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谚》是清光绪四年（1878），会稽人范寅撰，为绍兴方言集大成之作。全书分为上、中、下三卷，卷上著录语言，卷中著录名物，卷下著录音义，还有附论。《越谚》记录的是当时的绍兴方言，记录了不少当时口头流传的，对研究越语音、词汇、语法、文化很有价值，可以说是一本绍兴方言的辞海。

越谚 [普通古籍] : 三卷，剩语二卷 / （清）范寅辑 -- 刻本 -- : 谷应山房, 清光绪8年[1882]

越谚正续集 [普通古籍] : 三卷 / （清）范寅辑 -- 石印本 -- : 浙江绍兴墨润堂, 民国元年[1912]

越谚剩语 [普通古籍] : 二卷 / （清）范寅辑 -- 刻本, 重印 -- : 谷应山房, 清光绪8年[1882] : 北平来薰阁, 民国21年[1932]重印)

越谚 [海外中文图书] / (清)范寅采编 -- 影印本 -- 台北 : 东方文化书局, 1972

越谚 [专著] / (清)范演编撰 -- 影印本 -- 上海 :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7

越谚 [普通古籍] : 三卷 / （清）范寅辑 -- 影印本 -- [扬州] :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90

四库未收书辑刊 玖辑 贰册 [专著] / 四库未收书辑刊编纂委员会编 -- [影印本] -- 北京 : 北京出版社, 2000

《越谚》点注 [专著] / 侯友兰等点注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06

八国联军一共派了有49360个人侵略中国。

八国联军指公元1900年5月28日（清光绪二十六年），以当时的大英帝国、美利坚合众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日本帝国、意大利王国、奥匈帝国为首的八个主要国家组成的对中国的武装侵略战争。

八国联军派兵人数：

日本：战舰20艘            海军陆战队540人             陆军20,300人。

英国：战舰8艘               海军陆战队2020人          陆军10,000人 。 

法国：战舰5艘               海军陆战队390人            陆军3,130人。  

美国：战舰2艘               海军陆战队295人            陆军3,125人 。 

德国：战舰5艘               海军陆战队600人            陆军300人 。 

俄罗斯：战舰10艘         海军陆战队750人            陆军12,400人。

意大利：战舰2艘           海军陆战队80人               陆军5人。    

奥匈帝国： 战舰4艘       海军陆战队294                陆军100人 。

八国联军把北京分成不同的占领区，东四以北由日军占领，熟门熟路的日军率先掠走内务府300万两白银，东四南大街以东由俄军占领，以西由意大利军队占领。

皇城东北由德军占领，皇城东部由日军占领，皇城东南由英军占领，崇内大街以西东长安街以南由德军占领。

西城由美军、法军、英军、意军占领，外城由英军、美军、德军占领，实行军事统治。

扩展资料：

1900年8月14日，北京城彻底沦陷，八国联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抢掠！从紫禁城、中南海、颐和园中偷窃和抢掠的珍宝更是不计其数。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在后来也承认，‘’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

1901年9月7日，以《辛丑条约》的签订为结果，中国自此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给当时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空前沉痛的灾难。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中国国际地位一落千丈。西方列强便开始对中国这块肥肉垂涎三尺。

19世纪末，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热潮。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日益高涨。

与此同时随着战争赔款的加深，人民不堪重负，终于引起了义和团运动，清政府内忧外患，无力抵抗，因此西方列强更加放肆，趁火打劫，妄图吞霸中国。

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

光绪皇帝的一生按现代的话来说：十分的悲摧。虽然光绪皇帝只活了38岁，但没有留下一男半女却是一件很不正常的事。 

综合各种说法，我的看法是光绪皇帝没有后代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近亲结婚惹得祸。据史书记载，清朝实行肥水不外流的政策，坚持种族结婚，蒙古联姻。其中满人和蒙古两个种族经常为了加深感情，亲上加亲，在很大程度上导致身体机能出现问题。满清皇帝中，除了康熙生了三十五个儿子外，其他皇帝孩子都寥寥无几，一代比一代呈现出递减模式，造人能力不断下降。

二是心里阻碍。光绪一生都生活在慈禧权力的阴影之下，不仅政治抱负得不到施展，而且在生活方面也处处受到慈禧的制约。光绪有一位皇后，有两名有名分的妃子，身边还有成群的妙龄宫女。

但是光绪皇帝真正喜欢的惟有珍妃。珍妃生性乖巧、善解人意，工翰墨会下棋，日侍皇帝左右，与光绪共食饮共玩共乐，对于男女之事毫不在意，“德宗尤宠爱之，与皇后不甚亲睦”。 

按理说，与光绪帝亲密共处的珍妃应该会怀上个龙种，但是好田还需要好种子，这样看来，问题就出在光绪的身上。

这就引出了第三个原因：清代皇帝都很会保养，他们的衣食住行都有记录。尤其是对健康状况记录的都很详细。在记载光绪皇帝病史病情的《病原》档案上，就对光绪皇帝的病情有可信的记载，有些还是光绪自己的口述和亲笔记录：光绪死的前一年，他这样写道：“遗精之病将二十年，前数年每月必发十数次，近数年每月不过二三次，且有无梦不举即自遗泄之时，冬天较甚。近数年遗泄较少者，并非渐愈，乃系肾经亏损太甚，无力发泄之故

”用现在的话来说：光绪得遗精病将近20年，前几年每月遗精十几次，近几年每月二三次，有时候夜里没做性梦、也没有夜间勃起就自行遗精，冬天较为严重。近几年遗精次数少了，原因并不是病情好转，而是肾经过于亏虚，导致精液无力泄出。这下真相大白，没有孩子主要还是光绪身体不行。光绪为了治好病，也曾经下过大力气。为治疗光绪的遗精病，御医开出了不少药方，光绪曾亲手抄写一份“治遗精方”，由熟地、泽泻、丹皮、茯苓、山药、枣皮、芡实、菟丝子、杜仲、巴戟天、猪油等组成。此方有光绪亲笔书写的“极效”二字，应该是他服药后的体验。

药物配伍来看，本方是在六味地黄丸的基础上，加温肾固精之品而成，巴戟天配菟丝子，补肾固精的作用相得益彰。杜仲加上芡实，健脾益肾的功效更强。但是，光绪被慈禧太后囚禁瀛台达十年之久，长期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心理受到严重摧残。 “心病”不除，即使药物再灵验，也无法根治他的遗精病。这在中医古籍《灵枢·本神篇》早有定论：“恐惧而不解则伤精……精时自下。”光绪帝因情志失调，惊恐不安，从而使遗精病迁延加重。在这种状态下，想要生孩子也是痴人说梦了。

中国近代社会习俗的变化 

一、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 

近代民俗变迁是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近代社会转型相始终。近代民俗变迁涉及到社会各个角落、各个层面。以下从礼仪、消费、服饰、饮食、居住、出行、节日、婚丧等八个方面进行概括，大致可以窥见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 

1礼仪习俗的变化：在鸦片战争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传统的社交礼俗和祭典礼俗，包括称谓、见面礼等仍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人们见面要行作揖、拱手、跑拜、请安等礼。跪拜本是互相致意的姿势，但在封建时代成为敬重、臣服的一种礼节，以体现封建社会的等级尊卑，跪拜主要对尊长，最隆重的是行三跪九叩大礼，平辈之间一般用作揖、拱手方式即可。与此相适应还有一套“大人”、“老爷”、“太太”、“老太太”等称谓。然而，开国以后，在沿海通商地区，受西方平等观念影响，先是在新式知识分子内部，逐渐采用握手、鞠躬等见面方式，并且用“先生”、“女士”、“**”、“同志”取代了先前的称谓。1912年民国成立后，明令祭孔时“除去拜跑之礼，改行三鞠躬，祭服则用便服。”（注：《丁祭除去拜跪》，〔上海〕《申报》1912年3月5日。）不久，又明令废除社交中实行的叩拜、相揖、请安、拱手等旧礼节，改行鞠躬礼为主。同年8月17日，民国政府公布了《礼制》，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新式礼节的合法地位（注：《东方杂志》第9卷第4号，1912年9月。）。行鞠躬礼，使用“先生”、“君”的称呼，反映出近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总之，脱帽、靶躬、握手、鼓掌等新礼俗逐渐成为中国通常的“文明仪式”、“文明礼”，反映出社会礼俗的进步趋向。此外，在城市中交际舞的流行、生日聚会以及同事宴请等，都反映出近代交际习俗的新变化。 

2消费习俗的变化：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以及中国新式商业的产生和迅速发展，对传统消费习俗产生巨大冲击，并直接导致了消费习俗的变迁。在鸦片战争后的道光年间，享用洋货在上层社会已渐成时尚，不过开始仅限于通商口岸等少数地区和官僚富裕之家，到19世纪末，随着通商口岸增加到70余个，于是洋货消费遍及各阶层，即使在云南交通偏僻之地的商店里，也可见到不少洋货，包括各种哈剌呢、哔叽、羽纱、法兰绒、钟表、玻璃等，一应俱全，而且其售价“并非贵得惊人”（注：姚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06-1107页。）许多“农民亦争服洋布”，中产之家更是“出门则官纱纺绸不以为侈”，“一般青年均羔裘如膏矣”（注：宋延斋：《蒲圻乡士志》，转引自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2页。）。此外，赛马、赛船、网球、足球、西餐、啤酒、西式点心、西式饮料、业余剧社、公园、室内音乐会、**、电灯、电话、自来水、邮政、电车等西式生活方式无不影响到中国人消费方式的改变，使中国人消费结构、消费内容均发生重大改变。此外，以上海为例，色情消费、游乐消费也成为商人、富人等消费方式中的重要内容。 

3服饰习俗的变化：中国服饰习俗源远流长，各时代都有绚丽多彩的服饰。至清代中国服饰则多以长袍马褂为主，女子则穿旗袍。民谚有“孔雀翎，马蹄袖”之说。服饰具有体现等级森严、褒衣博带特点，这些弊端与近代人的平等要求以及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很不协调。为此，部分中国人开始接受西式服饰。在19世纪50年代，香港、广州即有人模仿洋人打扮，华商更多有穿洋装者。戊戌时期康有为力倡“易服”。20世纪初，当时青年穿西服的人渐多起来。1903年胡汉民任教的广西梧州中学允许学生可以在岁时年节“披洋衣揖孔孟”（注：《胡汉民自传》，〔北京〕《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可见在学生中穿洋服的人已不在少数。当时的出“洋”留学生更多着洋装。清亡后，曾出现过“洋装热”，在通都大邑，人们“趋改洋服洋帽，其为数不知凡几”（注：《潘月樵请用国货》，〔上海〕《申报》1912年3月4日。），在偏远小城，“文武礼服，冠用毡也，履用革也，短服用呢也，完全欧式”（注：民国《慈利县志》卷17，风俗。）。此外，洋式衬衣、绒衣、针织衫、西裤、纱袜、胶鞋、皮鞋等都渐渐普及推广，总之，中国服饰中的西方因素不断增加。值得一提的是，中山装则是近代中西服饰合璧的最典型标志。 

在广义的服饰民俗中，穿着和“打扮”是有机的统一体。例如纹身、化妆、发式、饰物、缠足等。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人到中国，首先看到的就是蓄着长辫子的男人和裹着小脚的女人，“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眼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注：〔英〕哈利：《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王维周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男人拖着大辫子、穿着宽大的褂袍，女人裹着小脚，这是清代中国人的基本装束。然而，19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人这种装束形象有了显著改观。首先，一批来华的传教士中有人首先提倡天足。维新派人士更率先反对缠足，主张放足，1883年康有为在广东南海县成立不缠足会，1896年又在广州成立不缠足会，1897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成立不缠足会，不久不缠足会遍及东南沿海地区。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还发出上谕禁止缠足。1901年慈禧太后下达了劝禁缠足的懿旨，1912年民国成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从反对传统道德，争取妇女解放的角度看，不缠足运动带有反封建的政治意义，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辫发虽系清代男人的形象标志，但却是满族习俗同化汉族的结果，在外国人面前，却又成为中国人的民族标志了，而这种民族标志，在近代又成为与开化世界趋向短发的世界大潮相背驰的“落后”、“不开化”的标志而体现的。 

戊戌时期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的《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中公开要求清政府“断发”易服，一般开明人士也发出了剪辫的呼声。清政府更在1911年允许官民自由剪发了。辛亥革命爆发后，辫子陆续剪掉。当时甚至出现了众多的理发店取代了众多的“剃头匠”。连袁世凯也剪掉了辫子。民国的成立更带来了短发的普及。 

4饮食习俗的变化：中国是世界上饮食文化发达的国家，至清代已逐渐形成了川、粤、鲁等各种菜系以及其它各地方风味菜肴及小吃。至鸦片战争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的饮食习惯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但随着西方文化的进一步渗入，西方的一些饮食也逐渐传入中国，至19世纪中叶以后西式饮食开始在一些沿海通商城市流行。1876年葛元煦注意到，开设在上海虹口一带的西餐馆有“华人间亦往食焉”（注：葛元煦等：《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到八、九十年代，天津、北京的西餐馆也相继开设，名声愈来愈大。翻阅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常可看到“品升楼”、“德义楼”等“番茶馆”的广告，称它们专办“英法大菜”、“请得巧手外国厨房精调西菜”（注：《大公报》光绪二十八年5月25日、8月23日。）。北京的西餐饭店档次很高，象“六国饭店、德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矣”（注：胡朴安编：《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一，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页。），以至官商各界人士每每出入其间。辛亥之后，在一些大城市，吃西餐成为一种时髦。海昌太憨生在《淞滨竹枝词》中写道：“番菜争推一品香，西洋风味睹先尝，刀又耀眼盆盘洁，我爱香槟酒一觞”（注：顾柄权：《上海风俗古迹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页。）。总之，在以“洋”为时尚中，具有西方风味的食品渐受中国人的欢迎，如啤酒、香槟酒、奶茶、汽水、冰棒、冰淇淋、面包、西点、蛋糕等皆被国人接受。说明西式饮食已引起了中国饮食习俗的较大变化，丰富了我国人民的日常生活。 

5居住习俗的变化：中西居住习俗差异较大，这里既有都市化程度问题，也有不同的风俗问题。皇家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杰出代表，不过它与民居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别。北京的四合院、西北高原的窑洞、南方的天井院落、西南少数民族的吊脚楼和土楼、北方草原的毡包等，都是中国传统民居的典型形态。通常中国传统民居以平房为主，这主要与中国有广阔的土地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技术落后有关。在近代，由于受西式建筑风格的影响以及都市化程度的提高，在一些通商口岸，中国人也开始建筑西式或半西式住宅，出现“huán①huì②多仿西式”的风尚。邓子琴在《中国风俗史》中称，“晚清园亭，亦参以西式建筑，而通都大邑，几于触目皆是矣”。在天津，小洋楼渐渐取代北方的四合院而成为当地居室建筑的新潮流；在沈阳“建筑宏丽，悉法欧西，于是广厦连云，高甍丽日，绵亘达数十里”（注：《奉天通志》卷97，礼俗三、居室。）；在青岛，“市内住屋多属欧式建筑”（注：袁荣叟：《胶澳志·民社志》，第72页。）；在汉口，“尺地寸天，huán①huì②日密，中西厂肆，角胜争奇”（注：民国《夏口县志·序》。）；在上海除了兴建了大量西式建筑外，还出现了西洋建筑风格影响下的中国民居——里弄房屋。受上海影响，汉口、南京、福州、天津、青岛等地也相继在租界、码头、商业中心附近建成了里弄住房。此外，与西式建筑的引进，钢铁、水泥、机制砖瓦、建筑五金、自来水、电灯等也大量应用。使近代中国居民尤其城市居民的居住习俗发生重大变化。 

6出行习俗的变化：出行习俗是与交通工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传统社会，代步工具主要是马车、牛车、肩舆（轿子）、木船以及骑马、骑驴、骑骆驼等。其共同特点是多用畜力、人力或自然力，速度慢、活动范围小。交通落后，必然造成社会的落后。在近代，随着西方的火车、轮船、电车、汽车、自行车、摩托车等的引入，逐渐导致了中国传统交通工具的变革。人们出行一下子就由“乡人”而变成“国人”。汽车兴起后，“男女授受不亲”的陈腐观念被打破了“男女杂坐不以为嫌”（注：民国《夏口县志》卷二，风土志。）。使传统的交往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7节日习俗的变化：中华民族的节日习俗独具特色，近代的岁时令节从总体上仍然沿袭自古以来的民间形成的节庆习俗，如元旦（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腊八节等，但这些节日是依据传统历法而来，属于封建农业文明的产物，且多有传统民间信仰色彩，因此，它有不适应近代工业社会的落后性也是非常明显的。清末已有改历的呼吁，梁启超于1910年就撰写《改用太阳历法议》一文，主张采用太阳历代替阴历（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25，〔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页。）。民国政府成立后，断然于1912年1月2日宣布全国改用阳历，以求与国际上通行历法相一致。改历后，必然引起岁时节日习惯的变化。首先就是一些有意义的新式节日、纪念日相继出现在人们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民国初年的新纪念日除了民国成立日（元月1日）和国庆（10月10日）纪念以外，还有革命先烈纪念日（3月29日）、国耻日（5月9日）、植树节（清明节）等，二三十年代又有了国际妇女节（3月8日）、儿童节（4月4日）、国际劳动节、学生运动纪念节（5月4日）、教师节（8月27日）等等。特别是受西俗影响，圣诞节、情人节等也在城市中普及。这些都为中国的节日时令习俗增添了异彩。 

8婚丧习俗的变化：婚礼是标志与庆贺结婚的民俗形式。近代汉族主要的婚姻形态仍然是封建包办买卖婚姻。受男女平等观念以及西方婚俗的影响，19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与外国人交往密切的士大夫中有用西礼结婚的现象，“前日为春甫婚期，行夷礼”（注：上海人民出版社编：《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0页。）。光绪年间，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出现了婚姻论财不问门第的现象，西式婚礼渐有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明结婚形式在大城市及沿海通商口岸开始流行，“光宣之交，盛行文明结婚，倡于都会商埠，内地亦渐行之”（注：徐珂：《清稗类钞》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87-1988页。）。文明结婚，除婚礼地点不在教堂，不用牧师主婚外，许多仪式大致从西礼中移植过来，虽然杂有中国传统婚礼的某些内容，但精神和形式上基本上是西方化的。总之，近代在通商口岸及沿海城镇“文明结婚”的流行，毕竟反映出中国婚俗的变化，代表着晚清婚俗变化的正确方向。

这是我曾经在 古籍阁 中找到的共八个版本的山海经电子书，非常稀少的版本

《明万历时期大业堂刻本》《清光绪时期还读楼刊本》《金阊书业堂藏板清乾隆五十一年刊本》《清乾隆时期黄晟槐荫草堂写刻本》《清康熙时期项氏群玉书堂刻本》《明万历时期刊本》《明崇祯时期刊本》《明万历二十八年闽格古斋刊本》

《山海经》是一部记载我国古代神话、地理、植物、动物、矿物、物产、宗教、医药、民俗、民族的著作。全书现存十八篇，藏山经5篇、海外经4篇、海内经5篇、大荒经4篇。此内收明清多个版本：格古斋本、群玉书堂刻本、还读楼刊本、大业堂刻本、金阊书业堂本等等。

1，格古斋刊《山海经》

2，群玉书堂刊《山海经》

此写刻本为清康熙时期项絪群玉书堂刊本。内容含：上山海经奏（刘秀撰）、山海经序（郭璞撰）、山海经后序（杨慎撰）及以上十八卷。

3，黄晟槐荫草堂刊《山海经》

此写刻本为清乾隆时期黄晟槐荫草堂刊本。内容含：山海经序（郭璞撰）、山海经后序（杨慎撰）、上山海经奏（刘秀撰）及以上十八卷。此本与群玉书堂刊本基本一致。

4，还读楼刊《山海经笺疏》

此《山海经笺疏》为清光绪时期还读楼刊本。内容含：上谕、奏折、校刊山海经笺疏序（宦懋庸撰）、校刊山海经笺疏序（蔡尔康撰）、重刻山海经笺疏后序、刻山海笺疏序（阮元撰）、山海经笺疏叙、山海经叙录及以上十八卷，后附山海经图赞、山海经订讹。

5，大业堂刊《山海经释义》

此《山海经释义》（王崇庆著）十八卷，为陵书林周如山大业堂刊本。王崇庆，明代学者，开州人（今河南濮阳），正德三年（1508年）进士。王崇庆一生没有其他爱好，只爱著述。附一册《图像山海经》，有图七十五幅。这个版本的《山海经释义》，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收录，并称“此书全载郭璞注，崇庆间有论说，词皆肤浅，其图亦书肆俗工所臆作”。此本扉页题： (图绘全像)山海经广注, 太史汪舟次先生鉴定，康熙己巳新镌，玉堂重梓。按广注为清吴任臣撰康熙六年初刊，此或为其新刊本之扉页，而书贾误置于释义本之前。

6，蒋应镐绘图《山海经》

此书由蒋应镐绘画，李文孝镌。 蒋一揆所作的一部类似作品《山海经释义》中有75幅插图，与此书中的74幅图一致。此本另有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明崇祯时期刊本，可由此下载。

7，吴任臣注《山海经广注》

此为清乾隆五十一年，有金阊书业堂刻本，吴任臣注的《山海经广注》，增补《山海经图》五卷，有图一百四十四幅，称为《增补绘像山海经广注》。吴任臣，清代学者兼藏书家，仁和人（今浙江杭州），康熙十八年（1679年）举博学鸿词科，授检讨。吴任臣为人好精乐律和奇壬之书，为顾炎武所推重。吴任臣的《山海经广注》，引书目530余条，于名物训诂、山川道里，皆有所订正，在《山海经杂述》中列逸文三十四条，这是郭璞注《山海经》后，现知的第一次认真的《山海经》辑佚工作，对后人的研究探讨，都有着重要的启示。吴仁臣的《增补绘像山海经广注》中的图本，按神、兽、鸟、虫、异域分类，一神一图，无背景，线条粗糙，但注重眼睛的描绘，给人以粗中有细的感受。

另外还有一本《谟区查抄本》（Boxer Codex）其中也有关于山海经插图（页566至607），可供参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