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文化是历代秦氏先祖和秦族人在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共同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后来秦国统一六国，秦文化便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种大一统的文化，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虽然今天秦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一支来源、早已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但可以从历史文物和文献中来探索、复原秦文化的本来面貌。在诸多秦文化相关历史文物中，鸟形文物备受瞩目。秦人认为其祖先来源于玄鸟，因此创造出诸多形态各异、制作精美的鸟形文物，后来发展成凤鸟的形态。

秦文化鸟形文物反映了秦文化中的鸟文化、鸟崇拜，其来源有三：

第一，按《史记·秦本纪》所载秦人的祖先是颛顼帝的后代孙女，名叫女修，她在织布时吞食了玄鸟的卵而生下大业。

秦人认为自己的祖先来源于玄鸟，那么秦文化的凤鸟崇拜就可以追溯到黄帝时期，但秦人先祖发迹当从商代算起。

秦人的祖先中有一位名叫“费昌”，他善于养马、驾车，后成为给商汤驾车的专用驭手。随后，秦人先祖中还有多位名垂青史的重要人物，他们都与鸟密切相关，如“大廉”以鸟为姓氏，世人称为“鸟俗氏”；孟戏、中衍都是“鸟身人言”，结合民族学资料来看孟戏、中衍应该是部落的巫师，他们常常身披鸟羽毛装饰的服装来开展原始巫术活动，为部落祈福消灾。结合《史记·殷本纪》：“帝喾次妃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殷）契。”等类似记载可见，秦文化鸟形文物当来源于同一时期强大、先进的殷商鸟文化。

第二，从考古学研究来看，秦人原居于山东地区（东方），后从东方迁徙到今甘肃一带（西方），在新石器时期山东地区属于东夷族太昊所统治的区域，盛行鸟文化，大汶口、龙山文化遗址中皆出土礼器陶鬶，形制为三个空心的足带有柄喙，就是模拟三足乌的神鸟形象。原居于山东的秦人祖先也受其影响，盛行鸟崇拜。

第三，在秦人西迁到甘肃一带以后成为周王室管辖的氏族，长期以来一直积极学习周文化。周文化中有许多鸟纹器物，如宝鸡石鼓山墓葬出土的西周提梁卣，其表面纹饰以鸟纹为主，鸟纹为侧面图形，抽象刻画出鸟嘴、足和勾尾，这种图案造型深刻影响力早期秦文化文物上的鸟形图案。因此，秦人的鸟形文物应当是在殷商、东夷和西周鸟文化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

秦文化鸟形文物的发展与成熟并非一蹴而就，其间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按其鸟纹图案的形象来看，大体有凤鸟、鸷鸟、鸱鸟、金乌等，品种繁多。

西周晚期的大堡子山秦公墓曾出土鸟形金箔片，但这是盗掘追回文物所以不能确定其本来的功用，只能推测是车马器上的装饰品，根据鸟纹图案具有钩状的喙所以定名为鸱鸟或鸷鸟。这两种定名皆有一定的文献依据和文化依据。鸱鸟是指猫头鹰，昼伏夜出，与一般鸟类的生活习性相反，在商文化中认为其是一种神奇的鸟类。鸷鸟则是指鹞鹰一类的猛禽，这种鸟类行动迅速敏捷、生性残忍。

无论是猫头鹰还是鹞鹰，它们的共同点都是肉食鸟类且具有特殊的本领，秦人将其形象装饰在车马器上，意在借助其威猛的神力达到战无不胜的目的，这可视为秦文化早期的鸟纹形象。

秦文化金乌形象文物出土于宝鸡地区，青铜器上有三足鸟，即文献所载的金乌，又称阳乌或三足。金乌来源于乌鸦，乌鸦是一种比较有灵性的鸟类，聚群协作而不争抢，还具有反哺老鸟的行为，由此受到古人崇拜。但三足金乌与一般的两足乌鸦有所区别，是一种自然界不存在的臆造神鸟，又传说古代人看见太阳黑子，认为是会飞的黑色的鸟——乌鸦，又因为不同于自然中的乌鸦，加一脚以辨别。

春秋战国时期《山海经》中就有相关记载，《山海经·大荒东经》：“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指出金乌是太阳神鸟。宝鸡曾出土三足秦文化金乌的青铜饰品，其尾部向下又伸出一足，该足同时也作为支撑点，这种三点支撑设计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体现出秦人设计青铜制品的科学性与智慧性。

秦文化中还有凤鸟文物，凤鸟来源于雄性雉鸡或孔雀，凤纹瓦当以凤翔豆腐村制陶作坊遗址出土最为丰富，在秦栎阳城遗址、秦咸阳城遗址、兴平侯村遗址等亦有发现，可以分为单体凤纹、凤衔蛇和践蛇纹皮夔凤纹三类。

秦人认为凤鸟是百鸟之王，具有多种鸟类的优良品行，因此将鸡、雁、鹳、鹤等多种多样动物形态进行组合，臆造出凤鸟这种神鸟。

为体现出凤鸟的特殊性，秦人独创出子母凤鸟图案和凤鸟衔蛇图案。

西汉刘向《列仙传》中记载秦穆公之女弄玉与吹箫成亲后吹箫引凤，竟皆随风凰而去，后人在雍城建造了凤女祠以示纪念，正所谓“一旦皆随凤凰飞去。故秦人为作凤女祠于雍宫中，时有箫声而已。”这是今日“弄玉吹箫”典故的由来。

秦文化鸟形文物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从汉承秦制的情况来看，秦文化凤鸟图案对汉代朱雀纹的产生有巨大的影响，秦瓦当有单足昂首站立凤鸟纹图案，汉代朱雀也是同样造型，显系一脉相承。不但如此，西汉时期几乎全盘接受了秦文化中的凤鸟崇拜，还赋予更多的文化内涵，时至今日凤鸟已是中华民族共同崇奉的一种神鸟。

其次，秦文化鸟形文物的平面、立体造型设计影响了后世的鸟类立体雕塑、平面图案艺术风格。秦文化立体鸟形青铜器文物造型比例准确、特点特出、工艺精湛，大体是反映出真实自然界中的鸟形象，因此不断被后世仿制。

而瓦当艺术及玉器、金箔上的平面鸟形图案可以看作是从具体到抽象的一种演变，在抽象演变的过程中，秦人又人为的加入许多美好的文化内涵，并以此为标准对鸟形图案进行完善，以期达到一种圆满的、极美的效果，这种人为臆造的艺术创造在唐宋时期文物上的鸟形图案中仍能反映出来。

最后，秦文化中组合鸟形文物图案中出现了以鸟纹为核心的图案组合。多种动物组合图案在西周、东周初期已逐渐成熟，但受意识形态和文化差异的影响，这些组合图案多以神兽、人物等为中心。秦文化中的鸟崇拜源远流长，所以在设计图案时将鸟形图案放置在组合图案中的重要位置，形成了以鸟为核心的组合图案。

虽然造型粗矿古朴，还处于比较原始的构图阶段，但是画面活泼舒展、自由奔放，这为后世以鸟为核心的组合图案艺术流行奠定了基础。

秦文化鸟形文物种类众多，其源于东夷文化、商文化和周文化的共同作用，从秦、商具有相同的祖先出世传说、结合文物形态来看，秦文化鸟形文物受商文化的影响最大，可以看作是新石器到历史文明时期各种动物、尤其是鸟崇拜的延续与继承。秦文化鸟纹文物从图案反映出的形象来看，大体有凤鸟、鸷鸟、鸱鸟、金乌等几种，来源于鹞鹰、乌鸦、雄雉鸡、孔雀等鸟类。

秦文化鸟形文物繁荣于东周这个思想解放的时代，是文化艺术和人的审美意识从原始宗教的桓精中解放出来，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凤鸟纹逐渐演变成为西汉朱雀纹，最终成为四灵神兽之一，是国家级的重要神灵。鸟形文物的平面、立体造型还设计影响了后世的鸟类立体雕塑、平面图案艺术风格，后世鸟形文物多少都有一些体现。且在组合鸟形文物图案中出现了以鸟纹为核心的图案组合，这是鸟纹地位的上升，也是艺术的创造，为后世以鸟为核心组合的图案流行奠定了基础。

 1993年，由于盗墓者的盗墓，甘肃礼县大堡子山上的古墓被意外发现，一些珍贵文物流失海外。1994年，甘肃省文物考古所在大堡子山进行了为时8个月的抢救性发掘，发掘过程中考古专家发现：大堡子山的陵墓座西向东，墓主头西脚东，与雍城陵园、芷阳陵园、始皇陵园完全一样；这些墓葬中还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和金、玉器。

有的青铜器上明确铸有“秦公作铸用鼎”、“秦公作宝用簋”等铭文；从地理位置看，大堡子山“两河夹山”的独特地势也完全符合先秦皇家陵园“风水”取向。因此，一些历史学者和考古专家初步认定，大堡子山古墓就是被历史尘封2800多年的秦人四大陵园的第一陵园———西垂陵园。

至此困扰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千古之谜已解开，有关专家认为“秦西垂陵园的发掘是二十世纪继敦煌藏经洞和兵马俑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填补了先秦文化研究的空缺。礼县也被认为是秦族、秦文化的发祥地，礼县因此而蜚声海内外。礼县地处甘肃省东南部陇南山区。东邻天水、西和，西接宕昌、岷县，南连武都，北与武山、甘谷接壤。

这里既是秦族、秦文化的发祥地，素有“秦皇故里”之称，又是诸葛亮六出祁山地，据说《诗经·秦风·蒹葭》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在水一方的水指的就是是流经陇南市西和、礼县的西汉水。

感受秦文化 这里首先涉及的问题就是如何定义“秦文化”？“秦文化”既不同于之前的“周文化”，也不同于之后的“汉文化”与“唐文化”。虽然，他们都基本产生形成于长安和关中地区，但因历史渊源不同、时代和社会条件不同，因而，其文化内含与文化构成也就完全不同。 就此而言，应当说：秦文化就是嬴姓氏族或秦人氏族艰苦创业的产物，是秦人族群在立足于关中地区，应对种种挑战以发展自己、实现自己的历史长河中创建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生存理念和生活方式。它应是秦时文化与秦地文化的有机统一。 秦人氏族来自东方 大约在公元前六七千年以前，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诸氏族正处于母系氏族时期。许多地处东方或西方的不同氏族部落，也逐步向肥沃的黄河中游黄土平原 移动，其中的商人氏族和秦人氏族，都是来自于东海之滨，而周人氏族则来自于西方。据说，秦人氏族来自于东方山东半岛的邹鲁一带。传说中秦人最早的祖先叫大 业，是一个名曰女修的姑娘“吞食玄鸟（黑色的燕子）之蛋而生”。在夏王朝建立前夕，因为大业的后人伯益曾为舜训过鸟兽，还帮禹治过水，所以，舜便“赐”秦 人祖先“姓赢氏”，故司马迁说：“秦之先为嬴姓”。 殷商时期，秦人祖先的一部分去为商朝奴隶主守护“西垂”，是一个很顺从的氏族。公元前十一世纪，周灭商后，秦人氏族又成为周人的氏族奴隶，因其 族人又参与了商纣王儿子武庚的反周叛乱，遂被周人称为“顽民”而举族迁往西周边陲，今甘肃天水附近，即清水县秦亭一带守护边境。这里土地肥沃，宜于农耕， 所以，古（秦）字像双手舂禾，表明“其地宜禾”。 春秋时期，由于周原一带依然戎狄猖獗，周平王决定迁都洛阳，秦襄公亲自率兵护送，周平王见其诚心护送，便封秦襄公为“诸侯”，并将“岐以西之地 赐于秦”，允许其建国。平王说：“戎无道，侵伐我丰岐之地，秦能逐戎，即有其地”（《史记》）。这说明秦在“立国”之后，能否存在仍是一个未知数。 以上事实说明：秦人的祖先即嬴姓氏族，是一个无身份、无地位、无国土的落后氏族；这个时候的秦人依然生活在文明、荒蛮的夹缝之中，它如果不发奋图强，不是被东方诸国边缘化，就是被戎狄征服而继续成为荒蛮氏族。 秦人坚定地选择了前者，前后用了六七百年的时间，迅速崛起于关中平原。从文明提升或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秦之所以能由弱变强、由分离到统一、由 弱势文化转变为强势文化，主要是因为在秦人族群的思想深处或明或暗或强或弱地生成着忧患意识、发展意识、改革意识、人才意识这样一些生存理念，以及由这些 理念所支配的生存和生活方式。 秦先民的忧患意识 秦人的忧患意识，是同当时戎狄部落的侵犯干扰有着密切的关系，也与后来东方一些诸侯国家一再瞧不起秦人，蔑视秦人有着很大关系。 周平王之所以东迁洛阳，就是因为当时的“丰岐之地”及以西的大片土地，经常受到戎狄部落的侵犯或干扰，在“丰岐之地”的东边，即关中东部还有西 周留下来的梁、芮小诸侯国。这使秦人无驻足之地，并由此激发了他们东征西伐的历史使命感。在秦襄公到秦穆公时代，先后用了一百二十多年的时间，消灭了秦国 边境上的两个小国——梁和芮，又“用由余谋”离间西戎首领，并将其彻底打败。至此，从陕西、山西交界处黄河起，一直到遥远的西方，至今甘肃中部以至更远的 地方，都由秦国所控制。这就是秦穆公时代“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的丰功伟绩。 秦国的声望由此而远扬域外。秦也就成为域外民族对中国的称呼。如古波斯人称中国为“赛尼”，古希伯来人称中国为“希尼”，这都是“秦”的音译，后来这一词由西方传到印度，则变成“支那”或“China”就是秦的音译。 秦人虽已威名在外，但由于在旧的奴隶制改革方面落后一步，因此，又出现被动挨打，甚至被东方诸侯大国视为“戎、狄”的现象，连会盟都不要秦人参加。这对年轻的秦孝公刺激很大，认为“丑莫大焉”（《史记》），决心变法图强，发展经济。 秦先民的发展意识 秦人的发展意识也是被逼出来的。秦人在百多年的东征西伐战争中，深深体会到利用一切有利资源和条件发展农业经济，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秦人的有利 条件是地广人稀，既“收周余民”，又不断扩大领地。这样秦国就取得了发展经济的两个重要条件——优越的自然环境和充足的劳动力。 岐是周人的故居，那里是关中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周原。古周原气候暖和、湿润，河流溪涧，星罗棋布，是我国农业生产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周平王 东迁以后，“周余民”便成为秦国从事农业生产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有知识有文化，又“好农耕”，经验丰富，生产技术水平又高，对秦国农业经济的发展起了重 要作用。后来，随着领地的不断扩大，许多戎人、狄人也成为当时农业生产的一支力量。商鞅变法后，秦人又以优厚的条件招徕临近的晋人来秦垦荒种地，到战国末 年，关中地区大部分已成肥沃良田。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埌沃野千里。” 秦惠文王时，又西取巴蜀，这样，秦国便“南有泾、渭之沃，擅巴、汉之铙”（《史记》），即不但有关中之富饶，还有巴、蜀“天府之国”，即以重庆为中心的四川东部和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西部富庶之地，应该说，这是秦之所以强盛乃至统一中国的最坚实的物质基础。 秦先民的改革意识 秦人的改革意识也是从其忧患意识中生发出来的。在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之前，秦献公已从政治制度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诸如：废除人殉制度、取消“野人”与“国人”的区别一律被编“入伍”，并在边远地区设置带军事性质的县制，如陕县、蓝田县等就是那时设置的。 秦国的改革具有一些不受儒家宗法观念影响的特点。比如，对周王朝提出的嫡长子继承制，秦国并不以为然，而是“择勇猛者立之”。所以，被一些宗法 贵族斥之为“夷”。从秦襄公立国至秦穆公时的九代国君来看，计兄终弟继者三人（德公、成公、穆公），立次子者一人（襄公），立孙者二人（宪公、出子），不 明嫡庶者一人（文公），以长子身份继位者仅二人（武公、宣公）。穆公以后也无定制，可见嫡长子继承制在秦并不确立。再如人才选拔，同族人被重用者不多，国 外的有用人才却能在秦国得到重用。 秦国大规模进行封建改革，则是秦孝公时依靠商鞅变法来完成的。商鞅原是卫国国君后裔，本名卫鞅或公孙鞅，后因秦封其为商君，所以称为商鞅。商鞅 先到过魏国，但不得志，后见孝公求贤令，便来到秦国，和秦孝公谈过四次：他第一次向秦孝公说以道家“无为而治”的“帝道”，孝公一听就打瞌睡；第二次又说 以儒家“仁义治国”的“王道”，孝公仍不感兴趣；第三次才说以法家“事决于法”的“霸道”，竟引起极大兴趣；第四次便讲到如何“会盟称雄”的“术道”，孝 公却一连数日也不厌倦，并当即采纳商鞅的法家理论，在当时人民“归心于农”、“勇于公战”的前提下，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耕战”的政策，发布了垦草令和奖 励耕织的种种举措，且以暴力推行之，推动了秦国封建经济的大力发展。 商鞅变法的成功，使秦国“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史记·李斯列传》）。但秦惠文王一上台就将商鞅处死，由商鞅变法确立起来的封建制度，却没有任何的改变。可见商鞅变法及此前的诸多改革也是秦国强盛乃至最后统一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秦先民的人才意识 秦国不但有着招徕三晋及其他国人来秦垦荒种地的光荣传统，而且也有选贤任能的优良作风。早在春秋时期，在秦国参与出谋划策的外国人就有：百里 奚、蹇叔、由余、丕豹、公孙枝、内史廖、随会、白乙丙、西乞术、孟明视等。这些人中有来自当时敌国晋的丕豹、随会；来自戎人的由余。由余原是晋人，后逃至 戎，穆公见其贤慧而任之，因由余谋伐戎狄而“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商鞅变法后的秦惠文王时期，秦国除聚集了一批法家人物之外，还有兵家和纵横 家，这些谋臣良将在对外战争中表现了所向无敌的战斗力量，如纵横家张仪入秦率兵攻魏，献出上郡十五县，后又西取巴蜀，为以后的发展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秦国坚持接纳使用宾客的政策，对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迅速发展有着重要作用。仅就秦始皇时代而言，就接纳有：王齮、茅焦、尉缭、桓齮、昌 平君、昌文君、李信、王绾、冯劫、王离、赵亥、隗林、冯无择、王戊、赵婴、蒙恬、宗胜等。他们皆非秦国人，却为秦国出力，为统一中国做出了突出贡献。难怪 李斯在《谏逐客书》中历数秦国用外人而使秦国富兵强的事实，驭斥秦王逐客的种种“理由”，并使其改变主张，撤消了逐客之令。 秦文化的优越缺失 以上所述，充分说明秦文化的历史渊源来自于秦人艰苦创业的过程，并折射出秦文化作为一种生存和生活方式的丰富内含和基本要素。但在秦国迅速崛起 之后，却像历史长空中的一颗流星，仅放出一阵耀眼光芒就又迅速消逝。秦氏王朝十五年而亡的短命历史告诉我们：浩气凛然、雄伟壮阔的秦文化其内在包涵着的消 极因素也应引起人们重视。这主要是：治国策略的单一少变，只重法家残暴极端的一面，而轻儒家仁爱亲民的一面；胜利后又好大喜功，恣意享乐，腐化堕落，加重 了人民的负担。因此，在刚直古朴、苦苦追求的秦文化的质地中应该多一些温和喜庆的色彩，在秦人豪侠爽朗、直言快语的性格中，也应多一些沉稳典雅、文静睿智 的气质。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请采纳！！！~(^__^) 嘻嘻…… 追问： 谢谢了

秦始皇陵陪葬墓新出土大量珍贵文物，这些文物都有哪些研究价值呢？这些文物对研究战国末期秦朝历史以及秦始皇在统一中国的前后所做出的巨大历史贡献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众所周知，秦始皇统一六国，改变了战国末期七国纷争的局面。秦始皇统一六国从历史的角度上看是我国历史上一次巨大的进步，六国的统一，不仅仅是国土上的统一，更重要的是文化上的统一。秦始皇从登上秦王的宝座，到统一六国，在到他最后离世，在位的四十九年间，有太多的迷团为我们后人所不知。而我们当代的历史学家们也只能通过仅有的一些历史文献来推测和还原当时的一些历史背景和场面。很多事件不仅需要大量的历史文献来佐证，更需要有一些实物来为其证明，以便推测和还原的历史背景更加贴近真实的历史情节。而这次秦始皇陵新出土的大量的珍贵的文物，正是对秦朝历史空白的填补，对研究秦朝的历史包括文化都有着巨大的参考价值。

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历史贡献是巨大的，我国的版图在秦始皇时期得到了空前的扩张。文字也是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得到了统一，在六国被秦国统一之前，每个诸侯国的文字书写方式与字体都是不一样的，包括度量衡的单位，同样都是一尺，有的诸侯国就长一些，有的诸侯国就短一些，这就造成了不同国家的商人在交换物品时的不方便。

据历史文献记载，秦国在统一六国之后将文字统一成了小篆，这种字体很具有观赏性，但是书写起来难度非常的大，非常复杂，在民间一直没有流传开来，所以后来在秦朝灭亡之后这种小篆被隶书所取代，成为了民间通用的字体。这些历史的记载，不正是通过一些重要的历史文献和后来出土的文物加以纪录和佐证的吗，因此当时的历史背景才能更真实的呈现在我们的眼前。所以说，这次新出土的文物对研究秦朝历史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摘要]周平王东迁后，仍有部分西周遗民留在关中地区。随着在历史渊源、思想意识、风俗习惯等方面近似于殷商而与周之间有着较大差异的秦国人入主关中，周文化与秦文化在一些问题上发生了冲突。《诗经·秦风·黄鸟》中所反映出的“国人”对“三良”为秦穆公从死一事所持的复杂态度，便有可能来源于周秦文化在“从死”问题上的冲突。

[关键词]《诗经·秦风·黄鸟》；秦；殷商；周；文化冲突

[中图分类号]k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9)08－0083－05

《诗经·秦风》在十五国风中独具一格，其中又以《黄鸟》篇尤甚。这篇为哀悼“三良”子车奄息、仲行、缄虎，表达自身困惑而作的诗歌，以其真挚的感情，沉郁悲壮的风格，成为《诗经》中最具特色的篇章之一。本文认为，这首诗歌所表现出的“国人”对“三良”为秦穆公从死一事所持的复杂态度，可能来源于周平王东迁后留在关中地区的西周遗民后裔与后来入主关中的秦人之间的文化差异。这首诗歌产生的深层文化背景，在于春秋时期周、秦文化的冲突。

一

《秦风·黄鸟》是《诗经》所收录的诗歌中创作背景比较明确的一首。《左传》、《史记》对该诗的创作背景都有详细的记载：

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