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保护文物小知识

一，文物不同于艺术品

现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收藏热，其中既有文物又有艺术品，但是艺术品不等于文物，那么什么是文物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法》第2条的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下列文物受国家保护： （一）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壁画； （二）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或者著名人物有关的以及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者史料价值的近代； 现代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 （三）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 （四）历史上各时代重要的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和图书资料等； （五）反映历史上各时代、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文物认定的标准和办法由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制定，并报国务院批准（文物管理部门一般认为1966年以前的符合文物条件的才是文物—括号内是笔者加的）。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和古人类化石同文物一样受国家的保护。

我国有文物法和实施条例，但是没有关于艺术品的法律，这给市场上的交易带来了混乱，使得许多收藏者被所谓的拍卖公司欺骗。但是文物管理部门对艺术品没有管理权限，这使得专空子者很是猖狂。

二，设立文物商店的条件

设立文物商店，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2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注册资本；

（二）有5名以上取得中级以上文物博物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

（三）有保管文物的场所、设施和技术条件；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文物行政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法》第八条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主管全国文物保护工作。地方各级人民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承担文物保护工作的部门对本行

政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人民 有关行政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文物保护工作。

2百家号历史领域介绍怎么写

随着自媒体平台迅速崛起百度也给广大自媒体爱好者提供一个平台，一个可以发挥自己个人魅力直至影响世界的大舞台。

虽说百家号现在还处于发展期，有些功能还不太完善，不过由于百家的广告补贴比较高，许多自媒体人想来百家舞一把，可是往往在注册阶段就被领域、名字、介绍等绊住了。先来说一下领域吧：领域就是一个定位，一个归类，这是需要自媒体作者自己清晰确定的。

那到底选什么领域呢？这个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1我会什么？最擅长的什么？在哪方面能给别人带来帮助，提供价值？就可以选择相应或者相近的领域注册。还有在这里说明一下，百家号一共39个领域供大家选择的。

但是唯一的缺憾就是没有历史领域，想选历史的朋友们可以再细分一下历史人物，历史文物等，就按细分的领域选就行了。2 自己对什么感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可以有 有动力地冲破自媒体道路上的重重拦阻长期输出价值，提供干货。

3 我有什么样的资源？比如我身边很多各行各业的大牛，达人。可以利用你的自媒体思想加上他们的专业，打造网红顺理成章，收益就不用说了。

另外如果是企业主体，可以选企业业务相关的领域。如果是公司的产品运营人员，选相应的产品类型就可以了。

再来说一下名字：名字如同门面，看见就喜欢听见就有兴趣，想进去一探究竟。这样起名就成功了。

注意一下几点：1不能太宽泛，要细分，一看就知道你要表达什么。例如某某社会，这个就明显不行，社会如此广泛包罗万象的一个词，不适合做名称。

2不能带有团体，单位类似的字眼。是个人就凸显个人，例如有的是某某社团，可能真的是团队，但是账号主体是个人类型的话，这个就不太合适了。

名字一定要凸显你的领域，不能模糊。取名字的方式可以参考几种模式1名字加行业领域或内容：比如小李谈时代科技人物，或者是小李谈互联网科技，这种取名字的好处是不仅让受众知道作者个人，还可以知道作者讲什么类型的内容。

2地名加领域或者特色：这个针对当地的账号用的。例如南京旅游，旅游去南京。

这个取名字的原则就是简单明了，一看便知。不用怎么思考，用户体验比较好，也容易记忆。

3内容类型：这个原则就是让用户第一时间知道你要表达什么信息。例如足球大比拼，一看就知道你的内容是哪方面的；宗教一瞥，一看就明白说的是宗教方面的事情。

3关于古籍文物常识

鉴定古籍版本对收藏者的意义重大，版本学是从书籍的字体、纸张、版式、刀法、墨色、刻印、题跋、批稿、印章等方面来研究图书版本的，在鉴定一部比较完整的古籍（即全文、序跋、版式、刻工姓名等都具备）的情况下，所审阅、考察和判断的古籍版本不仅是文献，也是文物。鉴定版本是一项实践性、经验性较强的技术工作，其实质就是要熟悉旧书，熟悉版本，从而能举一反三。学习版本鉴定方法最好是多看、多比较、多实践，俗语说“百闻不如一见”，纸上谈兵是永远行不通的。还要懂一些金石学、印章、目录学的知识，笔者对古籍版本研究已有10多年了，收藏各种宋、元、明、清、民国版本达500多册。

在长期实践中，笔者逐步掌握了鉴定古籍版本的一般规律，形成一套鉴定的程式，每当鉴定一种版本，我首先要揭开卷首看一看，从字体、版式、纸张的特点来判断一下，是何朝何时所刻，也可以从书名、编著者、校订人的姓名来作参考，心中有了底，再考证真伪，详看序跋、目录、卷末、书尾，查找有无牌记、封面、刊工姓名等。我的鉴定经验是：

字体鉴定。不同年代、不同地区刻本字体都有不同，如北宋早期多用欧体，瘦劲清秀，丰厚淳朴。南宋刻字多用柳体，工整有力。金代多用柳体。元代初期似宋，后仿赵孟兆页体，流利活泼，柔软圆润，官家刻本不惜重金，故字体工整漂亮，而书坊以刻书营利为目的，贪多求快，字体多恶劣粗俗。明刻本保留元末遗风，自嘉靖年起变化成一种横平竖直、横细竖粗、直挺整齐严谨的长方形字体，清刻本多为仿宋体，尤显柔美、秀丽，令人耳目一新，但以后字体变得呆板，字行密集如涂鸦一片，很不雅观。

版式。北宋早期多白口，后期左右栏，版心为刻工姓名和字数，南宋四周双栏，元代也是如此，只是鱼尾多，行间更窄，书口更阔，明初刻本多承元刻版式，内府刻本字大行疏，独具一格。正德以后仿宋版格式，并且出现毛氏汲古阁刻本的名家雕刻版本，清武英殿刻本最好辨认。

印纸。书坊刻本大多用价格低廉的劣质纸印书，官家刻本纸张要好一些，宫廷刻本印纸更好，要分清竹纸、棉纸、麻纸、皮纸的不同，宋刻本主要用麻纸和竹纸，白棉纸印本是嘉靖刻本的特点，万历多用竹纸、黄棉纸，清代刻本印纸繁多。

墨色、刀法。宋代刻印书籍，用墨比较讲究，墨色浓厚似漆，字黑纸白，十分显眼，宋版刻工刀法较精细认真，笔划不苟。元版墨色较混，刀法生硬而无力，明代一些仿宋刻本，形似原版，细加比较，差强人意。

装帧。宋代书籍主要是蝴蝶装，少有施用装，南宋出现色背装，流行于明嘉靖、隆庆时，至万历开始广泛用线装形式。

序跋、版记、避讳字。看序跋作者查年代，看版记知坊刻本、官刻本、私刻本，各个朝代的皇帝姓名都有避讳。

题跋。藏书印章，题跋内容较广，清代很多藏书家，精于版本鉴定，经验丰富，见多识广，他们的题跋多有百年之论，可供后人参考，藏书印章是藏书家钤印在藏本上表示所有权和鉴定意见的信物，以及藏书印章。

行款字数。伪本的鉴定，如宋嘉定刻本为半页7行，行15字，小字双行，宋代黄善夫刻本为半页10行，行18字，注文双字，行24字，四周双边，左有耳，耳记篇名。

综上所述，古版本的鉴定较为复杂，以上只是笔者收藏古籍版本的一些初浅体会，供藏友参考

4有关文物的知识

文物作用的大小，是由文物价值的高低决定的。

文物的作用主要有史料作用、借鉴作用、教育作用。 文物的史料作用 可证实文献之记载，校正文献之谬误，补充文献记载之缺佚。

对无文字记载的史前社会，文物则是研究、恢复其社会面貌的实物史料 文物的证史作用 中国古代文献是中国的文化宝库。而丰富多彩的文物，对古文献记载的证实，不仅增加了文献记载的真实性、可靠性与珍贵性，而且又增加了实物资料，成为文献记载的真实见证。

从另一个角度讲，文物可以证明文献记载的历史将文献和文物密切结合，相互印证，对社会历史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文物与文献相互印证，相吻合者已不乏其例。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商代的世系。河南省安阳殷墟出土的大批甲骨文中对商王世系的记载，经考证与《史记》记载基本相符《史记·孙武吴起列传》中，记载了孙武仕吴孙膑仕齐并各有兵法传世的史实，《汉书·艺文志》中也作了著录。

此后，《孙子兵法》不传，众说不一。山东省临沂县银雀山汉墓中同时出土《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竹简，从而证明《史记》和《汉书》记载的正确，使自隋代以来的疑问和误传得以澄清。

《后汉书·礼仪志》 中记载的玉柙 （玉衣）葬制，也由河北、江苏、安徽、山东、陕西、河南、广东、北京等地出土的完整玉衣或玉衣上的玉片及所使用的金缕、银缕、铜缕等得到证实。 文物的正史作用 在古代，有些史籍在传抄过程中出现错误，有些在流传中缺佚，有些被统治阶级删改等，这就使文物的正史作用有了极其珍贵的价值。

它的表现是校正古籍记载之谬误，订正史传，纠正错讹。 在古代，金石学家以金石文字正诸史之谬误，取得了很大成绩。

但只限于金石，现在可利用各类文物中的资料订正文献记载。这就使文物的作用在更大的范围内得以发挥。

在地方志中对一些古迹的记载，由于时代的限制，缺乏资料，又未实地调查，往往以一些传说为据，使记载失实。随着文物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不少已得以澄清，如河北省磁县许多古，在地方志等古籍中称为“曹操七十二疑”，但经文物调查和考古发掘所获得的文物资料（包括墓志）证明并非曹操七十二疑，而是北朝墓群，是东魏、北齐的皇室及王公贵族墓地。

在古文献中，往往记载一些生产和生活器物的状况，这些记载又往往被认为是它们产生的时间，以导致错误。《韩非子》、《周礼》中，有关于髹漆的记载，有人据此认为薄板胎漆器出现于战国中期。

实际上中国漆器出现于新石器时代，在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遗址即出土有漆器，商代遗址和墓葬中更有多处发现。这些出土文物，都校正了《韩非子》和《周礼》的记载。

文物的补史作用 对无文字可考的历史提供实物资料，以研究和恢复其历史面貌；对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则补文字记载的缺佚，以提供比文字记载更丰富多彩的资料。 中国的各种古籍，是研究不同时期历史的宝贵资料。

但不可忽视的是正史和其他古籍，受阶级局限和当时条件的限制，有大量史实，特别是关于劳动生产者的史实并未被记载，使为数众多的史实失传，还有不少史籍在历史上散失不传，许多史实被湮没。同时，人类社会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整体，文献记载的史实，年代愈早的文献，记载的史实愈简略，甚或不予记载，这就使许许多多能说明社会各个方面的史实缺载。

各个历史时期丰富多彩的文物，完全可以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文物本身储存的信息，可以为研究不同问题提供真实可靠的资料。

而有文字的文物，如甲骨文金文、竹木简牍、帛书、古写本、古印本、石刻等，更是直接记载了历史的不同方面，保存了大量历史资料，从而使人们得以了解某些方面的真实情况。湖北省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 5种秦法律文书竹简，其内容远远超过了李悝《法经》的范畴，已具备刑法、诉讼法、民法、军法、行政法、经济法等方面的内容。

湖南省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中出土的帛书中，有5种医书，成书年代都早于《黄帝内经》，在内容上没有五行学说的痕迹，填补了中国早期医学史上的空白。 文物的史料功能 文物作为实物史料，其证史、正史、补史的作用是开展科学研究，发挥文物作用的第一步。

在完成第一步工作之后，还要运用这些可信而翔实的资料，研究历史，促进科学文化艺术的发展和经济建设。 文物史料对专门史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农业史、畜牧业史、纺织史、陶瓷史、冶金史、建筑史、交通史、天文史、雕塑史、医药史等专业史的研究，都离不开文物史料，特别是原始社会无文字记载，只有依靠文物史料。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文物的物质成分和所储存的信息了解的越来越清楚，可为专门史的研究和撰写提供更加详细和精确的资料。

文物作为有形的物体，在绘画、雕塑等一些专门史的研究中，是十分形象生动的实物史料。它比文献资料有更加特殊的价值。

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形式方面，文物同样具有特殊价值。在研究中只依靠文献资料，只作文字描述，不易给人一个形象概念，若增加文物史料，插图与文字配合，人们一看就清楚了。

人们从古建筑、绘画、雕塑等形式上，就比较容易了解中国。

5我喜欢关于文物的知识

文物的定义文物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

它是人类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文物是指具体的物质遗存，它的基本特征是：第一，必须是由人类创造的，或者是与人类活动有关的；第二，必须是已经成为历史的过去，不可能再重新创造的。

目前，各个国家对文物的称谓并不一致，其所指涵义和范围也不尽相同，因而迄今尚未形成一个对文物共同确认的统一定义。文物的范围文物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它的范围很广，涉及各个领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下列各项应由国家保护： （一） 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壁画；（二） 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或者著名人物有关的以及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者史料价值的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三） 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四） 历史上各时代重要的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和图书资料等；（五） 反映历史上各时代、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古代文物古代文物指古代历史发展进程中遗留下来的遗迹和遗物，也称古代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遗存，范围十分广泛。

古代文物分两部分。其一是文物史迹，即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等。

其二是文化遗物，包括内容很广，其中主要的是各种古器物、古书画和古文献。近现代文物 近现代文物主要有革命文物、民族文物和民俗文物等。

革命文物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中遗留下来的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和史料价值的建筑物、遗址和纪念物。民族文物是反映一个民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遗迹和遗物，具有本民族的特色。

民俗文物是反映民间风俗、习惯等民俗现象的遗迹和遗物。 文物价值的客观性从整体来看，文物是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历史遗存。

三者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存在于物质文化遗存之中，相互渗透，相互制约。就某处遗迹、某件遗物来讲，并不都具有三个价值，但一般都具有历史价值，同时具有艺术价值或科学价值。

一处不可移动文物，若由若干个体组成，内容丰富，一般都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而每件器物，并不都如此。

文物的历史价值文物的时代特点即历史性，能帮助人们去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这是文物历史价值的重要反映。

研究旧石器时代的原始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只有依靠旧石器时代的遗迹和遗物。新石器时代社会面貌的研究与复原，除参考民族志材料外，最根本的还是依据这个时期的遗迹和遗物。

一部原始社会史，除了文献所载远古传说故事和民族志材料可供参考外，最根本的是根据这个时期的遗迹与遗物，综合研究后才能写成。文物的艺术价值 文物的艺术价值内涵极其丰富，就其主要方面而言，有审美、欣赏、愉悦 （消遣）、借鉴以及美术史料等价值。

它们之间既相互渗透，又相互制约。 审美价值主要是从美学的深层次给人以艺术启迪和美的享受。

欣赏价值主要是从观赏角度给人以精神作用，陶冶人的情操。愉悦价值主要是给人以娱乐、消遣。

借鉴作用主要是从中吸取精华，在表现形式、手法技巧等方面学习借鉴以创新。至于美术史料价值，主要是作为研究美术史的实物资料。

文物的科学价值文物的科学价值主要包括知识、科学、技术等内涵。历史遗迹和遗物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反映了产生它的那个时代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说明那个时代的社会经济、军事、文化状况。

按照唯物史观来看，劳动生产者所创造的一切，都受到当时生产力水平的限制，超越当时科学技术水平的产品是制造不出来的。文物的史料作用及功能 文物的史料作用是可证实文献之记载，校正文献之谬误，补充文献记载之缺佚。

对无文字记载的史前社会，文物则是研究、恢复其社会面貌的实物史料。 文物作为实物史料，其证史、正史、补史的作用是开展科学研究，发挥文物作用的第一步。

在完成第一步工作之后，还要运用这些可信而翔实的资料，研究历史，促进科学文化艺术的发展和经济建设。 文物的证史作用中国古代文献是中国的文化宝库。

而丰富多采的文物，对古文献记载的证实，不仅增加了文献记载的真实性、可靠性与珍贵性，而且又增加了实物资料，成为文献记载的真实见证。从另一个角度讲，文物可以证明文献记载的历史。

将文献和文物密切结合，相互印证，对社会历史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表面看来，调查研究、实验研究或哲学研究比历史研究更能显示其现实意义。不过，历史研究依然有其独特的魅力。与哲学研究相比，历史研究的魅力在于：哲学研究止于思辨和教训，容易“徒托空言”，而历史研究因其叙述历史事实而更容易显示出“深切著明”的效应。[1]与调查研究或实验研究相比，历史研究的魅力在于：历史研究所面对的研究对象是比较稳定的文本。它既不像实验研究那样容易受无关因素的干扰，也不像调查研究那样因缺乏资料而无话可说。而且，从历史研究的视角来看，“现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并不见得调查研究的对象就是现实的而历史研究的对象就一定是“过去”的。相反，一切“现代”都正在成为过去，而一切历史都可以理解为当代史。

从研究的主题来看，历史研究可分为思想史研究、制度史研究（或改革实践史）和学术史研究三种。而从研究的方法来看，历史研究可分为历史的考证研究、历史的叙事研究和历史的解释研究。

历史的考证研究和历史的叙事研究其实就是历史的调查研究，可统称为历史的实证研究。一般意义上的调查是对“当下的事件”的调查，而历史的考证研究和历史的叙事研究是对“过去的事件”的调查。

历史的解释研究在面对历史事实（主要是历史文献）时，它更多地依赖于研究者个人的判断及其所选择的视角。不同的研究者总是能够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不同的解释，这使解释研究不可能像其他实证研究如调查研究、实验研究那样显示出“毋庸置疑”的客观性。但是，历史的解释研究在提出解释时仍然重视解释的理由和证据，以便使自己的解释令人信服。就此而言，历史的解释研究也有某种实证研究的含量而并非任意、任性地随意发挥。

通过本章的学习，你将能够

●了解历史的考证研究的三个主要途径；

●掌握历史的发生学研究的三个主要途径；

●学会使用历史的话语分析法，掌握历史的话语分析的三个主要方法；

●学会使用历史人类学研究法；

●理解传统的解释学研究与隐微解释学研究的主要差异；

●理解历史的述评研究的技巧及容易出现的问题；

●掌握必要的翻译技巧；

●掌握隐微解释学研究的三个技巧并理解“解释学的三个自信”；

●学会历史的比较研究。

中外历史研究几乎都有重视史料考证的传统。中国有“乾嘉学派”，西方有“兰克学派”。中国史学界在18世纪已经兴起“考证”之风。乾隆、嘉庆两朝，迄于道光中叶的百余年间，朴实的经史考证成为学术主流，时人“皆以考博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形成“乾嘉学派”（也称为“考据学派”）。[2]“清代是校勘硕果累累，校勘学独立形成的时期。”[3]当时出现一大批从事校勘、版本、目录研究学者。[4]发展至戴震（1724～1777）、章学诚（1738～1801）等人那里，“乾嘉学派遂臻于鼎盛”。

西方史学界重视史料考证的传统并非始于德国史学家兰克（L Ranke，1795～1886），但兰克为这个传统制定了严格的考订与批判的方法，并发展成一个学派。“兰克学派”的主要贡献并不在于它倡导“史学即史料学”的实证主义史学，因为，“兰克本人既没有说过此话，他的著作也绝非史料的编排”。相反，兰克本人一直相信“历史背后的精神力量”，他甚至会在其著作中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和评论。他的著作隐含了他的价值观念和思想倾向。“兰克学派”也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只追求“如是直言”而不重视写作的艺术。相反，“他的史笔，从容流畅，且有音乐节奏，……他从不讳言史家需要艺术天才和造诣，他一直认为大气磅礴的叙事，仍是史家的重要任务。他的书不仅仅为专家而写，也可供非专业者阅读。”[5]兰克学派的真正贡献在于：它不仅收集和利用档案资料，而且辨别档案文献的真伪，强调在引用史料之前，必须进行严格的史料辨伪或史料批判。1886年兰克去世，3年后德国史学家伯伦汉（E Bernheim，1850~1942，兰克的再传弟子）总结兰克的史料辨伪方法，出版《史学方法论》。兰克学派所强调的史料辨伪对后来的史学发生了持久的影响。即便后来出现的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对兰克学派提出批判[6]，但是，年鉴学派或新史学也依然重视考据。其差异只在于，年鉴学派或新史学更重视社会经济史、文化史而不赞成兰克学派只强调政治史以及相关的宗教史和外交史的研究。[7]

至民国初年，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人结合中国“乾嘉学派”的传统和西方兰克学派的精神而倡导史料的考证与辨伪，一度兴起“古史辨派”（也可称为“古史辨伪”）。[8]考证研究看似与现实无关或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但是，它往往为相关的思想史研究或制度史研究以及哲学研究提供重要的史料证据。学术研究可以因此而避免以讹传讹。

史料考证的主要方法是比较。根据比较所采用的材料来看，考证研究可分为校勘法和三重证据法。考据是历史研究的必要工具，但是，在义理和考据之间，义理优先于考据。

一、校勘法

校勘是寻找适合阅读的文献、做注释或参考文献以及撰写文献综述的前提条件。与之相关的研究包括版本学研究和目录学研究。

（一）校勘与校勘学

有关校勘的系统研究，称为“校勘学”。狭义的校勘就是“用本子互勘” [9]，以便发现同一部书的错误、错漏，然后订正。也有人认为，校勘学的主要工作有三：“一是发现错误，二是改正，三是证明所改不误。”[10]

校勘既可以作为历史研究中的辅助方法，也可以作为独立的研究方法。在教育研究领域，独立的校勘研究似乎并不多见，但在编辑教育著作或引用他人的文献时，需要基本的校勘而且需要有一定的校勘技巧。比如，在编辑和整理杜威的早期、中期和晚期著作时，编者特别强调了“文本的校勘原则和程序”。[11]又如，有研究者对有关拉伊（W Lay，1862～1926）的“实验教育学”的相关简述及其版本做了校勘，发现大量以讹传讹的错误（见案例6-1）[12]。

案例6-1：拉伊和他的实验教育学

拉伊在1903年出版了他的《实验教学论》。这本书1905年推出第2版，1910年推出第3版。迄今未见中译本。他在1908年出版了他的《实验教育学》，1912年和1918年分别推出第2版和第3版。193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译本；1996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再次出版中译本。

在我国建国以前，比如，钱歌川的《现代教育学说》正确地指出了拉伊在1903年出版了《实验教授学》，1908年出版了《实验教育学》。雷通群在其《西洋教育通史》中说，拉伊于1903年著《实验教授学》，但未及《实验教育学》。

然而，如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的《教育大辞书》中的“拉伊”目说，“1903年，发表《实验教育学》一书”；其“实验教授学”目，说“实验教授学之名词，始于拉伊所著Experimentelle Didaktik(1903)一书”。又如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的《现代西洋教育史》说，在1903年，始才公布他的《实验教育学》(Experimentelle Didaktik)；又提到“《实验教育学》(Experimentelle didaktik)1912”。把拉伊的两本书搞成一瓶浆糊了！建国以后、我国一些教育类工具书、教育理论和教育历史的书籍，搞错了的确实不少，比如：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教育实验学》第2页，说“另一位德国教育家拉伊1903年写出了《实验教育学》一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近代西方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第259页，说“拉伊于1903年写成《实验教育学》一书”。……之所以如此缕述拉伊的《实验教学论》和《实验教育学》两本著作及其出版年份，是因为感到“以讹传讹”实在太多了！

（二）校勘学与版本学、目录学

传统的校勘学主要是指对古籍的校勘，它与版本学、目录学相关，三者一起构成“古典文献学”。[13]版本学侧重研究各种版本的源流（发生和传播）、差异、优劣及其演变规律，并以此为校勘提供基础；目录学侧重书名、卷数、页码、作者、版刻以及索引和提要。[14]而在实际的操作中，校勘学、版本学、目录学三者往往相互支持、彼此呼应。广义的校勘学包括了版本学和目录学。[15]也因此有人统称之为“目录版本校勘学”[16]或“版本目录学”。[17]在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领域卓有成就者，被称为“版本目录学家”或“校雠学家”。[18]这样看来，校勘包括了史料辨伪。[19]中国近代兴起的“古史辨伪”，也可以视为广义的校勘和校勘学的一个部分。[20]

在现代学术研究领域，很少有学者被称为版本学家、目录学家或校勘学家，也很少有学者被称为“版本目录学家”或“古典文献学家”。但是，版本学、目录学和校勘学的相关知识和技术一起浓缩为“现代文献学”或“历史文献学”。[21]与之相关的“文献研究”以及“文献综述”成为现代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

（三）校勘的时机

并非所有的研究都需要校勘，但是，当研究者遇到以下情境时，则需要做必要的校勘，以免出现学术研究中的“低级错误”。

第一，在阅读文献时，需要在不同版本之间做出选择。如张之洞在《书目答问》的开篇所提示：“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读书不知道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22]一般而言，可以通过考察文献的目录、导言、注释以及参考文献来对文献的质量做一个整体的评估。然后，在比较不同版本的基础上进行选择。

第二，在引用文献时，如果同一著作或论文有多种版本，则需要通过校勘的方式选择高质量的版本。

第三，在引用文献时，如果发现所引用的文字不顺畅，则需要通过校勘的方式确认原文是否准确。

第四，在转引他人的文献时，需要确认所转引的文献是否准确。比如，在讨论柏拉图的“灵魂马车”比喻时，不少研究者的引文与注释出现错误[23]：一是引文与原来的译文不符。二是注释错误，标示的页码与原来的译文不符。[24]又如，Rudduck, J和Hopkins, D在其主编的Research as a Basis for Teaching: Reading from the work of Lawrence Stenhouse中引用了Stenhouse的What Counts as Research，其注释所标注的出处是错误的。类似的错误同时也说明，应该引用原始文献而不得转引他人文献或“文摘”式的文献，除非研究者经过努力之后实在无法获得原始文献才可以采用转引。如果发现某份文献与原始文献摆放在一起可以起到“互文阅读”的效果，则可以在注释中同时列出原始文献和转引的文献。这样做的前提是，需要对转引的文献与原始文献做一些校勘，以便确认转引的文献是否准确。

第五，如果同一著作出现多个版本，则需要以校勘的方式确认版本的质量，一般而言，专业出版社的版本比较可信，而商业出版机构出版的作品需要警惕。本领域的学术期刊所发表的文献比较可信，而没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所发表的文献则可能难登“大雅之堂”。若同一文献出现多种资料集，应尽量使用最早的版本或选编校勘精良的版本。

第六，如果同一著作出现了多种译本，则需要通过校勘的方式比较译本的质量以便选择优质的译本。

第七，如果同一著作出现了多次修订版，则尽可能采用最新的版本，不过，也可以通过校勘的方式确认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以便选用合适的版本。

第八，如果引用译本，则需要对原文与译文做必要的校勘，以便确认译文的质量。如果发现译文的语义不顺畅，则立刻进入校勘状态。

二、两重证据法

如果把校勘理解为“用本子互勘”，那么，这种考据的方法仍然是以文本为单一的证据，有人称之为“以文献考证文献”、“以古书论古书”。[25]除了“用本子互勘”这种“单一”证据之外，还有两重证据法和三重证据法。

两重证据法主要指王国维所使用的地下的考古材料与地上的古书材料互勘的方法。在王国维看来：“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26]有人称之为“物质与经籍证成一片”或“地下纸上打成一片”法。[27]

其实，王国维的考证并不止于“两重证据”，陈寅恪将王国维的治史方法归纳为“三目法”：一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相当于王国维本人所说的“两重证据法”。二是“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28]

不过，有关王国维的“三目法”更适合用来概括陈寅恪本人的治史方法。王国维在史学方法上的突破主要限于两个方面：一是地下的考古资料与地上的文本资料相互印证，比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二是哲学视角尤其是西方哲学的视角与历史文本的相互印证，比如用叔本华哲学视角研究《红楼梦》。但是，王国维本人外语水平有限（仅通晓日语和英语），很难做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真正能够熟练使用这个方法的正是陈寅恪本人。据说，陈寅恪能熟练使用的外文有十六七种[29]，尤其精研“梵语”，这为陈寅恪采用“异族之书”与本国之书相互印证提供了重要的工具。陈寅恪后来也利用自己的外语优势更正了王国维书中的某些错误。[30]

除了采用“异族之书”与本国之书相互印证之外，陈寅恪还采用了以诗证史的“诗史互证法”。采用此种方法的典型作品是《柳如是别传》。

如果说王国维的史学方法的两个特色是考古学与文献学的互证以及哲学视角与史料的互证，那么，陈寅恪的史学方法的两个特色则是“异族之书”与本国之书的互证以及“诗史互证”。

首先,需要认识到的是,我们所说的古文,不过是古代人日常交谈的话语,就像我们现在的普通话一样。所以说学好古文不难,难在有文采上。结合我自己的经验,如果古文基础较弱,建议按照以下步骤来学习:

1,朗读《三字经》、《千字文》、《声律启蒙》、《笠翁对韵》、《诗经》,并且能达到流利背诵的水平(都是三字和四字短句,兼有音律美,朗朗上口,可以结合历史故事)

2,《小学生古文100篇》(很经典的小短文,先自行翻译,然后熟读,仿写)。

3,《三言二拍》、《史记》、《战国策》、《资治通鉴》上述十一本书的文白本较好。上述以史书和文白小说为主,浅显易懂而且趣味性较强,同时也具有较高的文学性,可读性强

4,《世说新语》、《颜氏家训》、《小窗幽记》、《浮生六记》、《幽梦影》、《菜根谭》、《东坡笑林》、《笑林广记》、《曾国藩家书》上述九本书中主要涉及古人修身养性,臧否人物,能让你感受到古代文学的平易与文学美,

5,《古文观止》、《经史百家杂钞》、《古文辞类篹》、《桐城派名家文集》、《唐宋八大家文集》、《水经注》、《洛阳伽蓝记》、《荀子》、《孟子》、《庄子》、《韩非子》。以我所见,中华文明文学史上三个比较重要的阶段是先秦、唐宋、明清之交。上述十一本书在这三个阶段上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可说是各有千秋。《古文观止》、《经史百家杂钞》、《古文辞类篹》是集古今名家名篇之大观,但三者各有千秋,《古文观止》较为基础,后两者较为艰深;其余八本各有千秋,《孟子》说理精辟,文字流畅,语言形象;《庄子》多用寓言借喻,汪洋恣肆,极有表现力;《荀子》擅长说理,论辩机锋百出,思想深邃,逻辑周密;《韩非子》以寓言和史料进行深入浅出的论证,平易中见哲理;《桐城派文集》、《唐宋八大家文集》属于文集类;《洛阳伽蓝记》、《水经注》记载较杂,山川地理风情世俗皆有涉猎,且文学性较高。从多个方面来学习,相互印证,全局观可以形成。

6,就学习的方法来讲,学习语言类都是四大法宝:听说读写。对于古文来讲,最重要的就是读、背。建议多背诵一些古文的经典名篇,然后进行主题阅读,渐渐的你就能找到那种感觉,就是摸到古代人在使用语言的规律和感觉,或者说,语感。找到了语感,对付日常的做题,问题应该就不大。

7,另外,在学习古文的时候,需要准备一本工具书,一本即可。就是王力主编的《古汉语词典》。

8,需要注意的是,《古文观止》只是古文选集中的一本,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需要多加涉猎才可开阔眼界,达到“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的境界。

9,最后,如果不是对古文感兴趣,只是侧重于做题,那么我的建议是要把课本上的一些常用字词比如实虚词的意思、用法搞清楚,还有一些特殊的句式比如顶真谓语前置等,一些经典的段落要能熟练背诵,如果想在考试中古文部分拿到比较高的分数,我建议看一看《史记》,《资治通鉴》,这两本书的古文版和白话版都看,能做到看着古文就可以讲出这个人的历史事迹比较好。在日常的考试中,题目常常是选择某个人的事迹,而后联系已学过的古文知识来考察,所谓千变万化,不离其中。两本书一本是纪传体,一本书断代史,很具有代表性,考试中的小短文也大都选择类似的文章进行考察。

现在学界普遍存在一种过于贬低传世文献价值的现象，即当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存在差异时，过于相信出土文献，欲以出土文献取代传世文献。

到底应当如何看待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作用？带着这个问题，记者专访了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阎春新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如何看待出土文献的真伪？

阎春新：对出土文献来说，它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具体到某一种的出土资料，需作个案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出土文献中，有的是第一手资料，如甲骨文、金文及其它铭文，其可信程度无可怀疑。但也有一些是经过辗转传抄的，对于这类材料，就需要作具体分析。

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一部类似于今本《战国策》，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该书共27篇，其中11篇内容和文字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体相同。唐兰、杨宽、马雍等相关学者根据帛书的相关资料，对《史记》、《国策》的可信性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史记》中的《苏秦传》错误百出，真伪参半。其它学者也有许多人持类似的观点。众多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众口一词，除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外，如《史记》的各种版本及其流变等，对出土文献长沙帛书过于相信，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对出土文献的过分相信，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对传世文献的过于怀疑。这种疑古精神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当时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说商纣王不会像古史中所描绘的那样残暴，是后人把天下的恶行都归之于其一身的缘故；孟子的尽信《书》不如无《书》，以人之理性阐发传世文献的史迹记载，固然非常具有诠释意蕴，但过于相信主体的主观思维，会严重贬低、破坏原始文献的史料价值，而加以无端指斥。

晋代《竹书纪年》的出土，更引起了当时人们对传世文献尤其是儒家经典文献的怀疑和重新认识，重启疑古之风。至近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对历史文献持一味的怀疑态度，认为对于东周以后的史料“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这种全盘否定传世文献价值的态度，也是不可取的。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什么样的价值？

阎春新：出土文献对促进传世文献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意义。新的发现、新的材料，往往会促进后者相关领域研究的拓展，同时深化人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并在某种程度上，矫正人们在思想方法上的一些偏差。而传世文献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得以流传，往往是经过整理和选择的，必有其长处。然而，文献流传，历时愈久愈易失其真。以今日之所见古代文献而言，字词讹误，文句颠倒，段落、篇章脱漏增益，记事殊异，乃至于随意增窜改作，已逐渐失去了它的初始价值。而出土文献因长期埋藏，故得以保持较为原始的面貌。它们的大量面世，激烈的冲击着传世文献。

不过，总起来讲，我们认为，以出土文献校勘、补正传世文献而非横加置疑甚或取代后者的相关记载，应受到当前学界的认可赞同和广泛使用。概括来说，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三个方面的作用：校读传世文献之文本；补充传世文献之不足；印证、支撑传世文献或纠正传世文献之谬误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校对作用体现在哪里？

阎春新：传世文献在流传过程中，经过整理选择和辗转抄写，其中的字词、文句早已与原文献大相径庭，也出现不少的错误。出土文献与之相对照，可以用来校传世文献中的一些错误。

以马王堆《老子》（乙本）为例，其中的一些篇目，跟《管子》里的不少文句可以相互对照；上博简第四支简《景公疟》所载晏子之言，可以在《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春秋·外篇》等传世古书中找到相对应的语句。

还可以用来阐明传世文献中某些词语的意义，或者纠正某些词语书写上的错误。如：《汉书》古本所收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云：“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 ”而《文选》卷四一《报任少卿书》“茸”字作“佴”。 可见，《汉书》古本作“佴”。 “佴”字和“耻”字都从“耳”声，马王堆帛书和银雀山竹书都有以“佴”为“耻”的例子，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报任安书》的“佴”字也应该读为“耻”，“茸以蚕室”就是“受宫刑之耻”。

1973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和定县博物馆在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所得汉墓竹简《论语》，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论语》抄本。经整理，可知有《论语》简620枚，残简居多。通过比较，不仅简本各篇的分章与今本多有不同，而且在文字上同今本的差异也有七百多处，这就为今本《论语》的全部释文，提供了可注释和校勘的新证据。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成为研究《论语》的新材料，启发了新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我们厘清《论语》研究中诸多聚讼纷纭的问题。通过根据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中谬误的校勘，使文献的记载更加贴近历史事件，使历史面貌得以更好的恢复。通过研究这些恢复后的文献，可以极大地促进研究者的工作，使研究工作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出土文献对推动传世文献的字形、字义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传世文献在传抄、印刷中流传，已逐渐失去了字形构造上的初始价值，这在与出土文献的对读中能得到有益弥补，而且不时还能带来认识上的新收获。在传世文献中一些字、词的走样，会使关键性语句的意义产生变化，进而导致对一种思想的理解发生变化，更有甚者还会致使相关史实的重新考量。所以出土文献在字形、字义研究上能非常有力地推动传世文献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的面世，自然对传世文献是一种补充，请您谈谈这个问题。

阎春新：虽然传世文献浩如烟海，但仍有许多出土文献是传世文献中原本没有的，又或者一些文献的书名在传世文献中有所记载，但文献的内容却没有流传下来，使得传世文献的记载不可能是历史的全部，它对历史事件或对历史时期的记载是有所遗漏和缺略的。随着出土文献的出土，这类文献才第一次展示在读者面前，使许多佚失多年的文献得以重新问世。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相对照，可以补足这些遗漏和缺略，有利于研究者贴近历史真相，更有利于后人真实地了解历史。

1899年以来出土的甲骨文，属于商代中晚期文字，是当时史官保留的重要文献。虽然每片甲骨文比较简单，但涉及的范围却相当广泛，包括国家争战、狩猎、畜牧、农业生产、祭祀等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丰富的甲骨文的出土，使我们当代的研究者见到了孔子、司马迁等古代史学家所没有见到过的可靠材料，扩大了史料范围，为研究者提供了研究商代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结构、内外战争、帝王世系以及风土民俗等等历史的大量的珍贵资料，使我们对商代以及上古时代的历史研究取得了众多突破性的进展，这是单纯依靠传世文献所无法取得的。

1972年4月银雀山汉墓简出土，其中有《孙子》、《六韬》、《尉缭子》、《墨子》等传世文献，同时还有《孙膑兵法》一书。孙子》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就证明了孙武和孙膑确为二人，《史记》的记载是正确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确也是并存的两本书。《孙膑兵法》的重新面世，结束了学术界的长期争论，而且还为研究先秦思想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以往时代没有的、全新的研究对象，扩大了史料的范围，弥补传世文献史料之不足，使研究者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历史事件、历史思想的发展脉络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印证和纠正功能，体现在哪些方面 ？

阎春新：从整体考察，不言而喻，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着双重的印证与纠谬功能。就前者而言，出土文献印证甚或支撑着某些传世文献的真实性，至少部分史料的可行性。一方面，某些早期简、帛书籍的样子，传世文献有简略的记载，而出土文献则使今人看到了简、帛书籍的实物，印证了其相关的说法。又如，最近清华简的部分材料，印证了儒家文献如《尚书》的记载；另一方面，新出土的文献，又为一些被辨伪学派打入学术冷宫的所谓“伪书”，平反、正位。疑古学风在宋代兴起后，不少传世的先秦子书被怀疑为后人的伪书，如今本《晏子春秋》、《六韬》、《尉缭子》都有人怀疑不是先秦之书，而是汉以后的伪作。七十年代汉墓出土的古书抄本，更为好几种这样的传世文献恢复了名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可以为一些因刻意辨伪而生造的“伪书”正名，这对于理解古籍的真伪有很大的帮助 。

就后者而言，传世文献大多是经过长期辗转抄写与时代流变而累成或增削加工的。抄写本身就容易造成众多的讹误，文句颠倒，篇章脱漏，而且抄写者往往会加入一些自己的观点，有时也会根据它所处时代的价值标准来对传世文献进行增窜改作，这样就改变了文献本来的面貌；而出土文献则更接近于真实的历史，它所依据的材料往往会更加充分、更加可靠。最为关键的就在于，出土文献在埋入地下以后，基本再也没有被人改动过，保持着文献书写时较为原始的状态，可以说是同种文献中较原始的版本，这显然能纠正传世文献因主客观原因所造成的记载的部分失实与讹误，文献的本来面貌也就可以尽可能多地得以恢复 。

因此，出土文献对于传世文献有着极为重要的补充、辅助作用。通过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关照，综合运用古文字学、社会学与哲学等跨学科的多维度研究视角与方法，以文献学与史料为依据的历史学，必然会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

佐证和证明的区别：印证表示已经有已经摆了事实和依据。佐证表示是要搜集证据来证明。

佐证：意思是指辅助的证据，对争议的事件提供直接的证明。该词语在《朱子语录》和《聊斋志异·李伯言》等文献均有记载。

证明：用一定的材料来表明事物的真实性：事实～这种说法是对的。法律上指人民法院和诉讼参加人依照法定程序，运用证据查明和证实案件事实的诉讼活动。

证明书或证明信。也叫论证。形式逻辑中指根据一些真实的判断，得出另一个判断的真实性的思维过程。由论题、论据和论证过程三部分组成。

印证和佐证的区别：

1、意思不同：佐证通常指证据。证明通常是用一定的材料来表明事物的真实性。

2、侧重点不同：佐证：不能直接对争议事实提供证明，但是可以通过证明其他证据收集来源的可靠性而补强该证据。

证明：以凭据表明事实。证人或证据。

3、文学示例不同：

佐证：郭沫若《略论汉代政权的本质》二：他还引用了后代“耕当问奴，织当访婢”的话来佐证。

证明：赵树理 《登记》：“我听说他们两个要到区上登记，村公所不给开证明。”

所谓通过对照比较，证明与事实相符。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庄岳委谈下》：“复数十年，无原本印证，此书（《水浒传》）将永废矣。”明王守仁 《传习录》卷中：“尧、舜、子之之禅让，汤、武、楚项之放伐，周公、王莽、曹操之摄辅，谩无印正，又焉适从。

有人证没物证有法律效力。如果证人之间的证言可以相互印证，且能够证明其犯罪事实，是可以定罪量刑的。只有口供，没有其他证据相印证，是不能定罪和量刑的；没有口供，但有其他证据可以相互印证，并且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也可以定罪量刑。

哪些证据才是合法有效的证据

1、具有客观真实性，诉讼证据必须是能证明案件真实的、不依赖于主观意识而存在的客观事实；

2、具有关联性。作为证据的事实不仅是一种客观存在，而且它必须是与案件所要查明的事实存在逻辑上的联系，从而能够说明案件事实；

3、具有合法性。证据必须由当事人按照法定程序提供，或由法定机关、法定人员按照法定的程序调查、收集和审查。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五十条

证据及其种类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

证据包括：

（一）物证；

（二）书证；

（三）证人证言；

（四）被害人陈述；

（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六）鉴定意见；

（七）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

（八）视听资料、电子数据。

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是印证。

1、读音：[ yìn zhèng ]

2、释义：证明与事实相符。

3、引证：胡适 《＜水浒传＞后考》：“这个结论也和我的《＜水浒传＞考证》的结论相同。这种不约而同的印证使我非常高兴。”

4、例句：曾经重要的东西，一旦再也没有人跟你一起印证，就好像那份重要从来没有过一样，感觉好难受。

三星堆遗址的起止时间距今4800-2600年，延续了2000多年。按照中原文化的时代划分，三星堆文化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至西周时期。所以，它经历了新石器时期、夏、商与西周。

先简单的说一下三星堆文化所涉及的历史与人物。三星堆文化属于四川的古蜀文化。根据史料记载，也就是《史记》与《华阳国志》相关记载可知，古蜀时期的几代蜀王，按照时间顺序分别是：蚕丛、柏灌（濩）、鱼凫及杜宇。到了开明（杜宇之后的蜀王）的时代，已经是属于巴蜀文化范畴。

《华阳国志》：“有蜀侯蚕丛……，次王约柏灌，次王曰鱼凫”。

第一代蜀王：蚕丛

传说其纵目。三星堆的青铜纵目面具就或许与他有关。“有蜀侯蚕丛，其纵目。”《华阳国志》

并且“蜀”字的甲骨文的由来或许就与其有关。甲骨文的“蜀字”很像是一个吐丝的蚕。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蜀，葵中虫也，从虫，两目像蜀头，中象其身蜎蜎。”《诗经》中又有：“蜎蜎者蠋，烝在桑野”的说法。蠋为野蚕。蚕从的名字也“从虫”。这一切不能仅仅用巧合来解释了。

第二代蜀王：柏灌

关于柏灌的记载并不多。在李白的《蜀道难》中也是：“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这一点挺令人好奇的，这位柏灌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第三代蜀王：鱼凫

鱼凫就是鱼鹰。三星堆出土的鸟型青铜器，或许就是鱼凫的标志。

第四代蜀王：杜宇

杜宇又名“望帝”，就是“望帝春心托杜鹃”里的那位。他最大的功绩就是教民务农，但是后来似乎发生了某种变故，最终化作了杜鹃鸟。

关于这四位王，传说中的部分记载似乎都有点荒诞。下面就来说一下考古学家们的科学推断。

考古学家将三星堆遗址划分为4个时期：

距今4800-4000年，这个时期对应的是中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

这一期文化就相当于“蚕丛”所处的时代，这个时期，中原的龙山文化发展正盛。而三星堆时期出土的多是小型磨制石器，也有璧、环、锥等小型玉制礼器出现。感觉相对中原文化有些落后。

距今4000-3200年，这两个时期对应的是夏、商文化

这两个时期相当于“柏灌”与“鱼凫”的时代。这个时期出现了大量的青铜器，在三星堆遗址中发现了2个祭祀坑，里面发现大量的青铜器。

距今3200-2600年，也是杜宇所处的时代，对应中原文化的商末至春秋早中期。在古蜀国，这个时期成都的金沙遗址逐渐取代了三星堆遗址，成为了古蜀中的主要地区。

而在这段时期，古蜀并没有真正的被中原所代表的政治文化征服。直到公元前316年，为秦所灭。这才正式融入华夏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