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民居建筑是中国建筑文化高度发展阶段的产物，呈现的是一种模式化、统一化的趋势。秦汉建筑主要是砖瓦木结构，所谓“秦砖汉瓦”就是对秦汉时期房屋建筑的一个总体概括。作为居住文化的发展阶段，秦朝和汉代彼此承接，形成共同风格，因此学界往往相提并论。

民居以土坯砖为主；城市以火烧砖为主；城郭以夯土为主，也有石砌的；街道以平整土为主。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大力改革政治、经济、文化、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统一文字。这些措施对巩固统一的封建国家起了一定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又集中全国人力物力与六国技术成就，在咸阳修筑都城、宫殿、陵墓。历史著名的阿房宫、骊山陵，至今遗址犹存。

扩展资料

秦都咸阳的布局是有独创性的，它摒弃了传统的城郭制度，在渭水南北范围广阔的地区建造了许多离宫，“离宫别馆，弥山跨谷，辇道相属，木衣绨锈，土被朱紫，宫人不移，乐不改悬，穷年忘归，犹不能遍”（《三辅旧事》）。反映了秦始皇穷奢极欲的状况。

秦人借驰道，复道等将咸阳周围二百里内大批宫馆联成一个有机整体，摹拟天体星象，环卫在咸阳城外围，更加显示“天极”咸阳宫的广阔基础，也突出了它的尊严。秦人又推行不建外廊的革新措施，采取宫自为城，依山川险阻为环卫，使咸阳更增添了辽阔无垠的雄伟气概。

——秦汉建筑

四、序列化空间组织

1关于“序列化空间组织”的说明

序列化空间组织指的是建筑主要动线上的多个空间的一种组合方式。这里主要动线一般是建筑的南北轴线（也有例外，如园林）；序列化指的是多个空间以明确的“界面”（门或堂等）来分隔和联系，从而形成一系列空间的层次和秩序。

正如通常情况下被普遍认为的，中国古建筑的单体形象有很大的相似性，这正反映了建筑象征意义的传达主要通过序列化空间组织的整体进行，而单体形象，作为序列化空间组织中的一个“界面”，往往缺乏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建筑象征意义。

序列化空间组织对象征建筑象征意义的传达，严格来说必须引入主体性的因素。只有通过制度文化的规定，我们才能比较确切的了解一系列看似重复的空间有什么不同的含义。而如果仅从几何空间的构图出发，那么多个空间之间的“界面”（门或堂等）就成为研究的重点。不同“界面”的处理方式，不同“界面”所限定的空间尺度，不同“界面”之间的关系，等等在中国古建筑中都有其象征意义。这里必须强调的是，“界面”对象征意义的传达是要通过一系列“界面”的差异性来体现的。

中国古代哲学对日常人伦世务的重视，使得政治思想和伦理学在整个理论意识形态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因而“儒家学说”可以被后人称为“儒教”，“礼制”也可以被称为“礼教”。“礼”本来就是对人的行为的制度规定，而人的行为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空间形式反映的。因此本文把以“礼制”为中心的儒家学说的发展，等级伦理制度的形成和确立和建筑主要动线上的序列化空间组合方式的发展相联系，作为对应因素来考察。

即使仅从几何空间的构图出发，对序列化空间组合中的 “界面”进行研究，也仍然是一个复杂的课题。本文只从序列化空间组织和“明堂式”构图的消长关系作一简单的分析。

2序列化空间组织的发展以及和“明堂式”构图的交叉关系

西周宗法制度的确立，以现世的伦理秩序取代了殷商的尊神重巫的宗教文化，同时在古籍中也有周天子“三朝”，“五门”的记载，成为早期建筑空间纵深布局的典型例证。正如儒家学说占据统治地位要迟至东汉以后一样，“三朝”、“五门”制度的整理也得益于东汉的儒生。从单一的“明堂”式空间分化出不同的仪式空间，是一个连续的逻辑过程，从汉代的东西厢到六朝的东西堂一直到后期的纵三朝制度，可以看成是世俗礼仪逐渐加强的缓慢过程。而典型的“五门” 制度只有在明南京和明清北京才形成。

佛教寺院的布局变化是一个例证。早期传入汉地的佛教偏重于小乘教理，这种具有较强的超越现实的宗教色彩伴随随着的是佛塔中心式的构图。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可见在佛教传入初期，楼台的营造之盛。只有在大乘佛教教理盛行以后，入世的修炼，现世的秩序才被重视，纵深布局的序列化空间组织也才在佛寺中流行起来。而后世的寺庙和宫殿、官府在空间布局方面也就很相似了。

皇家陵墓的陵体布局从唐到明清也体现了构图方式从中心对称到轴线引导的变化。唐代在山陵四周筑以正方形墙，四面辟门，四角建角楼。明清陵体放弃了方形布局，采用前方后园，圆形宝顶，四周围以墙，仅南向辟门。

序列化空间组织的构图和“明堂式”构图的关系并非完全不相容。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在序列化空间组织的一些节点上仍采用类似“明堂式”构图方式（即主体建筑在院落的中心）。这在大量的宫殿、寺庙实例中都可以见到。这正反映了“礼教”对“宗教”的兼容性，或者说，反映了等级伦理制度中，“尊者”对“卑者”关系的绝对性。而在这种交叉关系中，序列化空间组织无疑是根本的。

这种序列化空间组织中的节点采用类似“明堂式”构图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还反映了制度文化中的细微的部分。例如以唐代的《戒坛图经》的律宗寺院格局作为当时庭院组合方式的典型代表，可以看到每一个小庭院当中都有一个作为构图中心的小殿堂。从这里仿佛可以看到当时林立的藩镇割据现象。这里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是，藩镇割据是“封建”制度的遗存，而“封建”制度起源就是宗族的分封制度。宗族间关系同时也反映在大家族的聚居生活形态上，最终落实为庭院的组合方式及其体现出来的控制关系。

五、两个引申的问题

1“明堂式”构图对形成“殿堂式”结构类型的作用

《营造法式》的殿堂式结构形式的形成，在技术上是井干式的影响，这一点已经为许多研究者指出；在功能上和多层楼阁有关，这一点没有得到充分的说明；在社会文化背景上的研究更少。如果考虑到“明堂式”构图在高等级建筑中的延续性，尤其是在中国古代木构架发展的早期阶段，也就是汉魏北朝时期楼阁作为高等级建筑的普遍性，对殿堂式形成的几个因素可以得到一个较完整的解释：

（1）陈明达先生对早期木结构技术的研究指出，在铺作形成和大量早期建筑形象中，都有井干式的影响。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测，秦汉以后，高台建筑向楼阁式建筑发展，木结构的多层建筑采用了井干式的木构架体系，在此基础上促成了铺作层的产生的抬梁式的出现。而楼阁的应用首先是在皇家的建筑中，在各种充满象征意味的“中天台”、“神明楼”乃至后来的佛塔中。皇家的建筑活动刺激了楼阁技术的进步，反过来又使这种技术形式获得特殊的等级象征性。

（2）汉代画像砖中的建筑形象，已经出现了穿斗、井干、三角架等多种形式。民间建筑并没有太多的高层的需要，只有在皇家建筑中才采用并发展了井干式。而井干式的技术，一方面满足了高层的需要，另一方面又吻合了皇家建筑在早期（更富有原始宗教色彩的时期）对“明堂式”构图的需要。

（3）《营造法式》的殿堂式结构形式，实际上保留了 “明堂式”构图的中心对称模式，因此它不是用只有一个维度的侧架图来反映，而是用整体式的分槽形式来反映。换句话说，象金厢斗底槽这样的例子，在草架以下，它的平面、正立面和侧立面只有间数的区别，几乎没有实质性的不同。在这个意义上，佛宫寺释迦塔的例子更明显。

（4）井干式构架的中心对称性，使得纵架和横架的划分只有相对的意义。对每一个立面而言，看到的都是纵架的表现。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东汉崖墓、南北朝石窟的局部建筑形象中（它们都属于当时的高等级建筑），看到的都是纵架的显著效果。

2“四合院式”构图的反思

中国古代建筑群体的组合方式，以庭院的使用为突出特征之一。三千多年前的河南偃师二里头的一号、二号宫殿遗址都出现了庭院，可见庭院的历史很久远。当史前庭院遗址和明清四合院被联系起来时，“四合院式”构图往往被看作中国古代建筑形态的基本特征。这里的“四合院式”指建筑物周边布置，中心为庭院的构图方式。很明显，这种构图方式和前述的“明堂式”构图是有矛盾的。

要澄清这一问题并不容易。这是因为四合院式建筑本身有它在功能上的合理性，因此早在汉代画像砖中就出现了四合院式的建筑形象。但是如果以“四合院式”构图作为中国古代建筑形态的基本特征，还需要加以讨论。笔者在对闽粤交界区的“从厝式”民居的研究中，提出了中国早期庭院的“堂庑式”及“堂厢式”的模式，其特点是庭院的构图中心是实体形态的“堂”；在庭院的组合秩序上提出了从“向心围合式”到“单元重复式”的演进，并结合家族制度的变迁和人口迁移对现存“从厝式”民居现象作了初步解释 本文在此基础上对“四合院式”构图的形成和发展试作如下解释：

（1）就单合院而言，四合院式建筑有可能出现得很早，但是它的普遍性是可以怀疑的。一方面大量的乡村民居可能并没有严格建筑意义上的院落；另一方面类似“明堂式”构图的堂屋居于院落中央的例子也可能在历史前期长期存在，典型的例子可见于敦煌晚唐85窟壁画的一个住宅形象中。

（2）中国古代建筑形态的基本特征更主要的在建筑群的整体中表现出来。因此考察“四合院式”构图在建筑群中的地位更为重要。

在当代的一些文献中，中国古建筑群体组合方式常常被简约为一种“单元式”的网格扩展的方式。李允的观点或可作为代表。这是一种从四合院为单元的，向纵横两个方向（进、路）平均展开的均质的网格状平面扩展模式。这是一种有强烈功能主义色彩的观点。中国古建筑群体是一个有开始、高潮、收尾不同处理的序列化空间组织，把它看成均质的平面网格是不合适的。即使忽略建筑形象的具体处理方式，中国古建筑群体也不能看成是四合院空间的叠加。

前文论述序列化空间组织的发展以及和“明堂式”构图的交叉关系时，已经指出序列化空间组织的一些节点上仍采用类似“明堂式”构图方式（即主体建筑在院落的中心），在大量的宫殿、寺庙实例中都可以见到。本文把序列化空间组织的节点从采用类似“明堂式”构图方式到“四合院式”构图方式的转化称为“构图中心的虚化”，这种“构图中心的虚化”在宫殿、寺庙等建筑中是有一定限度的，因为这种高等级建筑始终要保留一定的神化色彩。

只有在大型民居建筑群中，才可以见到四合院简单叠加的例子，但这并不是从来就有的。由于缺乏早期民居建筑的实例，此问题还难以得到确证。考虑到中国古代建筑在功能上的通用性以及早期民居建筑和寺庙建筑的通用性，大型民居建筑群中“构图中心的虚化” 应该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而作为一个反证，在现存闽粤交界区的大量“从厝式”民居的中，群体的组织完全不是四合院的简单叠加。

六、小结

建筑空间的观念解释是可能的，简单的模式有利于对历史的宏观把握。在此基础上完善理论解释模式，引进历史演进的因素，把研究引向深入则是必须的。从文学家们发出“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感慨，到 “庭院深深深几许”的喟叹，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本文对“明堂式”构图（楼台）和序列化空间组织（深院）的论述只是对这个历史过程的一种简化。

王子今著《秦汉区域文化研究》以论述秦汉时期的基本文化区及其文化风貌为重点，分别讨论了秦汉时期12个文化区的人文社会面貌和民俗文化构成，分析了当时最主要的有突出代表意义的区域文化的特征，着重探讨了秦汉文化共同的形成及其区域文化传统基因(如乡土意识、文化节奏、儒风流布、人口流动等)，还对秦汉时期最高统治集团的区域文化观和区域文化政策进行了认真的历史总结，“作者对秦汉区域文化方面的研究有诸多独到的见解，是一部成功的多有创见的著作”(史念海序)。程民生著《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也是一部断代文化地理研究的专著。

http://wwwxiangyatanet/data/articles/b02/517html

<中国古代行旅生活>

是古代生活大型丛书，是适应社会文化需要的新举措，也是进行学术领域开拓的新尝试。比较系统具体而生动地秒描述了中国古代行旅生活史。

全书从“心理准备““行装与旅费”“行旅送别礼俗”“行旅方式”“旅食与旅宿”“行程与行速”“行礼与行具”“行旅的安危”等方面，从社会史的角度评述了行旅在中国古代社会文明成熟，推动历史进步的积极意义，可以更为真切地了解许多生动具体的历史事实，看到一幅幅绚丽多彩的风俗画卷，领略其中隽永幽婉的意趣风致。反映出中国历史文化的若干重要特色。

正文之中，往往是引用典故的堆砌，却少有注释，帮助读者阅读；看起来更像是“古代行旅生活考据”一类的文章。不是说这样写不行，而是这样写没有针对丛书的目标读者是谁们，而造成读者的阅读困难。所以，这一本“行旅生活”是看得最慢的。

目录:

一 行诱的心理准备

1卜行择吉

2行神祭祀

二 行装与旅费

三 行旅送别礼俗

1灞桥折柳

2饯别形式的演变

四 行旅方式种种

1徒行时代与徒行阶级

2骑乘形式

3篮舆伊轧

4乘车行旅

5舟筏行水

五 旅食与旅宿

1行旅饮食

2宿息 宿泊

3民间行旅食宿服务业的经营

六 行程与行速

1远行的历史记录

2行旅速度：急脚 快马 飞车

3晓行与夜行

七 行李与行具

1行囊与行橐

2行滕与行缠

3其他随身行具

八 行旅的安危

1行旅交通事故

2贫病转零落 故乡不可思

3虎患及其他山林行旅灾难

4旅途盗劫危患

九 行旅生活百昧

1游学行迹：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2游宦生涯：区区牛马走 趋驰名利牵

3游贾事业：周流天下 无所不至

十 旅人的精神寄寓

1家园忘却酒为乡

2弦管笙歌销客愁

3客舟唱咏与驿壁题诗

十一 软脚·洗尘·接风

中国古代行旅生活"的书摘……

人们平时常常用“衣食住行”，也就是衣服、饮食、住居、

出行，来概括社会物质生活的基本内容。

“行旅”，一般是指历时较久、历程较远的出行活动。

古代中国文明长期以来一直建立在以小农为经营主体

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之上，从而导致形成了相对封

闭的文化传统，也曾经形成了对“行旅”活动存有某种消极

偏见的生活观念。

《老子》一书中所描绘的理想社会的蓝图，是以“安其居，

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

种彼此严重隔绝的社会生活为标志的。晋代名士陶渊明的

《桃花源记》对于“与外人间隔”的所谓“桑竹垂余荫，菽稷

随时艺”的社会生活环境的记述，也寄托着大体类同的梦想。

与此相应的淡漠交往，厌畏出行的习尚，似乎久已成为中国

传统社会生活的重要特色之一。

尽管民间行旅在传统中国古代的总体社会生活中居于

相对次要的地位，但是行旅促进社会文明成熟，推动历史进

步的积极意义仍然是显而易见的。

据说民间原本通行以“衣食住”作为主要生活形式的说

法，后来孙中山先生有感于近代世界交通与交往作用之重

要，力倡加入“行”字，于是始有“衣食住行”之说。其实，

早在先秦时代，《荀子·修身》中已经可以看到这样的说法：

“食饮、衣服、居处、动静，由礼则和节，不由礼则触陷生疾。”

大意是说，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应当遵循“礼”的规范，

如此方能和谐有序，否则就会导致祸患。这里所说的“食恢、

衣服、居住”，自然也就是“衣食住”，而所谓“动静”，与

“行止”涵义大体相近。这可以由《周易·艮（gen亘）》中的

一段话得到说明：“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

道光明。”“行”和“止”，“动”和“静”，都要合乎时宜，这

样才可能接近理想境界的实现。当时人所说的“动”或者

“行”的涵义，其实是包括行旅活动的。也就是说，在中国人

的传统意识中，行旅生活在社会生活总体内容中的地位，似

乎并没有完全受到漠视。

http://wwwhaotushucom/book/375626/

我国古代建筑技术最突出的特点是木结构的广泛应用，其主要成就是框架式结构和“斗拱”结构的高度发展。从具体结构来说，它们都用立柱、横梁组成骨架，全部重量由柱子承接，传到地面，墙体不承重而只起隔断的作用。这种建筑结构体系到汉代已趋于成熟，并已用拱作为柱、梁之间的过渡设施，同时起装饰作用。自两汉到清代的两千多年，我国建筑技术基本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所谓“墙倒屋不塌”，是说明梁柱系统的木结构的优点，并且在室内空间的分隔、开辟门窗、墙的用料和施工等方面都具有灵活性。无论哪种木结构，构件主要用榫卯接合。这种榫卯结构，从1975 年浙江河姆渡原始公社遗址的发掘看，自新石器晚期已经采用，有方形、圆形的榫，长方形、圆形的卯，有的构件上既有凸榫，又有卯眼。五里碑长沙战国墓葬中，棺椁方木榫卯有插榫、银锭、齿形三种形式，这些都说明这种建筑结构是我们先人独立创造的，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至今仍广泛使用。　　我国幅员辽阔，各个地区自然资源条件差别很大，各民族的习俗和生产发展也各有特点。因而，在建筑形式、用材和结构方面都表现出十分丰富多采的内容，如黄土高原多用夯土版筑、打坯砌墙或打土为窑，西南地区部分为亚热带气候，炎热而潮湿，用木、竹搭成“干阑”式结构。利用硅酸盐粘土材料烧制砖、瓦，是从战国起建筑材料的一大发展。在还原气氛下使砖瓦成为灰色，尤为我国独创。秦汉时期小条砖逐渐趋向模式化，还创造了榫卯砖、企口砖、楔形砖等。“秦砖汉瓦”，表明在秦汉时期，综合使用木材、砖瓦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已相当成熟。此外，在建筑物中还采用了金属构件，例如秦代用“金杠”。木构建筑的这类铜构件，可以加固节点和装饰门窗。到了东汉，由于冶铁业的发展，能提供大量廉价、优质的钢工具，石构建筑如石室、石阙、画像石墓等大量涌现。以石阙为例，目前已发现汉代石阙二十余处。建安十四年（公元209 年）建成的四川雅安高颐阙最为精美，其上仿木结构，做出直料的基座、层檐和斗拱。1953 年发掘的沂南东汉画像石墓全由石块砌成，其中有一幅画面为两个院落组成的建筑物，并有角楼、石阙、华表，对研究汉代建筑布局很有价值。　　西汉时已出现多层建筑，到东汉得到了迅速发展。在梁柱上再加梁柱的迭架技术的应用，表明了木构技术的重大发展，奠定了后世木构高层建筑技术的基础。

关于秦汉书籍的历史不仅仅有“四史”还有《水经注》，《新语》，《九章算术》……

下面我就一一介绍秦汉时代的书籍！

《史记》：

共一百三十卷，汉司马迁撰。《史记》全书五十二万言，上起传说中的五帝，下迄汉武帝末年。记述了三千余年的历史。全书略于先秦，详于秦汉，所述秦商鞅变法至汉武帝晚年的历史，约占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三左右。

《史记》的史料来源十分广泛，既有取自先秦文献和 档案，也有作者司马迁自己游历的所见所闻。书中有些汉代人物的事迹，甚至是司马迁亲身交往所了解的。司马迁在此基础上，考信择善，当书则书，秉正不阿，疑则存疑，或缺略不论。刘向、扬雄等汉代知名学者都服其有良史之才，以为“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作为一部规模宏大的通史。

《史记》的内容非常丰富。举凡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的典章制度和重大事件，以及天文地理、风俗民情、民族关系，乃至东亚、东南亚、中亚诸邻国的社会情状，都在书中得到了反映。其所记载的历史人物，上自帝王将相，下及游侠、商贾、医卜、俳优等等，大都栩栩如生，构成了色彩斑斓的社会生活的图景。

《史记》在流传过程中，有亡缺也有续补。最先提出《史记》有缺的是东汉卫宏。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谓《史记》“十篇缺，有录无书”。

三国时张晏胪举亡缺十篇的篇目，即《景帝纪》、《武帝纪》、《礼书》、《乐书》、《兵书》（按：当即《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三王世家》、《日者列传》、《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等篇。他还指出《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和《日者列传》是元、成间博士褚少孙补作。后人对张晏的说法有不同意见。一般认为，十篇并非全佚，褚少孙所补也并非四篇，凡今本中标“褚先生曰”者皆是，其所补虽缺乏史识及文采。

其他续补者尚有刘向、刘歆、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所补内容，已无从稽考。

最早为《史记》作注的，是东 延笃，撰《史记音义》一卷，早亡。此后，晋徐广，刘宋裴骃，梁邹诞生，唐许子儒、王元感、陈伯宣、徐坚、李镇、刘伯庄、窦群、裴安时、司马贞、张守节等人都曾为《史记》作注，而能留传至今的唯有裴骃《史记集解》八十卷，司马贞《史记索隐》三十卷，张守节《史记正义》三十卷，号称“三家注”。裴注重于释义，司马注音义并重而长于音，张注则最为精审，尤详于地理。三家注本各自单行，至北宋时始分隶于《史记》正文之下，形成今本模样，为研读者带来不少的方便。

《汉书》：

共一百二十卷，东汉班固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汉书》在吸取《史记》成果的基础上，纠偏补缺。如补立《惠帝纪》，补叙了当时有影响的制度和法令。又增王陵、吴芮、蒯通、伍被、贾山诸传，还将张骞事迹从《卫将军骠骑列传》中抽出，加以扩充，设立专传。此外，于贾谊、晁错、韩安国等传中，增补了不少诏令奏疏。其中，如贾谊的《治安策》，晁错的《言兵事疏》和《募民徙塞疏》尤为著名。比较完整地引用诏书、奏议，成为《汉书》的重要特点。

此外，边疆诸少数民族传的内容也相当丰富。班固于志书和史表的撰作中，多有突破，显示其博学贯通的特点。如《百官公卿表》是现存最早的秦汉官制大纲，虽事略不详，但极为精要。

如其中的《刑法》、《地理》、《五行》、《艺文》、《食货》五志，独具匠心，是探讨秦汉法制、地理沿革、天文气象和生物变异、先秦秦汉典籍源流、财政经济状况的必读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对汉武帝以后的历史，班固除参据班彪所著《史记后传》外，也利用了刘向、刘歆、扬雄、冯商等人的研究成果。如《高祖纪》径用刘向《高祖颂》，《艺文志》脱胎于刘歆《七略》，《郊祀志》部分袭用扬雄补作的《封禅书》，《张汤传赞》则引用了冯商的案语。内容丰富，叙事极具条理。

《王莽传》更是研究新朝史的最基本的史料，对照《东观汉记》和《后汉书》有意无意地美化刘秀贬斥王莽的情况，《汉书》此传，客观翔实，愈显得可贵。班固深受正统儒学的熏陶，恪守封建礼教的规范，又崇信天命图谶，不能像司马迁那样秉正直言，而多所避讳。但他又不能不受到史家直书的传统影响，因而不敢轻改《史记》已著的史实，并能曲折地反映西汉社会的种种现象。这一矛盾的心理和作为，是阅读中必须留意的。

《汉书》多古字古训，较为难读。为此作注者甚多。

据《汉书》注中引延笃说推测，延笃在撰《史记音义》时，同时撰有《汉书音义》。而现确知最早的《汉书》注，当推应劭、服虔两家。他们所作《汉书音义》虽均亡佚，但在唐颜师古注中颇多征引，可略窥其概。颜师古以其叔父游秦的《汉书决疑》为基础，集东汉以来二十三家之说，总为《汉书》注，较为精核，成为历代最流行的注本。今通行《汉书》诸本，均采用颜注。

《后汉书》：

共九十卷，南朝宋范晔（398—445）撰。范晔完成《后汉书》纪传的写作之后，并同谢俨撰成《礼乐》、《舆服》、《五行》、《天文》、《州郡》五志。

《州郡志》实包括百官于内。南齐檀作十志，其《百官》即依范晔而合于《州郡》。范晔下狱那天，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志稿，使范书残而不全。

在范书之前，有关东汉的史作不下十部，即《东观汉记》、谢承《后汉书》、薛莹《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华峤《汉后书》、谢沈《后汉书》、张莹《后汉南记》、袁山松《后汉书》、袁宏《后汉纪》、张璠《后汉纪》等。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采撷诸家书之长，删繁补缺，整齐故事，后来居上。

所以到了唐代，范书取代《东观汉记》残本，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而东观诸史除袁宏纪外相继散亡。于是范书成为研究东汉史最主要的史籍。

范晔《后汉书》以“正一代之得失”为宗旨，多用合传形成，以明褒贬。

如列王充、王符、仲长统为一传，表彰三位思想家以布衣针贬朝政的事迹。又列郭泰、符融、许劭为一传，以突出三名士的识人之鉴。又并邓彪、张禹、徐防、张敏、胡广为一传，以讥刺这五位庸碌圆滑官僚的苟合因循。

又别立《孝义》、《党锢》、《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宦者》诸类传，分述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类型的代表人物，从不同角度刻画了东汉社会的面貌。

由于范书重文采，求简要，也造成一些历史事件和典章制度具体事实隐而未彰，这些欠缺需从《后汉纪》和东观诸佚史的佚文来作些订补。

司马彪的《续汉书》，是在谯周《东观汉记》删改稿的基础上，重加整理，特别对安顺二帝以下东汉史事，补阙尤多。永嘉乱后，《续汉书》纪传部分6续散亡，唯八志比较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成为今后《后汉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续汉志》中，以《百官》、《舆服》、《郡国》三志最为重要。

《百官志》可补《汉书·百官公卿表》略而不详之弊，以刘秀定制为准，以上公、将军、诸卿、郡国官属为序，将各级主吏、属吏的员数、职掌和源流，条理爬梳，并附百官受俸例，是研究秦汉官制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唯略于秦官之沿革，可取沈约《宋书·百官志》以为弥补。

《郡国志》则可与《汉书·地理志》相对照，以明地理沿革。

《舆服志》为《史》、《汉》所无，源出于《东观汉记·车服意》，是研究秦汉服饰、车舆制度的主要依据，对于研究秦汉文化史和社会史具有特殊的意义。

但是司马彪未志《食货》及《艺文》，使一代经济制度和文史典籍都未能得到反映。

自范书问世后不久，南朝梁人刘昭为之作注，并选取《续汉书》八志，析为三十卷，注以并行。至唐代，章怀太子李贤再为范书作注，因《续汉志》非范晔所作，弃而不注，一时风行天下。于是范书又单行于世，而刘注则随之大部散亡。到了北宋乾兴元年（公元1o22 年），孙奭建议把李贤所注范书纪传和刘昭所注《续汉志》（佚《天文志》卷下注及《五行志》卷四注）合并成书。此后，《后汉书》就形成今天通行的一百二十卷的本子。

《三国志》：

共六十五卷，西晋陈寿著。《三国志》包括《魏书》（有帝纪，以示正统）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对汉末史事有不少记载，而大量记载三国时史事。

《汉纪》：

共三十卷，东汉荀悦（第一部编年体断代史。荀悦字仲豫，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

于建安三年（公元198 年）奉汉献帝之命，按《左传》体例，删略《汉书》，历时二年而成书。时称此书“辞约事详，论辨多美”，又“省约易习，有便于用”。唐人开科取士，一度以《史记》、《汉书》、《汉纪》为一科。自《资治通鉴》问世后，其影响日小，几致消亡。

《后汉纪》：

共三十卷，东晋袁宏著。与《汉纪》删节《汉书》不同，袁纪成书早于范书，所纪有不少材料更接近原始资料，所以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袁纪精实之语，也有不少范书尚未吸取之处，往往可以订补范书的错误和不足。

除上述二纪外，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秦汉部分，亦不可忽视，其史料虽基本出自前四史及两汉纪，但简明扼要，是初学者提纲絜领地熟悉秦汉史的入门之书。而胡三省注，音义兼备，考辨精当，地理尤详，兼有史评，是研究者的重要参考资料。

《三辅黄图》：

作者佚名。《隋志》称其为一卷，《郡斋读书志》作三卷，《直斋书录解题》作二卷。今本为六卷，本书载秦汉时期咸阳、长安地区的地理沿革、城市布局、宫廷苑囿、离宫别馆、汉陵面貌、祭祀礼仪等内容，是研究秦汉咸阳、长安地区历史地理的宝贵资料。

《华阳国志》：

共十二卷，东晋常璩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地方志。此书一至四卷，总述梁、益、宁三州历史地理的沿革，以地理为主。五至九卷以编年体形式分述公孙述、刘焉刘璋父子、蜀汉、成汉四个割据政权的历史，以及西晋统一时期巴蜀的历史。十至十二卷为三州由西汉至东晋初的“贤士列女”传。书中有关秦汉的部分，多为纪传体史书所不载。所以此书是研究秦汉历史地理和巴蜀地方史不可多得的重要典籍。

《水经注》：

共四十卷，北魏郦道元撰。此书在汉桑钦《水经》记载的基础上，广为订补，详述了河流水道一千二百五十二条，兼论水道流经地区的山川、城邑、关津的地理状况和历史沿革，以及古代建筑、碑刻石阙、人物故事、民间歌谣、神话传说，内容十分丰富。其中不乏有关秦汉历史、地理、民俗的记述，可与纪传体史元注中引书多达四百余种，包括一批秦汉佚史，为研究秦汉史保存了珍贵的史料。

《东观汉记》：约一百四十三篇，东汉班固、刘珍、蔡邑等撰。是我国第一部官修当代史。《汉记》之作始于汉明帝时，班固与陈宗、尹敏、孟异共同撰作《世祖本纪》及功臣列传，新市、平林、公孙述、隗嚣等载记凡二十八篇。安帝时，刘珍两度奉诏著作东观，始有《汉记》之名。其所撰为光武至永初初诸纪、表、名臣传、节士传、儒林传、外戚传等。桓帝时，边韶领衔作穆、崇二皇传、《顺烈皇后传》、《安思阎后传》、《儒林传》、《百官表》、《宦者传》。此时，《汉记》已有一百十四篇之数。后又由伏无忌主持，补修《诸王表》、《王子表》、《功臣表》、《恩泽侯表》、《南单于传》、《西羌传》、《地理志》，于是诸体始全。灵帝时，蔡邕两度主持撰作《朝会》、《车服》、《律历》诸志，并续作纪传。汉末丧乱，蔡邕被诛，《汉记》修撰之事，遂告终结。此书自刘珍起，以东观为主要撰作场所，所以刘昭称其元《水经注》始称其为《东观汉记》，《隋志》沿用此称，并流传至今。《东观汉记》是东汉历史比较原始的材料。

《汉官六种》：

共十卷，清孙星衍辑，收入《平津馆丛书》。其所辑诸书情况如下。

《汉官》，一卷，作者及成书年代亦不详，内容侧重于公卿员吏的人数和品秩，并附记诸郡郡治距京师的里程数。

《汉官解诂》，一卷。原名《小学汉官篇》，计三篇，建武年间新汲令王隆撰。其书以童蒙公卿内外之职，旁及四夷，博物条畅，多所明”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比较广泛。

《汉旧仪》，二卷，《补遗》二卷。原书四卷，东汉议郎卫宏撰。此书不仅言及官制，而且大量涉及礼制，如籍田、宗庙、春桑、酎、祭天等礼仪。此书是《汉官六种》中有较高史料价值的一种。

《汉官仪》，二卷。原为十卷，东汉军谋校尉应劭撰。时献帝迁都于许，旧章湮灭 荀悦简介 ，书记罕存，应劭于是缀集旧闻，而作此书。汉官诸书中，此作最为系统，佚文史料价值亦最高。

《汉官典职仪式选用》，一卷。简称《汉官典职》，或《汉官典仪》。原为二卷，东汉卫尉蔡质撰。杂记官制及上书谒见仪式。

《汉仪》，一卷，吴太史令丁孚撰。较他书简略，流传不广，鲜为人知。

这六书是汉代官制仪式最原始、最丰富的系统记述，可补《汉书·百官公卿表》和《续汉书·百官志》的不足，应予以足够重视。

《说文解字》：

共三十卷，东汉许慎撰。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和考定字源的字书，对研究古代文献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方言》：

共十五卷，西汉扬雄撰。是我国第一部方言词典。今传晋郭璞注本，唯十三卷，略有后人增补。书中在以汉代通行语解释方言时，也片断地反映了汉代的衣食住行和风俗民情等社会生活的史实。

《释名》：

共八卷，东汉刘熙撰。这是我国第一部用声训释字义的训诂书。全书共二十七篇，分释天、地、山、水、丘、道、州国、形体、姿容、长幼、亲属、言语、饮食、采帛、饰、衣服、宫室、床帐、书契、典艺、用器、乐器、兵、车、船、疾病、丧制等类字义，对研究两汉社会史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急就篇》：

共三十一章，西汉史游编。这是一部童蒙之书。章为开篇，后六章叙姓字，列姓一百一十三个；下接“诸物”部分十八章，言及工具和日用器皿、武器及车马具、衣履服饰、建筑和室内陈设、人体生理和疾病、药物、农作物名称、花鸟虫鱼兽等名词；又有三章叙刑法；二章叙职官及地理；末章以颂扬汉德而告终。这书反映社会面极广，从中可以了解许多汉代社会史的有用资料。

《新语》：

上下二卷，共十二篇，陆贾著。全书以黄老思想为核心，吸取儒学的部分主张，强调无为而治，政令统一，选贤用能，崇尚仁德。

《新书》：

又名《贾子》，贾谊撰。今本十五卷，计五十八篇（缺《问孝》和《礼容语》上）。书中提出以民为本，合理分摊赋役，重农抑商，加强对诸侯王国的限制，以及相关的治安之策，是研究汉初历史和贾谊思想的重要资料。原书亦经改窜，真伪错杂，应予以注意。

《淮南子》：

又名《淮南鸿烈》。《汉书·艺文志》言有内篇二十一篇，外篇二十三篇。今本唯存内篇。这书由淮南王刘安延请学人共同撰集，以道家思想为主干，兼取儒、法、阴阳五行诸家学说，为文景时期刘姓诸侯王企图保持封建割据的思想代表作，对了解朝廷与地方的政治斗争有较高参考价值。

《春秋繁露》：

十七卷，八十二篇，董仲舒撰。其主要内容当仍是董仲舒的思想。董仲舒以春秋公羊说为指导思想，提出一系列维护“大一统”的思想观点，又糅合阴阳五行学说，建立“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的新体系，以迎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在当时产生较为深刻的影响。这书是了解西汉中期思想和政治状况的重要资料。

《白虎通义》：

简称《白虎通》，又称《白虎通德论》，四卷，它把儒家学说与谶纬迷信紧密结合起来，使儒家思想进一步神学化。这是研究东汉思想史最基本的史料之一。

《论衡》：

共三十卷，王充撰。全书共八十五篇，其中《招致篇》有录无文。王充博学多闻，勤于著述，是东汉初期著名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家。他对当时盛行的谶纬迷信及唯心主义的神学思想体系，进行了无情的抨击。王充精通汉史，常据以阐其主张，同时也提到了当时社会的不同风尚，因而此书是研究汉代社会史的有用资料。

《潜夫论》：

共三十六篇，王符撰。这书强调民本思想，要求改变世家豪门垄断政治的局面，以达到重兴汉室的目的。这是了解东汉后期政治与社会状况的重要史料。

《申鉴》：

共五卷，荀悦撰。这书恪守传统儒学，但反对谶纬迷信，又主张德刑并用，限制兼并，以缓和社会矛盾。书中还极力主张抑制权臣，维护封建等级秩序，以强化皇权。这是研究汉末思想的又一重要材料。

《盐铁论》，十卷，凡六十篇，西汉桓宽编。其第一篇至第四十一篇 荀悦简介 ，记述了会议正式辩论的经过及双方的主要观点。第四十二篇至第五十九篇写会后双方对匈奴政策、法制等问题的争论要点。最后一篇是后序。全书真实生动、全面而扼要地介绍了汉武帝的主要经济政策及相关的政治、军事、文化思想诸问题，是研究西汉经济史、政治史的重要史料。

《氾胜之书》：

共十八篇，西汉氾胜之撰。这是他指导关中农民耕作的生产经验的总结，为中国农学史上划时代的著作。书中除记述主要作物的一般栽培技术外，还介绍了区种法、溲种法、耕田法、穗选法、稻田水温调节法、桑苗截干法等先进生产技术，是了解汉代农业史的宝贵史料。

《四民月令》：

共一卷，东汉崔寔撰。这书仿《礼记·月令》，按月记述地主庄园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反映了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的面貌，是研究汉代社会生活史不可多得的材料。

《太平经》：

共一百七十卷，今存五十七卷，是我国道教主要经典之一。以阴阳五行之说为基调，杂以巫觋之语。其中神秘的五行说和朴素的平均思想，成为张角组织群众，动黄巾起义的思想武器。以后，经历代信徒的推广和增衍，才形成一百七十卷的庞大规模。《太平经》对于探讨东汉早期道教的形成，及其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和作用，具有较高参考价值。

《风俗通义》：

该书三十卷，今存十卷，东汉应劭撰。此书反映东汉社会的不同风俗，为研究两汉社会生活和文化思想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其中多为纪传体史书所失载，因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周髀算经》：

共二卷，至迟成书于汉武帝时期，是先秦以来天文算学经验的总结。其天方面主张盖天说。数学方面的贡献，则表现在分数算法、开平方算法的运用，以及总结出勾股的定理。

《九章算术》：

共九卷，当成书于东汉和帝时。作者无考。这是世界古代数学名著之一。其中分数计算法、负数计算法、比例计算法，以及开平方、开立方、二次方程和联立一次方程解法，都达到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是了解汉代数学成就的重要资料。同时在算题中，还可以了解汉代经济政策、物价、农业生产水平等方面的情况，史料价值较高。

《神农本草经》：

秦汉间人伪托神农撰。收载药物达三百六十五种，是我国较早的有关药物学、植物学的分类学专著。

《伤寒杂病论》：

十六卷，东汉张机撰。原书散佚，西晋王叔和得其残稿，加工后，编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是了解汉代医药学水平的基本参考书。

　　中国建筑，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光辉的成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建筑体系之一，有7000年以上有实物可考的历史。3000年前已形成以木构架为主要结构、以封闭的院落为基本的群体布置方式的独特风格。它的发展从未中断，并对朝鲜、日本和东南亚各地的建筑有重要影响。它从陕西半坡遗址发掘的方形或圆形浅穴式房屋发展到现在，已有六、七千年的历史。修建在崇山峻岭之上、蜿蜒万里的长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建于隋代的河北赵县的安济桥，在科学技术同艺术的完美结合上，早已走在世界桥梁科学的前列；现存的高达671米的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是世界现存最高的木结构建筑；北京明、清两代的故宫，则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建筑精美、保存完整的大规模建筑群。至于我国的古典园林，它的独特的艺术风格，使它成为中国文化遗产中的一颗明珠。这一系列现存的技术高超、艺术精湛、风格独特的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上自成系统，独树一帜，是我国古代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像一部部石刻的史书，让我们重温着祖国的历史文化，激发起我们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信心，同时它也是一种可供人观赏的艺术，给人以美的享受，所以，我国古代的建筑艺术也是美术鉴赏的重要对象。

　　中国建筑体系是以木结构为特色的独立的建筑艺术，在城市规划、建筑组群、单体建筑以及材料、结构等方面的艺术处理均取得辉煌的成就。传统建筑中的各种屋顶造型、飞檐翼角、斗拱彩画、朱柱金顶、内外装修门及园林景物等，充分体现出中国建筑艺术的纯熟和感染力。七千年前河姆渡文化中即有榫卯和企口做法。半坡村已有前堂后室之分。商殷时已出现高大宫室。西周时已使用砖瓦并有四合院布局。春秋战国时期更有建筑图传世。京邑台榭宫室内外梁柱、斗供上均作装饰，墙壁上饰以壁画。秦汉时期木构建筑日趋成熟，建筑宏伟壮观，装饰丰富，舒展优美，出现了阿房宫、未央宫等庞大的建筑组群。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寺、佛塔迅速发展，形式多样，屋脊出现了鸱吻饰件。隋唐时期建筑采用琉璃瓦，更是富丽堂皇，当时所建的南禅寺大殿、佛光寺大殿迄今犹存，举世瞩目。五代、两宋都市建筑兴盛，商业繁荣，豪华的酒楼、商店各有飞阁栏槛，风格秀丽，明清时代的宫殿苑囿和私家园林保存至今者尚多，建筑亦较宋代华丽繁琐、威严自在。近现代中国建筑艺术则在继承优秀传统相吸收当今世上建筑艺术长处的实践中，不断发展，有所创新。

　　中国古代建筑的艺术成就令世界各国人民叹为观止，取决与它那独特的结构。在我们来看一看古代建筑的特点。下面是我们从网上和图书馆查阅收集来的关于古代建筑的信息。

　　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特点是多方面的。从美术鉴赏的角度来说，以下一些特点是应当了解的。

　　一、巧妙而科学的框架式结构

　　这是中国古代建筑在建筑结构上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因为中国古代建筑主要是木构架结构，即采用木柱、木梁构成房屋的框架，屋顶与房檐的重量通过梁架传递到立柱上，墙壁只起隔断的作用，而不是承担房屋重量的结构部分。“墙倒屋不塌”这句古老的谚语，概括地指出了中国建筑这种框架结构最重要的特点。这种结构，可以使房屋在不同气候条件下，满足生活和生产所提出的千变万化的功能要求。同时，由于房屋的墙壁不负荷重量，门窗设置有极大的灵活性。此外，由这种框架式木结构形成了过去宫殿、寺庙及其它高级建筑才有的一种独特构件，即屋檐下的一束束的“斗拱”。它是由斗形木块和弓形的横木组成，纵横交错，逐层向外挑出，形成上大下小的托座。这种构件既有支承荷载梁架的作用，又有装饰作用。只是到了明清以后，由于结构简化，将梁直接放在柱上，致使斗拱的结构作用几乎完全消失，变成了几乎是纯粹的装饰品。

　　二、庭院式的组群布局

　　从古代文献记载，绘画中的古建筑形象一直到现存的古建筑来看，中国古代建筑在平面布局方面有一种简明的组织规律，这就是每一处住宅、宫殿、官衙、寺庙等建筑，都是由若干单座建筑和一些围廊、围墙之类环绕成一个个庭院而组成的。一般地说，多数庭院都是前后串连起来，通过前院到达后院，这是中国封建社会“长幼有序，内外有别”的思想意识的产物。家中主要人物，或者应和外界隔绝的人物（如贵族家庭的少女），就往往生活在离外门很远的庭院里，这就形成一院又一院层层深入的空间组织。宋朝欧阳修《蝶恋花》词中有“庭院深深深几许？”的字句，古人曾以“侯门深似海”形容大官僚的居处，就都形象地说明了中国建筑在布局上的重要特征。

　　同时，这种庭院式的组群与布局，一般都是采用均衡对称的方式，沿着纵轴线（也称前后轴线）与横轴线进行设计。比较重要的建筑都安置在纵轴线上，次要房屋安置在它左右两侧的横轴线上，北京故宫的组群布局和北方的四合院是最能体现这一组群布局原则的典型实例。这种布局是和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和礼教制度密切相关的。它最便于根据封建的宗法和等级观念，使尊卑、长幼、男女、主仆之间在住房上也体现出明显的差别。

　　中国的这种庭院式的组群布局所造成的艺术效果，与欧洲建筑相比，有它独特的艺术魅力。一般地说，一座欧洲建筑，是比较一目了然的。而中国的古建筑，却像一幅中国画长卷，必须一段段地逐渐展看，不可能同时全部看到。走进一所中国古建筑也只能从一个庭院走进另一个庭院，必须全部走完才能看完。北京的故宫就是最杰出的一个范例，人们从天安门进去，每通过一道门，进入另一庭院；由庭院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一院院、一步步景色都在变换，给人以深切的感受。故宫的艺术形象也就深深地留在人们的脑海中了。

　　三、丰富多采的艺术形象

　　如前所述，建筑不仅仅是技术科学，而且是一种艺术。中国古代建筑经过长时期的努力，同时吸收了中国其他传统艺术，特别是绘画、雕刻、工艺美术等造型艺术的特点，创造了丰富多采的艺术形象，并在这方面形成了不少特点。其中比较突出的，有以下三个方面。

　　1、富有装饰性的屋顶

　　中国古代的匠师很早就发现了利用屋顶以取得艺术效果的可能性。《诗经》里就有“作庙翼翼”之句，说明三千年前的诗人就已经在诗中歌颂祖庙舒展如翼的屋顶。到了汉朝，后世的五种基本屋顶式样——四面坡的“庑殿顶”，四面、六面、八面坡或圆形的“攒尖顶”，两面坡但两山墙与屋面齐的“硬山顶”，两面坡而屋面挑出到山墙之外的“悬山顶”，以及上半是悬山而下半是四面坡的“歇山顶”就已经具备了。我国古代匠师充分运用木结构的特点，创造了屋顶举折和屋面起翘、出翘，形成如鸟翼伸展的檐角和屋顶各部分柔和优美的曲线。同时，屋脊的脊端都加上适当的雕饰，檐口的瓦也加以装饰性的处理。宋代以后，又大量采用琉璃瓦，为屋顶加上颜色和光泽，再加上后来又陆续出现其它许多屋顶式样，以及由这些屋顶组合而成的各种具有艺术效果的复杂形体，使中国古代建筑在运用屋顶形式创造建筑的艺术形象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经验，成为中国古代建筑重要的特征之一。

　　2、衬托性建筑的应用

　　衬托性建筑的应用，是中国古代宫殿、寺庙等高级建筑常用的艺术处理手法。它的作用是衬托主体建筑。最早应用的并且很有艺术特色的衬托性建筑便是从春秋时代就已开始的建于宫殿正门前的“阙”。到了汉代，除宫殿与陵墓外，祠庙和大中型坟墓也都使用。现存的四川雅安高颐墓阙，形制和雕刻十分精美，是汉代墓阙的典型作品。汉代以后的雕刻、壁画中常可以看到各种形式的阙，到了明清两代，阙就演变成现在故宫的午门。其它常见的富有艺术性的衬托性建筑还有宫殿正门前的华表、牌坊、照壁、石狮等。

　　3、色彩的运用

　　中国古代的匠师在建筑装饰中最敢于使用色彩也最善于使用色彩。这个特点是和中国建筑的木结构体系分不开的。因为木料不能经久，所以，中国建筑很早就采用在木材上涂漆和桐油的办法，以保护木质和加固经过长期的实践，中国建筑在运用色彩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例如在北方的宫殿、官衙建筑中，很善于运用鲜明色彩的对比与调和。房屋的主体部分、也即经常可以照到阳光的部分，一般用暖色，特别是用朱红色；房檐下的阴影部分，则用蓝绿相配的冷色。这样就更强调了阳光的温暖和阴影的阴凉，形成一种悦目的对比。朱红色门窗部分和蓝、绿色的檐下部分往往还加上金线和金点，蓝、绿之间也间以少数红点，使得建筑上的彩画图案显得更加活泼，增强了装饰效果。一些重要的纪念性建筑，如北京的故宫、天坛等再加上**、绿色或蓝色的琉璃瓦，下面并衬以一层乃至好几层雪白的汉白玉台基和栏杆，在华北平原秋高气爽、万里无云的蔚蓝天空下，它的色彩效果是无比动人的。当然这种色彩风格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与北方的自然环境有关。因为在平坦广阔的华北平原地区，冬季景色的色彩是很单调严酷的。在那样的自然环境中，这种鲜明的色彩就为建筑物带来活泼和生趣。基于相同原因，在山明水秀、四季常青的南方，建筑的色彩一方面为封建社会的建筑等级制度所局限，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南方终年青绿、四季花开，为了使建筑的色彩与南方的自然环境相调和，它使用的色彩就比较淡雅，多用白墙、灰瓦和栗、黑、墨绿等色的梁柱，形成秀丽淡雅的格调。这种色调在比较炎热的南方的夏天里使人产生一种清凉感，不像强烈的颜色容易令人烦躁。从这里也可知道，我国古建筑的色彩的运用，除了上面提到的两种主要格调外，随着民族和地区的不同，也有一些差别。

　　现在我国现存最完整的要数北京的故宫了，北京是古代经济和政治的要地，建筑的种类亦是很多，宫殿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建筑了，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下宫殿艺术的欣赏：

　　我国由于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历代帝王为了满足其骄奢*逸的生活和维护其统治的威严，往往大兴土木，营建各种宫室殿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兴建的阿房宫，就已达到惊人的规模。西汉初年修建的未央宫，宫城周围达8900米。汉高祖刘邦曾因见到这座宫殿建筑的奢华而动怒，主持这一工程规划的萧何说：“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无以重威。”这说明统治阶级已经认识到，规模宏大的宫殿建筑也可以作为巩固其政权的一种工具。萧何的这个看法，使以后历代帝王更加重视都城和宫殿建筑。所以，秦汉以后，宫殿建筑始终在中国古代建筑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可惜许多宫殿建筑都已成为遗迹。现在保存下来的规模最大、最完整、也是最精美的宫殿建筑，首推北京的故宫。 整个故宫规模宏大，极为壮观。仅以宫殿的核心部分紫禁城为例，它东西长760米，南北长960米，占地72万多平方米。根据宫廷建筑的一般习惯，故宫也可以分作皇帝处理政务的外朝和皇帝起居的内廷两大部分。故宫中的乾清门，就是外朝和内廷之间的分界线。外朝以“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为主，前有太和门，两侧有文华殿和武英殿两组宫殿。内廷以“后三宫”——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为主，它的两侧是供嫔妃居住的东六宫和西六宫，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三宫六院”。故宫的这种总体布局，突出地体现了传统的封建礼制“前朝后寝”的制度。而整个故宫的设计思想更是突出地体现了封建帝王的权力和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例如，主要建筑除严格对称地布置在中轴线上外，特别强调其中的“三大殿”，“三大殿”中又重点突出举行朝会大典的太和殿（俗称金銮殿）。为此，在总体布局上，“三大殿”不仅占据了故宫中最主要的空间，而且它前面的广场面积达25公顷，有力地衬托出太和殿是整个宫城的主脑。再加上太和殿又位于高8米分作三层的汉白玉石殿基上，每层都有汉白玉石刻的栏杆围绕，并有三层石雕“御路”。使太和殿显得更加威严无比，远望犹如神话中的琼宫仙阙，气象非凡。至于内廷及其它部分，由于它们从属于外朝，故布局比较紧凑。

　　当然，整个故宫建筑由于是为体现帝王的政治权力而服务的，因而不可避免的产生严正而刻板的缺点，但是，从故宫建筑群的整个建筑艺术来说，它体现了我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特殊风格和杰出成就，是世界上优秀的建筑群之一。而这一杰作，从明代永乐年间创建后，五百余年中，不断重建、改建，动用的人力和物力是难以估计的，真可谓“穷天下之力奉一人”。 所以，这宏伟壮丽的故宫，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和血汗的结晶。

　　堪称世界八大奇迹的长城亦是我过古代建筑的一个典范，它像一条巨龙盘踞在中国北方的辽阔的土地上。中国的长城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建筑工程，它始建于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秦朝统一中国之后联成万里长城。汉、明两代又曾大规模修筑。其工程之浩繁，气势之雄伟，堪称世界奇迹。岁月流逝，物是人非，如今当您登上昔日长城的遗址，不仅能目睹逶迤于群山峻岭之中的长城雄姿，还能领略到中华民族创造历史的大智大勇。

　　长城位于中国北部，东起山海关，西到嘉峪关，全长约6,700公里，通称万里长城。

　　长城的修建持续了两千多年，根据历史记载，从公元前七世纪楚国筑“方城”开始，至明代（1368-1644年）共有20多个诸侯国和封建王朝修筑过长城，其中秦、汉、明三个朝代长城的长度都超过了5千公里。如果把各个时代修筑的长城加起来，总长度超过了5万公里; 如果把修建长城的砖石土方筑一道1米厚、5米高的大墙，这道墙可以环绕地球一周有余。

　　长城的主体工程是绵延万里的高大城墙，大都建在山岭最高处，沿着山脊把蜿蜒无尽的山势勾画出清晰的轮廓，塑造出奔腾飞跃、气势磅礴的巨龙，从而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在万里城墙上，分布着百座雄关、隘口，成千上万座敌台、烽火台，打破了城墙的单调感，使高低起伏的地形更显得雄奇险峻，充满巨大的艺术魅力。

　　各地的长城景观中，北京八达岭长城建筑得特别坚固，保存也最完好，是观赏长城的最好地方。此外还有金山岭长城、慕田峪长城、司马台长城、古北口长城等。天津黄崖关长城、河北山海关、甘肃嘉峪关也都是著名的长城游览胜地。

　　中国万里长城是世界上修建时间最长，工程量最大的冷兵器战争时代的国家军事性防御工程，凝聚着我们祖先的血汗和智慧，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和骄傲。

　　根据历史记载，从战国以来，有20多个诸侯国和封建王朝修筑过长城。最早是楚国，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或敌国，开始营建长城，随后，齐、燕、魏、赵、 秦等国基于相同的目的也开始修筑自己的长城。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派著名大将蒙恬北伐匈奴，把各国长城连起来，西起临姚，东至辽东，绵延万余里，遂称万里长城，这就是“万里长城”名字的由来。但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主要是明长城。

　　秦长城只有遗迹残存。秦始皇为了修筑长城动用了30万人，创造了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长城的修建客观上起到了防止匈奴南侵，保护中原经济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孙中山先生曾评价：“始皇虽无道，而长城之有功于后世，实上大禹治水等”。

　　汉代继续对长城进行修建。从文帝到宣帝，修成了一条西起大宛贰师城，东至黑龙江北岸，全长近一万公里，古丝绸之路有一半的路程就沿着这条长城，是历史上最长的长城。 到了明代，为了防御鞑靼、瓦刺族的侵扰，从没间断过长城的修建，从洪武至万历，其间经过20次大规模的修建，筑起了一条西起甘肃的嘉峪关，东到辽东虎山，全长6350公里的边墙。（但据报道，1990年一个徒步走完长城全长的中国人的计步器显示的是6700公里。）

　　长城有极高的旅游观光价值和历史文化意义。现在经过精心开发修复，山海关、居庸关八达岭、司马台、慕田峪、嘉峪关等处已成为驰名中外的旅游胜地。 登高远眺，凭古怀幽，古战场的金戈铁马似乎就在眼前。如今，长城与埃及的金字塔，罗马的斗兽场，意大利的比萨斜塔等同被誉为世界七大奇迹，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丰碑和智慧结晶，象征着中华民族的血脉相承和民族精神。

　　伟大的中华民族，文明传承了几千。中国建筑，一个代表着中华民族的辉煌成就的标志，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伴随着对劳动人民的深深敬佩。我们的研究接近尾声了，古代建筑的艺术成就，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骄傲。让我们期待中国的明天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