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日本人只有自己的语言，而无自己的文字。他们曾一度完全借助汉字来表达自己的语言。在长期的中日友好往来过程中，日本人在汉字的基础上逐渐形成本民族文字。对于日语文字来源于中国的汉字，人们是一直公认的，但是，汉字何时传入日本？日本人又何时学会使用文字？长期以来，众说不一，始终未成定论。关于上述问题，一般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世纪中叶说，一些学者认为日本人使用文字在一世纪中叶至迟不晚于一世纪下半叶。他们主要根据西元一世纪末的中国古籍《汉书·地理志》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岁时以献来见。”根据这段记载，可知在西元一世纪末之前，日本人已到过中国，有可能接触到中国的汉字，《后汉书·倭传》中也有“建武中元一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这表明，日本人不仅已使用汉语，对中国的群臣礼节也很明晓。这种说法并未得到所有人的承认。因此，又有人提出西元三世纪左右说。据中国晋朝陈寿的《魏志·韩传》记载，西元三世纪时，朝鲜半岛上临近日本列岛的辰朝已使用文字，因此有可能通过辰朝将文字传入日本。第三种说法认为，日本使用文字应在西元四世纪下半叶。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日本文字最初是由百济传入的，而大和朝廷在西元四世纪初才征服邪马台国，统治北九州，所以，同朝鲜半岛的百济国往来，最早也在四世纪下半叶，日本使有文字也应在这之后。第四种说法认为，汉字是在五世纪初传入日本国。主要史料是《古事记·应神记》中的记载。书中记载有个叫和迩吉师的人携《论语》和《千字文》渡来日本。这种说法，多数人表示怀疑。 在汉字进入日本以前，日本没有文字。汉字和汉语进入日本以后，日本人不但汉字注日语音，而且大量吸收汉语词。由此而产生音读、训读、音训混读以及有关诸多问题，日语词的复杂状况即由此而生。因此，弄清音和训是记住日语词的关键。下面简单谈谈什么是音读和训读以及有关问题，由此而探讨解决记词的难题。 训读：训读是用日语读汉字（汉语词）。汉字进入日本后，日本人按该汉字的原意而用日语读出。例如汉字“川”的意思就是“河”，日语词称“河”为“カワ”，于是就将汉字“川”读为“カワ”。这就是训读。总之，依汉字愿意而以相应的日语词读出，就是训读。训读是写汉字，读日语的音。例如“人”读“ヒト”， “山”读“ヤマ”，等等。这也可以说是类似翻译，但有些是确切的翻译，有些则不一定完全相符。 音读：汉字进入日本后，日本人按照汉字的原音读汉字，就是音读。因汉字传入日本时间不同，而有古汉音、吴音、唐音等等之别。总之，日语汉字的读音来源于古汉语读音，故虽与现代汉语音常不一致，但仍有关系。例如汉字“山”，日语音读为“サン”，“爱”读为“アイ”，等等。可见日语汉字的音读皆源自古汉语音，由于汉语音与现代汉语音虽不尽相同，但仍密切相关，所以日语汉字音读与现代汉语音也有联系。 日本于唐时，每次派遣唐使到中国，都有学生僧侣随行： 唐代随遣唐使来中国的留学生很多。较著名的如开元五年来中国的吉备真备，留学十七年之久，携带唐礼、大衍历、乐书要录、东观汉纪等书回日本，另外还有测影铁尺、铜铎管、铁如、方响、弓箭等物，亦带回日本。又如大和长冈，亦开元五年来中国，留学十七年，学习刑名学。又如阿倍仲痳闾，开元五年来中国，与李白等为诗友，终老于中国。又如橘逸势，贞元二十年来中国，留学期间有﹁橘秀才﹂之称。至于学问僧人数也根多。例如永徽四年来中国的道昭，从玄奘学法相宗及禅宗。又如玄昉，开元五年来中国，从智周学法相宗，携法相第四传及经论五千卷和佛像等返回日本。又如戒明、得清二人共持圣德太子所著胜鬘经义疏、法华经义疏人中国，后藏于扬州龙兴寺。又如空海大师和戒明、德清同来中国（大历七年），空海从惠果学密宗于长安青龙寺，并受灌顶。 大化革新： 唐太宗贞观十九年（西元 五年），日本孝德天皇即位，建元大化，由僧旻、玄理等辅佐孝德天皇从事政治上之维新改革，一切典章制度，都取法于唐朝，史称大化革新。 片假名： 日语的字母称为假名。而片假名是采取汉字楷书一片（一部分）造成的字母，例如： 是由汉字﹁伊﹂的﹁人﹂部造成， 是汉字「江」的「工」部造成，是由「加」的「力」部造成，为日本留华学生吉备真备在唐玄宗时代所创制。 平假名： 平假名是汉字的草书体变成的字母。如 是由「安」的草书；变成是由「以」的草书变成； 是由「于」的草书变成。为日本留华学问僧空海在唐宪宗时所创。

参考: 百度

日文时所使用的汉字。日文汉字的写法基本上与中文使用的汉字大同小异。有一部分日文独创的汉字，则称为「日制汉字」或「和制汉字」。《诸桥大汉和辞典》是最大的日文汉字字典，共记载接近5万个汉字，不过在战后的现代日文中常用的汉字大约只有数千个。（古典日文中则与正体中文无异。） 究竟汉字甚么时候从中国传到日本没有定论，不过一般认为，汉字是于公元5世纪随着一些佛教僧侣将中国的经书带到日本而传入的。这些经书的汉字当初是模仿中国僧侣的发音来读的，不过一套称为「汉文」的书写系统开始得以发展。汉文主要是中文文章插入日语独有的助词，让日语使用者可以依从日语的语法去阅读汉字写成的文章。 当时日文并没有书写系统。后来发展出一套源自《万叶集》、称为万叶假名的表音系统，万叶假名使用的是一套指定的汉字，纯粹假借它们的发音来表记日文诗歌。以草书书写的万叶假名后来演变成今日的平假名。当时不被允许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也能使用这套平假名来书写日文。平安时代大部分的女性文学都是以平假名来书写的。片假名也是从差不多的方式发展的：寺庙里面的学生把汉字的其中一部分分拆出来成为片假名，用来标注汉字的发音，还有汉文里的日语助词。 随着日文书写系统得以成熟和发展，如今汉字用于大部分名词、形容词和动词，而平假名则用来书写动词词尾（送假名）、纯日语词汇、或者表记汉字难写的辞汇。平假名也用于标记日文汉字的读音（振假名）、和书写给汉字水准不够的人为对象的读物，如小孩、日语学习者的书籍。 片假名则由于它的方形结构，用于象声词和外来语。片假名用来书写外来语的习惯来的比较晚，外来语原先是用汉字书写表意的，如「烟草」代表「tabako」。不过现在反过来有许多外来语词汇正在代替一般词汇。有语言学家估计现今常用日语有3分之1是外来语及和制英语。

刚去日本网站上查阅了一下资料

1，日本古代有汉字，是中国经过朝鲜再传入日本的。

2，这些经朝鲜传入汉字的发音跟古代中文不一样，具体我会在后面讲

古代日本大部分的汉字有三种读音

第一种是当时的日语读音（注：和现代日语发音是不一样的哦）

第二种是吴音（是古代咱们中国南方的读音然后经过朝鲜传入日本的发音）

第三种是唐音/宋音（这是没有经过朝鲜而直接传入日本的发音）

对于当时的普通人来说，知道第一种读音就可以了，不要求会写，因为老百姓没有接受太多的教育。

对于文化人来说，要熟知第一种和第三种读音，第一种是必须会写的（这是废话），第三种没有强行要求。

对于高层贵族来说，这三种都要会，特别是第二种，虽然很难也没有几个人能掌握，但是贵族公卿们不会的话非常丢面子。

怎么样？懂了吗？

一提起日语，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它使用着大量的汉字，若再作进一步了解，就会发现日本人最早只有自己的语言，而无自己的文字。古代的日本人曾一度完全借助于汉字来表述自己的语言。由此人们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日语作为一种文字源出于中国的汉字，对此几乎是无人质疑的。但汉字何时传入日本，日本人又何时学会使用文字长期以来却始终是个疑案。

一般日本人只晓得他们的祖先在公元3世纪时还不知道使用文字。但学者们对这个问题则有更具体的推测。一说认为日本的文字最初应是由百济传入的，时间当在公元4世纪下半叶，他们的论据是，大和朝廷是在公元4世纪初征服邪马台国，统治北九洲，与百济的交通最早也应始于公元4世纪下半叶，故日本使用文字应在这之后。但据中国晋朝陈寿撰的《魏志韩传》记载，公元3世纪时，位于朝鲜半岛东南部的辰韩已使用文字，于是就有学者提出辰韩先于百济将文字传入日本。这样一来日本人使用文字就有可能是在公元3世纪左右。另一说认为，日本人使用文字最迟不晚于公元一世纪下半叶，而且日本人并非得通过朝鲜才能接触到汉字。公元一世纪末的中国古籍《汉书地理志》就曾记载过“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岁时以献来见”。也就是说，早在公元一世纪末之前，日本就有人到过中国，由此可以想象当时访问中国京城的倭人一定会接触到包括汉字在内的中国灿烂文化。对此《后汉书倭传》也作了明白无误的记载，书曰：“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这则史料表明，倭奴国使节不仅会使用汉语，而且对当时中国的君臣礼节甚是通晓。因此就有学者根据这两则史料推断在公元一世纪中叶或者最迟不晚于一世纪下半叶日本就已使用文字了。

但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这是后人对史料的误解或推测。中国古籍明确记载日本人使用文字的是《魏志倭人传》，该书正始元年条载曰；“倭王因使上表答谢恩诏”。当然也有人持有异议，认为倭王的这篇上表出自中国使臣之手，而非倭人所作。但当时的情况是倭国使节难升米和副使都市牛利自景初二年(238年)六月至正始元年(240年)已在中国逗留了将近两年的时间，他们在逗留中国期间，除了执行例行公务之外，还广泛地接触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因此，无论从机会和需要来看，倭国使节已通晓汉语，在他们回国后倭王自然也无必要请中国使臣代劳上表。若由此推论，公元3世纪中叶至少在九州这个范围内日本人已使用文字，这是第三种说法。

还有第四种说法的，《注释日本纪》主张汉字是在应神天皇(5世纪初)之时传来日本的。该书的所谓依据就是《古事记应神记》曾记载有个叫和迩吉师的人携带《论语》和《千字文》渡来日本。但这并不意味着是汉字传来之始，而且有种种迹象表明，还在公元4世纪末，中国大陆的先进文化就已通过朝鲜传到日本，其中就包括汉字、儒家思想以及筑沟和养蚕技术等。显然《注释日本纪》的提法是不足为据的。

关于汉字何时传入日本，日本人何时使用文字？现在至少有以上4种说法。看来各说都有证据不足之嫌。而唯一被认为是能说明问题的铭文尚属鲜见，至今发现的最早一例是熊本县玉名郡江田村船山占坟出土的一把刀，上铸有“治天下狻 齿大王世……服此刀者长寿子孙注注得其恩也不失其所统作刀者名伊太加书者张安也”等铭文。有关学者认为铭文中的大王系指反正天皇，故刻此铭文的年代当在公元5世纪上半叶，若以此为据，似又有太晚之弊。尽管如此，因此解开日本文字的疑案还有待地下文物的进一步发掘和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