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岁通天帖

唐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公元697年），以王羲之十一世孙王方庆进献的王氏一门书帖原迹为底本，由弘文馆书手钩填的《王羲之一门书翰》，为存世王羲之、王献之书法诸摹本中时代最为可靠、钩填最精到者，堪称“天下真迹一等”。

王羲之的书法传世的有两类：一是木版或石刻的碑帖；二是唐代蜡纸钩摹的墨迹本。至于他直接手写的原迹，在北宋时只有几件，后来都丢失或被毁掉了，只剩石刻拓本。所以这件唐代的手卷虽为摹本，但其双钩填墨的描摹技法使其如实的反映了王氏一门的书法风格，而且其内容丰富，包括王氏一门七人十帖，为我们研究王氏家族书法承传关系提供了可靠的实证资料。

我国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看过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这件藏品后曾评价说：“唐摹王羲之帖，不论是现存的或已佚的，能确证为唐代所摹的已然不易得；如可证在唐代谁原藏、谁摹、何年何月，一一可考的除了这《王羲之一门书翰》卷外，恐怕是绝无的了。”

宁博物馆是中国著名的历史艺术性博物馆之一。馆藏书法精品有朴实秀砀的传世珍宝晋人书《曹娥诗辞》，刚劲挺秀的唐欧阳询《梦奠帖》及其早年作品《行书千字文》，欧氏真迹堪称寥若晨星，历年为书家之典范。另外，还有已成为传世孤本的唐武则天时弘文馆钩填的《王羲之一门书翰》和唐狂派创始人张旭《古诗四帖》等，以及两宋时期皇帝赵佶、赵构、赵昚祖孙三代流传下来的真迹。其

中徽宗赵佶《草书千字文》，高宗赵构《书曹植洛神赋卷》两幅作品，处帝王之尊，颇具神韵。大诗人陆游八十岁时的《自书诗帖》炉火纯青，草法苍劲豪迈，堪称诗书双壁。

绘画精品有中唐开元年间周昉之《簪花仕女图》，其笔下仕女“曲眉丰肌，艳丽多姿”，使人不仅能从中领略其高超的艺术水平，也深刻地体味到了唐贞观年间上层贵族们的生活情趣；五代南唐名家董源的《夏景山口待渡图》，“林木阴森山峦起伏，官员待渡，意境幽远”，显现出中国画的绝佳境地，被称为划时代之杰作，宋徽宗摹；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通过对虢国夫人等贵妇人游春的描述，显露杨贵妃家族骄奢，图中精巧构思，精美的笔法，为后世留下了稀有的瑰宝。

辽宁博物馆馆藏历代丝绣、晋唐宋元书画闻名天下，东北地区考古发现，特别是辽瓷，古地图与历代货币、甲骨、青铜器、碑志也较为著名。刻丝又名缂丝，是一种通经断纬，正反面纹样相同的艺术织作。辽博收藏的北宋《紫鸾鹊谱》、南宋名家朱克柔运丝如笔的刻丝力作《牡丹图》、《山茶图》等品艺高雅，堪称世界奇技。这些艺术珍品中的一部分是爱新觉罗·溥仪，这位清朝末代皇帝从北京携至长春，于伪满州国垮台时散佚，而后辗转得归辽博收藏。

馆内藏品中尤为富于地方特色的还有辽代瓷器，它们大多出自墓葬之中，辽瓷源中原制瓷工艺，又保持了本民族的独特风格，形制依契丹族习俗，适应游猎骑牧生活，有鸡冠壶、凤首瓶、长颈瓶、三彩海棠式盘、碟等。可谓丰富多彩。至于辽代帝陵出土的辽圣、兴、道宗三代帝、后哀册，有汉文和契丹文两种，镌刻精细，保存完整，为海内仅存珍宝。

馆藏青铜器亦颇为丰富，既有考古发掘品，又有传世佳品，辽宁出土的青铜器中，礼器多同于中原而兵器、用器则颇具地方特色，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参考资料：

《熹平石经》、《正始石经》、《开成石经》为我国古代著名的三大石经。

《熹平石经》：刻于东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至东汉光和六年(公元183年)，由议郎蔡邕主持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次石经刻制工程，将儒学经典《周易》、《尚书》、《鲁诗》、《仪礼》、《公羊传》、《论语》、《春秋》刻石建于太学，隶书体，世称“熹平石经”。该石经至光和六年告成，历时九年。字体方平正直，中规入矩，极为有名。是中国历史上刊刻最早的一部石经。据记载，石经刻于46块高一丈、宽四尺的长方形石碑之上，共20多万字，因仅用隶书一种书体刻成，所以又称‘一体石经’”。后因战乱毁坏。自宋代以来偶尔有石经残石出土，历代总共发掘和收集了8800多字。其主要残留碑块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正始石经》一般指《三体石经》：《三体石经》建于公元241年（三国魏齐王曹芳正始二年），因碑文每字皆用古文、小篆和汉隶三种字体写刻，故名。石经刻有《尚书》、《春秋》和部分《左传》，是继东汉《熹平石经》后建立的第二部石经。《三体石经》在中国书法史和汉字的演进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开成石经》：唐代的十二经刻石。又称唐石经。始刻于文宗大和七年(833)，开成二年(837)完成。原碑立于唐长安城务本坊的国子监内，宋时移至府学北墉，即今西安碑林。中国清代以前所刻石经很多，唯开成石经保存最为完好，是研究中国经书历史的重要资料。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国古代非常著名的“才女”;蔡文姬，有一段复杂的个人经历，尤其是“突变”的家庭氛围，让这位美丽女人，派生出传奇历程。

　蔡文姬的父亲-蔡邕，可是举足轻重的大人物。蔡邕，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汉献帝时，他当过左中郎将，后人又称之为“蔡中郎”。蔡邕是家里的擎天柱，他翼护着全家老少，浆育着聪明伶俐的宝贝女儿。范晔专门作了一篇《蔡邕列传》，足见老先生名流大家的重要地位。

　蔡邕是位大孝子。老娘病了，他就煎汤熬药，一勺一勺地喂。睡觉不脱衣服，稍有动静就爬起来伺候。常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蔡邕愣是低声细气地陪护了三年，直到老娘躺进了棺材。不管哪个朝代，衡量人品的标准大体相似，那就是“万恶*为首，百善孝当先”。一个连亲生父母都不孝敬的人，怎能照顾兄弟、提携朋友呢？又怎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哩？

　汉代还没有科举制度，从民间选拔人才的唯一途径就是“举孝廉”。以蔡邕之德，举一百次“孝廉”都有富余。为什么他能青史留名，难道仅凭当过三年出色的“家庭护士”吗？显然不是。《蔡邕列传》记述了他种种过人的本领：“博学多闻，好辞章、数术、天文，妙操音律。”

　范晔还绘声绘色地讲了两段故事：

　蔡邕赴江南，在一家旅店借宿。忽然，灶堂里传来“噼噼啪啪”的燃烧声。他耳音非常敏锐，立刻辨出，火里烧的肯定是块上等琴料。于是，起身冲进厨房，把那块木头从烈火中抢了出来。精心剪裁之后，那块黑不溜秋的劈柴，竟被制成一把珠圆玉润的古琴。琴弦一响，那美妙的声音，的确举世无双。可惜，有点儿美中不足，琴尾残留着一块儿焦痕，他便将错就错，取名“焦尾琴”。不服行吗？蔡邕的“耳力”就这么刁！

　汉灵帝熹平四年，蔡邕升任“议郎”。他位列朝班，最上心的还是儒家经本和六经文字。那些泛黄的古籍，已被酸文、腐儒，以及各种各样的“二把刀”，糟蹋得面目全非，字里行间，谬种流传。为了不贻误后学，蔡邕向朝廷请旨，希望重新勘校这些经文。

　请旨容易，做起来很难。这可是一项见功夫的文化工程。倘若书底子不深厚，怎敢对古圣经典动手术呢？蔡邕就有这个本事，朝廷一点头，他立刻扎进了故纸堆，汗流浃背，秉烛夜读。这项文化工程刚结束，他又亲自书丹立碑。蔡邕堪称当代一流的书法大家，他擅长隶篆，还创造了著名的“飞白书”。活儿都干完了，他长出了一口气。

　如今，46块镌刻着经文的石碑矗立在太学门外，慕名而来者络绎不绝，车帐堵塞道路，每天足有一千多人来观赏、摹写。这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经”，也是中国第一部“汉石经”，它奠定了蔡邕“文化教主”的地位。太尉马日磾由衷地赞叹：“伯喈，旷世逸才。”由此可见，著名文人——蔡邕，已经具备了非同凡响的书法功力，也就是“笔力”。（下图：蔡邕先生的传世书法——《熹平石经》。）

　这位“旷世逸才”居高声自远，遍结天下名士，他和青年才俊曹操，亦师亦友，情意相投。幸亏有这层私交，否则，蔡文姬后来的命运将会更悲惨。

　蔡邕不像老祖宗蔡勋那么有血性，他实在抗拒不住军阀董卓的 ，就被迫就范，委身于“汉贼”的智囊团。真应了那句话：“被一个 夸奖，还不如拿刀宰了我。”别看董卓臭名昭著，就是欣赏“蔡中郎”，他慷慨地提拔蔡邕：先让他做文化长官——祭酒;再当副部级高干——侍御史;随即保荐为正部级——“尚书”。“三日之间，周历三台。”“初平元年（190年），拜左中郎将。从献帝迁都长安，封高阳乡侯。”此时，蔡邕达到了他政治生涯的顶峰。

　拜相封侯，普通文官一辈子都熬不到手。只因拽了董卓的“猫尾巴”，小小的读书人，一步登天。可惜，对并不醉心于功名的蔡邕来说，这场“被 ”欣赏的官运，绝对算不上福音。当然，蔡邕也不袖手旁观吃白饭，他曾替董卓出了不少好主意。“人在矮檐下”，想熬过去，就不得不低头，哪怕违拗做人原则和道德底线。这并不是为“附逆逻辑”与“汉奸哲学”开脱，历史不应苛求任何人都做“强项令”或者民族英雄吧。

　现在，有人在大会上指责赫鲁晓夫“软骨头”，当初为什么不反抗斯大林？赫鲁晓夫怒不可遏，厉声质问：“这话谁说的？你给我站出来！”会场上鸦雀无声，一片死寂。人们正等待领袖排山倒海的谩骂，想不到，赫鲁晓夫仰面大笑，他说：“当时，我追随斯大林的处境，和你们现在的处境一模一样。”蔡中郎即是如此，他骑在老虎背上，根本就下不来了。

　很快，董卓就倒台了。凡是跟他绑在一起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蔡邕也没有保住这条命。他被巧施“连环计”的司徒王允视为“骑墙派”、“软骨头”。汉献帝初平三年，也就是192年，61岁的蔡邕，没能躲过“阿附董卓”之罪，他还是沦为了反攻倒算的牺牲品——被杀了。据说，他身后哀荣无限，“缙绅诸儒莫不流涕”，甚至连刽子手王司徒，都痛悔不已。可惜，“欲止而不及”，一切都晚了。

　蔡邕窝窝囊囊地死去。蔡家的天，也就塌了。蔡文姬生活的靠山，轰然倒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