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南古称交趾，自汉唐以来，一直是中国的属地，五代以后，方独立成国。元末战乱，安南趁机从中国版图脱幅，一度发兵攻入思明路永平寨，超越元代定界铜柱二百余里，霸占丘温、庆远等五县。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曾颁诏晓谕安南国王陈日昆，命令归还，但陈朝此时已由国相黎季犛掌权，他胁迫国王陈日昆，称兵拒命。朱元璋以战争方息，重在安抚，不愿再起干戈，于是置之不理，安南从此处于半独立状态。

1动乱多事的安南

自明朝成立以来，安南陈氏政权已趋衰微，一直内乱不断，早在公元1371年，安南国王陈日坚就被伯父陈叔明逼死，因惧怕明朝反对，陈叔明未敢纂位，乃立其弟陈瑞为国王，后陈瑞在入侵占城时败死，弟陈炜继立，此时陈朝政权已逐渐落入黎季犛的控制之中，他杀掉陈炜，改立陈日昆为王，公元1399年，他又把陈日昆杀掉，次年，灭陈朝自立为皇帝，改国号为大虞，自己也改姓胡，名一元，与其子汉苍共理朝政。

胡一元自称是帝舜的后裔，遣使奉表到明朝，诡称陈氏宗族已绝，胡汉苍为陈明宗之外孙，因此暂时登基理政，当时明朝正值“靖难之役”，建文皇帝无暇它顾，对胡一元的请示置之不理。明成祖朱棣登基后，派官员到安南通告，公元1403年，胡汉苍遣使者到南京朝贺，同时请封。朱棣命礼部讨论此事，礼部认为事关重大，安南情况不明，不可听信一面之辞，请详加考察。于是4月15日，朱棣命行人杨渤等前往安南，调查胡汉苍奏章真伪与安南民意，杨渤等人受胡氏重贿，与安南国内之耆老名宿共同为胡汉苍请命。当时，朱棣对胡汉苍的惟命是从也十分满意，遂于11月命礼部郎中夏止善等人赍诏前往，册封胡汉苍为安南国王，诏书中并告诫胡汉苍：“作善降祥，厥显有道，事大恤下，往馨乃诚。”

然而，朱棣的态度却很快为一个意外事件所改变。1404年8月，一个名叫裴伯耆的安南陈氏旧臣突然来到南京，这个裴伯耆是一位申包胥式的人物，他心怀陈朝，不满胡氏政权的倒行逆施，于是来明朝乞兵复国。这位裴伯耆所描述的安南，完全不同于杨渤等人的说法，裴伯耆自称胡一元纂位时，他的父母家人同时遇害，他当时正在东海领兵作战，得知变故，逃入深山避祸，后乔装为商人，辗转才来到明朝。裴伯耆在殿上向朱棣哭诉：“臣不才，窃效申包胥之忠，敢以死请，伏望陛下哀矜。”裴伯耆的话虽然颇为煽情，但朱棣并未被打动，因当时明朝的军事重点是北方，朱棣正准备北伐，无意在南方构衅，何况安南究竟是陈氏还是胡氏掌权，只要是臣服于明朝，并无多大区别，因此朱棣仅命赐裴伯耆衣食，对出兵之事却只字不提。

令朱棣意想不到的是，刚过了十几天，老挝宣慰使刀线歹居然派人送来了前安南国王陈日亘之孙陈天平。陈天平当初在家国剧变时并未被杀，他曾一度招兵复仇，但很快为胡一元所败，从者四散。陈天平逃匿谷中，转投老挝，然老挝无力相助他复国，遂送陈天平到明朝。陈天平来到明朝后，当廷向朱棣哭诉：“贼臣侵思明府，夺其土地，究其本心，实欲抗衡上国，暴征横敛，酷法*刑，百姓愁怨，如蹈水火，陛下德配天地，亿育四海，一物失所，心有未安，伐罪吊民，兴灭继绝，此远夷之望，微臣之大愿也。”

陈天平的一番话，声情并茂，朱棣深为所动，但他并不了解这个陈天平的来历，也不知其陈氏之后的身份真伪，于是命赐陈天平府地，月支俸禄，暂住下来。次年初，朱棣先礼后兵，命监察御史李琦、行人王枢赍诏问罪于胡汉苍，命他自陈其事，1405年6月，安南使臣随李琦等人返回，表示愿意返还以往侵占各处，“迎归天平、以君事之”，对于胡汉苍“甘心”将王位让人，朱棣自然十分感动，也对他作出了适当安排，特颁诏：“朕当建尔上公，封以上郡，传之子孙，永世无穷”。

对于胡汉苍的“恭顺”，朱棣其实也有疑惑，曾认为“虑尔习于变诈，或未尽诚”，但又以为当时应以“布思信怀远人为务”，正好，胡汉苍又派人奉表云：“臣亦当率国人逆于境上”，面对胡汉苍的一再输诚，朱棣终于打消了疑虑。

2陈天平之死和南征决策

1406年1月，朱棣要陈天平“治任以行”，命使臣聂聪陪同，并命广西总兵、征南将军韩观派左副将军黄中、右副将军吕毅、大理寺卿薛品等人率官兵五千人护送。朱棣赐陈天平绮罗纱衣各二袭、钞一万贯、告诫他要宽仁待下，悉心防患，又封胡汉苍为顺化郡公，以示安抚。

3月，陈天平进入安南境内，到达丘温，胡汉苍派陪臣黄晦卿等人前来迎接，还以牛酒犒劳护送的明军，卑辞云：“属有微疾，已约嘉林奉迓矣”。黄中等心存疑惑，派骑兵四出侦察，也未发现可疑之处，一路上都是迎接的安南百姓，明军过隘留、鸡陵，进至芹站，周围山道险峻加上大雨泥泞，队伍已不成列。突然，雨雾之中，安南军队伏兵四出，鼓噪之声，震动山谷，似有千军万马，将明军全部包围，一名安南将领隔涧遥呼道：“远夷不敢抗大国，犯王师，缘天平实疏远小人，非陈氏亲属，而敢肆其巧伪，以惑圣听，劳师旅，死有余责，今幸而杀之，以谢天子，吾王即当上表待罪，天兵远临，小国贫乏，不足以久淹从者”。

成国公朱能是“靖难”武臣之首，朱棣藩封燕王时，与张玉共为王府指挥使，自东昌之役中张玉阵亡以来，朱能一直是朱棣的头号股肱之臣，南征北战、所向无敌，更是难得的帅才，“虽位列上公，却从未以富贵骄人”，深得军心，远征军其他将领也都是一时之选。

大军出发前，朱棣特颁谕旨，说明此次出征“惟黎氏父子及其同恶在必获，其胁从及无辜者必释，罪人既得，即择陈氏子孙之贤者立之，使抚治一方，然后还师，告成宗庙，扬功名于无穷。”

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10月2日，南征军统帅朱能突然病逝于龙州，年仅31岁的右将军张辅临危受命，主动承担起指挥全军的重任，他一面飞章奏报朱棣，一面率军南进，六天后，远征军由凭祥度坡垒关，进入安南境内。军情紧急，朱棣命张辅佩征夷将军印，充总兵官，代替朱能统率全军，希望张辅不负所托。

3张辅首次征服安南

张辅，字文弼，系“靖难”名将张玉之长子。朱棣起兵时，他从父力战，因功升为指挥同知。张玉在东昌战死后，张辅袭爵，随朱棣战夹河、藁城、彰德、灵璧，皆有功，受封为信安伯，禄千石。永乐三年进封新城侯，加禄三百石。

明军兵分两路，京畿兵、荆、湖、闽、浙、广西兵由张辅率领，出广西凭祥;另一路明军由蜀兵、建昌、云南、贵州兵组成，在沐晟率领下出云南蒙自，两路明军斩关而进，勇往直前，在芹站附近大败安南之伏兵，进占新福，于白鹤江胜利会师。胡氏父子料不到明军进展竟如此神速，大惊之下，倾全国之兵号称二百余万,严防明军攻击。胡氏父子厚集兵力于多邦城，企图据险顽抗。

12月，明军经激战，又克安南东西二都，安南吏民崩溃，各州县纷纷纳款于明军，张辅辑吏民，抚降附，分遣别将李彬、陈旭掠地，来归者日以万计。胡氏父子进退失据，乃悉焚宫室，亡命海中，继续与明军为敌。1407年，明军水陆并进，清远伯王友等率军渡过自注江，攻破筹江、困枚、万劫、普赖诸寨，斩首三万七千余级。安南将领胡杜聚集水师扼守天险盘滩江，张辅命降将陈封攻击，大败之，尽夺其舟，遂定东潮、谅江诸府州。明军主力追击至木丸江对岸下寨，胡一元之子胡澄以战船三百艘来战，明军迎头痛击，斩首万级，擒其将校百余人，溺死者无算，江水为赤。张辅在咸子关筑城，命都督柳升镇守。3月，安南军队残部搦战于富良江，张辅与沐晟夹岸迎战，柳升以水师横冲其阵，大败敌军，斩首数万级，因天旱水浅，安南兵纷纷弃舟逃走，明军追至时江水忽然大涨，遂乘胜急进，安南兵大多被歼。5月，明军追击至日南州奇罗海口，安南军队残部全军覆没，胡氏父子仅以数舟逃遁，明军在当地百姓协助下，擒获胡一元及其子胡澄，随后又擒胡汉苍和伪太子胡芮，全部槛送京师。

朱棣对胡氏父子十分宽容，只将他们二人及少数近臣关押，胡澄、胡芮等人皆获赦免，然而朱棣的安抚却没有使安南平静下来。1408年，张辅大军刚刚班师，以简定、邓悉、阮帅等人为代表的安南地方势力就起兵叛乱，攻击盘滩、咸子关，控扼三江府之交通，慈廉、威蛮、上洪、大堂、应平、石室等地安南民众纷纷响应，明朝驻军镇压不力，致使叛乱不断蔓延。简定起兵后，自称日南王，后为招揽人心，又立所谓陈氏后人陈季扩为大越皇帝，改元重光。陈季扩打着陈氏后人的招牌，得到安南人民支持。

1409年2月，朱棣再度启用张辅督师，发兵二十万与沐晟协同作战，这时的朱棣正准备北征蒙古，因此要求张辅必须尽快平定安南事态。

4兵连祸结的安南

张辅这时对安南形势已成竹在胸。待形势稳定后，张辅才率大军进至慈廉州，破喝门江，克广威州孔目栅，在咸子关击败安南军。安南乱军聚集战船六百余艘，退保江东南岸。张辅率领部将陈旭等以水师进攻，乘风纵火，大破其众，擒其将帅二百余人。追至太平海口，安南将阮景异又以战船三百艘迎战，复为明军所破。11月，张辅乘大胜余威，派指挥朱荣、蔡福等率步骑兵先进，自率舟师为后继，自黄江至神投海，会师于清化，再分道入磊江，屡败叛军，在美良山中活捉元凶简定，连同他的党羽一起送往京师，次年1月，张辅又削平其它各处变乱，斩首数千人，筑成京观以镇服安南人民。

1410年，朱棣亲征漠北得胜而归，陈季扩趁机派使臣胡彦臣入贺并求封，朱棣一时高兴，特授陈季扩为交趾布政使，其属官分授都指挥、参政等职，然而陈季扩的本意是求封为安南国王，朱棣的诏旨既不能令他满意，遂继续称兵作乱。由于明军主力北上，留守的沐晟兵力不足，无法讨平陈季扩。1411年，为了彻底平定安南之乱，已经腾出手来的朱棣命令张辅三征安南，迫令“陈季扩表奏伏罪”，如不服罪，则以武力讨平之。

1413年冬，张辅与沐晟会师于顺州，与安南军在爱子江决战。1414年1月，明军进至政平州，安南兵残部屯暹蛮、昆蒲诸栅，悬崖侧径狭窄，骑兵不得前进，安南兵遂以为明军必不敢轻进，而张辅却与将校徒步行山箐中，夜四鼓掩至其巢，出其不意大破安南军，擒阮景异、邓容等。至此，安南全部平定，张辅以叛军所占城地，设升、华、思、义四州，增置卫所，留军镇守而还，此时正好是朱棣二征蒙古的前夕。

在明军的武力镇压下，交趾虽然再次平定，但明朝官吏不善于安抚，内部又勾心斗角，安南民心不附，为尔后的变乱埋下了祸根。1418年1月，安南清化府俄乐县土官巡俭黎利召集各部在兰山会盟，起兵抗明，迅速形成了燎原之势，明军无力镇压。1416年，朱棣迁都北京，明朝的经营重点逐渐北移，交趾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

5黎氏王国的最后独立

1414年，张辅第三次平定安南后，明廷召还了黄福，以素有能名的兵部尚书陈洽为交趾布政使和按察使，参赞军务，但朱棣所委的中官马骐贪暴，在安南苛敛金银，陈洽无法制止，而镇守的荣昌伯陈智和都督方政又不睦，以致各地叛乱风起云涌，黎利更是狡黠难制。当时朱棣已死，宣宗瞻基在位，陈洽上疏道：“贼虽乞降，内怀诡诈，党羽渐盛，将不可制。乞谕诸将速灭贼，毋为所饵。”宣宗降旨切责，陈智、方政这才被迫进兵，但败于茶笼州，二人具被削官。

颜之推说：“自井陉关入上艾，县东数十里有猎闾村。……‘猎闾’是旧‘䜲馀聚’，‘亢仇’旧是‘䜱䜪亭’，悉属上艾”。那么，这猎闾村是哪个村呢？

平定上艾县东，只有两条大路，一条是经柏井驿，东出井陉关，猎闾村肯定不在这条线上，否则，颜之推“自井陉关入上艾”，走得不就是这条线路吗？那么，另一条向东的大路，就只能是从白羊墅，石家花园小河村一带沿桃河岸边向下游行走了。既然是数十里处，六七十里显多，二三十里又嫌少，我们直接取中寻找好了。

乾隆版《平定州志·都村》载：“盘石都九村：上盘石，州东四十五里。下盘石，州东五十里。按：二村旧志并为一。”

盘石，这是非常古老的一个地方，三千年前周穆王姬满就曾经来过这里，《穆天子传•卷一》载：“戊寅，天子北征，乃绝漳水。庚辰，至于□，觞天子于盘石之上，天子乃奏广乐。”这是“盘石”作为地名，第一次明确出现在中国历史文献之中，历史学家郭沫若已有解读，此盘石，就是穆天子来过的盘石。也正是《穆天子传》的明确记载，此村才明确为盘石村。此处的关口，才明确为盘石关。

穆天子来之前的盘石村叫什么，不知道。只是在历史的长河中，隐隐约约感觉到有两个人与此地有瓜葛。一个是商王盘庚，盘石是他的封地，所以才称他为盘庚，甚至盘石曾经就是盘庚最初的都城，后来才有了历史上著名的“盘庚迁殷”。另一个人，已经被神化了，那就是开天辟地的盘古。

乾隆版《平定州志·与地志·山川》载：“仙人谼，在州东北五十里。由盘石村南涧入，山岩外覆，旁有水，涓滴似乳，名乳泉。曲蹬径上，仙桥险绝。相传仙人修炼于此，仙蜕犹存。”嘉靖四年春，明世宗吏部尚书、乐平人乔宇来这里幽居，还写过三首诗，赞美仙人谼道：“老谢尘缨性所恬，云林幽赏为谁添？真从胜地穷跻涉，惯向名山极眺瞻。青薜春深迷北洞，苍霞梦好记东岩。临崖莫更吹长笛，恐有蟠虬石底潜。”面对仙人桥更赞叹道：“绝涧山桥第一谼，雨崖峰势突高空。云根塞洞稀人迹，石窍通天诧鬼工。一注幽泉鸣淅沥，九华灵树郁青葱。山乡胜迹多如许，可是登临一老翁？”看过乳泉之后提笔赞赏道：“云窦灵津漱玉真，倒垂苍藓叠龙鳞。云中始见石钟乳，物外况逢花界春。青蹬烟霏微有路，翠岩窗牖净无尘。于今得作观泉叟，策杖东峰扣隐沦。”诗碑至今还立在仙人谼。清平定知州曾尚增在这里也写过一首很有意思的《乳泉》诗道：“盘石村南一涧幽，泉声淅沥涧中流。仙人一去归无日，何处瑶池十二楼？”诗人一到这里，诗句中都充满了神秘的仙气。

仙人谼里有木樒寺，源于那株少见的樒树。《上盘石村志·古建名胜》载：“木樒寺西边是著名的仙人洞和仙人桥。仙人洞为溶岩石洞，为南北两处，坐落在山麓之上。北洞高数丈，宽丈余，在石洞前端上额，摩崖刻字为‘紫府’，此洞石岩虽不为紫，经阳光照射，洞深光曲犹如紫色。洞内，嶙峋怪石，凸隆奇谷，恰是藏龙卧虎之地。南洞相对显小，但深陷、阴暗，其深度莫测。在石洞上端，为仙人桥，长虹飞渡，缥缈悬空，两山相连，一线相接，自然生成，浑然一体。”桥是仙人桥，洞是仙人洞。村是盘石村，山是仙人谼。有这个谷字旁的古字作证，有上下盘石村作注脚，那么这“仙人洞”里的仙人究竟是谁呢？禁不住让人去联想那开天辟地“一老翁”，可不就是盘古大帝嘛！

况且，那穆天子平白无故来这盘石村干什么？你以为真是旅游的？在那个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他来这里不是打战，就是祭祀，“觞天子于盘石之上，天子乃奏广乐。”这又喝酒，又奏乐的，肯定不是打战，可也不是单纯的游山玩水。

无独有偶，《史记·赵世家》载：“赵简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惧。……居二日半，简子寤。语大夫曰：“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于钧天，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人心。”看这赵简子得病，都不省人事七天半了，醒过来还说，他非常高兴地来到了天帝居住的处所，和各路神仙一起在钧天游览，在那里，他听到了天仙们所演奏的广乐，还有神仙眷侣万人欢腾的舞蹈，都与夏商周三代的不一样，那音乐歌舞简直是太激动人心了。

赵简子在平潭城得的是什么病？十有八九是心病。扁鹊给他治好了病，他就把鹊山脚下的整个平定四万亩地都封给了扁鹊。凭什么呢？不吃药，不扎针，就把病看好了？不是，是扁鹊帮助赵简子完成了一场春秋大梦，并为赵氏立国制定了路线图。只不过这种叛逆的计划不好示人，只好借病托梦。问题是这梦中的天帝是谁？怎么他在梦中，也对周穆王演奏过的广乐感兴趣呢？这钧天广乐是什么来历呢？

罗泌在《路史·葛天氏》中记载：“葛天氏，葛天者，权天也。爰拟旋穹，作权象。故以葛天为号。其为治也，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汤汤乎无能名之，其及乐也，八士捉扴投足、掭尾叩首，角乱之而歌八终。块柎瓦缶，武喿从之，是谓广乐。于是封泰山，兴货币，以制数会，故沈滞通，而天下泰矣。”

葛天氏，初为东夷伏羲部落联盟十五部族之一的葛天氏部族首领，后袭伏羲氏之号为伏羲世系之帝王。葛天氏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人文始祖之一，更是我国音乐、歌舞的鼻祖。

史称洪荒之时，葛天氏率其部族联盟创建葛天穹庐，以葛土德教化子民，称王建都于葛，作广乐，制葛布、葛衣，定礼制，开物成化，造化颛蒙，开创了中华最初的一个“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的文治道德和谐盛世。葛天氏寿终为‘薨’（hōng），巧合的是，盘石仙人谼的谼字，就是发这个音。

《吕氏春秋·古乐篇》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这种“三人操牛尾歌八阕”，成鸟羽而舞的形象，是最古老的音乐文化艺术，也是世界上最为原始的歌舞艺术。这在尊祖先、敬天地的同时，也表达了对农耕、畜牧等农业活动的重视与祈愿心理，反映的不仅仅是葛天氏部族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更是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一个缩影。

葛天氏创立的“广乐”究竟有多么宏大，多么动人呢？《史记·司马相如传》载：“置酒乎昊天之台，张乐乎轇葛之宇；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钜；建翠华之旗，树灵鼍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林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这就是葛天氏的广乐，也是周穆王在盘石之上奏响的广乐。难道这盘石之上，就是当年的昊天之台吗？站在盘石村桃河岸边巨大的盘石之上，只要你闭上眼，仿佛还能感受到那千人唱、万人和，山林震动，河谷荡波的欢腾场面，何其乐哉？

明代文学家、史学家王世贞从娘子关经盘石一路走来，写下了这样一首诗：“飞泉中泻九关开，朔气偏催万壑雷。喷玉高从西极下，擘崖雄自巨灵来。地输神瀵为汤沐，石拂钧天奏帝台。若语会心翻自笑，羽书初过黑龙堆。”为什么诗人一到盘石，就会唱出“石拂钧天奏帝台”的诗句呢？难道不是钧天广乐的自身魅力所在吗？

我们中国文化讲究“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入乡随俗，触景生情。那么周穆王在盘石之上大奏广乐，难道不是暗示我们这是在祭祀，这是在回家，这是在纪念，这是在唤醒周围山山水水曾经熟悉的记忆嘛！看看我们祖先最早的房屋雏形——葛天穹庐吧，大气！高竣！“爰拟旋穹”，“川谷荡波”，这穹，这谷，我怎么越看越像是盘石仙人谼的天然岩洞呢？

明嘉靖郡人孙侃撰《仙人谼木樒寺重修记》碑文中说：“盘石少东有村曰‘谼里’者，迤南三里许，一山高峙，脉自承天山来。山半峻邃之间，有寺焉……盖古刹也。其地背负巅峰，壁立万仞。南距仙桥、石洞、修真遗迹，恍忽若可求。北据龙池，泉出悬岩而为滴者，不可胜计。西向河流，崎岖盘曲。四围之中，山川缭绕。人自山麓而登者，羊肠阻隘，殆不能乘骑，至则令人神清气爽，雅有高趣，诚我州一胜概也。”这就是仙人谼。

仙人谼里的谼岭寺虽然已经破败不堪了，但那谼，那山，那洞，那桥，那泉，那磨还都在，尤其是那遮风挡雨的悬岩穹庐还在，仰之弥高，思之亘古啊。

明弘治谏议大夫左长史翰林检讨马政曾经撰《盘古碑记》文说：“盘古氏，人祖也。生于混沌之初，鸿蒙未判之先。穴居而野处，草衣而木食，污尊而抔饮。当此之时也，无三光五岳之名，无三皇五帝之作，无三坟五典之书，列于太易、太初、太始、太素之说也。盘古氏，生参三才而赞两仪，子三皇而孙五帝，盖自是而人极始立，人道始明，人文始着。”既然葛天氏是承袭伏羲氏之号的伏羲世系帝王，而伏羲、女娲、神农又是公认的天皇、人皇、地皇，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伏羲、女娲、神农三皇以及黄帝、颛顼、尧、舜、禹就都是盘石附近的人。既然“盘古氏，生参三才而赞两仪，子三皇而孙五帝”，那么就可以断言，这盘石之名就是因盘古而来，仙人谼就是盘古的洞天福地所在，盘石村就是盘古开辟鸿蒙的人文发祥之地，那就是人文始祖盘古故里。

虽然盘古的事迹直到三国时期徐整在《三五历纪》才有了记载，但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人类文明的印记却不曾断裂，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源头活水可以被掩盖，但绝不会永远模糊不清。血脉，总是跳动的。

马政的《盘古碑记》结语中，竟是这样的一段铭文：“盘古有庙，青人瞻眺；盘古有像，青人仰望；盘古有沟，青人夷游；盘古有墓，青人慨慕；盘古有门，青人见闻；盘古有里，青人振起；盘古有名，青人勒铭。”毕竟血脉是相通的，冥冥之中，明代马政所言的这些“青人”与隋唐时期李大师父子《北史》中高洋“霸朝所在，王命是基”的“青州”，难道不是一个“青”吗？

《十洲记》曰：“青丘山上有紫宫，天真仙女多游于此。”仙人谼里有“紫府”，北洞、南洞，不就是天造地设的“紫宫”吗？说明仙人谼所在地山，也就是青丘山，只不过是现在的人们把这座山称之为“青龙山”了。

《上盘石村志》载：“青龙山坐落在村南部桃河岸边，海拔6768米，被村民称为神山。传说古时青龙山会自己升高或降低。好人上山，山越上越低，坏人上山，山越上越高，永远也爬不到山顶。青龙山是上盘石村的禁山，村民们遵守着一个古老的习俗：禁山上植物不能随意砍伐。故青龙山自古以来松柏常青，植被茂盛，景色优美。”这个被桃河从西到北再到东三面环抱的盘石村，背靠着的就是这青龙神山。可见，最初的青、青州，一定就在这块土地上。

那么，“青人夷游”的“盘古有沟”，不就是“仙人谼”吗？仙人谼在盘石村，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而存在就是最大的历史真相，存在也是最大的史实证据！那么，青人夷游的盘古沟，不就是盘石村的仙人谼吗？谼，在汉语中就是指深沟，大谷。那么，盘石村仙人谼里的仙人，不就是盘古吗？是的，盘石村的仙人谼，就是盘古文明的发祥地所在！这个判断，与历史真相不会有多大距离。即使有距离，也不过就五十里而已。

恰恰是葛天氏的“广乐八章”启发了我，上盘石村古有“八蜡庙”和“坛场”，广乐八章，神祭八蜡，这其中的核心内容，不就是与农耕密切相连的八个方面吗？这不就是活脱脱的䜲馀聚吗？

《上盘石村志》载：“东、西阁原为村子的东西大门。东阁名为三元阁，位于当街东头，始建年代不详，清顺治九年四月仲夏进行过维修扩建。……东阁的阁楼为八腊庙（虫王庙），也称八蜡（音zha）庙，供奉八腊神虫王爷。在周代‘蜡’是祭祀的名称，到了秦朝时蜡、腊通用。八腊是八种祭祀的对象，为每年农历十二月举行。”

古代举行八蜡神祭时，天子与百姓都会参加。其祭祀八种与农业有关的神祇，旨在春祈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秋报五谷丰登，时和岁稔。《礼记·郊特牲》载：“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为蜡，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啬也。”蜡的本义就是“索”， 按古音“蜡”与“索”叠韵，读音相近，蜡索蜡索，是不是就变成了后来的“勒索”一词呢？不得而知，反正这就是我们老祖先向大自然索取农耕丰收，处理人与自然的一种文明方式。

谈到明朝，可能大家记忆最深的就是它的恐怖政治了，而作为恐怖政治的代言人――锦衣卫与东西厂，则更是大大的有名。但长久以来，人们对这三个机构的历史、职能等都不太清楚，在很多小说、电视剧中常常把它们当作幕后黑手、特务组织等随便地搬来搬去。其实东厂和锦衣卫是有较大区别的，而西厂更是前后只存在了不到十年。本文将简要介绍一下这三大特务机构，力求给大家一个较为清晰的印象。

一、锦衣卫。

按照时间顺序，先谈谈由朱元璋建立的锦衣卫。明初的军制比较简单，其基层单位是“卫”和“所”，每卫辖正规军士约5000人，其下设所，分为千户所和百户所，京城的禁卫军所辖卫所为48处。到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决定改革禁卫军，建立了十二个亲军卫，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锦衣卫”。

锦衣卫的首领称为指挥使（或指挥同知、指挥佥事），一般由皇帝的亲信武将担任，很少由太监担任。其职能是：“掌直驾侍卫、巡查缉捕”，一个顿号，基本上把锦衣卫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部门。负责执掌侍卫、展列仪仗和随同皇帝出巡的锦衣卫，基本上与传统的禁卫军没什么两样，其中比较著名的为“大汉将军”。这些人虽名位“将军”，其实只负责在殿中侍立，传递皇帝的命令，兼做保卫工作，说白了，就是是在皇宫大殿上的桩子。当然，这些“桩子”也非等闲之辈，一般都是牛高马大，虎背熊腰，而且中气十足，声音宏亮，从外表上看颇有威严，对不了解明廷底细的人有一定震慑作用。大汉将军在锦衣卫中自成一营，初期约有1500人，到明末，由于官僚机构的膨胀，大汉将军也一度增加到5000余人。

至于“巡查缉捕”，则是锦衣卫区别于其他各朝禁卫军的特殊之处，也是它为什么能为人们牢牢记住的原因。其实朱元璋建立锦衣卫的初衷也只是用来卤簿仪仗，但后来由于他大肆屠戮功臣，感觉传统的司法机构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使用起来不太顺手，于是将锦衣卫的保卫功能提升起来，使其成为皇帝的私人警察。负责侦缉刑事的锦衣卫机构是南北镇抚司，其中北镇抚司传理皇帝钦定的案件，拥有自己的监狱（诏狱），可以自行逮捕、刑讯、处决，不必经过一般司法机构。

南北镇抚司下设五个卫所，其统领官称为千户、百户、总旗、小旗，普通军士称为校尉、力士。校尉和力士在执行缉盗拿奸任务时，被称为“缇骑”（大家对这个名词一定很熟悉）。缇骑的数量，最少时为1000，最多时多达60000之众。锦衣卫官校一般从民间选拔孔武有力，无不良记录的良民入充，之后凭能力和资历逐级升迁。同时，锦衣卫的官职也允许世袭。

明朝前两代皇帝朱元璋、朱棣，由于其出身的特殊性，对皇权的维护有其他朝代所没有的强烈欲望。这就使得锦衣卫“巡查缉捕”的职能无限度的扩大了。一般来讲，锦衣卫的工作只限于侦察各种情报、处理皇帝交付的案件，但一旦适逢一个野心大、心肠狠的指挥使掌权，就会利用职务之便不遗余力地制造事端，既可以打击异己，也可以作为自己升迁的资本。如成祖时的纪纲、英宗时的逯杲、武宗时的钱宁等，在他们掌权时，缇骑四出，上至宰相藩王，下至平民百姓，都处于他们的监视之下，对他们的命令只要稍有拂逆，就会家破人亡，全国上下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中。臭名昭著的北镇抚司大牢中更是关满了各种各样无辜的人们，死于锦衣卫酷刑之下的正直人士更是不计其数。更为可怕的是，这种恐怖的氛围，与唐武则天时期的短期出现不同，终明一朝几乎是绵绵不绝，这种无节制的滥捕极大地影响了皇帝与官僚机构之间的关系，使百官、民众、军队与皇帝离心离德，难怪有人说明朝不是亡于流寇，而是亡于厂卫。

��锦衣卫另一项著名的职能就是“执掌廷杖”。廷杖制度始自明朝，是皇帝用来教训不听话的士大夫的一项酷刑。一旦哪位倒霉官员触怒了皇帝，被宣布加以廷杖，他就立刻被扒去官服，反绑双手，押至行刑地点午门。在那里，司礼监掌印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一左一右早已严阵以待。受刑者裹在一个大布里，随着一声“打”字，棍棒就如雨点般落在他的大腿和屁股上。行刑者为锦衣卫校尉，他们都受过严格训练，技艺纯熟，能够准确根据司礼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的暗示地掌握受刑人的生死。如果这两人两脚象八字形张开，表示可留杖下人一条活命；反之，如果脚尖向内靠拢，则杖下人就只有死路一条了。杖完之后，还要提起裹着受刑人布的四角，抬起后再重重摔下，此时布中人就算不死，也去了半条命。廷杖之刑对士大夫的肉体和心灵都是极大的损害，但明朝的皇帝却乐此不疲，锦衣卫将校对它也是情有独钟。

��纵观有明一朝的锦衣卫，尽管也出过袁彬、牟斌这样比较正直的指挥使，但总的来说，其职能主要还是为明朝的极端专制制度充当帮凶。有了锦衣卫这样高效率的工具，明朝的皇帝压制起士大夫阶层、下层民众就显得更加得心应手，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社会活力的极大降低，这也是为什么明朝虽有200多年历史，但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上却无所进展甚至还有所倒退的主要原因。

��二、东厂

东厂的发明者是明成祖朱棣。在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侄子的皇位后，朱棣的精神一直处在高度紧张中，一方面，建文帝未死的流言不是出现，另一方面，朝廷中的很多大臣对新政权并不十分支持。为了巩固政权，朱棣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专制机构，但他觉得设在宫外的锦衣卫使用起来并不是很方便，于是决定建立一个新的机构。在朱棣起兵的过程中，一些宦官和和尚出过很大力（如著名的郑和、道衍），所以在他心目中，还是觉得宦官比较可靠，而且他们身处皇宫，联系起来也比较方便。

��就这样，在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建立了一个由宦官掌领的侦缉机构，由于其地址位于东安门北侧（今王府井大街北部东厂胡同），因此被命名为东厂。东厂的职能是“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起初，东厂只负责侦缉、抓人，并没有审讯犯人的权利，抓住的嫌疑犯要交给锦衣卫北镇抚司审理，但到了明末，东厂也有了自己的监狱。东厂的首领称为东厂掌印太监也称厂主和厂督，是宦官中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号人物。除此以外，东厂中设千户一名，百户一名，掌班、领班、司房若干，具体负责侦缉工作的是役长和番役，役长相当于小队长，也称档头，番役就是我们俗称的番子。

�东厂的侦缉范围非常广，朝廷会审大案、锦衣卫北镇抚司拷问重犯，东厂都要派人听审；朝廷的各个衙门都有东厂人员坐班，监视官员们的一举一动；一些重要衙门的文件，如兵部的各种边报、塘报，东厂都要派人查看；甚至连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柴米油盐的价格，也在东厂的侦察范围之内。东厂获得的情报，可以直接向皇帝报告，相比锦衣卫必须采用奏章的形式进行汇报，要方便的多。

��东厂府衙的布置比较搞笑，大厅旁边的小厅，供着岳飞的雕像，厅右的影壁上，刻着 胰式芏案的故事。历届东厂厂主的牌位，供奉在大厅西侧的祠堂里，堂前还有一座“百世流芳”的牌坊。

��可惜东厂人员的所作所为与他们这些偶像实在相差太远，东厂番子每天在京城大街小巷里面活动，并非完全为朝廷办事，更多的是为自己谋私利。他们常常罗织罪名，诬赖良民，之后就屈打成招，趁机敲诈勒索。到了明中后期，东厂的侦缉范围甚至扩大到了全国，连远州僻壤，也出现了“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搞的举国上下人人自危，民不聊生。

�在与锦衣卫的关系上，东厂则是后来居上。由于东厂厂主与皇帝的关系密切，又身处皇宫大内，更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东厂和锦衣卫的关系，逐渐由平级变成了上下级关系，在宦官权倾朝野的年代，锦衣卫指挥使见了东厂厂主甚至要下跪叩头。

��三、西厂与内行厂。

��西厂在明朝历史上只短期存在过，明宪宗成化年间，先是京城内出现了“妖狐夜出”的神秘案件，接着又有一个妖道李子龙用旁门左道蛊惑人心，甚至网罗了很多太监，意图不轨。虽然李子龙和他的党徒最终被锦衣卫一网打尽，但宪宗由此深感侦刺力量的不足。于是他身边机灵的小太监汪直被选中，派往宫外打探消息。汪直抓住了这个机会，到处捕风捉影，搜罗了不少所谓的“秘密消息”报告给了宪宗。宪宗认为这些消息很有价值，对汪直的表现也十分满意，要他继续做下去。

几个月后，宪宗成立了一个新的内廷机构――西厂，首领便是汪直。西厂厂址设在灵济宫前，以旧灰厂为厂署总部。西厂的军官主要从禁卫军中选拔，这些人再自行选置部下，短短几个月内，西厂人员极度扩充，其势力甚至超过了老前辈东厂。

��西厂成立，本来只是为了替皇帝刺探消息，但汪直为了升官发财，拼命的构置大案、要案，其办案数量之多、速度之快、牵扯人员之众都远远超过了东厂和锦衣卫。西厂在全国布下侦缉网，主要打击对象是京内外官员，一旦怀疑某人，就立刻加以逮捕，事先不必经由皇帝同意，之后当然就是严刑逼供，争取把案件弄得越大越好。对一般百姓，其一言一行只要稍有不甚，就会被西厂以妖言罪从重处置。

��在这种情况下，西厂仅仅成立5个月，就弄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以大学士商辂（就是那个连中三元的人才）为首的辅臣集体上书，向宪宗痛陈西厂之危害，并将汪直办下的不法之事一一举报。宪宗收到奏章后为之震惊，于是撤销西厂，遣散了西厂的人员。

�但没有西厂的日子总让宪宗觉得没有安全感，一个奸臣戴缙在得知皇帝心思后，主动上书，大肆吹捧汪直。宪宗大喜，立刻恢复西厂，废与开之间，只相隔一个月。汪直复出后，更加严酷地办案，戴缙也得以升职。

��在此后的五年里，汪直领导西厂又办下了无数“大案”，将反对自己的朝臣如商辂、项忠等一一剪除，他的权势也达到了极点。但俗话说：“物极必反”，汪直极度膨胀的权力不能不引起皇帝的警觉，在其后的权力角逐中，汪直失败，被调出京城，东厂也随之解散。几年以后，汪直在失意中死去。

��到了宪宗的孙子武宗继位后，大太监刘瑾掌权，宦官势力再度兴起，西厂复开，由太监谷大用领导。好笑的是，西厂与东厂虽然都受刘瑾的指挥，但两者之间不是互相合作，而是争权夺利，互相拆台。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刘瑾又自建了一个内行厂，由本人直接统领，其职能与东西厂一样，但侦缉范围更大，甚至包括东西厂和锦衣卫。一时间，锦衣卫、东西厂、内行厂四大特务机构平存，缇骑四处，天下骚动。直到五年后，刘瑾倒台，武宗才下令撤销西厂和内行厂。

��西厂作为一个临时产品，就这样在历史上永远地消失了。

��最后谈一个题外话：皇帝与宦官的关系。大家一定对历史上为什么那么多皇帝都要重用宦官感到不解。其实从广义上讲，宦官这个群体也可以算作官僚机构的一部分，而且他具有很多士大夫阶层所不具备的优点：

�首先，宦官是皇帝的家奴，身处内宫，和皇帝沟通起来更加方便，也更揣摩皇帝的心事。

�其次，宦官本身是阉人，在社会上没有地位，他们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皇帝，所以他们在为皇帝办事的时候往往更忠心，更替皇帝着想，不象士大夫阶层，往往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有时不太买皇帝的帐。

�第三，宦官并非目不识丁的粗人，相当数量的宦官文化水平并不抵，他们作为皇帝的私人秘书完全可以胜任，也不会向一般文人那样有那么多异议。

�最后，宦官是后妃与外界沟通的主要途径，后妃如果想对朝政施加影响，就必须与宦官联合。

�总之，出于专制政权的内部需要，皇帝需要一个独立于官僚机构之外的势力供自己使用，而最为方便的就是宦官。所以，只要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存在一天，宦官们就有他们的用武之地，虽然他们经常给朝政制造混乱，但任何一个聪明的皇帝都不会轻易舍弃这个有力的工具，这就是为什么宦官能够区别于外戚，在中国历史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原因。

引言

黄河，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养育了无数中华儿女，被称为“母亲河”，但是黄河流域自古以来却是多灾多难。出于生存的需求，古人们对黄河流域进行了一系列的开发，频繁地对黄河进行改道，使黄河流域生态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明朝时期，黄河改道更是频繁，以至于黄河流域深受其害，无数百姓因此丧生。在这种社会现实下，受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黄河流域的灾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得将信仰寄托于黄河河神的救助下，由此推动了河神信仰在明代的发展与演变。

这种看似虚无缥缈的河神信仰，却是当时黄河流域百姓唯一可以赖以生存的内心保障。明朝时期，黄河河神信仰从自然神崇拜向地方民间信仰演变，又进一步发展成为具有治河英雄崇拜的官方信仰。

一、河流混乱、多支并流、改道频繁——明朝的黄河灾害

黄河流域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文明发源地，黄河流域由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气候、历史遗留等因素，成为了我国水患频发之地。黄河水灾也已成为对于历朝历代统治者来说极为头疼的问题。

“地上悬河”

明初时期，黄河延续了元末时期河流混乱、多支并流、改道频繁的局面。明初黄河一般向南经淮河流入黄海，其中较大的入淮河道有涡水、颍水、贾鲁故道，此外还有一些较小的支流。当黄河北流时，多冲入山东运河，各支流要么是决堤，要么是淤塞。黄河河道来回变化，河道数次变迁，河患时常爆发，其中最严重的就是位于黄河下游的河南省。

以开封府为例，自宋朝起就一直面临着黄河水患的干扰，因河床的不断抬高，黄河河堤不断加筑，形成了“地上悬河”的独特景象。

据史料记载，永乐元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为供给北京宫廷、百官俸禄以及军饷，决定重开会通河。永乐九年，工部尚书宋礼奉命负责施工，此时，保证运河的畅通成为了明朝的头等大事。

宋礼在考察了实际情况后，运用科学的手段，在保障黄河水情安全的情况下，打通了会通河沿线。但是，治理黄河水患真的那么简单吗？

明成祖朱棣

据史料记载，在历史上的2500余年间，黄河下游共决堤1590多次。其中光是明朝时期，黄河决口就有301次，漫溢138次，严重影响了黄河下游百姓的生活。

触目惊心的数字让我们不禁发问，明代黄河灾害如此严重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二、天然地理环境的劣势和过度的人为开垦是导致黄河水患频发的主要原因自然因素

黄河流域具有水土流失大、含沙量大、不稳定性高、气候恶劣等四个天然劣势。每逢夏季暴雨高发期，黄河中下游地区都会因暴雨的冲刷造成大量的水土流失，从而形成了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其次是含沙量巨大，古籍中常以“河水一石，其泥六斗”形容黄河水，可见其含泥沙量之大。再加上河道频繁变迁、气候多变等多种自然因素，共同造就了明代黄河水患多发的结果。

人为因素

人为因素主要包括区域人口增长、过度屯垦、毁林伐树、草原旱化等方面。人口的大量增加导致生存需求的扩大，于是人们开始在黄河沿岸无节制地毁林伐树、破坏植被。过度的屯垦黄河沿岸的土地，导致土地贫瘠，水分流失。

黄土高原

另一方面，由于过度放牧，黄土高坡上原来的森林、草原也遭到不可逆的损伤，最终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黄土”高原。

综上所述，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和人类无节制的开发是导致明代黄河水灾频发的两大原因，其中人为因素甚至还要占更大的比重。

明代黄河灾害以波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爆发地域集中及破坏性强著称，而这些往往是压死百姓的最后一根稻草。加之朝廷对于黄河水患的无能为力，自古有之的民间黄河河神信仰自然成为了黄河流域最重要的信仰之一。

三、黄河河神的由来与演变

黄河，古代典籍中均称之为“河”，视为百水之首，历来受到人们尊崇。但由于历史上黄河流域水患频发，淹没农田，毁坏道路，夺人性命，出于对水患的恐惧与无奈，黄河流域的百姓只得求助于河神，请他大发慈悲平息水患，这就是黄河河神信仰的由来。

“河伯”冯夷

古代民间河神信仰发展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秦汉时期、唐宋时期、明朝时期，于明代演变发展达到顶峰。

数千年来，人们对于黄河河神的信仰从原始的自然崇拜逐渐向英雄崇拜转变：从最初单纯的自然崇拜与祭祀，到后来民间文化融合神话传说衍生出河伯冯夷的形象，再到明代将尽心尽力治理黄河的官员或平民冠以“河神”之名。

民间信仰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及社会行为方式，自身发展一直相对缓慢，又会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明朝黄河河神信仰得以发展的社会基础除了明代黄河灾害频发，还有当时经济、政治、文化的共同作用。人们在认识水平和治黄能力不足以控制黄河灾害时，只能选择将信仰寄托于外在的自然力。

从远古时期的祭祀黄河，再到秦汉时期的河伯神话形象，都是在自身能力不足时的无奈选择。面对这样的时代背景，民间具有治河河神特点的神灵信仰应运而生。当然，国家的默许政策、商品经济的繁荣、社会矛盾的日益突出、民间流传文化对黄河河神信仰的产生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四、政治上默许、商品经济繁荣发展、民间文化传承，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共同作用下，河神信仰应运而生政治上：由限制到默许

信仰文化历来多是从属于国家政治，虽然国家政治无法决定信仰文化的兴衰，但可以在政策和态度上，极大地影响其存在时间和发展趋势。

明初，由于国家政权的初立，对于民间信仰发展较为限制，后期也是由于政治需求和黄河灾害的频发，政府需要找到一条稳固国家政权的有效途径。

古代百姓在庙宇中祭祀河神

深深扎根于地方社会的民间信仰彰显出地方势力的庞大，而统治者也需要这种民间信仰来控制地方势力，所以国家政策开始悄然变化。政府的态度从最初的严格限制到后来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甚至还会将治河能臣或百姓封以神号。这种政策上的放宽，无疑加速了河神信仰的发展。

经济上：商品经济的繁荣

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提高，这就为祭祀河神，提供了经济基础的保障。商人在祭祀河神时大量捐款，一方面是对于河神信仰的崇敬，另一方面也是为自己积累声名。

宋代以前，蛐蛐主要作为“鸣虫”而出现在古人的日常生活中。唐代宫人往往喜欢捉来蛐蛐，把它装进金丝笼并置于枕畔，在夜阑人静之时欣赏它倾情的鸣奏，为生活增添一点乐趣。

而从宋朝起，蛐蛐则由演奏家转而变为英勇的斗士，人们拣选体型强健的蛐蛐置于斗盆之中，令它们相互搏斗以取得乐趣。

至此，斗蛐蛐不仅在乡野市井间流行，还令无数王公贵胄也痴于此道，大概很多人有所不知，明宣宗朱瞻基就因为喜好斗蛐蛐而被民间百姓戏称为“蛐蛐皇帝”。

有人不禁要问了，“蛐蛐皇帝”朱瞻基难道是一位昏君吗？答案是——非也！明宣宗开创大明盛世有功，还真是一位贤德的明君。

还没出生就深受爷爷朱棣所喜爱的孙儿

1399年2月，尚未发动靖难的明成祖朱棣当时仍为燕王，居住在北京的燕王府府邸。下个月春节一过，他的儿媳妇就要临产了，王府添丁进口本就是喜事盈门，朱棣心里自然非常高兴。

1399年3月16日，王府晚饭过后，朱棣在卧榻上竟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他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的父亲、洪武帝朱元璋将一个象征着权力的大圭递交于自己的手上，并说：传世之孙，永世其昌。

朱棣悠悠转醒之后，捻须回忆着方才梦中的情景，感到十分吉祥。

正在这时，仆役传来喜报说恭喜燕王新添了一名孙儿，朱棣顿觉梦境之神奇，赶快跑过去看孙子，爷孙刚一见面，朱棣便觉得这个孩子不仅相貌端和还非常像自己，自然就把梦境同小孙子的诞生并为吉兆，可这事不能乱于他人诉说，朱棣欣喜之余也只是与自己的王妃讲了。

而第二年，朱棣就发动了靖难，从燕王变为了明朝的第3位皇帝明成祖，想来，是跟孙子有关的那个吉祥的梦触动了朱棣，也给了他夺取皇位的勇气和信心。

“父凭子贵”，皇太孙朱瞻基帮助父亲朱高炽坐稳皇位

明成祖朱棣是位有勇有谋的皇帝，但他在立储的问题上却总是犹豫不决。

长子朱高炽心地仁厚但却腿有残疾、略显平庸，次子朱高煦能征善战却性情暴躁，不太适合继承大统。

后来，朱高煦助父王朱棣发动靖难成功，朱棣就越来越喜爱次子朱高煦，对长子就冷淡了许多。

对于长孙朱瞻基，明成祖可是想起来就满脸笑容，因为朱瞻基自小就聪明伶俐、讨人喜欢。

年长一点后，朱瞻基勤学好问，做事果敢笃定，不仅长得越来越像明成祖朱棣，而且祖孙二人性格也非常接近，所以朱瞻基深得爷爷朱棣的喜爱。

1411年，12岁的朱瞻基就被明成祖朱棣册立为皇太孙。从那以后，明成祖更是有意栽培孙子朱瞻基，就连数次北上亲征蒙古，都把朱瞻基带在身边，好让朱瞻基从小就学会行军打仗、学会参议军政。

小朱瞻基不仅是脑袋聪明，而且心思还明澈，他知道爷爷不喜欢自己的父亲，就总是帮助自己的父亲。等真正到了要选立太子的时刻，朱棣看着让自己处处都特别满意的皇太孙朱瞻基，就册立朱高炽为太子。

朱高炽虽然资质平庸还优柔寡断，但他为朱棣生了一个十分讨喜的皇太孙朱瞻基，明成祖朱棣希望将来朱高炽能把皇位传给朱瞻基，因此才先把皇位交给朱高炽——这难道不正是“父凭子贵”吗？

明仁宗朱高炽与儿子明宣宗朱瞻基共同开创大明盛世

1424年，明仁宗朱高炽继承大统，很快就册立朱瞻基为皇太子。可惜的是，朱高炽在位仅9个多月便驾崩了，年仅47岁。

朱高炽是一位仁厚的儒君，他登基之后，一改明成祖当政时的严苛法令，以儒家思想治国理政，广开言路，任用贤能，使得朝廷内外都十分开放清明，他还能大度地赦免建文帝时期入狱的旧臣，确实有明君之德。

此外，明仁宗朱高炽还在全国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让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休养生息。尽管只是当了不到10个月的皇帝，可明仁宗朱高炽在位时期的所作所为皆为明朝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也足够当得起一个“仁”字。

1425年，明宣宗朱瞻基即位，这位年仅26岁的皇帝励精图治，任用贤臣能将治理国家，让百姓继续休养生息，重视农业耕作，又派出郑和第7次出使外国互通往来，使得明朝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彼时，明朝的经济已经过了洪武、建文、永乐三朝的恢复与发展，至仁宗和宣宗两朝，逐渐形成了国泰民安的升平盛世，于是后人就将明仁宗和明宣宗统理国家的这11年称为“仁宣之治”。

虽说明仁宗在位仅9个多月，明宣宗因为英年早逝所以也只在位10年有余，可“仁宣之治”这一历史时期，华夏被番邦异国所钦慕，俨然成为海外诸国颇为向往的富庶东方大国。

可以说“仁宣之治”实际上更多的是后人对明宣宗朱瞻基在位时期所做出的贡献进行的褒扬和肯定。

明宣宗朱瞻基因尤为喜爱斗蛐蛐，故而得名“蛐蛐皇帝”

明宣宗即位那年是26岁，他在朝堂上虽说励精图治、挥斥方遒，而私下里他却对蛐蛐怀有一种痴迷之情。

明末清初史学家查继佐在其所著的纪传体史书《罪惟录》中提到：明宣宗斗鸡走马，园情鹢首，往往涉猎。尤爱促织、亦豢驯鸽，万姓颇为风俗，稍渐华靡。

可见，玩过诸多游戏的明宣宗很喜欢玩儿。他会派出宦官于京城内外四处收罗上等的蛐蛐，然后带回宫内进行角斗。每当将2只蛐蛐置于斗盆之中，令其振翅相斗、走窜搏击之时，明宣宗总是会抚掌大笑，开心不已。

上之所好，下必效焉，民间百姓也纷纷以此为乐，斗蛐蛐便自此成为了大明朝的“国戏”。

明宣宗得知苏州产出的蛐蛐最为优质，还曾秘密修书一封，命苏州知府为他搜罗蛐蛐，明朝王世贞在《国朝丛记》中还收录了这一密诏：敕苏州知府况钟：比者内官安儿、吉祥采取促织，今他所进数少，又多有细小不堪的，已敕他末后运，自要一千个。敕至，而可协同他干办，不要误了！故敕。

促织指的就是蛐蛐，朱瞻基贵为天子，却为了得到1000只蛐蛐而命令地方官进行协助采办，实在有些可笑。

相传后来，朱瞻基在全国征收蛐蛐，导致一些地方的人民不事生产，专逮蛐蛐，搞得民怨沸腾。

逮不到蛐蛐的人为了完成任务只得买来蛐蛐交差，一度蛐蛐的价格涨得很高，还害得一些百姓家破人亡。

明宣宗不仅对蛐蛐的质量要求甚高，还追求蛐蛐所盛笼盒的新颖和精美。

明宣宗为了饲养蛐蛐，下令官窑烧制精美的蛐蛐罐，景德镇的官窑就是宣德时期主要为皇家烧制蛐蛐罐的窑口。

尽管蛐蛐罐不大，可烧制成功却非常不易，再加上成品要为皇家所御用，想来肯定是比较劳民伤财的。由此看来，难怪这个诗画并优的贤明国君会被后人稍稍诟病，并得到了一个“蛐蛐皇帝”的外号。

通读历史，我们不难知晓明宣宗朱瞻基在位期间为明朝的繁盛所做出的一系列努力，而他作为拥有国家最高权利的青年皇帝，自然可以拥有自己的诸多爱好。

尽管他喜好广泛，尤爱斗鸡、豢鹰、驯鸽、斗蛐蛐，还对诗画颇有一番造诣，但他还是比较遵从祖制，也拥有自警力，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框限在相对文雅的娱乐之中。

比起历史上那些多到数不清的既骄奢*逸，又残暴荒唐的君主帝王来说，明宣宗朱瞻基已经很懂节制了，也算得上是一位明君。

试析明朝中后期士人弃学经商的原因（一）

试析明朝中后期士人弃学经商的原因

陈卫兵

摘要：士人指熟读诗书等儒家经典的而没有进入仕途的知识分子。在明朝中后期，即从嘉靖、隆庆直至天启、崇祯年间，在此期间明代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资本主义萌芽开始产生，商业有了很大的发展，连一向"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知识分子也抛弃了清高，日益世俗化，开始加入商人的行列，走上了弃学从商的道路。本文正是从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上进行探析。

关键词：明朝中后期　士人　弃学经商　社会思潮　社会风气

在明朝中后期，我国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很特别的现象，"安平乐道"已经不再成为士人的人格理念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弃儒就贾，成为当时商业发展中的一支生力军，但究其原因，有很多种，正是在诸种原因的综合作用下使士人经商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本文将从明朝中后期的历史中寻求促成士人实现这一重大转变的系列原因并进行扼要的分析。

一

特定社会下的社会思潮必定对此社会的风气和世人的思维支配下的行为有很大的影响。明代中后期，整个社会的思潮有了很大的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新的变化，这无疑对士人的守旧心理也是一次重要的冲击。

可以说明代中后期以后的社会思潮的影响从根本上摧毁了士人的"轻商"的心理防线，且看明朝中后期，在社会思潮上起重要作用的源于王守仁心学的一个思想派别--泰州学派，它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这一学派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它所具有的浓郁的平民化色彩和狂者品性。但是泰州学派的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之一，就是对自我的高度重视和对人欲的充分肯定，它与明代中后期因商品经济快速发展而出现的社会观念的变革潮流是相一致的，并在促进这种观念变革走向深入和普遍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作为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其学说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他的"格物论"，时称之为"淮南格物"。而强调个体的生存权利和人格独立的价值的"保身爱人"说，又是"淮南格物"中最具特色的内容。王艮认为个人与国家同等重要。他对《大学》中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一句的解释很能看出他在这方面的观点，他认为修身就是立本，而立本也就是为了修身。由于入仕做官有时会导致"害身"的结果，所以王艮对做官持怀疑和否定态度。在"保身"的基础上，王艮又进一步提出"爱人"的主张，并把"爱"视作维系个人、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纽带，他因此认为皇帝是从百姓中产生的，与百姓没有什么区别。[1] (p543-544)也就是说，人与人都是生来平等的。这与儒家传统所提倡的爱应该是有等级和差别的观点有着重大的差异。可以说是对这一传统的背叛，也有利于引起广大知识分子对传统儒家思想的反思。

以上的所列举的王艮的"保身"、"安身"的说法，是强调人在物质生活方面得到满足的必要性。给了"人欲"以应有的地位。其后学者对"人欲"有了更大的发展。如王栋反对遏人欲，他认为从古至今没有哪个圣门有用来遏制人欲的教法。在这点上，何心隐更是大加发挥，他认为"性而味，性而色，性而声，性而安逸，性也"[2] (p40)"声色、臭味、安逸之乘于耳目鼻口四肢……尽乎其性于命之至焉者也"。[2] (p19)由此可知，他实际上把人欲与天性等同起来了，赋予了人的物质欲望以很高的地位和价值。被称为儒教的叛逆者的泰州学派的后学李贽对"人欲"的价值也作了很深刻的论述。他指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3] (p4)他还认为，"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如服田者私有秋之获，而后治天必力；居家者私积仓之获，而后举业之治也必力。"[4] (p544)其中的"私"是自然之理，是推动人们勤勉进取的内在动力，就是所谓的"圣人"，没有心中的"私"的支撑，也不会有所作为，所以他认为治国的人只有顺应人皆有私的自然之理，社会才能安宁。虽然他们的目的还是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服务，但客观上扩大了世人的思维空间，有利于新旧思维的更新。

以上的泰州学派通过"人欲"的张扬，对传统的儒家思想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它的出现适应了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为追求财富和私利的社会新思潮提供了强有力地理论依据。这也为明代中后期的士人最终摆脱"儒学"的束缚，选择经商提供了理论参考，成了他们强有力的精神支柱。

从另一方面，即历史上对商业的传统看法来看，以前历来的统治者和儒家都很"重农抑商"，将商贾置于"末流"和"市井小人"的地位而不屑为伍。宋儒的"四民"之分，士、农、工、商，以"士"为首，以商为末。然而，自明代以来，随着商业的发展，明代知识分子对商业和商贾的看法有了一个全新的改变。明代大儒王守仁所谓只要心体不累，就是天天做买卖，也不影响他成为贤人。他还认为四民虽异业但同道。隆庆、万历时的宰辅张居正对商人的认识也大异于前人，他认为只有通过商业互通有无，才有农业的正常生产，商业不能互通，对农业也不利，农业就会歉收；反过来农业不好就不能来支持商业，商业又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所以他认为农商之间是相互制约的，两者不可偏废。启蒙思想家李贽对商人也寄以同情，他认为商人没有可鄙的地方，他们既要拿出数万的资本，冒很大的风险，还受官吏的侮辱，在市场上还要忍受诟骂，可以说历尽了千辛万苦，最后的回报却少得可怜。这都反映了传统四民观念的动摇及新的四民观念的确立。从而为一般儒者弃儒就贾提供了理论依据。

正是因为以上诸因素的存在，使得明代士人首先从意识上强化了经商的概念，鼓励了弃儒就贾的行动，有利于在明代中后期的社会中掀起一股士人弃学经商的热潮。

二

社会风气必然对士风有很大的影响，明代中后期的社会风气对士人经商也有很大的诱惑作用。明朝中后期封建同统治机构瘫痪，过去那种凭人的穿着来判定他的贵贱，通过他用的物品而可以看出其人的等级和地位的规制已经日益为世俗所冲破。当时江南一带衣丝蹑缟的人很多，而布服菲履的人很少，他们使用的绝大多数东西都要到市场上去购买；杭州人好游玩；广东人厚宴；山东人连饮食器用和婚丧游宴，都与旧俗不一样。富者之间斗富，敦厚俭朴的人遭窘笑，华奢相高衍为风气。如《博平县志》所说，"市井贩鬻厮隶走卒亦多缨帽缃鞋，纱裙细袴，酒庐茶肆，异调新声，汩汩浸*，靡焉不振。甚至娇声充溢于乡曲，别号下延于乞丐，逐末游食，相率成风。"[5] (p103)由此可见，全国上下，世风日下，追求气派奢侈之风在明朝中后期几遍全国各地，整个社会几乎掀起了拜金主义的盲潮，体现于当时的社会各个角落。

例如嘉靖时苏州人蔡羽在其《辽阳海神传》中曾介绍了徽州的商俗。按照当地的习惯，外出经商者 ，几年才能回来一次，回来后，其妻子、儿女、亲友、乡族首先看他的收获多少，赚的钱多的人自然受到称赞和尊敬，而赚钱少或者不赚钱的则受到冷遇或被人嫌恶。[6] (p87)

这种风气不仅腐蚀了人们的思想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