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汉学的日本汉学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3浏览:1收藏

国际汉学的日本汉学,第1张

日本的中国学学会,较具规模的有三个。

1、日本中国学会:成立于1949年10月,包含文学、语言学、哲学三大部分,会员总数超过了2000人。从70年代后期开始,它作为中国学学者交流的场所,起到的是一种类似同业帮会的作用。研究中国近现代问题的中国学学者也有所增加,不过年会的论文宣读和每年一期的《会报》所载论文,仍以中国古典研究为中心。

2、现代中国学会:1951年10月创建。80年代以后,思想文学的研究者也加入进来,形成了一个综合性的学会。

3、中国社会文化学会:前身是设在东京大学本部的东大中国哲学文学会,在1986年经大幅度改组而成。此外,尚有中国语学会,它以语言学和中国语教育问题为中心开展活动。

日本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部:1997年4月,日本爱知大学正式成立了现代中国系(日文名称为现代中国学部)。这是日本国内第一个以中国命名的院系,同时这在世界上也是一个创举。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中国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日本的当务之急。古代中国的科学文化曾经对日本的发展有过巨大的促进作用。爱知大学的前身是东亚同文书院,后改称大学。1946年11月15日,经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原校长本间喜一及其他13位原校教职员的共同努力,在日本的爱知县以原东亚同文书院为基础成立了爱知大学。日本的大学中,爱知大学还是为一个与中国的大学签订学术教育交流协定的学校,已与中国八所大学签订了交流协定,即南开大学(1980年),北京语言文化大学(1980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1984年),上海外语大学(1984年)、复旦大学(1985年),上海交通大学(1994年)、西安交通大学(1995年)。爱知大学拥有精通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文学、语言等方面的知名学者,他们出版了许多著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68年出版的《中日大辞典》。1950年,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以及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批准将东亚同文书院老师们积累的汉语卡片返还给爱知大学,这之后通过爱知大学汉语专家们数十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完成了这本辞典。爱知大学图书馆的中文藏书也很丰富,以霞山(东亚同文会创始人近衡?磨,号霞山)文库为代表,涉及古典、近现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学、历史、哲学等各个领域,总数达10万册,古籍36000余册、中国杂志219种,其中有些珍贵文献堪称世界文化遗产。在筹建现代中国系时,还购入了大量文革时期的宝贵资料及战后主要在美国从事研究的德国汉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的珍贵个人藏书。现代中国系为学生安排了日本大学中从未实行过的以下三个教学内容:一、当地汉语教学:一年级下学期,学生们赴南开大学,在爱知大学与南开大学共建的南开爱大会馆,学习汉语及中国情况,时间为8月到12月。二、中国教授直接用汉语授课:从中国聘请知名学者为专职教授,并由他们给从南开留学回来的学生们上课。这种做法可以使学生掌握中国的最新知识并提高专业汉语水平。三、当地社会调查:从报名学生中,选拔品学兼优者,与上述中国?妹校合作,在年级暑假时,去中国进行当地调查研究。通过接踵中国的产业、文化风土及生活习惯,使学生们真正了解中国,为中日友好做贡献。调查地区设为北京、天津、上海、西安等大城市及其近郊。调查内容为大城市及近效的产业、文化、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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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书注解在两汉之际兴起并发展成熟的原因是什么如下:

我国古书的少释,开创于西汉。西汉时期,封建统治制度已经确立。为了巩固这一统治,西汉王朝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力提倡学习儒家经典,而先秦典籍经秦火劫难,亟待整理。再者,从先秦至汉,文字、语言发生了较大变化,先秦典籍文字艰深,其古音古义不易为人通晓,急需进行注释。

此外,西流经济发展,文化科学水平的提高,也为古书注释的开展提供了可能。

从西汉到东汉,注释古书方兴未艾。两汉注释古书,以解经为目的,所注之书大部分为经部典籍,两汉经常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分。学派不同,师说家法各异,因而注释古书各具特色。今文学派好阐发“微言大义”,讲谶纬之学,注释往往繁琐冗杂。古文学派重文字训诂,考证名物制度,注释循经立训,简约质朴,不离经空发。

古文学派的这种学风,人称“朴学”、“汉学”,为后代所继承。

两汉注家林立,注本亦多。注家之中,古文经学派实力最雄,出现了贾逵、服虔、马融、郑兴(曾任太中大夫,人称“郑大夫”)、郑众(兴子,曾任大司农,人称“郑司农”,“先郑”)许慎、郑玄(人称“后郑”)等一大批经学大师。两汉儒生,大都注一经,只有郑玄,意主博通,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说,遍注群经,融汇古今,集两汉经学大成,世称“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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