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史记里已经有记载的，就是秦始皇搞文禁也只是针对其他六国的国史，不许六国遗民私下收藏记载各自邦国历史的书籍罢了，但是作为咸阳官方还是有备份的，当时丞相府御史大夫府还是博士官署都是有收藏的，如果说很多东西能够流传下来这个要感谢萧何，在攻入咸阳后，萧何首先就把这些官署的藏书全部收罗了，避免了以后被项羽连同咸阳城一起毁掉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

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

古诗如何流传？首先想到的当然是歌颂了，诗歌诗歌，吟诵自然是最便捷也是最实际直接的方法。最早的《诗经》里《周颂》篇就是以宗庙乐歌、颂神乐歌为主的。后来到了秦代，设立了乐府机构，因此流传下来。

其次，在古代有许多文臣进谏，是以诗歌形式的，比如我们所熟知的《出师表》，当然也不乏许多歌颂功德的，皇帝觉得很不错，可以留下来警示后人的，便收录成册也就留了下来。另外，我们也经常看到古代诗人即兴作诗，到了某个景色美丽的地方，在上面题诗，我们最熟知的就是李白当年到鹳雀楼，十分喜欢这风景啊，那叫一个美丽，当时就诗兴大发，想要题诗，结果发现已经有了崔颢的登鹳雀楼，于是也就有了“眼前有景说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名句。

以及我们过去的诗酒水席，以诗会友，一群人坐在一起，流水放酒，奏琴推酒，琴声落杯子到谁谁就作诗，一般这些诗人都是才思敏捷，反应迅速，出口成章，王勃的《滕王阁序》便是如此。流传的方式有许多许多，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应附权贵，谄媚献诗的也不在少数，包括奉命作诗，又或者为了表达某某升官，某某乔迁，以及亲友离别，寄信思乡，以画作诗等等，这些都是流传下来的方法。然而有许多诗词还是在流传中被遗失了，像著名南唐后主诗人李煜一生作诗两千多，却也只留下来了两百，因此我们更要珍惜现留存的诗词，知道 他们能留下来的不易。

史书指古籍中专门记载历史的书，在四库分类之中就是史部。早期的史书都是以编年史的形式存在，晋朝太康年间汲冢出土的《竹书纪年》也是编年体。

中国西周末年各诸侯国已有历史记载，如晋国之《乘》、郑国之《志》、楚国之《梼杌》、鲁国之《春秋》等，《墨子》里面说墨翟曾见过“百国春秋”。

早期的史书

都是以编年史的形式存在，晋朝太康年间汲冢出土的《竹书纪年》也是编年体。东汉末年，荀悦撰成《汉纪》，开创了编年体的断代史。北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至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编年体的优点是方便考查历史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了解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还避免叙事重复，《资治通鉴》的成功开创了撰写编年史的高潮。陈寅恪曾说：“中国史学莫盛于宋。”。编年体盛行起来，从而产生了纲目体与纪事本末体，梁启超以为：“盖纪传体以人为主，编年体以年为主，而纪事本末体以事为主。夫欲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非以事为主不可。”

范晔撰著《后汉书》时曾对纪传体和编年体进行过比较。他说：“《春秋》者，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今人拟作，所以为短；纪传体，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作之。”张辅根据《史记》、《汉书》字数多寡来评价作者，“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所以认为《史记》优于《汉书》。干宝《晋纪》，“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

袁宏谈及写作动机说：“予尝读后汉书，烦秽杂乱，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为《后汉纪》。”袁山松撰写《后汉书》，他总结说：“书之为难也有五：烦而不整，一难也；俗而不典，二难也；书不实录，三难也;赏罚不中，四难也；文不胜质，五难也。”

杜佑推出《通典》后，史书增加了典制体，又衍生了会要体。

章太炎在《中国通史略例》主张以《表》、《典》、《记》、《考纪》、《别录》等五种体例来撰写历史；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主张以《年表》、《载记》、《志略》、《传志》四种体例撰写历史。

梁启超在《新史学》将史籍划分为十种二十三类，即正史(官书、别史)、编年、纪事本末(通体、别体)、政书(通体、别体、小纪)、杂史(综记、琐记、诏令奏议)、传记(通体、别体二)、地志(通体、别体)、学史、史学(理论、事论、杂论)、附庸(考据、注释)等。

史书分类

按真实性分类

史书

史书

正史：以纪传体、编年体的体例，记载帝王政绩、王朝历史，人物传纪和经济、军事、文化、地理等诸方面情况的史书叫正史。如，通常所说的二十四史。除少数是个人著述(如司马迁的《史记》、范晔的《后汉书》、陈寿的《三国志》、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外，大部分正史是由官修的。

《山海经》是中国先秦古籍。一般认为主要记述的是古代神话、地理、物产、巫术、宗教、古史、医药、民俗、民族等方面的内容。有些学者则认为《山海经》不单是神话，而且是远古地理，包括了一些海外的山川鸟兽。《山海经》全书十八卷，其中“山经”五卷，“海经”八卷，“大荒经”四卷，“海内经”一卷，记载了100多邦国，550山，300水道以及邦国山水的地理、风土物产等讯息。其中《山经》所载的大部分是历代巫师、方士和祠官的踏勘记录，经长期传写编纂，多少会有所夸饰，但仍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山海经》一书的作者和成书时间都还未确定。过去认为为禹、伯益所作，大约出于周秦人的记载，不可信。现代中国学者一般认为《山海经》成书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时间大约是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楚，巴蜀，东及齐地方的人所作，到西汉校书时才合编在一起。其中许多可能来自口头传说。《山海经》现在最早的版本是经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校刊而成。晋朝郭璞曾为《山海经》作注，考证注释者还有清朝毕沅的《山海经新校正》和郝懿行《山海经笺疏》等。

山海经的最早编者为刘歆，西汉末古文经学家、目录学家、天文学家。字子骏，后改名秀，字颖叔。汉皇族楚元王刘交五世孙，刘向之子。成帝时为黄门郎。河平中，受诏与其父总校群书，讲六校传记。刘向死后，刘歆复任中垒校尉。哀帝即位，王莽荐举为侍中太史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继承父业，撰成《七略》，为我国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曾建议为《左传》、《毛诗》、《古文尚书》等古文经设立学官，遭今文博士的反对。因得罪执政大臣，出任河内、五原、涿郡等地太守。王莽新政，累官至京兆尹，封红休侯、国师。地皇末（23），谋诛王莽，事泄自杀。明人辑有《刘子骏集》。刘歆上《山海经》表，约在汉哀帝建平年间。

补充下，唐宋时期日本向中国派遣了大量的留学僧和留学生也有很多古籍流传了过去，也有通过朝鲜传过去的。其中有不少书籍在我国都亡佚了，可是却在日本保留了下来，清末和近代的时候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了这点，就不断努力将这些书再传回国内。就我知道的尤其在医学本草类就不少比如＜太乙仙制本草＞。另外还有关于敦煌和吐鲁番文书，日本是即英美俄之后得到的精品不多，但也有很多的宝贝。日本对我们自己的历史研究的可能比我们自己都好，这有点让人遗憾呢。另外古代日本学者自己编辑抄录了不少汉文古籍，很多书在中国已经亡佚了，借着他们的编辑摘抄很多书才能让我们一窥端倪，比如丹波康赖的医心方。 还有比如清末大藏书家陆心源的藏书后来被他的子孙卖给了日本人，其中有很多珍贵的宋版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