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瘟疫的几个问题。
总的来说,瘟疫是由于一些强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细菌、病毒引起的传染病。
一般是自然灾害后,环境卫生不好引起的。 这只是其中一方面而已,按照中医五运六气的理论,在五运六气特殊之年份,或因某运不及刚好与司天之气想矛盾时,会爆发瘟疫。如2003年为火运不及,司天之气为太阴湿土,所以有‘九宫灾’,九即对应于人体的肺。而2009年为土运不及,司天之气也为太阴湿土,故而有‘五宫灾’,其对应于人体的脾胃。所以2009年会爆发类似霍乱型的传染病,这个需要每一个人都要注意的事情。
温疫在我国史料中早有记载。如《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说明当时对温疫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认为温疫一年四季皆可发生,原因之一是由于时令之气的不正常,是由“非时之气”造成的。
现存最早的中医古籍《黄帝内经》也有记载。如《素问•刺法论》指出:“五疫之至,皆向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素问•本能病》篇:“厥阴不退位,即大风早举,时雨不降,湿令不化,民病温疫,疵废。风生,民病皆肢节痛、头目痛,伏热内烦,咽喉干引饮。”指出温疫具有传染性、流行性、临床表现相似、发病与气候有关等特点,并认为只要“正气存内”,就能“避其毒气”。
东汉时期的张仲景在其著作《伤寒杂病论》的序言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公元196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文中的“伤寒”,除了指外感热病外,还包括了当时的烈性传染病,可见当时温疫流行之猖獗。
曹植《说疫气》记载“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描绘了当疫病流行的惨状,并明确指出:“疠气流行”,并非“鬼神所作”,而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所致。
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七哀诗》中也记载:“……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是当时凄凉情景的真实写照。据史料记载,从汉桓帝刘志,至汉献帝刘协的七十余年中,记载有疫病流行17次。疫情连年,民不聊生,即使是士大夫们也未能幸免。如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也一时俱逝。其惨状可见一斑。
晋朝葛洪《肘后备急方》对温疫也有论述,认为“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并立“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一章,记载了辟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辟温病散等治疗、预防温疫的方剂。
隋朝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疫疠病诸候》认为疫疠病“其病与时气、温、热等病相类,皆有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风疾雨,雾露不散,则民多疾疫。病无长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厉之气,故云疫疠病。”并认为岭南地区的青草瘴、黄芒瘴等瘴气也属疫疠病范围。并进一步指出:“此病皆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故须预服药及为法术以防之。”
唐朝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九•伤寒》立“辟温”一章,记载治疗温疫的方剂。
出于唐朝王冰以后的《素问》遗篇,认为温疫与五运六气变化异常有一定的关系,故有金疫、木疫、水疫、火疫、土疫“五疫”及“五疠”之称。说明古人已经意识到温疫的致病原因不同于一般的六*外邪,而是一种疫毒之气。
金代医家张从正《儒门事亲•卷一•立诸时气解利禁忌式三》:指出“又如正二三月,人气在上,瘟疫大作,必先头痛或骨节疼,与伤寒、时气、冒暑、风湿及中酒之人其状皆相类。慎勿便用巴豆大毒之药治之。……夫瘟疫在表不可下,况巴豆之丸乎。”对瘟疫的临床表现、治疗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元代医家朱丹溪《丹溪心法•卷一•温疫五》:“瘟疫众一般病者是,又谓天行时疫。治有三法:宜补,宜散,宜降。”总结了温疫的治疗方法。
明朝医家吴又可目睹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在前人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对温疫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探讨。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论述温疫的专著,对温疫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认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指出温疫的致病因子是“异气”,又称“疫气”、“疠气”“戾气”等,是对温疫病因的创见。
吴氏认为戾气是物质性的,可采用药物制服。虽然戾气“无形可求,无象可见,况无声复无臭,何能得睹得闻”,但它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又进一步指出“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
戾气是通过口鼻侵犯体内的。认为“邪从口鼻而入”,又感染戾气的方式,“有天受,有传染,所感虽殊,其病则一”。
而人体感受戾气之后,是否致病则决定于戾气的量、毒力与人体的抵抗力。指出“其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而不胜正,未能顿发”;“其年气来之厉,不论强弱,正气稍衰者,触之即病”;“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
戾气引起的疫病,有大流行性与散发性的不同表现。而戾气致病又有地区性与时间性的不同情况。此外,由于戾气的种类不同,所引起的疾病也不同,侵犯的脏器部位也不一。认为“……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并且还指出人类的疫病和禽兽的瘟疫是由不同的戾气所引起的。
吴又可在《温疫论》中,还创制了不少独特的、行之有效的治疫方剂。《温疫论》是我国医学文献中论述急性传染病的一部划时代著作,至今仍可用来指导临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清朝余师愚,著有《疫疹一得》。其在吴又可《温疫论》的基础上,认为疫疹的病因是疠气,指出“一人得病,传染一家,轻者十生八九,重者十存一二,合境之内,大率如斯。”并根据暑热疫的病证特点,创立“清瘟败毒饮”一方,以重用石膏为主,为温疫病的辨证论治开拓了新的境地。
综上所述,中医药学在与温疫长期的斗争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与临床治疗方法。应该充分发挥中医药治疗急性传染病的作用。
瘟疫成人类头号杀手列入八国首脑议题
近期,八国集团***(G8)将在日本冲绳举行年度会议。鉴于包括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等在内的传染病已成为人类头号杀手,其所带来的经济损失更是难以数计,如何遏止全球瘟疫的蔓延将首次正式列入此次会议的议题。
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发言人格里高利-哈特尔表示,“此举标志着人类在与传染病的斗争中迈出了重要一步。如果不采取措施,这三种传染病很有可能彻底摧毁人类经济和社会结构。相反,如果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能共同为此做出贡献,事情将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据了解,目前全世界共有3500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其中70%的人生活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该地区迄令为止已有1100万人死于艾滋病。
三分之一的艾滋病患者最后都死于肺结核,后者每年夺去200万人的生命,同时又有800万人感染,几乎全部集中在发展中国家。
疟疾只需借助蚊子叮咬就可以传染,在非洲,它每年要夺取100万人的生命。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在发展中国家,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疫这三种传染病使各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其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过去35年中,仅疟疫一种传染病就使国内生产总值损失了三分之一。
法国总统希拉克在一次重大艾滋病会议上曾表示,他将在八国集团***会议上敦促其他国家的***支持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医疗水平。
从以往的情况来看,八国集团所做的允诺往往最终不能兑现。例如,去年,八国集团曾宣布将为世界上最贫穷国家削减1000亿美元的债务,但迄令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采取具体行动。
有鉴于此,正在积极呼吁向贫穷国家提供廉价药品的世界慈善医疗卫生阵线(MSF)警告说,八国集团必须用实际行动来实现所许下的诺言。
MSF女发言人萨曼莎-波尔顿说,“八国集团应该提供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生产一些普通药品,如治疗艾滋病的抗逆转录酶病毒药品,以使这些国家摆脱对国外大医药公司的依赖。”
此外,鼓励、支持公共研究机构的研究工作也非常重要,研制新药品不应该象商品一样为某个跨国大公司所垄断。肺结核的治疗就是一个突出例子。目前仅有的一种疫苗还是在1923年发现的,此后,几乎没有人再去研究新的更为有效的药品。而这种名为TB的疫苗经过30多年的运用之后,不仅价钱昂贵,而且药力也在逐渐下降。
波尔顿说,“肺结核是穷人的疾病。如果感染了肺结核,你必需呆在医院里几个月,无法工作,而这对许多人来说是根本负担不起的。”
大家好,这是边肖。今天,我将告诉你关于古老的瘟疫。欢迎关注。
因为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情况,最近很多人都在关注,社会上也有很多情况。相信大家都有一定的了解。然而实际上,如此大规模的传染病在人类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在古代就有发生。有一个词大家都很熟悉:“瘟疫”。我们经常在电视剧里看到,瘟疫发生的时候,人们都非常害怕。那么古代的瘟疫是怎么发生的,最严重的又是怎么治愈的呢?
1古代的瘟疫是什么?
从古至今,人类遭受了无数次瘟疫,有些瘟疫特别严重,对人类后代的影响也很大:非典、鼠疫、天花、流感、霍乱等。一般来说,鼠疫是由一些高致病性微生物引起的传染病,如细菌、病毒等。通常是自然灾害后环境卫生差造成的。
:“瘟疫,是所有人都有的,也被称为疫情。”其发病迅速,综合征凶险。如果疖子和流行性病毒出现在源头,开始时,人们可以看到恶寒和强烈的热量,但立即热不冷,头痛和身体疼痛,白苔如粉,绛舌,脉数等。主要用于治疏泄,用大元阴、三消阴。若热毒,邪在胃或热灼血,则可见高热烦躁、头痛欲裂、腹痛腹泻,或鼻衄、发斑、神志不清、舌苔灼热等。治瘟解毒,宜用清瘟败毒汤、白虎河犀角升麻汤等。见疫、日、时、温病、斑等。
2古代瘟疫是怎么发生的?
在中国的古装剧中,经常会出现令人闻风丧胆的——“瘟疫”的存在。所谓鼠疫,按照今天的理解,是一种容易传播的急性传染病,有点类似于西方的黑死病。在中国古代,每当发生瘟疫,往往会死大量的人,人民苦不堪言。瘟疫究竟为什么会发生?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讨论。
第一个方面是瘟疫的产生和传播。原因可以分为两个因素。一是自然因素,即我们熟悉的四大自然灾害:水灾、旱灾、蝗灾和地震。这四种灾害的发生往往难以预测,有时甚至相互伴随,造成严重后果。洪水和地震的直接后果是大量的人和牲畜死亡。大量人畜尸体如果不及时处理,很容易形成传染源。干旱和蝗灾造成农作物歉收,粮食短缺,进而导致人畜死亡,形成传染源。第二,社会因素,包括战争和饥荒。战争在古代并不少见,比如朝代之间的战争,民族之间的争斗,以及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战争结束后,必然会尸横遍野,死伤无数。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形成疫情。至于饥荒,它的结果和前面的例子很像,这里就不赘述了。
当这些天灾人祸发生时,人们会为了躲避而迁徙,迁徙使得疫情在人与人之间广泛传播。即使没有迁徙,人们生活在一起,接触频繁,也容易导致流行性疾病的传播。所以如果一个人生病,整个家庭甚至整个村庄都可能遭殃。
第二个方面是应对不当。显然,古人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面对瘟疫,人们往往很难有效应对。就社会背景而言,在瘟疫到来之前,各种天灾人祸已经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人们没有足够的物质条件来及时实施保护和治疗,即使有,效果也相对有限。但由于时空的距离,中央很难及时到达地方。个人认为,恶劣的生活环境使得人们的营养状况非常不理想。人体营养缺乏或多或少会导致人的免疫力下降,从而更容易发生和传播鼠疫。
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有一部分是人类不断与各种疾病作斗争。因此,社会的进步还体现在越来越多的疾病得到预防和治愈,人们的健康得到有效和永久的保障。时至今日,仍有人为医疗事业的发展不懈努力。我们生而为人,所以我们要更加努力去维持生命的意义。
3古代发生过哪些瘟疫?
先秦时期
瘟疫在中国史料中早有记载。比如《丹溪心法瘟疫五》记载:“包治百病的病,任何时候都有慢性病。”记载:“当季春处于夏季时,人们会遭受许多疾病和流行病。”当时对鼠疫的认识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认为鼠疫一年四季都有可能发生。其中一个原因是时令之气失常,这是由“不合时令之气”引起的。
还记载了现存最早的中医古籍《周礼天官冢宰》。比如《吕氏春秋季春纪》指出:“五疫到来时,不论大小,都容易被感染,症状也差不多正气存在于内,邪不可为,避其毒气。”:“厥阴不退位,即大风早起,雨不下,湿天气不使其变,民病温疫,有缺陷。风,人的病是关节痛,头痛,发热心烦,咽干,饮酒。”指出温病具有传染性、流行性、临床表现相似等特点,其发病与气候有关,认为只要“正气存内”,就能“避其毒气”。
东汉
东汉张仲景在其《黄帝内经》一书的序言中说:“宗族众多,有二百余家。从建安年开始,还没有十年。三人中有两人死亡,伤寒排名第七。感受着过去的失落,很难挽回伤害,但也很难寻求古训,学习他人。”本文中的“伤寒”不仅指外感热病,还包括当时烈性传染病,可见当时瘟疫横行。
三国
曹植《素问刺法论》记载“建安二十二年,疖子盛行,家家受僵尸之苦,家家有哀号。要么关门等死,要么失去家人。或者认为:瘟疫,鬼神。我知道我是布朗的儿子,并且在荆的房间里支起了耳朵!如果夫堂是在石鼎的家里,貂累的门口,那就新鲜了。这就是阴阳失和。寒热不对,就是疫情的诱因,愚民死抱着不放,真是可笑。”描述了疫疖的惨状,并明确指出“疫疖”并非鬼神所致,而是“阴阳错位,寒热错时”所致。
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灿也在《素问本能病》年记载:“出门的时候什么都看不见,但是骨头遮住了平原。路上有个饥饿的女人,抱着孩子,弃草而走。顾浩哭啊,哭啊,哭啊。如果不知道自己死在哪里,又怎么能和对方终成眷属?马被赶跑了,我不忍心听到这些。”是当时凄凉景象的真实写照。据史料记载,从汉高祖刘智到汉高祖刘勰,70多年间记载的疫情有17次。疫情已持续多年,百姓苦不堪言,连士大夫也未能幸免。比如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杨颖、柳甄也死了一段时间。其恐怖可见一斑。
金朝
晋代葛洪《伤寒杂病论》年也讨论过瘟疫,说“伤寒、温病、温病是三个同类。晚年咳嗽,鬼毒,名曰热病。”此外,还专设“治疟、疫疖、毒”一章,记载了治疗和预防温病的方剂,如甘散、老君参明散、杜雪散、痹温病散等。
隋朝
隋代方《说疫气》认为疫病“类似于时令之气、温、热等疾病,
基于唐代王冰之后的《七哀诗》著述,认为温病与五运六气的异常变化有关,故称之为金疫、木疫、水疫、火疫、土疫的“五疫”和“五疮”。说明古人已经认识到温病的致病原因不同于一般的六*,而是一种疫毒。
宋朝
宋代医家张从正,《肘后备急方》:“再如二三月,人人气高,瘟疫来袭,必先头痛或关节痛,与伤寒、时令气、暑、风湿、适量饮酒者相似。注意不要用巴豆毒治疗。丈夫的瘟疫上不了台面,就像巴豆的药丸。”作者对鼠疫的临床表现和治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元朝
元代医生朱丹溪:“瘟疫是一种常见的疾病,也被称为天疫。治疗方法有三:宜补宜散宜降。”总结了鼠疫的治疗方法。
明天
明代医家吴目睹了当时疫病的惨状,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对疫病作了深入细致的观察和论述。他的书《千金要方卷九伤寒》是我国的温病专著,对温病有详细的论述。认为“温病是一种病,既不风也不冷也不热也不湿,只是天地之间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指出温病的致病因素为“邪气”,又称疫气、疖气、戾气等。这是对温病病因的独到见解。
吴认为愤怒是物质的,可以通过药物来抑制。戾气虽然是“看不见,看不见,无声无臭,怎么能看得见,闻得见”,但它是一种客观物质,进一步指出“事物能使人因毒品而生气。”
愤怒通过鼻子和嘴巴侵入身体。认为“邪从口鼻入”,感染戾气。“如果你患了它,你就会被感染。虽然感觉不一样,但都会患一种病”。
但人体感受到戾气后,是否患病,取决于人体的量、毒力和抵抗力。指出“感之深,感之浅者,不可克服,不能一下子成”;“无论强弱,正气稍衰,一触即病”;“此气满,邪不入。此气恰逢亏虚,呼吸之间,外邪乘虚而入”。
由rage引起的流行性疾病有疫情和散发的不同表现。然而,致病性rage存在地域和时间差异。另外,由于戾气的类型不同,引起的疾病也不同,涉及的器官也不同。我认为“人的疾病和动物的疾病是由不同的戾气引起的。
《素问》年,吴有科还创制了许多独特有效的治疗疫疾的方剂。是我国医学文献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急性传染病著作。至今仍可用于指导临床实践,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清朝
清代余写《儒门事亲卷一立诸时气解利禁忌式三》。在吴有科《丹溪心法卷一温疫五》的基础上,认为疫疹的病因是疖子,并指出“一人得病,传染一家,轻者十有八九生,重者十有八九救。在环境中,这一比率很高。”根据暑疫的证候特点,建立了以石膏为主的“清瘟败毒汤”方剂,为温病的辨证论治开创了新局面。
综上所述,中医在与温病的长期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一套完整的理论和临床治疗方法。我们应该充分发挥中医药在治疗急性传染病中的作用。
第一、先从官方政府(统治层)来说。
在古代,人们把瘟疫看作是上天的惩罚。瘟疫猖獗时,西汉文帝、东汉恒帝等许多统治者都下过有关瘟疫的自责诏书,主动承担责任,向上苍检讨自己的过失,祈祷上苍能收回惩罚。皇帝通过自责诏书安抚人民,增强了人民抗击瘟疫的信心。同时,他还命令各级政府共同抗击瘟疫,共渡难关。而在疫情过后,统治者基本都会免除租赋,减轻百姓的负担。汉宣帝就在瘟疫后下诏“其令君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
在防疫中,要求官员巡视疫区,安抚百姓,开仓救灾,派医生救治民众,稳定民心。在汉代,有官方为疫区和患者免费提供医药的记载。宋朝瘟疫发生时,政府组织医生免费治疗病人,医药费由政府支付。因病不幸死亡的,应当向家属支付一定的丧葬费,妥善安葬。无人管者,由地方官负责安葬。对于灾民家庭留下的孤儿,有关部门将给予一定的救助,使其得到抚养。上述各项措施对落实人性、稳定民心起到了一定作用。
第二、再从专业(医学)的角度来说。
中医古籍《黄帝内经》其疾病预防原则是“不治已病,治末病”。《素问·本能病》指出,瘟疫具有传染性、流行性、临床表现相似等特点,发病与气候有关。并认为“正气存内”可以“避其毒气”。
在古代,医生有“不为将相,偏为良医”的美德。张仲景的《伤寒论》对不同时期的各种传染病都有治疗方法。到目前为止,日本汉方医的经方派仍沿用张仲景的原方治疗病毒性肝炎等传染病。华佗发现用青蒿治疗流行性“黄胆病”。后来,民间流传着“三月青蒿能治病,五月六月当柴烧”的说法。现代屠呦呦正是从新鲜青蒿素中分离出青蒿素,成为治疗疟疾的新药。晚清吴瑭推荐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等仍在临床应用,称为治疗瘟疫的三宝。
第三、最后从个人的角度来说。
注意食品卫生和个人卫生可以有效避免鼠疫的传播。秦汉时期,有记载说,用佩兰等草药洗澡可以防病养身。同时建议不吃生冷食物,不要吃生鱼。隋唐时期的孙思邈提倡个人卫生,重视体育保健,提出饮食疗法、药物疗法、养生、滋补自然、保健相结合的防治思想。元代医家还建议保持口腔清洁。在《本草纲目》中,李时珍主张人们将水烧开了再喝,这大大降低了传染病的几率。
有关瘟疫的几个问题。
本文2023-10-26 14:01:22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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