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是由众多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构成的。地域文化呈现着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的共性，又以它们各自鲜明的个性，使中华民族文化更加异彩纷呈，璀璨夺目。就以汉族地区的文化来说，费孝通先生曾指出，汉族地区经济文化古今一贯的特点，就是“基本的同一性和不同地域特色相辅相成”。

闽文化正是这样一个体现着中华文化精神，又具有鲜明八闽山海特色的地域文化。

福建别称“闽”，位于祖国大陆东南沿海。东临台湾海峡，西枕武夷山脉；三面与浙、赣、粤依山为邻，一面与台湾隔海相望。山海兼备的特殊地缘和丰富而复杂的历史环境，塑造了灿烂多彩的闽文化。

上古时期，闽地的原住民，是南方土著百越族的一支闽越族。首见于先秦古籍的“闽”和“七闽”之称，当泛指这些闽地土著。这些“善舟船”的闽越人所创造的闽越文化，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也同诸越文化产生交融，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闽越国时期发展到辉煌的顶点。闽越文化是闽文化的源头之一，对闽文化的底层产生重要影响。

随着汉晋以降，特别是唐宋时期，北方汉人以多种形式，大量地向偏安东南一隅的闽地迁徙，汉人和汉化的闽越人成为主要居民。闽文化承袭中原文化，并在汉越文化交融的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

《聊斋志异》是中国清朝初年的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它以写花妖狐魅、畸

人异行著称于世，奇特诡谲的故事情节，异彩纷呈的人物形象，不同流俗的美学

理想，构成《聊斋志异》的独特风格。它既是中国文学的瑰宝，更是世界文学的

明珠。作者蒲松龄无愧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巨人。

蒲松龄生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卒于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字留仙，

号剑臣，别号柳泉居上；山东淄川县（今淄博市淄川区）蒲家庄人，他的家族，

明万历以来也曾“科甲相继”；但至蒲松龄时代，“为寡食众，家以日落。”

（《述刘氏行实》）分居后，蒲松龄“数椽风雨之庐，十亩荆榛之产；卖文

为活，废学从儿；纳税倾囊，愁贫任妇。”（《呈石年张县公俚谣序》）十九岁，

“初应童子试，即以县、府、道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

（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此后则屡挫于乡试，以岁贡终老。他一生，除

了去扬州府宝应县充当幕宾一年，均设帐于缙绅之家；而在同邑西铺毕际有家时

间最长，设馆三十年，七十岁才归老家居。七十六岁辞世。蒲松龄出生前一年，

即崇帧十二年正月，第五次入关的清兵攻被济南，积尸盈城；血腥洗劫殃及齐鲁。

崇祯十七年，清兵再次入关击溃李自成，建立清王朝，镇压各地抗清力量；

压域黑云弥漫全国。然而在兵连祸结之中，明中叶以后萌发的民主启蒙思想依然

向前发展。清初，王夫之、黄宗轰、顾炎武、唐甄等人继续批判宋明理学，思想

上闪现出更多的民主性光芒。历史的灾难、时代的思潮以及个人的遭遇，这一切

对蒲松龄的思想和创作，必然有所影响，蒲氏狂痴招尤，孤愤著书，正是时代使

然。

其思想积极用世，憧憬仁政；他希望赋役征收应当。“念民膏”，刑名出入

应当“得民情”，工役兴作应当“惜民力”，（代孙蕙作《放生池碑记》）黑暗

的现实虽然“罔念夫民命”，然而蒲松龄则终生坚持“利民济物”的理想。他睥

睨邪恶，摆脱世俗的羁绊，追求心灵的自由，将自己的人生理想写入《聊斋志异

》。

清初人民饱经兵燹战乱，其心灵创伤尚未平复。《聊斋志异》有不少篇目，

隐约曲折地展示了那个时代的劫难。举凡明末北兵入寇的“齐地大乱”、“济南

大劫”，请初的……姜瓖之变“、”三藩之乱“、”谢迁之变“、”于七之难

“，《聊斋志异》都曾触及，虽然含蓄迷离，但都倾向鲜明：诅咒兵连祸结，悼

念受害人民。怀着对人民的深切同情，《聊斋志异》更把批判的锋芒指向整个社

会，斥之为”强梁世界“（《成仙》）。

在这个社会里，“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促织》）；封建官府像阴司

一样暗昧（《席方平》）；高级官僚恶德满盈（《续黄粱》），下级官吏鄙琐贪

婪（《梅女》），衙门公役则“无有不可杀者”。（《伍秋月》）；至于地方豪

绅，更是依财仗势，横行乡里，《聊斋志异》刺贪刺虐，全无畏忌。

明清两代用八股取士，以强化其政治统治。蒲松龄五十一岁才放弃应举，虽

然他还不能自觉地否定这个制度，然而他却能从旧垒中反戈一击，揭露科举的弊

端与丑恶。《聊斋志异》有相当数量的篇目，以嬉笑怒骂之笔讥刺科场衡文不公

以及贿赂公行。司衡无目，盖因帘内诸官只熟悉八股滥调，不谙德业文章，无能

识别真才（《司文郎》、《贾奉雉》）。

学官贪冒，则不仅“学使之门如市”（《神女》），而且“考弊司”竟定例

割髀肉为蛰（《考弊司》）。读书人对此却帖耳忍受，心无愧耻；幸进者则

高官厚禄，作威作福（《续黄粱》），失意者则嗒然若死，如饵毒之蝇（《

王子安》）。蒲松龄晚年诗作《历下吟》写省城试士的丑态，不禁慨叹：“此中

求伊周，亦复可侧怆。”《聊斋志异》抨击科举的作品，也部流露出此种侧怆的

心情。

《聊斋志异》各类题材的作品部有自己的审美追求，其中描写婚姻爱情的作

品表现得尤为鲜明。在蒲松龄那个时代，封建的因袭观念大部开始动摇，“甚至

骨肉之间，亦用机械，家庭之内，亦蓄戈矛”（《为人要则》）。《聊斋志异》

描写家庭纠葛的作品，往往把青年一代视作冲决封建札教的主要力量。封建社会

鄙视妇女，《聊斋志异》却以大量篇目，塑造了许许多多天生丽质，从不同角度

展示她们的美好情操和过人才能。例如：颜氏之才，乔女之德！翩翩之仙，葛巾

之神；婴宁的天真，蕙芳的纯朴；素秋的淡泊，黄英的通达；娇娜的洒脱，青凤

的痴情；等等。她们人各一面，全非世俗男子所能比拟，封建社会严男女之大防，

《聊斋志异》则借助浪漫主义的奇想，赋予青年男女以极大的互爱自由。作品认

为：“礼缘情制；情之所在，异族何殊焉”（《素秋》）：“天下惟真才人为能

多情，不以妍媸易念也”（《瑞云》）。作品呼唤真情，反对“以礼节情”，因

而对知己相爱或钟情不移者备加赞扬，而对虚伪矫情或欺骗爱情者则予以谴责。

作者意识到爱情是婚姻的基础，因而确认男女婚姻，“此自百年事，父母止

主其半”（《青蛙神》）。

作品所赞扬的大多是自媒自主的婚姻；这在当时不是已经存在的现实，而是

应该实现的理想。蒲松龄的审美情操，的确高人一等；纵然杂有些微糟粕，毕竟

瑕不掩瑜。

《聊斋志异》近五百篇，举凡天上人间、域内海外的诸般异闻，鸟兽虫鱼、

草木竹石的荒怪变幻，民俗风习、自然灾害的趣闻琐谈，都在包罗之列。

以上所述，仅其荦荦大者。

《聊斋志异》把中国文言短篇小说创作艺术推向顶峰，前人称它为“空前绝

后之作”。其主题境界既高出晋之志怪、唐之传奇，而笔墨命意更非后世续书所

能比拟。它的艺术成就，既是蒲松龄借幻异故事寄托自我情志的创新，又是中国

文学优秀传统的发扬。

作为“孤愤之书”，浓烈的感情色彩和超俗的审美追求，为《聊斋志异》创

作艺术的主要特征。作者在创作时，往往驰想天外，神与物游：“遄飞逸兴，狂

固难辞；永托旷怀，痴且不讳。”（《聊斋自志》）这种感兴飞动的激情，恰足

以表现幻异小说的奇诡。在各类作品中，既有金刚怒目的愤激，也有童心展现的

温情；既有口诛笔伐，也有幽默讽嘲。诸般幻异故事，都具有叩人心弦的艺术魅

力。《聊斋志异》的问世，使得一度沉寂的中国文言小说重现光辉，在艺术上取

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其实质是在发扬中国文学优秀传统基础上的艺术创新。蒲松

龄有丰厚的文学修养，他不仅“用传奇法，而以志怪”，而且自觉地发扬楚骚的

创作精神。其《聊斋自志》谓：“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牛鬼蛇神，长爪

郎吟而成癖。自鸣天籁，不择好音，有由然矣。”《聊斋》为文，狂狷傲世，不

遵矩度，盖亦步武楚骚，直抒胸臆，不择好音。《聊斋志异》每于篇后仿《史记

》的“太史公曰”，添加“异史氏曰”论赞一段，把艺术具象的意蕴径直的表达

出来。全书有“异史氏曰”

近二百则，为数之多，用意之深，均不同于唐传奇偶尔加入的议论体例。这

一形式的采用，是对《史记》美学思想的自觉发扬。盖蒲松龄“长命不犹”、

“仅成孤愤之书”与司马迁“意有所郁结”、“发愤之所为作”，两者之间

有其相通会意之处。鲁迅先生称《史记》为“无韵之《离骚》”。《聊斋》

则把楚骚的艺术传统用之于小说，遂使中国文言小说艺术再生奇葩。蒲松龄的这

种创作精神，在今天仍有可资借鉴之处。

朱其铠

一九九二年二月

聊斋自志

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1] ；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2]自鸣天籁，

不择好音，有由然矣[3]松落落秋萤之火，魑魅争光[4] ；逐逐野马之尘，罔两

见笑[5]才非干宝，雅爱搜神[6] ；情类黄州，喜人谈鬼[7]闻则命笔，遂以成

编[8]久之，四方同人[9] ，又以邮筒相寄[10]，因而物以好聚[11]，所积益夥。

甚者：人非化外，事或奇于断发之乡[12]；睫在眼前，怪有过于飞头之国[13]

遗飞逸兴，狂固难辞；永托旷怀，痴且不讳[14] 展如之人，得毋向我胡卢耶[15]？

然五父概头，或涉滥听[16]；而三生石上，颇悟前因[17] 放纵之言，有未

可概以人废者[18] 松悬弧时[19]，先大人梦一病瘠瞿昙[20]，偏袒入室[21]，

药膏如钱，圆粘乳际。寤而松生，果符墨志[22] 且也：少赢多病，长命不犹[23]

门庭之凄寂，则冷淡如僧；笔墨之耕耘，则萧条似钵[24] 每搔头自念：勿亦面

壁人果是吾前身耶[25]？

盖有漏根因，未结人天之果[26]；而随风荡堕，竟成藩溷之花[27] 茫茫六

道[28]，何可谓无其理哉！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29]

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30]；寄托如此，亦足悲矣！

嗟乎！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阑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

间乎[31]！

康熙己未春日[32]

据《聊斋志异》手稿本

唐序

谚有之云：“见橐驼谓乌肿背。”此言虽小，可以喻大矣。大人以目所见者

为有，所不见者为无。日，此其常也，倏有而倏无则怪之。至于草木之荣落，尾

虫之变化，倏有倏无，又不之怪，而独于神龙则怪之。彼万窍之刁刁，百川之活

活，无所持之而动，无所激之而鸣，岂非怪乎？又习而安焉。

独至于鬼狐则怪之，至于人则又不怪。夫人，则亦谁持之而动，谁激之而鸣

者乎？莫不曰：“我实为之。”夫我之所以为我者，目能视而不能视其所以视，

耳能闻而不能闻其所以闻，而况于闻见所不能及者乎？夫闻见所及以为有，所不

及以为无，其为闻见也几何矣。人之言曰：“有形形者，有物物者。”

而不知有以无形为形，无物为物者。夫无形无物，则耳目穷矣，而不可谓之

无也。有见蚊腹者，有不见泰山者；有闻蚁斗者，有不闻雷呜者。见闻之不同者，

盲瞽未可妄论也。自小儒为“人死如凤火散”之说，而原始要终之道，不明于天

下；于是所见者愈少，所怪者愈多，而“马肿背”之说昌行于天下。

无可如何，辄以“孔子不语”之词了之，而齐谐志怪，虞初记异之编，疑之

者参半矣。不知孔子之所不语者，乃中人以下不可得而闻者耳，而谓《春秋》尽

删怪神哉！

留仙蒲子，幼而颖异，长而特达。下笔风起云涌，能为载记之言。于制艺举

业之暇，凡所见闻，辄为笔记，大要多鬼狐怪异之事。向得其一卷，辄为同人取

去；令再得其一卷阅之。凡为余所习知者，十之三四，最足以破小儒拘墟之见，

而与夏虫语冰也。余谓事无论常怪，但以有害于人者为妖。故日食星陨，鹢飞鹆

巢，石言龙斗，不可谓异；惟土木甲兵之不时，与乱臣赋子，乃为妖异耳。今观

留仙所著，其论断大义，皆本于赏善罚*与安义命之旨，足以开物而成务；正如

扬云《法言》，桓谭谓其必传矣。

康熙壬戌仲秋既望，豹岩樵史唐梦赉拜题

据《聊斋志异》手稿本

高序

志而日异，明其不同于常也。然而圣人曰：“君子以同而异。”何耶？

其义广矣、大矣。夫圣人之言，虽多主于人事，而吾谓三才之理，六经之文，

诸圣之义，可一以贯之。则谓异之为义，即易之冒道，无不可也。夫人但知居仁

由义，克己复礼，为人君子矣；而陟降而在帝左右，祷祝而感召凤雷，乃近于巫

祝之说者，何耶？神禹创铸九鼎，而山海一经，复垂万世，岂上古圣人而喜语怪

乎？抑争子虚乌有之赋心，而预为分道扬镳者地乎？后世拘墟之士，双瞳如豆，

一叶迷山，目所不见，率以仲尼“不语”为辞，不知鹢飞石陨，是何人载笔尔也？

倘概以左氏之诬蔽之，无异掩耳者高语无雷矣。引而伸之，即“阊阖九天，

衣冠万国”之句，深山穷谷中人，亦以为欺我无疑也。余谓：欲读天下之奇书，

须明天下之大道。盖以人伦大道淑世者，吾人之所以为木铎也。然而天下有解人，

则虽孔子之所不语者，皆足辅功令教化之所不及。而《诺皋》、《夷坚》，亦可

与六经同功。苟非其人，则虽日述孔子之所常言，而皆足以佐慝。如读南子之见，

则以为*辟皆可周旋；泥佛肸之往，则以为叛逆不妨共事；不止《诗》、《书》

发冢，《周官》资篡已也。

彼拘墟之上多疑者，其言则未尝不近于正也。一则疑曰：政教自堪治世，因

果无乃渺茫乎？曰：是也。然而阴骘上帝，幽有鬼神，亦圣人之言否乎？

彼彭生觌面，申生语巫，武墨宫中，田蚡枕畔，九幽斧钺，严于王章多矣。

而世人往往多疑者，以报应之或爽，诚有可疑。即如圣门之土，贤隽无多，

德行四人，二者夭亡；一厄继母，几乎同于伯奇。天道愤债，一至此乎！是非远

洞三世，不足消释群憾。释迎马麦，袁盎人疮，亦安能知之？故非天道愦愦，人

自愦愦故也。或曰：报应示戒可矣，妖邪不宜黜乎？曰：是也。然而天地大矣，

无所不有；古今变矣，未可舟胶 人世不皆君子，阴曹反皆正人乎？岂夏姬谢世，

便侪共姜；荣公撤瑟，可参孤竹乎？有以知其必不然矣。且江河日下，人鬼颇同，

不则幽冥之中，反是圣贤道场，日日唐虞三代，有是理乎？或又疑而且规之曰：

异事，世固间有之矣，或亦不妨抵掌；而竟驰想天外，幻迹人区，无乃为《齐谐

》滥觞乎？曰：是也。然子长列传，不厌滑稽；厄言寓言，蒙庄嚆矢。且二十一

史果皆实录乎？仙人之议李郭也，固有遗憾久矣。

而况勃窣文心，笔补造化，不止生花，且同炼石。佳狐佳鬼之奇俊也，降福

既以孔皆，敦伦更复无斁，人中大贤，犹有愧焉。是在解人不为法缚，不死句下

可也。

夫中郎帐底，应饶子家之异味；邺侯架上，何须兔册之常诠？余愿为婆婆艺

林者，职调人之役焉。古人著书，其正也，则以天常民彝为则，使天下之人，听

一事，如闻雷霆，奉一言，如亲日月。外此而书或奇也，则新鬼故鬼，鲁庙依稀

；内蛇外蛇，郑门踯躅，非尽矫诬也，倘尽以“不语”二字奉为金科，则萍实、

商羊、羵羊楛失，但当摇首闭目而谢之足矣。然乎否耶？

吾愿读书之士，揽此奇文，须深慧业，眼光如电，墙壁皆通，能知作者之意，

并能知圣人或雅言、或罕言、或不语之故，则六经之义，三才之统，诸圣之衡，

一一贯之。异而同者，忘其异焉可矣。不然，痴人每苦情深，入耳便多儒首。一

字魂飞，心月之精灵冉冉；三生梦渺，牡丹之亭下依依。檀板动而忽来，桃茢遣

而不去，君将为魍魉曹丘生，仆何辞齐谐鲁仲连乎？

康熙己未春日谷旦，紫霞道人高珩题

据《聊斋志异》铸雪斋抄本

三十余年前曾立下宏愿，希望能撰写一本一般人都能够阅读而且愿意读下去的中国史书。少年气盛，不自知孤陋，历时两年余，积稿盈寸矣。当年曾自订四项规律以自策勉。 第一是必须将古籍融会贯通，透过缜密思考，用现代的文体，叙述古代的事物。绝对革除堆砌长幅大段古籍，敷张而成书者流。此固或可表示著者之渊博，于读者而言，则有不知所云的感觉。不幸这类史籍充斥，有的到了能剪糊多少便印刷多少的程度，焉能不使一般追求国史知识者望书兴叹。 第二是对史事的排比组合，尽可能要按发生的时间次序叙述。因为读历史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在理解史事的因果关系，或许可以从中获取些许经验。如果叙史时海阔天空，上下古今，畅论一是，容或偶有所得，然于一般读者而言，史事尚未认知，焉能从而领悟其“真理”？此类以“一家之言”而鸣世之著作，亦曾风流一时，于一般读者而言亦只得随声附和，颇似寓言所说国王的龙袍，不能不说美极了。

第三是要以极郑重的态度选择所要叙述的事物，易言之，即我们所要叙述的不是“过去的事都是历史”的那种历史，而是“我们今日所需要知道的过去的事”的历史。所以很多史家都承认“凡是历史都是近代史”这句话，因为都是根据近代人的眼光在选择史事，在析绎史事。举例以明之：如唐代日本“遣唐使”之事，在唐代绝不受重视，宋以后的史家更不理会此事，但清末民初以后的史家便大肆渲染成中国文化如何如何影响日本了。又如明世宗时的“大礼之议”，为了谁应称为“皇考”之争，明史记载连篇累牍，煞有介事，今日则有不知何所云然的感觉。如何采择过去的史事人物等加以浓淡分明的叙述，需要史学家的智慧，也还需真正博古通今（中外）。

第四是篇幅不可过繁重。当年订为五十万字左右，主要是估计一位有正常工作的人，每日抽空阅读，能在一周内读完为适宜。大家都知道写历史不怕篇幅多，要抄多少都有供应；问题在如何简，更重要的在“简得其当”。简得其当的标准很难定，这便是最绞脑汁，熬心血的功夫。笔者尝因某人或事应配置在何处，如何叙述，萦绕于心，久思不能决，拂之亦不能去，甚至当玩麻将时亦入侵，其恶可知。 工作两年余之后检视成绩“惨”然。除第一项勉强做到外，其余三项均力不从心，尤其篇幅臃肿不堪，是真正眼高手低的产品。懊丧之余，从史功、史才、史识、史意（章学诚首创，即史之意境）等方面作一反省，自知不逮。此后工作方向转换，但数十年来每浏览国史书籍，若有所感触，辄笔之于卡。五年前检视累积之物，似略有所得，重拾旧业之念油然而生。原因很简单，我虽顽劣窳陋仍如昔日，但已年近古稀，即将退归田园，汰于学界之外。在未消失于茫茫史学界之前，桑榆之年总不能再坐耗时光，因此抱定入地狱的心情撰写此书。三十余年前的手稿，可用者已十不得一二，若干纸张已朽，只得糊贴在稿纸上始免破碎，纸且如斯，人何以堪。 “中国”亦可当作地名解释，“中华”则涵有历史文化传统之意；故今日之国人，无论其政治主张如何歧异，但都坚守着中华两字不放。因此本书杜撰“中华世界”一辞，因中国文籍中所说的“天下”，与今人世界同义。本书的主旨即在叙述中华世界从形成到破灭的历史。“纲”是纲要，自知无法周详耳。 全书共分六编，第六编叙述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为止的历史，采取拙著《中国近代史》者约五分之三，小错误已改订。补充若干新意见，编组亦重作安排。笔者何以叙史至辛亥革命为止的原因，在本书最后两页有交代。 本书是于一般渴望知道国史者而著，于专家言，实不值一哂，故引文均未注明出处。因为笔者功力浅薄，绝对大多数引文均据《二十五史》《资治通鉴》而已。读者欲进一步探索，可查正史之本传或有关本纪或书、志。本书所引者均极短少，有时仅数字，目的在增加语意及涵义，如果加注出处，篇幅要增多三分之一，省去之后，对读者无碍，专家自可查证。 有一鄙见以为颇为重大的问题，即自汉文帝开始到明太祖始废除的年号问题。从公元前163年汉文帝开始建年号，到他的孙儿汉武帝每数年改一次年号成为习惯，至明太祖为止，一千五百三十一年之间，共有六百七十一个年号。年号是计算时间的基准，如果记不清每个年号所代表的时间，当提到某年号时，自茫然不知何义；如用几个年号去列论某一史事演变的历程时，等于说天书，不知所云。一千五百年间有六百七十一个纪年单位，实在可怕。汉武帝在位五十三年，改了十一次年号，唐高宗在位三十四年，改元十四次，武则天建周之后共十五年改年号十三次，有一年而有两个年号者。随意更改年号是读中国历史的极大障碍。当年标点《二十五史》及《资治通鉴》的诸君子，未趁此将年号改为帝王纪年，附以公元，是大失策。若干史家喜用年号叙史论事，自以为典雅，实则迂腐浅陋（他们也常错误，例子很多）。本书援孔子作《春秋》用“鲁隐公元年”之义，彻底废除徒以代表皇帝个人愚昧无识而复困扰后学的年号，用汉武帝二十二年（前119）代替元狩四年。某几个有特别意义的年号，到有需要时特别说明，如贞观（唐太宗是汉武帝以后明太祖前惟一不改年号的君主）、建安、永嘉之类。 笔者自知才质朽陋，素不敢为天下先，惟独废弃年号一事，甚盼史学界诸子不因人废言，竭力推行，造福后学，庶几有裨于国史之了解与研究；何况所提倡的是夫子之道，所反对的是愚昧迷信的皇帝们的恶行。 关于《中华史纲》参考书方面，实在不胜列举，只有用浩如烟埃一辞可以形容。几十年来浏览所及前贤与时贤的杰作颇多，包括专门学术论著与专书，以及一般性之通史作品。凡拜读到的，均使著者直接或间接，或多或少受到裨益，谨铭谢意。至于本书的疏漏舛误，自知不免，亦祈匡正，是祷。

铜梁李定一谨识 1986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