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出土，特别是失传1700多年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解开了历史上孙子和孙膑是否一人、其兵书是一部还是两部的千古之谜。汉简出土名扬四海，震惊中外，与“马王堆”“兵马俑”齐名，被列为“新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先后发掘一百余座墓葬，大多是西汉前期墓葬。

出土的竹简中有中国古代四大兵法《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和《墨子》《管子》《晏子春秋》《相狗经》《曹氏阴阳》等先秦古籍。出土的《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是迄今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古代历谱。

浩瀚优秀的传统文化典籍尽管静穆朴素，但总能穿越历史沧桑给我们以启迪，让人们在平和的思索中完成一种温润的成长。一直喜欢经典，但囿于涉世尚浅之故，对其中诸多妙悟的理解浮于表面。

古典传递人文情怀的温暖。引用《孟子》中“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谈及的是爱民敬民的质朴情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亦如水，可载可覆。唯有与民同心，方可牵住连接天地的命脉。“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古语经典言简义丰，以宇宙大观探视天地之道，抒写蕴涵人文主义的温情。

古典构架博大深远的格局。“革故鼎新”道出了今朝深化改革的关键，但这一关键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智慧。借古人之智，融今人之慧，揽天下英才“有所为有所不为”，推陈出新，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以开放包容的胸襟吞吐山河，构建起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

读传统经典，与圣人同行。从圣人之处取经求进，从经典中汲取智慧和能量，融会贯通，指导实际。用现代思维链接经典，展现大国文化自信，“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作为当下的我们，在繁忙的工作中既要敬业踏实的履职尽责，也要善于跳出经验的“藩篱”，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优秀传统文化。从这些文化中找回初心，看清心路，在阅读经典中休憩心灵，以更佳的状态整装待发。“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优秀传统文化可以通过“化”的力量给我们启智、塑志，而当我们能正确的自然的运用经典时，那便与这些经典融为一体，到那时经典不再被仰视，因为它已幻化为我们真实的生活底色。

考古发现已经证明，陕西蓝田地区有130多万年人类活动的历史，是人类生息繁衍的摇篮。在华胥镇附近，发现旧石器遗址数十处之多，新石器人类遗址20多处，这些都证明华胥镇一直是人类活动的重要区域。所以传说中的华胥古国遗址就在2013年的华胥镇这个说法是可信的。至于华胥古国的社会状况是什么样子，由于那个时代没有文字，今天的人已经很难说清楚了。学者顾实先生在《华夏考源》中说过胥、雅、夏等古字相通，华胥就是华夏，可见华胥文化和我们几千年的华夏文明关系极其密切。

有关华胥传说流传至今最有名的有：女娲补天、女娲造人、伏羲画卦、伏羲女娲兄妹结婚延续人类和黄帝梦游华胥国等。其中在民间广泛传播，而少见于古籍记载的是伏羲女娲兄妹结婚这个传说。传说华胥氏族的成员在一次大水灾中，遭受了灭顶之灾，只有伏羲女娲两兄妹，因为坐在葫芦里，被漂到了蓝田临潼交接的一座山上，才幸免遇难。当他们看到这个世界就剩下他们两个人，为了人类延续，结为夫妻。在结婚前，他们对天发誓说：若苍天允许我们兄妹结为夫妻，繁衍人类，四山之烟聚而滚磨合。发完誓，他们两个人把磨石推下沟去。这时只见四山之烟果然聚合，再看磨扇也紧紧的合在一起，于是两人结为夫妻。后人为了纪念伏羲、女娲结合，繁衍人类的功劳，就把他们所在的山叫磨合山，滚磨盘的沟叫磨盘沟，并在磨合山上修建了人种庙，后来因人种庙名字不雅，改称仁宗庙。而且据一些专家考证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也有类似的传说故事，这就可以说明华胥不仅是汉族的祖先，而且很可能也是我国一些少数民族的祖先。 而在黄帝梦游华胥国的传说中，则透露了更多的关于母系氏族时代，人们社会生活的一些基本情况。《列子》中说，黄帝梦游华胥国，华胥之人其国无帅长，自然而已；其民无嗜好。自然而已；不知乐生，不知恶死，故无夭殇；不知亲己，不知疏物，故无所爱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顺，故无所利害，表明在母系氏族原始共产社会的一种社会形态，部落成员间人人平等，没有私人占有的嗜好等一些情况，传说黄帝在吸收了华胥国的一些治国经验后，经过二十八年的治理，达到了天下大治。至今华胥镇保留有一块关于记载三皇功绩的碑石，其中一通碑石上，中间有华胥国三个大字，左边有伏羲肇娠右边有黄帝梦游的字样。

经过近十年的调研论证和史料搜集，华胥陵的真实性得到了越来越多专家学者的认可。2013年3月份，世界华人联合会、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促进会、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中国史前文化研究院、黄陵基金会、蓝田县人民政府等10多家单位共同主办了首次全球华人恭祭华胥氏大典，4万多人参加了恭祭仪式。此后，对于华胥氏的研究和华胥陵的考古保护工作也已全面展开，它标志着被人们遗忘了近百年的华夏始祖母华胥氏，重新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从文史材料中走向真实生活。 据介绍，参祭地点位于华胥陵所在地——西安市蓝田县华胥镇孟岩村。组委会负责人说，经过广泛征集社会各界的意见，最后推选王西京、李继和、向炳伟、王汉智、任超等10人为大典主祭人。他们分别来自文化、教育、医疗、房地产等领域，不但在各自领域为社会做出贡献，还大力支持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与发展。

据本市多位专家学者考证，大规模祭祀华胥陵的活动自古延续，到民国初年因战乱中断。2006年，经蓝田县人民政府同意，恢复在每年农历二月二这一天恭祭人文元祖华胥氏。专家学者认为，华胥氏为中华民族的始祖母，是华夏之根、民族之母。华胥氏在中华先祖中的位置是：华胥氏生伏羲、女娲，伏羲、女娲生少典，少典生炎、黄二帝。

女娲补天的故事谁都知道，但很少有人知道女娲与伏羲的生母华胥氏曾生活在西安附近。随着这一史前文化的发掘和进一步考证，西安非物质文化遗产宝库中又将增添一笔宝贵的财富

双古堆一、二号汉墓

1977年7月，阜阳博物馆与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共同发掘了阜阳西郊的双古堆一、二号汉墓。两墓墓主是第二代汝阴侯、西汉开国功臣夏侯婴之子夏侯灶和他的妻子。该墓早期被盗，椁顶坍塌，但出土文物仍很丰富，还发现一块被砸紧压实的竹筒。为了揭剥、整理、研究这批竹筒，阜阳博物馆与中国文物研究所（原古文献研究室）联合成立了整理组，历经十多个春秋，包括十余种古籍，有《苍颉篇》、《诗经》、《周易》、《年表》、《刑德》、《日书》、《吕氏春秋》、《说类杂事》、《庄子》等。其中有的是很有价值的佚书，有的是目前还有传本的最早的本子，有的使我们对研究古书源流、真伪和时代有了新的认识。阜阳汉筒的出土被称为“文化史上的大事”，早已蜚声学术界。阜阳汉筒还以优美的书法闻名于世，为古代书法艺术宝库提供了实物资料。

经过几十年考古工作的辛勤探索，特别是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以来对偃师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遗址、偃师商城遗址新的发掘和研究，学术界在以下几个重要问题上已基本取得共识：

1．以偃师二里头遗址一、二、三、四期遗存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

2．分布在豫北冀南以河北磁县下七垣遗址为代表的一类遗存是与夏文化基本同时的先商文化。

3．以郑州二里岗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岗文化是早商文化，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基本同时或略有先后，均是早商都邑遗址。郑州商城宫殿区的始建和偃师商城小城的始建可以作为夏、商分界的界标。

以上述论断为依据，比较二里头文化、下七垣文化、二里岗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 作为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主要分布于豫西晋南一带，作为先商文化的下七垣文化主要分布于豫北冀南地区，两者以沁河为界，分处东西，虽存在文化交往关系，但面貌基本不同，是两支各自独立的考古学文化。

作为先商文化的下七垣文化和作为早商文化的二里岗文化，两者虽有一定的内在文化传承关系，例如均以鬲、甗为主要炊器，反映出基本的生活习俗没有改变。但从总体来看，两者之间的文化构成因素还是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文化分布的地域，二里岗文化已大大超过了下七垣文化分布的范围，覆盖了包括下七垣文化、二里头文化在内的更为广大的区域，两者应是存在文化蝉联关系的不同的考古学文化。

至于作为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和作为早商文化的二里岗文化之间，多处地点包括郑州商城宫殿区在内，均发现了两者在层位上的地层叠压关系，表明两者在时间上一早一晚，紧相衔接。在文化内涵上，二里岗早商文化确也从二里头夏文化接收了诸如铸铜、琢玉技术等先进因素，但整体面貌却大不相同，很难认为二里岗早商文化是二里头夏文化的自然延续。

显然，无论是从下七垣先商文化到二里岗早商文化，还是从二里头夏文化到二里岗早商文化，都出现了文化中断现象，产生了文化性质上的突变。出现这种夏文化急剧衰亡，先商文化飞速膨胀转化为早商文化并取夏文化而代之的原因，只能是实现夏、商王朝更迭的大规模战争行为。正是从汤开始的“十一征”到夏桀被推翻的激烈战争，才造成了如此空前的文化突变。二里头遗址是夏王朝最后一位国王夏桀的都城所在地，偃师商城是汤灭夏后最早建立的商城之一，相距仅十多华里，两者一兴一废，其间反映的文化变迁之剧烈，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商、周政权的更迭如同夏、商政权的更迭一样，也是通过大规模战争实现的。但分析其对考古学文化变迁的影响却不像夏、商政权更迭对考古学文化变迁影响之强烈。

河南安阳小屯殷墟，是“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的商后期国都遗址，从 1928年至今已进行了七十多年的考古工作，其文化面貌早已为大家所熟知。引起大家关注的是在殷墟迄今尚未发现西周早期的遗存。有人认为，殷墟文化第四期偏晚遗存的绝对年代有可能已进入西周纪年。如果事实的确如此，则表明武王灭商，商都并未被毁，《史记·殷本纪》所云武王“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间，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是确有其事。即使武王死后，武庚叛乱被诛，成王也只是砍了武庚的头，另封微子启于宋续殷后，对商都未“扫穴犁庭”，也未派周人武装彻底占领。这应该是殷墟范围内迄今没有发现西周早期周人遗存的根本原因。

在其他地点除叔虞所封的晋，通过天马一曲村遗址的发掘，证明晋文化是西周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之外，成王在洛阳兴建的东都成周、召公封燕的北京房山燕都、康叔所封的淇县卫都、周公之子所封的邢台邢都等，却是另一种情形，与殷墟颇有某些相似之处。考古发掘资料显示，在发现的贵族墓地中虽可以分辨出代表典型周人礼制和习俗的因素，但居址和手工业作坊址中占主导地位的则是由商代延续下来的代表商人习俗的因素或当地土著的因素，代表周人的西周宗周文化在这些封国中并不像商灭夏后代表商人的早商文化彻底排斥夏文化那样，到处居于统治地位，而是星星点点，与后商文化因素及其他土著文化因素共处一域，看不出占有特别突出的地位。这种文化格局是怎样形成的我认为，一方面可能是灭商前先周文化发展水平远低于商文化发展水平，但更为重要的恐怕是与灭商后周人未将统治中心直接建在殷人的腹心地区有关。夏商王朝更迭抑或商周王朝更迭，都是通过异族入侵和大规模战争而实现，但政权建立后，推行了不同的统治方略，却对考古文化变迁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这是很值得细细玩味的。

由汤伐桀、武王伐纣引发的夏、商王朝和商、周王朝更迭对考古学文化带来的不同影响，对于我们认识夏王朝建立与考古学文化变迁的关系将十分有益。

二里头文化一、二、三、四期遗存是夏文化，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夏桀的都城遗址，现已成为学术界多数人的共识。但二里头一期文化是否是最早的夏文化，学术界仍存在争论。过去我曾提出过二里头文化是“后羿代夏”、“少康中兴”后形成的夏文化，以临汝煤山二期为代表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有可能是早期夏文化的观点。现在重新予以审视，这种看法似乎仍有一些道理。

考古发现的层位关系证明，二里头一期遗存常常叠压在河南龙山文化遗存之上，二者时间上紧密相接，其间不可能再有什么缺环。但比较它们的文化面貌，却有着明显的区别，这一点许多人都有觉察，我们在文章中也有具体的论证。事实情况是：从河南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出现过文化中断现象，产生过突变。二里头文化不是河南龙山文化的自然延续，河南龙山文化也不是形成二里头文化的全部来源。

考古学文化演进过程中产生的这种文化突变现象，原因可能很多，但从夏商王朝更迭、商周王朝更迭对考古学文化变迁带来的影响来看，恐怕只有大规模的战争、部族迁徙等重大社会变动才能如此。而正如前面我们曾经指出的，根据《史记·夏本纪》等史籍记载，夏王朝的建立是社会历史自然发展的必然，是部落联盟首领职位由禅让制过渡为传子制实现的，即使曾经发生过矛盾和斗争，但也是本族内部的事情，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异族入侵和战争。因此从这一角度分析，由河南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之间发生的文化突变，不会是夏王朝建立引发的结果。而更大可能则是我们曾经主张的是由“后羿代夏”这一夏初历史上最重大的政治事件所引起，二里头文化不是最早的夏文化。

否定了二里头文化是早期夏文化，惟一的可能就只有从河南龙山文化中去寻找了。河南龙山文化从早到晚一脉相承，以划分考古学文化的标准，我们很难将河南龙山文化一刀两断，像区分二里头夏文化与二里岗早商文化、商文化与西周文化、下七垣先商文化与二里岗早商文化那样，将其区别分为两个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但河南龙山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确实不断出现了许多新事物，聚落分级趋势愈演愈烈，冶金术逐步得到推广，大型显贵墓葬和设防的城市不断涌现，每一位研究者都强烈地感到龙山时代正处于社会重大变动时期。在这里我们不能不重视在众多新现象中，位于登封告成镇王城岗龙山城堡的发现。这座城堡在同时代出现的城堡中的确不能算大，但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为这正是先秦古籍中“禹居阳城”的所在地，而且恰恰就在其东不远处发现了战国时期的阳城城址，过去安金槐先生首倡王城岗龙山城堡“禹都阳城”说，不少人以该城面积太小，时代过早而加以否定。不过细细研究有关文献记载，说的都是“禹居阳城”、“禹都阳城”、“禹避商均于阳城”，还没有一处是说“禹筑阳城”。因此我们不能排除禹受舜禅之前阳城已经存在的可能。如果允许作这种推测，那么将王城岗古城使用期的晚期遗存作为最早的夏文化，便不无道理。作出这一推论，从夏王朝的建立与考古学文化变迁的关系角度考虑，可能是更符合实际情况的。

由于夏文化定义的不准确，在推断何者为夏文化时，研究者们所指的对象就不会完全一致，难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由于研究方法的不周密，在夏文化的讨论中，各家的结论都无法使对方折服，认识的分歧自然难以消除；由于研究重点的偏颇，夏文化研究者争论的中心主要是伊洛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中的夏和商的分界，从而忽略了一些本来应当首先加以讨论的基本问题。

夏文化问题是中国考古学中的重要课题。参加探讨的学者之多，发表论文数量之多，都是其它考古学研究课题所不及的。然而，在这热烈的外表背后，我们却不能不看到，目前的夏文化研究在基本概念和定义上，在理论和方法上，在研究角度和重点上，都不同程度存在一些问题。由于夏文化定义的不准确，在推断何者为夏文化时，研究者们所指的对象就不会完全一致，难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由于研究方法的不周密，在夏文化的讨论中，各家的结论都无法使对方折服，认识的分歧自然难以消除；由于研究重点的偏颇，夏文化研究者争论的中心主要是伊洛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中的夏和商的分界，从而忽略了一些本来应当首先加以讨论的基本问题。有见于此，我们有必要对夏文化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探讨，以求得某种程度上认识的一致，以利于今后夏文化问题研究的深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