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将人的情志活动归纳为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七情的变化既可以改变人的行为活动方式，又可以改变人的脏腑机能状态，从而导致人体生理病理变化。因此，中医养生主张形、神俱养，首重养神。中医认为“得神者昌，失神者亡”。调神摄生，首贵静养。《内经》说“静则神藏，躁则神亡”。因此，养神之道贵在一个“静”字，使人的精神情志活动保持在淡泊宁静的状态，做到摒除杂念，内无所蓄，外无所逐。因为在这种状态下，“清静则肉腠闭拒，虽有大风苛毒，弗之能害”，有利于防病去疾促进健康，有利于抗衰防老，益寿延年。但是，清静养神的方法，并不是要人无知无欲，无理想，无抱负，也不是人为地过度地压抑思想或毫无精神寄托的闲散空虚，而是主张专心致志、精神静谧，“寡言语以养气，寡思虑以养神”，避免“多思则神殆，多念则志散，多欲则志昏，多事则形劳”。要做到少思寡欲，须有赖于思想的纯正，克服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提倡知足常乐。在生活中，保持达观的处世态度，避免无原则的纠纷。要做到心神宁静，需注意闭目定志，眼为心灵之窗口，闭目养神有利于心静神凝。尤其人在精神紧张、情绪激动、身心疲劳的情况下，闭目养神片刻，往往能使人心平气和，思绪冷静，精神内守，坦然舒畅。常用的有效的调节情志的方法有如下几种：以情制情法

中医根据情志及五脏间存在的阴阳五行生克原理，用互相制约、互相克制的情志来转移和干扰原来对机体有害的情志，借以达到协调情志的目的。如，喜伤心者，以恐胜之；思伤脾者，以怒胜之；悲伤心者，以喜胜之；恐伤肾者，以思胜之；怒伤肝者，以悲胜之等。移情法

通过一定的方法和措施转移人的情绪，以解脱不良情绪刺激的方法叫移情法。如琴棋书画移情法，养生学家认为，“七情之病者，看书解闷，听曲消愁，有胜于服药者”。还有运动移情法等。中医养生学家认为，当思虑过度心情不快时，应外出旅游或锻炼，让山清水秀的环境调节消极情绪，使人陶醉在蓝天白云、鸟语花香的大自然里，以舒畅情怀，忘却烦恼。升华超脱法

是用理智战胜不良情绪的干扰，并投身到事业中去，也就是常说的化悲痛为力量。最典型的例证是西汉司马迁因罪下狱，惨遭腐刑。司马迁以坚强不屈的精神全力投入到《史记》的撰写之中，以舒志解愁，把身心创伤等不良刺激转变为奋发向上的行动。暗示法

暗示不仅影响人的心理与行为，而且能够影响人体的生理机能。一般多采用语言暗示，也可采用手势、表情或采用暗示性药物及其他暗号等。《三国演义》里“望梅止渴”的故事，即是暗示法的典型例证。开导法

即是以解释、鼓励、安慰、劝勉的方法解除患者思想顾虑，提高战胜病痛的信心，从而配合治疗，促进康复。《内经》就记载了开导法，认为“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能，虽有无道人，恶有不听者乎”？节制法

古人说：“欲有情，情有节，至人修养以止欲，故不过行其情也。”这里讲的就是节制法。也就是通过节制调和情感，防止七情过激，从而达到心理平衡的目的。疏泄法

俗话说，“不如人意常八九，如人之意一二分”。人的一生中，处于逆境的时间大多多于顺境的时间，身处逆境，苦闷、惶恐之时，不能郁闷在心，应一吐为快，“郁而发之”。疏泄法很多，或找朋友解闷聊天，或争辩一次或大哭一场等。

中医学历来重视情志对健康和疾病的影响，早在《内经》时期即对情志病证名、病因病机及治疗有初步的认识，秉承《内经》之旨，历代医家丰富和发展了情志学说，为现今情志病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近年来，随着现代社会生存环境的变化、人们工作和生活节奏的加快，各种应激因素加剧，许多由社会、心理等因素导致的情志疾病的发病率日渐增高，成为威胁人们身心健康的隐患。中医情志学说因其强调人体生理、心理与社会、环境一体的整体观，很好的恰合了现代生物、心理、社会、环境医学模式，而在情志病的防治中以其擅长身心并治颇显优势，故近年倍受世人瞩目而为中医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以下从理论、实验研究方面对情志病的中医药研究现状予以分析与思考。

　1　理论研究

　11　情志与情志病证的内涵

　情志一词源自《内经》对情和五志的论述，是后世医家对七情五志的合并简称。现代学者对情志的含义有不同学术见解：《中医基础理论》称情志是机体的精神状态，是人体对客观外界事物和现象所做出的7种不同的情志反映。金光亮[1]认为情志是一种内心的体验，是在外界刺激因素作用下，通过心神的感应，五脏精气发生变动而产生的具有某种倾向性的态度表现。武刚[2]认为情志是机体的精神状态，机体在心神的主导和调节下，以五脏精气作为物质条件，在外界环境的刺激和影响下，通过内外综合作用而对客观事物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反映形式，是人对于客观事物能否满足自己欲望而产生的体验。乔明琦等[3]研究指出：情志是中医学对现代意义上的情绪的特有称谓，词义本身包含情志体验与情志表情，经当代医家应用发展，情志概念已蕴含现代意义上情绪的主要内涵；机体的精神状态，不属于心神，不可混淆于神志，它是涉及心理、生理两大系统的复杂反应；体验、表情及伴随的生理、行为变化是情志的主要内涵。李慧吉[4]、宋炜熙等[5]认为，情志指七情和五志，也涉及五神内容，它包括了现代心理学的情绪、情感、激情意志等心理过程，也与个性心理特征有关，是现代心理学中各种心理因素的概括。

　在中医学的认识中，很多病证都和七情有关，因此，情志致病广泛，黎凯[6]指出，中医内科近50种病证中，心悸、不寐、厥证、郁证、癫狂、痫证、头痛、眩晕、中风等许多种病证可直接由情志异常所致，咳嗽、喘证、胸痹、胃痛、呕吐、呃逆、泄泻、便秘、臌胀等不少病证也多与情志异常有关。李慧吉等[4]认为，情志病是指在疾病发生、发展与转归过程中，情志因素起主要作用的一类疾病，包括精神疾病、心身疾病、心理疾病、神经疾病及一切功能性疾病。徐志伟[7]认为，情志病证是由七情内伤所引起的并以情志活动障碍为主要特征的病证，包括情志内伤所致的：以神志症状为主的一类疾病，如：郁证、脏躁、不寐、癫狂等；以形体症状为主的一类疾病，类似于现代医学所说的心身疾病，广涉内、外、妇、儿各科多种疾患，如：哮喘、噎隔、泄泻、阳痿、痛经等，即中医情志病包括了现代医学所说的心身疾病、神经官能症以及精神疾病等。

　12　情志病因病机及致病特点

　121情志病因病机　对于情志病因，公认的理论是：突然、强烈或持久的情志刺激，超过了人体本身的正常生理活动范围，使人体气机紊乱，脏腑阴阳气血失调，从而导致疾病的发生；金光亮[1]则认为，既然情志是五脏功能活动的表现，它的产生依赖于脏腑精气活动、外界刺激因素等，那么，情志病的病因就不应是情志本身，而只能是外界不良的刺激因素。唐咸玉[8]指出，外界刺激和个体体质的差异是影响情志发病的两个重要方面，气机升降失调，脏腑功能紊乱，阴阳平衡的破坏，以致正气虚弱，邪气入侵是情志致病的病理机制。金曦[9]等认为，气机失调是情志病发病的关键机理，因导致气机失调的原因众多，故其病机变化错综复杂，但基本病机规律有气机失和实多虚少、脏腑失常经络不利、气病在先累及津血三大特点。孙理军[10]指出，人体内存在着承担情志活动的整体调控系统为中西医学所共识，中医学的情志调控系统以五脏为中心，精气血津液为物质基础，故情志致病的中介机制为内脏气血，尤其是五脏气机的失调；现代医学的情志调控系统是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物质基础为神经递质、激素及免疫活性物质，情志致病通过刺激与内脏密切相关的神经内分泌系统，进而使机体免疫能力降低，因此，中医学的情志致病理论有其重要的免疫学基础。

　122情志致病特点　情志致病直接伤及脏腑，使气机逆乱，气血失调已为学者所共识，而对情志致病特点及伤脏偏颇各有见地，认为情志致病易伤肝脏者为多。鲁明源[11]认为，情志致病可急可缓，多为两种或两种以上情志复合损伤人体，各种情志病证的发病具有共同的中介病机；情志病变可呈现气机紊乱、化火伤阴、形质亏损、痰凝血竭等不同的病理阶段，发病之初，即气乱失志，神明失守，使五脏功能紊乱，病变进一步发展，则致痰火、瘀血、气血津液精髓亏损等继发病证。徐志伟[7]通过大样本人群调查研究发现，脾胃、肝胆、心脑在情志致病中作用最为密切。程康林[12]等认为，七情过激既可影响气机又可损伤五脏，气动则血行，气滞则血瘀，阻于心之脉络，则可致心血管疾病的发生。乔明琦等[13]经对情志致病医案统计分析和情志致病方式流行病学调研认为，“五志伤五脏”模式不符合临床实际，多种情志交织共同致病和致病伤肝的概率更大，“社会事件”是形成情志刺激的始发因素。因此，提出“多情交织共同致病首先伤肝”假说，并进行了逻辑论证。李峰等[14]认为人体调节应激反应的核心是肝脏，强调在调节情志因素（心理应激）引起的各种变化时，肝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郭蕾[15]认为情志活动与肝关系密切，肝主疏泄与妇科疾病尤为相关，治疗时应首重调肝。汤朝晖等[16]认为，无论从心理还是生理角度，中医“思所伤”在七情致病过程中都处于一个中心地位，起着主导作用，在研究和治疗情志致病时对“思所伤”应充分重视。白正勇等[17]探讨脾脏藏情相关性指出，脾主气机之枢，中土之脾在情志活动中起着调衡作用。张宗芳[18]则指出肾虚是产生更年期精神、情志异常的根本原因。

　123情志辨证徐志伟[7]认为“情志辨证”包括四要素：病因要素—为“喜、怒、忧、思、恐、悲、惊”七情之动；病位要素—七情内应五脏，“情志辨证”的主体思想是以五脏为中心、以机体情志变化为表象、将人体的情志活动与内脏关系相联系的辨证思维过程；病性特点—“七情”致病多因精神情志内伤而主要导致机体气机升降失常，脏腑功能紊乱，气血阴阳平衡失调的病机变化，“情志辨证”病性特点应结合八纲辨证、气血津液辨证、脏腑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等探讨。因此“情志辨证”的主体内容与精神情志活动密切相关，辨证要点可以精神性症状为主，不能以某一独立情感变化责之于某单一脏腑。传变规律—情志为患虽伤及五脏六腑，但首病在肝，传病在心，渐及它脏。

　2实验研究

　近年来，基于中医藏象理论和七情学说，结合现代心理学理论，中医学界开展了情志致病机理及中医药防治的实验研究工作：乔明琦等[13]通过多年从事肝藏象与情志致病机理探索，完善了“肝气逆、肝气郁”两证概念，建立了辨证标准和大鼠模型，首创经前期综合征（PMS）肝气逆、肝气郁两证猕猴模型，并以此为先导，开发国内首类治疗PMS新药“经前平颗粒”和“经前舒颗粒”均已获得国家新药证书、生产上市；严灿等[19-20]从肝入手，采用约束制动模型，对心理应激NEI网络发病机制以及调肝方的干预作用进行多方位的探讨提示：调肝治法方药对中枢多种神经信息因子表现出多层次、多靶点、多环节的调节作用；马渊等[21]从肾阴虚入手，观察六味地黄汤对悬吊应激小鼠下丘脑-垂体-卵巢轴功能的变化的影响作用发现，口服六味地黄汤可显著提高小鼠下丘脑GnRH和垂体LH的水平，并降低血清雌二醇的浓度；韩娟[22]从心入手，以旋转、限制、拥挤的方法模拟情志刺激造成大鼠气机紊乱证，予舒心1号可使应激大鼠下丘脑内NE、5-HT、Ach的含量提高；梁尚华等[23]采用电刺激模型研究提示，具有健脾益气、化痰、温阳作用的中药复方可不同程度调整慢性应激大鼠HPA轴的异常。李杰等[24]以大鼠束缚水浸，模拟“七情不遂”的病因，论证了不良刺激导致气机紊乱与HPA调节紊乱相关。鉴于温胆汤在精神、身心类疾病的治疗中应用颇广，贺又舜等[25]研究提示，宁神温胆汤（温胆汤加味）可能通过改变脑组织单胺类、氨基酸类神经递质含量而起到治疗精神神经类疾病作用。王米渠等[26]通过对恐惧的整体行为、生理病理、免疫、生化、分子生物等多方面研究积累，已将“恐伤肾”应激研究推向情绪心理学、心身医学、基因心理学和中医心理学的研究前沿。

　3存在的问题及思考

　综上述可见，近年中医学界开展了一些情志病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一定的成绩：理论研究中，新的假说对原有基本理论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实验研究中，单一情志刺激伤脏主要集中在“怒伤肝”、“恐伤肾”，研究工作分别已深入到肝主疏泄对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调节作用，恐的情绪遗传等层面；多情交织共病首先伤肝的经前期综合征（PMS）肝气逆、肝气郁两证猕猴模型的成功建立及其新药的上市，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从整体研究现状分析，还存在值得思考的问题。

　就理论研究而言，对情志的概念、情志病证的内涵认识至今尚不统一，而这一点是研究情志病首先必须明确的问题，否则，情志病辨证及其规范化、量化等系统研究工作就无法科学、有序地进行。从实验研究来看，有3点不足：一是目前情志致病研究所采用的急、慢性应激模型多为单一应激源刺激模型，与人类复合多因素应激反应致病的现实存在一定的差距；二是一些以药探理的研究，由于模型选择不一致，即使属于同类作用方药的研究，也难以比较，不利于对其进行科学评价及优胜劣汰；三是情志致病与多因素刺激的时间、性质、强度及个体差异有密切相关性，但目前对于情志致病条件的量化研究鲜见。此外，以中医学固有单一情志伤及特定脏腑的理论研究情志致病机理究竟是否有其科学性？单一情志刺激是否同时伤及他脏？目前尚未见实验证论；在单一或复合性应激源刺激时藏象的生理病理尚不清楚的情况下，研究中医药深层次的机理，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盲目性，系统性及整体性调节机制也难以阐明；中医药相关研究多集中在肝，涉及其它脏腑的研究明显不足等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基于上述问题，认为以下工作有待探讨：在理论研究方面，当务之急是中医学界需依据、借鉴古今相关研究文献，并经专家研讨明确界定情志的概念、情志病证的内涵；对现存质疑的原有理论，经科学论证后予以扬弃，提出创新的科学假说，并在临床和实验研究中加以检验、升华、确立。在实验研究方面，动物模型问题，可对现有公认的单一应激源模型、慢性复合性应激模型进行比较研究，筛选出模拟人类情志致病（单情、多情交织）最为理想的模型，也可病证结合制备模型，并建立量化评价标准，通过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整体研究，分别探讨各模型伤脏的生理病理特征及规律，发现新问题，探求新规律，以实现情志致病理论科学研究的突破与创新；对于情志致病机理及中医药干预研究，应在模型研究基础上，融合中医学、现代医学、心理学等多学科方法，从行为特征、藏象结构、机能及代谢等方面，在整体、组织、细胞及分子多层次、多环节进行综合探讨；有效方药的研究应首重药效，经筛选研究后，再进行机理探讨、新药开发研究。总之，要使情志病的中医药防治研究真正步入科学化轨道，最终形成集诊断、治疗、预防于一体的情志医学体系，还有大量、艰巨的工作期待综合多学科知识和技术、有组织、有计划逐一完成。

妇人三篇中张仲景辨治情志病的方法与思路：

张仲景《金匮要略》是中医杂病辨证论治之典范，其中妇人病三篇是最早对妇人疾病进行专题论述的文献，可谓开中医妇科之先河，特别是其中的方药辨治特色，论述之精妙，效验之非凡，极具临床指导价值。

组方治血为主，顾及气水

《灵枢·五音五味篇》中云：“妇人之生，有余于气，不足于血，以其数脱血也”，揭示妇人具有血分不足，气偏有余的生理病理特点，基于此，妇人三篇之组方，多以治血为主，同时兼顾血与气、血与水的关系，其所载方中，药用白芍、阿胶、当归等养血之品者占19方之多，足见仲景养血为先的治病思路。如胶艾汤功擅补血和血，调养冲任，用于治疗月经淋漓不净之漏下、半产后下血不止以及妊娠胞阻，是仲景调血之剂的代表方，后世《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之四物汤，即是在胶艾汤的基础上减去阿胶、艾叶、甘草而成，历来被誉为补血之要剂，妇人病之通用效方。

气与血同源而异流，互为其根，生理上相互协调，病理上相互影响，仲景论治妇科血证尤重兼顾气血，或益气以养血，或行气以活血。此外，基于“血不利则为水” 的病理机制，仲景又立活血利水之法，成为治疗妇人水血并结血室的一个重要原则。如当归芍药散、枳实芍药散、当归生姜羊肉汤、桂枝茯苓丸等都寓有气血水同治之思路。

制方轻灵为基，药专力弘

《素问·至真要大论》云：“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仲景制方遵其旨意，明确指出“病皆与方相应者，乃服之”，妇人三篇所用36方中，除温经汤12味和竹叶汤10味外，其他均不超过9味药，更有单味药成方者，皆组方严谨，配伍精当，用药精炼，可谓简便灵验。如治妊娠呕吐不止之干姜人参半夏丸，用干姜、半夏温中降逆止呕，人参扶正补虚，专治胃虚寒饮所致的恶阻，其用药之妙诚如陈修园所言：“半夏得人参不惟不碍胎，且能固胎”。再如治妇人产后腹痛，烦满不得卧的枳实芍药散，用枳实破气散结以行气滞，芍药缓急止痛以行血滞，一破一收，破气不伤阴，养阴不碍气，可谓面面俱到。治妇人产后水血俱结血室证的大黄甘遂汤，大黄四两，甘遂、阿胶各二两，甘遂乃逐水峻药，故量亦减半，以防攻逐太过而伤正，又配阿胶养血扶正，使邪去而不伤正，诸般技巧实为后世临床借鉴之源也。

看重剂型用量，服法考究

方药剂型因病证特点而投，是妇人病三篇的又一治疗特色，包括汤、丸、散、酒、洗、坐药、润导剂七种剂型，尤其用狼牙汤作为洗剂清洗外阴，蛇床子散作为坐药纳阴中，开妇科外治法之先河。

至于仲景用药剂量更是奇妙，有大至一斤的，也有用之分毫的，如治妇人妊娠腹痛的当归芍药散，芍药作为君药用至一斤，敛肝、和营、缓急止痛，当归三两为佐;当归贝母苦参丸则是三味等量，体现的是活血润燥与清利湿热并重，诸般技巧实为后世临床借鉴之源也。

仲景论述服药亦颇有讲究，有酒煎者，有小麦汁，或大麦粥频饮之者，有用醋浆水者，有炼蜜为丸者，均据病之轻重缓急酌情用之。芎归胶艾汤用酒合煮乃借酒之温散之力，既可暖宫又可行其药力。枳实芍药散用麦粥服之，取保护胃气之义，竹皮丸之制备用“枣肉和丸”也在于“安中益气”，仲景顾护脾胃之理念可见一斑。凡此种种，吾辈自当深究其理，传承其精华，在妇科临床中不断发扬光大。

　　情志病是因七情而致的脏腑阴阳气血失调的一种疾病，包括癫狂、百合病、脏躁、郁证、不寐等。如不及时诊治，常可罹患他种疾病。现代研究证实，几乎所有的疾病都与社会心理因素关，其中就有精神因素。颜德馨教授尊古训、师前贤，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不断发挥，治疗情志多从痰瘀郁论治，效果显著，现整理如下。

　　探病源 立论多宗 痰 瘀 郁

　　祖国医学认为情志病是情志刺激即七情内伤而成。如过于强烈的精神刺激成持久的不良因素超过了人体的调节的范围，就会造成气机逆乱，气血失调，成为疾病。痰、瘀、郁是脏腑内伤而造成的病理结果。颜师认为，痰即人身之津液，痰的产生，首先责在正气不足，脏腑功能失调，其中以肺、肾、脾最关重要。若一脏失调，则可相互影响，导致水液潴留。情志因素亦然，所求不遂，情志抑郁，暴怒气逆，影响气机升降出入，致使津液潴留，凝聚于所虚之处，内伏于脏腑经络、隐僻空隙之间，溢于肌肤筋骨，皮裹膜外，上逆于头脑巅顶，下注足胫，无处不到，日积月累，遂成顽疾怪症及种种情志变化。所以气滞、气虚和寒热失常，均是形成痰的重要因素。

　　瘀血是指瘀积不行，污秽不洁和已离经脉的血液，以及久病影响到经络时所出现的病变。瘀血是外伤，出血、气虚、气滞、寒凝、热郁等导致的病理结果，又是引起许多疾病的致病因素。《素问·调经论》说：“五脏之道皆出于经隧，以行血气，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七情五志失调可以造成瘀血内阻，情志不遂则气机郁滞，气滞则血亦滞，故能致瘀。正如《灵枢·百病始生篇》所说：“若内伤于忧怒，则气上逆，气上逆则六输不通，温气不行，凝血蕴裹而不散，津液涩滞著而不去。”正说明情志不调，气机不舒，初病气分，延久及血，血凝成瘀。

　　颜师常谓百病无不由于气者，气机阻滞则成郁。郁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之郁，包括外邪、情志等因素所致的郁，狭义之郁是专指以情志不畅为病因。以气机郁滞为病变的郁，即情志之郁。情志因素是郁证的致病原因，但情志因素是否造成郁证，除以精神刺激的强度及持续时间的久暂有关外，也与机体本身的状况有密切的关系。《杂病源流犀烛·诸变源流》说：“诸郁，脏气病也，其原本于思虑过深，更兼脏气弱，致六郁之病生焉”。郁证的病因是情志内伤，病理变化与心肝脾有密切关系，郁证初病体实，病变以气滞为主，常兼血瘀、化火、痰结、食滞多属实证，经久愈则由实转虚，随其影响的脏腑及损耗气血阴阳的不同，而形成心脾肝肾亏虚的不同病变，患者大多有忧愁、焦虑、悲哀、恐惧等情志内伤的病史，其发生主要为肝失疏泄、脾失健运、心失所养。

　　痰、瘀、郁之间相互交杂，互为因果。颜师认为痰与瘀血关系最为密切。凡体内任何组织在病理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非正常体液统称为痰，其乃生化之本。张景岳说：“痰即人身之津液，无非水谷之所化，此痰亦既化之物，而非不化之属也。但化得其正，则形体强，荣卫充，而痰涎本皆血气，若化失其正，则脏腑病、津液败，而血气皆痰涎”。故素有痰瘀同源之说，怪病多痰，怪病多瘀也常为指导临床辨证论治的法则。痰与郁的关系也颇密切。《直指方》云：“气结则生痰，痰盛则气愈结。”郁证是由于情志抑郁，气机郁滞所引起疾病的总称。凡因情志不舒，气郁不伸而致血滞、痰结、食积、火郁乃致脏腑不和等引起种种痰病均属之，其范围非常之广。王安道说：“凡病之起，多由于郁，郁者，滞而不通之义。”朱丹溪创立六郁学说，试观六郁中的血郁与血瘀在病机上是相同的，只是在病名上略有区分而已。痰瘀郁均可以用气来贯通，痰之为物，随气升降，无处不到，气滞可成痰。又因气为血师，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气虚则血少，气止血亦停。另外郁病虽多，皆因气不周流而成，故气滞又可成郁。颜师独具慧眼，从此三者论治情志病，常应手而效。

　　探病位 重在心肝兼胆腑

　　《内经》云：“心为君主之宫，主明则下安”。情志病的病位，首先在心。在生理情况下，心神正常，五脏六腑就能在心神的主导之下协调进行活动，心神不仅主导脏腑的生理活动、也主导人的意识、思维、情感、行为等精神活动，如病理因素扰及心神，影响了心神行使主导精神活动的机能，就会出现各种神志异常的症状，若神不守舍出现失眠多梦、夜游等症，若心神不安出现心烦懊侬，情感多变，若心神惑乱可出现精神恍惚、神绪不宁、易惊、悲忧喜哭、喜怒无常，时时欠伸，甚则痴呆或神昏，或癫或狂。但五脏相关常见病本于他脏而间接影响心神。故《内经》“五神藏”之说，即所谓“心藏神”、“肝藏魂”、“肺藏魄”、“脾藏意”、“肾藏志”，神、魂、魄、意、志都属于精神活动的范畴，所以，五脏有病，都可以出现神志症状。颜师除了以“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而总称魂魄，兼赅意志，为主体思想外，十分注重于肝胆。因肝为刚脏，体阴而用阳，易动而难静，且喜条达，恶抑郁。若情志不畅，肝木失其条达之性，肝气自郁于本经，可见胁肋胀痛或窜痛，胸闷不舒，或咽部有阻塞感，上冲于心可有热厥心痛，上冲于肺，肺气不得下降，可有气喘不平、呛咳、乘脾可有脘腹胀痛、乘胃、胃失和降可有脘痛呕酸，而且气有馀便是火，素为肝郁之体，可有实火，症见目赤颧红，痉厥狂躁，淋闭疮疡，善饥烦渴，脉弦劲有力。郁火症见寒热往来，乳房结核，颈生瘰，脉郁结不扬。若素为阴虚之体又可见颧红骨蒸，不寐烦躁，头面烘热，脉弦细数，重按无力的虚火之症，火旺又能生风，初起上犯巅顶，可见头目晕眩、耳鸣、旁走四肢经络可见肢体麻木等。证状纷繁，不一而足。胆又称奇恒之府，与肝相表裹，其位居中中枢而职司疏泄，疏泄功能主要是调畅气机，胆主少阳，少阳为枢、气机的升降出入都须通过为枢之少阳才能完成，故胆具有通达上下，在乎中和而生化万物的功能，宫居中正主裁决断，胆在人体思维活动中心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人的思维活动是通过精、神、魂、魄、意、志、思、智、虑等各个环节来完成，而以心为主导，其中肝主谋虑，司疏泄有较大影响，但还要通过秉刚果之气，直而不疑之胆进行控制和调节，故有“胆主决断”之说。因足少阳胆经多气少血，故胆腑病变多在气分，临床上一般将胆病每见痰液交结之症，胆实热证的表现有胸胁胀痛，心烦懊侬，狂燥少寐，口苦咽干、头痛、目赤目黄。胆气虚寒证表现有善畏易惊，入夜难眠，眩晕目花，关节酸痛等。在临床上，情志病但见一脏之证者鲜有之，所以，在辨证论治中抓住“心肝”为中心环节外，但对胆，这一较为特殊的脏，也不应忽视，这样才能纷杂的诸多症状中，辨明病位，更好地运用治法。

　　论治法 调气活血养心神

　　颜师对“百病皆生于气”、“气为百病之长”之说颇为赞赏。认为“气”之与病密切攸关，因五脏六腑，非气不生，神静则宁，情动则乱，气虚、气实、气滞等均可导致疾病，气滞而致血瘀乃是郁证的病机，故平衡气之升降出入，调畅气机是治疗情志病的主要治则，逍遥散是常用之方，本方由四逆散加减而成，根据《内经》“木郁者达之”原则，先顺其条达之性，开其郁遏之气，非养营血而健脾土，以柴胡疏肝解郁，归、芍和营补血养肝，茯苓、白术、炙草健脾补中，再加薄荷以增解郁之功，若气郁化火，再宗经旨：“火郁者发之”加丹皮、山栀以发散之。情志病变，罹肝传脾，也可直接罹肺为害。《内经》曰：“诸气愤郁，皆属于肺”。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七情内伤，脾胃运化失常，酿成痰湿，如见肝胆郁热而痰气内伤、心气不足而心神浮越，颜师撷《伤寒论》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以疏解肝胆郁热，益气养心敛神。若取化瘀法效欠佳时，改用本方常有较为满意的疗效。方中有柴胡、黄苓、桂枝、茯苓、半夏、大黄、铅丹、姜枣、龙骨、牡蛎、人参等12味药物组成。其中柴、苓、大黄解肝胆郁热，参枣、龙牡、铅丹益气、敛神、镇惊，桂枝、半夏、生姜化痰利湿。因铅丹有毒，且对肠胃道有刺激，常以镇逆气、除痰涎，通躁结生代赭石代之，临床上凡属肝胆郁热，痰气内扰之情志病，包括不寐、脏躁、痛证、癫狂，及老年性痴呆，脑动脉硬化，只要辨证准确，常能收到很好的效果。此外见痰内扰，神不守舍，可用黄连温胆汤清心祛痰。礞石滚痰丸泄热涤痰，白金丸解郁化痰。如痰火较盛，心烦易怒，舌红脉数，可用除痰降火汤，此方即温加珍珠母、夜交藤、山栀、龙胆草，疗效亦佳。

　　“血百病之胎”，是指百病与“血”有关。《医学准绳》指出：“百病由污血者多”情志病日久，必有瘀血阻滞，这也就是颜师“久病必有瘀”之观点。治法上提出活血化瘀。正如《素问·至真要大论》云：“谨守病机，疏其血气，令其条达而致和平”。活血化瘀能整气血平衡以俾阴阳之通。王清任说：“治病之要诀，在明白气血”。颜师在情志病的运用中常用疏肝化瘀或清热化瘀之法，血府逐瘀汤为代表方。以桃红四物汤活血化瘀，四逆散疏肝理气，加桔梗使气机上升，牛膝导血瘀下泄，，适合于一切气滞血瘀造成的痛证，尤对肝郁日久，经疏肝法无效者投之每能奏功。如因情志不畅，肝失疏泄，久之凝滞脑气，神明受忧而出现烦扰不安，夜不能寐，甚至彻底夜不寐可服之，并加磁朱丸吞服，且磁朱丸能通络安神，故对女性经闭者有通经之功，效果更佳。如因瘀而成癫狂者，出现语无伦次，不避亲疏，神志失常用癫狂梦醒汤，行气祛瘀醒神，也可用桃核承气汤，泄热逐痰宁心。古时有以桃花治愈癫狂的记载，因桃花利宿水痰饮积滞，治风狂。

　　《内经》云：“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故悲哀愁扰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七情所伤，虽分五脏，但必归于心，各种情志刺激，在影响本脏的同时，都会影响心的功能。所以，养心安神之法也常用，柏子养心汤、归脾汤是代表方。两方均有枣仁、柏子仁、合欢花等养心之品以宁神定志。颜师常喜归脾汤加入黄连一味苦寒入心，屡试屡验，如因脏液枯燥而发为脏躁者，又取甘麦大枣汤、百合汤等养心液，安心神。此外情志病的调摄也很重要。颜师常谓，此病全在病者移情易性，疾病痊愈虽离不开药物的作用，但怡悦心志，开怀静养的精神调摄更是康复的关键。正如叶天士所云：“用药乃片时之效，欲得久安，以怡悦心志为要旨耳”。诚哉斯言。

情志的意思是机体对外界环境刺激的不同情绪反应。

其中有代表性的七种正常情志活动喜、怒、忧、思、悲、惊、恐称为“七情”，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有两重性，既能有利于人，也能有害于人。同样，人的情绪、情感的变化，亦有利有弊。如《养性延命录》所说：“喜怒无常，过之为害。”

引证解释：

《古诗十九首·东城高且长》：“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

《隋书·文学传序》：“然则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於下，下所以达情志於上。”

情志剖析：

七情活动对机体生理功能起着协调作用，不会致病。七情六欲，人皆有之，情志活动属于人类正常生理现象，是对外界刺激和体内刺激的保护性反应，有益于身心健康。

人的心理活动，中医学将其统称为情志，它是人在接触和认识客观事物时，人体本能的综合反映。合理的心理保健是人体健康的一个重要环节，在人生中有重要价值，自古以来就被人类所注目。

早在春秋战国乃至更早以前，诸子百家就有较精辟的论述。其中《管子》中的《内业》篇，是最早论述心理卫生的专篇。内，就是内心；业，就是术业。内业者：养心之术也。《管子》将善心、定心、全心、大心等作为最理想的心理状态，以这些作为内心修养的标准。

中医说的情志，泛指人的情绪、情感活动。而七情的变化，往往会对人体的脏腑器官产生影响，久而久之便会影响体质的变化。情志活动感物而发，既不可不及，又不可太过，“贵乎中节”。

情志是机体对外界环境刺激的不同情绪反应，其中有代表性的七种正常情志活动喜、怒、忧、思、悲、惊、恐称为“七情”，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有两重性，既能有利于人，也能有害于人。同样，人的情绪、情感的变化，亦有利有弊。如《养性延命录》所说：“喜怒无常，过之为害。”《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则将喜、怒、忧、思、悲、恐、惊正式列为致病内因。

情志，即指喜、怒、忧、思、悲、惊、恐等人的七种情绪。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有两重性，既能有利于人，也能有害于人。同样，人的情绪、情感的变化，亦有利有弊。生活中，谁都难免产生这样或那样的不良情绪，但是我们应当善于控制和调节它，能够及时地加以消释和排除，从而使我们免受或少受不良情绪的 和危害。

(1)以情制情法。

又叫情志制约法，创自于《黄帝内经》。如《内经素问·阴阳应像大论》指出：“怒伤肝，悲胜怒;”“喜伤心，恐胜喜;”“思伤脾，怒胜思”;“忧伤肺，喜胜忧”;“恐伤肾，思胜恐”。以情制情法是根据情志及五脏间存在的阴阳五行生克原理，用互相制约、互相克制的情志，来转移和干扰原来对机体有害的情志，藉以达到协调情志的目的。此谓祖国医学独特的与康复方法。这一的原则到金元时代，以著名医学家张子和的《儒门事亲》为代表，达到了充分发展和广泛应用的水平。张子和指出：“悲可以制怒，以怆恻苦楚之言感之;喜可以治悲，以谑浪戏狎之言娱之;恐可以治喜，以恐惧死亡之言怖之;怒可以制思，以污辱欺罔之事触之;思可以治恐，以虑彼志此之言奇之。凡此五者，必诡诈谲怪，无所不至，然后可以动人耳目，易人听视。”

在使用以情制情法时，要在患者有所预感时，再进行正式的情志治疗，不要在人毫无思想准备之时，突然地进行，并且还要掌握人对情志 的敏感程度，以便选择适当方法，避免太过或不及。

喜伤心者，以恐胜之。

以恐胜之，又叫惊恐疗法，适用于神情兴奋、狂躁的症。《儒门事亲》里载：有一位庄医师“治以喜乐之极而病者，庄切其脉，为之失声，佯曰：“吾取药去，数日更不来。”于是病人便渐渐由怀疑不安而产生恐惧，又由恐惧产生悲哀，认为医生不再来是因自己患了重病。“病者悲泣，辞其亲友曰：吾不久矣!庄知其将愈，慰之。”这个病例说明了庄医生采取按脉失声与取药数日不至而取效，此即“恐胜喜”也。

《洄溪医书》里亦记载一例喜病恐胜之例：某人新考上状元，告假返乡，途中突然病倒，请来一位医生诊视。医生看后说：“你的病治不好了，七天内就要死，快赶路吧，抓紧点可以回到家中。”新状元垂头丧气，日夜兼程赶回家中，七天后安然无恙。其仆人进来说：“那位医生有一封信，要我到家后交给您。”只见信中讲到：“公自及第后，大喜伤心，非药力所能愈，故仆以死恐之，所以治病也，今无妨矣。”

以上二例，说明喜伤心者，可以恐解之。原因何在呢《吴医汇讲》解释说：“必有所乐谓之喜，何反谓喜伤心哉凡人之气，以平为期，不及者病，过者亦病。经曰：‘心藏神，神有余则笑不休’。试即以‘不休’二字味之，乃乐之过而失其正也。当此乐以忘忧之际，有放心而不知求其心，所藏之神不亦因之而涣散乎至于恐能胜喜，其义维何盖喜为心志，恐为肾志，水能制火，既济之道也。抑更有显而易见者，人当极喜之时，适有恐惧之事，猝然遇之，莫不反喜为忧者，惟喜之情缓于恐，而恐之情急于喜也。是以水火克制之理言之，或近傅会，而不知胜复之道本乎人情，实有深相印合者。”

思伤脾者，以怒胜之。

以怒胜之，是利用发怒时肝气升发的作用，来解除体内气机之郁滞的一种疗法，它适用于长期思虑不解、气结成疾或情绪异常低沉的病症。《续名医娄案》载：“一富家妇人，伤思虑过甚，二年余不寐。张子和看后曰：‘两手脉俱缓，此脾受之也，脾主思故也。’乃与其丈夫怒而激之也，多取其财，饮酒数日，不处一法而去，其人大怒，汗出，是夜困眠，如此者，八九日不寤，自是而食进，脉得其平。”此例说明了思之甚可以使人的行为和活动调节发生障碍，致正气不行而气结，或阴阳不调，阳亢不与阴交而不寐，当怒而激之之时，逆上之气冲开了结聚之气，兴奋之阳因汗而泄，致阴阳平调而愈。

《四川医林人物载》里也记述了一例郁病怒激之病例：青龙桥有位姓王的儒生，得了一种怪病喜欢独居暗室，不能接近灯光，偶尔出来则病情加重，遍寻名医而屡治不验。一天名医李健昂经过此地，家人忙请他来诊视。李氏诊毕，并不处方，却索取王生昔日之文，乱其句读，高声朗诵。王叱问“读者谁人”，李则声音更高。王气愤至极，忘记了畏明的习惯，跑出来夺过文章，就灯而坐，并指责李氏：“你不解句读，为何在此高声嘶闹”儒生一怒之后，郁闷得泄，病也就好了。

悲伤心者，以喜胜之。

以喜胜之，又称笑疗，对于由于神伤而表现得抑郁、低沉的种种病症，皆可使用。在《医苑典故趣拾》中有这样一则笑话：清代有位巡按大人，抑郁寡欢，成天愁眉苦脸。家人特请名医诊治，当名医问完其病由后，按脉许久，竟诊断为“月经不调”。那位巡按大人听罢，嗤之以鼻，大笑不止。连连说道：我堂堂男子焉能“月经不调”，真是荒唐到了极点。从此，每回忆及此事，就大笑一番，乐而不止。这是名医故意以常识性的错误所引起的发笑。

金元名医朱丹溪曾遇到一青年秀才，婚后不久突然亡妻，故终日哭泣悲伤，终成。求尽名医，用尽名药，久治无效。朱丹溪为其诊脉后说：“你有喜脉，看样子恐怕已有数月了。”秀才捧腹大笑，并说：“什么名医，男女都不分，庸医也!”此后，每想起此事，就会自然发笑，亦常将此事作为奇谈笑料告诉别人，与众人同乐。 移月转，秀才食欲增加，心情开朗，病态消除。这时，才告诉他这是以喜乐制胜悲忧的治法。 恐伤肾者，以思胜之。

以思胜之，主要是通过“思则气结”，以收敛涣散的神气，使病人主动地排解某些不良情绪，以达到康复之目的。《晋书·乐广传》记载：“尝有亲客，久阔不复来，广(乐广)问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赐酒。方欲酒，见杯中有蛇，意甚恶之，既饮而疾。于时河南听事壁上有角弓、漆画作蛇，广意杯中蛇即角影也。复置酒于前处，谓客曰：酒中复有所见不答曰：所见如初。广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沉疴顿愈。”“杯弓蛇影”这一成语所讲的历史事实，说明由恐惧引起的，可以用“深思”的方法来解除其恐惧紧张的心理状态，从而使疾病消除，恢复健康。

怒伤肝者，以悲胜之。

以悲胜之，是根据《黄帝内经》“悲则气消”和“悲胜喜”的作用，促使病人发生悲哀，达到康复身心目的的一类疗法，对于消散内郁的结气和抑制兴奋的情绪有较好作用，最适于病人自觉以痛苦为快的病症。《儒门事亲》中载：张子和治妇人病，问病人曰：“心欲常痛哭为快否”妇曰：“欲如此，余亦不知所谓。”张又曰：“少阳相火，凌的肺金，金受屈制，无所投告，肺主悲，但欲痛哭为快也。”于是，张子和鼓励病人尽量痛哭，其病得以康复。此病例为木火的伤肺金，肝肺气郁，故以哭出为快。

这里还要说明的是：在运用“以情胜情”疗法治疗情志因素所导致的病变时，要注意 的强度，即治疗的情志 ，要超过、压倒致病的情志因素，或是采用突然的强大 ，或是采用持续不断强化 。总之，后者要超过前者，否则就达不到以情胜情的治疗目的。

(2)移情法。

又称转移法，即通过一定的方法和措施改变人的情绪和意志，以解脱不良情绪的苦痛。有些人患某种疾病后，往往将注意力经常集中在疾病上面，怕病情变坏，怕不易治愈，怕因病影响工作、劳动、学习和生活，整天围绕着疾病胡思乱想，陷入苦闷、烦恼和忧愁之中，甚至紧张、恐惧。在这种情况下，分散病人对疾病的注意力，使思想焦点从病所转移于他处;或改变周围环境，使患者不与不良 因素接触，这就是“移情易性”的意疗方法。其意义正如华岫云在《临证指南医案》中所说：“情志之郁，由于隐情曲意不伸，……郁症全在病者能移情易性。”《续名医类案》中说：“失志不遂之病，非排遣性情不可”，“虑投其所好以移之，则病自愈。”“移情易性”的具体方法很多，应用时当根据不同人的心理、环境和条件等，采取不同的措施，进行灵活运用。主要方法如下。

一是琴棋书画移情法。

《北史·崔光传》说：“取乐琴书，颐养神性。”吴师机《理瀹骈文》又说：“七情之病者，看书解闷，听曲消愁，有胜于服药者矣。”故应在烦闷不安、情绪不佳时，听一听音乐，欣赏一下戏剧，观赏一场幽默的相声或哑剧，这样可乐得捧腹大笑，精神振奋，紧张和苦闷的情绪也随之而消。平时，应根据各自的不同兴趣和爱好，分别从事自己喜欢的活动，如书法、绘画等，用这些方法排解愁绪，寄托情怀、舒畅气机、怡养心神，有益于人之。

二是移情法。

李东垣《脾胃论》里说：“劳则阳气衰，宜乘车马游玩。”这说明利用旅游，可驱除烦恼，有利于身体健康的恢复，当思虑过度，心情不快时，应到郊外旷野或消遣，让山清水秀的环境去调节消极情绪，陶醉在蓝天白云、花香鸟语的自然环境里，舒畅情怀，忘却忧烦。在与别人争吵时，最好的方法是转移一下注意力，去参加，如打球、散步、打太极拳等，或参加适当的体力劳动，用肌肉的紧张去消除精神的紧张。

三是升华超脱法。

升华，就是用顽强的意志战胜不良情绪的干扰，用理智战胜生活中的不幸，并把理智和情感化作行动的动力，投身于事业中去。如西汉司马迁因替李陵辩解，得罪下狱，惨受腐刑。司马迁为转移其不幸遭遇所带来的苦痛心境，而以坚韧不屈的精神，全力投入《史记》的撰写之中，以舒志解愁，调整和缓解心理矛盾，把心身创伤等不良 变为奋发努力。

超脱，即超然，思想上要把事情看得淡一些，行动上应脱离导致不良情绪的环境。如高考落榜后，有的考生灰心丧气，感到前途无望，个别的甚至想轻生自杀。这时就要正确理解考试的意义。“天生我才必有用”，上大学不是唯一出路。要看到高考中，有不少人是落榜的，决不是你一个人。一个人只要不气馁，振作精神，面向生活，面对自己的现实，路就在你的脚下，前途同样是宽广的，应该挺起胸膛去迎接生活。对于社会上的闲言冷语不必理睬。此时最好找一个安静的环境，冷静地思考一下，或外出做社会调查、旅游，亦是恢复心理平衡的方法。

(3)暗示法。

大家都知道，三国演义里有个“望梅止渴”的故事，即是暗示疗法的例证。说明暗示作用不仅影响人的心理与行为，且能影响人体的生理机能。祖国医学早在《黄帝内经》中就记载了运用暗示疗法的范例，如《素问·调经论》里说：“ 勿释，出针视之曰：我将深之，适人必革，精气自伏，邪气散乱。”意思是，医生要先在病人应针刺的地方不停的进行 ，并拿出针来给病人看，口里说我将把针扎得很深，这样，病人必然会集中注意力，使精气深伏于内，邪气散乱而外泄，从而提高针刺的疗效。明代著名医学家张景岳曾采用说要给病人服吐下药，或针灸数十百处的暗示法而治疗“诈病”。李瞻曾用语言暗示，使患者不忧目而着意于股，从而导火下行而使目疾愈。

暗示的方法，一般多采用语言，也可采用手势、表情或采用暗示性药物暗号来进行。暗示与说服不同，它是通过言语使病者不经逻辑的思维和判断，直觉地接受医生灌输给自己的观念，其作用在于情绪方面，而说服的作用在于理智方面。在作暗示治疗时，要特别注意：第一，病人的受暗示性是各不相同的，这与病人的个性心理特点及高级神经活动特点密切有关，亦与年龄有关。病人的智力水平与文化程度，在能否接受暗示方面并无决定性作用。第二，施治前要取人充分的信任与合作。第三，每一次施治过程应尽量取得成功。如不成功，则会动摇病人的信心，影响病人对施治者的信任，这样如果再做第二次治疗，就会困难得多，成功的希望也就少得多。

(4)说理开导法。

《黄帝内经》里说：“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此为说理开导法的起源。其主要内容是：第一，“告之以其败”，就是向患者指出疾病的性质、原因、危害，病情的轻重深浅，引起病人对疾病的注意，使病人对疾病具有认真对待的态度，既不轻视忽略，也不畏惧恐慌。第二，“语之以其善”，指出只要与医务人员配合，治疗及时，措施得当，是可以恢复健康的，以增强病人战胜疾病的信心。第三，“导之以其所便”，告诉患者如何调养和治疗的具体措施。第四，“开之以其所苦”，此指要帮助患者解除紧张、恐惧、消极的心理状态。以上四点，即是讲如何使用说理开导法。所谓“说理开导”，是指正确地运用“语言”这一工具，对患者采取启发诱导的方法，宣传疾病的知识，分析疾病的原因与机制，解除患者的思想顾虑，提高其战胜疾病的信心，使之主动地配合治疗，从而促进健康的恢复。

心理开导最常用的方法是：解释、鼓励、安慰、保证。解释是说理开导法的基础，它是向患者讲明疾病的，解除其思想顾虑、密切医患关系，从而达到康复的目的。而鼓励和安慰则是在患者心理受到挫伤、情绪低落之时实行的康复方法。保证则是在患者出现疑心，忧愁不解之时，医者以充足的信心做出许诺，担负责任，以消除病人的紧张与焦虑。

一个人在生活中受到了挫折，甚至遭到不幸，可找自己的知心朋友、亲人倾诉苦衷，或向亲朋好友写书信诉说苦闷，以便从亲人、朋友的开导、劝告、同情和安慰中得到力量和支持。正如俗话所说：“快乐有人分享，是更大的快乐，痛苦有人分担，就可以减轻痛苦。”

(5)节制法。

《吕氏春秋》说：“欲有情，情有节，圣人修节以止欲，故不过行其情也。”这里讲的就是节制法，即节制、调和情感，防止七情过激，从而达到心理平衡。《医学心悟》归纳了“保生四要”，“戒嗔怒”即为一要。《泰定养生主论》强调养生要做到“五不”，“喜怒不妄发”就名列第二。《寿亲养老新术》总结了“七养”，其中就有“莫填怒养肝气，少思虑养心气”。《养性延命录》概括的养生“十二少”，主要讲的就是节制七情，诸如少愁、少怒等等。

现代研究表明，只有善于避免忧郁、悲伤等不愉快的消极情绪，使心理处于怡然自得的乐观态，才会对人体的生理起著十分良好的作用。如能提高大脑及整个神经系统的功能，使各个器官系统的功能协调一致。不仅焦虑、失眠、头痛、等轻度的可避免，即使是像精神分裂症等严重的，也会减少发病机会。

第一，“制怒”。

愤怒是一种常见的消极情绪，对人体健康危害极大。不仅能伤肝脏，亦可伤心、伤胃、伤脑等，从而导致多种疾病。林则徐把“制怒”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想来很有道理。

制怒，首先应遇事冷静，因为怒常常是不能冷静思考的结果。因此，遇事一定要冷静，因为只有冷静，才能积极思考，想出对策，圆满。

其次，要及时宣泄。如心有不平之事，可及时向知心朋友倾诉，甚至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千万不要闷在心里，以致气郁成疾，或者大发雷霆。

还有，制怒要注意养肝，学认为，肝主怒，所以要制怒，必须要保护好肝的功能。若是肝气郁结引起发怒时，当舒肝解郁，可用逍遥散治疗，若是肝火上炎引起发怒时，当清泻肝火，用龙胆泻肝汤治疗，若是肝阳上亢引起发怒时，当滋阴潜阳，可用镇肝泻风汤。

第二，防止“乐极生悲”。

加拿大一位贫穷的鞋匠，在确知自己中了百万元的巨彩后，竟“因乐暴亡”，直到入殓之时，仍面带笑容。这种因过度兴奋造成的猝死，时常发生在中间。人过中年，全身的动脉均会发生程度不同的硬化，营养心肌的冠状动脉当然不会例外。如若心脏剧烈地跳动，必然增加能耗，心肌将会发生相对的供血不足，从而出现心绞痛甚至，或心跳骤停。这是“乐极生悲”的一个原因。此外“乐极生悲”还可致血压骤然升高，健康的人尚可代偿，若已患高血压症，过度兴奋就会导致“高血压危象”，表现为突然感到头晕目眩视力模糊、烦躁不安。“高血压危象”尽管可能持续几个小时，却可由此引起脑血管破裂发生猝死。可见，“乐极”亦不可取，为了健康长寿，任何情绪的过分激动都是不可取的，应采取“冷处理”的方法，对于喜事与悲事、兴奋与气愤、顺境与逆境、快乐与痛苦等，都应一视同仁，善于自我调节情感，的心理状态，一定注意不要超过正常的生理限度。

(6)疏泄法。

古人曾说：“不如人意常八九，如人之意一二分。”一般来说，人的一生中处于逆境的时间是大大多于顺境的时间。那么，心情不愉快时，又怎么办呢

事实证明，疏泄法可使人从苦恼、郁结的消极心理中得以解脱，尽快地恢复心理平衡。祖国医学认为，“郁则发之”。郁，即郁结，主要指忧郁、悲伤，使人不快的消极情绪;发即疏发、发泄。当情绪不佳时，千万不要自寻苦恼，把痛苦、忧伤闷在心里，一定要使之发泄出来，如可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让眼泪尽情地流出来，就一定觉得舒服些。现代研究发现，因感情变化流出的眼泪中含有两种神经传导物质，这两种传导物质随眼泪排出体外后，可缓和悲伤者的紧张情绪，减轻痛苦和消除忧虑。美国圣保罗市精神病学研究室主任威廉·弗列有个有趣的实验，在受试的200名男女中，有85%的女性及73%的男性，当痛苦地哭泣之后，自我感觉都比哭之前好得多，而且健康状况也有改进。

现己证实，结、消化性溃疡病、过敏性结肠忧郁症失眠及一般胃疼等均与情绪压抑有关。男子患消化性溃疡病多于女性，其原因之一即与男儿有泪不轻弹有关联。所以说，当君想哭时，不必强力压抑自己，尽可使泪水流淌排放。当然，也不宜过悲久哭，谨防认为的“大悲伤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