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罗马时期师德观主要有两种:一种认为教师对学生应该严格，使得学生绝对服从，提倡对学生实施体罚。柏拉图提出必须使儿童服从教师，由教师对儿童进行经常监督，如果他们不服从，就使用“威胁和殴打”。甚至对于儿童的游戏，他也非常强调纪律，认为“如果游戏中缺乏纪律，儿童与之同化，要求他们长大后成为严肃而守法的人们是不可能了”。另一种观点认为教师应对学生友善，应依

靠自身的才德把学生教育成为品德高尚的人。希腊哲学家德漠克利特认为教师应教育学生多动脑筋，勤于思考，“应该尽力想得更多，而不是知道得更多”。亚里士多德强调通过实践养成良好的习惯，他是西方最早提倡“习惯成自然”的人，他还要求教师必须在学习、品德、人格、习惯上为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为人师表。昆体良是西方第一个系统论述教师职业道德的人，他认为，要做好教育教学工作，要培养完美的雄辩家，教师是至关重要的。昆体良对教师提出了极高的要求，首先，教师必须在道德上是值得学习的榜样，他既不能允许学生失德，更不能允许自己失德。其次，教师要以父母般的感情对待自己的学生，既爱护备至，又严格要求。

“一拳之石取其坚，一勺之水取其净”，这是他藏砚的铭文，先生取其“坚净”二字当作自己书斋的名称，而这二字也正是他道德操守的生动写照。

启功先生生平介绍

启功先生字元白，又作元伯，满族，1912年7月26日生于北京。启功先生出身于皇族支系，但根据爵位累降制的规定，他家族逐渐没落。先生一周岁时，父亲即因病去世，他便随曾祖父和祖父生活。四岁时即入私塾读书。由于特殊的家庭环境，先生自幼即受到严格的启蒙教育和良好的道德熏陶。不幸的是，1922年先生十岁时，曾祖父和祖父先后去世，同年，家中还有多人故去，家业因偿还债务和办理丧事而破产，先生和寡母及未出嫁的姑姑，只得过起举步维艰的生活。

直到1924年，先生12岁时，曾祖父和祖父的几位门生非常同情他们“霜媳弱女，同抚孤孙”的遭遇，酬资仗义相助，先生才得以插班就读于汇文学校小学部，1926年升入中学，但高中未毕业便因经济困难而辍学。在此期间及之后，由于先生想找到一份喜爱并适宜的职业，曾先后随戴姜福(绥之)先生学习古典文学，随贾羲民(尔鲁)先生、吴镜汀先生学习中国绘画。其间，为维持生计，先生曾教过家馆。

1933年，经曾祖父的一位门生傅增湘先生介绍，先生得以结识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先生。陈校长对他的评价是“写、作俱佳”，这是他一生的转折点。他从此遇到了培育并影响他终生的恩师。陈校长先安排他到辅仁附中教国文，但不到两年，便被分管附中的某院长以他“中学未毕业就教中学不合制度”为由而辞退。1935年，陈垣先生又安排他到辅仁大学美术系任助教，美术系的领导仍是那位院长，一年多后，再次以“学历不够”为由将其辞退。当时正值北平沦陷时期，在日伪的统治下，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为了维持生活，先生只得不辞辛苦，教两处家馆，闲时便集中精力读书，研究书法绘画。这时他的绘画在社会上已名声雀起，间或可以出售，补贴家用。

陈垣先生坚信启功先生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青年，不应被埋没，便于1938年秋季开学时，请他回到辅仁大学任国文系讲师，教授大一普通国文。这是陈垣先生亲自掌教的一门课程，于是再也不会有人解聘他了。从此他再没有离开辅仁大学和教育岗位。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先生在辅仁大学晋升为副教授，先后教授过“国文”、“中国文学史”、“中国美术史”、“历代韵文选”、“历代散文选”等课程。由于他学识渊博，讲授得法，无论教什么课都得心应手，独具风格，深受学生爱戴，并被北京大学聘为兼职副教授，讲授“美术史”。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先生于1951年冬至1952年春参加了北京市组织的土改工作团，到湖南省澧县工作。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启功先生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讲授“中国古典文学”。当时，中国画院正在筹办，先生应叶恭绰先生的邀请参与画院的筹办工作，曾到南方进行过调研。当时文化部文物局为培养考古及文物鉴定的专业人员，举办了考古训练班，先生被聘为该班的教师，给学员们讲授“中国书画史”及鉴赏知识。

同年，加入九三学社，被选为九三学社北京分社委员，并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委员，1956年任市政协常委。

1956年，启功先生晋升为教授，并以专家身份参加了教育部为贯彻“全面发展因材施教”的方针、加强科学研究及基础课教学和师资队伍建设、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而组建的“视导团”，到上海、广州、厦门、南昌、福州、梅州的大、中、小学视察。为新中国初期的师范教育和基础教育提供了改革的第一手材料。

正当启功先生满腔热情投身教学科研活动并积极参政议政、在各方面做出成绩的时候，1958年，在中国画院，他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划为右派，右派关系转到师大后，他的教授职称被取消，北京市政协常委和九三学社社员资格也被撤销，精神上受到了沉重打击。在这最困难的时候，是他的恩师陈垣先生给予了他亲切关怀，使他在逆境中坚持下来。右派分子不能上讲台，他就利用劳动改造的业余时间潜心学术研究，认真读书，撰写论文，努力在学术上做出贡献。1964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古代字体论稿》，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后几经再版。

“文化大革命”期间，启功先生又被打为“准牛鬼蛇神”，被不断审查，并要接受集中学习和劳动，家中也被查封。但在这艰难岁月，他仍利用运动的间隙和休息时间，反复推敲和修改，酝酿了另一部学术著作《诗文声律论稿》，并在“文革”后付梓出版。

1971年，启功先生被借调到中华书局，接受点校《二十四史·清史稿》的任务。这是一项在周恩来总理直接关怀下，组织国内数十位一流文史专家参与的伟大工程，当时先生还是被挂起来的摘帽右派，在那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他能有这样的机会把自己掌握的知识奉献给祖国，从内心感到高兴。自1971年到1980年，经整整十年的艰苦工作，终于完成了这项任务，又回到北京师范大学。

经落实政策，启先生被重新评为教授，再登讲坛，即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教学和科研中。1977年恢复本科考试，1978年恢复研究生考试后，他积极投入到教学第一线。不但教本科生的课、带研究生，还主动承担夜大学的课程，和广大青年一起，十分珍惜这迟到的春天。

1982年，他创立了北京师范大学古典文献学专业硕士点，1984年该专业又被国务院批准为博士点，先生被聘为该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直至逝世前，一直不顾年迈体弱，坚持工作。2000年又与已故著名学者钟敬文先生等创办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基地。20多年来培养了一批学有专长的硕士生、博士生，他们在工作岗位上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很多人已成为教授、编审、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目前仍在读的博士生还有10之多名。

从1933年进入辅仁附中，1935年进入辅仁大学美术系，启先生已从事教育事业72年，从事高等教育70年，是辅仁和师大的两朝元老，也堪称我国资深的教育家。启先生有很多光辉的头衔，但他认为那些都是自己的副业，自己的主业只有一个，那就是教师。在长期的教学与科研实践中，他一贯注意教学与科研的紧密结合，从教学与科研实践中，总结经验，探索规律，再用这些经验，去丰富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水平。他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和蔼可亲，对学生的点滴进步和成果，都给予热情的鼓励和肯定，随时关心他们的健康成长。由于在教育事业上成就卓著，1998年、1999年和2001年，他先后被评为“北京市师德标兵”和“北京市职业道德明星”，并获得教育部颁发的“高等学校教学成果二等奖”。

改革开放后，很多贫寒的学生考入北师大，生活相当困难，启先生得知后十分焦虑，决心用自己的力量帮助他们，便於1990年在香港举办书画义卖，筹集资金160余万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并坚持不以自己的名义而以先师陈垣先生“励耘书屋”中的“励耘”二字命名，设立了“励耘奖学助学基金”，目的既在感激恩师对自己的教诲与培养，亦在激励学生继承和发扬陈垣先生爱国主义思想及辛勤耕耘、严谨治学、奖掖后学的精神。这种高风亮节不仅使北师大师生深受教育，也在教育界引起广泛影响。

1997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建校95周年时，启先生受学校委托，拟定并亲自题写了“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这一校训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深刻揭示了师范教育的本质，具有精辟的教育理念，不但深刻地教育了北师大的师生，也受到国家***和兄弟院校的好评。而这两句话也正是他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从教70多年的生动写照。

启功先生不仅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教育家，作为我国当代文化名人，他集诗、书、画和文物鉴赏、学术研究于一身，是享誉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国学大师。

启功先生是一位成名已久的画家。他从小受祖父的熏陶，酷爱绘画。最初拜贾羲民先生为师学画，贾老师不但画得一手典型的文人画，而且对书画鉴赏也极有素养，使启先生在绘画和鉴赏两方面都受到很好的教育。后来贾老师又主动把启先生介绍给著名的“内行画”画家吴镜汀先生。启先生随吴老师学画，也不全囿于老师的成路，最终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构图严谨，手法生动，色彩鲜明，韵味悠长，尤擅长山水竹石，极富传统文人画的意趣。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的作品已在画坛崭露头角，他也曾作画卖钱，以贴补生活，以至不少佳作流入社会，而于五十年代达到艺术高峰。专家评论他的画最突出的特点是：“以画内之境求画外之情，画境新奇，境界开阔，不矫揉造作，取法自然，耐人寻味”。近几年来，每年的书画拍卖，都能见到启功先生早期的绘画作品，并被爱好者出高价收藏，足见其珍贵。但在“反右”运动中，他因在画院被打成右派，严重挫伤了他对这项事业的热情，再加之当时提倡要巩固专业思想，于是只得封笔，而把全部精力放到教学上。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文艺春天的到来，启先生才重执画笔，但鉴于书名太高，“书债”太多，所以绘画作品并不太多，因而尤显可贵。在中南海、全国政协、中央文史馆、钓鱼台国宾馆等处都收藏有启先生的书画佳作。先生还为国家***出访及文化事业的国际交流绘制了不少作品，他常风趣地说：“我这里是礼品制造公司”。而他为第一届教师节绘制的大幅松石图，已成为北师大的镇校之宝。

启功先生是当代名扬海内外的书法家。1981年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先生被选为副主席，1984年任主席，后任名誉主席。先生高度的书法成就既来自他的才分，更来自他的勤奋。他临习了大量碑帖，尤以临习赵孟頫、董其昌、柳公权、欧阳询、智永等最勤，积淀了深厚的功力，并结合自己的审美情趣，最终独树一帜，成为大家。他的书法作品，无论条幅、册页、屏联，都能表现出优美的韵律和深远的意境，内紧外放的结体，遒劲俊雅的笔画，布局严谨的章法，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高超水准，形成一家之风，被人们奉为“启体”。书法界评论他的书法作品为：“不仅是书家之书，更是学者之书，诗人之书，它渊雅而具古韵，饶有书卷气息；它隽永而兼洒脱，使观赏者觉得余味无穷，因为这是从学问中来，从诗境中来的结果”。人们常说“书如其人”，启先生的书法，正如他人品学问一样，秀丽、博雅、才气横溢、风流洒脱。自80年代起，已有多种版本的启功书法集陆续出版。

启功先生对书法理论也有精辟而独到的研究，他对大量著名的碑帖进行过广泛而深入的考辨，写下了大量的专业论文，对书法史和碑帖史的研究作出巨大贡献。而他所著的《论书绝句一百首》， 以一百篇一诗一文的形式，系统总结了自己几十年来研究书法的心得体会，在书法界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认为：书法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之一，既有文化交流的实用价值；又是一门独放异彩、具有欣赏价值的民族艺术和文字艺术。

启功先生对书法艺术本身也有很多创见。如赵孟頫说：“书法以运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功”。他通过几十年的实践则认为：“从书法艺术上讲，用笔与结字是辨证的关系。但从学习书法的深浅阶段讲，则应以结字为上。”与赵氏所说，恰恰相反。又如他认为临碑与临帖亦是辨证的关系，而帖能更真实地保有原作点画使转的面貌，故应更多加临习；而临碑则应“透过刀锋看笔锋”，才能得其真髓，并自称“半生师笔不师刀”。他又经过多年的探索，发现字的重心聚集处并不是在传统的米字格的中心点，而是在距离中心不远的四角处。并推算出它们之间的比例关系正符合所谓的“黄金分割率”。这些具体的理论都对学习书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为表彰启功先生在书画方面的成就，2000年文化部为他颁发了“兰亭终身成就奖”；2002年又颁发了“造型表演艺术创作研究成就奖”。

启功先生是一位独具风格的当代旧体诗人。他在童年时代即对诗词有浓厚的兴趣，并背诵下大量的作品。青年时代经常参加同族长辈主持的笔会，与师友谈诗论词，酬唱应和，打下坚实的创作功底。执教以后，在治学、授业、书画创作之余，常就生活中遇到的人物、事件、器物、风景、书画作品等抒发情感，进行评论，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诗词作品。1989年，他的第一本诗集《启功韵语》出版，他在自序中说：“这些‘诗’是许多岁月中偶然留下的部分语言的记录”，是“一些心声友声的痕迹。”1994年和1999年，第二、三本诗集《启功絮语》、《启功赘语》又陆续出版。之后这三种诗集又合订为《启功丛稿·诗词卷》及《启功韵语集》。先生的诗很好地体现了继承与创新的辨证创作观：格律严谨工整，语言典雅丰赡，意境深远含蓄，学力深厚坚实，深具古典风韵；同时又能坚持“我手写我口”的原则，不为古人所宥，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密切贴近现实生活，参用当下词汇，深具现代气息。特别是一些诙谐幽默的诗，很好地体现了他的人生态度，形成了鲜明的个性特征，为古典诗词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启功先生的书法作品，很多是书写自作诗词的，而他的画作，均有自己诗词佳句的题跋。诗、书、画在同一幅作品中展现，达到了和谐统一，观其画，赏其书，吟其诗，使人神舒意畅，回味无穷，再次领略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境界。古人称这类作品为“三绝”，而启先生堪称是当代“三绝”之冠。启先生的诗集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专家们评论他的诗词“功力深厚，风格鲜明，完美地运用了古典诗词的固有形式，巧妙地运用了现代新语词、新典故以及俚语、俗语，形成了他诗词的独特风格，充分体现了新时代的特点，为诗词创作如何继承与创新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启功先生是独具慧眼的文物鉴定家。先生尝自云：平生用功最勤、成就最显著的就是文物鉴定，尤其对古代的书画、碑帖，见识卓异，造诣精深。早在青少年时代，他就积累掌握了很多鉴定的经验和知识。贾羲民老师经常带他到故宫博物院参观故宫珍藏的书画作品，并结合展品为他讲解鉴定知识。先生还经常到琉璃厂等地的古董字画店向民间的行家里手请教，他们看到先生如此敏而好学，也都乐意指点他，使他获得了很多宝贵的实践经验。1947年先生即受聘为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在古物馆负责鉴定书画，在文献馆负责审阅文献档案，整理清代史料。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成立文物局，负责对流散在社会上的文物进行收购鉴定工作，每遇疑难问题，必约请先生参加。1983年，国家文物局聘请国内顶级专家组成7人小组，对国内各大博物馆收藏的珍品进行甄别鉴定。先生即是7位专家之一。1985年被国家文物局聘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1986年任主任委员，其间所经眼的书画文物当数以万计。除书画外，还对出土文物及古代书籍进行鉴定。如王安石书《楞严经要旨》、 宋代龙舒本《王文公集》等。 近两年还参与了震惊文物界的《出师颂》、《淳化阁帖》的收购与鉴定工作。启功先生几十年来，为保护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作出了卓越贡献，文物界的人都称他是不可多得的国宝级人才。

在鉴定方面，他有很多高明之处：一是知识面广，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深入广博的研究，熟悉与书画相关的各种知识，掌握更多的可利用的信息。二是他擅长文献考据，懂得驾驭文献信息的方法，一旦发现相关问题，能用科学的方法进行考辨，可以将艺术研究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三是又有多年书法绘画的实践本领，深谙其中的艺术规律及具体技法，深谙各家各派的风格特点，见多识广，从而能够达到“观千剑而后识器”的境界。总之他属于学者型和艺术家型相结合的鉴定家，能透过现象，深入本质，从多方面考察，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问题。例如，他对旧题为唐“张旭草书古诗帖”真实年代的考辨；对陆机《平复帖》的全文通释与考定，都是最好的例证。

启功先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学者。先生自幼聪颖过人，才华出众，记忆力惊人，涉猎的书籍非常广泛，且过目不忘，直到老年还能准确说出某事出自某书某章。戴姜福老师是一位博学之人，深通古典文学和传统小学，在他的教授下，启先生打下坚实的国学基础。后来先生又受教于陈垣先生，深得考辨之学的要领及严谨的“竭泽而渔”的治学精神，走上了专业规范的治学道路。陈校长又教诲启先生搞学术研究应发挥自己的特长，于是启先生从研究书画艺术入手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最初几篇学术论文，如《急就篇研究》、《董其昌书画代笔人考》，都是在陈校长亲自指导下完成的。而随着多年的教学实践，先生对古典文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历史学、文献学、版本目录学、宗教学，也都有广泛的涉猎与研究。而在所有的研究中，启先生仍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他能在扎实严谨的论证中，处处显示出自己独辟蹊径的聪明才智，常能发别人所未发，道别人所未道。如诗词格律讲解起来十分烦琐，而先生的“竹竿”理论能举重若轻地将此问题化繁为简。他学问广博，可谓诸子百家无所不知，三教九流无所不晓。先生常自戏为“杂货铺”，实则是博学多闻，而且能打通各学科的界限，成为一名通学博儒。如他晚年所开设的“古籍整理基础”课，就属于这类性质，而先生则戏称为“猪跑学”。

启先生的主要著作有五十年代的《读红楼梦札记》和程乙本《红楼梦注释》，至今是红学研究的必读书目。六十年代的《古代字体论稿》，此书将文字研究和书法研究结合在一起，是文字学的重要论著。六十年代的《诗文声律论稿》，此书以简驭繁，是研究诗文声律的独诣之作。八十年代的《汉语现象论丛》，此书对中国古典语言，特别是诗词语言，提出了种种令人深思的问题。八十年代的《说八股》，对八股文的特点和功过做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而2004年出版的《启功讲学录》，虽是学生的整理稿，但典型体现了他博雅通学的学术特点。而累时多年的《启功丛稿》，更是其学术之大成，其中有关碑帖、艺术的考辨文章，更不是一般学者所能道其万一。先生之学问真可谓博大精深。

启功先生还是一位在国内外享有广泛影响的社会活动家。他以卓越不凡的才能、崇高的思想品德和对国家的无私奉献，赢得各方面的敬重和爱戴。

1980年，当选为“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兼宣传部副部长，曾任“九三”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任、现任顾问。

1982年，恢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委员资格，1986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以后连任第六、七、八、九、十届常委，并兼任政协书画室主任。

1983年秋，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各民主党派组织一批专家支援西部地区的文化建设，启先生时已年过七十，仍不辞辛苦，报名参加，先后到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新疆等地讲学，为西部地区的教育事业献出一片爱心。

1992年被国务院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99年任馆长。为文史馆的建设和文史资料的整理出版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2002年，任西泠印社社长。

先生还兼任中国佛教协会顾问、故宫博物院顾问、国家博物馆顾问、北京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务。他以饱满的热情、认真负责的态度，参政议政，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和中外友好合作，奔走往来于友邻国家和港澳地区。

先生曾多次应邀赴日本、新加坡、韩国参观访问，举办书画展和进行学术交流，多次去香港讲学，参加文物鉴定。还应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邀请，出席学术会议和鉴定古书画，赴英国、法国考察博物馆，为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做出了突出贡献。

而启先生在艺术和学术上所取得的高度成就，究其根源和他高尚的人格分不开。

先生对国家和民族抱有一颗热诚的赤子之心。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自幼有宗教经历、又身为民主党派重要负责人的公民，他极力维护民族团结，爱国爱教，投身于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和祖国的统一大业之中。他坚决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的改革开放政策，热情讴歌香港和澳门的回归。在政协积极献言建策，在各种外交场合维护国家的利益与尊严，宣传介绍祖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为祖国争得了荣誉。他还以一颗博爱之心、忧世之心，密切关怀着国家的发展建设。每遇到自然灾害，即踊跃捐献善款，他无时不真诚地祈祷人民能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进而由衷地祈祷世界的和平。每当谈及国家和世界尚有贫穷和苦难、丑陋和暴力时，其同情焦虑之心溢于言表，仁爱之心令人感动。

先生是一位性情中人。他为人善良、诚恳、注重情谊。他对妻子至爱，对母亲至孝，对师长至敬。他能接受他们的爱，深知没有他们的爱，就没有自己的一切；更能爱他们，深知这是对他们的最好报答。他书画艺术的成就和诗词创作的感人力量都与此相关。他知恩图报，谈及自己的成绩，总口必称陈老校长的恩德，对凡是帮助过他的人以及他们的后代，都尽其所能地予以回报。他对朋友至诚，能向他们敞开心扉，不存蒂芥，不管自己地位多高，都与他们保持纯洁童贞的友情。他对晚辈、学生关爱至切，和蔼可亲，悉心教诲。他常说自己就是在别人的关切和师长的耳提面命中成长起来的。先生的诚挚之心，深厚之情，深深感动着每一个和他交往过的人。

先生操守纯粹，道德高尚，为人方正，举止得体，对事业锲而不舍地追求，对工作孜孜不倦地努力。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讲究礼貌，平易近人。他从不摆名人架子，尊重一切人，包括普通劳动者和晚辈学生。“直如矢，道所履，平如砥，心所企”，这首砚铭正是他做人的原则。“一拳之石取其坚，一勺之水取其净”，这是他另一方藏砚的铭文，先生取其“坚净”二字当作自己书斋的名称，而这二字也正是他道德操守的生动写照。

先生性格洒脱，心胸超旷。他从不斤斤计较个人利益，更不计较钱财，对这些身外之物总抱着“难得糊涂”的态度。每遇人生坎坷总能以乐观的精神、旷达的心胸加以化解，即使在“反右”和“文革”中遭受极不公正的况遇，也能积极向前看，而从不怨天尤人。“宠辱无惊希正鹄”，“何必牢骚常满腹”，这样的诗句在他的诗中经常出现，心胸之宽广令人感佩。他言谈风趣，应对机敏，出语幽默，喜开玩笑，凡与他谈话的人无不感到是一种享受，无不为他的人格魅力所倾倒。

古人云“师道之不传也久矣”，初闻此言，余不之信。盖余私塾所读以来，所遇良师者，亦不少焉。今岁余初入大学，方信斯言不虚，盖余未之遇也。

今之大学者，托扩招之名，广敛横财，遂使天下学子，无论良莠，皆榜上有名。猫狗之流，俨然骄子同列，呜呼悲哉！然天下大势，欲使有生之人，皆从文流，此亦不为过也。余所以不平者，在今之师道不存矣。夫为师者，事不过三：传道授业解惑也！于今观之，亦有三事：消遣怠工兼职也！更有甚者，误人子弟，*人子弟，杀人子弟者亦有之！悲哉！

今之为师者，业不精者有数，德不立者有数。余曾于课读之余，数诘某师，其汗下淋淋，继而恼羞成怒。此殆古人所谓“都都平丈我”之流哉？似此无能之辈，且高居“教授”之名，安享俸禄，尸位素餐，学子何辜！？

又有钻营牟利者，鄙清流，羡达贵。故常思谄媚，可怜一方净地，成敲门砖处，三尺讲台，乃无心眷顾。每日惟思勾心斗角，逐虚名焉。似此，亦吾等之大不幸也。

更有*心炽热者，道貌岸然，伪为忠厚，实则猎艳花丛。每见丽殊者，则佯作关切，或诱之以物，或动之以情，污人子女。此乃下下流之者，以禽兽冠之亦不为过。

今之世风，唯利是逐。人心不古也久矣！余每读先圣孔子与其弟子之事，辄掩卷太息。欲振颓风，厉清正，奈何心有余而力不足，徒叹焉。固念师德今不存，余或可另辟他途，尝夜读古籍，寻古人为师焉。此亦可谓“舍近求远”乎！殆为今之“为师”者笑乎？

陶行知师德观的主要内涵

1“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奉献精神

忠诚教育事业，勇于为教育事业献身，是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核心内容，也是教师职业感情、职业行为的基础。陶行知先生把这种献身精神称为“教育的命脉”。他说：“教育者应当知道教育是无名无利且没有尊荣的事，教育者所得到的机会，纯系服务的机会，贡献的机会，而无丝毫名利尊荣之可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是陶行知先生的至理名言，也是他一生孜孜不倦的追求。

2“人民第一”、“爱满天下”的爱心精神

陶行知先生一生奉行的格言是“爱满天下”。他把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切之爱化为对教育事业的无限忠诚，将自己的赤子之心奉献给人民。针对当时中国少数统治者垄断教育，人们无权利无机会接受教育的不合理现实，陶行知先生提出教育的途径应是广开门路，面向广大劳苦大众，让全社会所有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正因为如此，他一生最大愿望就是“知识化成甘霖，使大地处处受到润泽；知识化成太阳，使所有民众都得到照耀”。

3“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的求真精神

陶行知先生一生追求真理，也教育人们去追求真理，做“真人”。在主持育才学校工作时，他要求教师要“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这实际上也是他育人目标的高度概括。他所倡导的“真人”主要应具备下列条件：第一，追求真理，讲真话，为真理而献身；第二，做来自于人民而又服务于人民的“人中人”，而不是做骑在人民头上的官僚或精神贵族；第三，做有理想、有责任心、有信仰心的人；第四，做立志改革，敢于开辟、试验和创造的人；第五，做思想品德、文化科学、健康卫生、劳动美育和谐发展的人。陶行知先生还强调“真人”的塑造离不开社会实践和生活，也有赖于真教师的培养。他从生活教育理论出发对真正的好教师提出了独特见解，认为合格的教师应该具有虚心、宽容、与学生共甘苦、向民众学习、跟小孩学习等方面的素质和情操。师生之间应建立起一种同甘共苦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体现在生活上，而且要贯彻到学校生活的所有方面，特别是教学上。真正的好教师的责任是教学生学，使学生乐意学，而且要做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4“敢入未开化的边疆，敢探未发现的新理”的创新精神

陶行知先生在他的《创造宣言》《育才创造年计划大纲》《创造的儿子》等教育论著中提出“创造教育”的思想。在他看来，“做的最高境界是创造”，“行动是中国教育的开始，创造是中国教育的完成”，这是生活教育全部的出发点与归宿点。可以说，创造教育是陶行知教育思想与实践的根本特色。陶行知既反对教师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也反对学生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在批判旧教育的同时，他明确指出:“教育不能创造什么，但它能启发解放儿童创造力，以从事于创造工作。”他发出了“敲碎儿童的地狱，创造儿童的乐园”的呼吁。。

“以教人者教己”是陶行知先生的一句名言。他认为要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教师首先要有创造精神，要做第一流的教育家，要“敢探未发现的新理，即是创造精神；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即是开辟精神。创造时，目光要深；开辟时，目光要远。”而且，做先生的最大快乐，就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学习崇拜的学生，说准确点，就是先生在创造学生的同时也为学生所创造。这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思想，正是陶行知作为一位人民教育家的广阔胸怀和深远目光的体现，也是他热爱学生、为国育才的崇高思想境界的体现。

5“共学，共事，共修养”的和谐精神

和谐是师德的一个重要内容。陶行知先生对当时社会上文人相轻的旧传统和嫉妒型的人际关系深恶痛绝。他强调教师之间要和睦相处，同心协力。在他看来，一个学校的教师之间只有团结协作，“共学，共事，共修养”，才能培养出真善美的真人。他又十分重视师生之间的合作，要求做到“谦逊豁达，协作合群”。他说：“教师对学生，学生对教师，教师对教师，学生对学生，精神都要融合，都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一校之中，人与人的隔阂完全打通，才算是真正的精神交通，才算是真正的人格教育。”如此，才能形成师生共甘苦、共生活、共造校风、共守校规的和谐气氛，而师生间“共学，共事，共修养”的方法，则是一种真正的教育。

6“活到老,学到老，教到老，做到老”的好学精神

陶行知先生经常用于自勉的格言是“活到老,学到老,教到老，做到老”。他针对当时教育界的通病，即教师将自己从前所学的知识照搬贩卖给学生，明确指出：“我们做教师的人，必须天天学习，天天进行再教育，才能有教学之乐而无教学之苦。”因为好的学生往往在学问和修养上愿意和教师进行赛跑，这就迫使教师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和放松，而是要不断鞭策自己努力跑在学生的前头，这也是师道可敬之处。同时，勤奋好学的教师也能给学生以表率模范作用。他谆谆告诫教师：“要想学生好学，必须先生学好，唯有学而不厌的先生才能教出学而不厌的学生。”陶行知先生还强调教师不但要勤奋好学，而且要拜人民为师，要向学生、儿童学习，为此他专门写了一首诗：“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教人民进步者，拜人民为师。”这就给教师指明了学习的途径与方向。

7“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自律精神

陶行知先生一贯主张“教师应当以身作则”，“教人者，必须教己”，“要人敬的必先自敬”。他要求教师要能自律，要“各人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修养到不愧为人师的地步”。“要学生做的事，教职员躬身共做；要学生学的知识，教职员躬亲共学；要学生守的规矩，教职员躬亲共守。”在此基础上，他要求：“凡要求学生做的，自己首先应当做到；凡要求学生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教师要严于律己，身体力行，言行一致，表里如一。”陶行知先生这种“以身作则”“自化化人”的思想，深刻地揭示了教育的直观性、模仿性原则。陶行知先生从教的一生，就是“以身作则”“自化化人”的一生，其一生不愧为“万世师表”之楷模。

我在网上有看到过一篇关于我国伟大教育家——孔子的有关师德的小故事：

文化巨人——孔子的师德故事

自“而立”之年即以《诗》、《书》、《礼》、《乐》为教，更以他至伟人格中的一言一行，一动一静而示范为教。是他开了我国历史上私人讲学的先河，将以前学在官府，文化知识是贵族们的专利的现象，移植到民间。他首先提出“有教无类”的方针，不分贫贱富贵，均可以在他那里受教。在弟子中，贫如颜回，富如子贡，贵如孟懿子，然绝大多数是平民子弟，有来自卫、齐、陈、吴……等国的，真可谓桃李满天下。其教学目的，是传他的人道学说。即克己复礼为仁，变化学生气质，成就人格，提高生命境界，终至成物。也即造就治国、平天下的栋梁之材。并采用“因材施教”和启发式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三人行必有我师”，“不耻下问”……等风范。更以他诲人不倦的精神，对学生入如慈母般地关怀备至，如严父般地导以正道，如朋友般地切磋相长，莫不因其才而成就之。如子羔之愚，曾参之鲁，子张之偏激，子路之粗鄙……均成大器。尤以曾子能得道之全体而任传道之责，成为宗圣。更有佼佼者分德行：颜回、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语言：宰我、子贡。政事：冉求、子路。文学：子游、子夏四科共十人。孔子共有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故能将浩瀚的传统文化推广和流传下来。

由于孔子在讲学中，所下的功夫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使弟子感受到，老师呕心沥血的良苦用心。故弟子都发自内心的崇敬。他们追随、侍奉、保卫他，他们随他一起奔波行道，周游列国，备受艰辛与饥饿而毫无怨言。当有人诋毁孔子时，则正色以告其人“不自量”。当遇到危难时，则舍身护卫。夫子逝世，弟子们如丧考妣，皆在坟周服丧三年。子贡独守六年。其尊师重道精神，至今仍传为佳话。后人尊孔子为“至圣先师”是当之无愧的。他的许多教育理论和方法，是当今广大教育工作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我们都知道孔丘先生弟子三千，身通六艺登堂入室者七十有二人。当时好像没有学籍管理制度，这三千弟子各自姓什名谁早不可考，至于配享了孔庙的这七十二个高徒，然而这些先生们都是上古人物，我们隔着几千年历史遥遥望去，只仿佛仙霭里头看神仙，影影绰绰只能看个大概，没法子毕见其纤毫。而我们上古的出版业又实在落后得惊人，一切文献，全靠用刀来刻，诸般辛苦之中，难免出现错别，以至以讹传讹；更有班爱牵强附会的所谓高人，将错就错，胡乱解释一通，竟就解释出无穷深意来，甚至被当作了不可改易之经典。于是三豕己亥，荒唐可笑。倘若不幸，有两个甚或多个高人，各自拿有一个不同的版本，则事情就更大了，非要彼此争个头破血流不可。所以上古的东西，明明是同一事物，我们却能看到不同甚至相反的称谓和说法。比如这孔门七十二圣人的尊姓大名。《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与《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都算得上是权威资料，可是竟也出入颇大，比如子声在《史记》上叫乐咳，在《家语》上却叫乐欣；子徒在《史记》中叫郑国，在《家语》中却改叫薛邦了。再比如很受孔子抬举，将哥哥的女儿嫁给了他的子容，在《论语》叫南宫适，在《史记》叫南宫括，在《家语》里，又叫南宫韬了。等等等等，参差处极多。这些一人多名现象，差不多都是拜传刻错误所赐。而且《史记》与《家语》所开列的，都并不是不多不少七十二人整，史记列了七十七个，还煞有介事引用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做开头。谁知道孔子到底说没说过这句话。《家语》更是荒唐，题目明明写着《七十二弟子解》，里头开列的，却足足七十六人，最后还又总结说：“以上夫子弟子七十二人，皆升堂入室者。”睁着大眼说瞎话，难道连个数都不会数？司马迁说“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孔子”，可这孔门弟子花名册，却不知该折中于谁。今较其两者，以《史记》去孔丘时代相对较近，且以实史闻名；而《孔子家语》虽以“孔子家语”名书，却历来被视为伪书，当作三国时王肃因袭前人书简加以修补编定，相对之下，似不如《史记》足凭。两者相权，取其最接近于真实者。所以，俺决定以《史记》为基础，与《家语》相杂较。司马迁所列这七十七人中，说不得有五个是编外人员，至于是哪五个，俺就不得而知了，在这里还请博物君子垂教。

我国历代思想家教育家有关师德修养的内容是：见不贤而内自省。

师德修养应包含几个方面：

一、是教师对待教育事业的道德；

二、是教师对待受教育者的道德；

三、是教师对待同事和教师群体的道德；

四、是对待学生家长及其他社会人员的道德。爱国守法是教师职业道德教育的永恒主题，是教师职业道德修养的基础。

教师要树立爱国主义思想，确立为社会主义祖国教育而献身的崇高理想。教师要讲法律。用法律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不做法律禁止的事情。

应该树立良好的师德形象。捧着一棵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教师良好的师德形象是教师伟大人格力量的体现。

教师简介：

教师，这个职业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职业之一。按照行业规范，在时间节点内，根据职称和专业，向学生传授科学文化经验技术。他受社会的委托对受教育者进行专门的教育。在社会发展中，教师是人类文化科学知识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对学生来说，又是学生智力的开发者和个性的塑造者。

因此人们把"人类灵魂的工程 师"的崇高称号给予人民教师。在教育过程中，教师是起主导作用的，他是学生们身心发展过程的教育者、领导者、组织者。教师工作质量的好坏关系到我国年轻一代身心发展的水平和民族素质提高的程度，从而影响到国家的兴衰。

这个前提是教师职业道德认知。

教师职业道德培养说到底就是培养教师良好道德品质的过程。而道德认识、情感、意志、行为和习惯是构成教师道德品质的基本要素。因此，教师职业道德培养实际上就是提高师德认识、陶冶师德情感、磨炼师德意志、培养师德行为习惯的过程。

1“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也。” ——《礼记》

2“先生不应该专教书，他的责任是教人做人；学生不应该专读书，他的责任是学习人生之道。” ——陶行知

3“在教师手里操着幼年人的命运，便操着民族和人类的命运”——陶行知

4“因为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纵然使你有一些学问和本领，也无甚用处。” ——陶行知

5“教师的职务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学生的职务是‘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陶行知

6“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 ——爱因斯坦

7“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有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的个人，不过他们要把为社会服务看作是自己人生的最高目标。 ——爱因斯坦

二、关于为人师表

1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孔子

2身教重于言传。 ——王夫之

3要想学生好学，必须先生好学。惟有学而不厌的先生才能教出学而不厌的学生。 ——陶行知

4要学生做的事，教职员躬亲共做；要学生学的知识，教职员躬亲共学；要学生守的规则，教职员躬亲共守。 ——陶行知

5动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动人以行者，其应必速。 ——李贽

6使学生对教师尊敬的惟一源泉在于教师的德和才。 ——爱因斯坦

7教师的人格就是教育工作者的一切，只有健康的心灵才有健康的行为。

——乌申斯基

8教师个人的范例，对于青年人的心灵，是任何东西都不可能代替的最有用的阳光。 —— 乌申斯基

9做老师的只要有一次向学生撒谎撒漏了底，就可能使他的全部教育成果从此为之毁灭。 ——卢梭

10要把学生造就成一种什么人，自己就应当是什么人。——车尔尼雪夫斯基

三、关于爱岗敬业

1学校要求教师在他的本职工作上成为一种艺术家。 ——爱因斯坦

2教育者应当深刻了解正在成长的人的心灵……只有在自己整个教育生涯中不断地研究学生的心理，加深自己的心理学知识，才能够成为教育工作的真正的能手。 ­ ——苏霍姆林斯基

3教师进行劳动和创造的时间好比一条大河, 要靠许多小的溪流来滋养它。教师时常要读书, 平时积累的知识越多, 上课就越轻松。 ——苏霍姆林斯基

4教师是克服人类无知和恶习的大机构中的一个活跃而积极的成员，是过去历史所有高尚而伟大的人物跟新一代人之间的中介人，是那些争取真理和幸福的人的神圣遗训的保存者，……是过去和未来之间的一个活的环节。 ——乌申斯基

5教师的威信首先建立在责任心上。 ——马卡连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