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一词有狭义与广义之分。一般指狭义的中原，即专指河南省。广义的“中原”是以河南为中心，向河南临近省份的部分地区渗透的一个广阔区域。《辞源》解释“中原”云：“狭义的中原，指今河南一带。广义的中原，指黄河中下游地区，主要是河南省。”中原自古以来就是主导整个中华文明发展的核心地域，是中国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所在地。

中原一般专指河南省。河南又名“中原”和“中州”，在历史上还曾被称为“中国”、“中土”、“华夏”和“神州”，历中原河南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史学界普遍认为中原河南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和发展起到最主要决定性作用。现在我们说的中原，一般指河南省。其实中原指河南也有一个简单的道理：古有“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说，而河南也是自三皇五帝到北宋中国长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所在地。

河南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发源地。4000多年前，河南为中国九州中心之豫州，故简称“豫”，且有“中州”和“中原”之称。河南是华夏民族早期主要居住的地方，也是今天绝大部分中国人的祖居之地。中国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都在河南，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在河南建都起，先后有夏、商、西周（成周洛邑）、东周、西汉（初期）、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含武周）、五代、北宋和金等20多个朝代在河南定都。 中国八大古都，河南一省就占了四个，分别为夏商故都郑州、商都安阳、十三朝古都洛阳和七朝古都开封。不过河南也是中国历史上战争和灾难最集中的一个地区，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大批大批的河南人为了逃避战乱而迁往异域他乡，这极大地促进了祖国很多地方的开发和中华文明的传播。这里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是华夏民族的摇篮。

[编辑本段]二、中原地区概念的形成

中原地区的概念形成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中原”一词由过去没有特殊意义的原野之意，转向了专指黄河中下游的河南地区。究竟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出现这一转变的呢？根据现存的史料分析，大概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经过两汉时期的发展，到六朝时期中原一词已经成为一个专有的中原地形图地区名词。因为从相关的史书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原一词在这一时间开始，有时指原野，有时指中原地区，而到后期已经是专指河南地区了。

我们先来看先秦古籍中非地域概念的“中原”词语。《诗经·小雅·吉日》曰：“瞻彼中原，其祁孔有。”这里的“中原”是指“原中”，作者在这里描述原野之中野兽的数量之多。《诗经·小雅·小宛》曰：“中原有菽，庶民采之。”是描写民众在原野中采摘豆子。春秋时期，中原一词仍有原野之意，越王勾践在会稽之围解除后，向百姓谢罪时说：“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与大国执雠，以暴露百姓之骨于中原，此则寡人之罪也。寡人请更。”（《国语·越语上》）这里是说因战争使百姓死后尸骨暴露在原野。经过数十年的休养生息以后，越国逐渐强大起来，在与吴国作战时，面对吴军一日五次挑战，越王准备答应时，范蠡进谏曰：“夫谋之廊庙，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许也。”这里的中原仍然有野外之意。战国末年的儒家代表人物荀况在《荀子·王制》中有“兵革器械者，彼将日日暴露毁折之中原，我今将修饰之，拊循之，掩盖之於府库”之语。这里虽然是教统治者如何治国，但观作者之意“中原”在这里显然是原野之意。

也就是在春秋时期，中原一词开始有中原地区的意思出现。《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载，晋公子重耳流亡到了楚国，受到楚成王的厚待，当问及如何报答楚国时，重耳回答：“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弭、右属櫜鞬，以与君周旋。”这里的中原就有地区的含义在内。《国语·晋语三》记载，在是否纳晋君问题上，有人主张杀之，公孙枝曰：“不可。耻大国之士于中原，又杀其君以重之，子思报父之仇，臣思报君之雠。虽微秦国，天下孰弗患？”这里的中原有中原诸侯国之意。公元482年，吴王夫差与晋、鲁、周在黄池盟会后，吴王取得了诸侯国的霸主地位，吴王令“王孙苟告劳于周”，其中有一句话说“昔者楚人为不道，不承共王事。以远我一二兄弟之国。吾先君阖庐不贳不忍，被甲带剑，挺铍搢铎，以与楚昭王毒逐于中原柏举。天舍其衷，楚师败绩，王去其国，遂至于郢”。追述先人事迹中所提到的中原，指的就是今日的河南省。

大约到汉代，“中原”一词较多指河南地区。汉景帝时期所发生的七国之乱，主父偃评价说：“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为禽于中原者”，是因为“先帝之德泽未衰而安土乐俗之民众，故诸侯无境外之助”。（《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这里的中原是指黄河中下游地区。徐乐在上书汉武帝时曾经对“瓦解”作解释时提到中原，“何谓瓦解？吴、楚、齐、赵之兵是也。七国谋为大逆，号皆称万乘之君，带甲数十万，威足以严其境内，财足以劝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为禽于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权轻于匹夫而兵弱于陈涉也。当是之时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乐俗之民众，故诸侯无竟外之助。此之谓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汉书·徐乐传》）这里是说吴楚诸王在中原被擒。

当然汉代及其以后，“中原”一词指原野者史书中也仍然存在，如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时曾说：为了传土于子孙，名扬后世，“是以贤人君子，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也”。（《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汉武帝在进攻南越之前，淮南王刘安上书谏曰：“今方内无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沾渍山谷，边境之民为之早闭晏开，晁不及夕，臣安窃为陛下重之。”（《汉书·严助传》）新莽末年，王莽命令廉丹进攻山东的赤眉军，廉丹征求冯衍的意见时，冯衍要他静观时变，并劝说：“何与军覆于中原，身膏于草野，功败名丧，耻及先祖哉？”（《后汉书·冯衍传》）在《后汉书·马融传》、《后汉书·皇甫规传》等卷中所提到的中原还保留着原始的意义。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这里中原就是指中原地区。到了晋朝特别是东晋时期，中原地区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开始为人们广泛接受。据不完全统计，《晋书》中就有55卷涉及“中原”一词，出现了92次，而以东晋时期出现的频率最高，且大多与晋朝君臣光复中原的志向有关，如“中原沦没”、“中原乱离”、“中原覆没”、“死亡漫于中原”、“中原丧乱”、“中原大乱”、“克复中原”、“中原向化”、“中原无所请命”等，这些词语既透露出东晋人的中原情结，也反映了东晋时期中原已经作为一个相对固定的地理单元。是后，偏居江南地区的宋、齐、梁、陈等王朝都沿用了东晋以来关于中原的地理概念，其中自然包括着浓厚的中原情结。

上述论证表明从东晋南北朝以来，中原地区已经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地理概念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后来的每一个朝代都沿用了中原地区的地理范畴。如宋代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作为千古流传的名句，就蕴含了南宋人对中原念念不忘的情结，可以与六朝人相比。中华书局影印1936年版的《辞海》释“中原”一词云：“古称河南及其附近之地为中原，至东晋南宋亦有统指黄河下游为中原者。”（P84）可能就是根据上述历史事实而得出的。《辞源》解释“中原”云：“狭义的中原，指今河南一带。广义的中原，指黄河中下游地区，主要是河南省。”

[编辑本段]三、中原风水

中原主要是指河南省，这是学术界最普遍的共识，也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所应必备的常识。 中原是中国最大的风水宝地。

风水是我国独有的一种文化，理想的风水宝地是，背依绵延的群山，这山是龙脉，也就是“玄武”；面临开阔的平原，称“明堂”，明堂前还有像屏风一样的“暗山”、“朝山”，这就是“朱雀”，河水蜿蜒曲折在前面环绕流过，两侧有重重山脉遮掩拱卫，这两侧的山就是“青龙”、“白虎”。

中原大地完全符合好风水“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描述：洛阳、郑州位于龙尾位置的吉祥地，“左青龙”是太行山，“右白虎”是大别山，泰山如同吉祥地前方的暗山，远方的朝鲜半岛与中原隔海相望，恰好与“朝山”的位置对应起来；在“吉祥地”的身后，龙脉就是中国最大、最宏伟的山脉：秦岭和昆仑山。

[编辑本段]四、中原文化

1、史前文化

中原的史前文化，时间久远、内容丰富、领域广泛。8000年前左右的裴李岗文化，在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出土了数百件磨制石器和陶器，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了新石器时代的房址53座，窑穴370座、陶窑13座，以及灰坑、墓葬、瓮棺葬等，出土文物近5000件，特别是出土的世界上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骨笛，改写了世界音乐史；出土的酿酒遗物，被美国人配方复制后，生产出来了9000年前的古酒，引起世界轰动。7000年前的仰韶文化，出土了大量的彩陶和磨光石器，充分反映了新石器时代我们先民们的生产生活状况。5000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河南也发现了相当丰富的陶器动物浮雕及鼎、罐、壶等文化遗存。由此可以看出，史前文化在河南发现不只一处，也不只是少数、若干处的几件历史遗存，而是连续的、有规模的历史遗存。这些都充分表明河南在整个史前文明时期都处于领先地位，也足以说明中原大地是中华民族文明最早起步的地方之一。

关于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时代的文献记载，其历史的基本框架、社会大事以及社会性质是可信的；并已被建国以来的考古发现初步证实，约当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时代；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时期。我们认为，应当依据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称这个时期为五帝时代。五帝时代奠定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基础，孕育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诸多特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特点是多元的、在中原首先形成并成为全国性的中心。

2，神龙文化

神龙是智慧、勇敢、吉祥、尊贵的象征。河南是龙的故里。被称为人文始祖的太昊伏羲，在今河南周口淮阳一带“以龙师而龙名”，首创龙图腾，实现了上古时期多个部族的第一次大融合；被称为又一人文始祖的黄帝，在统一黄河流域各部落之后，为凝聚各部族的思想和精神，在今新郑一带也用龙作为新部落的图腾，我们今天的中国人被称为“炎黄子孙”和“龙的传人”，就是因此而来。从发掘出土的文物来看，我省发现的龙文物不但历史久远，而且最为正宗。濮阳蚌龙距今6400年，是中国最早的龙形象，被考古学界誉为“中华第一龙”；在“华夏第一都”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距今至少3700年，被学者命名为“中国龙”，等等。这些龙文化的遗存从夏、商、周到汉唐、明清一脉相承，都是中华民族龙图腾的源头，在形态上可以说都是北京故宫里各种龙形象的祖先。中原和全国各地的民俗，也有不少与龙有关，如每逢喜庆之日舞龙灯，农历二月二祭龙王、吃龙须面，端午节赛龙舟等。这些文化除了在中华大地传播承继外，还被远渡海外的华人带到了世界各地，在世界各国的华人居住区或中国城内，最多和最引人注目的饰物就是龙。从中原大地产生并完善的龙形象，目前已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中华民族团结的纽带和共同的精神支柱。

后以洛阳为中心和重心扩展到河南的豫东和豫南。进入龙山文化时期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河南商丘、周口、许昌、郑州等地的大汶口文化，融合于当地，完全被河南龙山文化所取代。豫西南的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也遭到同样的命运。这种现象所反映的正是中原文化强势扩张的历史真实。中原文化在不断汲取周边文明因素的基础上，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已经走在其它文化的前面，并以夏王朝的建立为标志，确立了中华文明王中王的地位。

3、圣贤文化

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各种文化背景不一样，崇拜也不一样，印度崇尚动物，希腊和埃及崇尚神，中国非常崇尚圣贤。作为中华文化重要发祥地的中原河南，涌现出了许多文化圣人，而且名气很大。比如，谋圣姜太公、道圣老子、墨圣墨子、商圣范蠡、医圣张仲景、科圣张衡、字圣许慎、诗圣杜甫、画圣吴道子、律圣朱载瘫等，他们不仅以其伟岸的人格为人们所敬仰，而且以自己丰富的知识和深邃的思维，创制了一大批经典著作，成为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不朽丰碑。春秋时期思想家老子的《道德经》，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阐述了大量朴素辩证法观点，对我国2000多年来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世界发行量仅次于《圣经》。墨子提出的“兼相爱、交相利”的观点，庄子提出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韩非子提出的以“法”为中心、“法、术、势”三者合一的统治思想，都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重视，也在普通民众中产生巨大影响。

4、思想文化

中原思想文化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核心，也是百家思想集大成者。孔子是儒学的开山人物，虽然出生在山东，但祖籍是河南，而且孔子讲学、游说的主要活动地域在中原。洛阳人程颢、程颐开创的宋代理学，又把儒学推向一个新的思想高峰，成为宋元明清以来居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道家思想的老祖宗老子，是河南鹿邑人，长期生活与活动在河南，《道德经》就是在河南写的。法家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韩非子，也是河南人。总的来看，中原思想文化传达着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中庸尚和的生活哲学，不仅隐含着“日新”的变革进取精神，而且也体现了友好共处、向往和平的精神境界。这些思想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基本文化形态和性格，丰富了中华民族精神宝库，并对世界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西方许多杰出人物如伏尔泰、狄德罗、托尔斯泰、布莱希特都曾受到《道德经》的影响。托尔斯泰直至暮年还在阅读《道德经》，他说孔子、孟子对他的影响是大的，而老子对他的影响是巨大的。

5、名流文化

名流是一个以圣人为顶峰的特殊社会群体，也就是说，圣人肯定是名流，但名流未必是圣人，名流的外延要远大于圣人。名流以其文化素养、文化格调和文化创造影响着社会，形成一种社会文化效应和文化风尚。中原历史名人辈出。据统计，在二十四史中立传的历史人物5700余人，其中河南籍的历史名人为912人，占总数的15．8％。唐代留名的2000多名作家，河南居两成。在中原名流中，既有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家，也有社会贤达和社会名士，如纵横家张仪、苏秦，兵家吴起，政治家子产、李斯、张良、晁错、司马懿、姚崇、赵普等等。尧舜时代的贤士许由，坚辞帝尧的禅让，被奉为隐士的鼻祖。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当时主要在河南焦作一带活动，其中阮籍、阮咸、山涛、向秀都是河南人。这些名流对社会历史进程或者社会风尚的形成发挥了重要影响。

6、英雄文化

河南是一片仰慕英雄、产生英雄的土地，也是热爱英雄、造就英雄的热土。中原儿女在历史的长河中谱写的英雄谱，如灿烂画卷，光耀神州。女娲补天、夸父追日、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等歌颂英雄的神话传说，都产生流传在河南。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是河南登封人。代父从军的巾帼英雄花木兰，是河南虞城人，其义举令世人赞叹不已，甚至美国人也将其英雄故事搬上银幕，全球传播。河南邓州人、唐代名将张巡在抵御叛军中，坚守睢阳，“守一城，捍天下”，被后人奉为神灵。宋代的包拯权知开封府，刚正不阿、铁面无私、不畏权贵、惩恶扬善，成为世人景仰、万代传颂的“包青天”。南宋爱国将领岳飞是河南汤阴人，其“精忠报国”的壮志、“还我河山”的呐喊、“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的豪情，一直激励着中华儿女抵御外侮、报效祖国。这些英雄们，历来都是人们尊崇、歌颂的对象。这是一种不寻常的文化现象。

7、农耕文化

农业最早是在中原地区兴起来的。中原农耕文化包含了众多特色耕作技术、科学发明。裴李岗文化有关遗存中出土了不少农业生产工具，为早期农耕文化的发达提供了实物证据，尤其是琢磨精制的石磨盘棒，成为我国所发现的最早的粮食加工工具。大家知道，三皇之首的伏羲教人们“作网”，开启了渔猎经济时代；炎帝号称“神农氏”，教人们播种收获，开创了农业时代。大禹采用疏导的办法治水，推进了我国水利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数学、测绘、交通等相关技术的进步。战国时期，由河南人郑国主持修建的“郑国渠”，极大地改善了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随着民族的融合特别是中原人的南迁，先进的农业技术与理念传播到南方，促进了中国古代农业水平的提高。可以说，中国农业的起源与发达、农业技术的发明与创造、农业的制度与理念，均与河南密切相关。

8、商业文化

中国商人、商业和商业文化的起源在中原，是考古学界、史学界的共识。自古以来，中原地区就有比较自觉的商业意识，产生了中华商业文化的许多第一。商代的王亥“肇牵车牛远服贾”，也就是第一个用牛车拉着货物到远地去做生意，被奉为商业鼻祖。第一个儒商孔老夫子的高足子贡，是河南浚县人，不仅能做官，而且善于经商致富。第一个热心公益事业而被后人称为商圣的范蠡，是南阳人，他帮助越王勾践灭吴复国之后，悄然引退，把才能用于经商。第一个爱国商人是新郑人弦高，在经商途中遇到了秦师入侵，以自己的十五头牛为代价智退秦军。此外，中原还产生了中国商业的许多第一。比如中国历史上第一批职业商人诞生于西周时期的洛阳，第一个由政府颁布的保护商人利益的法规《质誓》诞生于春秋时期的新郑，以“城门之征”为代表的最早的关税征收发生在春秋时期的商丘，第一个有战略思路的产业商人为东周时洛阳人白圭，第一个商业理论家是今商丘人计然，最早的商家诉讼条例发生在春秋时的郑国即今郑州，第一个重商理论的倡导者为西汉洛阳人桑弘羊，唐代洛阳城内的管理市场的“三市之长”是最早的“市长”。

王国维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罔不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 此第三境也。”

王国维突然发现这三个大词人当中的三句话，如果把它串合起来，那就成为一个大人生、大境界的一段美语。他概括了古今中外无数成功人的一个秘诀，一个内在发展的逻辑，是一种核心的概括。然后把它融在，把它结晶在文学的意象当中。所以王国维这几句话一出来，成为一种经典，成为一种成才之路的经典。

二、第一境界的历练

我们要看看，王国维你自己是怎么历练这三个境界？三个境界，我们先看，第一境界历练。

第一个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为什么他对这句诗，这么地欣赏？这么地赞同？因为这句诗太符合王国维的所见、所思、所闻。“昨夜西风凋碧树”，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情景啊？昨天晚上，猛烈的西风刮来，碧绿的大树上，一片一片树叶凋落。这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带来有一点迷茫，有一点凄凉。王国维看到的什么？王国维看到了，是一种变化的意象。变化，是在变，是在化。变在什么地方？时间在变，物象在变，心态在变，理念也大变，王国维看到这些变化。那么王国维当时从这个意象大树飘零，他又看到什么呢？看到中国是一个变化的中国，一百多年之前，他看到了世事在变化，中国在变化，学术也大变化。你看看，国门给打开了，西学进来了，中学怎么办呢？中学是被动地应战，还是不应战，就给它吃掉了？还是怎么办呢？而且他痛心地看到，当时中国整个学术界是什么？麻木的，昏沉的，没有觉醒的，毫无朝气的，非常地痛心。而王国维就从这个一叶飘零当中，用到我们一个成语，叫“一叶之秋”——从一个叶子的飘零，知道秋天要到来了，而王国维更从这个秋天发现了，后面紧跟着的是冬天，而过了冬天以后，将是灿烂的学术春天。所以，王国维特别感悟这一句词，把它作为第一个境界当中一个物象。

我们再看这个“高”字。王国维当时的行路，他确实是站在一个最高的地方。什么高的地方？站在一个民族存亡和学术关系的这个高度，站在一个20世纪初的时代的高度，一个历史的高度来望。

王国维年轻的时候，就有高远的志向。有一次,罗振玉到东文学社去看学生的时候，突然发现同学扇面上题了好多的词。他拿来一看，是一首诗，这首诗他看了以后非常感动，他说，能够写这首诗的人，一定是志向高远。这首诗是怎么写的呢？“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王国维《读史二十首之十二》）他怎么写呢？在当初汉代的时候，西域，就我们新疆这个地方，只不过一百来座城市，所以汉代的皇帝想，这个地方太难管理了，我不要它了，算了。两个大臣说了，不能，皇帝你不能糊涂！尽管是小小的百来座城市，你不能放掉它，这是我们中国的领土。所以皇帝一想，对，所以又开通了。那么这两个人的远谋就胜过皇帝了。王国维又翻过来说，更有比这两个大臣更厉害的，谁？甘英，这个人更不简单。他怎么不简单？他的眼光不是新疆的这块地方了，他已经站在黑海的东头望到大秦。大秦，古罗马帝国了，他已经望到那头了。所以，王国维说，我们都要学甘英。罗振玉是有大志，他一看，这个年轻人的志向不得了，问谁写的？大家说，王国维写的。从此以后，他非常重视王国维这个奇才，提拔他。

那么，王国维他望到了什么呢？望到了当时的学术时代有这么几个特色：

第一个，20世纪初，中国的学术是一个必变的时代，必定要变，这多厉害；第二个，中国的学术，将是一个研究自由的时代；第三，当是一个最大发现的时代；第四，西学东渐的时代；第五，中学外渐的时代；第六，“学术三无”的时代。

他不简单，凭个人的观察，看到这么一些时代的特色。我们听听王国维的声音，王国维说，世事在变，国事在变，学术当然也得变，要变。王国维又说：“如今已非教权专制之时代，而是研究自由之时代。”厉害！王国维又热情洋溢地讴歌：“今日之时代可谓发现之时代，未有能与它相比者。”王国维说，为什么发现了时代呢？第一，甲骨文发现了；第二，西北的许多竹简发现了；第三，敦煌的宝库打开了；第四，故宫里面的内阁大库档案发现了；第五，外国的好多的文书在沙漠里发现了……还有好多好多的发现。王国维很聪明，他从历史上知道，凡是有新的东西发现，就有新的学问起来，所以他说，新发现的时代必将有一个新的学术时代出现。

王国维又说，“学术三无”时代。什么叫“三无”呢？第一，学术不分中西，没有中西的；第二，学术不分新旧，没有新旧之分；第三，学术没有有用无用之分。这个眼光也是超前的。我们在一百年以后，还在争论这个问题。你学的什么东西啊？我学的是文学。文学有用吗？你读大学，文学有用吗？你学什么？我学哲学。你怎么学哲学？哲学有用吗？你学什么？我学社会学。社会学有用吗？一百年以后，我们还在争论，中学为主？西学为主？中学有用？西学有用？王国维多超前！是学问，没有中西之分；是学问，没有有用无用之分；是学问，没有新旧之分。超前！所以王国维他这种眼光是超前的，而且是国际性的学术眼光。你看看，王国维一点都不保守，不因为甲骨片是我们中国的，就由我们中国来研究，研究到它透了，再给外国人研究，他不是的。不是因为敦煌宝库是在我们敦煌发现的，我们中国人研究、保密，然后我们研究完了，再给外国人。不是的，王国维非常地开阔，他是站在广阔的国际的学术平台上，来观察问题、考虑问题、研究问题。所以，他的那种眼光、那种胸襟、那种气度，国际性的。所以，我们往往看到，王国维成功了，他的成功不是成功在终点，而是成功在起点上。

三、第二境界的历练

下面，王国维是怎么进行第二个境界历练的？第二个境界是这样一句话：“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当王国维确定了这个方向以后，他就坚定不移地走，再走，往前走，一走到底，不回头，不后悔。王国维曾经有这样一首诗：“……玉女粲然笑，照我读奇书。嗟汝矜智巧，坐此还自屠……”（《偶成二首》之一）我把这个意思讲一下，王国维说，啊，天上的月亮啊，太美了，就好像一个美女展露着她美好的笑容，在照着我读书呢，我在书房里读书，天上有个美女陪着我，就是月亮。啊，发出灿烂的笑容照着我，啊，月亮照着我读奇书！我经常感叹，我自己是多么地聪明啊！是多么地有智慧啊！是多么巧妙的一个人！太可惜了，我预料到，将要自己拿一把刀，把自己给杀了。他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样刻苦地读下去，最后没有了，人没有了，读死了，太辛苦！你看看，那么美好的夜光，美女的夜光照耀着我，辜负了她。什么意思？王国维就是说，我要走这条路，走到底，不回头，“为伊消得人憔悴”。什么叫“衣带渐宽”？人越来越瘦，所以腰带越来越宽了。所以他说，我要追求真理到什么地步？牺牲自己一生的幸福，都不后悔。这是何等地尽职！所以王国维这个人，是情商、智商特别高的人，这么一个大学者。你看看，他可以聪明到什么程度？他是绝顶聪明，你看他外表很丑陋，他是绝顶地聪明。所以他把自己看成是天才。一点不错，是天才。他怎么样的呢？他做大学问家的眼光，就跟人家不一样，看到纸面上的字，大学问家的眼光叫“直透纸背”，他看到纸背的后面。王国维就是这样。

王国维有一天在研究甲骨片的时候，甲骨片，我们都晓得一片一片的，聪明的王国维，灵感的王国维，突然有灵感了，为什么这片甲骨片我读不通啊？为什么那片甲骨片，我也读不通啊？那是不是原来它们是一片啊？在出土的时候，因为弄断，崩裂，把它打破了，等到拿出来的时候，这里一片，那里一片。如果把两片能够拼合起来，那不就是一个完整的甲骨片了吗？那上面原来不可读通的，现在不读通了吗！就这个灵感，开出了甲骨学的一个方向，叫做“甲骨学的缀合”。你看，多聪明啊！他不仅看到这个上面，而且透过了纸背，透过了甲骨片。聪明，绝顶聪明！

所以大学问家胡适晚年经常要说到王国维，在台湾的时候，他对他的学生说：“王先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还说：“绝顶聪明的人，不是在卖弄聪明，而是肯下苦工夫、笨工夫。”所以王国维就是这样，既绝顶聪明，又能够下苦工夫、笨工夫的人。下面我们来看看，他怎么下苦工夫的？

王国维在日本的时候，跟着罗振玉，罗振玉这个书库不得了，家里有50万册藏书，私人藏书。王国维一本一本，大部分，当然很多都翻过，你看，朝夕相处。王国维自己手校手批的，精读之精读，手校手批，还保存在北京图书馆里。你一看上面，肯定会感动，各种颜色的字写满了，都用过了。所以，王国维平时什么呢？手中不离开书的。在日本的时候，他的夫人要跟他商量点事情，家里总有事情，要商量点事情，王国维拿着书本只当不听见，我要看书呢，不理会夫人。潘夫人恨得不得了！恨不得把他这个书夺过来，丢在火炉里。所以，王国维是一个非常刻苦、非常用功的人。

王国维第二次到日本以后，他告别了前面的学问，美学、哲学我都告别了，我要弄传统的国学。为什么？他要投身到新的学问甲骨学，金石学等等当中。他说，我小时候，最不喜欢看《十三经注疏》，那这个东西怎么看啊？太枯燥了，现在他不了。为了向新学问应战，王国维把《十三经注疏》每天都看，精心地看，这是何等地勤奋！每天早晨在日本的京都，一个朝气蓬勃的王国维，年轻王国维，踏着露水，朝气蓬勃地，背面是一轮太阳，到罗振玉家里打工。一做下来，那是何等地艰苦！有一次，罗振玉给他两千份拓本，说，国维你帮我整理。他说，怎么整理？每一个拓片，你要找出来它有几个器物，因为有的，它一个拓片有不同的器物名称，同样一个器物，古人有不同的名称。他说，你要把它查出来，这份拓片有几个器物名称。倒过来讲，一个器物有几个铭文？那太艰苦了！这里有两千份要一一查对。所以，王国维形容当时怎么艰苦呢？每天早晨一到工作室，桌子上堆满了拓本。在夏天，日本的夏天太热了！常常地困，常常地汗流满面,身上全部湿透了。然后查一个铭文，要查十几个，那么一天下来，只能弄十几个铭文，十几张纸，非常非常地艰苦。所以早晨是一个朝气蓬勃的王国维，到罗振玉家里去了，晚上一个疲惫不堪的王国维回家了。明天早晨又是一个朝气蓬勃的王国维，明天晚上又是一个疲惫不堪的王国维，这样轮流地操作。同志们注意，这就叫做“下地狱式”的功夫，没有这个就没有后来更大的成功。王国维就在京都这么几年的刻苦锻炼，最后走到北京就不一样了，成为一个国际著名的大学者。这就是他的秘密，这就是他的境界。

四、第三境界的历练

下面我要讲的是，第三境界的历练。第三个境界是什么呢？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这是什么抒发呢？经过炼狱式的磨炼和追求，千百次的劳作，最后必定取得成功，这是有回报的，必定取得成功，一旦找到了这个真理，那就把自己的发现，汇入了真理的长河。王国维为什么特别喜欢这个境界？把它作为第三境界呢？这是一个非常优美的意境，本来是写元宵佳节。元宵佳节太美妙了，家家上了灯笼，观灯，男女老少拥挤在街头，鲜花盛开，鲜花、人脸、灯笼，如此美妙！那么同志们想想看，知道心上的人，但是没有跟她约好在什么地方，不是在大栅栏，不知在什么地方，这么多人，你怎么找？所以，叫什么？“众里寻他千百度”，找不到啊！你在哪里啊？来了，蓦然回首，我找了一千次、一万次，有一次偶然回头，看见了，啊！我理想的佳人就在那里对着我笑呢，笑得那么地甜蜜。同志们注意，“阑珊处”是什么？不是在一片灯火的地方，而是在稀稀落落的灯火的地方；不是在通亮的地方，而在比较阴暗的，没有几颗灯的地方找到。你想想看，突然找到了，人山人海当中，突然找到这样一个美丽的佳人，你是何等地激动！何等的愉快！所以，这是一种特别胜利的、成功的境界，富有诗意。

这种情况是什么呢？就知道，必然会找到，但是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找到，是一种必然当中的偶然，偶然当中的必然，是处于情理之中，又在情理之外的，在意料当中，又在意料之外。王国维是这样说的，当一个人的研究，长年累月，累月长年地研究，一旦当你找到了这个东西，找到了答案，那种心中的快活，是无法形容的。这是一种快活。还有一种快活呢，心中一直有这个意思，心中就一直有这个意境，但是找不到恰当的东西把它表达出来。有一天，当我找到了，把它表达出来的话，那种快活是无法形容的。所以，这种快活是真正的大学者，他才能体会到。梁启超称赞王国维，他这样说：“我们看王先生的《观堂集林》，几乎篇篇都有新发明，只因他能用最科学而合理的方法，所以他的成就极大。此外的著作，亦无不能找出新问题，而得好结果。其辩证最准确而态度最温和，完全是大学者的气象。他为学的方法和道德，实在有过人之地方。”（梁启超《王静安先生墓前悼词》）这些成果都是王国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的结果。

原文

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曰：“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崤、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之，天下之雄国也。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愿大王少留意，臣请奏其效。”

秦王曰：“寡人闻之，买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罚；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顺者，不可以烦大臣。今先生俨然不远千里而庭教之，愿以异日。”苏秦曰：“臣固疑大王不能用也。昔者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尧伐欢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齐桓任战而伯天下。由此观之，恶有不战者乎？古者使车毂击驰，言语相结，天下为一；约中连横，兵革不藏；文士并饬，诸侯乱惑，万端俱起，不可胜理；科条既备，民多伪态；书策稠注，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无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辩言伟服，战攻不息；繁称文辞，天下不治；舌弊耳聋，不见成功；行义约信，天下不亲。于是，乃废文任武，厚养死士，缀甲厉兵，效胜于战场。夫徒处而致利，安坐而广地，虽古五帝、三王、五伯，明主贤君，常欲佐而致之，其势不能，故以战续之。宽则两军相攻，迫则杖戟相，然后可建大功。是故兵胜于外，义强于内；武立于上，民服于下。今欲并天下，凌万乘，诎敌国，制海内，子元元，臣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于至道，皆于教，乱于治，迷于言，惑于语，沉于辩，溺于辞。以此论之，王国不能也。”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羸滕履跷，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黎黑，状有归色。归至家，妻不下，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喟叹曰：“妻不以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说当世之君矣！”

于是乃摩燕乌集阙，见说赵王于华屋之下，抵掌而谈。赵王大悦，封为武安君，受相印。革车百乘，绵绣千纯，白壁百双，黄金万溢，以随其后，约从散横，以抑强秦。故苏秦相于赵而关不通。

当此之时，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苏秦之策。不费斗粮，未烦一兵，未张一士，未绝一弦，未折一矢，诸侯相亲，贤于兄弟。夫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故曰：式于政，不式于勇；式于廊庙之内，不式于四境之外。当秦之隆，黄金万溢为用，转毂连骑，炫于道，山东之国，从风而服，使赵大重。且夫苏秦特穷掘门桑户枢之士耳，伏轼撙衔，横历天下，廷说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

将说楚王，路过洛阳，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苏秦曰：“嫂，何前倨而后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苏秦曰：“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

译文

合纵派的****苏秦一开始却对秦惠王倡导连横战略，他游说秦惠王说：“大王的国家，西面有巴、蜀、汉中等地的富饶物产，北方有来自胡人地区的贵重兽皮与代地的良马，南边有巫山、黔中作为屏障，东方又有崤山、函谷关这样坚固的要塞。土地肥沃，民殷国富；战车万辆，壮士百万；沃野千里，资源丰富，积蓄充足；地势险要，能攻易守。这正是天下公认的‘天府之国’，秦国因而真正是雄霸天下的强国。凭着大王您的贤能，秦国士卒与百姓的众多，战车、骑兵等武器的巨大作用，兵法和谋略的运用之妙，完全有把握吞并其他诸侯，一统天下，称号皇帝，统治全中国。希望大王能考虑一下这一前景，允许臣陈述自己的方略。”

秦惠王说：“寡人常听人说：羽毛不够丰满的鸟儿不可以高飞，法令不完备的国家不可以奖惩刑罚，道德不崇高的君主不可统治万民，政策教化不顺应天意的君主不可以号令大臣，如今先生不远千里来到我秦国登庭指教，寡人内心非常感激，不过关于军国大计，最好还是等将来再说吧！”

苏秦说：“我本来就怀疑大王能否听取我的意见。以前神农攻打补遂，黄帝讨伐涿鹿擒获蚩尤，唐尧放逐欢兜，虞舜攻打三苗，夏禹王攻打共工，商汤王灭夏桀，周文王攻打崇侯，周武王灭商纣，齐桓公用战争雄霸天下，都说明了一个国家要想称霸天下，哪有不经过战争就达到目的的？古代使者都坐着兵车奔驰，各国互相缔结口头盟约，谋求天下统一；虽然讲究合纵连横，却是战争不息；说客和谋士们进行巧辩和权诈之术，致使诸侯慌乱疑惑，结果一切纠纷都从此发生，简直复杂到无法处理的地步；章程和法律都完备的国家，人们又常常做出虚伪的行为；文书、籍策杂乱繁琐，百姓生活贫困不足；君臣上下都愁眉不展，百姓无所依赖；法令规章越多，战争发生的也就越多；能言善变穿着儒士服装的越多，战争就越发无法停止。什么事如果不顾根本而专门讲求文辞末节，天下就越发无法太平。因此说客的舌头说焦了，听的人耳朵都有听聋了，却不见什么成效；做事即使讲义气守信用，也没办法使天下和平安乐。”

“因此就废除文治而使用武力，召集并且礼遇敢死之士，制作好各种甲胄，磨光各种刀枪，然后到战场上去争胜负。大王要明白，没有行动却想使国家富强，安居不动却要使国土扩大，即使是古代帝王、三王、五霸和明主贤君，想不用刀兵而获得这些，也是无法实现雄心的。所以只有用战争才能达成国家富强的目的。距离远的就用军队互相攻伐，距离近的就短兵相杀，只有如此才能建立伟大功业。所以军队如果能得胜于外国，那么国内民众的义气就会高涨，君王的威权就会增强，人民会自然地服从统治。现在假如想要并吞天下，夺取王位，征服敌国，辖制海内，治理百姓，号令诸侯，实在是非用武力不行。可是如今继嗣当政的君主，却都忽略了用兵的重要性，不懂得教化人民；不修明政治，常被一些诡辩之士的言论所迷惑，沉溺在游说之士的言语辩辞中，而误信各种不适当的外交政策。依照这样的情形，大王一定不能实现连横。”

苏秦游说秦王的奏章，虽然一连上了10多次之多，但他的建议始终没被秦王采纳。他的黑貂皮袄也破了，100两金币也用完了，最后甚至连房旅费都没有了，不得已只好离开秦国回到洛阳。他腿上打着裹脚，脚上穿着草鞋，背着一些破书，挑着自己的行囊，形容枯槁、神情惟悴，面孔又黄又黑，很显失意。他回到家里以后，正在织布的妻子不理他，嫂子也不肯给他做饭，甚至父母也不跟他说话，因此他深深叹息：“妻子不把我当丈夫，嫂子不把我当小叔，父母不把我当儿子，这都是我苏秦的罪过。”

当晚，苏秦就从几十个书箱里面找出一部姜太公著的《阴符》来。从此他就趴在桌子上发奋钻研，选择其中重要的加以熟读，而且一边读一边揣摩演练。当他读书读到疲倦而要打瞌睡时，就用锥子刺自己的大腿，鲜血一直流到自己的脚上。他自语道：“哪有游说人主而不能让他们掏出金玉锦绣，得到卿相尊位的呢？”过了一年，他的研究和演练终于成功，他又自言自语说：“现在我真的可以去游说各国君王了。”

于是苏秦就步入赵国的燕乌集阙宫门，在华屋之下游说赵王。他对赵王滔滔不绝地说出合纵的战略和策略，赵王听了大喜过望，立刻封他为武安君，并授以相印，兵车100辆、锦绣1000束，白璧100双，金币20万两，车队尾随他后，到各国去约定合纵，拆散连横，以此压制强秦。

因此，当苏秦在赵国做宰相时，秦国不敢出兵函谷关。在当时，广大天下、众多百姓、威武的诸侯、掌权的谋臣，都要听苏秦一人来决定一切政策。没消费一斗军粮，没征用一个兵卒，没派遣一员大将，没有用坏一把弓，没损失一支箭，就使天下诸侯和睦相处，甚至比亲兄弟还要亲近。由此可见，只要有贤明人士当权主政，天下就会顺服稳定；只要有这样的一个人得到合适的使用，天下就会服从领导、归顺朝廷。所以说：“应该运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而不必用武力征服来处理一切；要在朝廷上慎谋策划、运筹帷幄，而不必到边疆上去厮杀作战。”

当苏秦权势显赫、红极一时的时候，金帛20万两供他使用，他所指挥的战车和骑兵连接不断，所到之处都显得威风八面，崤山以东的各诸侯国，莫不望风听从他的号令。赵国的地位也越来越受到尊重。其实苏秦此人，当初只不过是一个住在陋巷、掘墙做门、砍桑做窗、用弯曲的木头作门框的那类穷人罢了。但现在的他却常常坐上豪华的四马战车，骑着高头大马游历天下，在各诸侯国朝廷上游说君王，使各诸侯王的亲信不敢开口，天下没有谁敢与他对抗了。

苏秦要去游说楚威王，路过洛阳。父母得知，就赶紧整理房间、清扫道路，雇用乐队，准备酒席，到距城30里远的地方去迎接；妻子对他敬畏得不敢正视、斜着眼睛来看他的威仪，侧着耳朵听他说话；而嫂子跪在地上不敢站起，像蛇一样在地上爬，对苏秦一再叩头请罪。苏秦问：“嫂子你对待我为什么以前那样的傲慢不逊，而现在又这样的卑贱下作呢？”他嫂子答：“因为现在你地位尊显、钱财富裕的缘故。”苏秦长叹一声说道：“唉！一个人如果穷困落魄，连父母都不把他当儿子，然而一旦富贵显赫之后，亲戚朋友都感到畏惧。由此可见，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权势和富贵怎么能忽视不顾呢！”

评析

“人生在世，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在天下大乱之际，世风日下、人心诡诈、一切的取舍都以现实的功名利禄为标准，所谓“笑贫不笑娼”正是社会的真实写照，就连有骨肉亲情的父母妻嫂，在你没钱没势时那样的绝情寡义，一旦你有钱有权了，一个个都曲意逢迎、媚态顿现，而且还直言不讳、赤裸裸地说出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在于你有没有权势和金钱。世道如此，安有不追名逐利之人。

苏秦和所有说客、谋士都是功利主义人生哲学的实践者，与讲究仁义礼智信、追求人生的道德完满为宗旨的儒家相反，功利主义以现实的功名和利益为人生宗旨和人生价值的根本，为了获得名利而讲求积极进取、勤奋苦练，这种人生哲学也是实践性极强的行动派实践哲学，与那些坐谈道义的理论家们相反的是，它极重视在现实中积极行动和理论的实践，或游说在宫廷庙堂之上，或奔走在大国小国之间；既有理论，也有将理论实施的各种行动。

功利主义有时为了名利，甚至不择手段，苏秦游说连横不成，就去游说合纵，在他的心目中，维护哪个国家的利益、站在哪个国家的立场倒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的功名利禄一定要得到实现，自己的抱负、野心一定要得到依托的载体。合纵、连横只不过是苏秦的手段而已，他的目的还是名利二字。当然战国时代天下大乱，哪个国家正义哪个国家非正义，谁能说确切呢？由于功利主义人生哲学的实践性和目的证明手段的功利性，使它的方法论成为一种顺应时势、知机应时、知权善变、努力进取、自强不息的实践方法论。“头悬梁，锥刺股”的典故和精神就来源于苏秦，他坚强的意志和为了抱负拼搏玩命的精神确实值得一代一代人学习，尽管功利主义者有些自私自利，但在正义目的下的个人奋斗精神，充分张扬了人的智慧、个性和气度，显示了人之为人的生命的力量和存在的价值，是我们社会应该提倡的。

苏秦游说时很讲究语言艺术，华丽辞藻的堆砌、语言的堆砌本身就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苏秦对秦惠王游说时先对秦国的整体状况做了有利于自己观点的描述，然后说明了一统天下的大体道路，其中对偶、排比运用得很有气势，具有极强的感染力。要知道说话时的文采，对话语的说服力构成将近一半的功效。所谓“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就说明了语言如果没有文采作外衣，那么传播力度和传播面积都会大打折扣。言多必失，但在强调一个事物和围绕一个论点的语境中，“言多”是非常必要的，言多了才能说服他人。接着苏秦开始论述“霸道”胜于“王道”、武功胜于文治的优越性、适时性。其中字字珠玑、句句精华、文采飞扬、气势磅礴，极具感染力和说服力，可谓中国游说史上的经典之作。虽然秦惠王当时没有马上采纳苏秦的主张，但实际上秦国后来的国际战略方针和一统天下的霸图，就是沿着苏秦陈述的战略和路线而来。

苏秦所不断演练的“揣摩”之法，正是纵横家们的必学经典《鬼谷子》所推崇的“谋之大本也，而说之法也”。揣，指通过揣测、估计、分析、推理等方式对对方作出符合实际的判断。揣包括揣情和量权两方面。揣情，是揣测对方的好恶、真伪、趋变等心理状态，以捉摸对方的内心实意。量权，是指分析对方的强弱、轻重、虚实、通塞等外部条件。摩，悉意试探、诱动之意。揣摩，合而言之，意为反复思考、推求、揣度。分而言之，揣是以已之心度人之腹，测知其内情；摩则为以己之言探人之心使其外露。揣，是主观判断；摩，是语言试探。纵横家们所运用的手段也被称为“揣摩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