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时期国力强盛，需用瓷器量很大，因此传世品很多。嘉靖朝的官窑青花小件瓷器的胎体紧致细密、较轻薄，大件瓷器坚致但较粗、胎体厚重；小件器的釉面肥润光亮，大器欠平整，釉色白中闪青或闪灰。嘉靖朝的青花瓷主要用西域地区的钴料回青及江西产的石子青配合使用。明嘉靖 青花庭院婴戏图盖罐，拍卖成交价格：3056万，六字楷书款，”大明嘉靖年制“。明嘉靖 青花”三羊开泰“图仰钟式碗 （一对），拍卖成交价格：2216万，底书”大明嘉靖年制“。明嘉靖 青花群仙祝寿大葫芦瓶，拍卖成交价格：2127万。明嘉靖 青花庭院十六子罐，拍卖成交价格：1186万。明嘉靖 青花缠枝花卉龙纹大盘，拍卖成交价格：9545万。谢谢

　　此志存世倒是齐全的，至少有两个完整的万历三十九年刊本，分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和台湾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另外，河南省图书馆收藏有此志残卷（10-16，22-23，34，35），台湾省“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有据“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本翻拍的全志胶卷。

　　此外，日、美、英等各国公私藏书机构亦均无此志收藏记录。

　　遗憾的是，陕西省内没有机构收藏。1980年代省委宣传部曾收藏过一套（据传为WG抄家所得），后因省地方志编委会、省古籍整理研究所、三秦出版社机构、人事变动等种种复杂原因，不慎流入某卫姓私人手里，无法再返回公众视野中。此后各公立机构再未闻有此志收藏记录。

　　此志近年无整理本或影印本问世，据闻近年省内各相关机构（如省地方志办、省古籍整理办、省档案局、省文化厅、省图书馆等）亦均无将之复制回陕，或影印、校点出版的意向。四百年前故物，与陕西悬隔万里，徒呼奈何！

　　估计这个结果会让您感到很失望，粘贴一张该志的序言图给您看看吧：

第79集：内阁制度

这里是位于北京市中心的故宫，是明清两代皇帝处理政务和生活起居的地方，它是最高权力的中心，皇帝的诏旨从这里发出，通达全国。在明朝，诏旨的起草，大多数不是在故宫的太和殿，而是在它旁边的一个幽静之所，即使现在，游人也很少光顾此处，这就是文渊阁。文渊阁既是国家藏书之所，更是内阁学士议政的正本之地，明朝末年，内阁大学士黄景昉在《管阁旧事》中写道，文渊阁为禁中深严之地，门榜圣旨，闲杂莫敢窥者，跟随班从至阁门止，惟一二书写仆得从入，各给牌为验。正是在文渊阁这个戒备森严的中枢之地，萌发了明朝重要的政治制度-内阁制度。

宰相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1000多年的时间，在唐朝，唐太宗和宰相房玄龄、杜如晦等人之间的君臣和谐，被后世称为美谈。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也采用宰相制度，他仿照元朝旧制立中书省，并先后任命了李善长、汪广洋、胡惟庸等人为中书省丞相，中书省丞相是位高权重的正一品高官，总览天下政务，宰相的存在，能帮助皇帝处理日常事务，使皇帝能分出精力运筹内政外交的重大方针问题。但是，朱元璋意识到，宰相作为百官的首领，权力太大，如果任用不当，会对皇权造成巨大的威胁。

张宪博：在历朝历代都有，常常有丞相宰相擅政的这种情况发生，特别是元代，元代的宰相丞相，他的权力是非常大，叫威服下移。所以朱元璋也接受元代灭亡的这种教训。

宰相制在明朝初年持续了12年，按照朱元璋的设计，中央主要设置了三个机构，即中书省、御史台和大都督府，分别掌管行政、监察与军事。御史台最初设立时，由汤和担任御史大夫，而主要负责御史台工作的，则是御史中丞刘基。这里是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的刘基故里，经历500多年的沧桑，这些建筑已经变得比较残破。但是，这些匾额彰显着刘基在明朝的地位，然而，即便是为明太祖立下赫赫功绩的开国功臣刘基，也不能限制中书省的权力。这其中，也有体制的原因，也有人事的原因。

商传：这个御史台的权力，它虽然没有中书省那么大，但是，它和中书省是互相制约的，因为它可以监督中书省的行动，监督中书省的所有的官员，包括朝廷的所有官员，都在他的监督之下，因此刘基在当时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平衡这个中书省的权力的作用。

中书省权力过大，也引起了朱元璋的不满，他借着中书省左丞相李善长生病的机会，顺势卸去了他的宰相职位，改命汪广洋，胡惟庸资历稍轻的人出任中书省丞相。从公元1376年起，朱元璋也开始对中书省总揽天下政务的格局进行调整，他裁格了中书省的平章政事与参知政事，只留左右丞相与左右丞，同时又撤销了总管地方政府的行中书省，将其权利一分为三，及分别主管行政、监察与军事的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这其实已经预示着中央层面的政治体制改革也会进行，性格狐疑的朱元璋尤其担心自己会被手下的官员们蒙蔽。

商传：朱元璋为什么要建通政使司，对吧，他为什么要求通政使司的人可以拿着这个外面、下面所有的反应的人民来信，所有的东西拿着打包，直接送皇帝面前，皇帝当的大家打开，所有的人都得紧张啊，我打开不定是说谁的呢，一问你怎么回事，官员很害怕。现在呢他怕这个事，他提出来了，皇上你不要这么看，太累了，我们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分类吧，你要看哪类的，我们把哪类的给你，皇上一想这很好啊，一点都不好。

为了保证下情上达，朱元璋在洪武十年设立通政使司，命令凡在外官员向皇帝奏事，皆经由通政使司传上。但是，宰相的权力却在急速的扩张，胡惟庸自洪武六年（1373）至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负责，中书省事务达八年之久，权力极度膨胀，掌握着生杀大权。像刘基那样曾经得罪胡惟庸的高级官员，也难免遭胡惟庸的毒手，刘基受诏回到南京，因为生病，朱元璋派胡惟庸待御医去刘基家，没想到胡惟庸就利用这次机会，用慢性毒药毒死了刘基。胡惟庸还刻意结纳一些有罪而遭惩罚的勋臣，密相往来，贪赃枉法。公元1380年正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中书省左丞相胡惟庸转眼间成为阶下囚，随即被处死，一同被处死的还有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这一案件直接引发的明朝制度的巨大变革。开国皇帝朱元璋顺势废除中书省及中书省丞相，从此，在中国历史上推行了1000多年的宰相制度被废除。宰相的名称可以被废除，但国家行政中枢的职能不能，也不可能废除，于是新的制度正在酝酿。

商传：为什么胡惟庸后来要被杀，他把这个淮西的人，功臣们全串到一起，什么事，你给我办事，我给你办事，大家互相串着办事儿，不需要皇帝，什么事儿都能办，这个就出问题了，所以呢，一个事是中书省的权力过大。另外一个，就是胡惟庸他在弄权这个方面，又犯了最大的忌讳。

张宪博：我不是说所有的事都要经过皇帝的，中书省有权发布政令，这个呢我们可以称之为二级决策，那么，这样一级决策就使国家很多事情都归到这个中书省来做，那么现在朱元璋废除中书省之后呢嗯，这一级决策就不存在了，所有的事情要由皇帝一个人来做。

旧的宰相制度废除后，皇帝的专权也达到了极限，朱元璋也铁了心以后不再任命宰相，他甚至下发这样的圣旨，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现在，所有的决策权集中于皇帝，皇帝似乎可以高枕无忧了，然而，新的制度还未建立，庞大帝国的正常运转出现了麻烦，朱元璋处理政事的难度成倍的增加。据统计，洪武十七年9月14日到21日，八天之内，内外诸司的奏疏共有1660道，涉及的事情达到3391件，平均计算，朱元璋每天要阅读207份奏章，处理423桩政事，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帝要处理的政事还在急速的增加，即便是勤政无比的朱元璋也感到了困难。

张宪博：如果一天可以，两天，三天时间长了，他就受不了了，那么这样的话呢，朱元璋还是没有办法，因为决策权归他了，他实际上呢，撤掉丞相，他等于代行了丞相的职责，所以呢对于皇帝的压力实在是太大，必须有辅臣。

这是摆在朱元璋面前的一个难题，他试图设立一种稳固皇权的新制度，既能很好地控制朝政，又能高效地处理政务，为了解决这些难题，朱元璋开始设置四辅官，他从民间征召了几位老儒，让他们每月按旬轮值，辅导自己行政。四辅官地位很高，是正三品高官，然而，朱元璋没有给他们多少权力，因为他们只是没有什么政治经验的老儒，秉性醇厚，没做过什么官，在朝中也没有什么势力，这些都让朱元璋非常放心。可是，两年后，四辅官因为没能发挥作用，被朱元璋废除。

张宪博：因为他找不着那么多人，他只设了春官和夏官，然后呢，秋官和东官暂缺，由别的人哪来代替，找了七八个人，但是四辅官这些人呢，因为他没有这个执政的经验，也没有处理日常政务的经验，他们起自于田间，淳朴无他能，这样的话不适合朱元璋的这种辅政要求。

四辅官的实验失败，使朱元璋意识到，好的辅臣还需要从新的途径选拔，他不仅鼓励各地推荐人才，而且迅速恢复科举取士制度，从全国选拔人才，并让翰林院儒臣承担顾问职能。公元1382年，朱元璋设立殿阁大学士，从翰林院中选择儒臣为殿阁大学士，以备皇帝咨询，朱元璋时期的殿阁大学士，对政治的影响微乎其微，他们只是随时等候皇帝的咨询，而并没有权力去阅读诸司的章奏，然而，从翰林院遴选殿阁大学士，以备皇帝顾问的做法，为后来内阁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形制上的基础。

张宪博：明朝只有个别一两个重要的中央机构，它是其他朝代所没有的，一个是通政司，，再一个就是内阁，特别是内阁，这是以前没有的，所以他要摸索内阁的权力定位，它的职能，这些都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确定。

朱元璋临终前将皇位传给了皇孙朱允文，而他的四儿子朱棣并不乐意，朱棣被朱元璋封为燕王，手握重兵，对北平一带的军队有很强的影响力，他以清君撤的名义起兵，最终率大军攻下南京，夺取皇位，就在朱棣骑马进入南京时，一名文官突然挡住了他的去路，朱棣正要发怒，那位文官却提醒说，殿下准备先谒陵，还是准备先即位。朱棣一愣，马上醒悟，他立即调转马头，先去拜谒孝陵。孝陵坐落于现在南京市钟山南麓玩珠峰下，是明太祖朱元璋和马皇后合葬的陵墓。

张宪博：因为他是篡位，本来不应该他当皇帝，那么你已经出了问题了，所以呢他必须得先去谒陵，才能表现出他的忠孝，因为朱元璋说过，尧舜之道，孝悌而已。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呢那就完了，你怎么当皇帝。

朱棣向父亲朱元璋一样勤政，将朝政大权紧紧抓在自己手里，宰相制度制度同样被他摈弃，但朱元璋选殿阁大学士，以备皇帝顾问的做法，在他统治时期却以内阁的形势继承了。朱棣即位不到一月，即命解缙，黄淮，胡广，杨士奇，金幼孜，胡俨，杨荣等七人入翰林院，并直文渊阁预机务，其中杨荣就是那位提醒朱棣谒陵的文官，他成为第一批内阁学士中的重要成员，后来一直很受朱棣器重。内阁学士的职责主要有两项，一起为皇帝起草诏令，一是与皇帝商议机务，他们成为皇帝最核心的智囊团，在朝政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随时要接受皇帝的咨询，一天晚上，有奏报说宁夏被围，朱棣连夜召见内阁学士，恰好只有内阁杨荣值班。朱棣把奏章给杨荣看，杨荣看后说，宁夏城防坚固，士兵都英勇善战，这封奏报是十天多前的，现在估计已经解围了。到半夜，果然又得到宁夏已经解围的奏报。

商传：到了朱棣做皇帝的时候，明成祖他仍然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时候，他就把这两个，结合起来，一个是他父亲选的中级官员，五品以下的官员，一个是他的侄子，选那些真正能干事的官员，干练又不是那种窝囊的人，那么这两个结合起来，什么人最合适呢，那就是那些年轻的低品级的官员，就是后来的翰林院为主的官员，以他们为主体，就形成了一个秘书班子，这个秘书班子到皇宫里来办公，这才叫内阁。

第一批内阁学士中，最有名的当属解缙与杨士奇，但他们最终的命运却是截然不同。这是江西省吉水县博物馆珍藏展出的《解文毅公集》，这些刻在烧制的青砖上的文字，是解缙当年写的奏疏和颂言文。工作人员正在整理的《解缙墨迹卷》，收录了解缙近万字的墨迹，包括了楷书、行书、草书，以及解缙对书法的见解。解缙博学多才，是明初一位诗、文、书法皆精绝的奇才。因为起草《登基诏》草旨，解缙从此受到明成祖的信任，入籍文渊阁，成了朱棣的首席顾问，解缙还奉朱棣之命，参与重修《太祖实录》，又负责编纂《文献大成》，即后来的《永乐大典》。如今解缙手扶这两部书的雕像，黯然屹立在家乡江西省吉水县的中心公园。然而，因为卷入太子与汉王之间的嫡位之争，解缙被谪到广西，不久又谪到交趾，公元1410年，他从交趾回南京，晋见了正在南京监国的太子朱高炽，被人指为私谒太子，投入锦衣卫大牢，几年后被埋于雪中，活活冻死。

商传：也许死对于解缙来说是最好的归宿，因为他是不能够适应这样一个君主专制政体的，在这样一个专制政体下，让自己适合它，改造自己，让自己变为一个适应的人，他做不到。

解缙墓地在历史上经历了多次搬迁，如今位于江西省吉水县城，解缙的后人也经历了被流放的悲惨命运，在解氏的家谱中还记录了这样一段历史。

解洤：解缙的家人还在辽东啊，当时因为是流放，从吉水走路走到辽宁省，很远啊，我们那个家族全部迁徙到那边去受苦，这边是流放之地，朱高炽就这样说，解爱卿家人还在那边，先把他家人放回原籍，发放家产，现在就回来了，现在在辽东还有我们解家的人在那边，因为有些人是回不来了，太远了。

在距离江西省吉水县100多公里的泰和县，是明代的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的墓地，杨士奇的命运比解缙要好得多，杨士奇在朱棣面前，举止恭谨，应对得体，深为朱棣信任。朱棣立长子朱高炽为皇太子后，特命杨士奇出任东宫属官，辅佐太子。公元1409年，朱棣巡守北京，命杨士奇等人辅佐皇太子在南京监国，当时朱棣十分警惕藩王们的举动。又一次远在北京的朱棣写信给朱高炽说，周王心不可测，你应该加意防慎，这道敕书你可以给蹇义，金忠，黄淮，杨士奇四人看，不要再泄露给其他人，如此绝密的敕书，给吏部尚书蹇义，兵部尚书金忠看之外，还可以给两位内阁学士黄淮、杨士奇看，反映内阁学士确确实实在参预机务。

张宪博：朱棣基本将明代的内阁制度完备了，因为他整合了他以前两代这个辅政的这种资源，所以呢基本就完备了内阁制度。

公元1424年夏，朱棣北征途中病逝于榆木川，在杨士奇、杨荣、金幼孜等人的拥护下，太子朱高炽顺利即位，此时杨士奇与朱高炽之间已经有了20年患难与共的岁月，关系非同寻常。朱高炽即位后，擢升杨士奇为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不久又提升为兵部尚书，杨荣在朱棣逝世时，因为支持朱高炽即为，也得到回报，进工部尚书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金幼孜进礼部尚书，朱高炽还赐给吏部尚书蹇义、杨士奇、杨荣、金幼孜四人各一枚银章，上刻绳愆纠缪字样，在直接向皇帝上密奏时使用，内阁大学士兼尚书衔，使得内阁大学士的地位得到了提高，这是阁权逐渐重于部权的开端。

李嬊平：每人赐了一枚银章错的，刻的是绳、愆、纠、缪，绳所谓准绳，就是标准，规矩，愆是过失，缪是错误，他赐给他们吃这些银章，目的是什么呢，如果你们觉得我在朝政上有什么不足，或者群臣的建议我没有听从，或者你们有什么好的建议，我没有重视，那么你们可以把它写下来，用密封的形式盖上这个章，来提醒我。

明仁宗朱高炽统治时期，杨士奇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仁宗授内阁大学士杨士奇为少傅，秩从一品，不幸的是仁宗即为不到一年就驾崩了。但仁宗之死并不妨碍内阁实际权力的增长。这是位于北京故宫东南部的文渊阁，简洁素雅的文渊阁，早期主要用于藏书、编书，除《永乐大典》贮藏于文楼外，其它书籍均于英宗正统六年（公元1441），正式入藏文渊阁，当时主持清点编目的杨士奇，曾将各书逐一打点清理，编置字号，收藏于书橱中，并据以编成《文渊阁书目》，在承载藏书、编书功能，并用作天子讲读之所的同时，文渊阁还是阁臣入直办事之所。明朝的内阁就设在这里，随着明朝政治的发展，文渊阁成了秘阁禁地。

李嬊平：文渊阁是藏书的地方，同时呢又兼作为这些大臣的值班的地方，这个制度就一直这么延续下来了，所以从记载上说，所谓文渊阁一共有十间，西五间，中间挂文渊阁匾，那么，它并没有挂内阁匾，原因也就在这，它所谓称为内阁，是因为地在宫禁，他属于地处宫禁吗，而且又经常随侍皇帝左右，所以称为内阁。

内阁学士兼顾问，最初多半是靠着与皇帝面对面的交谈来实现的，但随着皇帝日益深居简出，内阁学士的顾问职责逐渐只能通过书面形式来呈现。这样，面谈为笔谈所取代，替皇帝票拟逐渐成为内阁大学士们的重要工作。

张宪博：票拟的出现要追溯到朱元璋废掉中书省和丞相，他出现了这个议政这种形式，但是内阁议政形式，不能接近皇帝，因为顾问必须得在一起，问吗，对不对，如果都靠着票拟，这就不叫顾问了，就是处理章奏，所以有了票拟之后，内阁的顾问职能基本上消弱了。

票拟又称条旨，票旨、票本、拟票，是指内阁大学士用墨笔在小票上写下意见，再叫小票贴在奏疏之上交给皇帝，以备决策参考。在宣德朝，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元吉等大臣也可以给皇帝票拟。公元1435年，朱瞻基去世，太子朱祁镇年仅九岁，朱祁镇即为后，廷臣请太皇太后张氏垂帘听政，张太后遵守后妃不预政事的祖宗家法，不愿意垂帘听政，命凡是交内阁议决进呈，然后施行。内阁三杨在太皇太后的支持下，实际上成了朝政的主宰者，而票拟也逐渐成为内阁的专职。票拟制度的出现，是内阁制度完备的标志，内阁也在明朝的政治体制中发挥越来越核心的作用。

张宪博：内阁只是对其他衙门提供来的章奏进行建议，或者哪儿不合适，建议皇帝怎么做，它没有，不能够代替六部的这些衙门来越俎代庖，然后呢，提出一些庶政的实施方案，它没有这个权利，内阁只是具有议政职能的一个机构。

这是两份明朝末年兵部尚书张凤翼上呈皇帝的奏疏的草本，珍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草稿经过修改成文之后，会用正楷的字体抄写，加盖公章，就成为题本，呈送皇帝批阅。在明朝，皇帝御笔的奏本或题本的原件是不出皇宫的，而由于战乱或火灾，明代奏折几乎全部被销毁，难以找寻。而当时贴在奏疏上的内阁票拟的票签，则更是无处找寻了。

高焕婷：题本送到内阁以后，就由内阁大臣，他们主要是根据题本的内容，还要依据明代的典章，史籍商讨出处理的意见，以供皇帝参考，然后他们将这些处理意见，抄写在一张小纸片上，这就是票拟，经过票拟的这张小纸片就叫票签。

从《明会典》的记载上看，内阁的职权非常多，票拟之外还有很多的职权，如知经筵，修《实录》，即主持对皇帝集皇室的教育工作，以及修国史的工作，包括主持大的典礼活动等工作。不过《明史职官制》对内阁的核心职权却概括为二十一个字，献替可否，奉陈规诲，点检题奏，票拟批答，以平允庶政。其中票拟批答是重中之重，票拟的对象是诸司章奏，表达的是内阁对章奏的处理意见，内阁票拟如果禀受了皇帝的具体意见，便要照录旨意，作为拟旨的题本，形成所谓的丝纶簿。

高焕婷：题本上的红批，经过内阁大臣抄写，装订成册叫做丝纶簿，也就是常说的王言如丝，齐出如纶，皇帝的话刚出来的时候就很细，它的威力不是特别的大，当它发出去执行的时候，那就是齐着相当大的作用，所以，它就像纶。

票拟的效力虽然最终由皇帝来决定，但是当票拟成为一种制度之后，皇帝也不得不特别重视。例如嘉靖二年（公元1523）二月，刚刚即为不久，还缺乏处理政务经验的嘉靖帝朱厚熜，没有让内阁票拟，就在都察院请求差御史巡盐的奏疏上作出批答，结果出现错误，被六科封还。为此，刑科右给事中黄臣上疏说，我朝设内阁，处以文学之臣，凡百章奏，先行票拟，最后皇帝朱厚熜也只得改批如制，之外，凡是皇帝向下发放的文书。包括诏、诰、制、册文，谕、书、符、令、檄等诏旨，都由内阁起草，为此内阁被称作为作为政本之地-政府，重要性也超过六部衙门。作为辅助皇帝决策的机构，内阁填补了明朝废宰相之后的权力空间，内阁大学士也常被人们称作为相。但是，内阁的形成却并不等同于相权的回归，官员们成为内阁大学士后，总是谦逊地说，自己是被命文渊阁办事的，内阁大学士只是皇帝的助手，并不能自主决断事务。明后期的首辅大学士徐阶说，阁臣之职，止是票拟。

内阁大学士要想行使某些举措，或者弹劾某位官员，并不能直接上奏，而通常需要嘱咐六部，都察院或各省官员通过奏疏的形式来发起建议，在通过自己的票拟来实现自己的意志。同时，内阁经常会发现自己处于艰难的夹缝之中，一方面他们要尽可能的为皇帝分忧，以保证他们得到皇帝的信任，另一方面他们却还要面临来自官僚集团的压力，在皇帝与文官政府就某些问题僵持不下的时候，内阁大学士在其间的调和人的角色颇为尴尬。而且，内阁大学士的权力，严重束缚于君主的专制权力，总之，一切的最终决定权在于皇帝，不在内阁。

李嬊平：在最初的几年啦，因为有这个太皇太后，也就是明仁宗的皇后还在世，在她的支持下呢，就是凡是有什么问题需要处理的，都让中使，所谓中使就是皇宫中的太监，到内阁去咨议，然后得到这个内阁的答复以后，再来决定怎么裁决。

张宪博：实际上票拟出现之后，奏疏可以留中，批答可以拖延，然后呢，甚至可以反复地议，因为皇帝见不着我啊，我就是拿那个批一下就行了，而且还会出现中间的，在皇帝和内阁之间出现司礼监，代为皇帝批红的这样一个程序。

在内阁权力上升的同时，宦官权力也在增长，内阁获得票拟权的同时，宦官24衙门中最重要的机构司礼监也获得了批红的权力。批红是司礼监秉笔太监按内阁票拟的意见，经皇帝审批后，用朱笔代皇帝写出。如此一来，章奏批答多半经由宦官之手，故有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的说法，这里的寺人就是指宦官。为此，明末思想家黄宗羲就说，内阁非但没有宰相之名，而且没有宰相之实，有宰相之实者，今之宫奴也。正统末年，宦官王振就是因为掌管司礼监，而成为明朝第一位专权的宦官。

张宪博：王振由于这个与票拟有关系，因为票拟的问题，所以呢他在里边，就容易蒙蔽皇帝。

商传：如果内阁不拟这个票，那就什么都别谈、做不成，可是你拟了这个票，如果这个司礼监的秉笔太监不批红，你也白拟，所以，这两个结合起来才行，那后来，那就只好是内阁和宦官就得勾结，他勾结起来，这权力就大，他要是对着，这这事儿就永远解决不了。       1966年，考古队员在南京马家山，发现了一座重要的明代墓葬，清理出100多件陶瓷、紫砂、铜、石等质地的珍贵文物，其中最珍贵的是仪卫陶俑群，这批陶俑包括陶马与马夫俑，马吏俑，内臣俑，仆从俑，骑马甲士俑，骑马近侍俑，骑马旗仗俑，骑马吹鼓俑等，文武内臣，旗鼓乐队，前呼后拥，形成了一个浩浩荡荡的行进队伍，体现出墓主人生前出行时的浩大声势。根据出土墓志上的记载，墓主人竟然是一个叫吴经的明朝司礼监太监。

王涛：这个墓葬时明朝中晚期的一个墓葬，那么我们都知道到明朝的时候，尤其是越往后期的时候，太监的这种权势，这种势力是越来越庞大。最著名的是魏忠贤，他整个掌控东厂。

在明朝，随着太监的权力越来越大，内阁诸臣由于需要频繁与太监打交道，对于太监也越来越客气，万历初年的内阁大学士张居正权倾朝野，是明朝历史上最有权力的内阁首辅，但他也必须结交太监，因为如果没有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等人的支持，张居正无法取得两宫太后的支持，也就无法坐好内阁首辅的宝座。

张宪博：总有人说明代内阁它就是丞相，或者是跟丞相差不多，实际上差的非常远，它的职能是议政而不是决策，人们在研究场它们，一开始呢就是对这个分别不是很清楚，所以总认为明代是内阁政治。

商传：有人评价叫真丞相，说他们已经像丞相一样的，那么应该说它在某种程度上，它接近于丞相，但是你不要忘了，有一点它就不像丞相，它永远达不到，就是它任何事情要想完成，它通过宦官，他如果不通过，就完不成，宦官是谁，宦官就是皇帝，实际上宦官就是皇帝的家奴，只不过皇帝懒，他不想好好去做这事儿，他让他自己最亲近的这个家奴，来替他来延伸他的这之手。

内阁、司礼监、东厂，锦衣卫，诸如此类的互相制约的机构在明朝并存，使皇帝对朝政的控制力达到了空前，即使嘉靖皇帝三十年修道炼丹，万历皇帝二十年不上朝都丝毫不影响他们牢牢地把握着最高统治权。然而，曾几何时，这种超乎寻常的制度制约，使得整个政权的内部缺乏了生机，除了控制还是控制，除了制约还是制约，没有新鲜的风吹来，朝廷成了一潭死水，自张居正之后，从中央到地方普遍存在着萎靡拖沓的作风，大臣们被皇帝之命是从，明哲保身，一味因循守旧，进而贪婪腐败，越来越保守，显然这样的体制出现了巨大的弊端。

商传：张居正死了，明朝的内阁跨了，以后的内阁没有一个像样的人出来，全都是庸碌之辈，到了崇祯一朝，50丞相，就50个内阁，阁老的更换，那内阁已经就没有意义了，十七年换50个人，谁还有心来把这个国家的政治管一管。

这里是紫禁城，高高的红墙曾如铜墙铁壁一样，将明朝的中枢密不透风的环卫起来。文渊阁也在其内，由内阁起草的诏旨，可以传送到整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文渊阁毕竟离不开紫禁城，在高墙环卫之中，内阁权力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由于始终笼罩在皇权的阴影之下，内阁没能展现出新的生机，而是注定要伴随着腐朽的皇权政治一起消失于落日余晖之间。

第81集：王阳明心学

他是一位思想家、一位教育家、一位政治家、一位传奇人物，他一生的功业事迹，完美实现了中国古代读书人最崇高的理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后代学者赞誉他是立言、立德、立功的圣人，他上马为将，下马为师，在朝美政，在野美俗，用内圣开出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是最活跃的儒学思想家之一，他开宗立派，掀起了明代儒学的一波高潮，对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产生深远的影响，他就是王阳明，他所开创的王阳明心学，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深远意义。

被门人称为圣人的王阳明，曾经是个狂绢少年，这种狂绢在他十五六岁时已表露出来，年少的他希望能够真正参透程朱理学的真谛，这是宋朝以来大多数学者穷其一生所追求的目标。少年王阳明所要做的头等大事就是格竹，宋代的理学家大师朱熹提倡格物穷理之说，认为普遍的真理蕴含在具体的事事物物之中。因此，要寻天理，必须借助格物这一手段，格物的格就是研究，要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讲具体事物之理研究一遍，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便能恍然大悟，而万事万物无非是天理的呈现。

父亲官署后院的那片竹林，成为了少年王阳明寻求天理的载体，他独对幽篁，如老僧入定，静静地看着眼前这片竹林，感受着竹林的风吹草动，体察竹子细枝末节的变化，就这样他整整七天，茶饭不思、夜不能寐，期待着恍然大悟，最终眼前的这片竹林已不是往日的那片竹林了，然而，伴随着天旋地转，积劳成疾的王阳明无法坚持，终于败下阵来，显然，他没有通过格竹而领悟到天理。

杜维明：他问老师，何为天下第一等人，那么这个老师说读书登科，因为他的父亲就是状元，也许就好好学你的父亲，结果他很直接的一个反映，他说也许不是，也许是读书做圣贤，当然，他父亲王华听了以后也感觉到高兴，也很震撼，说你居然想做圣人，当然到了阳明的心里面，圣人是什么，很难说，就是说第一等人，这是他的志向。

王阳明，名守仁，他出生于一个典型的书香门第，据王氏的家谱记载，其先祖可以追溯到东晋的世家大族，父亲王华是成化十七年的状元，授官翰林院修撰，贵为天子身边的文学侍臣，出身诗礼簪缨世家的王阳明，自幼就表现出过人的智慧，曾即兴创作《蔽月山房》诗，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有人眼大如天，当见山高月更阔。潇洒开阔的诗境，不拘一格的眼光，展现了他超越年龄的机敏和思维水平。王阳明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词，收入到《王阳明全集》的诗作就有600多首，现已经发现的散秩诗有40多首，他善诗文，工书法，多以行草为主，被全世界争相收藏，其书法规矩古法又出新意，诗风淡雅而又自然率真，点画精熟，法度含蕴，其中蕴含着他的人生哲理。

从十一岁离开家乡余姚，跟随为官的父亲王华到京城，王阳明有机会阅读大量的儒家经典著作，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像一团火一样，激励着这个少年，他渴望去探索事物中蕴含的真谛，也渴望去发现外面的位置世界，王阳明开始实施下一个行动。这一次，他远赴边塞，游历了河北境内的居庸关，紫荆关与倒马关，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当时，西北边疆常有战事，他向边境的人们问询缘边各族部落的情况，听他们说备边防御的良策，他便览山川形势，长城逶迤起伏，绵延万里，胸中豪气顿生，建功立业、勒石记功，何尝不是少年郎的梦想。

杜维明：儒家里面，主要讲修身，就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分外和内，向外修身就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推到天地万物，但更重要的是向内，就怎么能够正心，怎么样能诚意，怎样致知、格物。

在边塞考察一个月之后，游侠王阳明回来了，心急如焚的王家总算安定下来，但事情远没有结束，自古英雄出少年，豪情万丈的王阳明要向皇帝上书，提出削平草寇的防御之策，带着青春幻想的王阳明将奏章写好后，郑重呈给了父亲王华，请其转呈给当今圣上。然而，热血沸腾的他迎来的却是父亲当头棒喝，斥责他这样的做法是狂妄，父亲的棒喝，没有让王阳明放弃，他研习兵法，每逢家宴便收集核桃练习排兵布阵，一个少年整日纸上谈兵，父亲觉得儿子该结婚了。需要婚姻来管束他那躁动狂绢的心灵，明孝宗弘治元年，王阳明奉父亲之命，远赴南昌迎娶诸氏，这位刚刚步入婚姻殿堂的青年，有着无尽的求知欲和内心世界的追求。此时的王阳明不是需要婚姻的管束，而是需要一位导师来指明心的方向。1489年，婚后的第二年，他带着新婚妻子回浙江老家，途径江西上饶时，特地去拜会了一位重要人物，他就是对王阳明的一生起到重要作用的理学名宿娄凉。娄凉可以说是青年王阳明的精神导师，指引他通往向上之路。

俞兆鹏：娄凉说收敛放纵之心是居敬之门，这是入门的基本方法，第二句话以何思何滤，勿忘勿助为居敬要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要有各种各样杂念，这种思虑，那种思虑，也不要依靠外界来帮助你提高道德品质修养。

做圣贤的远大志向解决不了王阳明的现实问题，在那个时代，要治国安邦，要有所作为，每个人都必须要参加科举考试，这是入仕为官的必经之路。十九岁时，父亲责成他学习经义，准备科举考试，要参加科举考试，必须熟读程朱理学经典教义，明朝以经义取士，科举考试，从四书五经中出题。明代前期，朱子学是明王朝的国家意识形态，甚至一些学者认为朱熹《四经集注》至广至大，至精至密，已经完全发挥了古圣先贤的心思而无余蕴，后人不繁著作，只需依照朱熹所说，循序渐进，躬行践履。

杜维明：明代的时候，最具影响力的是朱学，朱子的学问因为通过科举考试是朱学，有个基本的这个朱学我们叫渐教，就是佛家里面有顿教和渐教，他是一个逐渐的，就是逐渐地积累你的知识，然后积累了知识以后，先知后行，你先有知识，积累了知识，多半人都准备科举，就跟我们的现在人高考一样，准备高考，那么你要读很多书，你要背很多的文本，然后你学做人，战战兢兢，亦步亦趋，按照一个规定来做。

按照父亲的指示，王阳明开始准备参加科举，十年后，二十八岁的王阳明参加弘治十一年的会试，考取进士，终于如父亲所愿踏入仕途。出入官场，王阳明被派到工部实习，当时，西北常有战事，又值星变，朝廷下诏求言。长期有着边塞情结的王阳明一直都在关注边境形势，于是王阳明上《陈言边务疏》，终于实现了自己十五岁以来就有的上疏愿望。在上疏中，他提出八项对策，蓄材备急，舍短用长，简师省费，屯田足食，行法振威，弗恩激怒，捐小权大，严守乖弊。十多年的准备，令这次上疏极为切中事理，但是，王阳明遗憾的发现，自己的奏章如泥牛入海，渺无回音，此时的朝廷官员只知因循守旧，得过且过，整个官场犹如一潭死水。程朱理学，不但无法为大明王朝注入活力，反而使他更加僵化，虽然已届而立之年，王阳明感觉自己一事无成，往日的价值观念正在坍缩，自己的思想与学问亦无从施展，他感到异常的苦闷与彷徨。

这是宛委山南路的阳明洞天，距离浙江省绍兴市约6公里，自古以来就是道教圣地，弘治十五年，三十一岁的王阳明请假归乡养病，筑室于阳明洞旁，他暂时放下程朱理学与家国天下，也无心欣赏千岩竞秀的自然风光，他打坐勤修，试图在佛道之中找到疗救精神危机的良方。他每日只是静坐冥想，苦苦思索，困扰了自己三十多年的人生问题，在阳明洞，过去种种，一一浮上王阳明心头，骑射兵学，虽是实用，终究无用武之地，佛老之学，虽可怡悦心智，如果要离世，祖母曾氏与父亲却又割舍不得，怎么办呢。一天王阳明突然领悟到对亲人的眷恋之情，是在孩提时候就有的，是人类的本性，也是做人的根本，如果割断孩提时就具有的人伦之情，便是毁灭人性。因此人的自我实现，不能以求仙访道，打坐参禅为借口，而舍弃人伦责任，而应以接受人类的普遍情感为前提。

杜维明：假如我祖母这一念能忘，我还是不是一个人，那么这是一个儒家和其它学术之间最为关键的一个课题，儒家的思想史入世，就是有一些情不仅不能忘，不能切断，而是你之所以作为人的必要条件。

对于王阳明来说，阳明洞不只是一个修身养性的物理空间，是他弃绝佛老而回归儒学，在离开阳明洞前，他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回归孔孟，更为重要的是他在洞中所悟，隐然已非程朱理学的规矩，而要开始打破程朱理学对人们思想的禁锢，走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阳明洞的思考，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历，让他的人生有了巨大的改变。

周月亮：要出来建功立业，必须是走在儒家的这条金光大道上，那别无选择的，练完以后，他觉得那个颠簸精神没有意义，就是那个要不朽，就是立功、立言、立德。

1505年对王阳明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三十四岁的王阳明时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正是这一年，他开始在北京正式招收门徒，讲学论道，这期间，他还遇到了理学家湛若水，找到了思想上的知音。湛若水的老师陈白沙是明初著名的理学家，主张弃书册，废文字，去闻见，静中体验心体，是开启明代心学的重要人物，这与王阳明的思想暗中吻合。此时王阳明似乎看到了一个新的方向，他与湛若水二人，相互砥砺切磋，期许在主流思想界之外开辟出一道新的天地。但是，要跨越程朱理学，他还有一座大山需要跨越，那就是他自己。

明孝宗死后，武宗继位，时年十五岁，太监刘瑾等人日益得宠，转圈山镇，紊乱朝纲，打击排斥正直的大臣，先朝留下的顾命大臣多半无奈地辞职回乡，言官戴宪等人疏谏，逮系诏狱，身为兵部主事的王阳明面临着两种选择，是明哲保身还是仗义执言，选择前者可以确保仕途无虞，选择后者必将招来牢狱之灾，是活在违心的现实里，还是按照心的指引前行，王阳明陷入了知与行的矛盾之中。他意识到遵循孔孟之道就要直道而行，道德只要落实在实践上才是真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正是士大夫义不容辞的责任。

于是，王阳明决定挺身而出，冒死进谏，建议宽恕言官，刘瑾大怒，将他投入诏狱，廷杖四十打的昏死过去，许久之后才复苏过来。虽然没被打死，但之后被贬为贵州龙场驿驿丞，通往贵州之路艰险万分，但这条贬谪之路也正是成就王阳明心学之路，1508年春，王阳明历经千辛万险，长途跋涉到达龙场。龙场驿，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林之中，规模很小，只有驿丞一名，吏一名，刚到的时候连住所也没有，只好搭了个草棚居住，但这个草棚难以遮风挡雨，于是王阳明移居东峰一处洞穴，称之为阳明小洞天，阳明小洞天位于贵州修文县，城东的龙岗山上，如今洞中留有明、清、民国年前的摩崖石刻43幅，是国内外溶洞摩崖石刻最多的一处，它们或许是表达对王阳明的崇敬之情，或是感叹王阳明非凡的人生经历，或是感念王阳明由此而开启的心学之路。在明朝，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林中，遍布毒蛇、巫蛊、瘴气、瘟疫，龙场之民，多为苗族、黎族土著，语言不通，很难交流，能同他说话的只是留蹿到这一地段的汉人盗匪，这样一片恶土，竟然成为王阳明的精神家园。他居夷处困，不为恶劣的环境打败，始终保持着昂扬的乐观精神，他给自己筑了一石窟，日夜端居其中，冥想人生，要参透生死。

杜维明：假如是一个儒者，你在一个一无所有，任何人际关系都没有，你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你还能做到儒者吗，就在那个时候他的顿悟，叫做吾性自足，作为一个人我就圆满了，可是，这个顿悟和佛教或者道家的那种顿悟或者彻悟有很大的不同，他第一个就把他所背下来的五经，他重新在脑子里过一遍，叫五经臆说，就是我现在的这样一个感觉，这种吾性自足的感觉，和我念的儒家的经典有没有矛盾，他经过这五经的检验之后，他觉得没有矛盾，所以后来才发展处就是儒家的心学。

王阳明的自念是向外格物，还是求之内心，是应付外界的直接挑战还是关注内心的主体性，他日夜在石窟中端坐，逐渐体验到内心的平静。经过长久的冥思苦想，一天晚上，正直中夜之时，仿佛梦寐中有人与他说话，王阳明在恍惚中呼喊狂欢，长久以来困扰的格物穷理问题终于被他找到了满意的答案，那就是心即理。

杜维明：那么心即理呢，从这个陆象山开始，因为性即理，就是所有的只要是从事宋明儒学研究的人都接受了，荀子不接受，这是孟子的学说，就是性，我们人性本身，他是体现了人的本质，这个本质就是理，如果用孟子的学说来讲，这个本质就是你的四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所谓心的话就是每一个人他都有一种内在的，不是受外面的影响，内在的一种同情感，内在的一种是非标准，内在的一种辞让，内在的一种羞恶。

龙场悟道是王阳明心学构建的开端，自此以后，他的心学思想如江河决口，沛然莫之能御，王阳明自此创立的心学学说是对朱熹以来的儒家正统思想的一次革命。当他用心即理的眼光来看待万物时，发现了一个崭新的意义世界，少年时苦思不得的格竹问题，此时竟然涣然冰释，居住的条件也逐渐好了起来，当地百姓，为王阳明构建了几间房屋，作为他安居和讲学之所，分别名为龙岗书院，何陋轩、君子亭、玩易窝，经过近代返修，龙冈书院的原貌得以保存下来，龙冈书院因王阳明而盛名天下，成为圣学之地。王阳明在龙岗讲学的盛况不久就传到省城，贵州提学副使席书，率诸生拜王阳明为师，又聘请他主讲贵阳文明书院。针对当时的人们只知死读圣贤经书，远离人伦日用，王阳明在与席书的交谈中首次提出知行合一之说，他认为因为知行脱节，人们知道埋头于书本知识，以纯粹的知识为知，而忽视了活泼泼的实际行动。

杜维明：阳明就说我自己要孝，那我没有行孝是不可能的，我那个知，要知孝的那个知的本身，就意味着我们一定要把它付诸实践，他认为这个是知行的本来的面貌，知呢就是一种明觉精察，你知道应该怎么做，那么行呢，就是要落实你这个明觉精察的本身，所以这个中间，它的关系是不可分的。

王阳明的心即理与执行合一的新说起初影响并不大，王阳明的讲学也只是局限在贵州一隅，他的心学理论体系此时尚未圆融成熟，这团新思想的火焰，还需要一定的锻炼，才会越烧越旺。

商传：王学是在理学基础上的一个发展，但是王学里面包含了一定的，我个人认为他有一定反理学的一些东西，因为他宣传个性，他要抒发个人的一些东西，和理学的东西克己复礼，要求约束自己，克制自己，这个一切就尊崇最传统的规矩去办，那显然中间互相是不同的。

这是后人为了纪念王阳明在龙冈书院立下了这座石碑，上面刻着王阳明当年在龙岗写下的诗句，卧龙一去亡消息，千古龙岗漫有名，草屋何人方管乐，桑间无耳听咸英，江沙漠漠遗云鸟，草木萧萧动甲兵，好共鹿门庞处士，相期采药入青冥。这首诗写出了王阳明内心的苍凉，深处偏僻之地，他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悠闲的隐居生活并不是王阳明所向往的。好在王阳明并没有在龙场停留太长的时间，王阳明一年内连升三级，正德十一年，因江西盗寇频发，四十五岁的王阳明经荐举，出任都察院左俭都御史，巡抚江西南安，赣州及福建汀州，漳州等地，总览赣南、闽西一带的军务。从正德十二年二月到次年三月，王阳明先后指挥了漳南之役，横水通钢和沥头之役三次战役，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平定了江西、福建等地的盗贼，他认识到欲治世，先治心，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那些盗寇与那些被残害的山民们，曾经是亲密的父老乡亲，或儿时的玩伴，为什么会从一夜之间从一个善良正直的人变成穷凶极恶的盗贼。在那些山贼心中是否还有良知，盗贼能否返朴归真回归为民呢。

商传：保甲法是原来这个明朝最早他对于基层的管理是里甲，里甲更重于赋税，保甲更重于治安，他用了这样的一种形式，把整个的基层社会管理起来了，然后又用这个乡约的形式，把人们的思想改变过来，就是灭心中贼更胜于灭山中贼，他这套思想，他能够贯彻到他的所有的施政的这个工作和活动中间去。

江西可以称得上是王阳明的第二故乡，在南昌迎娶了她一生的伴侣，在上饶遇到了自己的精神导师娄谅，确定了人生的方向，更为重要的是，江西也是阳明心学的成熟之地。正德十四年六月14日，王阳明平定江西寇乱后不久，江西便爆发了宁王朱宸濠的叛乱，朱宸濠在南昌举兵造反，直至南京。朱宸濠系明太祖朱元璋第17子朱权之玄孙，弘治十年嗣宁王位，面对这场大乱，王阳明充分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凭借临时凑齐的两三万军队，只用了35天就平定了叛乱，对于这场军事大捷，王阳明更是思绪万千，宁王朱宸濠的妻子娄妃，竟是十七岁他拜谒的精神导师娄谅的孙女。以前叫做水观音亭的南昌画院，虽然经历了几百年的变迁，这里的格局和风貌乃至建筑器物都保存完好，这里也曾经是宁王朱宸濠的行宫，当年娄妃就居住于此，如今南昌画院还保留着娄妃井，石碑等与娄妃相关的文物。

这块巨石碑上的屏字，据说是娄妃用青丝为宁王所写，宁王起兵前，娄妃曾经苦苦劝谏，宁王兵败之时娄妃以白色锦帛裹身，投水自尽，朱宸濠被生擒以后，也悔恨自己不听娄妃之言，乞求王阳明能够礼葬娄妃，平定朱宸濠叛乱之后，王明明对善恶有了更深的思考，无论是胜利者、失败者还是失望者，内心都有着共同的东西，那就是良知，但是良知的呈现，必须身体力行，否则良知只是一种隐性的道德存在，王阳明提出致良知之说，以此丰富自己的心学体系，他认识到，以前的学说一则发明本心，一则强调知行合一，但本心之知与外在之行仍然断为两截，不如致良知来的简易明白，单刀直入。他自称致良知三字是自己从百死千难中体贴出来的，只有唤醒人人心中的良知，使得人人成为圣贤，才能建设一个美好和谐的社会。

杜维明：致良知很难了解，孟子里面说的良知良能，就是不学而知，不学而能，也就是我们自己的性善所体现的四端，因为侧隐、羞恶、辞让、是非，这些东西原来我们都具有的。但阳明的重大的贡献，就把这样一个一般讲起来是道德实践，道德哲学里面的一个范畴，变成了整个认识论，和这个本体论的一个最核心的价值和观念，怎么说呢，就是天地万物都是气，这是中国的老传统，这个气就是良知良能的一种现象，所以这个良知良能不是就人有，这个动物有、植物有，无生物都有。

这是浙江省余姚市龙泉山北麓的王阳明故居，故居规模宏大、格局完整、给人以庭院深深之感，又不失端庄典雅之气度，故居大堂寿山堂内挂有当代书法家姜东舒所书的，真三不朽匾，这是历来对王阳明一生在立功、立德、立言三方面皆居功绝顶的确切评价。正德16年11月，王阳明因平定宁王叛乱的功勋，被封为新建伯，正当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他已决意放弃仕途，八月即已回到家乡绍兴府。王阳明在绍兴的六年时间里，他专事讲学，达到一生思想的巅峰状态，全国各地前来求学的士子络绎不绝，以弟子礼师事王阳明，就连年届古稀的老人也用杖肩挑瓢笠诗卷，拜倒在阳明门下，这些学生环绕在他的住处，弦歌之声从早到晚不绝于耳。

 杜维明：明代的时候，到后来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那种思想，当然跟阳明心学的关系是很密切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的那种思想，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应该独立自主，所以是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基本原则，变成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如果这个社会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多，这个社会就祥和，这个社会就仁。

大道如人心，万古未尝改，王阳明提出致良知的学说，从根本上重塑了儒家思想的结构，从16世纪到17世纪后期，他的哲学传遍中国本土，主导着中国知识界，近代学者如龚自珍、魏源、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梁漱溟，熊十力、贺麟、张君劢无不推崇他的学说。阳明心学思想的影响远达于欧洲和美洲，在全球的哲学研究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对东亚、东南亚的影响更为巨大，我国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说，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

梁启超也说，日本维新之治，心学为之用也。

杜维明：日本幕府以来的以朱熹学为主的日本学说，日本这个学术传统一个重要的冲击，日本的现代化之所以发展是打破了，这个朱熹所代表的一个制度非常严格、礼俗非常全面的一种架构，开发出他的那个创造的力量，这就是阳明学所代表的。

王阳明心学不仅对儒学思想领域产生重大影响，明代中晚期尊重人性，提倡个性解放，勇于表达自我的文化思潮同样始于心学，随着王阳明心学的扩大与普及，心学思想直接影响到明末清初的艺术创作动态，形成了艺术发展的异彩纷呈、风格各异的艺术创作风潮。这幅收藏于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艺术馆的《聚贤听琴图》是明末著名画家董其昌的作品，画中的人物神态祥和、安逸，自由而有生机，心学思想直接影响作者对艺术的表达。《水墨花卉》徐渭将他的艺术表达与心学提倡的个性解放，很好的融合，形成了知行合一的艺术风格。

商传：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儒家思想，因为大儒，一代大儒，而且是新儒家，但是呢，儒家并不是书呆子，并不是说坐在书斋里边读书的人，而是经世致用，我要把我学的东西，能够为这个社会服务，为国家服务，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才。

王阳明，最终用他的生命践行了心学学说，当王阳明以为自己可以讲学终老时，朝廷派他赴广西平定叛乱，56岁的他无奈抱病躯前往，临行时，学生向他请教为学的宗旨，阳明留下四句教，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句教融汇了儒释道三教的智慧，有代表儒家的社会关怀与道德义务，无代表了内心的宁静与超越，有无之境的融合正是以敬畏求洒脱，体现了王阳明心学的精神气质和境界。嘉靖七年11月29日，公元1529年1月9日，57岁的王阳明在平叛叛乱后返程途中，病逝于江西南安府青龙铺，临终前，弟子问他有何遗言，阳明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的确，只有内心澄澈光明，元气淋漓，才有这份勘破生死的境界，这份内心的光明。这份光明亦如孟子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激励着后人。一位儒者于兹离世，一位圣人从此诞生。

万历三十四年到三十五年间写成了二十卷（上海古籍出版社版与中华书局版都记载初编为20卷，不过读者应注意中华书局版仅在“续编小引”记“盖自丙午丁未间有万历野获编共卅卷”，“卅”即是指30卷，明显在中华书局版本中前后记载相互矛盾，此乃清代刻本本身记载所误，中华书局或希望保持原样或遗漏修订，读者当自知），由于书中所记载的多半是万历年间的事，加之作者功名不就仅是个秀才，寓“野之所获”的意思，把这本书取名为《万历野获录》。万历四十七年又编成《续编》十卷（上海古籍出版社版本记载为续编10卷，但中华书局版为续编12卷，两版印刷所根据的刻本版本不同，因此有所差异，至今已无法探证具体卷数，读者阅读时应当注意），与前二十卷合为一书。最初的刻本是明朝的大字刻本，每卷自起止，没有分类。流传并不广泛。到了康熙二十五年，桐乡人钱枋因为它不便查阅，就依据朱彝尊的旧钞本，分类编排为三十卷，四十八门，另有《补遗》四卷。三十卷或以官，或以人，或以事，或以物，或以地域等，分类编排，用木活字刊刻发行。四十八门为列朝、宫闱、宗藩、公主、勋戚、内监、内阁、词林、吏部、户部、河漕、礼部、科场、兵部、刑部、工部、台省、言事、京职、历法、禁卫、佞幸、督抚、司道、府县、士人、山人、妇女、妓女、畿辅、外郡、风俗、技艺、评论、著述、词曲、玩具、谐谑、嗤鄙、释道、神仙、果报、征梦、鬼怪、礻几祥、叛贼、土司、外国。其中列朝、内阁、词林、礼部所占分量较重。但是，这个刻本有许多条目被遗漏了。

到了康熙三十八年，沈德符的第五世孙沈振，依据这个本子，又汇聚收集诸家藏本，一共搜集到二百三十余条，编成了八卷。后来，又根据钱枋的体例，把它编成四卷，附在书后。整本书经过后人一再加工，再也看不出原书的本来面目了。未分类的刻本已经很难见到了，现存的有道光年间钱塘人姚祖恩扶荔山房的，依据钱氏例编为四卷附刻于三十卷后的重刻本。今天流行的本子是1958年北京中华书局根据姚氏刻本出版的铅印标点本。

该书的记述起于明初，迄于万历末年，包括明代典章制度、人物事件、典故遗闻、阶级斗争、统治阶级内部纷争、民族关系、对外关系、山川风物、经史子集、工艺技术、释道宗教、神仙鬼怪等诸多方面，尤详于明朝的典章制度和典故遗闻。书中所记大都博求本末，收其是而芟其伪，常者固加详、而异者不加略，内容详实，尤其是世宗、神宗两朝的掌故，最为详赡，在明代笔记中称得上是上乘之作，是研究有明一代历史的重要史料。

书中所记载的都是作者耳闻目睹的亲身经历，所以叙述有些史事较《明史》更为详细，可以补充正史中的缺失错误。书中内容十分丰富，从钱枋所分的四十八门中，可以概见。在人物方面，涉及到皇帝后妃、宗室勋亲、大监佞幸，内外朝臣、文人士女，山林隐逸、和尚道人。在记事方面，不仅有朝章典故、风土人情，也有文人雅轶、琐闻遗事等等不一而足。

例如记述嘉靖年间张桂之的横行霸道，霍文敏的阴险忌恨，徐文征的献媚取宠，汪荣和、汪钅宏的邪谄；隆庆年间高文襄的骄纵恣肆；万历年间给事中王元翰的贪戾，以及废辽府、勘楚狱二事，玩翰的贪婪凶恨都有详细完备的叙述。清代编修《明史》，有不少传中所载的事实，其来源皆出于此书。

该书的取材也十分广泛。在书的自序中，作者说：“余生长京邸，孩时即闻朝家诗，家庭间又窃聆父祖绪言，因喜诵说之。比成童，适先人弃养，复从乡邦先达剽窃一二雅谈，或从陇亩老农，谈说先辈典型及琐言剩语，娓娓忘倦。”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收集素材的渠道不仅来源于祖父、父亲的日常言谈，来源与家庭相交往的朋友，而且还从家乡的老人甚至陇亩老农那里收集素材。所以，此书对正史少叙或不叙的社会见闻、民间情状，大小统治者的卑劣行状都有较多的记述。书中描述世风日下，邪谄滔天的情况非常具体，比如“为搏严土藩欢笑，光录寺少卿白肇常至以粉墨涂面”；“江陵公卧病邸第，大小臣工莫不公醮私醮，竭诚祈祷。御史朱琏暑月马上首顶香炉，暴赤日中，行部畿内，以祷祝奉斋。”

书中还提供了嘉靖、万历时期上至皇帝、首辅，下至按院、和尚、塾师、士兵*风甚盛的普遍情况。成为研究当时出现的《金瓶梅》等小说、《东郭记》等戏剧的可贵的旁证资料。另外，书中关于道释荣耀，妖妄之说盛行也有详细记载。这些材料对于研究明代中叶以后神魔小说大量出现的原因也提供了背景材料。作者对历史事件、人物的评价议论，也都较为公允、客观，并不片面。例如记述名列正史奸臣传的严嵩，即写了他贪残横恣的劣迹，也写了他在家乡做好事，受到乡人的拥戴。而记述享有刚正盛誉的海瑞被弹劾之事，也写出他不识时务，不近人情的一面。

作者在书中还对民歌、戏典、小说的演变及其创作的情况有一些记载和议论，也大多比较中肯稳妥。论述了民歌从宣德、成化年间的“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三只盛行于中原的曲目，到嘉靖时流行的“闹五更”、“寄生草”、“罗江怒”、“哭皇天”、“乾荷叶”、“粉红莲”、“桐城歌”、“银纽丝”等，到万历时出现的“打枣儿”、“挂枝儿”的发展过程，提供了明代民歌发展的重要依据。

此书对于所记事件的考证也十分切事，足以征信。例如第十三卷记载了明朝官员佩戴牙牌的情况：“唐宋士人腰带之外，又悬鱼袋，为金为银，以别等威。本朝在京朝士，俱佩牙牌，然大小臣僚皆一色，惟刻官号别耳。如公、侯伯为‘勋’字号，驸马则为‘亲’字号，文臣则为‘文’字号，武臣则‘武’字号，伶官则‘乐’字号，惟内臣又别为式。其后工匠等官，虽非朝参官员，以出入内廷，难以稽考，乃制‘官’字号牌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