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著名医书有以下这些：

1《神农本草经》

《神农本草经》又称《本草经》或《本经》，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作为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约起源于神农氏，代代口耳相传，于东汉时期集结整理成书。

成书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秦汉时期众多医学家搜集、总结、整理当时药物学经验成果的专著，是对中国中医药的第一次系统总结。

2金匮要略

《金匮要略》是我国东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的杂病部分，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论述杂病诊治的专书，原名《金匮要略方论》。“金匮”是存放古代帝王圣训和实录的地方，意指本书内容之珍贵。

3《肘后备急方》

《肘后备急方》，古代中医方剂著作。是中国第一部临床急救手册。中医治疗学专著。8卷，70篇。东晋时期葛洪著。原名《肘后救卒方》，简称《肘后方》。系作者将其原著《玉函方》（共100卷），摘录其中可供急救医疗、实用有效的单验方及简要灸法汇编而成。

4《脉经》

脉学著作，西晋·王叔和撰于公元3世纪，10卷。集汉以前脉学之大成，选录《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及扁鹊、华佗等有关脉学之论说，阐析脉理、脉法，结合临床实际，详辨脉象及其主病。

《脉经》系我国现存较早的脉学专书，首次系统归纳了24种脉象，对其性状作出具体描述，初步肯定了有关三部脉的定位诊断，为后世脉学发展奠定基础，并有指导临床实践之意义。同时《脉经》还保存了大量古代中医文献资料。

5《针灸甲乙经》

《针灸甲乙经》，又称《黄帝甲乙经》《黄帝三部针经》《黄帝针灸甲乙经》。西晋·皇甫谧撰，12卷，128篇，成书于公元282年。前六卷论述基础理论，后六卷记录各种疾病的临床治疗，包括病因、病机、症状、诊断、取穴、治法和预后等。

采用分部和按经分类法，厘定了腧穴，详述了各部穴位的适应证和禁忌、针刺深度与灸的壮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理论联系实际的针灸学专著。

参考资料1：_神农本草经

参考资料2：_金匮要略

参考资料3：_肘后备急方

参考资料4：_脉经

参考资料5：_针灸甲乙经

20岁之小青年，“不是心血来潮”而“想要自学中医”，太好了，你一定能成为中医之上工！

1，首先自购正在通用的、大学中医本科的、全套中医教材，作为近几年的自学切入点。持之以恒，契而不舍。（早几年取消了大、专自考中的中医专业，不知何年又有望恢复。）更要寻觅是否有中医专业的函授招生，寻到时就立即报考。提示：这样虽然学不出上工来，可非走这条路，今后才能拿到得到中医大学的文凭，才有资格参加每年一度的中医执业医师的国考。之后，才有机遇拿到行中医的许可证。

2，学了二、三年，再觅一位好师傅。中医是门承传性极强的学科，如果皆要自己“亲口尝一下梨子的滋味”那是没有谁能来得及的。这样才能巧学而举一返三。拜师学医是中医传统，国家卫生部已经有师承中医学子允许考执业中医许可证的政策。

以上二者，是得到中医执业许可证的必经之路。亦是小青年者业于中医的必由之路！此乃第一步。

3，至于要怎样学，才能出类拨绝，就一言难尽矣。古人习医，要上知天文，中明事理，下懂地理。因为中医是上古先民之智者，从大自然中（人是大自然之中的最最智慧者）诸多地事理中悟出来的学问，所以自学中医，就得投身于大自然，鱼儿离不开水也。

4，中医是华夏先民中的智者历经五千载探索、积累、归纳、整理、实践、再探索……，至今才能炉火纯青，所以从中医古籍中去吸取营养，是你成为中医竣杰的必由之路！但这是第二步。

路漫漫兮，任重而道远。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愿你在20年后，成为神医，寿民于世！

郁证发微———郁证阳痿论

蒋 健

阳痿， 历代有“阴痿” “筋痿” “阴器不用” “不起”“阳事不举”等别称。 论及阳痿的病因及治疗， 一般多认为是肾亏所致而欲补肾， 导致肉苁蓉、*羊藿、锁阳、阳起石以及牛鞭、鹿鞭、鹿茸等壮阳类药物的滥用。 阳痿果真都是肾亏引起的吗？ 其实临床最多见到的却是郁证性阳痿。

1 郁证性阳痿的中医古籍论述

1． 1 病因 早在《马王堆简帛· 天下至道谈》中就有阳痿的相关记载： “怒而不大者， 肌不至也； 大而不坚者， 筋不至也； 坚而不热者， 气不至也。” 《黄帝内经》指出阳痿与心理情绪问题有关。 《素问· 痿论》载： “思想无穷， 所愿不得， 意*于外， 入房太甚， 宗筋弛纵， 发为筋痿。”《灵枢》 具体指出了 恐惧可致阳痿： “恐惧不解则伤精， 精伤则骨酸痿厥。” 《张氏医通· 痿痹门》对此注解道： “恐惧不解则伤肾， 精伤则骨酸痿厥， 精时自下， 是肾伤精脱也， 都气丸； 审系阳虚， 用八味丸。” 可见“痿厥”包含因恐惧导致阳痿之意。 但自 汉至隋、 唐、宋， 主流医家多认为阳痿主要由劳伤、 肾虚所致， 逶迤直至明清时期， 方始对内 伤七情所导致的阳痿证治予以重视起来。

明代医家张介宾在《景岳全书· 阳痿》中指出， 凡忧思、 焦虑、 抑郁、 惊恐皆致阳痿， 认为“凡思虑焦劳忧郁太过者， 多致阳痿”； “若以忧思太过， 抑损心脾， 则病及阳明冲脉……气血亏而阳道斯不振矣”； “凡惊恐不释者， 亦致阳痿”； “忽有惊恐， 则阳道立痿， 亦其验也”。

王纶《明医杂著· 卷三》 提醒肝气郁结（化火） 亦可致玉茎委顿： “男子阳痿不起， 古方多云命门火衰， 精气虚冷， 固有之矣。 然亦有郁火甚而致痿者。”

清代医家沈金鳌《妇科玉尺· 卷一》认为忧愁肝郁可致阳事不振： “气郁者， 肝气郁塞， 不能生胞中之火，则怀抱忧愁， 而阳事因之不振。” 心藏神， 肝主疏泄， 故陈士铎指出， “男子有怀抱素郁而不举子者， 人以为命门火衰， 谁知是心肝二气之滞乎” （《辨证录· 卷十种嗣门》）； “人有年少之时， 因事体未遂， 抑郁忧闷， 遂至阳痿不振， 举而不刚， 人以为命门火衰， 谁知是心火之闭塞乎”（《辨证录· 卷九阴痿门》）。 言之谆谆， 其用心也良苦。 林佩琴《类证治裁· 阳痿论治》在论及思虑恐惧等情志变化伤及脾肾致痿时说： “伤于内 则不起，故阳 之 痿， 多 由 色 欲 竭 精， 或 思 虑 劳 神， 或 恐 惧 伤肾……亦有湿热下注， 宗筋弛纵， 而致阳痿者。” 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 卷九十二》记载了 一恐惧伤肾导致阳痿的案例： “一少年新婚， 欲交媾， 女子阻之， 乃逆其意，遂阴痿不举者五七日 。”

综上所述， 阳痿之因， 除劳伤肾虚命门火衰、 湿热下注以外， 更有七情变化。 凡思想无穷、 所愿不遂、 过度色欲意*、 忧思、 焦虑、 抑郁、 惊恐、 紧张、 郁闷、 失志失意等， 莫不可以致痿。

1． 2 病机 通过以上各家关于阳痿情志病因的论述，

可知阳痿病机与肝、心、脾、肾均有关。 因肝主疏泄、主筋， 故与肝的关系尤为密切。阳具乃宗筋所聚， 由 肝主之。 《素问 · 厥论》 云：“前阴者， 宗筋之所聚。”《灵枢· 经脉》载： “肝者， 筋之合也； 筋者， 聚于阴气。” 宗筋之义有二： 一是指三阴三阳循行于体表， 起于四肢末端， 会合于前阴部的经筋，即肌腱、韧带之类； 二是指男子阴茎， 或泛指前阴部位。

金代张子和《儒门 事亲· 卷二》 对此释义道： “且《内经》男子宗筋， 为束骨之会也。 而肝主筋， 睾者， 囊中之丸。 虽主外肾， 非厥阴环而引之， 与玉茎无由伸缩。” 明代李中梓《病机沙篆》明言： “阴器者， 宗筋之所系也， 而脾胃肝肾之筋， 皆结于阴器， 然厥阴主筋， 故诸筋统属于肝也。”西周《下经》云： “筋痿者， 生于肝使内也。” 若肝主宗筋的功能失调， 可直接导致阳痿的发生。肝主疏泄的生理功能关系到气机条畅， 既受情志影响又进一步影响情志， 最终可以影响到肝主宗筋的功能而发生阳痿。 明代万全《广嗣纪要· 协期》认为：“阳道昂奋而振者， 肝气至也。” 可见肝气条达是正常勃起的生理基础。 相反， 肝气失于条达则影 响勃起。

张景岳在《类经· 疾病类》中对《素问· 风论》论及“肝风”症状时注云： “肝为阴中之阳， 其脉环阴器， 强则好色， 病则妒阴， 故时憎女子也。”

1． 3 治疗 通过以上各家对阳痿有关情志病因及其病机的分析， 已然可以理解从郁论治（疏肝理气解郁、养心安神定志为主） 阳痿的重要性。 谨再举治疗方药以佐证之。

明代周之干《慎斋遗书· 阳痿》有以逍遥散疏肝理气解郁治疗阳痿的记载： “阳痿， 少年贫贱之人犯之， 多属于郁， 宜逍遥散以通之， 再用白 蒺藜炒去刺成末， 水法丸服， 以其通阳也。”

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 卷三阳痿》认为阳痿“有因思虑烦劳而成者， 则心脾肾兼治”； “郁损生阳者， 必从胆治， 盖经云凡十一脏皆取决于胆， 又云少阳为枢，若得胆气展舒， 何郁之有”。 其中 记载了 一则阳 痿医案： “徐（三十）脉小数涩， 上热火升， 喜食辛酸爽口， 上年因精滑阳痿， 用二至百补通填未效， 此乃焦劳思虑郁伤， 当从少阳以条畅气血。”

沈金鳌在《杂病源流犀烛· 前阴后阴源流》中提出了 疏肝理气解郁兼顾养心安神的治疗方法： “失志之人， 抑郁伤肝， 肝木不能疏达， 亦致阴痿不起， 宜达郁汤（升麻、柴胡、 川 芎、 香附、 白 蒺藜、 桑白 皮、 橘叶） 加菖蒲、远志。”

陈士铎在《辨证录》 中 指出， 治疗阳痿当“顺其肝气， 则木得遂其条达之性矣”； 同时十分重视从心论治，认为“宜宣通其心中之抑郁， 使志意舒泄， 阳气开而阴痿立起也”； 以莲心清火汤（玄参、 生地黄、 丹参、 山药、芡实、莲子心、麦冬、 北五味子、 天冬） 治“心包火大动”之阳痿， 以起阴汤（人参、 白 术、 巴戟天、 黄芪、 北五味子、熟地黄、肉桂、远志、柏子仁、山茱萸） 治“君火先衰，不能自主”之阳痿， 以宣志汤（茯苓、 菖蒲、 甘草、 白术、生酸枣仁、远志、柴胡、当归、人参、山药、巴戟天）、启阳娱心丹（人参、 远志、 茯神、 菖蒲、 甘草、 橘红、 砂仁、 柴胡、菟丝子、白术、生酸枣仁、当归、白芍、山药、神曲） 治“心火抑郁而不开”之阳痿。 在这些方剂中， 养心安神药物之运用压倒性地多于补肾药物， 令人瞩目 而印象深刻。

古人认为， 中老年肾亏或情有可原， 青壮年阳痿岂可一概补肾论治。 故程文囿在《医述· 杂证汇参· 阳痿》中指出： “少年阳痿， 有因于失志者， 但宜舒郁， 不宜补阳。” 其论与《慎斋遗书· 阳痿》“少年贫贱阳痿多属于郁”异曲同工。 其实在今天看来， 郁证阳 痿无关年龄、贫富， 只不过所郁者或有所不同罢了 。

此外， 还有两位明人之论亦令人颇感兴趣。 一位是王节斋， 其云： “宣其抑郁， 通其志意， 则阳气舒而痿自起。”（分别记载于清代冯楚瞻的《冯氏锦囊秘录· 方脉阳痿》， 程文囿的《医述》， 丹波元坚的《杂病广要》）这既可以理解为运用疏肝解郁安神方药进行治疗， 也可理解为运用心理咨询类非药物方法进行治疗。 另一位是张介宾， 其在《景岳全书· 阳痿》中明确指出可用心理开导之非药物方法治疗阳痿： “（治阳痿）然必大释怀抱， 以舒神气， 庶能奏效， 徒资药力无益也。” 能用疏导情志的非药物方法治疗的阳痿， 只能是郁证性阳痿。

2郁证性阳痿的临床诊疗

2． 1 从问诊了 解发病原因和经过 阳痿乃事关男性尊严之隐疾， 多耻而不宣。 由于文化上的原因， 多数患者不会意识到与情志因素有关。 欲明确郁证性阳痿的诊断， 则必须通过望眼神、 观颜察色， 并仔细闻诊与问诊， 重点了 解发病的时间、原因、经过， 包括是否存在诸如抑郁、焦虑、恐惧、忧思等不良情绪， 是否在学习工作中存在心理压力或精神紧张， 有无长期手*习惯， 夫妻感情尤其是妻子对待性生活的态度如何等。 在倾听患者诉说病情的过程中， 需要观察患者的性格气质禀赋类型。 调查发现， 阳痿患者多有性格偏内向、情绪不稳定的个性特征 ［16］ 。 医者临证， 应综合分析以上各种情况与阳痿是否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

2． 2 从临床表现识别郁证形态 从古代文献所记载情志因素导致阳痿的伴随症状来看， 计有腰酸类（腰软无力、腰足痿弱、骨内酸痛）、眩晕类（两目 昏花、不能远视、头晕、神昏、头痛）、寒热类（精寒、 骨蒸潮热、 足冷、夜热、畏寒）， 以及不育、 精滑、 失精、 便溺、 不寐、 多梦、胁肋胀痛、 口 苦、 自 汗、 盗汗、 面黄体瘦等， 难以尽举。

正如徐灵胎在评论《临证指南医案》 时所云： “阳痿之病， 其症多端， 更仆难尽。” 此类具有功能性、 多样性、广泛性、复发性及怪异性的临床表现， 基本符合郁证的特征 ［17］ 。 对此还可进一步划归成两类情况： 一类是显性郁证的直观表现， 诸如失眠多梦、 抑郁焦虑、 悲伤恐惧、心境恶劣、精神压力大等； 还有一类即是隐性郁证的临床表现， 需要分析识别其是否存在“普衣郁证”、“花 衣 郁 证” 以 及“怪 衣 郁 证 ” 等 隐 性 郁 证 的 可能性 ［18-19］ 。

2． 3 从郁论治 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是， 以补肾为主的治疗命门 火衰肾虚证阳 痿的古方， 如 扶命生火丹（《辨证录》）、 壮火丹（《辨证录》）、 全鹿丸（《景岳全书》）、七福饮（《景岳全书》） 等， 方中均或多或少含有诸如龙骨、 酸枣仁、 茯苓、 茯神、 北五味子、 柏子仁、 麦冬、远志、菖蒲等养心安神类药物。 另外， 治疗恐惧伤肾证阳痿的达郁汤（《杂病源流犀烛》）、宣志汤（《辨证录》）、启 阳 娱心丹（《辨证录》）， 也 多 由 疏肝理气 和（或）养心安神的药物组成。 更遑论治疗心脾受损证阳痿之归脾汤了 。

对于郁证性阳痿， 不仅古代医家认为应从疏肝理气解郁、养心安神定志等角度着手进行治疗， 现代亦是如此。 例如， 有以疏肝解郁通络、养血柔肝以及温肝益气法论治者 ［22-24］ ， 有以解郁安神汤（柴胡、 白芍、 当归、菖蒲、茯神、酸枣仁、炙远志、琥珀、蜈蚣、甘草、*羊藿）为主配合心理疏导论治者 ［25］ ， 有以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加减 ［26］ 、四逆散加味 ［27］ 等公认可以治疗神经衰弱类方剂论治者， 均取得了 较好的疗效。 由是观之， 郁证性阳痿之客观存在， 昭然若揭。

当然， 另一个不可否认的现象是， 即便郁证性阳痿当从郁论治， 但在临床中也往往或多或少会参入一些补肾药物。 这或许是由于迄今为止对郁证性阳痿尚没有引起医家足够认识与重视的缘故， 或许是由于郁证性阳痿患者同时存在不同程度肾虚的缘故， 或许是由于若不补肾则不符合医患双方惯性思维的缘故。 经参入补肾药物治疗以后阳道得振， 这或许是由于肾亏得补的缘故， 但是也不能完全排除安慰剂效应的可能性。随着对郁证性阳痿认识的逐步加深， 搞清楚这些问题当为期不远矣。

3 结语

大量临床事实证明， 枸橼酸西地那非（商品名万艾可）对于单纯性、 心因性 ED 患者有效 ［28］ ， 但仍有部分患者疗效不尽人意 ［29］ ， 需要配合心理治疗 ［30-31］ 。 尽管该药已到专利保护期（2014 年 5 月 12 日）， 但中国市场尚未见有更便宜的仿制药惠及患者。 另一方面， 绝大多数抗精神病及抗抑郁药物非但不能兼顾治疗心因性阳痿， 反而具有诱导或加重阳痿的副作用。 因此， 研究郁证性阳痿的临床诊疗特点， 依然是中医今后长期所面临的任务。

先秦时期的哲学在讨论天人关系时有多种观点。《内经》结合医疗实际，提出人与天地相应的论断，强调人与生存环境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思想尽管也有把天地和人体外部形象作牵强比附的不足一面，但其积极意义在于把四时气候、地理环境和人体健康紧密相连。可见，中医早期的理论体系既把人体内外看成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又把人与自然看成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这种整体观正是中医理论的基本特点。

在今存的《内经》、《难经》中,还广泛讨论了疾病预防，具体疾病的病因、病机及诊断，脉学、治则、药性理论，方剂配伍原则，腧穴、针刺方法等内容，总结了秦汉以前的诸多医学成就，同时又为后世临证治疗提供了启示和理论依据。中医基础理论形成于秦汉，是中国医史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推动了此后在理论指导下的中医临床各方面的发展。 在中国传统医学发展史上,除中医学之外，还存在着西夏、契丹、回鹘、彝、傣、维吾尔、朝鲜、蒙古、藏等多种少数民族医学。它们在发展过程中，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促进。

西汉张骞通西域以来，西域的许多药物(胡桃、石榴、红花等)传入内地。中医书中，吸收了少数民族丰富的医疗经验。例如唐代的《千金要方》、《外台秘要》中，就有许多少数民族的经验医方。五代郑虔的《胡本草》、明代兰茂的《滇南本草》等，更是集中反映了少数民族用药经验。

少数民族医学家用汉文撰写的医药书，实际上已成了中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元代蒙古族医药学家忽思慧的《饮膳正要》、沙图穆苏的《瑞竹堂经验方》等，均反映了蒙古族医学的经验，其中又汲取了中医学的理论和经验，使之融为一体。

中国各少数民族医学在形成发展过程中，也充分注意汲取汉族或国外的医学知识。

近代出土的西夏医学文献表明，西夏医学除以党项族医疗经验为主之外，还糅合了汉族医学及古印度医学的若干理论内容。

维吾尔族医学中含有汉族医学、阿拉伯医学、波斯医学、古印度医学和藏医学的内容。其理论体系中包括五行(金、木、水、火、土)、四元素(土、水、火、风)和四体液(胆液质、血液质、黏液质、黑胆质)的内容就是一个明证。

朝鲜族医学中含有四象学说(认为人有太阳、少阳、太阴、少阴四种类型)及该学说与脏腑、表里寒热理论相结合的辨证理论体系。

蒙古族医学汲取藏族医学、汉族医学的成分，在其独特的理论体系中包括了三根(赫依、希拉、巴达干)、阴阳、六因辨证、五大元素等学说。

藏族医学的形成，也与汉族医学和古印度吠陀医学有关。《西藏王统记》记载，文成公主进藏时带去了医方百种，诊断法五种，医疗器械六种，医学论著四种。这批医书后译成藏文，取名《医学大典》(藏名《门杰亲莫》)。 中国传统医学广泛地汲取了世界各民族的医药经验以充实自己。

中国的药物有一部分就是外来之品，如胡椒、槟榔、沉香、乳香、丁香等。在唐宋繁盛的对外贸易活动中，大量的外来香药输入中国。福建晋江出土的宋代沉船中，就有大批外来药物。唐代《新修本草》中，将多种外来药正式著录。当时西方的万用药底野迦就是此时被记入中国本草的。五代时波斯裔学者李珣所撰《海药本草》，含有丰富的外来药物知识。清代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中，首次介绍了金鸡纳等西洋药物。这些外来药物及用药经验已成为中医学的一部分。

在医方书中，外来的医方也屡见不鲜。如《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书中记有较多的印度、高丽、波斯等国的医方。元末明初编撰的《回回药方》，集中向中国介绍了阿拉伯医药经验。医疗技术的传入主要体现在制药技术方面，如阿维森纳创用的金银箔衣丸，在宋代已有运用。与此同时，西方的制作蔷薇水的蒸馏技术也传入中国。相对而言，外来的医学理论很少传入中国并对中医产生影响的较少。

同样，中医学外传也对世界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国的炼丹术在8世纪前已传入阿拉伯，对世界制药化学影响深远。脉学知识也被阿维森纳《医典》收录。大量外来药输入的同时，中国的川芎、白芷等药也输往海外。元代中国与阿拉伯的医学交流尤为广泛。当时波斯国(今伊朗)学者拉希德·丁·哈达尼(Rashidal Dinal Hamdāni 1247～1318)编纂的《伊儿汗的中国科学宝藏》中，包括了中医学的脉学、解剖、妇产、药物等多方面的知识，并附有脏腑和诊脉部位图。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将人参、大黄、麝香、茯苓等药传至海外。清代人痘接种术外传欧洲，对牛痘的发明有直接的影响。而中国与日本、朝鲜、越南、印度等国的医药交流更为密切。

中国和日本在隋代以前就有交流。自公元562年吴人知聪携《明堂图》等医书到日本之后，中国历代主要医药书籍无不迅速传至日本。例如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891年)记载的中医书已达163部、1309卷。唐代日本的遣唐使及僧侣的往来，是医药书籍传入日本的主要途径。鉴真东渡也带去了中国的医药知识。中医书传入日本，对其医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多种在中国失传的医籍(或其内容)在日本国保存下来，以后又陆续传回中国，为中医发展做出贡献。如《新修本草》、《小品方》等，均在日本存有残卷。丹波康赖的《医心方》(982年)，汇辑了中国隋唐以前200余家方书，其中引用的许多医书在中国早已失传。日本大宝元年(701年)颁布的《大宝律令》中，引进了中国唐代的医事制度、医学教育方式等。公元1168年，日僧荣西携茶种归国，又著《吃茶养生记》，开日本饮茶风气之先。某些古代中国出现的重要医学学派，也在日本有深刻的影响(如李东垣、朱丹溪等)。中医学传入日本，为日本传统医学的建立和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和朝鲜的医学交流有着很长的历史，魏晋南北朝的医书中已多处提到高句丽的炼丹术和方剂、药物。高丽大量刊行中国医书，保存了许多中医古籍。北宋时中国保存的《黄帝针经》(即《灵枢》)已残缺不全，正是依靠高丽所藏的全本，才使该书在中国重新流传。元明两代朝鲜数次派遣医官来华切磋医学，并将讨论的内容整理成书(如《朝鲜医学问答》、《医学疑问》、《高丽质问录》等)，成为中朝医学交流的宝贵史料。朝鲜医家编撰的名著《医方类聚》(1445年)、《东医宝鉴》(1596年)中，辑录了众多的中国传统医学资料。

古代中国和越南的药物和医术交流十分频繁。越南的一些医学著作，多采用或参考中医的文献。如清乾隆年间越南名医黎有卓的《海上医宗心领》中，采用了《内经》的理论以及桂枝汤等医方。越南的医书(如陈元陶《菊草遗草》、阮之新《药草新编》)也曾在中国流传。

中国和印度两国以佛教为桥梁，进行了广泛的文化和医药交流。《隋书·经籍志》中著录的印度医书译本就有12种。印度医僧在中国传扬佛法时，也将印度医术带进中国。现存的晋唐间医书中，还可以见到印度医学四大学说的内容，以及耆婆等印度医家的医方、按摩术、养生术等内容。印度医学对汉族医学影响最大的是眼科。《外台秘要》转载陇上道人的《天竺经论眼》中，明确提到曾得到西国胡僧传授。金针拨内障术最初来自印度，给唐代士大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藏医学中汲取了印度医学中的三元素、七种物质、三种排泄物以及药物的六味八性十七效等内容。中国的药物(如人参、茯苓、当归、远志、麻黄、细辛等)也传入印度，被印度人称之为神州上药。 在宋代印刷医书之前，医书的传播主要靠手抄。汉魏以前的医书写录在竹简木牍和缣帛(丝织品)上。1973年湖南长沙出土的马王堆汉墓医书就是这一类的医书实物。

造纸术发明以后，医书逐渐用纸书写，采用卷轴形式，即所谓卷子本医书。近代敦煌出土的医书多为这种类型的实物。晋代、南北朝乃至隋唐的医书基本上都是卷子本。此外，也有将医方刻石以广为流传的例子(如洛阳龙门石窟的唐代医方)。

北宋时，医书开始广泛地采用雕版印刷，促进了医书的校勘整理和传播，医籍由卷轴式变为如今所见的册页式。以后在近现代虽有石印、铅印等新印刷技术出现，但仍未改变医书的基本形式。 最早的三品分类(简单的功效分类法)首见于《神农本草经》。从南北朝《本草经集注》开始，按药物的自然属性(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谷等)分类盛行，被此后主要本草文献采用。该书诸病通用药以病名类药，为临床用药提供了方便。

药物分类思想常影响到具体药物的归属或各类药物在本草书中的编排顺序，如陶弘景受道家炼丹服石影响，把矿物药置于书前；李时珍《本草纲目》按从微至巨从贱至贵编排各类药，并认为人是最高贵的，故以人部殿后。

金元时期及以后，药物分类已具备按药物性质(性味)、作用(功能主治)、作用部位(脏腑经络)、作用趋势(升降浮沉)、作用强度(猛将、次将)、药用部位(根茎花果)及所治疾病等多种分类法。《本草纲目》的二级分类(按自然属性)科学性较强，在古代最受重视。 明代末期，医学经典著作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清乾嘉年间考据风气盛行，将注释、阐发乃至辑佚古代经典医著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清代黄元御尊岐伯、黄帝、扁鹊、张仲景为四圣，因此他特别重视《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的研究。他的这一思想，是当时一批尊经尚古医家的代表。综观明清时对古典医籍的研究，除黄元御提到的几种之外，还有《神农本草经》，都是汉代以前的著作，由此可见当时崇古学风之一斑。

《内经》是中医基础理论方面的经典著作。梁代全元起、唐代王冰等曾分别将《素问》予以注释。此后七八百年间，很少有高质量的《内经》注本。明代吴昆的《素问吴注》多从临症出发，理论联系实际；马莳、张志聪二人均全注《素问》、《灵枢》，马莳擅长针灸，故所注《灵枢》中有关经脉、腧穴、刺法等独具匠心；张志聪集合同窗及门人共成《素问集注》《灵枢集注》，校注质量较高。

将《内经》内容分类综合加以整理研究而又成果显著的有明代张景岳。张氏的《类经》结合医学的实际运用分12类归纳《内经》，较隋代杨上善的《太素》前进了一大步。滑寿《读素问钞》删繁撮要，以类相从，甚便实用。李中梓的《内经知要》以八类概括中医基础理论，取材精当、简明扼要，为后世医家所欢迎。沈又彭《医经读》分类最为简要。黄元御《素问悬解》、《灵枢悬解》就原篇分类，独创一格。

至于就《内经》中某一部分理论问题予以发挥阐解者更不胜枚举(见《内经》)。《难经》虽在唐宋元三代均有注家，但明清以后注家倍增(见《难经》)。明代张世贤《图注八十一难经》，采用图解形式注释方式，对理解原文有一定帮助。清代徐大椿《难经经释》，将《内经》、《难经》的有关内容相对照，阐述其义理与渊源。对张仲景《伤寒论》的研究，已见前述。因《金匮要略》问世较晚，故元代才有注释本，而明清注本最为繁盛(见《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自明末至清代，陆续产生了辑佚本近十种，以张志聪、高世栻、姚球、徐大椿、陈修园等医家为核心的尊经派对《神农本草经》进行阐释，并与张仲景用药法相对照，对发掘古代用药经验卓有成效。 随着医药实践的不断深入，医学经验积累的速度也不断加快。为了适应这一医学发展的需要，在明清时代各种总结性的或集大成的医药书籍不断涌现。

药学方面最突出的成就是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它集16世纪以前中国药学之大成，在所收药品种类和资料内容的丰富方面达到了一个高峰。书中纠正了以往本草书中的某些错误，创用当时最先进的药物分类法归并药物。

《本草纲目》出现以后，对此后的药学发展影响深远，明末及清代的药学著作大多从该书汲取营养，再加发展。清代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又再次补充《本草纲目》以后的许多药物知识和种类。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虽然是一部植物专著，但其分类及某些植物的资料也源自《本草纲目》。

方剂学方面，明初朱棣的《普济方》，是中国现存最大的一部方书，载方61 000余首，可称得上15世纪的集大成医方书。

临床医书方面，明代王肯堂《证治准绳》最负盛名。该书分杂病、类方、伤寒、疡医、女科、幼科六科(又称《六科准绳》)，内容丰富、纲目清晰，立论较公允，甚便临床运用。此外临证医书较实用的还有明代虞抟的《医学正传》、龚廷贤的《寿世保元》、林佩琴的《类证治裁》等书。

外、伤科的著作在这一时期空前增多，很有影响的就有十几种，如明代陈实功的《外科正宗》、清代王维德的《外科症治全生集》、高秉钧的《疡科心得集》等。

针灸学则以明代杨继洲《针灸大成》最为引人注目，该书资料丰富，且有众多的实际经验。

妇科、儿科在宋代已有集成性的著作出现，明清时期这方面的著作在资料性方面虽嫌不足，但临症治疗经验则比较丰富，例如明代傅山的《傅青主女科》、万全的《万密斋医书十种》、陈复正的《幼幼集成》等，分别对妇、儿科医疗经验作出了总结。其他像眼科、喉科、气功与养生等方面，也都有一些较好的医书出现。

明清时期民间印书业十分发达。为了适应学医者对医书的需求，出现了不少医学全书、类书和丛书。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明代徐春甫的《古今医统大全》。该书辑录了230余部医籍及其他文献中的内容，全面丰富。张景岳的《景岳全书》和王肯堂的《证治准绳》也都是学验皆富的医学全书。

清代蒋廷锡等受命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中的医学部分(即后世单行的《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集录古典医籍注释、临证各科证治、医家传略、医学艺文与记事等内容，为清代著名的医学类书。而医学丛书的数量更为众多。王肯堂、吴勉学编辑的《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收集了明代以前重要医书44种。清政府诏令纂修的《医宗金鉴》，包括了从理论到临床各科的内容。文字通俗，取材精当，是非常实用的医学丛书。

此外，私人撰写的医学丛书甚多，影响较大的有汪机的《汪石山医书》、薛己的《薛氏医案》、张璐的《张氏医通》、徐大椿的《徐灵胎医书八种》、沈金鳌的《沈氏尊生书》、陈修园的《南雅堂医书全集》等。 明清时期中国人口增加迅速，尤其是清代后期，人口的猛增对医生的需求量也相应增加。医学教育在这段时期以师带徒或家传形式为主，社会上对医药保健也更为关注，因此大量的普及性医书应运而生。

最为多见的是歌诀体裁的中药、方剂启蒙书(如《珍珠囊药性赋》、汪昂的《汤头歌诀》等)。清代对医学启蒙普及做出贡献的医家陈修园，编撰了《医学实在易》、《医学三字经》、《时方歌括》等医学入门书，通俗而不平庸。

较医学启蒙书更高一层的医学通俗读物，在深入浅出、提纲挈领方面下了一番功夫，更适合临床医生所需。如汪昂的《医方集解》、《本草备要》，吴仪洛的《成方切用》、《本草从新》，李梴的《医学入门》等。其中程锺龄的《医学心悟》，文字虽然简明，但在归纳四诊、八纲、八法及临床各科证治方面颇有发明，又非寻常入门医书可比。

在众多的普及医书中，当然也有不少粗制滥造之品。民间医生中，有些人就靠几本入门书挂牌行医，不深究医理，故理论水平甚低。 在明清医书中，医案是比较独特的一类著作。医案这种形式的医书，虽并非起源于明清，但在明清发展最快，形式多样、种类繁多，且对其作用已有理论探讨。如清代俞震的《古今医案按》中指出：医之有案，如弈者之谱，可按而复也。

此时独家医案较好的有明代女医谈允贤的《女医杂言》、汪机的《石山医案》、清代的喻嘉言《寓意草》、叶天士的《临证指南》、吴鞠通的《吴鞠通医案》等。

诸家医案合编类的医案则有明代江瓘的《名医类案》、清代魏玉璜的《续名医类案》、柳宝贻的《柳选四家医案》、俞震的《古今医案按》等。

明清时医案著作的兴盛，对近现代此类著作的编纂有深刻的影响。

18世纪末，唐大烈在苏州举办《吴医汇讲》，这是中国医学史上最早的杂志性的医学文献。其取材杂而广，凡属医门佳话，发前人所未发，可以益人学问者，不拘内、外、女、幼各科，无不辑入(《吴医汇讲》)。文稿随到随镌，连续刊行。自1792年刊出第一卷，至1801年共出11卷，每卷均合订为一册。当时名医叶天士的《温证论治》、薛雪的《日讲杂记》都是先在《吴医汇讲》上刊出的。

1 仙传外科集验方、秘传外科方 2 难经校注 3 难经语译 4 难经本义 5 外科精义 6 温疫论 7 血证论 8 研经言 9 良方集腋 10 赤水玄珠全集 11 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 12 伤寒论校注 13 伤寒六书 14 金匮要略论注 15 厘正按摩要术 16 本草蒙筌 17 新编西方子明堂灸经 18 明医杂著 19 本草从新 20 圣济经 21 子和医集 22 辨证录 23 杨氏家藏方 24 活人书 25 简明医彀 26 黄元御医书十一种 27 针灸大全 28 伤寒论语译 29 病机汇论 30 本草崇原集说 31 经穴解 32 本草衍义 33 幼幼集成 34 诸病源侯论校注 35 针灸易学 36 疡医大全、 37 徐大椿医书全集 38 痘疹辨证 39 疯门全书 40 金匮玉函经二注 41 王旭高临证医案 42 读素问钞 43 妇人大全良方 44 广瘟疫论 45 海药本草 46 喉科指掌 点校本 47 问斋医案（无封面） 48 刘涓子鬼遗方 49 学古诊则 50 人身通考 51 黄帝内经素问校注 52 黄帝内经素问语译 53 伤寒瘟疫条辩 54 世医得效方 55 类证治裁 56 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 57 金匮要略校注 58 御药院方 59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60 金镜内台方议 61 千金宝要 孙真人海上方 62 伤寒总病论 63 吴鞠通医案 64 形色外诊简摩 65 种福堂公选良方 66 疡科会粹 67 名医别录 68 幼幼新书 69 外科证治全生 70 理虚元鉴·虚损启微 71 吴普本草 72 食物本草 73 中藏经语译 74 中藏经校注 75 脉经语译 76 针灸甲乙经校注（上下册） 77 本草易读 78 医学指归 79 胎产心法 女科辑要 80 外科证治全书 81 松峰说疫 82 医方考(附《脉语》)（校点本） 83 仁术便览 84 医灯续焰 85 医方考（附《脉语） 86 验方新编 上 87 验方新编 下 88 黄帝内经太素语译 89 随息居饮食谱 90 医经溯洄集 91 黄帝内经太素校注（上下） 92 祖剂 93 易简方 94 医林改错 95 冯氏锦囊秘录 96 饮膳正要 97 不居集 98 寿世保元 99 古今医统大全（上下） 100 脉经校注 101 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点校本）第01册-医经注释（上册）(卷1—卷46) 102 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点校本）第02册-医经注释（下册）(卷47—卷70) 103 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点校本） 第三册 诊断（卷71—卷92 ） 104 明目至宝 105 秘传眼科龙木论校注 106 蠢子医 107 刘纯医学全书 108 千金翼方校释 109 遵生八笺校注 110 难经正义 111 痰火点雪 112 续名医类案 113 许叔微伤寒论著三种 114 医碥 115 本草经集注 辑校本 116 勉学堂针灸集成（PDF） 117 汤液本草 118 养生月览 119 饮食须知 120 秘传证治要诀及类方 121 小儿推拿广意 122 全生指迷方 洪氏集验方 123 孙真人千金方 附真本千金方 124 景岳全书 125 四明心法 四明医案 126 金匮要略方论本义 127 调燮类编 128 本草求真 129 河间医集 130 小儿药证直诀 131 小儿卫生总微论方 132 神农本草经辑注 133 痧胀玉衡 134 韩氏医通 135 卫济宝书、集验背疽方 136 温疫论补注 137 医门补要 138 医学读书记 139 医学纲目 140 证治准绳 141 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第4-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