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西方文化的意义有以下几点:

1、有助于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结合起来。

2、有助于学会做人。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3、有助于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

4、有助于开阔视野。普遍性的知识；建设新文化。

5、有助于推动经济快速发展

扩展资料:

所谓西方，是指今天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历史上，西方（Occident）最初是指相对于拜占廷东罗马帝国及以东的“东方”而言，亦即“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 ）。所谓基督教世界起初主要是指信仰基督教的地区，后来专指罗马天主教会统治的地区。“西方”这一概念所涵盖的地域，实质上就是随着上述这三种因素综合影响所及地域的变动而定的。

如果说东方文化是偏精神的，那么西方文化相对就是偏物质的，这里称之为“西方物质文化”。

西方文化的发展远比东方文化的发展要简单得多，他的内容变化是由神学到哲学，最后到科学。西方的神学与东方的神学不一样，东方的神学建立在深刻的经学上，而西方的神学没有很深刻的思想，就只是以敬仰美好的神来净化心灵，没有东方神学中那种很强的精神理念上的指导。所以西方神学思想并不影响政府的管理思想，这个问题在东方就完全不一样了，特别是在中国，经学和理学思想是政府管理思想的基础，杂糅其中的神学思想也会渗透到政府的管理思想中。

西方神学与东方神学的最大区别在于：西方神学不排斥物质，东方神学极力排斥物质。这种文化内涵上的差异，导致西方物质文化的产生，由此带来了西方工业生产和经济发展意识。东方文化由于排斥物质，也就产生不了工业生产和经济发展意识。

西方哲学文化的产生，是西方物质文化产生的前奏和思想准备，也是西方文化理性思维的开始。从神学文化走向物质文化，西方的哲学文化起到了过渡作用。在西方哲学文化中，要解决的最主要的问题是，物质是第一性的，还是精神是第一性的？是物质决定精神，还是精神决定物质？这种哲学上的大辩论，最终把西方文化从神学的混沌思维中解脱出来，建立了偏重于物质的理性思维，也就是物质文化的思维，这是西方文化中的一大进步。

中世纪（476-1640）的1000多年，基督教神学的思想体系是欧洲意识形态领域唯一的存在，宗教神学的教义只能相信，不能质疑，布鲁诺因质疑宗教的“地心说”，宣扬哥白尼“日心说”而在1600年被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当欧洲人的思想在宗教神学的禁锢之下已经严重僵化之际，欧洲人发动了“文艺复兴”思想解放文化运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人文思想的光焰照亮了欧洲的意识形态领域。

文艺复兴

1637年，西方近现代哲学之父笛卡尔发表《科学中正确运用理性和追求真理的方法论》一文，提出了“普遍怀疑”的认识论主张，用“怀疑一切、追求实证”的科学基本精神，突破了宗教领主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藩篱，带来了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笛卡尔也由此被尊称为是“自然科学始祖”。

笛卡尔

科学从一开始就是为了突破宗教神学“只能相信、不能质疑”的藩篱而生的！可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欧美国家人文领域为何却会出现一手默按《圣经》，一手高举科学的奇葩现象呢？为何特朗普在美国总统就职典礼时，左手要按在《圣经》之上，右手高举来宣誓呢？

特朗普就职典礼宣誓

西方哲学本体论的迷失使西方文化找不到终极存在和终极依据，怀疑一切的科学始终摆脱不了推崇信仰的宗教神学的束缚。西方哲学奠基人苏格拉底把终极问题交给了神，物理学鼻祖牛顿把第一推动力交给了上帝，相对论鼻祖爱因斯坦把安排宇宙运行的力量归为神。思想界和科学界的大咖都这样了，普通人又能如何？所以，西方人一旦碰到宇宙和生命的终极问题，只能匍匐在神学的脚下来敬畏上帝。

牛顿

西方哲学本体论的迷失，使自然科学缺乏终极智慧的支撑。科学与神学、怀疑与迷信的斗争始终活跃于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方思想界。不甘于被神学长期的压抑，又不解宇宙之奥和生命实相的一些西方人，在机器革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面前，不能与有教会和传承2000多年的宗教信仰支撑的神学一较短长，西方人心里一直憋着一股气。被宗教压抑的这股气是需要宣泄口的，最后这股气就撒在了无言的自然之上！

阿奎那的政治思想集中体现在《神学大全》的法律篇中。十三世纪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介绍给西方神学界以革命性的影响，迫使他们承认自然秩序和自然理性的自立性和自主性，自然世界包括政治社会被赋予相应的独立地位，哲学和科学的独立地位也被承认，当时的神学与这种自然知识相协调。

在政治社会中，它意味着，政府有保护和平、维持生计、维护美德的存在价值；社会好不好与教会没关系，两者是互补的；

阿奎那为此提出了自然法的概念，它提供政治社会所依赖的基本道德准则，市民法由国家的统治者发布，以及用于教会内的神法。

阿奎那与希腊思想家一样，认为通过理性发现人性，人们能发展出一套道德规范；满足和实现了人类潜在需要的道德上就是好的，因为它使我们更像人。

阿奎那认为，市民法应受自然法规范，政府的功能就是在不同的环境下将道德规则体现在具体政治行为中。他承认，在用法律提高公民道德水平上是有缺陷的，因为公民法由公民制订，而多数公民道德上又是不完善的，因而这种法律只能戒除较为严重的恶，并因此戒除了多数的恶，而用法律提高公民道德水平是个渐进的过程。

阿奎那还认为，如果市民法不与道德法相符，它就没有效力。

在理论上，阿奎那与密尔在道德与法的关系问题观点对立，但在实践上，两者区别并不很大，阿奎那将市民法严格界定于防止使人类社会不能保持的行为，而对人的个人道德并不直接干预。

阿奎那认为，公民法来自道德法而与教会无关，更有甚者，他把权力归于人民代表的让渡。

阿奎那区分了三种政体，并认为，三种政体的混合最为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