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战略论》，（英国）李德哈特。

《战略论》在西方战史研究中具有崇高地位，是军事理论的必读书。因为此书，李德·哈特被西方奉为“军事理论教皇”。

在《战略论》中，李德·哈特以深厚的军事理论和战史研究功底，通过分析世界历史上自希波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30场战争、280多次战役，得出一个结论：间接路线战略是最具效果、最为经济的战略形式。

看似最远和最弯曲的路线，往往才是真正的“捷径”。在任何竞争中，只有击败对手才能获胜。而在未克服对手的抵抗之前，应首先减弱他的抵抗，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将其引出自己的防线之外。

这就是间接路线战略的精髓所在。因此，“间接路线”不仅是战争的定律，更是一个哲学上的真理，在战争之外，于人类生活中的政治、经济活动等各个方面，都有着广泛的应用。

2、《亚历山大远征记》，（古希腊）阿里安。

《亚历山大远征记》，作者是罗马时期希腊历史学家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是描写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的过程。

其主要参考史料来自亚历山大的亚历山大身边史官阿里斯托布鲁斯所作的记录，和重要将领亦是继业者的托勒密一世回忆录，被认为有较高的可信度。作品的末卷是关于印度大陆的介绍。

本书在叙述亚历山大的戎马生涯的过程中，对他的战略思想、指挥艺术、布阵谋略，以及他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和体恤下情、关心将士的精神，都做了详细的描述。

阿里安用了较大篇幅记述了亚历山大根据客观情况做出判断、定下决心，针对不同情况灵活运用战术，以己之长击敌之短。

及时变换战斗队形，步兵、骑兵协同作战，发挥马其顿方阵的优势，以及在受挫后及时改变战法夺取最终胜利的作战指挥艺术。

3、《高卢战记》，（古罗马）恺撒。

《高卢战记》（拉丁语：Commentarii de Bello Gallico），凯撒描述自己从前58年到前50年担任高卢行省省长时遭遇到种种事件的随记。

由于凯撒是罗马共和国时期第一位进军日耳曼等地区的将军。在军事方面，《高卢战记》是唯一一部作为战地指挥官详细记载的古代战争，且他的记载胜过其他古代记载。

《高卢战记》也对古罗马时期高卢和日耳曼地区从氏族会社逐渐解体，到萌芽状态国家出现这段时间里的政治、社会、风俗宗进行了有系统地记述，成为后世研究原始社会和民族学的重要依据。

恩格斯在其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尔克》、《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中，将本书作为重要参考文件。

4、《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古希腊）修昔底德。

本书是关于古希腊斯巴达领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与雅典领导的提洛同盟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记述，作者为曾在战争中服役的雅典将军修昔底德。

此书把当时希腊哲学家那种追求真理的精神和逻辑方法应用到历史研究中，为后世的历史编纂学树立了典范。

后世（西方为主）研究者根据对这一概念和相关历史的研究，将其引申为-“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间无法调和的矛盾”。

这一概念源起修昔底德的名言“What made war inevitable was the growth of Athenian power and the fear which this caused in Sparta”。

即使战争不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实力的增长和因此而起的斯巴达的恐惧，后世继而为其命名为“修昔底德陷阱”。

具体所引用的实例为近代史中，以美国为守成大国代表，以20世纪德国，苏联，日本依序分别为新兴大国为代表的，他们之间或热战（第二次世界大战）。

冷战或军事占领与经济妥协并举（“广场协定”），意欲证实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来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5、《战争论》，（普鲁士）卡尔·冯·克劳塞维茨。

本书是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一部军事理论作品。

克劳塞维茨是德军参谋部的最初奠基人格哈德·冯·沙恩霍斯特将军最得力的助手之一，参加过反法同盟的战争，《战争论》是他总结自己所经历过的历次重大战役后所著的军事理论著作。

在书中克劳塞维茨提出了著名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观点，以及进攻是最好的防御等西方军事理论的基本思想。

因此《战争论》被奉为西方军事理论的经典之作，克劳塞维茨本人也成为了西方军事理论的鼻祖。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亚历山大远征记

——高卢战记

——战争论

——战略论

一、姜尚, 西周初封于吕, 故又称吕尚, 字子牙, 西周时期杰出的军事家。

二、相关资料及说明：

（1）姜尚：

在殷商末期, 姜子牙看到商纣王朝连年用兵, 军事实力大损; 内部矛盾激化, 王子比干被杀, 箕子被囚, 太师、少师叛商, 认为灭商的时机已经成熟, 于是建议武王发动灭商战争。当时天命神授的观念占着主导的地位, 尊神事鬼、占卜算卦, 严重地制约着军事行动。战争的发动与否、如何作战、怎样面对战争过程中各种问题, 以及战争是否能够取得胜利等等, 完全相信卜筮的结果。周武王与大臣们也不例外, 主张用占卜来决定是否出兵。占卜的结果是 龟兆不吉、 风雨暴至，大家非常害怕。但是姜子牙 违天命而行, 他扔掉蓍草、踩坏龟甲, 说: 枯骨死草, 何知而凶极力劝说武王用兵, 武王于是出师讨伐, 从而把握了战机, 在牧野( 河南汲县北) 之战中打败了商纣王，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这种敢逆/天意而为的精神, 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实属难能可贵。这是中国古代军队中最早的无神论思想, 也是中国古代社会中最早的无神论思想。姜子牙甚至成了几千年来古代军队中反对迷信的榜样。

（2）曹刿：

在军事活动中, 许多军人和大臣经常以姜子牙的故事为例同鬼神迷信作斗争。姜子牙之后, 不乏主张无神论思想的人, 曹刿就是其中一人。曹刿, 即曹沫, 春秋时鲁国武士。公元前 684 年, 齐军攻鲁, 鲁军在长勺( 今山东莱芜东北) 迎战。据国语鲁语上记裁, 在长勺战争前, 曹刿问鲁庄公凭什么条件与齐国作战。鲁庄公说: 我对百姓施恩从不吝啬衣食, 祭祀神明从不吝啬牺牲玉帛。曹刿回答说: 治民要以施惠为本, 然后百姓才会心里悦服。老百姓和谐安宁, 然后神明才会降临。庄公又说: 我处理狱讼虽然不能洞察一切, 但是必定依据案情来判决。曹刿说: 如果这样,那么此战可以打了。战争的结果是, 齐师败绩, 鲁国军队大胜。在曹刿看来, 神明是否降福, 完全取决于君主是否爱民, 是否施惠于民。人的因素成了决定神意的因素。这里面包含着无神论思想, 即人能胜天, 人能胜神的思想。

姜子牙是违天命而行,不理会占卜的结果; 而曹刿则强调人的因素决定神意, 人能胜神。后者比前者进了一步, 但两人都没有排除鬼神, 也没有从理论上阐明无神论思想。

（3）孙武：

完全排除了鬼神, 并从理论上, 特别是从认识论上阐明无神论思想的, 是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孙武。

孙武, 人称孙子, 字长卿, 著有孙子兵法, 其兵学思想反映了春秋时期军事理论的伟大成就和最高水平。他的军事思想有一个突出之点, 就是反对迷信、反对鬼神观念。孙武十分重视战争的各种客观条件。他从认识论的角度提出, 要打胜仗就必须先知道敌人的情况。故明君贤将, 所以动而胜人, 成功出于众者, 先知也。而对于敌人情况的了解, 他说: 先知者, 不可取于鬼神, 不可象于事, 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 知敌之情者也。即不能用迷信鬼神和占卜的方法, 不能以过去相似的事物作类比, 也不可凭主观臆测, 而必须从知道敌情的人那里取得。

当时, 天命论和鬼神观念尚占主导地位, 人们认为, 天是人类的主宰, 人的命运是由天决定的。孙武却提出, 天是阴阳、寒暑、时制, 是自然的天, 没有任何神秘的地方, 而非神明主宰的天。自然的天是客观的、运动变化的, 无穷如天地, 不竭如江河, 春夏秋冬四时和日月的变化运动是有规律的。这种规律是可以认识的, 人们可以利用它为战争服务。水、火都可以用来进攻敌人。孙武认为, 要建立真正的军事科学, 必须破除迷信。他明令在军中禁止卜筮卦象等巫术活动, 以防这些迷信活动扰乱军心。他说: 不约而亲, 不令而信, 禁祥去疑, 至死无所之。孙武坚持无神论思想, 反对把战争的胜负寄托在神灵身上。把战争的胜负建立在客观物质基础之上 , 坚持了唯物论的战争观, 动摇了有神论的根基, 有力地阐明了无神论思想。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萌芽于公元前21世纪（一说公元前22世纪）的奴隶社会的初期。

建立了奴隶制的夏王朝，从此战争成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产生了以“靠天命观指导战争”为中心内容的军事思想。处于萌芽时期的军事思想，都是以征讨“违天命者”、“吊民伐罪”、“敬天保民”相号召，并用占卜手段，假借神的旨意和严刑厚赏驱使士卒作战。作战方式是集团列阵正面冲杀。

以仁为本的战争观，这一思想大约形成在，到奴隶社会的末期基本成熟。

1、以仁为本是战争支柱。仁者使人亲，义者使人悦。此二者，才是战斗力的凝聚核，才是赢得战争胜利的基础。

2、师出有名作为战争准则。认为师出无名，必将遭到众人的反对，定成败局。

处于初步形成时期的古代军事思想（夏、商、西周时期）：

一，时间：大约从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8世纪，中国为奴隶社会时期。

二，战争的主要特点是：兵器以木器，石器为主，作战方式基本是以密集队形进行集团肉搏正面冲杀。只是到了商代以后才逐渐以车兵为主，作战中形成了以车兵为核心的方阵队形。

三，军事思想：

1、是把军事视为对内统治的特殊手段。由于当时所受外部侵略少，军队主要承担了治理诸侯和镇压奴隶反抗的任务。

2、是以“礼”和“刑”为治军的基础。

3、是迷信色彩重，形成了以天命为主的战争观。战例有春秋战国宋楚两国的泓水交战。

代表作：《军政》、《军志》。

扩展资料：

趋向成熟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的古代军事思想：

一、时间：大约从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3世纪末，它是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

二、战争的主要特点是：这一时期，战争的变化和发展比较明显，

1、是从战争形态来看，争霸战争，兼并战争非常激烈，频繁，大约有600多次，用兵数量也逐渐增多了，由几千人发展到几十万人；战争的时间也长了，以前的战争，一战就解决问题，到后来有打几个月的甚至经年不息。

2、是从军事技术来看，铁兵器的制造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军事筑城技术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有的国家筑了方城，长城；攻守的器械也开始增多，如云梯的使用。

3、军事思想：

（1）是形成比较完整的战争观，如“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已被各国所接受。

（2）是总接出了一些战争的指导原则，如“不战则已，战则必胜”，“知己知彼，百战不贻”等。

（3）是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外交斗争同时或交互进行。如晋，楚城濮之战，在一定程度上就反映了这一思想。

这一时期产生了一些有名的军事专著。被封建社会一直视为兵学经典的《武学七书》中，就有5部产生在这个时期，其中包括在中国乃至世界上影响最大的军事理论的奠基作《孙子》

代表作：《孙子》、《吴子》、《孙膑兵法》、《司马法》、《尉缭子》、《六韬》等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

一、中国军事思想概论

二、中国古代军事思想

三、中国近代军事思想

四、中国当代军事思想

三、中国近代军事思想

中国近代军事思想是指从1840年至1949这一段时间内，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由东、西方军事思想相互碰撞、交融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军事思想，它既有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根基，又有西方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色彩。

（一）发展过程

中国近代军事思想是在鸦片战争之后逐渐形成的。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暴露出清王朝军事思想的严重弱点。随着列强多次侵华战争的进行和侵略的逐步加深，中国传统军事思想受到西方资产阶级军事思想越来越大的冲击和挑战，并由此发生了此消彼长或相互融合的历史性演变，导致了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同时也为中国无产阶级军事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某些条件。

1、萌芽时期（1840-1860）

期间进行了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农民战争。

19世纪40年代，当西方列强的战船载着大炮尾随着罪恶的鸦片船闯入中国海口时，手持大刀、盾牌和粗陋火枪的清军官兵突然发现，自己祖辈引以为豪的军事优势已经不复存在，哪些凶恶狡猾的外国侵略者不肯以国人熟悉的战法堂堂正正贴身肉搏，代之以火力强大的洋枪远远轰击，或派出小部队登陆侧击。这对于习惯以密集的方阵队形，注重一线正面设防或死守炮台的清军来说，简直不可思议。

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初步认识到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标志着变革传统军事思想的开端，对近代军事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冲破了清朝统治者“以骑射为根本”的思想束缚，从国外购进一批火炮装备了军队，因而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2、局部变革时期（1861-1894）

在此期间先后发生了清军收复新疆战争、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统治者出于镇压农民起义和抵御外敌侵入的双重目的，继承“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开展了一场“自强”运动（史称“洋务运动”）。他们的方针是“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首先兴办近代军事工业，仿制西式枪炮战舰，为新的军事思想的产生提供了物质条件。随着边疆危机日趋严重，清朝开始向西方购买舰船，加紧筹办海防。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并选派学生出国留学，兴办聘有洋人当教官的军事学堂，从那时起，吸收并贯彻近代资产阶级军事思想。

由于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总的指导思想的束缚，建军、作战思想明显落后于时代发展的需要。在治军方面，仍未能脱出清军原来的体制。作战指导思想严重滞后于武器装备的发展，对西方列强的入侵多实行单纯防御。

3、全面变革时期（1895-1911）

此期间发生了清军抗击八国联军入侵战争和辛亥革命。而后中国陷入内战连绵的军阀混战时期。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后，主张全面仿照西法创练新式陆军。清政府也看到日本在侵华战争中“专用西法取胜”，决定改革陆军军制，按照西法编练新军。此时所编的新军，设有步、马、炮、工程各队，一律装备新式枪炮，采用德国操典练兵。这是晚清建军思想上从旧营制向“以步队为主，骑、炮、工程队为辅”的合成军队方向迈出的决定性一步。

1900年，清军在抗击八国联军入侵战争中失败，迫使清政府进一步变革政治、军事制度，改为以日本陆军编制为蓝本，普练新军，确立了全面学习外国先进军制的思想，标志着清代军制正式步入近代化的轨道。正式宣布废除武举制度，确定在全国广设学堂，建立由陆军小学、中学、大学和专门军事技术学校组成的较完整的军事教育体系。

在清军实行全面变革的过程中，还翻译、编撰了一批军事学术著作，西方资产阶级的战争理论、军制学、战略学等开始在中国传播。

这一时期学习西方的内容，仍偏重于军事方面。但作战样式及作战思想较以前有了明显变化。司令部作用提高，注意利用近代交通、通信工具来机动部队和提高指挥效率。由于机械地套用外军做法，作战样式偏重于阵地战。

4、进一步发展时期（1912-1949）

此期间进行了讨袁战争、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北伐战争。以及十年内战，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

在共产国际和中国***的帮助下，孙中山提出了“以党治军”，军队与“国民相结合”，“进而成为群众的武力”的建军方针。他还在军队中建立党代表和政治工作制度，对官兵进行三民主义的教育，在建军思想方面迈出了新的一步。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集团即本着统一军权、改革军制的指导思想，着手军队的整顿和建设。他逐一击败各地方割据势力后，开始改革军制、建立军事统率机构、更新武器装备、健全后勤供应系统；组建装甲兵等特种兵，发展空军，加强海军，形成陆海空三军的联合军队体制；本着“打仗就是打将”的指导思想，举办各种军事学校和军官训练团，培养军官和各类专业人才，把中国军队的近代化、正规化建设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二）主要内容

1、晚清时期的军事思想

鸦片战争失败之后，许多有识之士，以新的思考方式，探讨拯救民族危亡之道。而当务之急莫过于军事方面的需求了。

战略方面：鸦片战争打破了清王朝“金锁铜关”的藩篱，带给华夏前所未有的“强邻环列，虎视鹰瞵”的深重民族危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萌发了林则徐等人的爱国主义军事思想。身临鸦片战争硝烟之中的林则徐，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抵抗英军，保卫中国海疆。他提出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一改过去那种老大自居、固步自封的陋习，主动了解西方世界，学习外国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企图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以达到战胜对手的目的。他根据敌优我劣的特点制定了“以守为战，以逸待劳”的战略防御思想，不与敌在远洋接战，而在海口或陆地歼敌。强调发动人民，依靠民间丁勇助守海防，开创了近代中国全民族反侵略战争的先河。

以后随着战争的不断进行，晚清军队的武器装备也有所改善。军事装备的近代化，必然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新的军事学术和军事思想。但是，那时的统治者只强调军事技术和战术，而对世界先进的军事学术和军事思想则不予重视，没有组织高级将领学习和了解西方的军事学术和军事思想，掌握近代条件下的作战知识。所以武器舰船虽然坚固，但缺乏深通学术和军事思想的将帅，在战争指导上，抱残守缺，因袭过去所用的那一套“以主待客”、“以守为战”、“以静制动”的陈旧战法，最终变成了被动挨打的消极防御，完全不能适应近代反侵略战争的需要，清军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

军队建设：鸦片战争充分暴露了清军的无能。太平天国起义时，清朝50余万军队溃不成军。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清政府对军队进行了一定的改革，如聘用外国军事教官，购买洋枪洋炮，推行西洋操典等。但由于清军弊端积重难返，改革收效甚微，尤其是军队建制仍保持旧的形式，没有实质性的变革。这种表面的局部“西化”，虽然为尔后的军队近代化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但很快就在实践中碰了壁。

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朝陆军不堪一击，北洋海军也全军覆灭。导致新建陆军基本上模仿德国，可以说全盘西化。后又聘请日本教官，依照日本军制进行编练。以此为起点，中国军队全面近代化迈开了第一步。

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另一个显著标志是武器装备的更新。清军入主中原后，以骑射为根本，基本使用刀矛弓箭，长期处于以冷兵器为主的状况。鸦片战争后，外国先进武器被引进中国，国内兵工厂也开始仿造部分新式武器。火器开始替代冷兵器，逐渐成为清军武器装备的一部分。19世纪60年代后，管式前装的马步枪及长短炸炮替代了落后的中国管状火器。80年代以后，后装连发枪炮，包括马克沁重机枪及轻重迫击炮，开始输入中国，国内工厂也进行仿制。1910年首次输入飞机。这一时期，冷热兵器消长的速度很快，但中国军队中仍处于冷热兵器共存状态，既有大刀长矛，又有洋枪洋炮。

国防思想：为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增光添彩的，应首推当时勃兴的国防思想。19世纪70年代中期，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一场塞防、海防之争。“塞防论”者主张暂弃海防，专注塞防，对付沙俄，收复新疆。“海防论”者认为“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因此主张暂弃新疆，专注海防。最后，清朝统治者针对西北“形势日迫”，野心勃勃的沙俄侵吞我国土的现实以及西方列强频繁入侵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严峻局势，力主“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两者并重”。在并重论战略方针指导下，一方面出兵新疆，扫荡了统治新疆达13年的反动政权，在中国近代史上书写了捍卫祖国神圣领土完整的光辉一页。另一方面，致力于海军建设。这不仅为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增加了新的内容，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濒临海洋的大国，缺乏和轻视制海权思想所造成的可悲局面，终于得到了一定的反思。

2、民国时期的军事思想

辛亥革命前后，历史把中国资产阶级推到了前台。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做出了显著的贡献，同时也走了一些弯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建军理论。早在1906年孙中山就提出“建立革命军”的设想，但出于当时秘密斗争的客观环境，未能实现。通过一次次武装起义，一次次讨伐军阀的战争，而又一次次碰壁、失败，孙中山开始真正懂得了应该建立一支什么样的武装力量和怎样建立武装力量。1924年1月，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的帮助下，在广州黄埔岛建立了陆军军官学校。“用这个学校的学生做根本”，“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孙中山要求这支革命的新型武装力量，“为三民主义而奋斗，为三民主义去牺牲”。为此，他真心实意地借鉴苏联红军的经验，设立了党代表制度，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使军队的面貌焕然一新。不幸的是，孙中山建军思想刚刚得以付诸实践，他就与世长辞了。但他留下的这笔遗产，无疑是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发展史上极为宝贵的财富。

1927年春夏之交，大革命失败。在尔后的22年异常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冲突中，出现和形成了两支性质完全不同的军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和中国***领导的人民军队。这两支军队各自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从广泛意义上讲，这一阶段的军队近代化，也应包括人民军队的发展历程。本章主要讲的是国民党军队的近代化。国民党军队的近代化，首先把重点放在陆军，即着眼于整顿多达200万的臃肿军队，把统一军令作为当务之急。规定全国陆海空军的最高指挥机关职能，决定裁并军队。宣布新的征兵制度，筹建各种学校，并从西方购置了大批先进武器，改革训练计划。审定陆军以军为单位，每军3个师。在海空军建设方面，在抗战前，海军共有大小舰艇120余艘，总吨位达6280吨。空军建设起步较晚。国民党空军共有9个大队，5个直属中队，4个运输队。拥有314架战斗机，300余架运输机、教练机，有飞行员3千余人，机场262处。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接受了一批外国军援，作战部队重新进行了编组，近代化程度又有所提高。战争结束后，国民党统治者在美国支持下，疯狂扩军备战，进一步加强军事独裁，军队近代化步伐大为加快。与此同时，向官兵灌输绝对服从命令、“忠于领袖”加强对军队的思想控制；甚至设立特务组织，监视官兵言行，实行恐怖统治。然而时仅3年，这支拥有美式装备的430万人的庞大军队，同它的政权一起，就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二是战略战术原则。在孙中山领导的历次战争中，创造了新的战略战术原则。为了实现战略目标，根据复杂多变的敌我态势，采取了“速与作战，一举破敌”的方针，趁敌不意，迅速接敌；在进攻时，则以有限兵力，实施协同作战，采取主攻、助攻、佯攻等多种作战形式。在防御中，又有集中用兵，待敌分散，有隙可乘时，分头破之。而后又制定了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相结合、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

1927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蒋介石集团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思想，一面对日本妥协，一面加紧“围剿”红军，使民族危机空前深重。抗日战争爆发后，又“以空间换取时间”，实行持久消耗战略，在正面战场牵制了相当数量的日军。但是，由于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减弱了全民抗战的力量。尤其在抗战初期，实行以阵地战为主的专守防御方针，使大片国土沦丧，军队损失惨重，而消耗敌军不多。中后期又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保存实力的方针。结果正面战场的部队只知死守阵地，被动应战，最终导致战略性溃败。

三是国防建设思想。孙中山等从国家危亡的现实和自身奋斗的征程中，逐步认识到国防建设的重要性。辛亥革命第二年，孙中山就着手撰写《实业计划书》和《国防计划书纲目》。实业计划，可以说是孙中山部署国防建设的基础工程。在《国防计划书纲目》中，孙中山拟定了62项纲目，包括发展海、陆、空军等项，提纲挈领地展示了他对国防建设的整体规划。孙中山国防思想的一大特点，就是重于国防与民生兼顾。“衣食足兵，强兵富国”是孙中山国防思想的反映。孙中山的国防建设思想主要反映在六个方面：

（1）“划分军区”。鉴于晚清时期军阀化倾向的严重，辛亥革命后各地的军事指挥官又拥兵自重，中央政府无调动和指挥各省军队的权力，因此孙中山主张革除军事体制弊端，建立全国统一的军事指挥系统。主要设想是除重划全国行政区域外，全国再划分数个大军区，军区独立处理军事，不仅可以集中精力于军备建设，也可以实现军政分开，避免权力过分集中。

（2）“统一军制”。他亲自拟定了革命军的步兵编制，要求平时训练，一定要按编制进行，战时才利于指挥。

（3）实行“精兵”政策。鉴于民国初期军队庞杂，兵匪一家的状况，孙中山主张整编现有军队，提高军队的素质。具体办法：将操练不勤、老弱无用者尽行裁遣，留得“强壮者训练纯熟，使之成军”；实行“工兵”政策，对军队下级军官和士兵进行农业及职业教育，使士兵退出现役时有就业机会，不致成为散兵游勇；将募兵制改为征兵制，把国民当兵“定为义务，两年一役”，使每一国民不仅能享受国家权利，也能为国家尽义务。

（4）进行“军事教育”。在全国的学校，特别是大学和中学里普及军事教育，以利于战时扩充兵员。

（5）“扩大兵工厂”。首先要增加武器生产，供给军队充足的武器，同时向国外定购各种新式兵器，如潜水艇、飞机、坦克等，“以为充实我国之精锐兵器，与仿制兵器之需。”

（6）提倡研究军事科学。孙中山认为， 中国在古代虽然有丰富的军事学说，但近代以来，军事科学太落后，而由于长期以来重文轻武，造成民风柔弱，不能适应近代国际战争的需要。所以他主张“中国在前清时代，对日、法战争所以失败，在军事学问之不足”，“所以军学最重要，所以兵不在多，如能组织完全，预备周到，则可以百万人敌三百万人而有余”。他呼吁军界要“发愤为雄，研究军学，使四万万同胞均有尚武之精神，使中华民国富武之保障。”

（三）基本特点

中国在百余年间完成了从传统军事思想向近代军事思想的过渡，就其发展速度而言，远胜于以往上千年所走过的历史进程。但它是在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的。由于中国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阻挠、打击，使中国军事思想的近代化受到严重影响，深深打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烙印。

但是，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具有明显的被动性，往往在被外敌击败之后，迫于形势而改弦更张，抛弃一些旧东西，蹒跚地向前迈出一步。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内部的经济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方面处于凝固和封闭式状态的封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另一方面，十分软弱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受到催化和推动。然而，无论在清末还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旧中国，其经济基础之脆弱，生产水平之低下，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更谈不上有一个具有一定基础的国防工业体系。中国社会的落后，决定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并非是植根于自身机体的自然发展，而主要是模仿欧美。

在借鉴欧美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过程中，既存在照搬照套、生吞活剥、忽视中国优良传统的倾向，如清末新军开始编练时，就强调“一切操练章程均按西法办理”，“一切行军应用器具”，都“按照西法购备”。南京国民政府在军事思想的近代化过程中由盲目自卑进而崇洋媚外，认为外国的军事技术装备都好，中国人什么都不如外国人。它以无条件学习外国全部军事技术作为军队改革的捷径。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建设，都是与这个国家的政治性质、经济基础、道德规范和民族文化素质密切相关的。试图无条件地一味照抄照搬，把外国军队所适用的一切办法，嫁接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军队身上，是根本行不通的。更何况，西方列强决不希望看到，通过军队近代化建立起一个独立富强的中国。我们主张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但不能搞全盘弃中求洋。如果背离国情，盲目西化，只会落得个外国的东西学不着，中国的优秀传统又被丢掉的结果。也存在死守住封建宗法思想不放，拒绝接受时代精华的倾向，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自己的文明、智慧著称于世。但不可否认，传统文化也留下了沉沙糟粕。伴随中国社会内部新陈代谢而演进的军事思想近代化过程，充满了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新生力量与腐朽力量之间的斗争。事实上，从世界先进的军事制度和科学技术在中国军队内开始移植、萌芽之时，传统观念和落后意识就顽固地加以抵制。所有这些，都严重地束缚了中国军队向现代化迈进的步伐，也阻碍了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健康发展。 中国军事思想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军事思想的近代化必须要与先进的阶级和先进的思想结合。只有代表人民大众利益，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军事思想才有生命力。

（四）地位作用

1、是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巨大突破

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它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来说是个巨大的突破，作为当时新兴的军事思想的一部分，它体现了代表时代前进方向的革新精神，在军事制度、作战方法、作战指挥等许多领域都有创新的认识。

2、在中国军事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从1840年到1949年百余年时间内，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军事思想领域的变化也特别巨大，中国军事思想在这一时期内也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发展时期，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与西方军事思想产生了第一次碰撞，形成了中国近代的军事思想，它既是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为尔后军事思想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中国军事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正是从此时开始，在社会改革大潮和西方军事思想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军事思想走上了理性上的、能动的科学探索。

3、为中国当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近代军事思想从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传统框架中走了出来，开始大量学习借鉴西方先进的军事理论，为中国军事思想的发展打开了面向世界的窗口。它的许多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规律、近代战争的规律。因而使其成为中国当代军事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个有益的认识来源，为中国当代军事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孙子兵法到近代的论持久战，再到现今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军事理论的喷薄时代，人们追寻着战争的规律，企图以某一大统理论涵而盖之，解释战争的运行，推测战争的变化趋势。

        战争理论从相互投掷石块的野蛮时代到“一核终结”的高效时代，也随之而不断迭代涌现。本书系统研究了战争理论的规律变化，即研究战争理论的科学性？

一、战争理论的科学化

        战争理论源于战争实践，成于战争印证。从“艺术”进化到“科学”，涵盖了战争研究者对战争规律的本质追寻和理论建立。

        这些理论的建立或基于孙子般天才实践直觉，或引入科学研究方法将战争理论“科学化”。经历了几个阶段：基于经验和精于思辨的研究———基于战争历史数据的定量化研究———军事运筹学研究和博弈论研究———仿真模拟计算与训练。

        随着战争理论的科学化进程，发现没有恒久的战争理论能独立为“战争科学”的代言，然而，战争科学却又能指导着战争的前行，战争理论不断演变，在逻辑化、定量化、实证化中形成了一系列的战争研究的科学方法，进而才有了战争的科学性。战争理论的科学性也在创造与批判、预测与验证、推理与否定中不断前行发展。

二、“论战争”的新科学思想

          从经验化的实践总结到牛顿科学范式（还原论方法、绝对时空观和因果观）妄图以“常论”一劳永逸地解决战争理论的研究。这显然是不能做到的，时代发展，科学研究的思想亦随之进步。

        随之出现了超越牛顿科学范式的复杂性科学思想：也是本书的主要内容。

        从哥德尔的不完备性到超越传统科学思想的复杂性科学思想中有几个足以特性支撑着这一思想的形成：

    （一）复杂性。基于人类现有认知不能分解和简化，不能简单用还原论处理的即具有复杂性。有人将复杂性分为物理复杂性、生物复杂性、三类，复杂性规律也多见于不同的领域中。

      （二）适应性。系统的结构决定功能和性质，复杂系统的自组织性带来演化的动力，伴随系统的反身性，最终产生应对环境的适应性。

        （三）不确定性。一般分为四类：一是随机不确定性。即事件本身确定，但发生随机。二是模糊不确定性。即事件分类（定性）模糊，发生确定。三是灰色不确定性。即因信息不完全而产生的不确定性。四是未确知的不确定性（黑天鹅）。不确定性要求我们用多样化思维去衡量问题、处理事情。不确定性不能消除，只能管理，在控制不确定性中掌握系统。

（四）涌现性。系统内个体通过交互，自组织产生出整体性质的过程。比如生命的产生、水的相变、鸟群行为、局部规则改变带来整体的涌现等。涌现结果具有不可预测的非线性，不一定按主观意愿发张，符合因果律（混沌理论的吸引子与平衡态（鲁棒性））。涌现结果还具有层次性，这是系统的层次性产生的（当前与长远、捕食与生存…）。涌现过程是群体量变引起整体质变的过程。

三、复杂性思想之新运用

      （一）复杂网络———网络化、体系化思维———复杂系统管理。

      （二）大数据———大数据思维（量化、相关、洞察）———去中心化

        （三）深度学习———虚拟化（认知空间多维）思维———智能化

        战争科学论所讲的复杂性科学理论亦可推广至其他领域。解决复杂系统的管理与发展，不断科学化、未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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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预览：

天地驺狗

作者：风雨余狐

古代战争

更新时间2005-10-5 12:46:00 字数：6425

　这篇文章的意图，是要对中国古代军事学术中的机动战略作一个大致概括

　　当然，其中的解释纯属作者个人意见，不代表其它人的观点

　　中国的军事学术起源很早。自从《易经》以阴阳八卦推演万物以来，它也

　　成为指导作战的一门学说，很多战略战术理论都是以此为前提的，后来甚

　　至有人专门用《易经》来推演战争规律。商周以前，战事不少，古籍中虽

　　有记载，然而却又附会鬼神之说，显得荒诞不经，并且记录得十分简略，

　　尽管有一些叙述了战争前后用诡的方法，但由于上述原因，对研究来说帮

　　助不大，因此最好的方法就是直接从春秋时期开始探讨。

　　在古代，由于哲学研究打下的深厚基础，所以战争理论在很久以前就达到

　　了很高的境界。尤其是王朝的兴亡交替和抵御外族的频频入侵，使得各朝

　　各代每有名将辈出，其中有很多人是善于运用机动战略消灭敌人而使自己

　　立于不败之地的，而这些名将的战略理论来源，基本上都继承了《孙子兵

　　法》的思想——这是中国古代机动战略思想的一部提纲挈领式的经典著作

　　——在中国，从古到今有所建树的将领，无不从中汲取营养，来为自己的

　　战略战术增添有益的东西，这里面当然也有蒋中正。不过，也有学

　　得很坏的。

　　前632年，晋楚两国发生战争，楚将子玉（成得臣）自恃……

战争是一种集体、集团、组织、派别、国家、政府互相使用暴力、攻击、杀戮等行为，是敌对双方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经济、领土等目的而进行的武装战斗。由于触发战争的往往是政治家而非军人，因此战争亦被视为政治和外交的极端手段。

广义来说，并非只有人类才有战争。蚂蚁和黑猩猩等生物也有战争行为。战争是政治集团之间、民族（部落）之间、国家（联盟）之间的矛盾最高的斗争表现形式，是解决纠纷的最暴力的手段，是在自然界解决问题的办法手段之一，通常被认为是原始社会才会使用的方法。由于侵略战争给人类造成巨大的伤害，在现代人类社会不被认可。

中文名

战争

外文名

war

分类

正义战争、非正义战争[1]

定义

矛盾斗争表现的最高形式与最暴力手段

类别

社会事件

在阶级社会，战争是用以解决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阶级和阶级、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矛盾的最高斗争形式，是政治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人类社会出现过多种类型的战争。按战争性质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按社会形态分为原始社会后期的战争，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战争等；按战争形态分为冷兵器战争、热兵器战争、机械化战争以及正在形成中的信息化战争；按是否使用核武器分为常规战争和核战争；按战争规模分为世界大战、全面战争和局部战争；按作战空间分为陆上战争、海上战争和空中战争等。

战争对人类的安危、民族的兴衰、国家的存亡、社会的进步与倒退产生直接的重要影响。战争将继续并长期存在于人类社会，并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继续并长期发挥重要作用。战争的消亡是有条件的，其将经历一个久远的、逐步的过程。只有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社会的极大进步，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消亡，随着国家或政治集团间根本利害冲突的消失，战争才会最终失去存在的土壤和条件，退出人类历史的舞台。

在中国古籍中对战争有多种称谓，如“战”“争”“戎”“兵”“兵革”“争战”“兵甲”等。“战争”概念一词较早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战争的发生发展经历了久远的历史过程。人类在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已出现原始形态的部落与部落之间的战争。那时，人们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共同体组织内生产和生活。在部落组织外部，人们在从事采集狩猎或原始农业活动中，或由于天灾、人口增殖等原因引起的部落迁徙过程中，为了争夺赖以维持生存的土地、河流、山林等自然资源，出现了部落组织之间的冲突乃至战争。战争的组织由氏族部落全体成年男子组成，作战武器是生产活动中使用的石制、木制、骨制工具，即所谓“以石为兵”，“弦木为弧，剡木为矢”。进入父系氏族时期，战争越来越多地嬗变为掠夺土地、财物和奴隶的手段。战争加速了原始社会的瓦解，促进了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形成。战争伴随着国家的形成与完备得到了发展。奴隶社会既有奴隶与奴隶主的尖锐对立，又有新生的奴隶制政权与旧氏族部落势力的对抗，还有奴隶主之间的斗争，后期则出现了新兴封建势力与维护奴隶制旧势力的冲突。这些矛盾的发展，便形成了奴隶制时代的众多战争。

奴隶社会进行战争的军队主要有车兵和步兵，后期出现了水军。军队成员来自于贵族和平民的子弟，奴隶只能充作军中杂役。武器为冷兵器，早期有木石的，后来以铜制兵器为主。战争样式主要是车战和步战，也有水战或海战。野战主要是敌对双方组成密集阵形，依靠冲杀格斗决定胜负。

筑城技术在战争中得到一定发展，城池、关隘要塞的攻防作战已相当普遍。奴隶社会出现了许多总结战争经验的理论著述。中国商代的甲骨文已有较多战争活动的记载。西周及春秋时期的古籍《尚书》《周易》《诗经》《军政》《军志》《左传》等都记述了战争活动，提出了一些反映战争规律的理论。特别是孙武所著的《孙子》，提出了许多至今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驾驭战争的理论原则，被后人誉为“兵学圣典”。

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一些历史著作，记载了希波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亚历山大东征等战争情况，蕴涵着一定的战争理论。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同时还存在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以及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发展便导致了这一时期的各种战争。

封建社会的战争规模已有很大发展，这既是社会经济和人口发展的结果，同时还与兵源的扩大有关。军队的构成有陆军和水军（海军），陆军中除车兵被逐步取代外，主要是步兵和骑兵，骑兵在战争中常起重要的作用。铁制冷兵器长期是军队的基本装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