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论语》：《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写而成，至战国前期成书。全书共20篇492章，以语录体为主，叙事体为辅，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

2、《中庸》：儒家论述人生修养境界的一部道德哲学专著，是中国古代儒家经典之一，原是《礼记》第三十一篇，相传为战国时期子思所作。其内容肯定“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把“诚”看成是世界的本体，认为“至诚”则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并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宋代从《礼记》中抽出，与《大学》《论语》《孟子》合为“四书”。

3、《孟子》：《四书 》之一。战国中期孟子及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著，为孟子、孟子弟子所作。最早见于赵岐《孟子题辞》：“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

4、《大学》是一篇论述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思想的散文，原是《小戴礼记》第四十二篇，相传为曾子所作，实为秦汉时儒家作品，是一部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著作。经北宋程颢、程颐竭力尊崇，南宋朱熹又作《大学章句》，最终和《中庸》、《论语》、《孟子》并称“四书”。宋、元以后，《大学》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5、《三字经》：中国的传统启蒙教材。在中国古代经典当中，《三字经》是最浅显易懂的读本之一。《三字经》取材典范，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学、历史、哲学、天文地理、人伦义理、忠孝节义等等，而核心思想又包括了“仁，义，诚，敬，孝。”背诵《三字经》的同时，就了解了常识、传统国学及历史故事，以及故事内涵中的做人做事道理。

以下书籍按不同种类分，个别会有重复！内容不全，仅供参考

二十四史：《史记》（汉·司马迁）、《汉书》（汉·班固）、《后汉书》（南朝宋·范晔）、《三国志》（晋·陈寿）、《晋书》（唐·房玄龄等）、《宋书》（南朝梁·沈约）、《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梁书》（唐·姚思廉）、《陈书》（唐·姚思廉）、《魏书》（北齐·魏收）、《北齐书》（唐·李百药）、《周书》（唐·令狐德棻等）、《隋书》（唐·魏征等）、《南史》（唐·李延寿）、《北史》（唐·李延寿）、《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新五代史》（宋·欧阳修）、《宋史》（元·脱脱等）、《辽史》（元·脱脱等）、《金史》（元·脱脱等）、《元史》（明·宋濂等）、《明史》（清·张廷玉等）。

四书五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书》、《礼》、《易》、《春秋》

诸子百家：《论语》、《孟子》、《荀子》、《道德经》、《庄子》、《列子》、《墨子》、《韩非子》、《公孙龙子》、《吕氏春秋》、《黄帝阴符经》、《六韬》、《三略》、《孙子兵法》、《司马法》、《孙膑兵法》、《吴子》、《尉缭子》

先秦：《穆天子传》、《公羊传》、《谷(榖)梁传》、《左传》、《山海经》、《楚辞》、《国语》、《战国策》、《考工记》

医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难经》、《针灸甲乙经》、《本草纲目》、《濒湖脉》、《奇经八脉考》、《金丹》、《仙药》、《黄白》、《肘后救卒方》、《玉函煎方》、《千金方》、《神农本草经》、《四部医典》

天文历法：《夏小正》、《甘石星经》、《三统历》、《乾象历》、《皇极历》、 《大衍历》、《授时历》、《崇祯历书》、《周髀算经》、《步天歌》、《灵台秘苑》

数学：《九章算术》、《缉古算经》、《缀术》、《割圆密率解法》、《海岛算经》、《黄帝九章算法细草》、《议古根源》、《数书九章》、《测圆海镜》、《日用算法》、《杨辉算法》、《算学启蒙》、《四元玉鉴》、《图解》、《梅氏丛书辑要》

小说：《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镜花缘》、《聊斋志异》、《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醒世恒言》、《警世通言》、《老残游记》、《孽海花》、《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儒林外史》、《封神演义》、《隋唐演义》、《杨家将》、《说岳全传》、《金瓶梅》、《北宋志传》、《皇明英烈传》、《醒世姻缘传》、《雷峰塔传奇》、《女仙外史》、《七侠五义》、》、《三遂平妖传》、《粉妆楼》、《残唐五代史演义》

诗词歌赋：《诗经》、《楚辞》、《汉乐府》、《文选》、《全唐诗》、《花间集》、《全宋词》

农学：《齐民要术》、《氾胜之书》、《四民月令》、《农书》、《农桑辑要》

地理学：《水经注》、《徐霞客游记》

字典：《尔雅》、《说文解字》、《康熙字典》

还有：《梦溪笔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菜根谭》《天工开物》《永乐大典》《四库全书》

原因如下：

1、古代中国是农耕经济，农业是国家的根本，需要有肥沃的土地支持，而俄罗斯远东地区不适合耕种，就算占有这些土地也无法利用。 

2、古代中国自诩天朝上国，认为地大物博，地产丰富，轻视周围民族，认为周围都是荒野之地，蛮民不受教化，而耻与之来往，所以对周边事物不感兴趣，导致冒险精神相对缺乏。

3、白令海峡距离遥远，气候寒冷，中原地区人忍受不了。

扩展资料

白令海峡是连接太平洋和北冰洋的水上通道，也是两大洲（亚洲和北美洲）、两个国家（俄罗斯和美国）、两个半岛（阿拉斯加半岛和楚克奇半岛）的分界线，国际日期变更线也从白令海峡的中央通过，白令海峡地处太平洋与北冰洋之间。

亚洲大陆东北端的选日涅夫角和北美洲大陆西北端的威尔士角，把大洋“挤”成了这条窄缝，两地之间最小距离仅35公里，乘坐雪橇不到4小时就可以到达对岸。两“角”夹峙的白令海峡中，有两个分别属于俄、美的小岛，日界线便从两岛之间通过。

在两个相距仅有4公里的地方，却隔着一天的日期。白令海峡水深仅42米。据考证，1万年前这里曾是连接亚、美大陆的一座“陆桥”。人类和许多动植物，早先曾通过这里移居到美洲，而美洲的动物也从这里到亚洲“串门”。

白令海峡正中间有代奥米德群岛，威尔士角所在的阿拉斯加半岛，是白令于1741年发现的，以后俄国皮毛商人还在这里建立了村落。但是，这片当年十分寒冷的冰天雪地，被沙皇于1867年以720万美元的代价卖给了美国。阿拉斯加州，已经成了“能源的源泉”而身价倍增。

-白令海峡

在C造假的历史源远流长！！

赝品，自有金石书画收藏以来，就禁绝不了。对藏品的鉴定是一门相当专门的学问。梳理一下古代的收藏史，发现上到乾隆，下到张之洞，都曾上过赝品的当。

乾隆钟爱《富春山居图》（子明卷），在上面题满了字。后人研究发现，这也是赝品。

明朝时

江南曾是古董造假中心

中国人自古以来喜欢收藏金石书画，赝品也随之而来。

据《韩非子》记载，春秋时，齐国进攻鲁国，索要珍贵的谗鼎，鲁国就拿伪造的“雁（赝）鼎”蒙混过关。可见文物造假，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

到了唐宋时期，经营古玩已经成为一项热门产业，各种仿古铜器和临摹书画的水平越来越高，甚至到了“下真迹一等”的程度。到了明朝，古董造假技术已相当成熟，收藏家高濂发现：山东、陕西、河南、南京等处，都有造假青铜器的，“伪造鼎彝壶觚尊瓶之类，式皆法古，分寸不移，而花纹款识，悉从古器上翻砂，亦不甚差”。但论赝品制造数量之多、造假技巧之高、胆子之大还是首推江南地区。当时有人记载苏州的古董造假：“姑苏诸技艺皆精致甲天下，善为伪古器，如画绢之新写者，而能使之即旧；铜鼎之乍铸者，而能使之即陈。”买家上当还不知道，“欣然自谓获古物，而不知其赝。”这些古董商人为了赚钱，不仅使出各种仿古奇招，而且发明了许多子虚乌有的“古物”。

明朝万历年间，著名收藏家李日华曾在南京遇到一个桂林的好友，在他的住所见到一幅古画，题款为宋朝王安石绘。大政治家王安石会画画？李日华断定是假货。再一打听，原来此画是朋友在杭州时所购（见《味水轩日记》）。可见，在明朝人心目中，江南已是古玩造假贩假的中心，赝品如果不出自江南反倒奇怪。最终，赝品充斥导致收藏市场“消化不良”。一个南京的古董商就告诉李日华，现在的假货太多，大家不玩了，韭菜不好割了，“书画道断，卖者不卖，买者不买”。一直到了清朝康乾时期，随着经济的繁荣，古玩市场才又活跃起来，最重要的是皇上也爱收藏了。

乾隆收藏品够开几个“赝品博物馆”

他的最爱竟然也是赝品

乾隆皇帝大概是中国有史以来藏品最多的收藏家。他的书画藏品目录编成了一部旷古巨著《石渠宝笈》，几乎囊括了唐代到北宋所有的传世名画，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过收藏太多，难免鱼龙混杂，乾隆收藏的假货也足够开几个“赝品博物馆”。

有意思的时候，当藏品里出现“李逵”和“李鬼”PK的时候，乾隆往往看走眼。比如清宫曾藏有两幅宋代大书法家蔡襄的楷书《谢赐御书诗表》，内容一模一样，风格均是行墨持重，措笔安和，其中有一幅被乾隆皇帝赏给了皇六子永瑢，清末又流传去了日本，而剩下的一直留在清宫，并被刻入《三希堂法帖》。专家整理清宫遗物，才发现留下的恰恰是赝品。

乾隆的“赝品博物馆”里，最有名的藏品自然是《富春山居图》子明卷。《富春山居图》是元代大画家黄公望的第一杰作，乾隆十年，乾隆皇帝得到了一幅黄公望的《山居图》（子明卷），第二年又得到了一幅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这两幅黄公望，哪个是真迹呢？乾隆经过仔细研究，认为子明卷才是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真迹，而无用师卷是赝品。皇上一锤定音，底下群臣自然集体点赞，称颂万岁爷眼光独到。于是，子明卷成了乾隆皇帝的白月光。从乾隆十年起，皇帝东临泰山，西巡五台，六次南巡，几十次到承德避暑山庄、天津盘山行宫，子明卷一直跟在皇帝身边，得宠程度超过了任何一位嫔妃。春暖花开，皇帝打开画卷，在空白处写一段鉴赏文字；倚窗听雨，再写一段心得；政务闲暇，又记下一段。甚至在看画时听闻台湾天地会首领被抓住了，皇帝精神振奋，当即在画卷上题写“展卷想见凯旋将士，过桐江富春喜色”。细数子明卷上五十多处题跋，不难想象当年乾隆内心的满足感。等到留白处实在写不下来了，晚年的乾隆决定在卷首写个总结：“以后展玩亦不复题识矣”，似乎在为自己的收藏生涯画一个圆满的句号。至于“赝品”无用师卷，被束之高阁，皇帝一个字都没题写。

然而历史和这位“十全老人”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后世学者经过反复研究，发现子明卷是明朝人伪造的摹本，而无用师卷却是黄公望真迹。错过乾隆的青睐，却也避免了无数墨迹题跋破坏画面美感，反而成了《富春山居图》的大幸。

张之洞

鉴宝专家的囧事：

把烧饼当成青铜器

皇帝日理万机，不懂古玩造假门道，专攻收藏鉴定的大学者应该不会吃亏吧？那也未必。

阮元，清代著名考据专家，也是鉴定收藏大家，亲自主编了《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是清代金石学的奠基人之一。

阮元当浙江巡抚的时候，有一位弟子到京师赶考，在通州的旅店买烧饼充饥。忽然看到烧饼背面龟裂斑驳，好像是青铜器的铭文一般。想起老师酷爱收藏，于是灵机一动，用纸将烧饼背面作成拓片，寄给老师。说是自己在某古董铺子看到一尊古鼎，价值千金，自己无力购买，也不知是什么年代，现将铭文拓片呈上，请老师鉴别。阮元与严小雅、张叔禾等几位好友苦心研究数日，众说纷纭，意见不一。最终阮元认定，此物就是宋徽宗所编《宣和图谱》中记载的某鼎。铭文某字某字都与图谱吻合，某字因年深日久而剥落，某字因拓片制作者技术不高而模糊，总之，确为古物，绝非赝品！学生收到老师寄回的拓片，还有诸位学者洋洋洒洒的题跋，肚子都笑疼了。

阮元晚年，对金石钟鼎的收藏兴趣不减，自夸鉴定功力深厚，“老眼无花”。曾有古董商带来一只青铜折足铛（古代装食物的器具），只见此物遍身绿锈，青翠如瓜皮，极为古雅。阮元审视再三，断定为秦汉时期古物，于是高价买下。有一次大宴宾客，竟用它代替陶钵装鸭汤炫耀。在座客无不摩挲叹赏。不料，这古铛是用胶粘接起来的赝品，受热时间一长，顿时土崩瓦解，不可收拾。阮大人囧得不行，事后悄悄把造假的奸商抓过来，却不是要他赔钱坐牢，而是令他再精心制造若干赝品，用作官场人情往来。从此，阮元赠送给同僚的青铜器，再也没有一件真品了。

阮元的这种经历，晚清重臣张之洞也遭遇过。他也是个古董迷。有一年他看中了口大陶缸，缸的四周还都刻着古拙的文字，张之洞觉得是上古的蝌蚪文，最终以两千两银子成交。回去之后，张之洞先派人把缸上的古文字拓印了几百份，分送收藏圈好友。随后把大缸放在院子里，灌满水，养上几条金鱼。不料一天晚上电闪雷鸣，风雨大作。第二天早上去看陶缸，发现缸上的斑斓锈色和神秘文字全都被大雨冲刷掉了。张之洞捡起落在地上的碎屑仔细端详，才发现那些斑斓的色彩都是纸片染色后贴上去的，而神秘的古文字，竟是用蜡刻出来再粘上去的。古董商并不懂古文字，只是凭空臆造，却骗过了一帮“学贯中西”的精英。

用假古董求取功名利禄

新垣平被夷灭三族

因为古玩买卖的特点，古人在购买后即便发现是假的，往往只能自认倒霉。但事情总有例外。汉文帝刘恒晚年迷信，希望自己能长生不老，于是一个名叫新垣平的人，找来一只普通玉杯，上刻“人主延寿”四字，送给汉文帝，并称这是一位神仙送的“长生杯”。汉文帝很高兴，欣然收下，赐予新垣平大夫的官位。

得手后，新垣平继续以假古董蒙骗汉文帝。他告诉汉文帝：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东北汾阴直有金宝气，意周鼎其出乎？兆见不迎则不至。

于是汉文帝兴建庙宇，想通过祭祀让周鼎重现人间。

新垣平的举动，引起了朝中臣子张苍和张释之的怀疑，他们经过一番调查，终于查出事实真相。汉文帝知道后，下令革去新垣平的职位，把他送交有司审问。最终因欺君之罪被夷灭三族。

赝品，说来就是造假，其用途多是用来骗取暴利。稍微高明点的造假者，会对照古籍来制造假货。在此次重庆大学博物馆展览的物品中，也不乏这样的作品，比如“天子驾六”。

我们今天之所以还能够对古人的饮食起居、风俗习惯及文化特点都能有所了解，很大程度上是从各种传承下来的古代器物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中得知的。如果造出的假货乱了真，那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来说，是一个大灾难。

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柝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授无形；原流泉浡，冲而徐盈；混混滑滑，浊而徐清。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横之而弥于四海，施之无穷而无所朝夕；舒之幎于六合，卷之不盈于一握。约而能张，幽而能明；弱而能强，柔而能刚；横四维而含阴阳，纮宇宙而章三光；甚淖而滒，甚纤而微；山以之高，渊以之深；兽以之走，鸟以之飞；日月以之明，星历以之行；麟以之游，凤以之翔。 ——《淮南子》

整齐的句式，恢廓的意象，高渺的文字。

不必用什么文学理论去分析，你就能感受它的浩大。中国古典文学从百家发端之后，各个时代的文学家们百花齐放，骈文骚体，应有尽有。议事不忘情，御情善托景，上乘之作如范仲淹《岳阳楼记》。而淮南子更胜，不仅是事、情、景，其更突出理和芳，让干涩枯燥的道理变得绘声绘色。

我向来读书，先粗读，然淮南子之辞藻与意韵，令我不得不细细品读。如感古人如是，过往如斯。用非桥段老师的一句词：

就算相隔千年，见字如面。

　　忆古思今

　　中国历史悠久，史籍浩如烟海，历史内容丰富多彩，历史人物风姿万千。我们中华民族有一部令子子孙孙为之骄傲、为之神往的历史。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面对悠久而丰富的历史，究竟怎样去了解它、认识它并从中获得教益，受到启迪与鼓舞？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了。看来，怎样读史，确是值得认真思考、认真研究的。依我的肤浅看法，首先是了解和认识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其次是着眼于从历史中获得思想上的启示。这种启示，一是可以通过对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的认识而获得，一是可以从历代史学家对历史和史学的评论中去发掘。这两个方面都很重要，而对于后一个方面我们似乎还有许多事情可做，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去深入思考。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有责任感的、有成就的史学家，都会以他们的心血凝聚起来的思想，留给后人许多有益的启示。对此，我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太史公司马迁。司马迁写的《太史公书》--后人称作《史记》，一方面展示了他那时的一部辉煌的中国通史，一方面凝聚了他对史学和历史的深刻的理解与认识。2000多年来，赞叹它、研究它的人不绝于时，证明它有巨大的魅力和不朽的地位。对于这样一部宏伟的历史著作所展示的历史长卷来说，在历史运动中的个人，都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这些角色和他们所活动的历史舞台及其背景，对今天的人们有些什么样的重要启示呢？对于这样的问题，不同时代的人都会有他那个时代的思想范围内的一些认识，而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的人也会有属于他那个领域或视角范围内的一些认识，这是一部说不尽的"史家之绝唱"。尽管如此，在太史公的深邃的思想领域中，必有一些最根本的、对不同时代的不同的人们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思想观念。

　　比方说，人们为什么要学习历史？人们应该用什么方法或态度对待历史和现实的关系？这是有关社会公众同历史学之关系的最根本的问题，直至今天，还不断有人提出类似的问题来。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太史公早已作了精辟的回答。他写道："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这几句话是非常深刻、非常重要的。第一，他指出现实中的人们之所以要了解历史、认识历史，是把历史作为现实的一面镜子来看待，加以对照，作为借鉴，既不是把历史与现实等同起来，也不是要现实去模仿历史，二者是不应当混同的。这是明确地指出了古今的联系和区别：因有联系，故可"自镜"；因有区别，故"未必尽同"。第二，他指出了以往帝王"各殊礼而异务"，他们的制度、政策往往是不同的，但都是要达到治理国家的根本目的。可见"自镜"决不是混同古今。这两点，很辩证地阐明了"居今之士"何以要"志古之道"。可见，拒绝历史经验，是愚昧的；生搬硬套历史经验，也是不高明的。

　　又如，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否有自身的法则（即今天我们所说的规律）？如果有的话，人们认识这种法则有什么意义？这是人们学习历史、研究历史一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而首先是认识历史之本质属性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应当坦率地承认，这也是千百年来人们为之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太史公司马迁也触及到了。他从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考察中，得到了如下的认识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史记·货殖列传》序）这是把耕种、开采、加工、交换，以及交换中的贵贱变化等人们的分工及相互关系，视为符合于"道"的自然现象。太史公在讲到类似的经济现象时还说："事变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又说："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史记-平准书》后论）他认识到：事物发展到极盛就会转向衰落，有利的客观形势发展到了顶头也会转向不利的方面，这是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冲突而造成的，是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显然，人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对过往历史有一个大致正确的看法，而且还在于对现实的历史运动和未来的历史前景，会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和比较客观的态度。

　　再如，历史运动主要是由人的活动组成的；离开了人的活动也无从讨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各种问题。那末，作为一个个体的人，究竟应当在历史活动中扮演什么角色呢？这不仅涉及到人对自身生命价值的认识，还涉及到作为个体的人在社会生活、历史运动中所具有的价值。历史上的思想家、教育家们对此有种种说法，都给人以有益的启迪。他们所论大多是理性的阐说，这无疑能够提高人们的认识，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在这方面，太史公从史学家的角度，冷静地观察那些经过历史潮流汹涌澎湃冲刷之后（如大浪淘沙之后），仍然没有逝去的历史人物，并对他们的精神世界、社会活动进行分析和综合，从而提出了撰写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这原则既是太史公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又是他告诫后人如何做人的准则。太史公在综论他为《史记》作人物列传时是这样说的："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史记-太史公自序》）" 扶义倜傥"，主要是讲德行、风采；"不令己失时"，是讲善于把握时机、机遇；"立功名于天下"，是讲以天下为己任的事功目标。显然，在太史公看来，他所要写进《史记》的历史人物，一般都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人。然而，太史公却又并不是用绝对的观点来对待这个准则的；他的史笔之下，也活画出一些世侩小人，而正因为有这些人的存在，才更衬托出那些写入历史书的杰出人物的真正本色。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所谓"扶义倜傥"等等，这正是太史公所希望于后人的，后人应以为"自镜"，做一个正派的、适应历史潮流的、有益于天下的人。

　　太史公

　　司马迁的《史记》一书，留给后人许多启示；这些启示大多同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结合在一起，这是《史记》之所以受到后人传诵、崇敬的主要原因。这里所举出的三个方面的启示，着重于人们为什么要重视历史、认识历史、记住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历史演进的法则何在，在历史演进中人应当有什么作为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在司马迁时代，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就是在当今，也仍然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总起来说，任何时代的人们，在认识与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上，在对待史学与社会及人生的关系上，都可以从《史记》中得到必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