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的皇帝，他的陵墓在西安城东30公里的临潼。1974年2月，当地农民在秦始皇陵东侧15公里处打井时偶然发现了与真人真马一样大小的兵马俑。从此，一个埋藏了两千多年的地下军阵被挖掘出来，并建成博物馆。秦兵马俑坑系秦始皇的陪葬坑，由一号、二号、三号坑和兵码俑坑组成。展出的陶质陪葬武士俑和兵马俑共计8000个，排列成阵，气势壮观。俑分将军俑、铠甲俑、跪射俑等。坑内还出土有数万件实战兵器，馆内展出秦始皇大型彩绘铜车马。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兵马俑展示了古长安往日的辉煌，也是长安何已会成为丝路起点的一个写照。

兵马俑规模宏大。已发掘的三个佣坑总面积达19120平方米,足有两个足球场那么大,坑内有兵马俑近8000个。在三个佣坑中,一号坑最大,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总面积有14260平方米。坑里的兵马俑也最多。共有6000个左右。一号坑上面，现在已盖起了一座巨大的拱形大厅。

兵马俑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类型众多，个性鲜明。

将军俑身材魁梧，头戴金冠，身披铠甲，手握宝剑，昂首挺胸，站在队伍前列，像是在指挥身后的军吏和士兵行进。那神态自若的样子，一看就知道是久经沙场、肩负重任的高级将领。

武士俑高18米左右，体格健壮，体态匀称，身上穿着战袍，套着铠甲，脚上蹬着前端向上翘起的战靴，头发大多挽成了偏向右侧的发髻。它们有的握着铜戈，有的擎着利剑，有的拿着盾牌。个个目光炯炯，双唇紧闭，神态严峻，好像一场大战就在眼前。

1974年春，当地农民在打井时，从2米多深的地下挖出陶俑人头的碎片，一时议论纷纷。这一偶然发现，引起了考古部门极大的重视，从此揭开了尘封地下2000多年的文化宝库。在发现一号坑和三号坑以后，又于1976年发现二号坑。一号坑局部挖掘，以于1979年开放；三号坑全部发掘，于1989年开放；二号坑从1994年3月开始挖掘，观众可观看发掘过程。

秦俑坑坐西向东，3座坑呈品字形排列。3座坑计有陶俑陶马8000余件。自从一号坑开放以来，秦俑博物馆以接待国内外观众近3000万，数十个国家的元首亲临参观，无不赞不绝口。法国前总理希拉克1979年来这里参观，称赞秦兵马俑是世界第八大奇迹，认为不看金字塔，不算真正到埃及；不看兵马俑，不算真正到中国。

一号坑为长方形，东西长230米，南北宽为62米，平均深度为5米，面积为14260平方米。地下坑道为土木结构，东西两侧各有斜坡门道5个，南北两侧各有便门两个，立木封堵门洞，坑上以棚木、芦席、泥土覆盖。坑内每隔3米有一道夯土墙，墙间空当处陈列兵马俑，底部铺以青砖。一号坑计有陶俑陶马6000余件，形同真人真马，以挖出1000余件。坑内是由步兵俑和骑兵俑组成的长方形军阵。东端是3列面向东的步兵俑横队，每列70件，共计210件，为军阵的前锋。其后是骑兵和驷马战车，前后共38列纵队，每路长180米，战车与步兵相间排列，这是军阵的主体。军阵的左右两侧各有一列分别面向南北横队，每队均有武士俑180余件，为军阵的侧翼卫队。西端有3列横队，两列面东，一列面西，是军阵的后卫。整个军阵布局严密，酷似整装待发之势。武士俑分别执有不同的青铜兵器，近战的有刀、矛、剑、戟，射击兵器有弓弩和箭镞。其中箭长97厘米，八棱面。荆柯刺秦王曾用匕首，秦王就是用这种利剑砍伤刺客的。虽经两千多年的剥蚀，剑仍保持坚固锋利的本色。

为了保护文物和便于参观。一号坑建有拱形陈列大厅，总面积为16万平方米，采光良好，观众可从检阅台一睹坑内兵马俑的雄姿。

二号坑位于一号坑的东北侧和三号坑的东侧，呈曲尺形方阵，东西长96米，南北宽为84米，总面积约为6000平方米。坑内建筑与一号坑相同，但布阵更为复杂，兵种更为齐全，是3个坑中最为壮观的军阵。二号坑建有17万平方米的陈列大厅，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功能最齐全的现代化遗址陈列厅。秦兵马俑博物馆官长袁仲一解释说：“一来，为的是更好地保护文物，二来，因为把整个军阵全部清出地面，起码需要5~7年的功夫。这样做的好处是游客既可以参观到二号坑局部的风采，有可以亲眼看到二号坑的挖掘工作。”

据初步推算，二号坑有陶俑陶马1300多件，战车80余辆，青铜兵器数万件，其中将军俑、鞍马俑、跪姿射俑为首次发现。二号坑东、西两端各有4个斜坡门道，北边有两个斜坡门道，俑坑坐西面东，正门在东边。坑内布局分为4个单元。

第一单元，位于俑坑东端，四周长廊有立式弩兵俑60个，阵心由八路面东的160个蹲跪式弩兵俑组成。弩兵采取阵中张阵的编列，立、跪起伏轮番射击，以弥弩张缓慢之虞。

第二个单元，位于俑坑的右侧，由64乘战车组成方阵（车系木质，仅留遗迹）。每列8乘，共有8列。车前驾有真马大小的陶马4匹。每车后一字排列兵俑3个，中为御手拉马辔，另两个分别立于车左和车右，手持长柄兵器。

第三单元，位于中部，由19辆战车，264个步兵俑和8个骑士俑组成长方形阵，共分3列。每匹马前立骑士俑一个，一手牵马缰，一手作拉弓状。每乘车后除三名车士外，还配有8~36个步兵俑。

第四单元，位于军阵左侧，108个骑士俑和180匹陶鞍马俑排成11列横队，组成长方形骑兵阵。其中第1、3列为战车6辆。每匹马前，立胡服骑士俑一个，右手牵马，左手拉弓。

三号坑在一号坑西端25米处，面积约为520平方米，呈凹字形。门前有一乘战车，内有武士俑68个。从3号坑的布局看，似为总指挥部，统帅左、右、中三军，只是没有建成而已。

四号坑有坑无俑，只有回填的泥土。

从2个坑的布局和阵法看，二号坑阵式复杂，兵种齐全，是对阵的中坚力量。这种编组方法在兵书上叫作“大阵包小阵，大营包小营，偶落钩连，折曲相对。”《孙膑兵法》说：“在骑与战者，分为三，一在于右，一在于左，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反则广其弩”，三者有机结合，才能百战不殆。二号坑是这位古代军事家的理论图解。

从秦俑坑出土兵器的刻记年号看，兵马俑从葬坑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后修建的。秦始皇凭借他“挥剑决浮云”、“大略驾群才”的能力，灭六国，统天下。兵马俑反映了秦王朝兵强马壮、叱咤风云的气势。秦始皇死后，秦二世胡亥继位，继续大修阿房宫和弛道，赋税徭役比以前更为繁重，从而引起农民大起义。在这种形式下，三号坑中途终断，四号坑未及放兵马俑，就匆匆填死了。发掘中发现有火焚痕迹，可能与楚霸王入关火烧阿房宫有关系。

走进博物馆的大厅，只见在地下5米深的地方，整齐地排列着上千个像真人大小的武士全身呈古铜色，高18至197米，一个个威武雄壮，真是气象森严，令人望而生畏。还有如真马大小的陶马32匹。陶马4匹一组，拖着木质战车。

兵马俑的排列是3列面向东的横队，每列有武士俑70个，共210个，似为军阵的前锋。后面紧接着是步兵与战车是的38路纵队，每路长约180米，似为军阵主体。左右两侧各有一列分虽为面南和面北的横队，每队约有武士俑180个，似是军阵的两翼。西端有一列面向西的武士俑，似为军阵的后卫。武士俑朋的身穿战袍，有的身披铠甲，手里拿的青铜兵器,都是实物。组织严密，队伍整肃。几十匹战马昂首嘶鸣，攒蹄欲行。整个军处于整装待发之势。

威武雄壮的军阵，再现了秦始皇当年为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而展现出的军功和军威。

这批兵马俑的艺术史上具有很高的价值。兵马俑的塑造，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而创作，艺术手法细腻、明快。陶俑装束、神态都不一样。光是发式就有许多种，手势也各不相同，脸部的表情更是神态各异。从它们的装束、表情和手势就可以判断出是官还是兵，是步兵还是骑兵。这里有长了胡子的久经沙场的老兵，也有初上战场的青年。身高达196米的将军俑，巍然直立，凝神沉思，表露出一种坚毅威武的神情。那个武士俑，头微微抬起，两眼直视前方，显得意气昂扬而又带有几分稚气。那个身披锨甲，右手执长予，左手按车的武士，姿势动作显示出他是保卫的车士俑。

总之，陶俑具有鲜明的个性的强烈的时代特征。这批兵马颂是雕塑艺术的宝库，为中华民族灿烂的古老文化增了光彩，也给世界艺术史补充了光辉的一页。

兵马俑坑内出土的青铜兵器有剑、矛、戟、弯刀以及大量的弩机、箭头等。据化验数据表明，这些铜锡合金兵器经过铬化处理，虽然埋在埋土里两千多年，依然刃锋锐利，闪闪发光，表明当时已经有了很高的冶金技术，可以视为世界冶金史上的奇迹。

看了兵马俑，人们不禁要问：修筑兵马俑坑的用意何在？人们大致有四种说法：“守卫京城的宿卫军”、“秦始皇东巡卫队的象征”、“送葬的俑群”、“为表彰军功所树立的纪念碑”。据秦陵考古发掘表明，秦始皇陵园的整体布局是模拟他生前的宫城图。3座坑位于陵外城东东门大道北侧，似是驻扎在京城外守卫京师的宿卫军。

秦兵马俑身上隐蔽处多有刻画或戳印的文字，据一些专家研究，有些是陶匠的名字，有出自中央官制陶作坊的，也有出自地方陶作坊的。有些文字有待破解。秦兵马俑采用的是分体制作，然后安装和粘接，一般是粘接塑像成形后，再入室烘烤。原来的兵马俑着有颜色，因年久剥蚀，现在看到的只是灰瓦色。

武士俑整体风格浑厚，健美、洗练。如果仔细观察，脸型、发型、体态、神韵均有差异，从中可以看出秦兵来自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民族，人物性格也不尽相同。陶马双耳竖立，有的张嘴嘶鸣，有的闭嘴静立。所有这些，都富有感人的艺术魅力。过去不少人认为：中国古代的雕塑是南北朝随佛教传入形成的，秦兵马俑的发现否定了这种观点，有力证实秦代我国雕塑已成熟，并在我国雕塑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从出土的兵器看，成分以铜为主，兼含锡、铅等稀有金属，硬度为HR106度，表面镀铬，反映了我国秦代冶金技术已达到相当高度，大大超过同时代的域外国家。

秦兵马俑为研究秦代军事、文化和经济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它的发掘被誉为“二十世纪考古史上伟大的发现之一”。1987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将秦始皇陵（包括俑坑）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清单。据了解，在中央和地方的支持下，计划投资11亿元进行秦俑博物馆二期扩建工程

秦始皇兵马俑挖掘始末

袁仲一：这个没有胡子，这个你看看，这个低头的。

主持人：就这个，对，全坑就这个。

袁仲一：就惟一的一个没胡子的，这是全坑惟一一个没有胡子的。

主持人：是吗，就在这个位置。

袁仲一：就它，就这个，那个低头的这个。

主持人：这是什么原因知道吗？

袁仲一：这个东西就说不清了，有可能做的人把胡子给忘了，有人说是女的，但显然不是女的，因为秦朝的时候没有女兵。它跟它是同一个人做的，就是咸阳敬（做的）。这旁边这个有个小个，小个这个呢，这个人叫宫光，这个人做的。

解说：兵马俑一号坑展厅中排列着形态各异的陶俑，数量多达6000多件，有些陶俑的身上刻有当初制造者的名字，目前发现参与兵马俑制造的工匠至少有87名。而无论身上是否刻有工匠名，袁老都能准确无误地说出它们的制造者是谁。

主持人：您看一个没有刻过工匠名字的，您能判断是谁做的，这个让我特别吃惊，这是怎么判断出来的？

袁仲一：它一个人和一个人的做法不相同的。就跟我们现在看一些画家一样，某一张画是哪一个大师做的，一看就看出来。陶俑也是这样，摸长了以后就看出来了，这个俑是谁做的，那个俑是谁做的。

主持人：也就是练出了像鉴定书画一样的鉴定的本事。

袁仲一：咱就是摸常了吧，比较熟悉。我曾经发现一个宫丙，这个人做了45件。

主持人：这45件不见得都是刻过名字的？

袁老师：不见得都是刻过名字的，造型、风格相同，归纳起来是这样的。

主持人：风格相同，这种判断可以用语言描述吗？

袁仲一：比如拿宫丙做的陶俑来说，身材一般比较魁梧，力气也好像铁塔一样，头发做得非常逼真，但是有点过于程式化，和其他人做的陶俑不一样。有的人做的陶俑头发波浪似的，有的好像糊了一把泥巴造出来以后，用手指扒拉一下子。他不行，他是用筚状的工具，一丝一丝刮出来的，他的风格和其他人的风格有些不一样。

主持人：我想您跟这么多兵马俑看起来感情很深？

袁仲一：我对它非常熟悉，好像一闭上眼睛，就知道哪个陶俑在哪个位置，哪个陶俑在哪个位置，什么样的。

主持人：您跟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感情？

袁仲一：感觉非常亲切。好像一个连长对他的士兵一样，对它非常熟悉。我曾经做了一首打油诗：“20余年痴迷间，与俑作伴情谊绵”，感觉非常亲切。

解说：袁仲一第一次见到兵马俑是在1974年，当年住在秦始皇陵附近的陕西农民，在打井的时候挖到了陶俑俑头。42岁的袁仲一被任命为考古发掘队的队长，带领几名考古队员继续打井区域周围的挖掘，越来越多的陶俑在泥土中被发现，袁仲一可以断定这应该是一个古代的陪葬坑。但是他并没有意识到，挖掘之初几十天的工作仅仅是一个巨大考古发现的冰山一角。

袁仲一：我们考古队发掘的时候，也没有意识到这么重要，来的时候领导跟我们说，到了那里，很快挖完了，写个报告就完了。

主持人：当个普通的考古发现？

袁仲一：当个普通的考古发现。到了以后，谁知道这个兵马俑坑这样大，一号坑发现1万4000多平方米。

主持人：找不到边了。

袁仲一：发现里边有陶俑陶马6千件，这个东西，过去也发现了很多陪葬坑，陪葬坑一般比较小，规模这样大，数量这样多的，从来没见过。

主持人：那时候您是不是就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

袁仲一：当时非常高兴，非常兴奋。后来我们又在附近发现了2号坑和3号坑，这3个兵马俑坑里发现陶俑陶马大概8千件，浩浩荡荡像一个庞大的地下军团一样，一下子震惊了。

解说：在袁仲一和考古队员面前的竟然是一支庞大的地下军团。关于俑坑的存在，史书中没有任何的记载，也没有任何传说透露过一丝线索，它们到底是谁的军队呢？关中平原是秦汉至唐代的帝王谷，在兵马俑坑西边的地平线上，可以看见一个巨大的土堆，那是秦帝国的创建者秦始皇的陵墓。如此壮观的陪葬坑，会不会属于始皇帝呢？考古人员从泥土中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兵器，在这只矛上刻有“寺工”字样。史书记载，寺工正是秦始皇设立的、主管兵器生产的国家机构。在这只戈上，右边的文字是：“五年相邦吕不韦造”。吕不韦是秦始皇的丞相，他的职责之一就是负责秦国的兵器生产。无可否认，这一列列如真人大小的兵马俑，正是始皇帝的陪葬。令袁仲一惊讶的是，他发现在1974年之前，各个时代的人至少有30余次都已经深入到兵马俑坑，甚至看到了陶俑，但他们最终却都与这个重大考古发现擦肩而过。

袁仲一：因为俑坑里有很多墓葬，墓葬有现在墓，最早的墓是东汉时期的墓葬。我给你举个例子。东汉有墓葬，2号坑的那个，夫妇俩的合葬墓，挖下去了，正好挖到一组陶马，陶马打碎了，打碎以后放到墓坑里，因为兵马俑坑是一个砖铺地，把两个棺材放到砖铺地上了。你说看到没有？还有一次，在2号坑里西北角那个地方，有一个大坑，那个大坑很大，有好几十平米，我们在清理淤泥过程里，发现有个铜钱，这个铜钱是民国初年的铜钱。也就是说，民国初年的时候，农民在那挖土，挖了几十平方米，暴露了几十个大陶俑，后来下雨，慢慢淤泥一点点把它盖住了，你说多少人看到了。

解说：两千年来兵马俑不断地向人们传递着它们存在的信息，并终于在20世纪七十年代走出了黑暗的幽宫。兵马俑带给世人的震惊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而触摸着这一个个如真人大小的雕塑，袁仲一被一个帝王的气派所震撼，始皇帝为什么要用如此大规模的陶俑陪葬？而这个开创中国第一个帝国的皇帝，又是怎样的人呢？

解说：袁仲一发现，兵马俑出土的时候，很明显它们曾经遭受过严重的破坏。1974年，展现在考古人员面前的，是一具具倒塌的身体。残破的头颅，断裂的手臂，在这个巨大的俑坑中到处都是。是谁对这些陶俑有如此大的仇恨，将他们毁坏至此？《史记》中曾记载，项羽入关后曾大肆烧毁秦始皇陵中的宫殿建筑。如果这一记载属实，兵马俑坑也极有可能被毁于项羽的军队。

然而两千年后陶俑的修复工作却是极为困难的，考古队员每挖掘、修复一个兵马俑，平均要花上一个月至几个月的时间不等。至今因为碎片丢失，还有很多兵马俑残缺不全地站立在俑坑中。而且，这些埋于地下2千多年的珍贵文物，突然暴露在空气中，极易发生变化，如何保护它们的原貌，成为了袁仲一和考古队员面临的最大问题。

袁仲一：陶俑身上一些颜色的残迹，容易发生变化，因为颜色比较特殊，先打了一层生漆层，在生漆层上绘彩，这个生漆一直埋在地下2千多年了，本身就老化了，老化就和陶制本身是光的，形成了两张皮。

主持人：掀开了，粘不住了。

袁仲一：就形成了两张皮。你突然打开，暴露在空气里，水分马上消失，消失已经慢慢就翘起来了，翘起来以后就脱落了。

主持人：翘起来的过程多长时间？

袁仲一：翘起来的过程我们做了一些实验，一般是五分钟。五到六分钟，这样快。

主持人：那我们当时该怎么办？

袁仲一：要立即采取措施，剥出一小块以后要立即进行加固。

主持人：我们用什么办法加固。

袁仲一：用黏合剂。已经形成两张皮了，没有亲和力了先把它粘住，外边再用化学溶剂把它固定。

主持人：这一切要在5分钟内完成。

袁仲一：这一小块，大片不行。

主持人：边挖边得加固。

袁仲一：要这样的。另外还要这样，挖出来的时候要保证一定的水分，如果保持一定的湿度，追求含量比较高的话，翘边就慢。所以还要不断地喷洒水。

解说：一号坑挖掘的时候，出土的是一尊尊青灰色的陶俑，它们的身上有时带有一些红色或者紫色的残迹，为什么会这样？史书记载，秦陵工程即将收尾之际，陈胜吴广揭竿起义，一直打到距离秦陵10公里处，数十万人只好遵命放弃陵园工程，前往前方作战。难道全部兵马俑是一个未完成的工程，因为来不及全身绘彩就被匆匆埋入地下吗？在之后二号坑的挖掘中，袁仲一和考古队员有了一个意外发现，泥土中赫然掩埋着6件精美的彩陶俑。此时有人开始提出质疑，秦始皇兵马俑出土的时候全部都是彩绘，只是后来因为保护不当，它们颜色尽失变成了现在看到的青灰色。

袁仲一：这个说法是不确切的。因为我是挖兵马俑的。几十年的。过去有这种宣传报道，说挖兵马俑挖出来是花花绿绿的，后来慢慢脱落，不是这样的。应该确切的说法是这样的，兵马俑原来是绘彩的。

主持人：都是绘彩的？

袁仲一：原来全部是绘彩的，刚做的时候就绘彩了。挖掘以前已经脱落了，因为这个地方靠近骊山，山洪暴发以后，大水把坑灌满了，我们在清理过程里发现，一个浸水线，水泡过的痕迹，水的深度1米2。

主持人：兵马俑一半以上。

袁仲一：另外有的兵马俑倒了，泡在水里边，大水泡当然颜色容易脱落了。这是一个。后来经过大火烧，尤其一号坑烧得非常严重。

解说：兵马俑坑中的种种迹象表明，这里曾经遭遇过一场火劫。有人推测是项羽的部队，也有人说是修陵园的工人因为仇恨放的火。

袁仲一：经过水一泡，大火烧，这样颜色当然就脱落了，再保存不可能的。

主持人：实际上挖出来的时候就已经脱落了。

袁仲一：颜色的残迹这样说，相对来说，2号坑因为是局部被火烧，颜色保护相对来说较多一点，但也不是完全。大体来说保存的比一号坑好一点，因为一号坑颜色基本上全部脱落，2号坑我们目前发现6件陶俑身上颜色基本上，大部分保存了。

主持人：我们经过技术处理保留了下来吗？

袁仲一：现在全部保留下来。

主持人：也就是说这个彩漆脱落，实际上并不是我们挖掘造成的。

袁仲一：不是这个问题。

解说：兵马俑的挖掘工作进行得缓慢但很顺利，至今在兵马俑坑中还有很多陶俑没有出土，完成这些挖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而见证全部兵马俑出土面世的袁仲一先生，如今毫无疑问地成为了最熟悉兵马俑的人，他也被尊为“秦俑之父”。(央视国际)

秦始皇兵马俑大型国宝文物珍品展，展出了秦俑坑内出土的青铜剑、铜矛、铜弩等青铜兵器，令人称奇的是这些兵器埋于地下2000多年，出土时竟然光亮如新没有一点锈迹，这引起了众多参观者的惊叹和好奇。据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陈列部的彭文介绍，经中国有色金属研究院、地质科学院利用电子探针分析及激光分析，发现秦俑坑内出土的青铜剑的表面有一层致密的铬盐氧化层，厚度10至15微米，此外，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编写组用电子探针和X光萤光分析秦俑坑出土的青铜镞，发现其表面也有一层致密的铬盐氧化层，其厚度为10微米。彭文说：“这说明秦俑坑的青铜兵器在制作过程中曾有意识地用铬酸盐和重铬酸盐处理过，使兵器表面生成一层浅灰色或深灰色的保护层来增加兵器的防腐抗锈能力，从而使兵器光亮如新，锋利无比 铬盐氧化技术是一项先进的科学工艺，世界上镀铬的方法分电子镀铬和化学镀铬两种。电子镀铬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而产生的，德国1937年、美国1950年才先后在国际上申请了专利。而化学镀铬技术，却是我国劳动人民在2000多年前创造的，这不能不说是冶金史上的奇迹。

　　秦始皇

　　秦朝（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7年），始于始皇帝嬴政，终于子婴，共3帝。秦朝是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制帝国，虽然时间不长，但其地位极其重要。

　　战国后期，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已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为兼并六国创造了物质条件。秦王政从即位(前247)到称始皇帝的二十六年间，相继消灭了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秦始皇实行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统一：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大臣只有参政议事权，无决策权；中央主要有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称为三公，分掌行政、监察、军事；地方实行郡县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统一度量衡、货币、文字；全国修建驰道、直道，兴建水利，筑灵渠；迁万姓充屯边地，谪判罪犯戍守边防；在战国诸国所建长城的基础上修建万里长城，以防匈奴入侵。与此同时，秦始皇又施行残暴统治，大量征发劳役，大建宫室园林和陵墓，坑杀儒生，烧毁书籍。始皇末年，全国人民已在普遍怨恨和不满声中。

　　始皇死后,二世昏庸，在赵高的操纵下，其暴政比始皇时有过之无不及。二世元年(前209)七月，终于爆发了以戍卒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起义烽火迅速蔓延。反秦斗争遂由六国旧贵族之后项羽与原秦下级官吏刘邦分别领导，西入关攻秦。这时赵高已杀丞相李斯，又杀二世，立始皇孙子婴为秦王。公元前207年，项羽大破秦军，巨鹿一战，秦军被歼殆尽。公元前206年刘邦入关，子婴出城降，秦亡。历史进入了以项羽为首的「楚王」和以刘邦为首的「汉王」的「楚汉战争」阶段。前202年，项羽败死，刘邦即汉朝皇帝位。

　　秦朝在历史上虽然为时很短，但它对后世的影响却极其深远。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大陆，除西部、西南部和东北部的边疆地区尚未开发外，其版图基本沿用至今；始皇时建立的一套中央集权制度，也基本上为后世历代王朝所继承；秦代修建的万里长城，至今仍是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但秦始皇的统治却是历史上少见的残暴统治，因此它很快又被人民起来推翻，成为短命王朝。

　　秦始皇(前259—前210)，嬴姓，名政，秦庄襄王之子(有人说他是吕不伟的私生子)，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统帅。

　　中国统一的秦王朝的开国皇帝。嬴政，13岁即王位，39岁称帝。战国末年，秦国实力最强，已具备统一东方六国的条件。秦王政初即位时，国政为相国吕不韦所把持。公元前238年，他亲理国事，免除吕不韦的相职，并任用尉缭、李斯等人。自公元前230年至前221年，先后灭韩、魏、楚、燕、赵、齐六国，终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秦朝。

　　秦王政创立了“皇帝”的尊号，自称始皇帝，宣布子孙称二世、三世，以至万世，代代承袭。随后，他在全国范围内废除分封制，代以郡县制；在皇帝的直接控制下，建立自中央直至郡县的一整套官僚机构。以秦国原有的法律令为基础，吸收六国法律的某些条文，制定和颁行统一的法律。将原六国贵族豪富迁至关中、巴蜀，以防止他们的分裂复辟活动。又明令禁止民间收藏武器，销毁没收得来的武器，铸造12个金人。

　　在经济上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扶植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始皇三十一年（前216）下令占有土地的地主和自耕农只要向政府申报土地数额，交纳赋税，其土地所有权就得到政府的承认和保护，并以商鞅所制定的度量衡为标准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制度。统一全国币制。为发展全国水陆交通，又实行“车同轨”，修建由咸阳通向燕齐和吴楚地区的驰道，以及由咸阳经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直达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的直道；在西南地区修筑了“五尺道”，开凿沟通湘江和漓江的灵渠。

　　在文化思想方面，以秦国通行的文字为基础制定小篆，颁行全国。并利用战国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以秦得水德，水色黑，终数六，因而规定衣服旄旌节旗皆尚黑，符传、法冠、舆乘等制度都以六为数。水主阴，阴代表刑杀，于是以此为依据加重严刑酷法的实施。始皇三十四年，下令销毁民间所藏《诗》、《书》、百家语，禁止私学。随后因求仙药的侯生、卢生逃亡，牵连儒生、方士四百余人，而将其全部坑杀于咸阳。

　　秦始皇即位后，派蒙恬率兵出击匈奴，还把战国时秦、赵、燕三国北边的长城连结起来，修筑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在征服百越地区后，设置桂林、象郡、南海等郡。始皇末年，秦郡数由统一之初的36郡增至40余郡，其版图“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

　　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修建豪华的阿房宫和骊山墓，先后进行五次大规模的巡游，在名山胜地刻石纪功，炫耀声威。为求长生不老之药，又派方士徐（即徐福）率童男女数千人至东海求神仙等等，耗费了巨大的财力和人力，加深了人民的苦难。三十七年，秦始皇巡游返至平原津得病。于是作书命长子扶苏送葬，并继嗣帝位。行至沙丘（今河北广宗西北），秦始皇病死。赵高勾结始皇少子胡亥和李斯，伪造遗诏立胡亥为太子，并赐扶苏死。秦二世胡亥即位后不久，即爆发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秦朝灭亡。

　　皇帝，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是政教合一的领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皇帝”两字，取“德兼三皇、功盖五帝”之义， 最早由秦王嬴政在统一六国后确定之，也由他最先使用的，也就是所谓始皇帝也。

　　儿时历难 少年成帝王。

　　励精图治 十年灭六国。

　　政治改革 建立大秦国。

　　焚书坑儒 苛政猛于虎。

　　向东求仙 寿终却归西。

　　秦始皇于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赵国邯郸，是秦庄襄王与吕不韦的姬妾所生，所以有人说秦始皇为吕不韦之子。出生后，姓赵。公元前247年，庄襄王死，嬴政即秦王位，时年13岁。相国吕不韦掌握实权。

　　公元前238年，22岁的秦王政加冕亲政。这年，宦官嫪毒发动宫廷政变，秦始皇派昌平君、昌文君率兵围剿长信侯嫪毒，并悬赏说：“有生得毐，赐钱百万；杀之，五十万。”(《史记·秦始皇本纪》)。将把叛乱者一网打尽。第二年，又借嫪毒事件，免去“仲父”吕不韦的相国职务，把朝政大权收回到自己手中。又听从李斯之议，继续重用客卿，定下金帛利诱与武力打击相结合的方略，加快兼并六国的战争步伐。

　　秦王政十一年(前236)，乘赵攻燕之机，遣军由南北两路攻赵，夺占赵国大片地区。十三年，桓齮攻赵国平阳，杀赵将扈辄，斩首10万。十四年，再攻平阳，取宜安，破赵军，杀赵将。桓齮定平阳、武城。十七年，派内史腾灭韩，俘韩王安。将韩国设为三川郡。

　　十八年，用计离间赵国君臣，除去曾两次大败秦军的赵国良将李牧。十九年三月，王翦军乘势猛攻，一举击败赵军，杀赵葱，占东阳(太行山以东)。颜聚惧逃。十月，王翦、羌瘣军攻破邯郸，俘虏赵王迁。赵公子嘉带领宗族数百人逃代(今河北蔚县四北)，自立为王。但此时赵国已名存实亡，秦于赵地设邯郸郡。代地赵军与燕军联合驻上谷易水(今河北怀来西北)，企图阻止秦军继续北进。二十一年(前227年)又为秦军击败。至二十五年(前222年)，王贲率军在攻灭燕赵残余势力后，破代，俘代王嘉，赵彻底灭亡。

　　二十年，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被秦王发现，将荆轲体解。秦王派王翦、辛胜攻燕。燕、代出兵攻秦军，秦军在易水之西破燕军。二十一年，王贲攻蓟(今北京西南)，破燕太子军，夺取蓟城。燕王喜及太子丹率公室卫军逃辽东(今辽宁辽阳)。秦将李信带兵乘胜追击至衍水(今辽宁太子河)，再败太子丹军，消灭了燕军主力。燕王杀太子丹向秦求和，秦国未允。但鉴于燕、赵的残余势力已不足为患，为集中兵力攻魏、楚，故暂停进攻。

　　二十二年，秦王遣王贲攻魏，魏军依托城防工事，拼死防守。秦军强攻无效，遂引黄河、鸿沟之水灌城。三个月后，大梁城坏，魏王假出降，魏亡。秦在魏东部地区设置砀郡。

　　同年，秦将李信和蒙武在楚地被楚将项燕打败，遭到重创。二十三年，秦王亲自登名将王翦之门谢过，请其出征。王翦和蒙武率领60万大军再攻楚国，在蕲(今安徽宿州东南)南大败楚军，杀死楚将项燕。秦军乘势攻取了楚国的许多城邑。二十四年(前223年)，王翦、蒙武率领秦军继续向楚国纵深进攻，一举攻破楚都寿春(今安徽寿县西南)，俘楚王负刍，楚亡。王翦继续进军江南，占领楚国全部土地。秦在楚地设立楚郡，不久，又分为九江郡、长河郡和会稽郡。

　　同年，在灭楚、魏之后，秦王派王贲率军进攻辽东，俘燕王喜，燕亡。秦在燕地设渔阳郡，右北平郡、辽西郡及辽东郡等。

　　二十六年，秦王以齐国拒绝秦国使者访齐为由，避开了齐国西部主力，命王贲率领秦军由原燕国南部(今河北北部)南下进攻齐都临淄(今山东淄博临淄北)。齐军士气本不旺盛，对秦军突然从北攻来，更是措手不及。迅速土崩瓦解。秦军一举攻占临淄，俘齐王建，齐亡。秦王在齐设置齐郡和琅邪郡。

　　秦王政扫灭六国，统一天下，结束了西周末年以来诸侯长期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王自称皇帝，追庄襄王为太上皇。

　　秦始皇称帝后，频繁用兵，开疆拓地。二十六年至三十三年，调发数十万人，三攻岭南，占领百越之地(今广东、广西及越南北部)。又派大将蒙恬率领30万军队北击匈奴，收复被匈奴占据的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南伊克昭盟一带)，迫匈奴退往阴山以北。为了防止匈奴的侵扰，他把昔日秦、赵、燕所筑的长城加以修缮，连接成西起甘肃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秦始皇又南征百越，设置了闽中、南海、桂林、象郡四郡，建立起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大帝国，疆域“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傍)阴山至辽东”。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加强手中的权力，秦始皇采取了中央集权的政体，否定了丞相王绾提出的恢复分封制的主张，实行郡县制，分天下为36郡，后又增至40多郡。郡置郡守，县置县令，中央设立“三公九卿”，协助皇帝处理政治、军事、经济等事务。这一政治体制加强了皇帝对政权的控制，开创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为后来的历代封建王朝所沿袭。

　　为巩固中央统治，秦始皇下令收缴天下兵器，并将六国贵族和豪富12万户迁到咸阳附近和四川等地，以便控制。同时以咸阳为中心，修筑了两条驰道：一条东通海边；一条南入吴楚，以便一旦发生叛乱，迅速调动军队镇压。秦始皇还多次到各地巡游，以“威服海内”。

　　在经济上，秦始皇于公元前216年发布命令，“使黔首自实田”，确认土地私有制度，又下令统一货币和度量衡，以加强各地区的经济交流。

　　在思想领域，秦始皇为了打击儒生淳于越等反对郡县制的言论，稳定民心，维护皇帝的权威，他采纳了李斯的主张，下令除了医药、卜筮、种植(指农业)之书、秦国史书和博士官收藏的《诗》、《书》、《百家语》等外，其它书籍一律烧毁。次年，又因为方士侯生、卢生违命叛逃，秦始皇下令追究方士、儒生的罪行。结果活埋400多名儒生，制造了历史上第一个“焚书坑儒”事件。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和陵墓。仅阿房宫和骊山墓两项工程，就动用了70余万人力，给劳动人民带来繁赋重役和饥寒交迫，激起人民起来反抗，为秦朝的迅速灭亡种下祸根。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秦始皇在第五次巡游途中患病，七月死于沙丘平台(今河北平乡东北)。死后不入，即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战争。

　　点评：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其非凡的功绩在中国帝王中也只有数人能与之相比。虽然他在晚年大兴土木，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但他对中国历史所作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评论的：“及至秦王，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鐻，以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后斩华为城，因河为津，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溪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史记·秦始皇本纪》)

　　但秦仅二世而亡，其中的历史教训足以警世后人，引以为鉴。秦始皇称帝后，主张“事皆决于法”，[1]从而高扬起“法治主义”的大旗，以理天下。直到今天，法治主义也是个十分诱人的主张，而法制社会更是今人努力在追求的一种理想社会境界。难道在几千年前，这位极权皇帝就已经实行了法治主义吗？到底什么是法治主义？秦始皇搞的“事皆决于法”是否是法治主义？这对于了解中国传统的法治思想将不无益处。

　　一

　　要想搞清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从中国法律的起源谈起，否则就很难正确理解秦始皇的“法治主义”的特定内涵。

　　说到“法”的起源，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情况。就中华法系而言，它是中国伦理文化的特殊产物，所以，我们的“法”的概念和内容无处不打上这种文化的印记。

　　在战国以前，中国社会本无“法”的概念。追溯到原始社会，确切地说在“五帝”时代，规范人们社会行为的是“德”。古书上说：“五帝用德化”[2]；“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3]，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原始社会结束后，到了原生态的国家夏、商、周时代，“礼”代替了“德”，并且逐渐形成了“以礼治国”的重要原则。“礼”为什么在此时能够代替“德”来规范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呢？古人对此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做“大人世及以为礼”[4]。从这句话所透露出来的消息看，它无疑在暗示“礼”起源于国家出现之后、为了保证权力私有的世袭制。我们觉得这种解释是非常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

　　从此，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具体地说是从夏代到春秋时代），“礼”作为国家出现后的规范社会成员行为的特殊工具，似乎起到了法律的作用。但是我们说，“礼”与“法”却有本质的不同，对这点古人区别得极为清楚。古人就此阐释说：“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5]表面看去，虽然二者都是对社会成员行为的规范，但“礼”更强调对人的行为动机的限制；而“法”则更强调对人的行为结果的限制。所以，前者讲究教化的作用和行为主体的自律，而后者则是国家对行为主体所施行的社会性强制措施。因此，“礼”与其说它近似于“法”，还不如说它更近似于“德”这种伦理范畴。历史证明，“礼”确实源于原始的“德”，但它在扬弃了原始的“德”的某些内容之后，又注入了前所未有的阶级内容，并且将其置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上。夏、商、周三代所以被称为“礼治社会“的原因就在这里。

　　人们也许会问，难道在夏、商、周那样的国家中就没有类似法律的强制手段吗？那倒并非如此，相反，在以阶级压迫为内容的国家中，没有法律这种强制手段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我们知道，中国国家的形成走的是一条一个血缘族团征服另一些血缘族团的道路，它与希腊那种由原始氏族内部贵族与平民相互斗争，最后由氏族平民取得胜利而形成的民主国家是不同的。希腊人强调的是“宪法”及其“宪法”下人的权利，而我们最初的国家法律主要是由征服者强加给被征服者头上的种种极其残酷的惩罚手段，我们对这种惩罚手段有一个特殊的称谓——“刑”。所谓“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扑。”[6]不过，在夏、商、周时代由于大致坚持“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7]的原则，所以“法”，或者更正确地说“刑”，从理论上讲并未成为规范人们社会行为的主要工具。然而，一个惯于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迟早会将压迫他人的手段强加在自己人的头上。按之史实，仅在西周时代，统治者就大肆宣扬“明德慎罚”[8]，忙于抛出“九刑”、“吕刑”来“威民”，这不是很说明问题吗？在这里，我们要着重指出的是，从历史上看，中华法系从它出现之日起，就不是以保障人的权利不受侵 肝�康牡模��鼋鍪且恢侄匀说某头J侄巍nbsp;

　　到了春秋时代，社会发生了“礼坏乐崩”的巨变。在这场巨变中，传统的“礼”再也无力用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了，于是社会陷入空前未有的失序状态。在血与火的熬炼中，人们不约而同地在思索着一个问题：如何重建社会的有序性？为此，在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中，各个学派竞相抛出这方面的主张。其中法家学派所提供的一套有关这方面的理论引起了秦国的专制君王，诸如秦孝公以及后来的秦始皇的特别兴趣。法家理论的出发点是“暴力万能论”和“君权绝对论”。在这个大前提之下，这一学派力倡将过去作为“礼”的辅助手段的“刑”提升到规范社会成员行为的主导地位，用以代替渐趋失灵的“礼”。法家人物把经过他们改造过的“刑”称之为“法”。这种“法”虽然也不遗余力地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9]，但它决不是宪法、私法，而是适应战国时代那种战争状态的军法和刑法，一句话，是专制君王使用暴力手段实现国家意志的唯一工具，可见，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法”，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渗透着令人畏惧的血腥气。

　　二

　　我们说过，秦始皇极力主张“事皆决于法”。然而却又“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10]难道秦始皇的思维发生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悖谬？否，对于秦始皇及其追随者来说，这二者之间不仅不是矛盾的，而且简直就是统一的。因为秦始皇自认为他就是“法”的化身。他既是立法者，也是司法者，还是执政者，总之，他代表三位一体的国家意志。所以，“事皆决于法”还是“事皆决于上”，在秦始皇及其追随者看来完全是一回事，根本没有任何区别。对他来讲，“法治”也就是“人治”，而“人治”也就是“法治”，两者毫无对立可言。我们只有从这里出发，才能真正地理解秦始皇的“法治主义”。

　　秦始皇所以能够走上“法治主义”的道路，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对战国时代的特殊情况考察后，我们得知，虽然当时诸子百家提出形形色色的政治学说，但到了战国晚期，“七雄”之间白热化的厮杀清楚地告诉人们：只有“法治主义”可以救乱世。因此在这时，“法治主义”几乎成为一股压倒一切的强劲的社会思潮，即使是以宏扬“仁义”为己任的儒家思想大师荀况也公然将“法治主义”塞进自己的学说中，以此来迎合时代的需要。至于他的高足弟子韩非和李斯的弃儒投法，就更能说明这个时代的风气了。秦始皇沐浴在这样的时代气氛中，自然要受到这种时代风气的熏陶。

　　此外，在战国“七雄”之间长期的力量角逐中，秦国最终取得了绝对的优势地位，特别是在秦始皇即位之初，这种优势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定局。而这种优势地位则明显地标志着秦国自秦孝公以来的“法治主义”的胜利。史册有证，秦自孝公以后的历代君主，几乎都是“法治主义”者。这种传统的形成并非因为秦国的君主代代都是天生的“法治主义”者，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商鞅变法使“法治主义”在秦国扎下了深深的根，在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形

　　成了系统的、牢固稳定的、有可操作性的一整套制度。这套制度制约了、支配了秦国历代君主的意志和行为，使他们无法偏离秦国既定的“法治主义”的轨道。

　　不过，在这里我们也决不能忽视人的个性，特别是握有绝对权力的专制君王的个性对历史进程的重要影响。如果历史的进程可以假设的话，我们设想秦始皇的生父吕不韦当了秦国的国君（完全有这种可能），统一后的天下能否出现像秦始皇治下的那种暗无天日的情况？我们说，肯定不能。我们从反映吕不韦政治思想的《吕氏春秋》中了解到，吕不韦积极倡导、实行开明君主专制，反对严刑酷法，允许思想的自由化和多元化，试图实行分权制……这些主张基本上是与秦始皇的政治思维针锋相对的。问题是在公元前221年，并不是吕不韦成了大秦帝国的皇帝，而是他的私生子秦始皇。

　　验之史实，可以清楚地了解到，秦始皇与吕不韦的人格形成过程是有所不同的，秦始皇从年轻时代起就被秦国的特殊的文化环境熏陶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法家人物，从而表现出极强的“法治主义”精神，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法家理论，对法家大师韩非钦佩得五体投地，四处网罗各国的法家人物，坚决按照法家的“君主极权论”和“暴力万能论”来建构新国家的模型，坚决推行武力统一中国的铁血政策。这些表现除了到秦国的“法治”传统中寻找根据之外，我们也决不能忽视秦始皇本人的人格力量。中国特色的“法治”往往需要一个铁碗人物，一个政治、军事强人！在国人看来，一个平易近人、感情丰富，或者一个慈悲为怀、懦弱无能的君王，根本无从承担起推行“法治”的重任。秦始皇恰恰不是这类君王！少年时代苦难的经历，扭曲的家庭生活，父亲、母亲给他的尊严蒙上的耻辱，过早地对宫廷深处尔虞我诈的内幕的了解和把握，……凡此种种，都必然促使他不再相信人的善良和人的诚实。这样，也就使他很自然地向荀子、韩非的“人性恶”的说教靠拢，使他眼中的人际关系除了“利”、“害”二字之外，别无他物。父亲为了活命可弃他而不顾，母亲为了寻欢作乐可让他蒙羞受辱，更何况他人了！他的心态在自卑中严重失衡，他的理智在磨难中逐渐成熟。失衡的心态渴望平衡，理智就给他指出一条唯一可行之路，那就是孜孜不倦地追求绝对权力，那就是要冷酷无情地奴役他人。他认为只有如此，才能补偿自己精神上的惨痛损失。所以，他从很早的青年时代起，就迫使自己感情的琴弦停止颤动，就与“严而少恩”[11]的法家理论一拍既合。于是，秦始皇冷血冰心般的个性与时代的需求终于找到了最佳结合点。

　　进一步讲，对秦始皇来说，他所以无限钟情于“法治主义”，那是他在很大程度上把“法治主义”看成是他的强力意志、优势意志、占有欲、权势欲的最充分的表现。而这种“法治主义”在他后来荡平群雄的统一战争中，也确实十分奏效，况且这次旷古未有的“奇功”又给予他以极大的心理满足。从而使他更加深信，“法治主义”是万能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既然强大的宿敌都能在他的强力意志、优势意志下摧眉折腰、俯首称臣，那么，千百万手无寸铁的黎民百姓又何足道哉！所以秦帝国建立之后，秦始皇决心把他的“法治主义”在天下全面铺开，以便用这个冷酷无情的武器，随心所欲地驱使天下人为满足他的个人意志服务。

　　问题是，在秦始皇的眼中，“法治主义”何以会有如此令人慑服的威力呢？

　　那是他认为，“法治主义”的最大威力就在于它的“重刑主义”。在统一天下之后，他之所以刻不容缓地把“专任刑罚”定为秦帝国处理国家事物的指导思想，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不过，“重刑主义”并非是秦始皇的专利，它实际上早就是构成法家学说的一根重要的理论支柱。商鞅很早就倡导过“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12]的政治主张。所谓“重刑主义”，就是轻罪重罚，就是用恐怖手段制造一种威慑力量，驱使民众就统治阶级之范。但我们也必须指出，第一，商鞅在主张“重刑”之外，还补之以“厚赏”。第二，商鞅在主张“重刑”的同时，还没有忘记“重刑”的道义的基础，即“去刑”。不过，商鞅的“重刑主义”在秦国后来的政治实践中很快就发生了形变，他的“重罚厚赏”逐渐演变成“重罚轻赏”。到了秦国统一中国前夕，秦始皇的思想导师韩非已经在极力鼓吹“重罚少赏”了。他说：“重罚少赏，上爱民，民死赏；多赏轻刑，上不爱民，民不死赏。”[13]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韩非无非是在坚持恩威并施的“赏罚论”的前提下，把法家学说的重点有意转移到突出“罚”的作用上。可韩非毕竟是个理性主义者，为此，他也曾警告说：“用赏过者失民，用刑过者民不畏。”[14]也就是说，无论赏罚都要有个合理的限度，超出这个限度，赏罚就会失去它的作用。可惜的是，在韩非建构的君主极权理论中，这种合理的声音非常微弱，以至于完全被秦始皇忽略了。“重刑主义”到了秦始皇手中，它的道义基础，它的合理限度，完全被抛到九霄云外。秦始皇既不主张“以刑去刑”，也不主张“重刑厚赏”或“重刑少赏”，而是主张“专任刑罚”的“重刑不赏”！这种极端思想被秦始皇的政治设计师李斯表达得淋漓尽致，他说：“名主圣王之所以能久处尊位，长执重势，而独擅天下之利者，非有异道也，能独断而审督责，必深罚，故天下不敢犯也。”[15]我们从“法治主义”在秦国异化的轨迹中不难看到，“法治主义”到了秦始皇手中，已经完全偏离了它“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16]的初衷，而成为独裁者秦始皇“举错暴众”，与民为敌的残忍而野蛮的统治工具了。

　　“法治主义”所以发生了如此可悲的质变，我们还需要到法家思想体系的内在悖论中去寻找。法家的政治理想是寻找一个具有“法治”思想的铁血君王，让他去收拾天下的残局，这位铁血君王应是这样的英雄：他能够用最野蛮、最残暴、最虚伪、最阴险的手段去奴役民众，然后使民众获得解放。据法家说，寰区要想“大定”，海县要想“清一”，苍生要想“获救”，天下人就得先忍受这位“救世主”的奴役！正是法家学派这种荒谬的悖论，才创造出秦始皇这样一位前无古人的极权主义者。法家学派为了制造这类英雄，拼命鼓吹“明君独断”、君主极权，指望这类英雄挽狂澜于既倒，还世界一个清凉。他们哪里知道，一旦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无法限制的绝对权力落到

　　写实是兵马俑群塑的基本格调，兵马俑的形象大小与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马相似。陶俑装束如铠甲、战袍等是当时军 队服饰的模拟，为兵马俑所配备的战车、兵器则是真正的实物。从陶俑的造型来看，不但再现了各个兵种的实际阵容，而且成功地塑造了秦军将卒不同年龄和性格的人物形象。这些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正是秦军将卒不同生命体的再现。从身份上分，那头戴冠、身着双层战袍、外披彩色鱼鳞甲，拄剑伫立，昂首挺胸，体魄魁伟，气 宇非凡者，显然是大智大勇、指挥若定的将军；那些头戴长冠，着战袍，披长甲，面情严肃者，又极可能是善于谋略、辅佐将军的指挥官吏；那些头绾发髻，身着战袍，足穿靴履，手持弓弩，背负箭镞者，为秦军轻装锐士无疑；那些免盔束发，身着战袍，外披甲衣，手持远射或长兵者，显为秦军的重装武士。从年龄上分，年老者，长须可，额头上皱纹数道，显得沉着老练，稳健多谋；壮年者，面阔耳大，天庭饱满，眉字飞扬，显得血气方刚，威猛善断；年轻者，头微低垂，舒眉秀眼，显得性格文静、纯朴。从职能上分，头戴长冠，两臂前伸，双手握辔者，是御者形象：头戴皮弁，外披短小铠甲，下穿紧口连裆长裤，足蹬短靴，立于马前，抬头挺胸，目视前方，一手牵缰，一手提弓，是机敏精悍的秦军骑兵形象；头绾发髻，身着战袍，外披铠甲，右膝着地，左腿弯曲，体斜转于左侧，双目凝视左前方，是机警、勇捷的秦军中跪姿射箭手形象；头上束发 绾髻，腰系革带，胫着护腿，左腿微拱，右腿后绷，右臂曲 肘于胸前，左臂向左侧直伸，头向左侧，昂首注视左前方，是秦军中立姿持弩欲射的弯兵形象。从民族上分，除绝大多数为关中汉人外，还有深目高鼻，两腮须的“胡人”形象。从面部表情上分，有面带微笑，心满意足者；有呆板木然，毫无表情者；有五官端正，面宽体胖者；有稳健风雅，表情随和者；也有神不守舍、忧疑不定者。这些复杂多样的面部表情和各类兵马俑造型，真实地反映了秦军的实际状况，因而更具写实主义的艺术特点。这是雕塑艺术在历史的长河中运用写实手法所获得的成功典范。

秦兵马俑雕塑写实手法不仅表现在整体的把握上，而且在细部方面也体现了一丝不苟、形象逼真的特点。如秦俑的发型，有螺旋纹式、波浪式等。发辫有三股、六股，盘曲扭结，走向清楚，丝丝头发，清晰可见，陶俑的发舍有单环髻、双环髻、三环髻、四环髻等等，表现了现实生活中束发络髻的各种式样。发髻的带头，有呈扇面形，有为折波形，有的则表现飘摆翻卷。陶俑的服饰衣纹随体曲折，刻画得维妙维肖。甲俑铠甲的甲钉疏密有致，也刻划得丝毫不差。陶俑腰间所系革带和带钩，腿部扎的行，以及靴、履等细部，与实际对比具有极高的相似性。连跪射俑右脚鞋底两端密中间稀的排列，也是基于人脚着地后部位摩擦轻重不同的考虑。像手指上的骨节和指甲等也刻画得十分逼真。就连陶马口中的牙齿这一不为人注意的细节，也是颇具匠心，塑出六颗牙齿，以表示马正处于青壮年时期，把写实主义手法表现得淋漓尽致。其艺术上的地位和意义，不但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艺术发展史上都占有光辉的一页。 （2）视觉效果

　　注重视觉效果是秦兵马俑雕塑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兵马俑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虽然基本格调是写实的，但又已突破了“写实”的局限。即写实手法中并不排除雕塑家可以驰骋自己的想象力，可以运用传神、夸张、概括、寓意、象征等多种多样的表现手法。对于人体的某些局部特征，并非一味地追求细微 末节的真实，而力求抓住关键部位进行适当的夸张。这种夸张并不让人感到虚假，反而给人一种明晰、洗练之感，使得人物的性格更加鲜明、突出。例如，人的眉毛和眉骨本来是没有什么厚度的，但秦俑“眉毛加上了厚度，把眉骨塑得有角有棱。”从视觉上，远看形象明快、清晰，近看并不觉得失实。又如人的拇指本来比较粗短，但秦俑“半握拳的手则有的把拇指塑得很长，高高翘起”。因为这种手形拇指不与其余四指并列，所以在视觉上也不会让人感到不合比例，反而给人一种力感。还有秦俑个个挺胸鼓腹，难道秦军战士个个真的都是大腹便便？但这样塑出来，从视觉上人们也不会觉得不合实际，反而会认为秦军本来就应该是这种精神饱满、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飒爽英姿。陶马的塑造也是如此，马头方正，棱角显露，两耳短促，双目大而有神，鼻广口阔，马身浑圆，腿部筋腱突出，造型生动逼真，显得异常神骏。面对无言的兵马俑，人们可以通过视觉感受产生联想而领悟秦俑雕塑艺术风格的底蕴。

　　总之，精湛的秦兵马俑雕塑艺术，是在继承了我国古代写实艺术的传统，又在艺术风格和艺术技巧方面开创新的境界，注重视觉效果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它标志着我国古代雕塑艺术已趋于成熟，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风格。

　　秦兵马俑传给人们的吸引力和震撼力，反映出它超群的艺术效果。它开创了大型军事体裁雕塑群像的先河，宏观地把握大场面总体效果的雄浑博大与兵马俑个体细部的精雕细刻之间的关系，不愧为古代雕塑艺术写实主义的典范。它巧妙地处理了静与动的关系，从而使大场面排列和个体形象的塑造更趋和谐，取得了完整统一的艺术效果。秦始皇陵兵马俑是时代精神的产物，是古代写实艺术的奇峰。

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的皇帝，他的陵墓在西安城东30公里处。1974年2月，当地农民在秦始皇陵东侧15公里处打井时偶然发现了与真人真马一样大小的兵马俑。从此，一个埋藏了两千多年的地下军阵被挖掘出来，并建成博物馆。秦兵马俑坑是秦始皇的陪葬坑，由一号、二号、三号坑和兵马俑坑组成。展出的陶质陪葬武士俑和兵马俑共计8000个，排列成阵，气势壮观。俑分将军俑、铠甲俑、跪射俑等。坑内还出土有数万件实战兵器，馆内展出秦始皇大型彩绘铜车马。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兵马俑展示了古长安往日的辉煌，也是长安何已会成为丝路起点的一个写照。

概述

兵马俑（ terra-cotta figures; soldier and horse figures）

兵马俑多用模塑结合的方法制成，先用陶模作出初胎，再覆盖一层细泥进行加工刻划加彩，有的是先烧后接，有的是先接再烧，火候均匀、色泽单纯、硬度很高。

秦始皇陵位于距西安市30多千米的临潼县城以东的骊山脚下。据史书记载：秦始皇 嬴政从13岁即位时就开始营建陵园，由丞相李斯主持规划设计，大将章邯监工，修筑时间长达38年，工程之浩大、气魄之宏伟，创历代封建统治者奢侈厚葬之先例。当时，秦朝总人口约2000万，而筑陵劳役达72万之多。修陵家用土，取自今陵园以南2000米的三刘村到县采石场部之间，有高5～25米的多级黄土崖。修陵园所用大量石料取自渭河北的仲山、峻峨山，全靠人力运至临潼，工程十分艰难。工程量之大可想而知,仲山,峻峨山下死尸成片,侧面显示了整个工程的残酷。它还是“世界八大奇迹”之一呢！

秦始皇陵土陵冢高43米，底边周长1700余米，筑有内外两重夯土城垣，象征都城的皇城和宫城。内城略呈方形，周长3890米，除北面开两门外，其余三面各开一门。外城为长方 形，周长6294米，四面各开一门。陵冢位置在陵园南部。

秦始皇兵马俑坑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坑，位于陵园东侧l 500米处。昔日，这里是一片坟地，当地农民在掘墓时曾发现有像人一样的东西。1974年3月，在陵东的西杨村村民抗旱打 井时，在陵墓以东三里的下和村和五垃村之间，发现规模宏大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经考古工作者的发掘，才揭开了埋葬于地下的2000多年前的秦俑宝藏。

秦始皇兵马俑陪葬坑坐西向东，三坑呈品字形排列。最早发现的是一号俑坑，呈长方形，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深约5米，总面积14260平方米，四面有斜坡门道，左右两侧又各有一个兵马俑坑，现称二号坑和三号坑。

秦始皇兵马俑陪葬坑，是世界最大的地下军事博物馆。俑坑布局合理，结构奇特，在深5米左右的坑底，每隔3米架起一道东西向的承重墙，兵马俑排列在墙间空档的过洞中。

在一号坑中已发掘出武士俑500余件，战车6乘，驾车马24匹，还有青铜剑、吴钩、矛、箭、弩机、铜戟等实战用的青铜兵器和铁器。俑坑东端有210个与人等高的陶武士俑，面部神态、服式、发型各不相同，个个栩栩如生，形态逼真，排成三列横队，每列70人，其中除3个领队身着销甲外，其余均穿短褐，腿扎裹腿，线履系带，免盔束发，挽弓挎箭，手执弩机，似待命出发的前锋部队。其后，是6000个铠甲俑组成的主体部队，个个手执3米左右长矛、戈、戟等长兵器，同35乘驷马战车间隔在11条东西向的过洞里，排成38路纵队。南北两侧和两端，各有一列武士俑，似为卫队，以防侧尾受袭。这支队伍阵容齐整，装备完备，威风凛凛，气壮山河，是秦始皇当年浩荡大军的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