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设计的历史（书籍形式的演变）2009-06-25 14:49三、书籍形式的演变

纸的发明，对我国书籍发展的影响是划时代的；而隋唐时期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不仅加速了知识和信息的传播，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书籍的形式，促使书籍不断地变换着自身的模样，或卷、或折，一路发展而来。

叶子

经过长期的使用，卷轴装舒卷不易的缺点渐渐让人感到不方便，尤其在查对某个文字、某个记载时，就需要把书卷全部或部分舒展开来，既费时又费力，因此，人们就不断探索改良卷轴装的方法。

隋唐时期，佛学极为兴盛。大量佛教经典由印度传到中国，都是狭长的单页梵文贝叶经的形式。贝叶，是印度一种贝多树叶的简称，贝叶经的装法是将若干树叶，中间打孔穿绳，上下垫以板片，再以绳子捆扎而成。受这种装帧形式的影响，古人发展了汉文“梵夹装”。“梵夹”亦即佛经的意思，它是将一张张纸积叠起来，上下夹以木板或厚纸，再以绳子捆扎。

不过，梵文是由左向右横着书写的，这种形式和我国自上而下书写的习惯很不相适，因此，就将书写格式改为垂直竖写。

一般认为，书籍的发展是由卷轴直接转变为折叠，再转变成册页的形式。实际上，其间还经过了这个叶子的演变过程。

经折装

经折装就是把本来卷轴形式的卷子不用卷的办法，而是改用左右反复折合的办法，把它折成长方形的折子形式。在折子的最前面和最后面，也就是书的封面和封底，再糊以尺寸相等的硬板纸或木板作为书皮，以防止损坏。

佛教经典多采用经折装的形式，所以古人称这种折子为“经折”。经折装比卷轴装翻检

方便，要查哪一页，马上即可翻至，所以在唐及其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这种折子形式的书应用得很普遍。

旋风装

也许是经折装的书很容易散开，或是僧侣们诵经时还有不便之处，在经折装的基础上，人们又不断对它加以改进。古人将一大张纸对折，一半粘在第一页，另一半从书的右侧包到背面，与最后一页相接连，使之成为前后相连的一个整体，如同套筒；阅读时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再到第一页，如此可以循环往复，连续不断地诵唱经文；遇风吹时，书页随风飞翻犹如旋风，因此被形象地称为旋风装。

另有一种卷轴装的变形，是把逐张写好的书页，按照内容的顺序，逐次相错，粘在事先备好的卷子上，错落粘连，犹如旋风，也被称为“旋风装”，又称“龙鳞装”。阅读时从右向左逐页翻阅，收卷时从卷首卷向卷尾。从外表看，它与卷轴装没有什么区别，但展开后，页面的翻转阅读是它们的根本区别。这种装帧形式曾在唐代短暂流行。

蝴蝶装

蝴蝶装始于唐末五代，盛行于宋元，它的产生是和雕版印刷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宋代，是雕版印刷术发明后刻书的全盛时期。

鉴于经折装折痕处易于断裂，于是书籍形态就转而朝册页的方向发展，既避免了经折装的缺陷，也省却了将书页粘成长幅的麻烦。把长长的卷轴改为“册页”后，将书页从中缝处字对字向内对折，中缝处上下相对的鱼尾纹，是方便折叠时找准中心而设的。书页折完后，依顺序积起方形的一叠，再将折缝处粘在包背的纸上，这样一册书就完成了。翻阅时，书页如蝴蝶展翅，故称为蝴蝶装。叶德辉《书林清话》中说：“蝴蝶装者，不用线订，但以糊粘书背，以坚硬封面，以版心向内，单口向外，揭之若蝴蝶翼。”

蝴蝶装的封面，多用厚硬的纸，也有裱背上绫锦的。陈列时，往往书背向上，书口朝下依次排列，因书口处易被磨损，所以版面周边空间往往设计得特别宽大。

包背装

蝴蝶装比起卷轴是有很大改进，但它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一是必须连翻两页才能看到文字；二是粘胶的书背，如因胶性不牢，就容易产生书页脱落的现象。因阅读的不便又促使人们对蝴蝶装进行改良。

元代的包背装，是将书页有文字的一面向外，以折叠的中线作为书口，背面相对折叠。翻阅时，看到的都是有字的一面，可以连续不断地读下去，增强了阅读的功能性。为防止书背胶粘不牢固，采用了纸捻装订的技术，即以长条的韧纸捻成纸捻，在书背近脊处打孔。以捻穿订，这样就省却了逐页粘胶的麻烦。最后，以一整张纸绕书背粘住，作为书籍的封面和封底。

线装

由于包背装的纸捻易受到翻书拉力的影响而断开，同样造成书页散落的烦恼。因此，明朝中叶以后，又被线装的形式所取代。它不易散落，形式美观，是古代书籍装帧发展成熟的标志。

线装和包背装差别不大。线装的封面、封底不再用一整张纸绕背胶粘，而是上下各置一张散页，然后用刀将上下及书背切齐，并用浮石打磨，再在书脊处打孔用线串牢。线多为丝质或棉质，孔的位置相对书脊比纸捻远，以便装订后纸捻不显露出来。最常见的是四针眼订法，偶尔也有六针眼或八针眼的。有时，常将书脚用绫锦包起来，这叫做包角。

包背装和线装的书籍，书口易磨损破裂，因此，上架收藏采取平放的方式。为了方便起见，还在书根上靠近书背处写上书名和卷次。由于是平着摆放，封面也不需要使用厚硬的材料，多是用比书纸略厚一点的纸张，有时也用布面，故而具有柔软、亲切的感觉。

由于书籍柔软，为防其破损，多用木板或纸板制成书函加以保护。书函的尺寸大小依照实际需要而定，且形制多样。多用硬纸板为衬，白纸做里，外用蓝布或云锦做面。书函一般从书的封面、封底、书口和书脊四面折叠包裹成函，两头露出书的上下两边。也有六面全包严的叫“四合套”，在开函的地方常挖作月牙形或云头形，称作“月牙套”或“云头套”。另外，也有用木匣或夹板做成考究的书函，既保护书籍又增添书籍的艺术典雅之美。

为了保护珍贵典籍或明藏孤本，藏书家往往特制书卷装置以保存书籍。由此，书籍艺术的创造者施展智慧与技能，诞生出中国独特的丰富多彩的书籍装帧形态，成为一朵中国古籍文化艺苑中的奇葩。从《四库全书》的书函、《周易本义》书匣、《二十四史》藏书柜、《绮序罗芳》书屉、《御篡朱子全书》书箱………千姿百态中体现出中华书籍文化精华给予世界的贡献，为世人瞩目。

答案：老子玩琴图是一本中国古代琴谱，其装订方式有两种：线装和折页式装订。

解释：线装是将书页折叠成小册子，然后用线穿过书脊上的孔洞，再结成扎书的形式。这种装订方式适合于页数较多的书籍，可以使书籍更加牢固耐用。而折页式装订则是将书页对折成一个个小本子，然后将这些小本子用线或胶水粘合起来，最后再将整个书脊用胶带封住。这种装订方式适合于页数较少的书籍，可以使书籍更加轻便便携。

拓展：在古代，书籍的装订方式非常讲究，不同的书籍使用不同的装订方式，以彰显书籍的重要性和价值。线装是一种古老的装订方式，早在汉代就已经出现，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至今仍然被广泛使用。而折页式装订则是近几十年才出现的一种新型装订方式，由于其便携性和美观性，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

其形式基本为卷轴。史料记载：“宋以前之书籍均系若干卷，并无若干本……”刻印技术，始于隋。唐朝时宰相冯道、李愚等奏请刊印九经，从此，重要经书均要刻印。刻书风气，由此转入鼎盛。

造纸术的发明，尤其是植物纤维出现以后，人们便开始利用纸作为书写材料，同时，宋朝的书籍刊印水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宋代雕版印刷盛行，从而刻本取代抄本成为图书流传的主要形式，线装书以宋刻为最佳，也最古老。其书多出自名匠之手，肥细有度，宋版刊刻的书也是后世书籍的典范。北宋刊本的特点是：单边，白口，大字，行款，墨色浓厚，疏朗悦目。版心口刻字数，中刻书名，下刻刊工姓名。字体接近手写。早年用欧阳询的书法，后流行颜真卿、柳公权的书法。纸质匀称，纸张光洁坚韧，黄白两色。 其字均为匠人雕刻，不古不今，字体奇异，与宋元均不相同。字小，墨色亦浅。明嘉靖以前，盛行黑口。字体款式都继承元代，和元版极其近似。嘉靖年间，刻书风气骤变。北宋的白口本又在社会上东山再起。黑口本几乎绝迹。版式和北宋本相差无几。字体也采用欧体、颜体，但是刻功欠佳，给人以呆滞的感觉。纸张是上等白棉纸，洁白细腻，墨色鲜亮。这种变化，与当时文化上追求复古运动密不可分。另外，明后期，许多书籍用手写体刻版，还有用行、草书刻版的，可谓独树一帜。

明万历后，黑口本又渐多。字体发展为方正字体，笔画古板。明后期盛行朱、黑套印书籍。这类书多为白口，左右双栏，中无界行。正文字体是宋体，白纸，黑字，彩色评点，令读者赏心悦目。

书籍插图是晚明时期的一大特色。主要涉及小说、戏曲等文艺作品，刻画精美，线条生动，具有很高的美学品位，并且发展出几大流派，争奇斗艳，各有特色。在我国的书籍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清鸦片战争前，仍在沿用明末的风格。清初的刻本，字体分为软、硬两体。硬体是明末的方笔体，软体为手写体。康熙后，又恢复了呆板平庸的“宋体字”。 宋代以后，书籍装订均在版心处对称，然后粘连或订线，对折的准绳主要是鱼尾，有时也在鱼尾上下各印一条黑线作为标线，叫做象鼻。凡加印黑线的书，装订成包背或线装之后，书口处就显出暗黑色，所以被称为黑口，其中粗线叫大黑口或阔黑口，细线叫小黑口或细黑口。不加线的叫白口。

书耳 版框左栏外上方，有时刻出一个小方格，里面题写篇名，叫做书耳或耳格。主要见于宋代蝴蝶装版面上。 行格界栏以红色印的称为朱丝栏，以黑色印的称为乌丝栏。主要见于唐以前写本。明清时期，专有印刷各种颜色笺格的作坊，用不同颜色界栏笺纸抄写的古籍，通常直接著录为红格、黑格、蓝格、绿格等等。

古代书籍的版式风格经历了一个不断创新、继承、再创新、又回归的轮回过程。一种风格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审美趋向，它所传达出的文化、精神、民族传统，是留给后人的最宝贵的财富

是指书籍的形式，再具体点可以说是单指书籍的外形，而不包括书籍的内容，也不包括书籍的材料，以及抄写、刊刻或其他印刷的方法。

“旋风叶”是从卷子演变成册叶的第一步，或者可以说是从卷子到册叶的过渡形式。翻到哪里就可翻到哪里，查找起来极其方便，即使从头到尾翻一遍也极其迅速，迅速得像旋风一样，于是给它起了个“旋风叶”的名称。旋风叶进一步演变就成了“蝴蝶装”。到蝴蝶装书已不用长条木板印刷而改用长方块木板印刷，成为若干单页装订起来的书籍。纸面上印版所占的地方，叫“版面”。版面以外空白的余纸，上边叫“天头”，下边叫“地脚”，左右都叫“边”。版面的四周叫“版框”，拼成版框的粗线叫“边栏”，也叫“栏线”，。上方叫“上栏”，下方叫“下栏”，左右叫“左右栏”。边栏只有一条线的叫“单边”或“单栏”，在粗线内侧现加一条细线叫“双边”或“双栏”。有“四周单边”、“左右双边”、“四周双边”三种形式，而绝无作上下双边而左右单边的。版面用直线划分成若干“行“。版面中间一行，不刻正文（当然也不刻小注），叫“版心”，也可叫“中缝”。版心往往用花纹或横线分划成三段，花纹按其形状叫“鱼尾”。只有上面一个鱼尾，下面用横线的叫“单鱼尾”，上下都有的叫“双鱼尾”。

蝴蝶装有个缺点，即由于书页的后半页的背面和第二页前半页的背面不相连，读下去必须连翻两页，平时打开书来，也往往遇上空白的背面，不方便。于是，有人把书页的反面对后面折起来（像后来的线装书那样），让书页的两个外边粘在书背上，就成为“包背装”，也叫“里背装”。

现在的线装，是明代中期出现的。其所以出现，当是由于包背装在书背处易于破损，破损了光靠两三个纸捻不能把书脑部分压平伏，书的右上右下两角卷起来很不美观。于是在包背装的基础上加以改良，即在打孔订好纸捻后，不再用整张书衣而改用两张半页大小的书衣，分置书前书后，然后在书脑处再打孔穿线订成，所以叫线装。线装是有一定规格的，一般只打四个孔，叫“四针眼装”，厚一点的书有时在上下角各多打一个孔，叫“六针眼装”。书衣在明代多用蓝色（也称磁青色）和棕色（也称古色、古铜色），清代则棕色多一点，个别也用混金的，但清末民国时又喜用蓝色。绝大多数用纸裱两至三层，也有用绫或绢裱制的。在前后书衣和正文之间至少订进一张空白纸，有时可多至两三张，叫“护页”或“副页”，也有人称之为“看页”。

明清时喜欢给线装书做“书套”，雅一点也称之为“函”。用硬纸做亲里，外面裱糊蓝布，里面裱糊白纸，把书四边包起，用两个牙签插紧，只空出书头和书根，讲究的则不用蓝布而用锦，有时还把书头和书根也包起来，叫“四合套”。四合套中讲究的更把书头、书根的两块接边处挖成云纹镶嵌，叫“云字套”。但这些书套因为用桨糊裱 ，易被鼠咬，日子外了又易散坏，因此好多人喜欢用所谓“夹板”。这是用两块和书册一样大小的木板，上下两头各穿上一根布带子，把书册夹住扎牢。木板要结实，多用梓木、楠木、花梨木、枣木、樟木之类。此外，还有些文物性的善本书除了用书套或夹板外还常做精致的木匣子或小木箱子装起来，匣里或社会公德同上刻上书名、版本、册数以及收藏者姓名字号。

　　演进形式以及优缺点：

　　卷轴装

　　在纸张发明之前，书用简帛制成。竹简缀连在一起，成为一卷。称为简策装。

　　纸张发明后，仍然延续了简帛的风格。最早出现的装帧形式是“卷轴装”。这种装帧大家一定不会陌生，现在的书法和绘画有时候也使用这种装帧方法。卷轴装的内容含量小，所以不见于后来的一般书籍，而它装帧精美，更多用于内容少又追求精致的书法、绘画、抄经，等等。

　　至今，书籍的章节单位“卷”仍受装帧卷轴装影响。

　　经折装

　　对于僧侣来讲，正襟危坐念经时翻阅卷轴很困难，于是，流行的卷轴装改革，首先从佛教经卷上发生了。唐朝开始，逐渐繁盛。大家看《西游记》中唐僧的通关文牒，就是经折装装帧。

　　直到今天，绝大多数佛教典籍仍然是经折装形制。也许佛教典籍赋予经折装庄重的内涵，大臣给皇帝奏书也采用经折装，故称奏折。

　　梵夹装

　　梵夹装最早是将经书写在贝多罗叶上，然后码好，用两块木板夹住，中间穿孔订成。也有像卷轴装那样连续的页面，比卷轴装携带方便。这是一种从古印度传来的一种对佛教经典的装帧形式，在我国少数民族的典籍中也有用贝叶写经的。

　　后来经过唐代的改造，将贝叶改换为仿贝叶纸张，形成纸书梵夹装。再到后来，梵夹装有了进一步变化。国家图书馆藏有五代时期用回鹘文字书写的梵夹装《玄奘传》，没有穿绳的圆孔，但两端各画有一个红圈，这显然是钻孔的位置，钻孔成了一种象征意义。

　　后来的蒙文大藏经以及清宫所藏泥金书写的佛经，都是长条仿贝叶纸片，上下装有厚重木夹，都决无钻孔，采用黄绫绕捆。成了变了态的梵夹装。

　　旋风装

　　唐代是诗歌的黄金发展时期，诗人写诗需要经常参看韵书。传统流行装帧形式——卷轴装书籍，由于其特性只能单面书写，不能方便查阅韵部。于是一种卷轴外表，以粗长厚纸做底，书叶片片粘裱于底纸右端，如龙鳞般排列，这种装帧形式叫“旋风装”。这样的装帧保留了卷轴装的外壳，又解决了翻检不方便的矛盾。

　　写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 故宫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是现存中国古代书籍旋风装的唯一例证，弥足珍贵。

　　蝴蝶装

　　五代时期，政府开始允许并主持雕版印《九经》。至于宋，雕版印书事业空前发展。卷轴装帧的书可以不分段落的连写下去，雕版印书就不行了。这就需要将一书刊刻成若干版，一版一版印刷，印出来的是以版为单位的书叶。于是就有了蝴蝶装这种装帧形式的诞生。 古代的印刷技术不像现在那么发达可以双面印刷，而是采取单面的印刷。无论是雕版印刷还是活字印刷，都需要做一个书版，将每张印好的书叶，以版心为中缝线，以印字的一面为准，上下两个半版面字对字地折齐。集数页为一叠，折边居右戳齐为书脊，再在书脊处用浆糊彼此粘连。这样的形式很像现代的平装书，打开时版心像蝴蝶展翅。

　　蝴蝶装书籍一版一页，版心集于书脊，即使磨损也伤不到文字，同时也没有穿线针眼和纸捻订孔，散了重装也不至于损坏，这些优点使它在宋元两代流传了将近400年。 包背装 蝴蝶装优点很多，但书页粘连两个文字区域的版面，容易造成两个半页文字彼此吸连。包背装从蝴蝶装发展，跟蝴蝶装不同，包背装的书口向外，书本的装订用浆糊黏贴，书背连在一起，跟现在的书一样。

　　线装

　　想到古籍最容易想到的就是这个。线装由包背装发展而来，不同于包背装，线装是用线装订的，而且把包背改为露背。

　　线装书的折法跟包背装一样，但跟蝴蝶装、包背装的不同就是，它的装订不用浆糊，而是用线。将书页码齐之后，再加上封面和封底（两页，而包背装和蝴蝶装是一页）在边上订四个孔，然后用线穿起来。古籍的装帧形式大抵就是这样。正是因为有这些古籍，才成就我们中华民族不断代的文化传承。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它是人类智慧积累、流传与延续的媒介。书籍作为信息的载体，忠实地为人们记载、传递着知识、理念、情感，而人们对书的珍视推崇之情更是亘古不变。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着源远流长的灿烂文化，这些深厚的文化底蕴也反映在书籍装帧形态的变化中，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古代书籍装帧艺术，翻开古人留下的文化典籍，素雅端正的封面，柔软细腻的纸张，浑厚饱满的文字，设计缜密的版式，不尚华丽，却护帙有道；历尽沧桑，但古朴之气盎然犹存。我们可以分明地感受到一种恬淡悠远的风格和高远神飞的意境，与崇尚装饰的西方古典书籍的风格是截然不同的。即使与现代书籍相比，中国的古籍也毫不逊色。它们严格讲究体例，遵从一定的规范，浑然天成，值得我们仔细品味与研究。又是什么在影响着中国古代书籍装帧形态的演变呢？这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书籍的产生和发展即是文明的标志之一。书籍记载着事件、思想、经验、理论、技能、知识等等包罗万象的丰富内容，它是人们在生活和生产实践中为了实际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各个时代不同形态的书籍是这个时代政治、经济、思想在某种程度上的反映，也是技术状况限制的结果。书籍的内容反映了一定社会、一定时期的生活状况和意识形态。同样，书籍的装帧形态也反映一定社会、一定时期的生活状况和意识形态，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形态，顾名思义：形，即是神态，书籍的外形美和内在美的珠联璧合，才能产生形神兼备的艺术魅力”[1]。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书籍具有不同的特定的装帧形态。

一、书籍装帧的初期形态

书籍装帧的初期形态从结绳书、契刻书、然后是图画文书、陶文书、甲骨文书、金文书、玉文书、石文书是按照文字的先期准备、产生和发展的。从文字还有没有产生到图画、符号，到象形文字，到抽象文字，到成熟的文字。可以看到，书的初期形态的变化和文字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个演化是很漫长的，比从盛行正规书的——简册书的秦朝到现在要长得多。因为它们毕竟不是成熟的书，只是起到书籍的作用，所以称它们为书籍的初期形态。没有这些初期形态的书，正规的书，成熟的书是不会产生的，它们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绝对不能低估。

中国古代，初期形态的书的承载物是绳、木、竹、陶、甲骨、兽骨、青铜、玉石等材料。陶是经过烧制的、青铜是经过冶炼的，其它的材料均是自然界现有的资源，稍加加工便可以刻字或写字成书。也是当时社会生产力和技术水平低下的反映。从结绳书、到图画文书到金文书、石文书，其社会进步是十分明显的，不单从字体的形成和发展上，从文字内容的复杂和意义的深刻上，从承载物的形质上，都清楚地表明了社会在不断地发展、进步，技术水平在不断地提高，逐渐成熟的书的内涵越来越大，开本、版式的内涵也越来越明确，为正规书籍的出现创造了充分的条件。

二、书籍装帧的正规形态

书籍装帧经过初期形态的漫长发展后，随着社会的进步，逐渐进入它的正规形态。《说文解字》云：“著于竹帛，谓之书。”古今，大量的学者都认为，我国书籍装帧的正规形态是从简策开始。罗树宝在《中国古代印刷史》中认为：“中国古代真正的书籍形式，是从竹简和木牍开始的。”本文采取大多数专家的意见，把简策书、木牍书放在正规形态的第一种形态来叙述。

正规形态的书包括：简策书、木牍书、帛书、卷轴装书、旋风装书、粘页装书、缝缋装书等。它们基本上都是用毛笔蘸墨手抄的，一改初期形态的书的雕刻方式，手抄是它们的一大特点。正规形态的书受着材料的制约，材料不同，也就产生了不同的装订方法。简策书、木牍书的承载物是竹、木；帛书的承载物是缣帛；卷轴装书的承载物，初期是帛，这是因为卷轴装书直接从帛书发展而来，纸发明以后，大量的卷轴装书用的材料是纸；旋风装的承载物是纸。纸作为书籍的承载物，它的优越性，是其他承载物所不可比拟的。从卷轴装书开始使用纸作为承载物后，一直被沿用下来。

从几种书籍的装帧形态来看，它们要受到制作材料——承载物的制约，不同的材料会产生不同的装帧形态的书，当然还有其他条件的制约。简策书虽然可以卷起来，但体积大，太重；木牍书不能卷，容量也太少；帛书的材料有限，又很贵；卷轴装书翻检不方便；旋风装书综合了这几种书的优点，去其缺点，有了很大的进步，成了当时比较先进的书籍装帧形态，但也存在着明显的缺点。

从书籍装帧发展史的角度来说，所谓书籍装帧的正规形态也只是向册页形态过渡的表现形式。书籍装帧形态还要继续发展变化，因为用料都是纸，其装帧形态的演变主要取决于制作方法。

三、书籍装帧的册页形态

书籍装帧经过初期形态、正规形态，进入到册页形态，也就是成熟形态。从梵策装书开始，经过经折装书、蝴蝶装书、包背装书，到线装书为止，这些书，绝大部分都是雕版印刷的，使用的材料(承载物)都是纸，因此，在书籍装帧的册页形态时期，书籍的制作方式和社会需要决定了书籍装帧的形态。

关于书籍装帧的册页形态，有的学者认为从经折装书开始。有的学者以为从蝴蝶装书开始，还有的学者以为从包背装书开始，笔者以为应从梵策装书开始，其原因有二：一、梵策装书已脱离卷轴装书的形态，开始使用单页；二、梵策装书已成为册页书的形式。梵策装书和经折装书可视为书籍装帧的初期形式，蝴蝶装书是个过渡，包背装书的出现，则标志着中国书籍装帧形态日益成熟，线装书则是中国古籍最成熟的装帧形态。

从唐代出现的梵策装书，到清代出现的线装书，其装帧形态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时间跨度约一千二百多年，其中纸、墨的质量有很大的提高，品种也多有增加，为书籍装帧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纸是册页书籍的主要承载物，纸使书变得越来越轻，使用起来越来越方便，装帧也越来越完美，线装书成为最完善的传统装帧形态，发展到至善至美的境界。册页书的用料因为都是纸，所以，册页书的装帧形态是由它们制作方式和社会的需要来决定的。

册页装帧形态的书都是册、页式的：梵策装书是单页，用线穿；经折装书是连续的折页，用糊粘；蝴蝶装书是单页折，糊粘；包背装书是单页折，下纸捻、糊粘；线装书也是单页折，线订。折页是册页书中的一个重要的工序，也是书籍装帧形态发展的一个因素，虽然折是一个简单的动作，却使书籍的装帧形态产生很大变化，现代的书仍然需要折，折包含有深邃的哲学思想。

册页装书基本上都是雕版印刷而成的，也有极少数的手抄书和一部分活字印刷的书籍，刻、印二字在册页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没有雕刻和印刷无以成书。初期形态的书绝大部分是雕刻而成，如契刻书、陶文书、甲骨文书、金文书、石文书、玉文书等，只是没有印刷，每刻一件是一本书；正规形态的书是手写的，每写一件也是一本书，册页装帧形态的书虽然用的也是雕刻，由于是印刷而成，则一次可以生产很多册书，这就是册页装帧形态的书的特点，也是雕刻技术的发展。

以上综述了中国古代书籍形态演变的过程及各个时期的特点，决定和制约着中国古代书籍形态发展的原因又在哪里呢？

首先，从社会背景上讲，任何技术的发明与发展，都是需要一定的社会环境的。中国古代书籍的形态也和造纸、制墨、印刷、装订这些技术的水平优劣直接挂钩。相传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经学会了制墨，东汉的蔡伦发明了造纸术，纸张发明后，遂改成以一张长方型纸为单位的“折叠本”。后又受印度贝叶梵经的启示，将书面按序粘接起来，加以折叠，因大多撰以经文，故称之为“经折装”。北宋的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五代初期，书的装订逐渐转向“册页型”，至明中叶后，被称为“线装”书的形态所替代。这些技术最早在中国的发明对于古代书籍的萌芽与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其次，从文化背景上看，书籍的装帧形态是随着书籍的制作材料、制作方式、社会的经济状况及文化的发展而变化的。其中，文化对古代书籍装帧形态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是深层的和潜移默化的，古籍版式、编排结构及装订方法，都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从文化角度上讲，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氛围、思想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映射到了中国古代书籍的形态及艺术风格上。特别是“天人合一”，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哲学的基本命题，受到儒、道这两大思想派别所推崇。儒家以人为中心，讲性命之学，认为性善源于天命，所谓“天命之谓性”，把天当作人性的最终保证，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实际上是把人性与天道合二为一，宇宙成为人性之源。道家则把天看作自然，人只是自然发展过程中的产物，人不能脱离自然，只能顺应自然并效法自然，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中国古代书籍装帧形态的产生及演化过程，就是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这正说明它的发展史是文化的发展史，充满着哲学、美学等等内涵。书籍即是精神产品又是物质产品，它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讲究“护帙有道，款式古雅”这个原则对现代书籍装帧艺术仍有积极的作用。中国古代书籍装帧是一门学问，这是一份值得珍惜的文化遗产。我们要从中国古代书籍装帧吸取营养，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性”的现代书籍装帧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