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强调以史为鉴，不仅收到了警钟长呜的效果，而且有时候简直是立竿见影。贞观元年（627年），他想营造一座宫殿，木材石料都准备好了，这时突然想到秦始皇因广营宫室而引起天下怨恨，民众竞相反叛的情景，于是借鉴秦朝历史而终止修建。前赵刘聪打算给刘皇后兴建凰仪殿，廷尉陈元达谏阻，聪大怒，下令杀陈元达，这时刘皇后手疏苦谏，言辞甚切，聪遂怒解而甚羞愧。太宗世民于贞观十六年（624年）在蓝田买了木料，将要建造一座宫殿，恰好这时他读到《刘聪传》中的上述故事，于是遥想刘聪的故事，取消了重新建造宫殿的打算。这两件事说明，历史对世民奢侈浪掷的抑制作用，与张玄素谏修乾阳殿的回天之力有异曲同功之妙。

　　张玄素谏修乾阳殿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贞观四年（630年），粮食丰收，米价大跌，社会比较安定，颂扬之声渐多。这年六月，唐太宗下令调集士兵去修建洛阳的乾阳殿，准备到洛阳巡视。诏令刚刚发出，从侍御史提升为给事中的张玄素便上书劝谏说：如今百姓在乱离之后，财力凋敝，生计未安，三、五年间恐难恢复，陛下怎能去营建尚未巡幸的洛阳宫殿呢？臣曾见隋室大造宫殿时，大木头从豫章（今江西省地区）采来，两千人才运一根木头，车轮用铁皮包着，走一二里路就被磨破，另有数百人带着铁皮轮跟在后面替换，一天走不到二三十里，一根木头约要用数万民工方能运到洛阳，其余开支更不计其数。陛下如今国力远不如隋朝，要驱使满身伤痕的百姓去干当年隋朝所以灭亡之事，这不是比隋炀帝还不如吗？唐太宗读到他不如隋炀帝的话，大为恼火，把张玄素叫来质问：你说我不如隋炀帝，和夏桀、殷纣比较如何？张玄素回答说：如果动工修这个乾阳殿，也一定会天下大乱的。李世民听到一个乱字，不禁惊了一身冷汗。他深知隋炀帝无休止地劳役百姓，终于自取灭亡。于是他对大臣们说：我想得不够成熟，没有想到会引起这样严重的后果。张玄素说得对，所有工程一律停止。以后到洛阳即或露宿，也无不可。他不但下诏取消修建洛阳宫，还赐给张玄素彩帛一百匹。事后魏征赞叹说：张公有回天之力，可谓仁人之言，其利广博。但主要还是隋炀帝的灭亡给唐太宗敲响了警钟。

　　隋炀帝有一个嗜好就是巡游。他在位的十三年中，留住在京都的时间非常有限，经常携带着数十万军队，大批官员，后妃公主，僧尼道士，时南时北，四处巡游，所经之处，沿途数百里内都要供给洒肉，弄得是家家鸡犬不宁。这个情况，唐太宗也曾耳闻目睹，知道隋炀帝好讲排场，夸耀自己，这也是他亡国的一个原因。所以他在位的二十三年中，除掉一些特殊情况外，他的活动大都在长安和洛阳一带。

　　贞观六年（632年），一些大臣见到唐王朝的国力一天天强大，天下太平，认为应该率领百官封告泰山。唐太宗说：你们都认为祭泰山是帝王盛事，我以为不然。如果天下安定，家给人足，虽不祭泰山，有何不可！秦始皇封祭过泰山，汉文帝却没有封祭泰山，后代人会说汉文帝没有秦始皇贤明吗？而且祭祀天地，表示诚敬就够了，何必一定要登上泰山才算虔诚呢！但是大臣们又不断上书请求唐太宗封禅，终于打动了唐太宗的虚荣心，当他打算批准封禅之事时，一位铁面无私敢于犯颜直谏的大臣出来反对了，他就是魏征。这下唐太宗不高兴了，他质问魏征说：你不让我封禅，是我的功业不够高吗？回答说够高了！对人民的仁德不厚吗？够厚了！那是中国还未安定吗？安定了！四夷还未降服吗？服了！是年谷还不丰盛吗？丰盛了！那是吉祥的符端还未出现吗？出现了！唐太宗奇怪了，便问：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去封禅呢？魏征说：陛下的功劳虽高，但百姓受到的恩惠还不够多；仁德虽厚，但恩泽还没有遍及所有的人；天下虽已太平，但财力还不够充裕；粮食虽说丰收，但库存还很空虚，怎么能向天地报告功业呢？况且自隋朝大乱以来，户口还没有恢复，仓库也不够充实。而陛下车驾东巡，千骑万乘，耗费巨大，不是现在的国力所能承受得了的。这就好像一个人得了十几年重病，现在虽然痊愈，但身体还比较虚弱，如果不注意调养，让他去承受力不胜任的事情，那后果将会怎样呢？而且如今从伊水和洛河以东，直到大海，人烟稀少，满目荆棘，所以现在举行封禅大典，是崇虚名而受实害，时机还不成熟啊！魏征的一席话，顿时使唐太宗清醒过来，他记起了隋炀帝家破人亡的惨痛教训，这个下决心不走隋炀帝老路的帝王，终于取消了封禅的念头，直到贞观二十三年他病逝时，也没有去泰山封禅。

　　唐太宗以古为镜，主要是以亡隋为鉴。因为一个统一寰宇，兵锐甲强的隋帝国，仅仅历时三十余年就突然之间覆灭了，这个历史教训太深刻了，值得令人深思。正是隋末农民起义的沉重一击，使他思想上怕字当头，才把过去亡国破家的历史当作警钟，经常对自己敲撞。困而居安思危、安不忘危就成了贞观年间君臣的座右铭。

这就是他自己第一次说的，属于原创。

《旧唐书·魏徵传》：“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唐太宗“以古为镜”，十分关注历代兴亡，尤其注意“前王得失”。贞观三年，太宗奖励凉州都督李大亮敢于直谏，赐荀悦《汉纪》一部，称此书“叙致既明，论议深博，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要他“宜加寻阅”（《旧唐书·李大亮传》）。太宗也为新修《晋书》撰写史论，其目的是告诫皇太子“居治而忘危”，“失慎于前，所以贻患于后”的教训，警告唐室功臣不要有亏“贞臣之体”，“见嗤后代”。从贞观年间的政治实践来看，唐太宗不愧为历史上最重视“以古为镜”的帝王。正是在这种思维带动下，贞观朝出现了两件影响久远的文化盛事，一是大规模的整理古籍，确定了古籍分类的基本门类，二是大规模修撰史书，开创了官修史书的基本格局。

整理古籍有重大意义：诸子为经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为治之具。为实现致治，唐初花了十余年的时间，对历代图籍进行了系统整理，“数年之间，秘府图籍，粲然毕备。”（《旧唐书·魏征传》）经过系统整理，形成颇具影响的《隋书·经籍志》。该书不仅著录了隋以前图书流传的情况，叙述图书沿革、变化、学术源流，而且确立经史子集四大部类，成为中国古典目录学的主流。而魏征汇辑《群书治要》，是“有关政术、存乎劝戒”的古籍选本，多为古籍之精华，博而且要，体现了其用古籍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匠心。

唐太宗的另一个思路，是修史以“览前王之得失”。“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是唐太宗的名言。贞观君臣自觉总结前王得失，从而开创出“贞观之治”的大好局面。他们以史为鉴，特别是以隋为鉴，既“取鉴于亡@国”，亦“取鉴于哲人”，这是鉴戒思想的深入与发展。唐太宗在魏征去世后对侍臣讲：“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征传》）贞观十一年，五代史成，主持修史的魏征对鉴戒思想作了系统总结。不仅高度概括了如何从亡国取鉴以求致治的思想，还将修史、取鉴、求治三者紧密地联系起来，使中国古代史学的鉴戒功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中国历史上，唐初宰相魏征以敢于向皇帝直言进谏著称。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唐太宗有不对的地方，魏征就会据理力争，进行劝说,即使唐太宗因此而大发脾气，他也毫不畏惧，照旧慷慨陈词。

唐太宗对魏征是既赏识又敬畏的。魏征病逝后，唐太宗悲伤地说：“一个人用铜作镜子，可以照见衣帽是不是穿戴得端正；用历史作镜子，可以知道国家兴亡的原因；用人作镜子，可以发现自己做得对与不对。现在魏征死了，我失去了最珍贵的一面镜子。”

为什么唐太宗会把魏征当作自己的镜子呢？这是有原因的。

魏征出身卑微，少年时孤苦贫困，曾经出家做过道士。他喜欢读书，用心钻研古籍，学识非常丰富。隋朝末年，魏征参加了反对隋朝暴政的起义。后来，他投靠唐高祖李渊创建的唐王朝，为太子李建成做事。由于魏征才华出众，因此很受太子的器重。

后来，唐高祖的二儿子李世民发动“玄武门兵变”，杀死哥哥李建成。年轻而敏锐的李世民知道魏征是个人才，便亲自召见他。

李世民一见魏征，就非常生气地责问他：“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的感情？”在场的大臣们都感到魏征将有杀身之祸。

可是，魏征却从容自若，以非常自信的口气回答说：“如果皇太子早听我的话，肯定不会落到今天这样的下场。”李世民听后，被魏征这种不畏强权及正直的精神所感动，打从心里钦佩他的人格。因此，不但没有处罚他，反而重用了他。

不久，李世民即位，他就是唐太宗。唐太宗委任魏征为谏议大夫（专门向皇帝提意见的官职），以后又提拔他当宰相。建国之初，唐太宗励精图治，经常召见魏征，与他讨论治国施政的得失。魏征胸怀大志，胆识超群，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大胆进谏。在他任职的几十年间，为了使大唐民富国强，先后向唐太宗进谏了二百多次。每一回，唐太宗都慎重地思考他所提的意见，尽量采纳。

有一次，唐太宗违犯他制定的18岁成年男子才须服兵役的规定，决定征召16岁以上，18岁以下，身材高大的男子从军。命令发出以后，魏征极力反对，唐太宗十分生气，派人把他叫来，大加训斥。

魏征毫不畏惧，他十分严肃地进谏说：“您现在把强壮的中男都抽去服兵役，那么，田由谁来种？工由谁来做？您常常讲，我当国君，首先要讲信用，可是国家的法律明明规定，男丁中的强壮者才需要服兵役，您为什么不遵守呢？您这样做，在老百姓面前不是失去信用了吗？”

魏征的这一番话，把唐太宗一肚子的火气浇灭了。他心悦诚服地对魏征说：“先生真是我和国家的一面镜子啊！我原先以为你太固执，不通情理，现在听了你的话，觉得很有道理。政令前后不一，百姓不知所措，国家是无法治理得好的。”于是，唐太宗立刻下令停止征召中男服役，还奖赏了魏征。

敢于直言劝谏的魏征不仅为国家立下了不朽的功绩，也成了以后历朝官员效法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