历代本草著作的精华，尽可能的纠正了以前的错误，补充了不足，并有很多重要发现和突破。是到16世纪为止我国最系统、最完整、最科学的一部医药学著作。

　　面对浩瀚的本草宝库，如何驾驭、操纵它便成为最关键的问题。可以说这是李时珍最大的贡献之一。他不仅解决了药物的方式、检索等问题，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他对植物分类学方面的新见解，以及可贵的生物进化发展思想。李时珍打破了自《神农本草经》以来，沿袭了一千多年的上、中、下三品分类法，把药物分为水、火、土、金石、草、谷、莱、果、木、器服、虫、鳞、介、禽、兽、人共16部，包括60类。每药标正名为纲，纲之下列目，纲目清晰。书中还系统地记述了各种药物的知识。包括校正、释名、集解、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录、附方等项，从药物的历史、形态到功能、方剂等，叙述甚详。尤其是“发明”这项，主要是李时珍对药物观察、研究以及实际应用的新发现、新经验，这就更加丰富了本草学的知识。 第一次提出“野人”一词。

　　根据马元俊先生的研究，李时珍在植物学方面所创造的人为分类方法，是一种按照实用与形态等相似的植物，将其归之于各类，并按层次逐级分类的科方法。李时珍将一千多种植物，据其经济用途与体态、习性和内含物的不同，先把大同类物质向上归为五部（即草、目、菜、果、谷为纲），部下又分成30类（如草部9类、木部6类、菜、果部各7类、谷5类是为目），再向下分成若干种。他不仅提示了植物之间的亲缘关系，而且还统一了许多植物的命名方法。

　　总之，李时珍采用以纲挈目的方法，将《本草经》以下历代本草的各种药物资料，重新进行剖析整理，使近200万字的本草巨著体例严谨，层次分明，重点突出，内容详备。实乃“博而不繁，详面有要”。

　　虽然《本草纲目》是一部药物学专著，但它同时还记载了与临床关系十分密切的许多内容。原书第三、第四卷为“百病主治药”，记有113种病症的主治药物，其中第三卷外感和内伤杂病中，就包括有专门治疗伤寒热病、咳嗽、喘逆类的药物，第四卷则主要为五官、外科、妇、儿科诸病。原书中明确提出能治疗瘟疫的药物有：升麻、艾叶、腊雪、丹砂、阳起石、火药、大青、麻黄、威灵仙、葎草、大麻、大豆豉、葫、竹笋、梨、松、猪苓、竹、石燕、犀、桃蠹虫等20余种。

　　此外，《本草纲目》中收载各类附方11096首，涉及临床各科，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等，其中2900多首为旧方，其余皆为新方。治疗范围以常见病、多发病为主，所用剂型亦是丸散膏丹俱全，且许多方剂既具科学科，又有简便廉验之特点，极具实用性。如治疗咳嗽病的方剂，即在多种药物附方中出现，举例如下：

　　肺气喘急：马兜铃二两（去壳及膜），酥半两（入碗内拌匀，慢火炒干），甘草（炙）一两，为末。每服一钱，水一盏，煎六分，温呷或噙之。

　　哮喘痰嗽：鸭掌散：用银杏五个，麻黄二钱半，甘草（炙）二钱。水一钟半，煎八分，卧时服。又金陵一铺治哮喘，白果定喘汤，服之无不效者，其人以此起家。其方：用白果二十一个（炒黄），麻黄三钱，苏子二钱，款冬花、法制半夏、桑白皮（蜜炙）各二钱，杏仁（去皮尖）、黄芩（微炒）各一钱半，甘草一钱。水三钟，煎二钟，随时分作二服。不用姜。

　　肺热痰咳，胸膈塞满：用栝蒌仁、半夏（汤泡七次，焙研）各一两。姜汁打面糊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食后姜汤下。

　　因此，《本草纲目》在临床治疗方面亦有伋高的参考价值。

　　《本草纲目》不仅为我国药物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对世界医药学、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化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书出版后，很快就传到日本，以后又流传到欧美各国，先后被译成日、法、德、英、拉丁、俄、朝鲜等十余种文字在国外出版，传遍五大洲。早在1951年，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上，李时珍即被列为古代世界名人；他的大理石雕象屹立在莫斯科大学的长廊上。不仅对中医药学具有极大贡献，而且对世界自然科学的发展也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被誉为“东方医药巨典”，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也曾受益于《本草纲目》，称它为“中国古代百科全书”。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写道：“16世纪中国有两大天然药物学著作，一是世纪初（1505年）的《本草品汇精要》，一是世纪末（1595年）的《本草纲目》，两者都非常伟大。”

　　李时珍行医，既珍视前人经验，又注重亲身实践，医术不断提高。很快他的名声即传遍蕲州。当时封藩在蕲州的第三个孙子富顺王朱厚焜，特请他到王府为自己的儿子诊病。此子爱吃灯花、生米、泥土，李时珍根据上述症状，诊其为虫病，于是用杀虫药物治好了这种怪病。

　　不久，封藩在武昌的楚王，又把李时珍请去当侍医。一天，楚王的儿子突然昏厥不省人事，李时珍根据中医理论辨证后，大胆施用傕吐、攻下类药物，从死亡边缘救回了世子的性命。由此，李时珍被召聘为楚王府“奉祠正”(掌祭祀礼节的官署)，并兼管王府的“良医所”，期间曾治愈许多疾病，楚王欲重金酬谢，但都被李时珍拒绝。由此可见，李时珍是一位不重权贵、不务名利、只求为病人解除痛苦的一位医德高尚的医生。

　　[编辑本段]纪念李时珍

　　李时珍于1593年逝世，享年75岁。李时珍逝世后遗体被安葬在湖北省蕲春县蕲州镇竹林湖村。到今天为止，蕲州一带的中医每年清明都要到墓地朝拜，许多人常把坟头的青草带回家以消灾灭病。新中国成立后，为纪念对人类作出伟大贡献的这位科学巨人，1954年，将其坟墓列为全国重点保护单位，蕲春县人民政府对墓地进行了修缮，碑前青石上刻有著名人物画家蒋兆和所画的李时珍像，墓前另立石碑，上刻原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的题词。1978年，湖北省文化局重修李时珍墓，并初具陵园规模。1980年，在陵园内正式建立了国家重点文物保护机构---李时珍纪念馆。整个纪念馆占地面积50000平方米，由本草碑廊、纪念展览、药物馆、百草药园、墓园五大部分组成。纪念馆仿古大门上镶嵌着邓小平于1987年7月8日亲笔题写的馆名。纪念馆的展品主要有历史文物、文献、药物标本、图表、照片、画像、雕塑等1000余件，形象系统地介绍了李时珍的生平和《本草纲目》的伟大成就。藏品中有诸多古籍善本，尤以《本草纲目》自明清以来的各种版本弥足珍贵。 建馆20多年来，纪念馆已累计接待中外宾客300多万人次，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影响。

　　李时珍一生著述颇丰，除代表作《本草纲目》外，还著有《奇经八脉考》、《濒湖脉学》、《五脏图论》等十种著作。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将永远被世界人民所怀念。

　　[编辑本段]李时珍的故事

　　按《明外史·本传》：李时珍，字东璧，蕲州人（今湖北省蕲春县）。生于明武宗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卒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

　　李时珍的祖父和父亲世代皆当医生。父亲希望他读书考试当官，不愿让他当医生。李时珍出生之时，有白鹿入室，有紫芝产于庭中。自幼就以为修习“神仙之学”乃是命中定好了的。李时珍于十四岁时开始科举考试，却“补诸生，三试于乡都不能得成”。李时珍喜欢读书，非常的博学，几乎所有的书都读都看。已经读书十年，却从未出家门。他心中并无当官的想法与意愿。他所读的书中，尤其喜好而且善于医学方面，就以医生自居。当时的楚王听闻时珍的医术了得，聘他为奉祠掌管良医的事情。后来楚王的世子暴厥，李时珍立刻救活了他。于是将他举荐于朝廷，授给太医院判的职位。可是，李时珍只做了一年的官就不做了，归回故里。中国古代的医家本草之书，上自神农所传，就止有三百六十五种。在梁·陶弘景时修本草，本草数量亦没有增加。至唐朝，苏恭增加一百一十四种，宋朝刘翰又增一百二十种，到了掌禹锡、唐慎微诸先生，先后增补，加上以前的共一千五百五十八种，当时认为已经算是完善的。然而，李时珍认为，品数太烦多，名称也太杂，有时或一物而析为二三，或二物而混为一品，他以为这样是不正确的。于是“穷搜搏采、芟烦补阙”，历经三十年，阅读的书籍八百余家，书稿订正三次而著成《本草纲目》一书。

　　《本草纲目》增加药物达三百七十四种，分为一十六部，合共五十二卷，首标正名为“纲”，其余各附释为“目”，以补足与纠正药物的原资料。次以集解，辨疑正误，将出产形色等详细说明也。又次以气味、主治、附方，当作本草的体用。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原序中自述，读古书典籍，就像吃糖啃甘蔗一样，“长耽嗜典籍，若啖蔗饴”，《本草纲目》一书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中，增删考证而著作成功的。当《纲目》书著作将成，要贡献朝廷之时，李时珍已经七十六岁了，也自己预见了将死时期，果然很快地“遽卒”。李时珍在未逝前，写了一个上书表遗给其子建元，命他送与皇帝。

　　没多久，神宗万历年间，诏修国史，命令中外贡献四方文籍，建元将父亲遗表及本书《纲目》献予。天子嘉许，朝廷命礼部誉写，分两京、各省布政刊行，从此“士大夫家有其书”。本草之学从这以后才算是集大成了。李时珍遗书上皇帝的表，大略是说：历代，经久远年代后，许多的药物有同物不同名的，有同名不同物的，有难以辨识的，有些分类不对的，有些药物有毒却和那些无毒的药形态相似，增加采药困难，这都影响治病的效果。还有些历代发现的新药，以前的书中还未记载，于是增补、订正了许多药物。旧籍记载的一千五百多种，在《本草纲目》书中，增加三百七十四种。分为十六部，共五十二卷。根据药物的“正名”为纲，而“附释”的则为目；再加上以集解、辨疑、正误，详细的将其出产地、药物的气味、主治都记载于书中。著作本书的参考书籍非常多，上自坟典、下至稗记，只要有攸关者，都收掇在书中。虽然称之为医书，实际是将万物以及药物的理讲明了。希望皇帝能“特诏儒臣补注，成昭代之典”，如此，本书便能成为指导医生们使用的很好的参考典籍。李时珍晚年之时，自号“濒湖山人”，著作有《所馆诗》、《医案》、《脉诀》、《五藏图论》、《三焦客难》、《命门考》、《诗话》。因为他的儿子建中当官，所以他被封为“文林郎”。李时珍不只是一位好的医生和本草家，他还是一位修神仙之术的修炼人，每晚都打坐炼功，以神仙自命。观顾景星《李时珍传》即知：“余儿时闻先生轶事，孝友，饶隐德，晚从余曾大父游，读书以日出入为期，夜即端坐，其以神仙自命，岂偶然与？” 时珍在《濒湖脉学》中有一段评述张紫阳八脉经的记载：“紫阳八脉经所载经脉，稍与医家之说不同，然‘内景隧道’，惟反观者能照察之 ，其言必不谬也。”正说明了修仙家所观察到的奇经八脉和医生所认知有所不同的秘密，就是反观而照察到的。

　　另外，作为精通医学和修仙者的他，很重视“奇经八脉”之秘要。所以在他的《奇经八脉考》中，认为医生和修仙者一定要知道“奇经八脉” 。他说，“医不知此，罔探病机，仙不知此，难安炉鼎。”“医而知八脉，则十二经十五络之大旨得矣；仙而知乎八脉，则虎龙升降，玄牡幽微窍妙得矣。”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蕴藏着许多珍贵的科学遗产。我国古代长期积累起来的药物知识，大部分载入历代的本草书籍中。由于本草学中对一些药物的来源、性质、鉴别、制法及配方的叙述，涉及广泛的化学知识，因而本草学成了中国古代及中古时代化学的一个丰富内容和源泉，是我国化学史中辉煌成就的一个侧面。对本草学做出伟大贡献的是卓越的药物学家李时珍。

　　李时珍，明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生于湖北一个世医家庭。少年时代，常跟父亲和哥哥采集草药，或帮父亲抄写药方，听父亲讲解药物学知识。当时科举盛行，他14岁中了秀才。但他热爱医药事业，对八股文不感兴趣。因此，考举人三次落榜后，放弃了科举入仕的道路，一心做医生。

　　《本草纲目》问世后，很快在中国流传起来，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已经被全部或部分译成日文、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俄文等多种文字，在世界上广泛流传，至今仍是一部有重大学术价值的古代科学文献。李时珍是世界公认的杰出的自然科学家。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前1593年），76岁的李时珍逝世了。

自古以来，人类便饱受瘟疫之害，而最惨烈的莫过于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和导致玛雅文明突然消失的“天花”；当然，华夏也是深受其害，但是相对于医疗水平落后的欧洲和美洲，华夏古代的医学水平那可是相当高的，对如何预防及治疗瘟疫，有一套相对成熟得多的方法；在清朝时期，还出现了以防治瘟疫见长的四位名医，号称“温病四大家”，现在来看看这四人分别是谁吧。

一位：叶天士

叶天士本名叶桂，字天士，号香岩，别号南阳先生，是清朝康熙至乾隆年间的明医；他出生于中医世家，父亲叶阳生乃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儒医，受父亲的熏陶，叶桂在很小的时候便已经有了很深的造诣；在父亲去世后，为了维持生计，叶桂不得不四处行医，但这也为叶桂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行医经验。

而且叶桂勤奋好学，只要比自己高明的医生，他都愿意行弟子礼拜之为师；一听到某位医生有专长，就欣然而往，必待学成后始归。从十二岁到十八岁，他先后拜过师的名医就有十七人，无怪后人称其“师门深广”。叶桂本来就“神悟绝人”、聪明绝世，加之这样求知如渴、广采众长，且能融会贯通，因此自然在术上突飞猛进，不到三十岁就医名远播。

虽然叶桂所学甚多，但是其最擅长的还是治疗时疫和痧痘等症；清代乾隆以后，江南出现了一批以研究温病著称的学者，他们以叶天士为首，总结前人的经验，突破旧杠杠，开创了治疗温病的新途径。叶桂著的《温热论》，为我国温病学说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和辨证的基础。

《温热论》开宗明义一句话“温邪上受，首先犯肺”，指明温邪的传入是从口鼻而来，首先出现肺经症状，如不及时外解，则可顺传阳明或逆传包，与伤寒之邪按六经传变完全不同。而且还提出“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的从浅至深的认识原则，拟定了“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的治疗大法。

二位：薛雪

薛雪字生白，号一瓢，又号槐云道人、磨剑道人、牧牛老朽；虽然薛雪比叶桂年轻十余岁，但成名及早，在当时是与叶桂齐名的医学大家；他早年游于名儒叶燮之门，诗文俱佳，又工书画，善拳技。后因母患湿热之病，乃肆力于医学，技艺日精，尤长于温热病。

所谓“文无第二，武无一”，其实这道理通用于各行各业，叶桂和薛雪是同时期的名医，而且都极为擅长治疗瘟疫，所以这二人难免就有了摩擦，不过两人的交锋更像是“君子之争”，后来因薛雪治好了叶桂母亲的病，两人成了至交好友，经常一同探讨医理。

薛雪一生《湿热条辨》一书，湿热病是外感热病中的—大类型，是由于既感受湿邪，又感受暑热之邪，则成湿温。也有由于湿邪久留伏而化热，成为湿热之邪交织，而为湿温者。薛雪对湿热病的研究，突出了湿邪与热邪相合为病的特点，抓住了湿热二邪轻重不同的要害，并结合脏腑、三焦、表里等辨证方法，使之融为一体，解决了湿热病的证型辨析，有利于临床应用。

在治疗上，虽然有温化、清泻、清热祛湿诸大法，同时又有补阳、益气、养阴、生津诸法的配伍，然其用药时时注意到清热不碍湿，祛湿不助热，扶正不碍祛邪，祛邪当注意扶正等方面。治疗不拘泥于固定成方，体现了湿热病治疗的特点，成为后世治疗湿热病的规矩，影响极其深远。

三位：吴瑭

吴瑭字鞠通，所以又叫吴鞠通，是清朝乾隆至道光时期的名医；原本，出生书香门第的吴瑭，不出意外应该是踏上科举官场一途，但在吴瑭十九岁时发生了一件大事，他的父亲因病去世，这给了吴瑭很大的触动，于是产生了学医的强烈愿望；而让吴瑭踏上医途的是他侄子的去世。

吴瑭天资卓绝，仅仅用了数年的时间，便探索出了一些规律和医治方法，并在之后的岁月里积累了丰富的行医经验，成为世人敬仰的名医；之后在北京检核《四库全书》时，得见其中收载吴又可的《温疫论》，深感其论述宏阔有力，发前人之所未发，极有创见，又合于实情，便仔细研究，受到了很大的启发。

而且他对叶天士更是推崇，但认为叶氏的理论“多南方证，立论甚简，但有医案散见于杂证之中，人多忽之而不深究。”于是他在继承了叶天士理论的基础上参古博今，结合临证经验，撰写了《温病条辨》5卷，对温热病学说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认为温病有9种，吴又可所说的温疫是其中最具传染性的一种，除此之外，另外还有其他八种温病，可以从季节及疾病表现上加以区分，这是对于温病很完整的一种分类方法。

书中创立了“三焦辨证”的学说，这是继叶天士发展了张仲景的六经辨证，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方法之后，在中医理论和辨证方法上的又一创举。叶氏的《温热论》中没有收载足够的方剂，而吴鞠通的另一重大贡献，就是在《温病条辨》当中，为后人留下了许多优秀的实用方剂，象银翘散、桑菊饮、藿香正气散、清营汤、清宫汤、犀角地黄汤等等，都是后世医家极为常用的方剂。现在临床上使用的方子，《温病条辨》方占十之八九。

四位：王士雄

王士雄字孟英，号梦隐，又号潜斋，别号半痴山人，是清朝嘉庆至同治时期的名医；没有任何意外，这王士雄也是出自中医世家，他的曾祖、祖父和父亲都是名医；但是在王士雄14岁时，父重病不起，临终前曾嘱咐他：“人生天地之间，必期有用于世，汝识斯言，吾无憾矣”。

父亲死后，他遵家训钻研医学，但终因家境贫困，厨无宿舂，无法度日。为了生计，于是去婺州孝顺街佐理盐务。他白天工作，谋食养家，晚上“披览医书，焚膏继晷，乐此不疲”。虽身处逆境，但决不因此而影响学业，反而激起了发愤图强的精神，学医之志愈坚。

王士雄生活在西学东渐的时代，他对当时传入之西方医学持开明态度，不抱门户之见，有分析地吸取，并据理批评了中医界有些人尊经崇古、拒绝接受西说的守旧思想，反映了他善于吸取新知的治学精神。更值得指出的是，王士雄十分重视临床，注意从实践中求得真知。他平时诊务繁忙，广泛接触病人，从而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作为“温病四大家”，王士雄在瘟疫一道上的成就当然也是十分突出的，他一生勤于著述，给后人留下了大量富有学术价值的医学文献，其中《随息居重订霍乱论》、《温热经纬》 、《随息居饮食谱》 、《归砚录》、《潜斋医话》和《王氏医案》是他的主要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