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简述诗经的发展历程

《诗经》，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所录诗歌多来自民间，据说，周朝设有专门的采诗官，采集民歌，以体察民俗风情、政治得失。《诗经》中大部分诗歌都出于此。另一部分则为公卿、士大夫向周天子所现之诗，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其中，部分诗歌曾有人考证其作者，有臆断者，有有理有据者，不过不很重要。至于《诗经》编撰者，有以为周公者，现在看来无法成立。另有孔子删诗的说法，也没有说服力。

《诗经》所录诗歌时间跨度长，从西周初年直至春秋中叶，涵盖地域广泛，黄河以北直至江汉流域的都有。汉时，先有鲁、齐、韩三家时，立于学官，后有《毛诗》。《毛诗》盛行后，齐、鲁韩三家诗先后亡佚。历代解《诗经》者颇多，较好的有宋朱熹《诗集传》、清王夫之《诗经俾疏》、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王先慊《诗三家义集疏》等。

《诗经》存三百零五篇，分《风》、《雅》、《颂》三部分。《风》有十五国风，是出自各地的民歌，这一部分文学成就最高，有对爱情、劳动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怀故土、思征人及反压迫、反欺凌的怨叹与愤怒。《雅》分《大雅》、《小雅》，多为贵族祭祀之诗歌，祈丰年、颂祖德。《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颂》则为宗庙祭祀之诗歌。《雅》、《颂》中的诗歌，对于我们考察早期历史、宗教与社会有很大价值。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孩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后来，《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及《五经》（无《乐》）之一。

2 中国古代诗歌的演变过程

纵观中国古代诗歌发展演变的历史，可以看出它主要历经了从二言到四言，到骚体楚辞，到五言七言已经及杂言，到前格律诗，到最终形成的格律诗。

（包括古白话诗，以及词，散曲，和新诗，本文不作深究）这十一种主要形式。中国诗歌的历史源远流长。

在古代文学的河流里追本溯源，诗歌恐怕是最古老的文学形式。如果从鲁迅所说的“杭育杭育”派的原始诗歌开始算起，那么，诗歌的历史也就几乎等同于人类语言的历史。

流传至今的《弹歌》就是远古时候最美的诗歌。《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

相传黄帝所作的《弹歌》就是典型的二言诗，短短八个字概括了从制作工具到猎取动物的整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二言古谣，也可称为原始歌谣，远古歌谣，太古歌谣或上古歌谣等等。

《礼记》和《易经》等古籍中也有类似的作品。这类诗歌的基本形式就是歌谣，它产生与先民的集体生活密切相关，他们通过歌谣来传授生产技能，协调劳动节奏，表达内心感受，娱乐群体生活等等。

清代沈德潜选编的《古诗源》收录了许多远古和上古时代的歌谣，如： 《尧戒》：战战栗栗，日谨一日。人莫踬于山，而踬于垤。

《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 《伊耆氏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

《卿云歌》：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夏商时期已经形成了相当成熟而发达的文化。这个时期的诗歌渐渐离开了原始的图腾崇拜，转而为对征服自然的人的颂歌。

如《大学》中记载：“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但流传下来极少，部分保存在甲骨文和大型青铜器上。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在牧野大战中取得完全胜利，建立了新的奴隶制王朝。周王朝起初定都镐京（今西安附近），史称西周。

西周是奴隶制社会的鼎盛时期。由于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周文化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周王朝建立了采风制度，收集民歌，以观风俗、察民情，保留了大量的民歌。春秋时期，四言诗已经十分成熟，作诗言诗蔚然成风，举凡庙堂祭祀、外交应对、亲朋酬答，都离不开诗歌的创作和应用。

中国文化进入了第一个繁盛期。 经过孔子的删定，形成了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它是最初一部以诗的艺术形式独树一帜的，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以四言为主，兼有杂言。从音韵学上说它仍然属于上古歌谣，但是它与二言古谣有明显的不同点，赋比兴三大手法的运用已经相当成熟。

感情充沛，和现代作品几乎没有隔阂。如爱情诗歌《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诗经》共收入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小雅》中另有六篇“笙诗”，有目无辞，不计在内），最初称《诗》，汉代儒者奉为经典，此后才称《诗经》。《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

《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共十五《国风》，诗一百六十篇；《雅》包括《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颂》包括《周颂》三十一篇，《商颂》五篇，《鲁颂》四篇。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也是中国历史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是封建制逐步取代奴隶制的转变时期。

由于社会急剧变化，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儒、墨道、法、兵等各个学派纷纷著书立说，宣传政治主张，并互相辩论，形成了学术繁荣的“百家争鸣”局面。春秋末期，北方的主要文化典籍，如《诗》、《书》、《礼》、《乐》等，相继传入楚国，巫风盛行的这个地方，诗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屈原的创作使诗歌有了飞跃，创造了一种新诗体“楚辞”，诗歌获得了饱满的生命力，把先秦文学推向了又一个新的高峰。

西汉刘向把屈原及其宋玉等人的作品汇编而成《楚辞》，它是继《诗经》之后的第二部诗歌总集。与《诗经》相比，《楚辞》砌词以托意，词藻华丽，想象力丰富，开创了浪漫主义先河。

《汉书·艺文志》载屈原赋二十五篇，未列篇名。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所载也是二十五篇，为《离骚》、《九歌》（十一篇）、《天问》、《九章》（九篇）、《远游》、《卜居》、《渔父》，而把《招魂》列于宋玉名下，汉代就存在争议。

大致说来，现代研究者多认为《招魂》仍应遵从《史记》，视为屈原之作。《史记》本传中提到的有《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怀沙》五篇为屈原的作品。

其间荀子还著有篇幅相当长的杂言体的《成相篇》，以七言句为主。“请成相，世之殃，愚暗愚暗堕贤良。

人主无贤，如瞽无相何怅怅。” 诗中已经出现典型的上四下三结构的七言诗句，这种形式节奏明快，音韵顺口，便于流传。

近年秦墓出土的竹简中，也有好几首类似的歌辞，可见这种歌谣体在战国后期曾经很流行，已经存在形成七言诗体的萌芽。秦王朝的暴政激起了人民的反抗，刘邦战胜了项羽，建立汉朝，定都长安，史称西汉。

西汉开国君臣多为楚人，所以楚辞和楚歌兴盛一时。楚辞孕育了汉赋，楚歌。

3 简述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历程

中国古典诗歌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最突出的代表，它的产生久远得可以追溯到没有文字的远古时期。

《礼记》中记载了神农时代的一首祭祀歌谣：“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吴越春秋》也记载了一首反映原始人打猎的歌谣《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肉）。”这些歌都是诗、乐、舞结合的典型例子，而诗、乐、舞的结合，正是中国诗歌产生时期的重要特征。

公元前6世纪，《诗经》被编定成书，包括地方土乐的十五国风160篇，朝廷正乐的大雅31篇、小雅74篇，祭祀之乐的颂40篇，共305篇，另有6首乐谱失传的笙曲。产生地域包括现在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湖南北部。

《诗经》中有反映宴会享乐的诗，如《小雅·鹿鸣》；有反映战争的诗，如《小雅·六月》；爱情诗的名作如《郑风·子衿》；有讽刺现实的《魏风·伐檀》；还有一组反映周朝开国历史的大型周王族史诗《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 四言为主、重章叠句的《诗经》显示出我国抒情为主的民族文学特色，从它开始，我国诗歌走上了一条抒情言志的道路，抒情诗也成为了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

《诗经》里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道德意识、真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概括为“风雅”精神，成为我国诗歌的最基本最深远的传统。 公元前339年正月十四，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位伟人屈原出生。

西汉末年的刘向把屈原宋玉等的作品编成《楚辞》一书，当中收录肯定为屈原所作的《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招魂》共23篇。其中的《离骚》，以忠君爱国为主题，以香草美人为象征，以缠绵悱恻的感情，反复迸发的愤慨，塑造出一个坚贞高洁的主人公形象。

屈原的诗歌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直接影响汉赋的产生。又大量运用楚地方言，如“些、只、羌、纷，谇，謇，傺”，带有浓郁地方性色彩。

楚辞突出表现浪漫的精神气质，影响后世的李白、李贺、韩愈等诗人。香草美人的象征传统源远流长，影响一直绵延到清代《聊斋志异》。

继《诗经》、《楚辞》之后，汉代的乐府诗登上诗坛，这些诗歌由西汉的乐府机关和东汉的黄门鼓吹署在民间搜集而来。乐府诗长于叙事，《羽林郎》叙当垆美女反抗强暴，《陌上桑》叙罗敷拒绝太守追求，《艳歌行》叙妻子为游子缝补衣服而引起丈夫猜忌，著名的《孔雀东南飞》叙一个凄美的爱情悲剧。

诗人的笔触各自深入各自的阶层，合起来就充分反映出整个社会的真实面貌，既劝谏富贵又同情疾苦。汉代的乐府诗实现了四言诗向杂言、五言的过渡。

东汉的时候出现了文人群体创作的诗歌，五言取代传统的四言成为新的诗歌样式，甚至产生完整的七言诗。现存最早的东汉文人诗是班固《咏史》，而他的《竹扇赋诗》是比较早的完整的七言诗。

最著名的文人诗是没有留下作者姓名的《古诗十九首》，写的是游子羁旅和思妇闺愁，因此乡情和恋情就融汇在一起。同时当中涉及很多人生哲理，讨论永恒和短暂、人的心态和生命周期、悲伤和欢乐等问题。

文人诗长于抒情，语言炉火纯青、一字千金，直接影响曹植和陶渊明。 东汉末年建安时代到曹魏前期，三曹、七子并世而出。

古直悲凉的曹操、便娟婉约的曹丕、身兼父兄之长的曹植，以及作为羽翼的“建安七子”，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最后转变，开辟了五言诗的广阔道路。著名的有曹操《短歌行》，曹丕柏梁体《燕歌行》，曹植《赠白马王彪》、《白马篇》。

建安诗人中曹植最受推崇，这是由于他文采华美，对五言诗发展有重大影响，他不幸的身世又引起后世文人的共鸣。 “建安风骨”，就是建安文学特别是五言诗中的鲜明爽朗、刚健有力的文风，它以作家慷慨饱满的思想感情为基础，形成志深笔长、梗概多气、悲凉慷慨的特点。

鲜明的个性色彩和时代特色成为建安诗风独具魅力的标志。 曹魏后期正始年间，司马氏掌权，一批文人不满司马氏的统治，隐逸山林，以阮籍、稽康为首的七人，称“竹林七贤”。

阮籍的代表作是《咏怀诗》82首，开创中国文学史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诗中充满孤独苦闷，但政治高压之下又不敢直言，借比兴、象征来寄托怀抱。嵇康的诗以四言成就最高，追求自然，高蹈独立。

总体来说，正始诗风转变为词旨渊永、寄托遥深，体现出独特的艺术面貌。 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西晋。

西晋诗坛呈现出的艺术特色称为“太康诗风”，表现为讲究形式，描写繁复，辞彩华丽，诗风繁缛。陆机的《拟古诗》就是华丽藻饰的代表作。

太康诗风代表人物是三张（张协、张载、张亢兄弟）、二陆（陆机、陆云兄弟）、两潘（潘岳、潘尼叔侄）。他们诗中山水描写成分大量增加，为谢灵运、谢朓等人的山水诗人的先导。

同时期的左思凭着《咏史》八首开创借咏史以咏怀的道路，成为后世诗人效法的范例。 东晋建立后一百年间，诗坛被玄言诗占据，诗歌艺术的发展脉络中断了。

一直到中国诗歌史上第二位伟人陶渊明出现，才使这个脉络重新接上。他的诗歌源于《古诗十九首》，得阮籍之遗音而协左思之风骨，魏晋诗歌甚至中国古代诗歌的古朴作风在他手上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使他作为结束一。

4 中国古代诗词的演变史

我国诗歌形式的演变过程

我国的诗歌，从现有的可资依据的史料来看，最早的是公元前六世纪的《诗经》中收集的作品。其中的诗以四字一句的占多数，另一部分是诗句字数不等的长短句。而从句数上看，不论四字一句的诗或是长短句诗，都是有多有少，并不一致。既然《诗经》中的作品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所以《诗经》作品的形式也就是我国诗歌最早的形式。

到了公元前三——四世纪，有楚国的屈原、宋玉等人写的楚辞流传下来。楚辞的形式是句数多少不定，句子字数不等，并在句中或句末加语助词“兮”、“些”或“只”这一类字。

从汉代开始，通篇是五字一句的五言诗形式形成，取代了四言诗和楚辞的地位。当时的五言诗不限句数，可长可短，后人称为五言古体诗。与五言古体诗同时出现的还有乐府诗，乐府诗有五言诗，也有长短句。

到三国时，曹丕写了两首完整的七言诗。七言诗一直到齐、梁时才开始逐渐流行，而诗的格律也在这个时期开始萌芽。

以后到了初唐，近体诗的形式已经确立，从此五言近体诗和七言近体诗形式一直保存下来，与不受格律限制的古体诗并列。近体诗分绝句和律诗两类，绝句诗每首限定四句，律诗限定八句。另有一种排律，又称长律，不受句数限制，只须保持近体诗的格律，可以由十句到上百句不等。公元七世纪末到八世纪中期，即唐玄宗开元前后，逐渐形成词这种文学形式。经过五代到两宋，是词的全盛时期。

宋亡以后，在元代流行的诗歌形式是散曲。散曲分小令和套数两类，套数又称套曲，小令只是一首曲，而套数是由几首曲组成。曲的形式接近于词，它与词的主要区别在于用韵上比较灵活，也比词更口语化。

在新诗出现以前，我国的诗歌再没有新的形式出现。

5 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历程是

诗歌，是中国文学中产生最早的艺术形式之一，也是中国文学中得到最为充分发展的体裁。

《诗经》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最早的诗篇产生于西周初年，最晚的产生于春秋中叶。

四言为主的句式和重叠反复的章法，是那一时代诗体的主要特色。紧接着，在南方的楚地又兴起一种新的诗体——楚辞。

楚辞是在楚地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并以伟大的诗人屈原为其光辉代表。自古以来，“风”“骚”并称。

《诗经》中的《国风》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成了中国古代诗歌的两个典范。以创作方法而言，“国风”和《离骚》分别开创了中国文学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诗歌传统。

随着楚辞逐渐向接近于散文的赋体演变，另一种诗体——乐府，带着民间文学特有的刚健清新的风格步入了汉魏六朝诗坛。乐府民歌无论是长篇还是短制，都“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班固《汉书·艺文志》）。

强烈的现实感，是它们的一个重要标志。这种现实主义精神直接影响了尔后诗人创作的“乐府古题”，以及唐代的“新乐府运动”。

在汉魏六朝乐府民歌中产生了象《陌上桑》（《艳歌罗敷行》）、《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等中国古代长篇叙事诗中的瑰宝，给“诗歌大国”增添了异彩。在乐府诗的发展过程中，五言、七言的句式日渐引人注目。

到了汉末佚名诗人作的《古诗十九首》出现，五言诗体便基本成熟了。到齐梁时期，中国古代著名文学批评家钟嵘在《诗品·序》中已经确认“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

七言诗的产生稍后于五言诗。它的广泛流行，大约在晋宋之际。

经过了齐梁间以沈约为代表的“永明体”诗歌在声律方面的充分准备，到唐代，近体诗确立了，诗歌进入了鼎盛时期，这是中国诗歌的一个黄金时代。在这个时期中，古体诗与近体诗全面发展，出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

中国的诗歌同音乐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二者关系的发展变化经历了从“以乐从诗”、“采诗入乐”和“倚声填词”三个阶段。“倚声填词”是诗与乐各自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进行的一种更为高级的形态的结合。

后来的词和散曲都是沿着“倚声填词”的途径发展过来的。词，原被称为“曲”、“曲子”，或“曲子词”，是一种音乐化的文学样式。

词起源于民间，盛唐以后，文人才士填词渐成风气。五代时，中国第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集》问世。

到宋代，词这一特殊的文学样式，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欢迎。宋代艺术家在词中“言诗之所不能言”（王国维《人间词话》），表达其“动于中而不能抑”的欢愉愁怨情绪（陈子龙语，沈雄《古今词话·词品》卷上），实现内容与形式的完善统一。

宋代的词，达到了可以和唐诗并列的中国文学的另一座高峰，出现了一批大诗人，如苏轼等。南宋后期，词逐渐失去了和乐的能力。

同时，北方少数民族的乐曲不断传进中原地区，带来了“壮伟狠戾”（徐渭《南词叙录》）的粗犷的格调，引起了人们的新的兴趣。这种“胡乐”结合北方民间的“俚曲”，配入通俗化的语言，就形成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散曲。

散曲和传统诗歌的显著区别，就在于它大量地吸收民间的方言俚语。散曲作品具有浓厚的市民通俗文学的色彩，大量的散曲作品还具有以往诗歌中所少见的诙谐和幽默，这给诗坛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

散曲在元代得到迅速的发展，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成为中国诗歌史上最兴盛的体裁之一。当宋词、元曲在文坛上居于主导地位的同时，传统的诗歌仍创作有大量作品。

宋、元、明、清的诗，其数量十分巨大，并有自身的特色，但从总的成就上说，没有超过唐代。

6 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历程是怎样的

诗歌，是中国文学中产生最早的艺术形式之一，也是中国文学中得到最为充分发展的体裁。

《诗经》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最早的诗篇产生于西周初年，最晚的产生于春秋中叶。

四言为主的句式和重叠反复的章法，是那一时代诗体的主要特色。紧接着，在南方的楚地又兴起一种新的诗体——楚辞。

楚辞是在楚地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并以伟大的诗人屈原为其光辉代表。自古以来，“风”“骚”并称。

《诗经》中的《国风》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成了中国古代诗歌的两个典范。以创作方法而言，“国风”和《离骚》分别开创了中国文学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诗歌传统。

随着楚辞逐渐向接近于散文的赋体演变，另一种诗体——乐府，带着民间文学特有的刚健清新的风格步入了汉魏六朝诗坛。乐府民歌无论是长篇还是短制，都“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班固《汉书·艺文志》）。

强烈的现实感，是它们的一个重要标志。这种现实主义精神直接影响了尔后诗人创作的“乐府古题”，以及唐代的“新乐府运动”。

在汉魏六朝乐府民歌中产生了象《陌上桑》（《艳歌罗敷行》）、《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等中国古代长篇叙事诗中的瑰宝，给“诗歌大国”增添了异彩。在乐府诗的发展过程中，五言、七言的句式日渐引人注目。

到了汉末佚名诗人作的《古诗十九首》出现，五言诗体便基本成熟了。到齐梁时期，中国古代著名文学批评家钟嵘在《诗品·序》中已经确认“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

七言诗的产生稍后于五言诗。它的广泛流行，大约在晋宋之际。

经过了齐梁间以沈约为代表的“永明体”诗歌在声律方面的充分准备，到唐代，近体诗确立了，诗歌进入了鼎盛时期，这是中国诗歌的一个黄金时代。在这个时期中，古体诗与近体诗全面发展，出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

中国的诗歌同音乐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二者关系的发展变化经历了从“以乐从诗”、“采诗入乐”和“倚声填词”三个阶段。“倚声填词”是诗与乐各自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进行的一种更为高级的形态的结合。

后来的词和散曲都是沿着“倚声填词”的途径发展过来的。词，原被称为“曲”、“曲子”，或“曲子词”，是一种音乐化的文学样式。

词起源于民间，盛唐以后，文人才士填词渐成风气。五代时，中国第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集》问世。

到宋代，词这一特殊的文学样式，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欢迎。宋代艺术家在词中“言诗之所不能言”（王国维《人间词话》），表达其“动于中而不能抑”的欢愉愁怨情绪（陈子龙语，沈雄《古今词话·词品》卷上），实现内容与形式的完善统一。

宋代的词，达到了可以和唐诗并列的中国文学的另一座高峰，出现了一批大诗人，如苏轼等。南宋后期，词逐渐失去了和乐的能力。

同时，北方少数民族的乐曲不断传进中原地区，带来了“壮伟狠戾”（徐渭《南词叙录》）的粗犷的格调，引起了人们的新的兴趣。这种“胡乐”结合北方民间的“俚曲”，配入通俗化的语言，就形成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散曲。

散曲和传统诗歌的显著区别，就在于它大量地吸收民间的方言俚语。散曲作品具有浓厚的市民通俗文学的色彩，大量的散曲作品还具有以往诗歌中所少见的诙谐和幽默，这给诗坛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

散曲在元代得到迅速的发展，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成为中国诗歌史上最兴盛的体裁之一。当宋词、元曲在文坛上居于主导地位的同时，传统的诗歌仍创作有大量作品。

宋、元、明、清的诗，其数量十分巨大，并有自身的特色，但从总的成就上说，没有超过唐代。

7 有谁知道中国古诗的发展历程

古典诗词的发展简况 为了便于大家了解诗词的艺术特点极其体裁的分类，首先介绍一下古典诗词的发展历史。

在中国文学史上，我们能看到的最早的诗是距今三千年左右的《诗经》，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一共三百零五篇，古称《诗》或《诗三百篇》。其内容有“风，雅，颂”三个部分，这是从音乐角度上分的。

在表现手法上有“赋，比，兴”三种。因此前人把“风，雅，颂”和“赋，比，兴”称作《诗》的六义。

在语言的句法上，基本上是四个字一句。 继《诗经》之后，公元前四世纪，在楚国出现了一种新的诗体，叫“楚辞”，它的创始人是屈原。

后来，汉朝人把屈原，宋玉等人写的作品编成一书，叫《楚辞》。《楚辞》突破了《诗经》的四字句，发展为五言句，七言句，即把偶字句（四个字一句）变为奇字句（五个字以及七个字一句），不但能更好地表达思想感情，而且韵律和节奏也更富于音乐性。

到了汉代，出现了为配合音乐而歌唱的诗即“乐府诗”。在语言上有四言，五言，杂言，但多数是五言的。

这以后曹操父子以及陶渊明为首的文人们发展了五言诗。同时，七言诗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在魏晋南北朝以前，诗的格律和声韵还没有形成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律，只是由作者按照个人的内容需要和声韵感觉来进行写作。到了魏晋，由于受到了印度（古称天竺）的梵音学的影响，我国的声韵学得到了发展。

齐梁的周喁和沈约总结了汉字的发音规律，提出了“四声”“八病”之说，使诗歌创作由自然的声律发展到讲究追求声律，出现了作诗要注意平仄和韵律的性质，形成了格律诗的主要内容。 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是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

在继承前代诗歌的基础上，唐代的诗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且形成了固定的分类。其分类有两种，一是古体诗，也叫古风；所谓古体诗，是指模仿唐代以前的传统诗体，没有一定格律，篇幅可长可短，用韵平仄都比较自由，句子的字数有整齐的，也有不整齐的；其中主要分五言古体和七言古体两种。

二是近体诗，也叫今体诗（这个“今”指的是唐朝），就是我们所说的格律诗；近体诗不象古体诗那样自由，在篇幅，用韵，平仄，对仗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它基本上可分为两种：律诗和绝句。

律诗和绝句都分五言和七言，超过八句的律诗称作排律。 在唐代中期，由诗派生出新的体裁，这种体裁到了宋代最为发达，这就是词。

由于词是由诗派生出来的，所以词又被称为“诗余”；另外，由于词的句子字数长短不一，古人也称为“长短句”。 到了元明两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的体裁，叫曲，也称散曲。

曲可以说是词的另一体。那么它跟词有什么不同呢？除了咏唱时的伴奏乐器不同以外，在语言上更加接近口语。

最突出的特点是可以加衬字。如张养浩的《闲居三首之一》“昨朝杨柳依依，今朝雨雪霏霏，社燕秋鸿（忒）疾苦。

（不是）浊醪有味，（怎）消磨（这）日月东西。”其中括号内的字就叫衬字。

人类社会自从出现文字后,便出现了承载文字的书写材料。书写材料的变化，影响了装帧方式的演变与更新。唐末至两宋时期为中国书籍装帧方式从卷轴装发展至册页装的重要变革期。那么深受唐宋影响的日本的典籍装帧与唐宋的不同呢？

一、中国典籍装帧的主流演变及宋版装帧的方式特点

中国的书写材料发展至竹木简后，出现了与之并行的材料——兼帛。帛书的装帧方法可以理解为与简策书相似，称为“卷轴装”，唐与唐之前的典籍主要为这种装帧形式。帛书上下设有边栏，模仿简策书的编绳,两行文字之间绘有竖线，类似于两简之间的间隔缝。卷轴装在书尾装一木轴,以轴为中心，从后往前卷起,并在中心系绳带防止散开。造纸术的发明与运用逐渐取代了竹木简和廉帛,但传统的手写方式及卷轴装装帧方式仍然盛行。

二、日本平安时代的典籍装帧历史及其形式

平安时代主要包含“唐风文化”“国风文化”以及“院政期文化”三种文化类型。在装帧历史方面,因不同阶段文化的影响，出现了卷轴装、粘叶装、缀叶装、大和缀等主要装帧方式，这四种装帧方式同为日本装帧史从卷轴装向册页装转变的重要代表。

三、从装帧形式、历史渊源探究两国典籍装帧方式的异同

奈良末期至平安初期,文学、绘画、佛典等以卷轴装为主,日语称“卷物”“卷子本”，施有绘画的称为“绘卷物”。目前,日本最古老的绘卷物为平安末期的《源氏物语绘卷》，因文字与绘画两者交叉式出现于同一卷轴内，也被称为“交互绘卷”。

比较两国的卷轴装,可以得知,受遣唐使制度的影响，平安初期尚属于唐风文化,日本以唐盛行的卷轴装为模板学习其装帧方式。但因现存遗物有限、装帧方式相似度较高,所以关于卷轴装，该时期两国的差异难以断定。即使至桃山、江户时代,卷轴装改为册页装的事例也不为多见，卷轴装一直使用至19世纪末。此外,平安初期旋风叶、经折装不如卷轴装普及度高,在日本,经折装主要用于石碑的慕刻和拓本，也不排除用于佛典及习字的写本,与我国在使用领域略有不同。

综上所述，平安初中期，主要收集唐、北宋时期的典籍并学习效仿其装帧方法，又因雕版印刷尚未出现普及，仍为以手写本为主的昌盛期,这一点是影响两国装帧方式不同的关键原因。比较敦煌遗书的装帧方式后可以断定,日本册页装帧方式的粘叶装、缀叶装及大和缀,毫无例外是以唐、五代时期的手写本和宋版装帧为基准发展而成的产物，并非日本原创的装帧方式。

　　我国古代图书分类先后有过六分法 四分法 五分法 九分法 十二分法等，其中最重要影响也最大的是六分法和四分法。

　　六分法是我国最早的图书分类法，创始于西汉末年的刘歆，他在汉哀帝时期，根据其父刘向在《别录》一书中所撰的古籍提要，把各书一一归类，编成我国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七略》，将图书分为辑略（全书总序） 六艺略 诸子略 诗赋略 兵书略 数术略 方技略六类。历东汉 三国

　　基本沿用不改。

　　西晋时，秘书监荀勖（音同旭）著《中经新簿》，对《七略》六分法做了调整，将全部图书分为四部，一曰甲部，相当于《七略》的六艺略，二曰乙部，相当于《七略》中诸子 兵书 数术 方技四略总合，三曰丙部，系由六艺中的《春秋》类所附史书扩大而成，四曰丁部，即《七略》的诗歌略，并增以图赞和汲冢新发现的古书。

　　东晋时，李充撰《四部书目》，更换了荀勖所定四部的次序，使甲部记经部，乙部记史部，丙部记子部，丁部记集部，四部顺序由此确定。至唐代魏征等编《隋书·经籍志》，又明确以经史子集四部代替甲乙丙丁四部，并确立其次序。此后一千余年间一直被沿用。

　　清朝乾隆时，纪昀等编纂《四库全书总目》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图书目录，也是用四分法。分为经部十类 史部十五类 子部十四类 集部五类。

　　目前，不少图书馆古籍分类仍沿用四分法，所以，了解古代图书四部分类法，就可以按图索骥，有目的的查找现存古籍。

　　全手打，我容易吗我？

Hallo，大家好，当谈到国学和中国文化类的视频课程时，我可以感受到内心涌起的激动和喜悦。

在这个快节奏、信息爆炸的时代，我时常感到对传统文化的渴望和思念。因此，我一直在寻找那些能够传授国学智慧和中国文化精髓的视频课程。

回忆起几年前，我开始痴迷于国学和中国文化的学习。那时，我曾经在各大视频平台上搜索，希望能找到一些优质的课程。

然而，我却遇到了一个让我感到失望的问题——大多数视频课程都是功利性质的，内容浅薄，缺乏深度，甚至有些过于商业化。

这让我对是否真的有讲究国学和中国文化的视频课程产生了怀疑。

然而，就在我快要放弃寻找的时候，我找到了来自优酷网的「李氏文化」系列和爱奇艺的「国学讲堂」。

我第一次点击进入他们的课程，就被深深吸引住了。老师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丰富的图文和视频素材，带我走进了国学的殿堂。

他们并没有生搬硬套地讲解古代文献，而是以趣味的案例和故事讲述，让我仿佛置身于古代的历史长河之中。不知不觉中，我对国学和中国文化的兴趣得到了进一步的激发。

在这些视频课程中，我学习了《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等经典著作。老师们不仅讲解了文字背后的意义，更注重将这些智慧融入到现实生活中。

他们教导我们如何在当下社会中运用这些古代智慧，提升我们的品德修养和人生智慧。

首先，是来自优酷网的「李氏文化」系列。这个博主叫做李华

她的视频课程深入浅出，适合各个年龄层的观众。

她的讲解充满激情和幽默，让人不知不觉就被吸引进入了中国古代的精彩世界。每当我听到她轻松的口吻，就像是在和一个朋友闲聊一样，我就觉得学习不再枯燥乏味。

接着推荐在爱奇艺上找到的「国学讲堂」，这个频道由张老师主持。

他的课程充满着学术气息，对于那些想要深入了解国学的朋友们来说，简直是一场视听盛宴。

他的课程设计非常严谨，每个主题都涵盖了国学的方方面面，让人仿佛置身于古代经典之中。

回想起我刚开始追寻国学和中国文化的时候，我感到有些迷茫，不知道从何开始。

然而，通过这些视频课程的学习，我逐渐找到了一种寻根问祖的乐趣。

我深深被中国古代智慧和传统的美所感染，也对自己的文化身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幸运地有了许多便捷的途径来了解国学和中国文化。通过视频课程，我们可以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知识，而不再是死记硬背的枯燥过程。   

我相信，只要我们保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与好奇，这条旅程上的道路会越走越宽广。

说了这么多大家是不是还有些懵？接下来给大家推荐几个宝藏博主，跟着他们学习就绝对不会错！

1：书生微雨：

该博主专注于介绍中国古代文化、经典书籍以及历史人物，内容通俗易懂，适合初学者观看，我学历史的同学给我推荐的yyds。

2：灵枢解读者：

专注于解读《黄帝内经》中的《灵枢》部分，涵盖中医、养生、道家思想等方面内容。适合养生的朋友观看，我也推给我爸妈看了，反馈很不错。

3：珍藏百家：

分享中国传统文化和古籍导读，介绍《易经》、《论语》、《道德经》等经典文本。可以让你更好深入了解经典文化，最近在看，想提升个人修养的强力推荐。

4：传统文化讲解员：

深入浅出地解读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中国节日、民俗习惯、传统美食等。通俗易懂，以生动形象的例子让你理，强推yyds。

贝贝有话说：

总结起来，我要衷心推荐来自优酷网的「李氏文化」系列和爱奇艺的「国学讲堂」，还有四位B站神级博主。

这几位博主通过自己独特的方式，让国学和中国文化变得生动有趣。正是有了他们的课程，我才更加深刻地了解到中国的博大精深。

希望我的经验分享能够帮助到那些对国学和中国文化感兴趣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段奇妙的旅程，在传统中汲取智慧，在文化中感受力量。

愿我们共同见证国学在当代焕发出更加绚烂的光彩！

中国古代战争究竟是怎么打的

历朝历代的史学家没弄明白古代战争怎么打

在《说岳全传》里，金军统帅金兀术有一支王牌军叫“连环马”，用铁索将30匹马连在一起，冲击起来无人可挡，在真实的宋金战争中，金军确有一支叫“拐子马”的精锐部队。在岳飞之孙岳珂笔下，拐子马第一次与连环马之间划上了等号，“拐子马”被定性为一种“贯以韦索，三人为联”的连环马战术。。《说岳全传》一方面将这一说法普及到民间，让神秘的连环马战术家喻户晓；另一方面，以讹传讹，将“三马相联”的连环马夸大为画面感十足的“30匹马”。

以现在的认知及军事常识来看，连环马的说法极其荒谬，把三匹马或30匹马连在一起，且不说马的速度不一，会互相牵扯，如果某一匹马突然受伤或阵亡，那就是其他马匹连环摔倒的惨剧。可以说，连环马是极其外行的军事设想，在实战中绝无可能应用。

“拐子马即连环马”的说法，从南宋到清朝，从朝廷到民间，竟然成了无人挑战的定论。大约就在《说岳全传》流行的同时代，具有军事实操经验的乾隆皇帝率先看出端倪，对这一流传了数百年的连环马神话提出质疑，认为在实战中不可行，可能是宋人为自己的战败找了一个夸张的托辞。但从学术层面真正解决这一问题的，是邓广铭先生，他在《岳飞传》中的详细考证，彻底推翻了连环马的说法，“拐子马即左右翼骑兵”成为不刊之论。

在“拐子马即连环马”以讹传讹的数百年间，令人惊讶的是，在乾隆之前，竟然几乎无人对这一荒谬说法提出过有力质疑。

正史有意无意忽视战争细节

正如李硕在《南北战争三百年》的前言中所写，“中国古代的战争究竟怎么打？史书记载的往往不是那么详细。

在《史记》中看不到，中国古代史书里，对战争这些最基本的情况都大量留白。其实不全怪史官们无知，古代承平时期的将领们，也弄不清真正的仗（冷兵器战争）应该怎么打。乱世那些打过仗、有经验的武将，又大多没文化，没法记载下来。

中国历史记载还有文以载道的传统，总是要传达某种“亲贤臣远小人”的价值观，而战争中诸如战术细节和武器装备等技术性内容相对来说没有这样的承载能力，所以就被淡化了。所以，最后对很多战争胜负的分析和记录，要承担“资治通鉴”的功能。

简单说就是，中国正史的战争叙述是“去细节化”、“去技术化”的。正是因为正史有意无意地忽视战争史的细节，在“中国古代战争究竟是如何打的”这个问题上失语和失位，而民间对此类的需求又是真实存在，那么，阐释权便到了演义小说这里，战争由此被“演义段子化”“怪力乱神化”和“神秘主义化”。

叙述古代战争最盛行的套路

演义小说中，古代战争最盛行的叙述套路大致有三种。第一，计谋。《三国演义》中，几乎每场战役的成败都是计谋主导的，兵力、装备、战术等反而是次要的。《三国演义》中最高频的计谋是“火攻”，重头战役的关键词和决定性因素几乎都是放火，密集地使用火攻，在真实战争中显然不可能，反而暴露了作者在演义战争时的套路告急。

第二，单挑。《说唐》和《水浒传》中，武将单挑是推动战争情节发展的主导因素之一。相比计谋，单挑式战争与真实战争的距离更遥远，就似《西游记》中的战争场面，十万天兵天将讨伐花果山，只是孙悟空与哪吒二郎神们的比武。

第三，阵法。《三国演义》有八阵图，《水浒传》有九宫八卦阵、《杨家将》有天门阵，《说岳全传》则有五方阵。

古代战争里，阵法是真实存在的，这些神奇的阵法好比武术里的花拳绣腿，没有任何实战价值。尽管演义小说中的战争描写大多荒诞不经，但不得不说，正是它们定义了数百年来国人对古代战争的图景与想象。它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写完本书的笔者谈及古代战争时，下意识的第一反应仍是“演义式”的：猛将横刀立马，高喊“呔，来将通名受死！”

战史爱好者的“纸上谈兵”

演义小说的思想资源从哪里来？资料从何处来？

第一，古籍（正史、笔记）。战争史虽非正史的记录重点，但大的历史背景并不缺乏，尽管战争史有其独立性，但不存在一场脱离整体历史情境的古代战争。更重要的是，正史中一些对战争的简单化道德判断与“偏见”，恰恰可成为写作的一个“靶子”。

第二，演义小说。尽管演义小说的战争描写大多是荒谬的，但它同样如正史的偏见一样提供了一个靶子。将“演义小说”的战争与真实战争对比辨析，可产生很多有趣的化学反应。

第三，当代的战史著作和论文，具体可分两大部分。

一是一些跨专业的著作。古代兵器和战术的演进成为《纸上谈兵》的重要脉络。一些军事地理的著作和论文，军事地理的视角至关重要。

二是打破古代战史研究沉闷局面的当代作品。

第四，西方战史。“从本质上，武器是一种商品，战术是一种知识，都是可以在欧亚大陆或海洋贸易网络中传播的”。

本人是一名驴友，每到一个城市，都会参观当地的博物馆，但印象最深的还是我国著名三大博物馆，下面就跟我一起看看是哪三大博物馆吧！

01 北京故宫博物院

北京故宫博物院建立于1925年10月10日，位于北京故宫紫禁城内。是在明朝、清朝两代皇宫及其收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综合性博物馆，也是中国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其文物收藏主要来源于清代宫中旧藏。

在故宫博物院不仅可以参观皇家宫殿，感受古代宫廷生活，还能通过珍贵的宫廷旧藏，了解中华工艺美术的最高成就。

故宫博物院交通指南：午门(故宫博物院的南门，自2011年7月2日始只作为观众参观入口)

　　从天安门经端门到达午门的路线：通行时间周二至周日，8:00-16:00;周一闭馆日全天不可通行。实际开放情况以现场公告为准。

　　午门周边的公共交通车站：天安门东

　　停靠的车辆：1、120、2、52、82、夜1、观光1线、观光2线公共汽车和1号地铁线

　　午门周边的公共交通车站：天安门西

　　停靠的车辆：1、5、52、夜1、观光1线、观光2线公共汽车和1号地铁线

　　神武门(故宫博物院的北门，自2011年7月2日始只作为观众参观出口)

　　神武门周边的公共交通车站：神武门

　　停靠的车辆：101、103、109、124路无轨电车和58、夜13路、观光1线、观光2线公共汽车

　　神武门周边的公共交通车站：景山东门

　　停靠的车辆：111、124路无轨电车和58、夜2路公共汽车

　　东华门(故宫博物院的东门，现作为观众参观出口)

　　东华门周边的公共交通车站：东华门、故宫东门

　　停靠的车辆：2、82、夜2路、观光2线公共汽车

　　西华门(故宫博物院的西门，平时仅做工作人员通道)

　　从长安街沿南长街北行600米或从北海公园沿北长街南行600米可以到达。

　　西华门周边的公共交通车站：西华门、故宫西门

　　停靠的车辆：5路、观光1线、观光2线公共汽车

02 南京博物院

南京博物院位于南京市玄武区中山东路321号，是中国三大博物馆之一，简称南院或南博，其前身是1933年蔡元培等倡建的国立中央博物院，是中国创建最早的博物馆、中国第一座由国家投资兴建的大型综合类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是大型综合性的国家级博物馆、国家综合性历史艺术博物馆。

南京博物院占地13万余平方米，为“一院六馆”格局，即历史馆、特展馆、数字馆、艺术馆、非遗馆、民国馆。另全院设“六所”的研究部门，即考古研究所、文物保护研究所、古代建筑研究所、陈列艺术研究所、非遗保护研究、古代艺术研究所，并设有中国博物馆中唯一的民族民俗学研究机构，其中文物保护研究所被称为“文物三甲医院”，是中国纸质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

南京博物院交通路线：到南京博物院的交通很方便，5路、9路、34路、36路、55路、201路、202路到中山门站下车即可，或乘地铁2号线，到明故宫站下，由一号出口向东300米处。

03 台北故宫博物

台北故宫博物院座落于台湾省台北市士林区至善路二段221号，建造于1962年，1965年夏落成。占地总面积约16公顷。为仿造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主体建筑共4层，白墙绿瓦，正院呈梅花形。院前广场耸立五间六柱冲天式牌坊，整座建筑庄重典雅，富有中华民族特色。

台北故宫博物院内收藏有自“南京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和“国立北平图书馆”等所藏来自北平故宫、南京故宫、沈阳故宫、避暑山庄、颐和园、静宜园和国子监等处的皇家旧藏。所藏的商周青铜器，历代的玉器、陶瓷、古籍文献、名画碑帖等皆为稀世之珍。

台北故宫博物院交通路线：搭乘捷运淡水线至士林站下车，转乘 红 30(低地板公车) 往故宫博物院至本院正馆门口下车。或转乘公车 255、304、815(三重-故宫博物院)、小型公车 18 、小型公车 19 于本院正面广场前下车。

　　搭乘捷运文湖线至大直站下车，转乘 棕 13 往故宫博物院至本院正面广场前下车。或搭乘捷运文湖线至剑南路站下车，转乘 棕 20 往故宫博物院至本院正馆门口下车。

总结：这三大博物馆可以让大家可以更直观地了解历史，还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走进这三大博物馆，感受不同的地域文明，共读中华文明史。

中国古代战争究竟是怎么打的

历代的史学家都没弄明白

在《说岳全传》里，金军统帅金兀术有一支王牌军叫“连环马”，用铁索将30匹马连在一起，冲击起来无人可挡，但在郾城大战中被岳家军用钩镰枪和“砍马腿战术”破掉了。《说岳全传》中连环马的灵感很可能来自《水浒传》，梁山群雄用钩镰枪大破呼延灼的连环马。

在真实的宋金战争中，金军确有一支叫“拐子马”的精锐部队。但拐子马究竟是什么？在岳飞之孙岳珂笔下，拐子马第一次与连环马之间划上了等号，“拐子马”被定性为一种“贯以韦索，三人为联”的连环马战术。

在岳珂的“权威认证”下，“拐子马即连环马”成了定论。《说岳全传》一方面将这一说法普及到民间，让神秘的连环马战术家喻户晓；另一方面，以讹传讹，将“三马相联”的连环马夸大为画面感十足的“30匹马”。

以现在的认知及军事常识来看，连环马的说法极其荒谬，把三匹马或30匹马连在一起，且不说马的速度不一，会互相牵扯，如果某一匹马突然受伤或阵亡，那就是其他马匹连环摔倒的惨剧。可以说，连环马是极其外行的军事设想，在实战中绝无可能应用。

“拐子马即连环马”的说法，从南宋到清朝，从朝廷到民间，竟然成了无人挑战的定论。

大约就在《说岳全传》流行的同时代，具有军事实操经验的乾隆皇帝率先看出端倪，对这一流传了数百年的连环马神话提出质疑，认为在实战中不可行，可能是宋人为自己的战败找了一个夸张的托辞。但从学术层面真正解决这一问题的，是邓广铭先生，他在《岳飞传》中的详细考证，彻底推翻了连环马的说法，“拐子马即左右翼骑兵”成为不刊之论。

在“拐子马即连环马”以讹传讹的数百年间，令人惊讶的是，在乾隆之前，竟然几乎无人对这一荒谬说法提出过有力质疑。

这说明，中国古代虽然有着极其伟大的历史叙事传统，但就“古代战争究竟是怎么打的”这一点，其实连历朝历代的历史学家也弄不明白，更别提以讹传讹的演义小说了。

正史有意无意忽视战争细节

正如李硕在《南北战争三百年》的前言中所写，“中国古代的战争究竟怎么打？史书记载的往往不是那么详细。譬如楚汉之间着名的垓下之战，双方投入兵力多少？各自的阵列多长、多宽？是不是和挖出来的秦陵兵马俑一样？交战过程如何？在《史记》中都看不到”，“中国古代史书里，对战争这些最基本的情况都大量‘留白’。其实不全怪史官们无知，古代承平时期的将领们，也弄不清真正的仗（冷兵器战争）应该怎么打。乱世那些打过仗、有经验的武将，又大多没文化，没法记载下来。”

中国历史记载还有文以载道的传统，总是要传达某种“亲贤臣远小人”的价值观，而战争中诸如战术细节和武器装备等技术性内容相对来说没有这样的承载能力，所以就被淡化了。

比如，中国古代正史在涉及战争时，战败背后多有奸臣，要么是瞎指挥，要么是陷害能打仗的忠良，自毁长城，这几乎是经典的写史套路了：唐朝安史之乱前期的大溃败是因为杨国忠私心作祟，靖康之变的惨剧是因为蔡京童贯乱国，南宋输掉襄樊之战乃至被蒙元所灭是因为贾似道，明英宗的土木堡惨败是因为大太监王振，鸦片战争和近代史也延续了这个套路。

所以，最后对很多战争胜负的分析和记录，要承担“资治通鉴”的功能。

简单说就是，中国正史的战争叙述是“去细节化”、“去技术化”的。

正是因为正史有意无意地忽视战争史的细节，在“中国古代战争究竟是如何打的”这个问题上失语和失位，而民间对此类的需求又是真实存在，那么，阐释权便到了演义小说这里，战争由此被“演义段子化”“怪力乱神化”和“神秘主义化”。这就好比，上古社会因为无法科学解释一些超自然现象，阐述权就归属给了宗教和民间传说。

叙述古代战争最盛行的套路

演义小说中，古代战争最盛行的叙述套路大致有三种。

第一，计谋。《三国演义》中，几乎每场战役的成败都是计谋主导的，兵力、装备、战术等反而是次要的。《三国演义》中最高频的计谋是“火攻”，重头战役的关键词和决定性因素几乎都是放火，官渡之战有火烧乌巢，赤壁之战有火烧赤壁，夷陵之战有火烧连营，诸葛亮更是火攻之王，除了与周瑜联手火烧赤壁，还有火烧博望坡、火烧新野和火烧藤甲兵，在上方谷还差点烧死司马懿。如此密集地使用火攻，在真实战争中显然不可能，反而暴露了作者在演义战争时的套路告急。

第二，单挑。《说唐》和《水浒传》中，武将单挑是推动战争情节发展的主导因素之一。演义小说的单挑式战争往往是这样的，两名武将单挑，赢的一方全军压上，输的一方全军溃散，士兵的主要角色是擂台赛中摇旗呐喊的拉拉队，武将个人武勇对战争的影响被无限拔高，动辄“万夫不当之勇”，潜台词就是军队不重要。相比计谋，单挑式战争与真实战争的距离更遥远，就似《西游记》中的战争场面，十万天兵天将讨伐花果山，只是孙悟空与哪吒二郎神们的比武。

第三，阵法。《三国演义》有八阵图，“每日每时，化无端，可比十万精兵”，几以一堆石头困死陆逊；《水浒传》有九宫八卦阵、一字长蛇战、六花阵、四门斗底阵等；《杨家将》有天门阵，穆桂英大破天门阵是整部书中最酣畅淋漓的战役；《说岳全传》则有五方阵。

古代战争里，阵法是真实存在的，比如秦军的步兵大阵、刘裕的却月阵和戚继光的鸳鸯阵等，甚至八阵图也是存在的，但这些行军布阵的规定动作远没有演义小说里说得这么怪力乱神，充斥了超自然因素。这些神奇的阵法好比武术里的花拳绣腿，没有任何实战价值。

尽管演义小说中的战争描写大多荒诞不经，但不得不说，正是它们定义了数百年来国人对古代战争的图景与想象。它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写完本书的笔者谈及古代战争时，下意识的第一反应仍是“演义式”的：猛将横刀立马，高喊“呔，来将通名受死！”

战史爱好者的“纸上谈兵”

第一，古籍（正史、笔记）。战争史虽非正史的记录重点，但大的历史背景并不缺乏，尽管战争史有其独立性，但不存在一场脱离整体历史情境的古代战争。更重要的是，正史中一些对战争的简单化道德判断与“偏见”，恰恰可成为写作的一个“靶子”。比如，长平之战败于赵括的纸上谈兵，奸臣在战争失败中的作用，对岳飞等名将的过分拔高，都增添了写作的话题性和问题意识。

第二，演义小说。尽管演义小说的战争描写大多是荒谬的，但它同样如正史的偏见一样提供了一个靶子。将“演义小说”的战争与真实战争对比辨析，可产生很多有趣的化学反应。比如，拐子马与连环马的关系，《说岳全传》里连环马的克星是钩镰枪，尽管历史中是“麻扎刀”，但两种武器针对的都是骑兵的“马腿”。在砍马腿这个问题上，《说岳全传》并未说错，反倒对历史是一个印证。再比如，《三国演义》中的八阵图和木牛流马，历史中都曾存在，只是被神话了，将这两者辨析明白也很有趣。

第三，当代的战史着作和论文，具体可分两大部分。

一是有些跨专业的着作。例如杨泓先生《古代兵器通论》之类的兵器史专着，古代兵器和战术的演进成为《纸上谈兵》的重要脉络。一些军事地理的着作和论文，特别是写长平之战、楚汉战争和诸葛亮北伐时，军事地理的视角至关重要。

一是打破古代战史研究沉闷局面的当代作品。首先是曾瑞龙《经略幽燕》和《拓边西北》，这位早逝的天才全新定义了古代战史的写作范式；其次是李硕《南北战争三百年》，尤其是他极富开创性的古代骑兵研究。此外，郭建龙《中央帝国的军事密码》，其军事地理视角也让人耳目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