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循，字理堂，一字里堂，扬州甘泉（今扬州）人，是清代乾嘉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学识淹博，著述宏富，成就卓著，在清代学术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扬州大学刘建臻教授长期从事经学和文献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对清代学术特别是焦循及其著述有湛深研究，并具有整理点校古籍文献的丰富经验。正是因为著作者的重要地位和整理者的优越条件，早在2007年，整理《焦循全集》的设想就获得专家的高度肯定，并列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整理计划，成为清史文献整理的重要项目之一。经过长达十年的努力，终于结成硕果，2016年，《焦循全集》由广陵书社顺利出版。

《焦循全集》多达640万言，具有如下特点：其一，是迄今搜罗汇辑焦循著述最为丰富的合集。焦循学问博大精深，其著述遍及经、史、子、集四部，约计达数十种之多。此前，除少量著述如《孟子正义》等数种得以出版之外，绝大多数都未能得到整理，甚至还有诸多稿本、抄本未能得到发掘利用。整理者付出大量心血精力，广搜博采，抄录影印，尽最大可能网罗焦循所有著述。如《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毛诗地里释》《注易日记》《里堂书跋》《乘方释例》《里堂札记》《里堂诗集》《里堂道听录》等20余种稀见稿抄本，分别珍藏于上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扬州市图书馆等十余家收藏机构，整理者不辞辛苦，多方搜求，终得如愿以偿。在广泛搜罗、认真辨析的基础上，全书最终收录焦循著述59种，其中甲编为焦循自著52种，乙编为焦循摘抄或选刻之书5种，另附录他人摘编焦循著述2种。除极个别求之不得或寻之未获外，几乎将焦循著述囊括无遗，堪称迄今最为全备的焦循著作合集。

其二，是迄今别白考辨焦循著述最为精审的合集。焦循著述众多，其中不免存在鱼目混珠、真伪杂陈的情形。刘建臻教授系研究焦循及清代学术之专家，此前即出版发表有《清代扬州学派经学研究》《焦循著述新证》和《焦循学术论略》等系列论著。依据多年研究奠定的学识功底，整理者对现存以及见于记载的各种焦循著述详加考证辨析，以删重去复，黜伪存真。以焦循有关《诗经》的著述为例，上海图书馆藏有《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和《毛诗物名释》稿本2种，南京图书馆藏有《陆玑疏考证》1种。以其名目观之，当为三书。整理者经仔细比勘，发现《毛诗物名释》实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之初稿，而《陆玑疏考证》则系《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第十二卷之内容，遂保留《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1种，而摒弃了原计划收录的《毛诗物名释》和《陆玑疏考证》2种。又如收藏于国家图书馆的《里堂书品》抄本，卷首目录题“里堂焦氏书品”，下署“廷琥手录”。书名既题焦循之字，抄录者又为焦循之子焦廷琥，学者多将其视之为焦循著述。整理者细加考核，发现焦循本人及其子焦廷琥均未言及此书，且现存焦廷琥手稿笔迹与是书明显不符，进而发现其书内容旨趣与焦循学术思想相去甚远，书中甚至还载有焦循身后之事，遂判定该书实为伪作。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整理者将该书直接剔除，不予收录。诸如此类，整理者对能够查找到的焦循所有著述，均一一厘清其重出者、伪托者、未成者、散佚者，乃至未见、存疑者，最终确定全集的收录内容范围。其考辨及其别择堪为定论，有效地保证了新版《焦循全集》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其三，是整理难度极大的清代学者著作集。焦循学识广博，在经学、史学、文学，乃至天文、历法、数学、医学、术数等各领域均有很高造诣，当时即有“通儒”之称。再加上其著述稿本、抄本颇多，今人辨识整理，其难度可想而知。整理者迎难而上，网罗专门人才，组织学术队伍，采取各种措施，克服困难，解决问题，终于高质量地完成了整理点校工作。

作为清代文献整理的新成果，《焦循全集》的推出，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一方面，《焦循全集》的整理出版，为学者阅读利用提供了可靠方便的文本，必将大大推进对焦循本人及其清代学术的研究；另一方面，《焦循全集》的整理出版，反映了新一代的扬州学人对扬州先贤尤其是清代扬州学派学术的继承、发扬和创新，可谓薪火相传，渊源有自，必将有力地推动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黄爱平)

文献史料的类型有很多种。下面列举一些常见的类型：1 原始史料：指的是历史上直接记录事件的物品，如石碑、碑刻、古代文献、手稿、写在墙上的文字等。2 古籍文献：包括诸如《史记》、《资治通鉴》、《大学》、《中庸》等古代文献。3 口述史料：包括口头传承中所记载的历史事件和口述的历史故事。4 待解密文件：如政府机构和军事机构所保留的机密文件、情报文件等，需要被授权才能查阅。5 地方志和家谱：地方志是一种记录地方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地理等方面的历史文献，家谱则是记录家族历史的文献。6 照片、画作、纪念品：这些物品可以通过文物研究和分析，向我们展示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真实面貌和生活情况。7 报纸、杂志、公告和广告等印刷品：这些文献可以反映时代的社会风貌、价值观念和文化传承等，并以其丰富的文献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

我国古籍目录数量多、种类多，内容极其丰富。如果从目录编制的体例看，大致可分如下三种：

第一种，部类前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解题又叫叙录或提要。它的作用是叙述作者生平，概括全书大旨，品题得失，考辨讹谬。这种既有序又有解题的目录，不仅剖析学术流别，而且提要钩玄、举其大旨、“故虽书有亡失，而后之学者览其目录，犹可想见全书之本末”（朱彝尊《曝书亭全集》卷四十四），因此在学术上有很高的价值，历来被学者们所推重。流传至今的有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清代官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这种解题目录始于刘向的《别录》和刘歆的《七略》，到宋代时已趋于成熟，《郡斋读书志》与《直斋书录解题》就是标志；而清代所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加完善，成为解题目录的集大成者。

第二种，部类前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无解题。这种目录，价值在于小序。小序条辨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家之学，使人得以由委溯源，考辨学术源流。流传至今者，有《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

第三种，只记书名，无小序、解题。如宋代郑樵《通志·艺文略》，清代张之洞《书目答问》，唐以下各史《经籍志》、《艺文志》，以及一些私人藏书目。郑樵《通志·艺文略》的宗旨是：“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郑樵《通志．校雠略》）。郑樵反对每书之下必有解题，认为这是“泛释无义”、“文繁无用”，主张从目录的分类来体现学术源流的本末先后。他排斥目录中的解题，未免失之偏颇，但他所编《艺文略》，分类之间剖析流别，秩然有序，确实体现了“类例既分，学术自明”这一原则。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分别条流，慎择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令其门径秩然”（《书目答问》略例），其编排之法与郑樵的原则相吻合。因而在只记书名的目录当中，《通志·艺文略》和《书目答问》为人们所重视，具有一定的价值。

由此可见，考辨学术源流是我国目录学的正宗及优良传统。

此外，从目录的形成及目录的体制看，又可分为官修目录、史志目录、私人藏书目录等三种。

第一种官修目录，这种目录是在国家藏书的基础上编制成的。历代封建统治者，在政权趋于巩固、国家安定的情况下，往往着手整理文化典籍，当然也为了对人民实行思想统治。从汉代至清代，历代王朝大都搜集天下遗书、编制全国性的综合目录。这种目录由于是政府组织编修，因而无论人员的配备，还是书籍资料的搜集，都雄厚而充实，特点是书籍著录完备，包罗宏富。如《群书四部录》（唐开元初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但由于成于众手，往往失于疏漏，这是一个缺点。

第二种史志目录，这种目录是历代史官在修史时，根据同时期的国家藏书修成的。目的是记一代藏书之盛，把一个时代的学术文化情况作为历史的一个方面记录下来，和正史一同流传。自从班固首创《汉书·艺文志》，开了正史中记载目录的先例，历代修史者相沿不绝。如《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等。从汉代到清代，史志目录一直是我国目录学发展史中一支重要的流派。可据以考见一代学术源流及典籍的存亡，在历代官修目录大部分佚失的情况下，同史书一同流传下来的历代史志目录就更显得珍贵了。

第三种私人藏书目录，这种书目是以私人藏书为基础编制的。限于各方面的力量，它不如官修目录的完备、宏富，但它可以补官修目录及史志目录之阙，特别是私人所著的解题目录，在补阙这一点上尤其重要，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这两部目录著录的书籍，后来大多佚失；但由于这两部目录都有解题，因而“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伪，考核异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成为“考证之所必资”的重要目录。

我国古代目录的种类，如果从它的性质上看，也可以分为三种，即综合目录、专科目录、特种目录。

第一种综合目录最为常见，一般都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分类。历代官修目录、史志目录、私人藏书目录、通常都属于综合目录。

第二种专科目录是伴随着科学文化的逐步发展，适应人们对某一学科进行不断深入的研究的要求而产生的专业性目录。我国最早的专科目录是汉武帝时杨仆的《兵录》。后来，与历代学术的兴盛相适应，产生了各种不同的专科目录。汉魏以来，文学开始繁荣。晋初产生了荀勗的《杂撰文章家集叙》、挚虞的《文章志》。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开始盛行，由于我国有儒家独尊的传统，佛教仍被视为异端，佛经在目录中没有地位，这反而促使佛经目录向专门化发展。晋代释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齐梁间释僧祐的《出三藏记集》，都有一定的价值。史籍目录兴起于唐代，金石学目录源于宋代，时代愈晚，专科目录愈多，也愈加专精。如清代朱彝尊的《经义考》、谢启昆《小学考》，都是质量较高的好目录。

第三种特种目录是性质特别而又不限于一科的目录。如丛书目录，目前最完善而使用又方便的是上海图书馆一九五九年出版的《中国丛书综录》。禁书目录，有陈乃乾所编《索引式的禁书总录》。版本目录，有清代钱曾《读书敏求记》、邵懿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等。敦煌写本目录，有商务印书馆编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是目前最好的敦煌遗书目录。另外还有地方志目录、善本目录、词曲目录、辨伪目录等等。

如果我们熟悉并且掌握各种目录的不同性质及其特点，在学习、研究、整理古代典籍的过程中，将会心中有数，目标明确，驰骋自如。

一般有三种修复方法，分别是划栏补字、不划栏不补字和划栏不补字。这里“栏”就是古籍版式中的“边栏”，是将字围成一个版面的方形线条。无论使用哪种方法修复古籍，都要遵循“整旧如旧”的原则。

所谓“整旧如旧”，就是要在修复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还原古籍原本的风貌。这里就需要有独特的仿古技术，同时还要选用与古籍相同或相似的材料，才能将古籍原来的特色保存下来，有助于考证版本。下面就来介绍三种对缺失文字修复的方法。

第一，“划栏补字 ”。意思是在修复古籍的时候，把边栏画上补全，也把缺的字补全，缺的字可以通过专家考证得知。这种方法是非常传统的古籍修复方法之一，但是现在已经很少用了，因为这么做很容易破坏古籍原来的风格，对专家考证其他相关信息造成不便。

第二，“不划栏不补字 ”。意思简单明了，对古籍原本的边栏和字等信息一概不管，只补纸张，选用材质相同、相似的纸张材料，对古籍缺失的边边角角给予填补，这种方法是现在业内最认同的方法。作为一名修复人员，他所擅长的不是去判断缺失的文字需要补什么，而是做一个“最小修复”，所以这么做不仅让整个书籍看起来工整许多，也保留了古籍的原汁原味，为考证工作提供了相当大的便利。

第三，“划栏不补字”。这是对前两种方法的一个整合，如果只补纸张，可能略显单薄，如果全都补上，那古籍也不能称之为古籍了。所以有人想出了这个方法，因为边栏只是一个排版样式，判断和修复边栏比修补残缺的文字要容易许多，也不会对古籍造成太大的破坏。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其文献记载历数千年而未中断。中华民族的典籍文献，夙称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其数量之丰富，内容之深厚，举世无双。这些丰富的典籍不仅承载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并且对世界文明的进程产生深刻影响，是全人类共有的宝贵文化遗产。保护并继承中华民族文化遗产，要求今人对现存中国古籍作系统整理与研究，首先需要对文献资源作全面调查与清理。在中国历史上，像编纂《中国古籍总目》这样在全国图书馆界、学术界对古籍文献进行深入细致的清理，尚属首次。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出版，具有开创性与总结性，堪称中国古籍整理研究的重大成果。

编纂全面反映中国古代文献流传与存藏状况的总目录，是文献学界、图书馆界多年的共同理想。中国历代有编纂史志目录、公私藏书目录的传统，并重视书目编纂“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指导作用。史志与公藏目录多反映各朝皇家或官府的典籍积累，私家藏书目录则较多反映民间的文献收藏，两者各有局限，互为补充。收罗完备、着录详明、体例精严的总目录，惟有文献典籍大多归于公藏，各地区、各系统图书馆开展联合编目的当代，才有可能产生。近代以来，各大图书馆逐步积累的馆藏古籍记录与各学科专家合作编纂的专科目录，是《中国古籍总目》编纂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编纂的《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大型书目，为《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提供了文献调查与收集、书目汇总与校订的成功范例。

据网上搜索知：语言学是以人类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探索范围包括语言的性质、功能、结构、运用和历史发展，以及其他与语言有关的问题。

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语言事实，包括现代的语言和古代的语言。例如对《诗经》的研究中，不但可了解古人如何运用文字，运用语言叙事抒情，还可了解到许多现在已经消失或者不常接触的植物名、动物名、生产生活方式、重要的祭祀活动等等；面对一个词语或者成语，除了现今的意思和用法，还可以知道其来源、典故等。事实证明语言学的研究是引领人们了解历史，思考未来语言发展的明灯。

学科交叉研究法是把多种学科引进语言学，把语言学引进别的学科的指导方法。即立足语言学，与其他学科多向交流，吸取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分析方法。科际交流，尤其表现在方法的借鉴与习得上。这个方法的特点是多种方法的相互渗透和融合，如融会语言学上的共时描写法、历时分析法、社会学上的社会调查法、阶层分析法，以及其他学科的统计法、历史研究法等等。这一研究方法的领域十分广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