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标示错误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5浏览:1收藏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标示错误,第1张

将其他单位藏书误标为河南省图书馆藏书

(1)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书目中,书名编号9508的《山堂先生群书考索前集六十六卷后集六十五卷续集五十六卷别集二十五卷》(宋章如愚辑,元延祐七年圆沙书院刻明修本),其收藏单位的代号有:0101,0201,2201(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所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藏书单位检索表》,以下此类情况不再进行说明)。根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所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藏书单位代号表》,2201指代的是河南省图书馆(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藏书单位代号表》中“0101”原指“北京图书馆”,以下行文统称为“国家图书馆”)。经查河南省馆藏书和目录,却并无此书。查阅《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正式出版前的《征求意见稿》对藏书单位的标示,该书为代号2261的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收藏。又请河南省社科院图书馆确认,此书的确是其所藏。可以确切地说,《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将2261误为2201。

正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

书名编号 藏书单位代号

9508 0101,0201,2261

(2)《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书目中,书名编号8868的[万历]《山西通志三十卷》(明李维桢纂修,明万历刻本),标示有四家单位收藏,其中河南省只有一家,即河南省图书馆。经过一番查找求证,确认河南省馆没有收藏此书。查《征求意见稿》,又查当年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时,河南省内各单位著录各自所藏古籍善本、而后汇总到河南省馆的善本目录卡片(注:由于时间、地点、人事变化等的缘故,笔者没能见到这部分善本目录卡片的全部。以下行文中称其为“善本目录卡片”),均显示该书为河南省南阳市图书馆收藏,又与南阳市馆核对无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错将南阳市图书馆的代号2210印成了2201。

正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

书名编号藏书单位代号

8868 0101X,0201X,0581,2210X

(3)《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书目中,书名代号9165的[顺治]《西华县志八卷》(清左国桢、王鼎镇等纂修,清顺治刻本),标示只有河南省图书馆一家收藏,为孤本。经过对河南省馆藏书的追究,又查《征求意见稿》和善本目录卡片,该书的收藏单位实为南阳市图书馆,经过联系,南阳市馆也对此书予以了确认。《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错误与上述[万历]《山西通志》的错误相同。

正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

书名编号藏书单位代号

9165 2210

(4)《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书目中,书名编号2734的《范忠宣公文集》二十卷(宋范纯仁撰,元刻明修本),标示国内有三家图书馆收藏,河南省图书馆为一家,另两家分别为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征求意见稿》的标示同上(注:《征求意见稿》集部宋别集类中,该书名编号为551)。但遍查河南省图书馆现有的古籍目录,却未见有对此书的著录。查善本目录卡片,关于元刻本的范纯仁文集,只有郑州大学图书馆著录的一张“二范集四十四卷”的目录卡片(归入集部宋别集类)中,显示有“范忠宣公文集二十卷”(位于其父范仲淹的“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别集四卷”之后,版本著录为“元天历至正间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宋别集中,先后著录有范氏父子的集子。书名编号2355的为“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别集四卷政府奏议二卷尺牍三卷(宋范仲淹撰)遗文一卷(宋范纯仁、范纯粹撰)年谱一卷(宋楼钥撰)年谱补遗一卷祭文一卷诸贤赞颂论疏一卷论颂一卷诗颂一卷朝廷优崇一卷言行拾遗事录四卷鄱阳遗事录一卷遗迹一卷褒贤祠记二卷义庄规矩一卷”(元天历至正间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一书,在其收藏单位的代号中,可以找到郑州大学图书馆的代号2241,且标示其所藏书残缺;《征求意见稿》著录相同,只是未标示残缺且书名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略有差异(书名编号为集部宋别集192)。而在所有的元刻本(包括元刻明修本)的《范忠宣公文集二十卷》(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宋别集,书名编号从2732至2735)的收藏单位的代号中,却都没有郑州大学图书馆的代号2241。只有在书名编号2734《范忠宣公文集》(元刻明修本)的藏书单位代号中,有河南省图书馆的代号2201。又查《征求意见稿》(该书名编号为集部宋别集551),藏书单位的标示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相同。综上所述,可以推测,《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在编纂过程中,将原本是郑州大学图书馆藏书《范忠宣公文集》误标成河南省图书馆的藏书了。如果笔者的这种推论不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对于郑州大学图书馆所藏范氏父子的这两种书籍的残缺情况、版本等方面的认定与著录,与郑州大学图书馆原来的判断和著录也是有所不同的。河南省图书馆现存有郑州大学图书馆著录的“二范集四十四卷”的另一张目录卡片,它与前面所提到的那张卡片著录内容基本相同,只是在卡片背面多出了对于书籍行款、版式、序文、牌记、印鉴等方面的描述文字,文字的旁边还有铅笔批字:“据纸张墨色看,系元刻明印本。”这一点似乎也能从另一方面佐证笔者的上述判断。

正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

书名编号 藏书单位代号

2734 0101,0201,2241

珍贵古籍

重庆图书馆收藏有宋代以来的古籍线装书532342册,其中收入《全国善本书总目》的有3707种,55632册,内有孤本和稀见本424种,包括《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山谷老人刀笔》、《清江贝先生文集》等珍贵古籍,古籍线装书的数量和质量均列中国西南地区首位,在中国位居前列。

联合国文献

从1999年起,重庆图书馆成为联合国文献完全托存图书馆,开始收集涵盖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的全部文献资料。联合国文献泛指联合国及其下属的专业机构(亦含附属机构)出版的所有会议记录文件和图书资料。主要包括图书、期刊、文件三个部分。图书主要包括联合国出版的年鉴、专题研究报告、条约汇编、各会议及专题议论会记录、索引和各个专业机构出版物等,按主题主要分为十七类。期刊主要是指联合国的主要机构、专业机构和其它独立组织出版的期刊,包括定期和不定期的。截止2012年末,重庆图书馆有联合国资料20余万册(件)。

民国文献

重庆图书馆收藏有十几万册民国文献,包括民国时期图书7万多种,10余万册,其中抗战版图书有27000多种,6万多册。民国时期期刊5000余种,20000多册,民国时期报纸300余种,7000多册。内容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学和体育各个领域。其中民国时期政府出版物的收藏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公报、会议纪要、法令法规以及议会、国会、旧政协、国民大会、国民党各军事机构、国民党党务方面的重要文献;国民党政界、军界要人的传记资料等,尤其是大量的、尚未公开出版的油印本内部资料,史料价值很高。 服务窗口服务内容一楼儿童阅览室凭证阅览少儿书刊,凭少儿借阅证外借少儿书刊中文报刊阅览区陈列有出版的期刊4100多种及或近几个月报纸400余种,供阅览中文过期报刊库收藏2001年以来出版的期刊3000余种、报纸200多种的合订本10余万册,凭借阅证填写索书单,由工作人员入库提取,供读者阅览,不外借读者自修室有座位200多个,供读者自习二楼 咨询台 解答读者疑问 存包处 协助读者存包总服务台 办理各种借阅证、阅览证、临时证,办理读者卡注册、密码恢复、退证。少年阅览室 凭少儿借阅证外借少儿书刊 视障阅览室 提供盲文书刊、音频资料借阅服务,并提供盲人用电脑、书刊放大器等设备,供视力障碍人士使用 视听阅览室 提供各种内容的DVD、VCD等音像资料供读者欣赏 电子阅览室 提供各类电子期刊、报纸等全文数据库供读者查询并可上互联网 三楼中文图书期刊借阅区收藏近10年出版的50万册中文图书,供阅览及外借。读者凭读者卡阅览,凭借阅证外借。同时藏有出版的期刊600余种近20000份,供读者阅览及外借赠书阅览室陈列捐赠的杨尚昆藏书。凭读者卡阅览台港澳文献阅览室收藏中国台港澳地区出版的中文图书、期刊。凭读者卡阅览四楼参考咨询部多名参考馆员,依托重庆图书馆馆藏资源、借助商业数据库及馆际合作的资源,为读者提供各种层次的文献咨询服务工具书阅览室收藏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各类中外文工具书,包括字典(词典)、百科全书、年鉴、手册、检索工具书及专利、标准等联合国文献托存区收藏联合国的中外文出版物和文件。联合国出版物和文件主要反映联合国的工作与关心的问题,如创造和平/维持和平、裁军、经济和社会发展、人权、国际法以及政府间合作等外文借阅区提供外文图书、期刊的阅览及部分外文图书、期刊的外借服务。开架服务史迪威阅览室收藏由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和美国纽约人寿国际公司资助并赠送的英文原版图书、期刊。实行开架阅览,书刊可外借重庆地方文献阅览室收藏反映重庆地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公开出版物和内部资料。主要包括:(1)重庆地方史志、史料、统计资料等;(2)中国国内公开发行的内容涉及本地情况、本地较知名人士的著述;(3)革命历史文献,包括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文献;(4)大事记、重庆地区年鉴;(5)部分家谱等抗战文献阅览室提供中国民国时期出版的图书期刊电子文档的查阅、下载五楼基藏文献阅览室提供基藏书库中的书刊报的阅览,包括建国后出版的中文图书、建国后至2000年间出版的中文期刊报纸、部分台港澳版书刊报以及“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的善本图书等缩微阅览室收藏有部分古籍善本、建国前期刊、建国前后报纸、民国书籍等进行了缩微复制,并购置了国内其它图书馆制作的部分缩微资料民国文献阅览室提供中国抗战文献及民国其它时期出版的书刊报纸、解放后再版的民国文献。读者凭读者卡阅览古籍阅览室藏有普通古籍、古籍善本13多万种。读者凭读者卡、身份证、介绍信查阅

1、《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清别集书名编号12237的《遗安堂诗文集四卷》,清王连瑛撰,清康熙五十五年王氏治古堂刻本。《征求意见稿》著录同(见集部清别集,书名编号1325)。查善本目录卡片,著录的是“清康熙五十五年永城王氏治古堂刻本”。仔细阅读此书中的序文后,上述著录中的“王氏治古堂”应为“吕氏冶古堂”之误。吕履恒在康熙丙申年即五十五年的序文中,有“先生(注:指王连瑛)既卒,嗣君安甫属(注:“属”通“嘱”)予序而梓之,区为四卷,卷若干首”句。考“冶古堂”,系吕履恒的室名。《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清别集类著录有吕履恒撰的《冶古堂文集五卷》(书名编号12876,清乾隆十五年吕宣曾刻本),系吕履恒去世后,由“淳安方楘如及其门人石屏张汉选定”。

正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清别集

书名 书名编号

遗安堂诗文集四卷12237

清王连瑛撰

清康熙五十五年吕氏冶古堂刻本

2、《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清别集书名编号12599的《聊斋文集》四卷,清蒲松龄撰,清道光二十九年邢祖恪抄本。该书中有抄者邢祖恪写于清道光“己酉”年即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的“自叙”,善本目录卡片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对该书版本的著录,应当是据此“叙”的时间而断定的。但笔者认为这种判断似可商榷。根据自叙所言,邢氏曾在“丙午岁(即清道光二十六年,1864年)馆于平舆”时,“同砚绣圃李君”向他出示“在召陵旧家所录”之《聊斋文集》四卷,邢氏当于此时因以抄录成书。据此可知,邢祖恪抄录《聊斋文集》的时间当是清道光二十六年他在“平舆”(注:其地清时隶属于河南省汝南县)坐馆教书期间,而不会迟至三年后他到“苑陵”(古县名,古城在今河南新郑县境)官衙任职之际。所以认为该书版本应著录为“清道光二十六年抄本”。

正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

书 名 书名编号

聊斋文集四卷12599

清蒲松龄撰

清道光二十六年邢祖恪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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