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上古文献全无年代的记载，要确切地断代是困难的。因此人们往往借助于天象资料研究历史年代。有人将吠陀定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将梵书定在公元前十二世纪，将《吠陀支节录—天文篇》定在梵书之后。但也有人把它们推迟到公元前五世纪前后。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佛教在印度传播很广，佛经中表述的传统宇宙观念，与中国古代的盖天说较为接近。须弥山为天地的正中央。日月环绕须弥山运动而不入地下，日绕行一周为一昼夜。

　　在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印度天文学基本上没有得到发展。在笈多王朝时期(公元四、五世纪)，佛教衰落而印度教兴起，希腊天文学传入印度，天文学开始蓬勃发展，出现了印度著名的天文学家阿耶波多。

　　他的主要天文著作是《阿耶波提亚》。他的书中也有类似中国古代计算上元积年的方法。他计算了日月五星以及黄白道的升交点和降交点的运动，讨论了日月五星的最迟点及其迟速运动，有推算日月食的方法。

　　在阿耶波多以后，出现了天文学家伐罗诃密希罗，他的主要著作《五大历数全书汇编》，几乎汇集了当时印度天文学的全部精华，全面介绍了在他以前的各种历法。编入书中的五种历法以《苏利亚历数书》最为著名。在该书中引进了一些新的概念，如太阳、月球的地平视差，远日点的移动，本轮等，并且介绍了太阳、月球和地球的直径推算方法。该书成为印度历法的范本，一直沿用至近代。

　　不过伐罗诃密希罗时代的《苏利亚历数书》的数据尚不精密，后世曾不断进行修改补充，现存的《苏利亚历数书》中的数据，大约是公元十二世纪修订的。此外，从这些历数书中得知，当时的印度历法大都是使用恒星年而不是回归年，这个特点一直保持到近代。

　　中国唐朝的《开元占经》中译载有天竺《九执历》，它是当时(公元七世纪前后)较为先进的印度历法。日月五星加罗暖和计都，合称九曜，九执的名称来源于此。罗暖和计都是印度天文学家假想的两个看不见的天体，实指黄、白道相交的升交点和降交点。《九执历》有推算日月运行和交食预报等方法，历元起自春分朔日夜半。

　　它将周天分为360度，1度分为60分，又将一昼夜分为60刻，每刻60分。它用十九年七闰法。恒星年为3652762日。朔望月为29530583日。《九执历》用本轮均轮系统推算日月的不均匀运动，计算时使用三角函数的方法。《九执历》的远日点定在夏至点前10度。

　　公元十二世纪，印度出现了天文学家帕斯卡尔，他的重要天文著作《历数精粹》对印度天文学的发展影响很深。他提出了自己的宇宙理论，认为地球居于宇宙之中，靠自力固定于空中；认为地球上有七重气，分别推动月球、太阳和星体运动。他还提出天体视直径的变化是由于它们到地球的距离变化造成的，并且认识到地球具有引力。

　在各种收藏门类中，古书是最早的收藏品之一。那么古书收藏的知识是什么呢下面是我为你整理的古书收藏的知识，希望对您有用。

古书收藏的知识

　按照图书所有者性质的不同，中国历史上藏书系统可分为四类：官藏(即国家藏书)、私藏(即私人藏书)、书院藏书和寺院藏书。

　有确切记载的我国的国家藏书起于周朝，著名的思想家李耳(即老子)是已知最早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当时馆长称为“守藏室之史”。到了秦代，国家藏书处称为“石室”。汉代初年，广征图书，并设立六处公藏图书处，即太常、太史、博士、延阁、广内和秘室。三国魏国设有秘书、中、外三阁国家藏书处，晋沿魏制，国家收藏图书归兰台和秘书两处。到隋唐两宋，国家藏书更加丰富，但却因朝代的更叠或意识形态的原因，而使国家藏书受损。到元代，先崇道贬佛，后崇佛贬道，将《道藏》大统《玄都宝藏》连书带版全部焚毁，以至今日，元《玄都宝藏》只有一二页残片留于世间。明代是中国古代藏书的一个兴盛时期，不只国家藏书，而分封的各藩王也大多喜藏书、刻书，从属性上讲，藩王藏书也是介于官藏与私藏之间的一种藏书形式。到了清代，才是中国藏书——不论公藏、私藏——的黄金时代，其藏书规模及其藏书研究都远胜于列代。

　书有水、火、兵、虫“四厄”。随着时代的发展，越古的书收藏难度越大，故善本的范畴也随之后延。清末藏书家叶德辉说：“南宋人重北宋本，元明人重宋本，国朝收藏家并重元明本。”从而说明了历代藏书的范畴。

　在中唐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初，主要用于印刷佛经、字书和历书等。到北宋，印刷书才逐步取代抄本、写本而成为书之主流，于是隋唐五代及其之前的写本就成为宋人眼中的古书了。但宋初距今已逾千年，宋之前的古本流传至今已近绝迹。上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才使得今人可以得见晋唐之珍籍，这些珍本今日仍有机会收藏到，有实力的朋友，当然应当买这些遗珍。

　至明代中叶，宋版书就已经是清中藏书家追求之物了，虽然宋代刻书达数万种，但到这时就稀见难得了。由于宋人刻书态度严肃，刊刻和印刷水平均很精良，所用纸墨也十分考究，再加上文化气息浓厚，自然成了明代藏书家珍藏之物。当时官府藏书也大增，明正统六年，杨士奇查勘文渊阁藏书，编出《文渊阁书目》，著录了图书43200余册，7000余种。可惜政府藏书疏于管理，到万历三十三年再查文渊阁藏书时已十不存一了，再加上明末战争，这些藏书基本上全部毁失了。

　私人藏书在明代大为兴盛，明开国之初分封藩王，他们由于不掌兵权，再加上皇帝赏赐大量宋元留下的善本，故多位藩王热心于藏书活动，如周王朱和宁王朱权都珍藏有大量珍籍秘本，尤其朱五世孙朱睦桔收购了山东章丘李开先的藏书，在开封筑万卷堂，成为皇族中最有名的藏书家。

　明代有名的藏书家有数百人，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也有十余家，尤其私家藏书楼的兴起，使得私家藏书更加规范化，著名的有宋濂的青萝山房，藏书8万卷以上，叶盛的竹堂，以藏有抄本著称，藏书22700卷。叶氏尤其著名的是他的一方藏书章，章文是：读必谨，锁必牢，收必审，阁必高。子孙子，惟学，借非其人，亦不孝。范钦的天一阁，在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于家乡鄞县建天一阁藏书楼，藏书7万余卷。天一阁至今保存完好，为我国保存至今最古老的藏书楼。明代其它著名的还有胡应麟的二酉山房，祁承邺的澹生堂、毛晋的汲古阁、钱谦益的绛云楼等。

　清代是中国古代藏书的鼎盛时期，无论公藏私藏都发展到了顶峰。清初皇帝对文化事业十分重视，除翰林院、国子监有大量藏书外，内府也分别珍藏了大量典籍，如皇史收藏本朝实录、玉牒与《大清会典》;昭仁殿专收宋、金、辽、元、明的善本;武英殿所刻之殿版书均存于此。尤其为后世藏书家所追求的是“天禄琳琅”藏书。天禄琳琅是乾隆皇帝的藏书处，专藏宋元明珍籍善本，到民国年间，这些书被宣统挟带出宫，有些流散到民间。这些书在宫中都进行了重新装潢，五色织锦封面，宣绫包角，尤其一望便知是天禄琳琅之物的特殊处，因其在每册书的封面和封底衬页上都钤上“古稀天子之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天禄琳琅”、“天禄继鉴”等五方玉玺，称之为“乾隆五玺”。天禄琳琅之书大部分都存在故宫、国家图书馆和台湾图书馆，留在民间的已如星凤，藏书家见之自当珍惜机会。

　清代的私家藏书更是藏书史上的黄金时代，出现了几百位藏书大家，如吴骞、孙星衍、汪宪、汪启淑、鲍廷博、卢文、朱彝尊、卢址、徐乾学等。尤其著名的大藏书家黄丕烈，他的藏书观点开一代风气之先，经他手批跋之书成为后世藏书家追捧之物。

　清代四大藏书楼的出现，尤其是其藏书观念，对后世影响深远。

　民国藏书无论从藏书方式还是藏书理念，都是清代的余续，也产生了多位大藏书家，如傅增湘、陶湘、李盛铎、周叔等，他们仍然是按照传统的方式来藏书，但是他们在藏书的分类方式上有许多新观点，可供今日藏书者借鉴。有兴趣深入探求藏书真谛的书友，可读一些他们所著的版本学、目录学和校勘学方面的专著。

　古今善本观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学术思潮，随着时代的变迁，善本书的范畴也在发生着变化。从西汉到清末，中国总计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这期间，总计出版了181755部各类书籍，合2367146卷。这些典籍历经各种磨难，留传至今约有不足8万部。又由于历代的翻刻和改刻，又产生出不同的版本，而只有在内容、学术价值、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皆佳的善本才极具收藏价值。所以首先搞清楚哪些是善本，才是藏书选择的关键。

　朱弁在《曲消旧闻》中写道：“宋次道家藏书，皆校雠三五遍，世之藏书，以次道家为善本。”叶梦得《石林燕语》：“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书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从以上可以看出，宋人认为精加校雠的书籍就是善本。明代和清代中前期，基本延续宋之善本标准。清末张之洞从读书角度谈出自己的善本观：“善本非纸白版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道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不讹不缺之本也。善本三义有三：一曰足本(无缺卷、未删削)，二曰精本(精校精注)，三曰旧本(旧刻、旧抄)。”当时的旧刻、旧抄指的是明嘉靖前的刻本及明蓝格抄本。

　建国以后，国家组织专家编撰《全国善本书总目》，制定了《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收录标准和范围》，将善本标准归纳为“三性九条”。虽然有些专家对此有不同看法，但对藏书者来说，这种规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故录全文如下：凡是在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三方面，或其中某一方面具有特殊价值的，应是善本。具体是：1、元及元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2、明刻本和明抄本;3、清代乾隆及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和抄本;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刻印的图书;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件，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7、有名人学者亲笔批校、题跋、评论的刻本、抄本;8、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古代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9、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印谱(有特色又系足本或有亲笔题记的)。

清版古书收藏的知识

　传统意义上的藏书以收藏善本古籍为宗旨，善本的概念因不同时期或者不同的取舍而有所区别，但基本上仍是指刊刻精美、流传较少、艺术价值和文献价值高等几个方面，但同时善本古籍的市场价格也随之升高，因此追求善本古籍的收藏不但要求有较高的鉴别水平，还需要相当的经济条件。除善本以外，藏书界还将流传较广、年代较晚或者存世量较大的古籍习惯上称为“通行本”。通行本这一称谓的历史也很悠久，大概有了善本一词以后就相应而生了。不同的时代对通行本的定义也不尽相同，明清时期的通行本，今日已成为了善本。近代的藏书界将清代乾隆朝以后刊刻的一些书籍，包括清末的局本，统称“通行本”，这一概念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通行本”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据清末张之洞的说法，当属于善本求之难得，退而求其次。实际上清代中期以后有很多藏书家，将私藏宋元秘本翻刻成书，又称覆刻本或者影刻本。这其中相当多的书籍不但内容十分重要，且形式上也保存了宋、元善本的不少风貌，只是生产年代较晚，流传广泛，历来是“通行本”中引人注目的内容。其中如黄丕烈刻宋严州本《仪礼郑注》、翁方纲翻刻本《淳熙隶韵》、阮元影刻《古烈女传》、嘉业堂刻本《史记》等，一直为藏书家所珍爱。清代的翻刻本，目前市场价格大约二三百元一册，价格适中，很有收藏潜力。目前有些拍卖行中经常推出此类拍本，似当引起重视。

　清代中期以后，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逐渐向中国传播，其中西方宗教作品通过传教士途径得以输入。在上海土内湾一带(即今日的徐家汇)，开始使用德国海德堡的石印技术，最初是用于印刷宗教宣传品，后为上海点石斋等书肆用来印刷《康熙字典》、《紫光阁英雄谱》等。石印技术是采用近代的油水分离法原理形成的一种新的印刷方法，不仅印刷周期短、生产效率快，而且有的由于采用照相制版，印刷成品也很逼真，且价格低廉，深受当时学人推崇，很快得以风行。清末刊行的石印书籍，大部分采用手工纸，单面印刷，为了降低成本，往往开本很少。这类书中如《点石斋画报》、《芥子园画谱》等印制精美，艺术价值并不低。值得一说的还有清末曾用石印技术印刷过一批开本较小的微型书籍，如《四书备旨》、《五经》等，大不盈寸，可握于掌中，十分有趣。晚清的石印书由于产量大，且历来为藏书家所不取，至今价格仍然很低，不过二三十元一册。但其中有些使用了很白很细的宣纸印刷。制作精良，有些内容也很有参考价值，加之此种石印技术今日也基本废而不用，估计此类书籍今后升值空间乐观，一般初入藏界的书友，不妨从此入手。

　清代刊刻发行的古籍存量非常大，但究其主旨，主要是官刻本、私刻本和书坊刻本三大范围。坊间刻本是民间书坊业的出版物，此类作品由于刊刻者的水平不一，因此同为坊刻但情况差异很大。由于坊间书业大部分以逐利为目的，所刻书籍一般粗糙者较多，且彼此翻刻、校对不精，因此历来不为藏书界所重。但坊刻本中也有一些上乘之作，如南京、苏州等地有些书坊，工匠水平较高，其中如苏州江氏又曾于清晚期开设文学山房，用木活字排印书籍，被称为清季活字版收山之作。又如天津文美斋于宣统时曾刻有《文美斋诗笺谱》，套色丰富，刀法精妙，是为清代版画的终结之作。

　官刻本是封建朝廷的地方官署出版物，其中殿版自不必说。以地方官署而言，由于行政设置不同，又有府、州、县各衙门的不同，清代中期以前，地方官署刻本，常注有“本衙藏版”的特别说明，此表示其地位的特殊。此类刻本多为“官箴”或者“则例”、“章程”三类，内容主要是涉及地方行政、居官心得和地方制度。但由于各地物料不同，组织各异，作为研究清代地方出版历史，颇具文献价值。关于清代晚期的“局本”，其中就有官方组织的，当属官刻本的延续，乃由清朝地方官吏，冀图振兴经义，讲求国文传统，访求造书，详加精校，刊刻成书以为惠取士林。此种官书在清末仍有数十家，在清代的出版史上，可谓独树一帜。另外还有一些“书局”，则为地方新兴出版机构，有些介之于官民之间，有些全系民间出版机构，如北京的开智书局、四川的锦江书局、上海的同文书局等等，这类书局，实际上已经取代了传统的书坊，成为了中国近代新兴出版业的前身。由于书局的情况复杂，对“局本”的评价历来也很有区别，但目前市场“局本”书籍价格仅为每册二二百元，加之其中有很多是内容详实、校勘精到之作，初入藏界的书友如果对此“局本”多有留意，或者会有不少收获。

　鸦片战争以后，洋务运动兴起，清代政府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这一时期，各地翻译引进了大批的西方政治、法律、科学、文化作品。最初由北京同文馆发端，由西洋传教士主持，中方人士协助，由官方组织出版了大量的国际法学作品，如美国传教士丁冠西翻译的《万国公法》、《公法会通》等，此后上海的制造局，在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主持下翻译了《法律医学》、《化学鉴原》、《英国水师章程》等等。此后外国政治、法律和科技书籍的翻译出版形成一种热潮，举国上下纷纷效仿。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严复主持翻译的《法意》、张相文翻译的《契约论》等。甚至还出现了林琴南翻译的《黑奴吁天录》等一批文学作品。这期间大量的西方近代科技书籍被介绍到中国。在所谓“格致救国”的口号下，北京和上海还陆续出版了一些以宣传西学为宗旨的杂志，其中以在北京出版的《中西闻见录》和上海格致书局出版的《格致汇编》最有影响。这类书籍不但宣传了西方的科学与文化，而且印刷制作也有很多更新之举，其中有以传统技术雕版印刷的，也有采用石印技术印刷的，甚至还出现了铅活字排印和铜版插图技术。但可惜这些出版物印刷量一般不多，而且又因其具有较高的文献研究价值，百年以来，被各种公私图书馆网罗了大半，但近来市场上也偶可见到，其价格也在二三百元左右，但往往一露面即为藏界必得之书，可见识货者颇多矣。

　除了通行本之外，还有一些地方的书坊、刻字店、学校、寺庙甚至私人还刻印了大量的学生识字、讲评经义、唱本小曲和一些阴阳数术及劝善公德之类的书籍。有人将此统称为“俗本”，此类书籍内容俗败，刊刻粗糙，收藏价值不大，目前在各地旧货市场上，经常可以见到此类“俗本”，往往已经无数淘选，几成书渣。对于这种“俗本”，初涉收藏的可选来作为“样品”，但随着藏书经验的丰富，对“俗本”的认知也会逐渐改变。

皇历也称为“黄历”。西汉以前，我国使用有六种历法，即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和鲁历。传说以黄帝时创造的历法为最古，所以人们就把历法称为“黄历”。由于黄历在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唐朝以来，朝庭明确规定历书须由皇帝审定后才能发布，并且只有官方才能印发，不准民间私印，人们又把黄历称为“皇历”。 “老皇历”一词始于宋朝,本为褒义词。宋太宗在位期间,注重农田水利,鼓励开荒。每年年终,他都要宴请群臣,论功行赏,并送给每人一本记载着农历时令及有关耕作知识的历书,目的是希望大臣们在政治事务中不要误了农时。由于历书是皇上赠送的,所以称为“皇历”,作为一种重要的工具书，每年编印老皇历不仅是一种习惯，而且是封建皇帝颁布历法的通例。据史书记载，唐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就有木板刻印的老皇历出现了。唐宋时代，每年年末，皇帝就把新老皇历赐给文武百官，受赐者要上表谢恩。“皇历”属于“官方”老皇历，历代皇帝都很重视历法的颁制，从唐朝起，各代王朝对历法实行严格的管理。老皇历未经“御批”不准翻印，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历法”是中国法律体系中“皇家”统一天下的典籍。

清乾隆时，因为乾隆皇帝的名字为弘历，为了避讳，老皇历又改名叫“时宪书”。过去很少有人注意老皇历的收藏，20多年前，著名学者周一良先生首次提出老皇历是有准确年款、不得随意翻刻、事后又无须翻印重雕的古籍，它是鉴定古籍、断定年代的标示物。如用清代乾隆七年老皇历的特征来考证被鉴定古籍的版刻、纸张、印鉴等，是较为科学的方法。

《地母经》是《黄帝地母经》的简称，相传为轩辕氏黄帝所著，伴随着黄帝起造的历书《黄历》和中国的文化历史一直在流传。《黄帝地母经》，是一部根据太岁干支依六十甲子的顺序排列，预测每一年农作物与养殖业的长势及收成，各个地方上可能会发生的农事的书籍。

《地母经》最早见于什么朝代，被什么史料书籍所记载，流传了多少年，都已无从考证。中国的农业情况和自然灾害的确存在一定的周期性，在预防瘟疫和灾害上有着其独有的意义。

《地母经》言语平实不花哨，大概出于古代勤劳中国人民对自然规律口口相传的总结，也可以看作是古代中国人对于自然规律的一种探索。

儒家称康熙皇帝编成的六部典籍为：《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历象考成》《数理精蕴》、《康熙永年历法》、《康熙皇舆全览图》等图书、历法和地图。

《康熙字典》是清代康熙年间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张玉书、陈廷敬等，它是在明朝《字汇》、《正字通》两书的基础上加以增订的。该书的编撰工作始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成书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历时六年，因此书名叫《康熙字典》。《康熙字典》由总纂官张玉书、陈廷敬主持，修纂官凌绍霄、史夔、周起渭、陈世儒等合力完成。字典采用部首分类法，按笔画排列单字，字典全书分为十二集，以十二地支标识，每集又分为上、中、下三卷，并按韵母、声调以及音节分类排列韵母表及其对应汉字，共收录汉字四万七千零三十五个（47035个），为汉字研究的主要参考文献之一。

《古今图书集成》，全书共10000卷，目录40卷，原名《古今图书汇编》，是清朝康熙时期由福建侯官人陈梦雷（1650-1741）所编辑的大型类书。

该书编辑历时28年，共分6编32典，是现存规模最大、资料最丰富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采撷广博，内容非常丰富，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中有人类、禽兽、昆虫，乃至文学、乐律等等，包罗万象。它集清朝以前图书之大成，是各学科研究人员治学、继续先人成果的宝库。由于成书在封建社会末期，克服以前编排上不科学的地方，有些被征引的古籍，现在佚失了，得以赖此类书保存了很多零篇章句。

清朝初年，按照汤若望删修的《西洋历法新书》制订了《时宪历》。但是，该书内容有矛盾的地方，有的说明文字也晦涩难懂。这部书的上编十六卷名《揆天察纪》，阐明理论；下编十卷名《明时正度》，讲计算方法。另外附有运算表十六卷。乾隆年间，又增修后编十卷，也分计算原理、计算方法和运算表三部分。《历象考成》采用丹麦天文学家第谷的天文学体系，数据也多半取自第谷，虽然在编纂上和精度上比此前的《崇祯历书》有所提高，但它的整个体系是落后的。

《数理精蕴》，中国清朝梅瑴成等编纂。是康熙末年所编纂的《 律历渊源》 的第三部分。主要内容是介绍西方数学。康熙在位时既倡导西算，也重视中算。晚年他命陈厚耀、何国宗、明安图等人编纂天文演算法书籍，包括《历象考成》(四十二卷)、《律吕正义》(五卷)、《数理精蕴》(五十三卷)，合称《律历渊原》共100卷，终于雍正元年(1723)十月刻竣。

《数理精蕴》(公元1713-1722年)是一部融中西数学于一体，内容丰富的「初等数学百科全书」，包括上编五卷，下编四十卷，数学用表四种八卷。上编名为立纲明体，主要内为《几何原本》，《演算法原本》。下编名为分条包罗了算术、代数、几何、三角等初等数学的多方面材料。此书有着康熙「御定」的名义，获得了广泛的流传，从而形成了乾嘉时期数学研究的高潮。《数理精蕴》中有一套专用数字名称：个、十、百、千、万、亿、兆、京、垓、秭、穰、沟、涧、正、载、极、恒沙河、阿僧祗、那由他、不可思议、无量数，其中个至万为十进制，从万至不可思议为万进制。比个位小的数，按十分之一递减，依次为分、厘、毫、丝、忽、微、纤、渺、漠、模糊、逡巡、须臾、瞬息、弹指、刹那、六德、虚空、清静。

1678南怀仁编成《康熙永年历法》三十二卷。这部天文表分为八个部分——日、月、火星、水星、木星、金星、土星、以及交食，每一部分名四卷。各部分的开始给出一些基本数据，然后给出某一天体两千年的星历表。根据这些星历表，就可以很容易地编出民历。

康熙皇舆全览图为中国清朝所绘的地图。1708年由康熙帝下令编绘，以天文观测与星象三角测量方式进行，采用梯形投影法绘制，比例为四十万分之一。地图描绘范围东北至库页岛，东南至台湾， 西至伊犁河，北至北海（贝加尔湖），南至崖州（今海南岛）。绘图人士有耶稣会的欧洲人士雷孝思、白晋、杜德美及中国学者何国栋、索柱﹑白映棠﹑贡额﹑明安图以及钦天监的喇嘛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理藩院主事胜住等十余人。

夏代已经推断出春分、秋分、夏至、冬至。东夷石刻连云港将军崖岩画中有与社石相关的正南北线。商代关注不同天气的不同现象。甲骨文中有关于风、云、虹、雨、雪、雷等天气现象的记载和描述。西周时期用土圭定方位，并且知道各种气象状况反常与否，均会对农牧业生产造成影响。《诗经·幽风·七月》，记载了天气和气候谚语，有关于物候的现象和知识；《夏小正》是我国最早的物候学著作。春秋时期，秦国医学家医和开始将天气因素看做疾病的外因；曾参用阴阳学说解释风、雷、雾、雨、露、霰等天气现象的成因。《春秋》将天气反常列入史事记载；《孙子兵法》将天时列为影响军事胜负的5个重要因素之一；《易经·说卦传》指出“天地水火风雷山泽”八卦代表自然物。战国时期，重视气象条件在作战中的运用。庄周提出风的形成来自于空气流动的影响，并提到日光和风可以使水蒸发。《黄帝内经·素问》详细说明了气候、季节等与养生和疾病治疗间的关系。秦代形成相关的法律制度，各地必须向朝廷汇报雨情，以及受雨泽或遭遇气象灾害的天地面积。《吕氏春秋》将云分为“山云、水云、旱云、雨云”四大类。汉代列出了与现代名称相同的二十四节气名，并且出现了测定风向及其他天气情况的仪器。西汉时期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指出了雨滴的大小疏密与风的吹碰程度有关。东汉哲学家王充《论衡》，指出雷电的形成与太阳热力、季节有关，雷为爆炸所起；东汉学者应劭《风俗通义》，提出梅雨、信风等名称。三国时期，进一步掌握了节气与太阳运行的关系。数学家赵君卿注的《周髀算经》，介绍了“七衡六间图”，从理论上说明了二十四节气与太阳运行的关系。两晋时期，“相风木鸟”及测定风向的仪器盛行。东晋哲学家姜芨指出贴近地面的浮动的云气在星体上升时，能使星间视距变小，并使晨夕日色发红。晋代名人周处的《风土记》提出梅雨概念。南北朝时不仅了解了气候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还开始探索利用不同的气候条件促进农业生产。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充分探讨了气象对农业的影响，并提出了用熏烟防霜及用积雪杀虫保墒的办法；北魏《正光历》，将七十二气候列入历书；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提出冬季“九九”为一年里最冷的时期。隋唐及五代时期，医学家王冰根据地域对我国的气候进行了区域划分，这是世界上最早提出气温水平梯度概念的。隋代著作郎杜台卿《玉烛宝典》，摘录了隋以前各书所载节气、政令、农事、风土、典故等，保存了不少农业气象佚文；唐代天文学家李淳风《乙已占》，记载测风仪的构造、安装及用法。宋代对于气象的认识更为丰富和详细，在雨雪的预测及测算方面更为精确。北宋地理学家沈括《梦溪笔谈》，涉及有关气象的如峨眉宝光、闪电、雷斧、虹、登洲海市、羊角旋风、竹化石、瓦霜作画、雹之形状、行舟之法、垂直气候带、天气预报等；南宋绍兴酒秦九韶《数书九章》，列有4道测雨雪的算式，说明如何测算平地雨雪的深度。明代工部尚书熊明遇《格致草》，根据西洋科学原理，辨析了自然界变化与历史上所载的灾异及风、云、雷、雨诸气象现象之间的关系，他所设计的“日火下降、气上升图”，系统地说明对流性天气的形成。清代译著《测候丛谈》，采用“日心说”，全面介绍了太阳辐射使地面变热以及海风、陆风、台风、哈得来环流、大气潮、霜、露、云、雾、雨、雪、雹、雷、平均值及年、日较差计算法、大气光象等大气现象和气象学理论。

岁月推移，天象更迭。我们祖先辛勤劳动，留下宝贵的天象记录，无一不反映出先人孜孜不倦、勤于观测的严谨态度，无一不闪烁着我们民族智慧的光辉。这些，是我国古代丰富的文化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对今后更深刻地探索宇宙规律，都将起到应有的作用。

导语：我国古代的书籍是如何印制的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古代的刻书系统将书籍刻印分为官刻、私刻、坊刻。这一理论始自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官刻包括中央与地方官府刻书，私刻一般指官员、士人、乡绅等个人刻书以及寺院、道观、家族祠堂等刻书(也有将寺院刻书另分一类的)，坊刻指书铺商人刻书。三者之中，除坊刻以赢利为目的以外，其他两者都不以赢利为目的，或者只求保本微利。

(一) 官刻

由国家机构出资或主持的图书刻印活动。

官刻开始于五代冯道刻印《九经》，此举使雕版印刷从民间行为上升为中央政府倡导之事。历经后唐、后晋、后汉至后周广顺年间总计22年时间，完成刻印。

《九经》的校刻，是在国子监完成，并由国子监主持，书版也收藏在国子监，所以历史上称为“五代监本”《九经》。

此书的刊刻，开启了儒家经典大规模刊刻的先河，也标志着印刷术从民间走入官府。

宋明两代都是国子监刻书的兴盛时期。宋代国子监刻书内容范围很广，遍及经史子集四部，刻书的数量也很大，是当时中央政府的主要刻书机构。明代国子监分为南(南京)、北(北京)两监，南监多在前人遗留下来的宋、元两代版片的基础上进行整理、修补、刷印图书，以“十七史”最为著名。北监则以翻刻南监本为主，如《十三经注疏》等。

元代和清代的国子监则很少刻书。

历代朝廷刻书的专门机构，除上面说到的国子监外，元代有兴文署、明有司礼监，清有武英殿等等。此外朝廷各部门也都可以刻印与自己业务有关的书，如刑部刻律法，太医局刻医书。

由于财力雄厚，历代官刻本书籍一般品相比较考究，具有字大行疏，开本阔大，纸墨精良，装潢铺陈等特点。许多大部头的图书，也是在官府雄厚财力的支持下才得以刊印，如宋代编纂刻印的《大藏经》《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等，都是鸿篇巨制，非以政府之力无法完成。

在内容取向上，官刻多以正经正史为，强调教化功能，在校勘质量，不同历史时期与不同刻印机构往往有很大不同。以国子监刻书为例，五代两宋时期的监本，底本优良，校勘精湛，士人奉之为圭臬，而明代的监本多用前代旧版，字迹不免模糊，故质量不高，南监印书有“大花脸本”之称，北监本错谬更多。再如明代的经厂刻书，多出自太监之手，校勘不精，素为后人诟病，但明代的藩府刻书，则在藏书家中享有口碑，人称“藩刻本”。

(二) 私刻

私刻中最多的是家刻，所以私刻也往往泛称“家刻”。这些书籍的牌记多刊自家堂号、宅名或书斋名等。私刻的出版主体多是士人学者，刻书多以学问崇尚，文化推广、知识传播为目的，注重青史留名，并不以赢利为动机，所以重视质量，校刻精审。

私人私宅刻书，唐五代时已发其端，五代毋昭裔所刻印的《文选》《初学记》等都是五代私宅刻书的实例。

官刻之书，素以经史闻名，然而私家出版的经史，精品也不少，如宋王善夫家塾本《史记集解》，明毛晋汲古阁本《十三经》《十七史》等。

到北宋开始，私家纷纷出资刊印前代名人集，如北宋穆修首次刊印韩愈、柳宗元的全集等。到明清时期，全国私刻大盛，江苏常熟汲古阁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明清私家出版的书籍品种数量，总的看已远远超过官刻。官刻不重视子部与集部之书，大都经明清学者重新校勘整理或作注释之后，再由私家刊刻，传承至今。

利用自己丰富的藏书编印大部头丛书，是明清私家出版的另一特点。丛书始于宋代，最早的是宋俞辑《儒学警悟》。明代有《唐宋丛书》《格致丛书》等。清代丛书极盛，特色鲜明，文化积累价值很高。著名的有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黎庶昌《古逸丛书》，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等。

重视书籍的文化价值，是私家出版的传统。热衷于私家记的人，比如黄丕烈，一生酷爱藏书，又一生刻书，是版本学桌然名家，再比如阮元，一生从事经学教育与经学出版，是清代著名的经学家。私家出版人中，很少有专业丛事出版的，大都像阮元，黄丕烈那样，以学者、藏书家的身份兼事出版，他们有强烈的文化传播意识，他们文化水平高，熟悉学术发展状况，也熟悉学术界读者需求，所以刻书的选题有针对性，常能把握别人尚未发现的文化价值。他们深知校勘之理，或亲自校勘，或延聘专家代劳，因而质量较有保证，所刻之书，为当时及后人所重。

但士大夫兼做刻书之事，并非以此为生，只是因为成本太大，不售卖无以为继，但售卖又往往不懂经商之道。因此罕见从中致富之人，而将家产赔了进去，又乐此不疲的，总是屡见不鲜。实际上中国士大夫一向轻视经商，士人刻书不谙商业经营之道，观念上又以利润最大化为可耻。从现代出版观念考察，这正是私家出版的致命弱点。

(三) 坊刻

坊刻的出版主体是书商。我国早期印刷品多为坊刻本。在唐代，除寺院刻经之外，大部分是民间坊刻。刻印的`图书中佛经最多，历书、字书、韵书、占梦、相宅等民间用书次之。

据《东京梦华录》记载，产时开封大相国寺附近已经成为书铺集中之地。古代书铺有两种：一是只售书，不刻书：一类是既售书，又刻书。南宋时的杭州，刻铺林立，如孙起父子的“书籍铺”既刻书，又售书，还编书。福建建阳的崇化、麻沙两镇的书坊，自宋至明数百年不衰，所刻书人称“建本”或“麻沙本”。自宋开始，全国出版许多出版中心，如宋有杭州、成都、建阳、平阳，元代有杭州、建阳、明有南京，苏杭等。这些地方之所以成为出版中心都是因为坊刻兴旺。南宋时期我国形成三大坊刻雕版中心，两渐坊刻(集中在杭州和金华)，福建坊刻(建阳)蜀中坊刻(成都和眉山)。

坊刻传播大众文化的功绩最大，小说戏曲自宋至明多是坊间先刊行的。

出版商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远比官刻为高，中国历史上出现在以坊刻为代表的民间出版活动中，如雕版书籍中象鼻书耳的运用。

印刷术与民间藏书相辅相成，没有印刷术的发明和普及，藏书不可能产生，而正是因为藏书的发展，印刷术便也因人们的喜好而有了自己的方向。知识阶层在中国古代一直是具有确定文化走向的能力，知识阶层对于书的需要，直接影响了中国历朝历代的印刷业的发展。前面的列举可以看出，以藏书来说，雕版印刷的书籍，占的额数大，品类也多，而活字印刷的书籍，除了皇家印刷的“聚珍版”之外，很少为人所青睐。说明这个问题，还得回过头来说藏书，古籍善本中的“王者”，毋庸置疑就是宋版书了。宋朝民间社会极为繁荣，统治者又极为善待文人，文人的地位空前绝后，这两点导致宋朝印刷业的繁荣，宋朝书无论官刻、私刻还是坊刻的图书，都十分讲究。从质量上讲，官刻之书把关较严，尤其是国子监所雕之书，从对原书的校勘到付之雕版要经过3道手续，所以差错较少。私刻之书注意精美。而坊刻书，因其书贾追求销售，质量较差。但其雕版速度快、种类多因而销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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