雏鹅初次放牧与放水时间视外界气温而定。天气暖和时间在7～11日龄开始放牧，冷天在15～20日龄。必须选择风和日暖的天气。待饲喂完后，将其赶到附近平坦草地上放牧，任其自由采食青草，放牧05～1小时左右，赶到清洁的浅水塘中嬉水几分钟，再赶到岸上让其梳理绒毛。切忌在日光暴晒的中午放牧，暴风雨来临时，立即将雏鹅赶回舍内或避风遮雨的场所。初次放牧后，只要天气好，要坚持天天放，随雏鹅日龄增加逐步延长放牧时间，加大放牧距离，相应减少喂青次数，白天甚至不喂，只需夜间补饲1次。每天争取放5～6个饱，所谓吃饱，即鹅的嗉囊发鼓发胀到喉部下方处，即为一个饱的标志，收牧时清点数，毛干后再赶回育雏室。 防疫灭病在1～2日龄注射小鹅瘟抗血清05～1毫升/只或小鹅瘟高免卵黄抗体1毫升/只，也可在雏鹅3日龄皮下注射10倍稀释的小鹅瘟疫苗02毫升/只；5～7日龄用鹅副黏病毒油乳剂灭活苗肌肉或皮下注射03毫升/只；在鸭瘟常发生地区雏鹅在5～10日龄取鸭瘟弱毒疫苗2～3只份，用05毫升生理盐水稀释后肌肉注射；30日龄左右用01%的敌杀死对鹅体喷洒，杀灭体外寄生虫。 雏鹅初次放牧与放水时间视外界气温而定。天气暖和时间在7～11日龄开始放牧，冷天在15～20日龄。必须选择风和日暖的天气。待饲喂完后，将其赶到附近平坦草地上放牧，任其自由采食青草，放牧05～1小时左右，赶到清洁的浅水塘中嬉水几分钟，再赶到岸上让其梳理绒毛。切忌在日光暴晒的中午放牧，暴风雨来临时，立即将雏鹅赶回舍内或避风遮雨的场所。初次放牧后，只要天气好，要坚持天天放，随雏鹅日龄增加逐步延长放牧时间，加大放牧距离，相应减少喂青次数，白天甚至不喂，只需夜间补饲1次。每天争取放5～6个饱，所谓吃饱，即鹅的嗉囊发鼓发胀到喉部下方处，即为一个饱的标志，收牧时清点数，毛干后再赶回育雏室。 防疫灭病在1～2日龄注射小鹅瘟抗血清05～1毫升/只或小鹅瘟高免卵黄抗体1毫升/只，也可在雏鹅3日龄皮下注射10倍稀释的小鹅瘟疫苗02毫升/只；5～7日龄用鹅副黏病毒油乳剂灭活苗肌肉或皮下注射03毫升/只；在鸭瘟常发生地区雏鹅在5～10日龄取鸭瘟弱毒疫苗2～3只份，用05毫升生理盐水稀释后肌肉注射；30日龄左右用01%的敌杀死对鹅体喷洒，杀灭体外寄生虫。 预防性投药一般出壳羽毛干后运到育雏室，稍加休息就可以饮水，1日龄饮5%多维葡萄糖水或5%～8%蔗糖水，以增加雏鹅能量，促进胎粪排除；2日龄饮002%高锰酸钾水，以清洗和消毒胃肠道，并补充锰元素；3日龄饮01%穿心莲和板蓝根(大青叶)水，以清胃解毒，健胃杀菌；4～7日龄投喂002%土霉素和强力霉素10～20毫克/只，以及沙星类等药物，以防止雏鹅胃肠道疾病。一旦发现雏鹅食欲不振、打蔫、粪便异常，立即投喂003%土霉素或卡那霉素，与水混合内服，每升水加入30～120毫克，每天2次，连用2～3天。 饮水与开食头3天最好饮温开水，每昼夜饮水不少于6～8次。经过长途运输或饮水不足容易出现脱水现象，表现为粘膜干燥，眼凹陷、脚蹼皮肤干瘪、皱缩、羽毛逆立、体重减轻，应立即采取相应措施：提高育雏室温到30℃～32℃，用09%的食盐水浸泡细菜叶，令其充分采食，然后喂精料，最后再饮水，发现雏鹅脱水或极度口渴时，第1次饮水必须限制饮水量，逐渐增加饮水量，切忌暴饮，以防水中毒。饮水后1小时就可以开食，开始以细小的谷实类饲料为好，如小米、碎米等，经水浸泡2小时左右，喂前沥干水分，或喂半生不熟的米饭，不粘不烂，或蒸六七分熟的玉米面窝头，用麸皮或玉米面将窝头搓成小颗粒喂给。开食时可把精料撒在草席或暗色塑料布上，任其啄食。然后再喂青绿饲料。每昼夜喂6～8次，其中夜间2～3次。每天喂的次数宜多不宜少，每次喂量宜少不宜多。喂的方法是“先饮后喂，定时定量，少给勤添，防止暴饮暴食”。2～3天后按定时、定量、定质饲喂。4日龄开始喂不溶性河砂，以帮助消化，喂量占精料的1%，大小1～15毫米，喂前砂砾用清水冲洗干净或砂锅消毒，每周喂量一次性喂完，切勿天天喂和敞开喂，否则招致“食砂癖”，影响对其他饲料采食。 “三度”的控制“三度”系指温度、湿度和密度。一般雏鹅的保温期为3～4周。舍内温度要平稳。稳中有降，切勿忽高忽低，忽冷忽热，否则影响雏鹅健康与整齐度。温度计应悬挂在鹅群中央，高度距垫料8厘米左右，应尽量保持雏舍干燥，有利于减少胃肠疾病和球虫病的发生。1～5日龄：温度27℃～28℃，相对湿度65%～75%，饲养密度：中、小型鹅种每平方米15～20只，大型鹅种12～15只；6～10日龄：温度25℃～26℃，相对湿度60%～65%，饲养密度：中、小型鹅种10～15只，大型鹅种8～10只；11～15日龄：温度22℃～24℃，相对湿度60%～65%，饲养密度：中、小型鹅种6～10只，大型鹅种5～8只；16～20日龄：温度20℃～22℃，相对湿度65%～70%，饲养密度：中、小型鹅种5～6只，大型鹅种4～5只。 通风与光照育雏室空气越新鲜，雏鹅长的越快，成活率越高。若发现育雏室二氧化碳、氨、硫化氢等有害气体多，有刺鼻、眼感觉，应先把雏鹅赶起来活动一会，再逐渐打开门窗通风换气，不要有过堂风吹到鹅身体上。一般以人进入鹅舍时不觉得闷气，没有刺鼻眼的臭味为宜。 育雏期间，一般要保持较长的光照时间，有利于雏鹅熟悉环境，增加运动，便于采食、饮水。1～3日龄24～23小时光照，4～15日龄18小时光照，16日龄逐渐减为自然光照，晚上需开灯喂料。光照强度0～7日龄每15平方米用1个40瓦灯泡，8日龄后换用25瓦灯泡，高度距鹅背部2米左右。 放牧与放水雏鹅放牧地应“就近、平坦、草嫩、水洁、僻静”。鹅群大小以300～500只为宜，将日龄、大小、强弱接近的组成一群，最好采用全进全出制的管理方式。 雏鹅初次放牧与放水时间视外界气温而定。天气暖和时间在7～11日龄开始放牧，冷天在15～20日龄。必须选择风和日暖的天气。待饲喂完后，将其赶到附近平坦草地上放牧，任其自由采食青草，放牧05～1小时左右，赶到清洁的浅水塘中嬉水几分钟，再赶到岸上让其梳理绒毛。切忌在日光暴晒的中午放牧，暴风雨来临时，立即将雏鹅赶回舍内或避风遮雨的场所。初次放牧后，只要天气好，要坚持天天放，随雏鹅日龄增加逐步延长放牧时间，加大放牧距离，相应减少喂青次数，白天甚至不喂，只需夜间补饲1次。每天争取放5～6个饱，所谓吃饱，即鹅的嗉囊发鼓发胀到喉部下方处，即为一个饱的标志，收牧时清点数，毛干后再赶回育雏室。 防疫灭病在1～2日龄注射小鹅瘟抗血清05～1毫升/只或小鹅瘟高免卵黄抗体1毫升/只，也可在雏鹅3日龄皮下注射10倍稀释的小鹅瘟疫苗02毫升/只；5～7日龄用鹅副黏病毒油乳剂灭活苗肌肉或皮下注射03毫升/只；在鸭瘟常发生地区雏鹅在5～10日龄取鸭瘟弱毒疫苗2～3只份，用05毫升生理盐水稀释后肌肉注射；30日龄左右用01%的敌杀死对鹅体喷洒，杀灭体外寄生虫。

　　总的来说，瘟疫是由于一些强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细菌、病毒引起的传染病。

　　一般是自然灾害后，环境卫生不好引起的。

　　温疫在我国史料中早有记载。如《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说明当时对温疫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认为温疫一年四季皆可发生，原因之一是由于时令之气的不正常，是由“非时之气”造成的。

　　现存最早的中医古籍《黄帝内经》也有记载。如《素问•刺法论》指出：“五疫之至，皆向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素问•本能病》篇：“厥阴不退位，即大风早举，时雨不降，湿令不化，民病温疫，疵废。风生，民病皆肢节痛、头目痛，伏热内烦，咽喉干引饮。”指出温疫具有传染性、流行性、临床表现相似、发病与气候有关等特点，并认为只要“正气存内”，就能“避其毒气”。

　　东汉时期的张仲景在其著作《伤寒杂病论》的序言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公元196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文中的“伤寒”，除了指外感热病外，还包括了当时的烈性传染病，可见当时温疫流行之猖獗。

　　曹植《说疫气》记载“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描绘了当疫病流行的惨状，并明确指出：“疠气流行”，并非“鬼神所作”，而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所致。

　　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七哀诗》中也记载：“……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是当时凄凉情景的真实写照。据史料记载，从汉桓帝刘志，至汉献帝刘协的七十余年中，记载有疫病流行17次。疫情连年，民不聊生，即使是士大夫们也未能幸免。如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也一时俱逝。其惨状可见一斑。

　　晋朝葛洪《肘后备急方》对温疫也有论述，认为“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并立“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一章，记载了辟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辟温病散等治疗、预防温疫的方剂。

　　隋朝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疫疠病诸候》认为疫疠病“其病与时气、温、热等病相类，皆有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风疾雨，雾露不散，则民多疾疫。病无长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厉之气，故云疫疠病。”并认为岭南地区的青草瘴、黄芒瘴等瘴气也属疫疠病范围。并进一步指出：“此病皆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故须预服药及为法术以防之。”

　　唐朝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九•伤寒》立“辟温”一章，记载治疗温疫的方剂。

　　出于唐朝王冰以后的《素问》遗篇，认为温疫与五运六气变化异常有一定的关系，故有金疫、木疫、水疫、火疫、土疫“五疫”及“五疠”之称。说明古人已经意识到温疫的致病原因不同于一般的六*外邪，而是一种疫毒之气。

　　金代医家张从正《儒门事亲•卷一•立诸时气解利禁忌式三》：指出“又如正二三月，人气在上，瘟疫大作，必先头痛或骨节疼，与伤寒、时气、冒暑、风湿及中酒之人其状皆相类。慎勿便用巴豆大毒之药治之。……夫瘟疫在表不可下，况巴豆之丸乎。”对瘟疫的临床表现、治疗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元代医家朱丹溪《丹溪心法•卷一•温疫五》：“瘟疫众一般病者是，又谓天行时疫。治有三法：宜补，宜散，宜降。”总结了温疫的治疗方法。

　　明朝医家吴又可目睹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在前人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对温疫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探讨。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论述温疫的专著，对温疫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认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指出温疫的致病因子是“异气”，又称“疫气”、“疠气”“戾气”等，是对温疫病因的创见。

　　吴氏认为戾气是物质性的，可采用药物制服。虽然戾气“无形可求，无象可见，况无声复无臭，何能得睹得闻”，但它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又进一步指出“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

　　戾气是通过口鼻侵犯体内的。认为“邪从口鼻而入”，又感染戾气的方式，“有天受，有传染，所感虽殊，其病则一”。

　　而人体感受戾气之后，是否致病则决定于戾气的量、毒力与人体的抵抗力。指出“其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而不胜正，未能顿发”；“其年气来之厉，不论强弱，正气稍衰者，触之即病”；“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

　　戾气引起的疫病，有大流行性与散发性的不同表现。而戾气致病又有地区性与时间性的不同情况。此外，由于戾气的种类不同，所引起的疾病也不同，侵犯的脏器部位也不一。认为“……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并且还指出人类的疫病和禽兽的瘟疫是由不同的戾气所引起的。

　　吴又可在《温疫论》中，还创制了不少独特的、行之有效的治疫方剂。《温疫论》是我国医学文献中论述急性传染病的一部划时代著作，至今仍可用来指导临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清朝余师愚，著有《疫疹一得》。其在吴又可《温疫论》的基础上，认为疫疹的病因是疠气，指出“一人得病，传染一家，轻者十生八九，重者十存一二，合境之内，大率如斯。”并根据暑热疫的病证特点，创立“清瘟败毒饮”一方，以重用石膏为主，为温疫病的辨证论治开拓了新的境地。

　　综上所述，中医药学在与温疫长期的斗争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与临床治疗方法。应该充分发挥中医药治疗急性传染病的作用。

　　瘟疫成人类头号杀手列入八国首脑议题

　　近期，八国集团***(G8)将在日本冲绳举行年度会议。鉴于包括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等在内的传染病已成为人类头号杀手，其所带来的经济损失更是难以数计，如何遏止全球瘟疫的蔓延将首次正式列入此次会议的议题。

　　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发言人格里高利-哈特尔表示，“此举标志着人类在与传染病的斗争中迈出了重要一步。如果不采取措施，这三种传染病很有可能彻底摧毁人类经济和社会结构。相反，如果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能共同为此做出贡献，事情将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据了解，目前全世界共有3500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其中70%的人生活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该地区迄令为止已有1100万人死于艾滋病。

　　三分之一的艾滋病患者最后都死于肺结核，后者每年夺去200万人的生命，同时又有800万人感染，几乎全部集中在发展中国家。

　　疟疾只需借助蚊子叮咬就可以传染，在非洲，它每年要夺取100万人的生命。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在发展中国家，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疫这三种传染病使各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其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过去35年中，仅疟疫一种传染病就使国内生产总值损失了三分之一。

　　法国总统希拉克在一次重大艾滋病会议上曾表示，他将在八国集团***会议上敦促其他国家的***支持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医疗水平。

　　从以往的情况来看，八国集团所做的允诺往往最终不能兑现。例如，去年，八国集团曾宣布将为世界上最贫穷国家削减1000亿美元的债务，但迄令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采取具体行动。

　　有鉴于此，正在积极呼吁向贫穷国家提供廉价药品的世界慈善医疗卫生阵线(MSF)警告说，八国集团必须用实际行动来实现所许下的诺言。

　　MSF女发言人萨曼莎-波尔顿说，“八国集团应该提供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生产一些普通药品，如治疗艾滋病的抗逆转录酶病毒药品，以使这些国家摆脱对国外大医药公司的依赖。”

　　此外，鼓励、支持公共研究机构的研究工作也非常重要，研制新药品不应该象商品一样为某个跨国大公司所垄断。肺结核的治疗就是一个突出例子。目前仅有的一种疫苗还是在1923年发现的，此后，几乎没有人再去研究新的更为有效的药品。而这种名为TB的疫苗经过30多年的运用之后，不仅价钱昂贵，而且药力也在逐渐下降。

　　波尔顿说，“肺结核是穷人的疾病。如果感染了肺结核，你必需呆在医院里几个月，无法工作，而这对许多人来说是根本负担不起的。”

在古代，瘟疫发生时，朝廷又是怎样带领民众抗疫的呢？在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里受政治体制、医疗水平和战乱的影响，朝廷并没有专业的公共医疗监控系统。也就是现在每个国家都有的CDC（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往往发生重大瘟疫时朝廷一般会派些医官下去救治，采取迁移人口，隔绝疫区等行政手段。这其实只是亡羊补牢之举。

到了唐朝，政府终于意识到“疫”重在防。设置了医生巡疗体系，也就是专业的医官，叫医博士或者医学博士，领导一些医学生组成医学团队，到全国各地巡视。防治疫病也是他们的重要工作内容。到宋代的时候，官方在全国各地又设置了官药局，还有安济坊、养济院等医疗慈善机构。并且在唐宋两朝都比较注重对各类疾病预防知识的普及，并张榜公布对各种疾病需要的药物名称、剂量和用法。这些措施有效预防了疫病的发生。

特别在宋朝时，统治者已认识到瘟疫一旦爆发不仅导致大量人口死亡，甚至动摇国本，危及到王朝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设置了惠及广大百姓的“惠民药房”，并于宋熙宁九年（1076）创办官办药局——买药所。也就是负责制作和出售中成药专业机构。这种药局在全国各地都有设置，每到疫情高发季节或逢旱涝荒灾之年，政府就会派医官送医送药，为百姓诊治。

到元朝和明朝时代惠民药房依然存在的。如《明史职官志》记载“洪武三年置惠民药局，府设提领，州设医官，凡军民之贫病者，给之医药”。但到了明朝中后期随着明王朝统治的日腐败，惠民药局也渐渐没落。到清朝更没有重新启用这一很好的医疗机构，在清宣统二年（1910）东北鼠疫发生时，政府只是临时设立了医官局，但已没有行政效力可言，这是由当时清政府腐败无能造成的。

其实中国古代抗疫最核心的力量来自老百姓和中医的力量。中医在传染病的防治中有很大的贡献，如宋朝时中医就研究出以人痘预防天花的方法。明朝医生就发现水的卫生很重要，就提出：山里清泉可直接饮用，但靠近人多居住的地方就需烧开喝。北宋时“医王”庞安时就曾经历过水源的污染导致开的药影响了治病效果的事件。

据说有一年大旱，湖北浠水县瘟疫流行，可庞安时发现开的药在别处可治病，在这里却不行。他通过调查走访发现村民们吃得水太脏了，他和徒弟又为村民找到干净的水源后，再施药救治，果然药到病除。清代名医吴宣嵩所著的《鼠疫治法》提出环境卫生的重要“庭堂房屋，洒光明，厨房沟渠，整理清洁，房屋窗户，通风透气，凡黑湿处切勿居住”。

古代历代中医都很注重传染病的防治与研究。两千多年前《黄帝内经》中就有关于疫病的记载，汉代张仲景就写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传染病专著《伤寒杂病论》。

三国时方士葛洪写的《肘后方》中，最早记载了一些传染病的症状及诊治方法。如天花、恙虫病等。并立“治漳气疫疠温毒诸方”一章，记载了劈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㢓散等治疗预防瘟疫的方剂。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中医诞生于原始社会，春秋战国时期中医理论已基本形成，后世不断的完善和补充，最终形成了一个有理论支撑、有实践指导的系统性中医。

中医以阴阳五行作为理论基础，将人体看成是气、形、神的统一体，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探求病因、病性、病位、分析病机。制定“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治法，使用中药、针灸、推拿、按摩、拔罐、气功、食疗等多种治疗手段，使人体达到阴阳调和而康复。

由于近代以来中医从上倒下受到打压，中医的发展历经艰难。作为一个保障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医术也备受质疑，以至于有人怀疑中医在历史上是否有攻克过疾病、战胜过瘟疫？

据《中国疫病史鉴》记载，从西汉到清末，中国至少发生过321次大型瘟疫。但是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像西班牙大流感、欧洲黑死病、全球鼠疫那样一次瘟疫就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的悲剧。这就是因为中医与各种瘟疫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生死对决，在有限的地域和时间内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

说起瘟疫，最让人恐怖的当属于天花病毒，在整个天花的历史上，总共造成了数亿人死亡，而最先发现预防天花的还是来源于中医。中医名医孙思邈用取自天花口疮中的脓液敷着在皮肤上来预防天花。到明代以后，人痘接种法盛行起来。在此基础之上，1796年，英国乡村医生爱德华·詹纳发现了危险性更小的牛痘接种方法。

到目前为止，天花病毒是唯一被消灭的病毒，其中中医的贡献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奠定了天花接种的基本原理。

一、古书记载，很多预防与治疗瘟疫疾病的方法中，“隔离”是古人很早意识到的一个最佳的预防疫病办法。 比如，《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两千多年前的秦国便有将麻风病人集中迁移到“疠所”居住的规定。在汉代，朝廷就要求做好隔离工作，以预防人与人的传播。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曾设立了专门的病人隔离机构“六疾馆”，以隔离收治患上温疫之人。隋朝与萧齐类似，专门为麻风病人设立“疠人坊”。

二、艾灸作用甚大，能“壮固根蒂，保护形躯，熏蒸本原，却除百病，蠲五脏之痛患，保一身之康宁。”所以古人非常重视趁未病时艾灸以避免感染疫毒。《扁鹊心书》里讲道：“保命之法，灼艾第一”，强调艾灸能保命，不但可用于治疗，亦可用于预防。

平常人没有生病，也可以艾灸。扁鹊认为：“人无病时，常灸关元、气海、命门、中脘，虽未得长生，亦可保百余年寿矣。”明确地说，不病之人可以施灸，灸能延寿。

三、通过中药药浴来避邪，这个方法值得我们学习。

比如，《内经》提出：“又一法，于雨水日后，三浴以药泄汗。”又如，清代刘松峰在《松峰说疫》一书中记载：“于谷雨以后，用川芎、苍术、白芷、零陵香各等分，煎水沐浴三次，以泄其汗，汗出臭者无病”。

药浴后不再次冲水，直接擦干穿衣即可。唯洗浴后要马上擦干，以免毛孔打开后易受风寒。

另外，古书还有记载用佩兰等草药洗浴，可以预防疫病，保持健康。

四、今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期间，不少中医人及中医院都提供了预防药方。其实，古人也有预防方。

比如，晋代大医葛洪《肘后备急方》就记载了一个度瘴散，“辟山瘴恶气。若有黑雾郁勃及西南温风，皆为疫疠之候方。麻黄，椒各五分，乌头三分，细辛、术、防风、桔梗、桂、干姜各一分，捣，筛，平旦酒服一盏匕。辟毒诸恶气，冒雾行，尤宜服之。”此方中乌头辛热有毒，切记不可滥用。但此方甚是高明，多取辛温通气诸药，能宣畅人体阳气，使邪气不能着人。

再举葛洪书中的内服药方：“常用辟温病散方：真珠，肉桂各一分，贝母三分熬之，鸡子白熬令黄黑，三分，捣筛，岁旦服方寸匕，若岁中多病，可月月朔望服之，有病即愈，病患服者，当大效。”

五、古人的消毒，一般是针对病人用过的所有衣物。大多用蒸煮的方法，进行高温灭菌。

比如，李时珍使用的，是蒸汽消毒法。而这个方法在清代也有记载，贾山亭《仙方合集•辟瘟诸方》说：“天行时疫传染，凡患疫之家，将病人衣服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

古人没有一次性衣服，更没有防护服。这种衣服蒸煮消毒的方法很有价值，远比今人的方法经济、实用，减少浪费。

“气”是中医对自然及人体疾病的认识核心，瘟疫的发生也多从其探讨

中医治疫，源远流长。传统医学认为，瘟疫的发生多与“气”有关，“气”是中医对自然及人体疾病的认识核心。总体来说，古代医家对于疫病来源的认识有三种说法：一是“时气说”，二是“戾气说”，三是“瘴气说”。

持“时气说”者，如西晋时期的太医令王叔和，他认为不正常的气候变化即“非时之气”，会导致疫病发生。他在《伤寒论·伤寒例》中指出：“凡时行者，春时应暖而反大寒，夏时应热而反大凉，秋时应凉而反大热，冬时应寒而反大温，此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也。”意思是说，异常而剧烈的气候变化是导致人们罹患流行性传染病的重要因素。那么，如何判断“非时之气”古代医家往往选择某个节气进行观察，将此时的气候状况与此节气应有的气候对比，借以判断是否属于“非时之气”。如王叔和在二十四节气之日观察四季气候，并根据四季气温寒热温凉的不同，判断正常气候到来的早晚，若前后时间超出了一定范围则认为不正常，可导致疫病发生。他认为，正常气候为春暖、夏热、秋凉、冬寒，而“非其时而有其气”，是疫病发生的条件。具体讲，正常时节的温凉寒热，时间上最多允许有三个节气的差别，如果“其冬有非节之暖”或“从春分以后，至秋分节前，天有暴寒者”(该寒而热、该热而寒)，则为“非时之气”致疫。

持“戾气说”的代表医家是明末清初的吴又可。吴又可在《温疫论》中创造性地提出了瘟疫的病因非风、非寒、非暑、非湿，而是“天地间一种异气所感”，他又将“异气”称为“戾气”“疠气”“杂气”等。吴又可创立了新的瘟疫病病因学说——“戾气学说”，认为瘟疫不同于伤寒和普通的感冒，也不同于时令不正所引起的“时行病”，时行病不会形成大流行，而瘟疫会引起大流行，即所谓“沿门阖户，无问大小，病状相似”。疫疠之邪不是风、寒、暑、湿、燥、火等一般的外邪，它是“天地间别有的一种异气”，这种异气的特点是不能察见、嗅闻和触知。如上所述，吴又可指出瘟疫是由某种特殊的疠气所导致的一种具有广泛流行性和传染性的疾病，无论男女老少，体质强弱，一旦接触，皆可发病。吴又可的“疠气学说”突破了千年的旧说，与现代传染病学对于病原体特征的认识基本相符。

持“瘴气说”者认为，某些疫病的产生是由于在特定地区感染了“瘴气”所致，此种疫病也被称为“瘴疫”。瘴气又称“瘴毒”，最初是中国北方地区的人到达岭南后因不适应当地的湿热蒸郁之气，水土不服或感染疟疾，因为当时不明白具体病因，故而笼统称为瘴气，如明代虞抟在《医学正传》中曾说：“岭南闽广等处曰瘴气，盖指山岚雾露烟瘴湿热恶气而名也。”部分医家认为，瘴气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指疟疾，广义指发生在特定地域并与该地域气候密切相关的某些疫病，如明代武之望在《济阳纲目》中曾提到：“凡人感冒山岚烟雾，蛇虺毒气，其证恶寒战栗，发作头疼，休作无时。”可见此类疫病的发生和流行有一定地域性，与当地气候环境关系很大。▲

　　传染病

　　麻风（leprosy）是由麻风杆菌引起的一种慢性传染病，主要病变在皮肤和周围神经。临床表现为麻木性皮肤损害、神经粗大，严重者甚至肢端残废。本病在世界上流行甚广，我国则流行于广东、广西、四川、云南以及青海等省、自治区。建国后由于积极防治，本病已得到有效的控制，发病率显著下降。

　　病因及传染途径

　　本病由麻风分支杆菌感染引起，从染色特性而论，麻风菌和结核杆菌一样，是一种抗酸菌。麻风菌的形态和结核菌相似，但较粗短，人工培养迄今尚未成功。本病的传染途径尚未十分明了，其传染源为瘤型和界限类患者，患者的鼻、口分泌液、汗液、泪液、乳汁、精液及阴道分泌物均含麻风菌，通常认为主要传染方式是藉上述分泌液或患者皮肤病变的微小伤口（甚至无破损的病变皮肤）排出的菌感染他人，一般系通过长期的直接接触，但间接接触（通过衣服、用具）可能也起一定作用。麻风杆菌侵入体内后，先潜伏于周围神经的鞘膜细胞或组织内的巨噬细胞内，受染后是否发病以及发展为何种病理类型，取决于机体的免疫力。对麻风杆菌的免疫反应以细胞免疫为主，患者虽亦有特异性抗体的产生，但抗体对抑制和杀灭麻风杆菌似不起重要作用。在细胞免疫力强的状态下，麻风杆菌将被巨噬细胞消灭而不发病，反之，麻风杆菌得以繁殖，引起病变。本病的潜伏期长达2～4年，但也有在感染数月后发病者。

　　麻风杆菌不能体外培养，使该菌表型鉴定困难。最近，用麻风杆菌特异核酸探针以点印迹杂交可分析活检组织中的麻风杆菌。PCR技术已被迅速应用于麻风病的诊断。

　　病理变化

　　由于患者对麻风杆菌感染的细胞免疫力不同，病变组织乃有不同的组织反应。据此而将麻风病变分为下述两型和两类：

　　1．结核样型麻风（tuberculoid leprosy） 本型最常见，约占麻风患者的70％，因其病变与结核性肉芽肿相似，故称为结核样麻风。本型特点是患者有较强的细胞免疫力，因此病变局限化，病灶内含菌极少甚至难以发现。病变发展缓慢，传染性低。主要侵犯皮肤及神经，绝少侵入内脏。

　　（1）皮肤：病变多发生于面、四肢、肩、背和臀部皮肤，呈境界清晰、形状不规则的斑疹或中央略下陷、边缘略高起的丘疹。镜下，病灶为类似结核病的肉芽肿，散在于真皮浅层，有时病灶和表皮接触。肉芽肿成分主要为类上皮细胞，偶有Langhans巨细胞，周围有淋巴细胞浸润（图18-17）。病灶中央极少有干酪样坏死，抗酸染色一般不见抗酸菌。因病灶多围绕真皮小神经和皮肤附件，故引起局部感觉减退和闭汗。病变消退时，局部仅残留少许淋巴细胞或纤维化，最后，炎性细胞可完全消失。

　　图18-17 结核样型麻风

　　真皮内有主由类上皮细胞构成的结节状病灶，其中可见Langhans细胞，颇似结核结节，但中央无干酪样坏死

　　（2）周围神经：最常侵犯耳大神经、尺神经、桡神经、腓神经及胫神经，多同时伴有皮肤病变，纯神经麻风而无皮肤病损者较少见。神经变粗，镜下有结核样病灶及淋巴细胞浸润。和皮肤病变不同的是神经的结核样病灶往往有干酪样坏死，坏死可液化形成所谓“神经脓肿”。病变愈复时类上皮细胞消失，病灶纤维化，神经的质地因而变硬。神经的病变除引起浅感觉障碍外，还伴有运动及营养障碍。严重时出现鹰爪手（尺神经病变使掌蚓状肌麻痹，使指关节过度弯曲、掌指关节过度伸直所致）、垂腕、垂足、肌肉萎缩、足底溃疡以至指趾萎缩或吸收、消失。在有效的防治措施下，上述肢体改变已不复见到。

　　2．瘤型麻风（lepromatous leprosy） 本型约占麻风患者的20％，因皮肤病变常隆起于皮肤表面，故称瘤型。本型的特点是患者对麻风杆菌的细胞免疫缺陷，病灶内有大量的麻风杆菌，传染性强，除侵犯皮肤和神经外，还常侵及鼻粘膜、淋巴结、肝、脾以及睾丸。病变发展较快。

　　（1）皮肤：初起的病变为红色斑疹，以后发展为高起于皮肤的结节状病灶，结节境界不清楚，可散在或聚集成团块，常溃破形成溃疡。多发生于面部、四肢及背部。面部结节呈对称性，耳垂、鼻、眉弓的皮肤结节使面容改观，形成狮容（facies leontina）。

　　镜下，病灶为由多量泡沫细胞（foamy cell）组成的肉芽肿，夹杂有少量淋巴细胞。泡沫细胞来源于巨噬细胞，在吞噬麻风杆菌后，麻风杆菌的脂质聚集于巨噬细胞浆内，乃使后者呈泡沫状。抗酸染色可见泡沫细胞内含多量麻风杆菌，甚至聚集成堆，形成所谓麻风球（globus leprosus）。病灶围绕小血管和附件，以后随病变发展而融合成片，但表皮与浸润灶之间有一层无细胞浸润的区域（图18-18），这是结核样型麻风所没有的。由于患者对麻风杆菌的细胞免疫缺陷，病灶内不出现类上皮细胞，淋巴细胞也很少。经治疗病变消退时，麻风杆菌数量减少，形态也由杆状变为颗粒状，泡沫细胞减少或融合成空泡，纤维组织增生。最后病灶消退仅留瘢痕。

　　图18-18 瘤型麻风

　　表皮萎缩变薄，真皮内有泡沫细胞的弥漫浸润，后者与表皮层间有一薄层无细胞浸润区相隔

　　（2）周围神经：受累神经也变粗，镜下，神经纤维间的神经束衣内有泡沫细胞和淋巴细胞浸润，抗酸染色可在泡沫细胞和Schwann细胞内查得多量麻风杆菌。晚期，神经纤维消失而被纤维瘢痕所代替。神经病变的临床表现和结核样型相似。

　　（3）粘膜：鼻、口腔，甚至喉和阴道粘膜均可受累，尤以鼻粘膜最常发生病变。

　　（4）脏器：肝、脾、淋巴结和睾丸等脏器常被瘤型麻风波及，可伴有肝、脾和淋巴结的肿大。镜下皆见泡沫细胞浸润。睾丸的曲细精管如有泡沫细胞浸润，可使精液含有麻风菌而通过性交传染他人。

　　3．界限类麻风（borderline leprosy） 本型患者免疫反应介于瘤型和结核样型之间，病灶中同时有瘤型和结核样型病变，由于不同患者的免疫反应强弱不同，有时病变更偏向结核型或更偏向瘤型。在瘤型病变内有泡沫细胞和麻风菌。

　　4．未定类麻风 本类是麻风病的早期改变，病变非特异性，只在皮肤血管周围或小神经周围有灶性淋巴细胞浸润。抗酸染色不易找到麻风菌。多数病例日后转变为结核样型。少数转变为瘤型。

　　麻风的早期诊断和分型有赖于活体组织检查。及时的有效治疗可治愈。

　　瘟疫

　　总的来说，瘟疫是由于一些强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细菌、病毒引起的传染病。

　　一般是自然灾害后，环境卫生不好引起的。

　　温疫在我国史料中早有记载。如《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说明当时对温疫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认为温疫一年四季皆可发生，原因之一是由于时令之气的不正常，是由“非时之气”造成的。

　　现存最早的中医古籍《黄帝内经》也有记载。如《素问•刺法论》指出：“五疫之至，皆向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素问•本能病》篇：“厥阴不退位，即大风早举，时雨不降，湿令不化，民病温疫，疵废。风生，民病皆肢节痛、头目痛，伏热内烦，咽喉干引饮。”指出温疫具有传染性、流行性、临床表现相似、发病与气候有关等特点，并认为只要“正气存内”，就能“避其毒气”。

　　东汉时期的张仲景在其著作《伤寒杂病论》的序言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公元196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文中的“伤寒”，除了指外感热病外，还包括了当时的烈性传染病，可见当时温疫流行之猖獗。

　　曹植《说疫气》记载“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描绘了当疫病流行的惨状，并明确指出：“疠气流行”，并非“鬼神所作”，而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所致。

　　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七哀诗》中也记载：“……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是当时凄凉情景的真实写照。据史料记载，从汉桓帝刘志，至汉献帝刘协的七十余年中，记载有疫病流行17次。疫情连年，民不聊生，即使是士大夫们也未能幸免。如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也一时俱逝。其惨状可见一斑。

　　晋朝葛洪《肘后备急方》对温疫也有论述，认为“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并立“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一章，记载了辟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辟温病散等治疗、预防温疫的方剂。

　　隋朝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疫疠病诸候》认为疫疠病“其病与时气、温、热等病相类，皆有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风疾雨，雾露不散，则民多疾疫。病无长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厉之气，故云疫疠病。”并认为岭南地区的青草瘴、黄芒瘴等瘴气也属疫疠病范围。并进一步指出：“此病皆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故须预服药及为法术以防之。”

　　唐朝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九•伤寒》立“辟温”一章，记载治疗温疫的方剂。

　　出于唐朝王冰以后的《素问》遗篇，认为温疫与五运六气变化异常有一定的关系，故有金疫、木疫、水疫、火疫、土疫“五疫”及“五疠”之称。说明古人已经意识到温疫的致病原因不同于一般的六*外邪，而是一种疫毒之气。

　　金代医家张从正《儒门事亲•卷一•立诸时气解利禁忌式三》：指出“又如正二三月，人气在上，瘟疫大作，必先头痛或骨节疼，与伤寒、时气、冒暑、风湿及中酒之人其状皆相类。慎勿便用巴豆大毒之药治之。……夫瘟疫在表不可下，况巴豆之丸乎。”对瘟疫的临床表现、治疗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元代医家朱丹溪《丹溪心法•卷一•温疫五》：“瘟疫众一般病者是，又谓天行时疫。治有三法：宜补，宜散，宜降。”总结了温疫的治疗方法。

　　明朝医家吴又可目睹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在前人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对温疫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探讨。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论述温疫的专著，对温疫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认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指出温疫的致病因子是“异气”，又称“疫气”、“疠气”“戾气”等，是对温疫病因的创见。

　　吴氏认为戾气是物质性的，可采用药物制服。虽然戾气“无形可求，无象可见，况无声复无臭，何能得睹得闻”，但它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又进一步指出“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

　　戾气是通过口鼻侵犯体内的。认为“邪从口鼻而入”，又感染戾气的方式，“有天受，有传染，所感虽殊，其病则一”。

　　而人体感受戾气之后，是否致病则决定于戾气的量、毒力与人体的抵抗力。指出“其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而不胜正，未能顿发”；“其年气来之厉，不论强弱，正气稍衰者，触之即病”；“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

　　戾气引起的疫病，有大流行性与散发性的不同表现。而戾气致病又有地区性与时间性的不同情况。此外，由于戾气的种类不同，所引起的疾病也不同，侵犯的脏器部位也不一。认为“……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并且还指出人类的疫病和禽兽的瘟疫是由不同的戾气所引起的。

　　吴又可在《温疫论》中，还创制了不少独特的、行之有效的治疫方剂。《温疫论》是我国医学文献中论述急性传染病的一部划时代著作，至今仍可用来指导临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清朝余师愚，著有《疫疹一得》。其在吴又可《温疫论》的基础上，认为疫疹的病因是疠气，指出“一人得病，传染一家，轻者十生八九，重者十存一二，合境之内，大率如斯。”并根据暑热疫的病证特点，创立“清瘟败毒饮”一方，以重用石膏为主，为温疫病的辨证论治开拓了新的境地。

　　综上所述，中医药学在与温疫长期的斗争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与临床治疗方法。应该充分发挥中医药治疗急性传染病的作用。

　　瘟疫成人类头号杀手列入八国首脑议题

　　近期，八国集团***(G8)将在日本冲绳举行年度会议。鉴于包括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等在内的传染病已成为人类头号杀手，其所带来的经济损失更是难以数计，如何遏止全球瘟疫的蔓延将首次正式列入此次会议的议题。

　　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发言人格里高利-哈特尔表示，“此举标志着人类在与传染病的斗争中迈出了重要一步。如果不采取措施，这三种传染病很有可能彻底摧毁人类经济和社会结构。相反，如果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能共同为此做出贡献，事情将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据了解，目前全世界共有3500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其中70%的人生活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该地区迄令为止已有1100万人死于艾滋病。

　　三分之一的艾滋病患者最后都死于肺结核，后者每年夺去200万人的生命，同时又有800万人感染，几乎全部集中在发展中国家。

　　疟疾只需借助蚊子叮咬就可以传染，在非洲，它每年要夺取100万人的生命。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在发展中国家，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疫这三种传染病使各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其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过去35年中，仅疟疫一种传染病就使国内生产总值损失了三分之一。

　　法国总统希拉克在一次重大艾滋病会议上曾表示，他将在八国集团***会议上敦促其他国家的***支持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医疗水平。

　　从以往的情况来看，八国集团所做的允诺往往最终不能兑现。例如，去年，八国集团曾宣布将为世界上最贫穷国家削减1000亿美元的债务，但迄令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采取具体行动。

　　有鉴于此，正在积极呼吁向贫穷国家提供廉价药品的世界慈善医疗卫生阵线(MSF)警告说，八国集团必须用实际行动来实现所许下的诺言。

　　MSF女发言人萨曼莎-波尔顿说，“八国集团应该提供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生产一些普通药品，如治疗艾滋病的抗逆转录酶病毒药品，以使这些国家摆脱对国外大医药公司的依赖。”

　　此外，鼓励、支持公共研究机构的研究工作也非常重要，研制新药品不应该象商品一样为某个跨国大公司所垄断。肺结核的治疗就是一个突出例子。目前仅有的一种疫苗还是在1923年发现的，此后，几乎没有人再去研究新的更为有效的药品。而这种名为TB的疫苗经过30多年的运用之后，不仅价钱昂贵，而且药力也在逐渐下降。

　　波尔顿说，“肺结核是穷人的疾病。如果感染了肺结核，你必需呆在医院里几个月，无法工作，而这对许多人来说是根本负担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