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象是指古代对天空发生的各种自然现象的泛称。包括太阳出没、行星运动、日月变化、彗星、流星、流星雨、陨星、日食、月食、激光、新星、超新星、月掩星、太阳黑子等。

我国古代天象记录，是我国古代天文学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遗产。尤其是关于太阳黑子、彗星、流星雨和客星的记载，内容丰富，系统性强，在科学上显示出重要的价值。同时也反映了我国古代天文学者勤于观察、精于记录的工作作风。

我们的祖先极其重视对天象的观察和记录，据《尚书·尧典》记载，帝尧曾经安排羲仲、羲叔、和仲、和叔恭谨地遵循上天的意旨行事，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了解掌握人们和鸟兽生活情况，根据季节变化安排相应事务。

尧推算岁时，制订历法，还创造性地提出设置“闰月”，来调整月份和季节。

从这里我们也不难看出，在传说中的尧时已经有了专职的天文官，从事观象授时。史载尧生于公元前2214年，去世于公元前2097年，享年117岁。他为我国古代天文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尧帝时期开始，我国古代就勤于观察天象，勤于记录。在长期的观察中，古人对太阳黑子、彗星、流星雨、客星，以及天气气象的记载，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古代天文学遗产，使我们看到了古代的天空，也感受到古代的天气气象。

黑子，在太阳表面表现为发黑的区域，由于物质的激烈运动，经常处于变化之中。有的存在不到一天，有的可达一个月以上，个别长达半年。这种现象，我们祖先也都精心观察，并且反映在记录上。

现今世界公认的最早的黑子记事，是约成书于公元前140年的《淮南子·精神训》中，就有“日中有踆乌”的叙述。踆乌，也就是黑子的现象。

比《淮南子·精神训》的记载稍后的，还有《汉书·五行志》引西汉学者京房《易传》记载：“公元前43年4月……日黑居仄，大如弹丸。”这表明太阳边侧有黑子成倾斜形状，大小和弹丸差不多。

太阳黑子不但有存在时间，也有消长过程中的不同形态。最初出现在太阳边缘的只是圆形黑点，随后逐渐增大，以致成为分裂开的两大黑子群，中间杂有无数小黑子。这种现象，也为古代观测者所注意到。

《宋史·天文志》记有：“1112年4月辛卯，日中有黑子，乍二乍三，如栗大。”这一记载，就是属于极大黑子群的写照。

据统计，从汉代至明代的1600多年间，我国古籍中记载黑子的形状和消长过程为106次。

我国很早就有彗星记事，并给彗星以孛星、长星、蓬星等名称。彗星记录始见于《春秋》记载：“613年7月，有星孛入于北斗。”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次哈雷彗星记录。

《史记·六国表》记载：“秦厉共公十年彗星见。”秦厉共公十年就是周贞定王二年，也就是公元前467年。这是哈雷彗星的又一次出现。

哈雷彗星绕太阳运行平均周期是76年，出现的时候形态庞然，明亮易见。从春秋战国时期至清代末期的2000多年，共出现并记录的有31次。

其中以《汉书·五行志》，也就是公元前12年的记载最详细。书中以生动而又简洁的语言，把气势雄壮的彗星运行路线、视行快慢以及出现时间，描绘得栩栩如生。

其他的每次哈雷彗星出现的记录，也相当明晰精确，分见于历代天文志等史书。我国古代的彗星记事，并不限于哈雷彗星。据初步统计，从古代至1910年，记录不少于500次，这充分证明古人观测的辛勤。

我们祖先重视彗星，有些虽然不免于占卜，但是观测勤劳，记录不断，使后人得以查询。欧洲学者常常借助我国典籍来推算彗星的行径和周期，以探索它们的回归等问题。我国前人辛劳记录的功绩未可泯灭！

流星雨的发现和记载，也是我国最早，《竹书纪年》中就有“夏帝癸十五年，夜中星陨如雨”的记载。最详细的记录见于《左传》：“鲁庄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鲁庄公七年是公元前687年，这是世界上天琴座流星雨的最早记录。

我国古代关于流星雨的记录，大约有180次之多。其中天琴座流星雨记录大约有9次，英仙座流星雨大约12次，狮子座流星雨记录有7次。这些记录，对于研究流星群轨道的演变，也将是重要的资料。

流星雨的出现，场面相当动人，我国古记录也很精彩。

据《宋书·天文志》记载，南北朝时期刘宋孝武帝“大明五年……三月，月掩轩辕……有流星数千万，或长或短，或大或小，并西行，至晓而止。”这是在公元461年。当然，这里的所谓“数千万”并非确数，而是“为数极多”的泛称。

流星体坠落到地面便成为陨石或陨铁，这一事实，我国也有记载。《史记·天官书》中就有“星陨至地，则石也”的解释。至北宋时期，沈括更发现以铁为主要成分的陨石，其“色如铁，重亦如之。”

在我国现在保存的最古年代的陨铁是四川省隆川陨铁，大约是在明代陨落的，1716年掘出，重585千克。现在保存在成都地质学院。

有些星原来很暗弱，多数是人目所看不见的。但是在某个时候它的亮度突然增强几千至几百万倍，叫做“新星”；有的增强到一亿至几亿倍，叫做“超新星”。

以后慢慢减弱，在几年或10多年后才恢复原来亮度，好像是在星空做客似的，因此给以“客星”的名字。

在我国古代，彗星也偶尔列为客星；但是对客星记录进行分析整理之后，凡称“客星”的，绝大多数是指新星和超新星。

我国殷代甲骨文中，就有新星的记载。见于典籍的系统记录是从汉代才开始的。《汉书·天文志》中就有：“元光元年六月，客星见于房。”房就是二十八宿里面的房宿，相当于现在天蝎星座的头部。汉武帝元光元年是公元前134年，这是中外历史上都有记录的第一颗新星。

自殷代至1700年为止，我国共记录了大约90颗新星和超新星。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1054年出现在金牛座天关星附近的超新星，两年以后变暗。

1572年出现在仙后座的超新星，最亮的时候在当时的中午肉眼都可以看见。

《明实录》记载：

隆庆六年十月初三日丙辰，客星见东北方，如弹丸……历十九日壬申夜，其星赤**，大如盏，光芒四出……十月以来，客星当日而见。

我国的这个记录，当时在世界上处于领先水平。

我国历代古籍中还有天气、气象的记载。

夏代已经推断出春分、秋分、夏至、冬至。东夷石刻连云港将军崖岩画中有与社石相关的正南北线。

商代关注不同天气的不同现象。甲骨文中有关于风、云、虹、雨、雪、雷等天气现象的记载和描述。

西周时期用土圭定方位，并且知道各种气象状况反常与否，均会对农牧业生产造成影响。《诗经·幽风·七月》，记载了天气和气候谚语，有关于物候的现象和知识；《夏小正》是我国最早的物候学著作。

春秋时期，秦国医学家医和开始将天气因素看做疾病的外因；曾参用阴阳学说解释风、雷、雾、雨、露、霰等天气现象的成因。

《春秋》将天气反常列入史事记载；《孙子兵法》将天时列为影响军事胜负的5个重要因素之一；《易经·说卦传》指出“天地水火风雷山泽”八卦代表自然物。

战国时期，重视气象条件在作战中的运用。庄周提出风的形成来自于空气流动的影响，并提到日光和风可以使水蒸发。《黄帝内经·素问》详细说明了气候、季节等与养生和疾病治疗间的关系。

秦代形成相关的法律制度，各地必须向朝廷汇报雨情，以及受雨泽或遭遇气象灾害的天地面积。《吕氏春秋》将云分为“山云、水云、旱云、雨云”四大类。

汉代列出了与现代名称相同的二十四节气名，并且出现了测定风向及其他天气情况的仪器。西汉时期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指出了雨滴的大小疏密与风的吹碰程度有关。

东汉哲学家王充《论衡》，指出雷电的形成与太阳热力、季节有关，雷为爆炸所起；东汉学者应劭《风俗通义》，提出梅雨、信风等名称。

三国时期，进一步掌握了节气与太阳运行的关系。数学家赵君卿注的《周髀算经》，介绍了“七衡六间图”，从理论上说明了二十四节气与太阳运行的关系。

两晋时期，“相风木鸟”及测定风向的仪器盛行。东晋哲学家姜芨指出贴近地面的浮动的云气在星体上升时，能使星间视距变小，并使晨夕日色发红。晋代名人周处的《风土记》提出梅雨概念。

南北朝时不仅了解了气候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还开始探索利用不同的气候条件促进农业生产。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充分探讨了气象对农业的影响，并提出了用熏烟防霜及用积雪杀虫保墒的办法；北魏《正光历》，将七十二气候列入历书；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提出冬季“九九”为一年里最冷的时期。

隋唐及五代时期，医学家王冰根据地域对我国的气候进行了区域划分，这是世界上最早提出气温水平梯度概念的。隋代著作郎杜台卿《玉烛宝典》，摘录了隋以前各书所载节气、政令、农事、风土、典故等，保存了不少农业气象佚文；唐代天文学家李淳风《乙已占》，记载测风仪的构造、安装及用法。

宋代对于气象的认识更为丰富和详细，在雨雪的预测及测算方面更为精确。

北宋地理学家沈括《梦溪笔谈》，涉及有关气象的如峨眉宝光、闪电、雷斧、虹、登洲海市、羊角旋风、竹化石、瓦霜作画、雹之形状、行舟之法、垂直气候带、天气预报等；南宋绍兴酒秦九韶《数书九章》，列有4道测雨雪的算式，说明如何测算平地雨雪的深度。

明代工部尚书熊明遇《格致草》，根据西洋科学原理，辨析了自然界变化与历史上所载的灾异及风、云、雷、雨诸气象现象之间的关系，他所设计的“日火下降、气上升图”，系统地说明对流性天气的形成。

清代译著《测候丛谈》，采用“日心说”，全面介绍了太阳辐射使地面变热以及海风、陆风、台风、哈得来环流、大气潮、霜、露、云、雾、雨、雪、雹、雷、平均值及年、日较差计算法、大气光象等大气现象和气象学理论。

岁月推移，天象更迭。我们祖先辛勤劳动，留下宝贵的天象记录，无一不反映出先人孜孜不倦、勤于观测的严谨态度，无一不闪烁着我们民族智慧的光辉。这些，是我国古代丰富的文化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对今后更深刻地探索宇宙规律，都将起到应有的作用。

现在公认的世界上第一次明确的黑子记录是公元前28年我国汉朝人所观测到的。在《汉书·五行志》里是这样记载的：“成帝河平元年三月乙未，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

在西方，太阳黑子长期被忽视。亚里士多德认为太阳是完美无缺的，因而太阳上不会有黑点的观点一致持续到17世纪。公元1610年，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首次用望远镜看到了太阳黑子，发现黑子是太阳表面非常普遍的现象。不过，这一观测结果与当时的宗教教义相抵触。从1818年开始才有比较常规的每日黑子观测，从而有比较可靠的黑子资料。

太阳的光球表面有时会出现一些暗的区域，它是磁场聚集的地方，这就是太阳黑子。黑子是太阳表面可以看到的最突出的现象。一个中等大小的黑子大概和地球的大小差不多。

黑子的形成和消失要经历几天到几个星期不等。当强磁场浮现到太阳表面，该区域的背景温度缓慢地从6000摄氏度降至4000摄氏度，这时该区域以暗点形式出现在太阳表面。在黑子中心最黑的部分被称作本影，本影是磁场最强的区域。本影周围不太黑、呈条纹状的区域被称为半影。黑子随太阳表面一起旋转，大约经过27天完成一次自转。

长期的观测发现，黑子多的时候，其他太阳活动现象也会比较频繁。黑子附近的光球中总会出现光斑，黑子上空的色球中总会出现谱斑，其附近经常有日珥（暗条）。同时，绝大多数的太阳爆发活动现象也发生在黑子上空的大气中。因此，从太阳大气低层至高层，以黑子为核心形成一个活动中心——太阳活动区。黑子既是活动区的核心，也是活动区最明显的标志。

参考资料：

（1）先秦时期：

①春秋时期，留下了世界上公认的首次哈雷彗星的确切记录。《春秋》记载，公元前613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即指哈雷彗星，这一记录比欧洲早六百多年。

②春秋时期我国历法已经形成自己固定的系统，基本上确立19年7闰的原则，这比西方造160年。

③战国时期，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甘石星经》，其中有丰富的天文记载，反映了那个时期人们对天文的认识。

（2）两汉时期：

①汉武帝时，天文学家制订出中国第一部较完整的历书“太初历”，开始以正月为岁首。

②西汉关于太阳黑子的记录，被世界公认为是有关太阳黑子的最早记录。

③东汉时，张衡从日、月、地球所处的不同位置，对月食作了最早的科学解释。④张衡发明制作的地动仪，可以遥测千里意外地震发生的方向，比欧洲早1700多年。

（3）隋唐时期：

①唐朝天文学家僧一行制定的《大衍历》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太阳运行的规律，系统周密，表明中国古代历法体系的成熟。

②僧一行还是世界上用科学方法实测地球子午线长度的创始人。在实测中他认识到，在小范围有限的空间里得到的认识，不能任意向大范围甚至无际的空间推演，这是我国科学思

想史上的一大进步。

（4）宋元时期：

①北宋科学家沈括的突出贡献在天文学方面，把四季二十四节气和十二个月完全统一起来的“十二气历”更加简便，有利于农事安排。

②元初设立太史局编制新历法。

③元朝杰出天文学家郭守敬，提出“历之本在于测验，而测验之器莫先仪表”的正确主张，创制了简仪和高表等近二十件天文观测仪器，主持了全国范围的天文测量。

④郭守敬主持编定《授时历》，一年的周期与现行公历基本相同，但问世比现行公历早300年。

在我国史书上有着丰富的黑子目视记录，仅正史上就有100多次。现在公认的世界上第一次明确的黑子记录是公元前28年我国汉朝人所观测到的。在《汉书·五行志》里是这样记载的：“成帝河平元年三月乙未，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

天问》赏析

《天问》是屈原的代表作，全诗373句，1560字，多为四言，兼有三言、五言、六言、七言，偶有八言，起伏跌宕，错落有致。在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作品里，《天问》是一篇非常独特的诗篇。这是因为，该作品乃是一种空前绝后的文学形式，全文自始至终，完全以问句构成，作者或一句一问，或两句一问，或四句一问，一口气对天、对地、对自然、对社会、对历史、对人生提出173个问题，层层设问，用提问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念和价值取向，情理交融，声情并茂，宛若梦笔生花，令人读来兴趣盎然，绝无枯燥之感。因此，清代学者刘献庭在《离骚经讲录》中赞其为“千古万古至奇之作”。

关于《天问》题名的含义，大多数人都同意王逸的观点，天问就是问天，由于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古人相信，天乃万物之总名，亦是统理万物之主宰。因此，问天也就是问自然问社会问万事万物。

或许，天问也可以指代天发问，创造万物的天，对自己创造出来的事物产生了怀疑，因此屈原要代天提出问题。其实，大自然尽管五彩缤纷千奇百怪，但是它并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思考中的人。也就是说，真正产生疑问的是屈原自己，是屈原对自己原来的知识体系提出了问难、质疑和责问。显然，这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自问，其关键在于，屈原不是仅仅要提出问题和寻求答案，而是要从根本上对原命题进行诘问、怀疑和否定。从这个角度来说，对待屈原在《天问》中提出的问题，是不能够像柳宗元的《天对》那样简单地一对一的回答的。

从文章的形式上来说，《天问》以提出问题为作品字句的主要结构，并不是凭空或偶然出现的，而是在我国民间诗歌中的对歌、提问题、考知识、斗智慧的基础上集中提炼形成的。众所周知，我国大量的民间歌舞，诸如北方的《小放牛》、南方的《刘三姐》，经常采用问答形式来传播知识、传递感情。其中有一些民间歌曲，例如《盘花歌》、《问根生》，几乎从头到尾都是在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

《盘花歌》，布依族民间歌曲，通常以四季、十二月为序，青年男女以花寓情，内容以花为核心，相互盘问种花的过程和经验，涉及各种生产、生活知识，流行在贵州惠水一带。苗族民间歌曲，借花盘问，或以花比喻对方，两句为一段，三段成一首，流行在贵州望谟一带。

《问根生》，土家族巫师在傩坛、祀神仪式上所唱的宗教歌曲，流行于贵州铜仁地区。表演形式为巫师彼此相互问答，一唱众和，内容涉及伏羲、五岳、六十甲子、十二月花、傩爷傩娘的来历，冲傩还愿等根生内容，以及各种神祗、法器、服饰、道具、生产技术、生活知识、历史典故，均是互相盘根问底的主题，因此又称《盘歌》。显然，出身于巴族（后裔即土家族）巫师的屈原，对此应当是耳熟能详的。

至于屈原撰写《天问》的灵感和原由，王逸在《楚辞章句》里有一段绘声绘色的描述：“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 ，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 ，及古贤圣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泄愤懑，舒泻愁思。”于是屈原“因书其壁，呵而问之”，遂成《天问》。

或即倍谲、背谲、背穴，原指日晕、日冕、日珥的形状，引申为形状诡异奇特。《吕氏春秋·明理》：“其日有斗蚀，有倍谲，有晕珥。”高诱注：“倍谲、晕珥，皆日旁之危气也。在两旁反出为倍，在上反出为谲。”我国对日冕的观测，已见于公元前14世纪的甲骨卜辞中。

有趣的是，王逸称屈原“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云云，言外之意是屈原过去并不知道楚国有庙堂，庙堂里有壁画。显然，如果屈原真的是出身于楚国望族，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因此，这就从另一个侧面进一步证明了笔者的观点，即屈原实际上是出身于楚国的少数民族巴族，只有这样他才会被楚国庙堂壁画的内容所震惊，并产生一系列的问题，从而撰写出千古奇文《天问》来。

那么，楚国庙堂里真的有壁画吗？答案是肯定的。人类开始绘画的历史目前已经追溯到数万年前，我们有理由相信，凡是能够画上图案的材质，当初人们都曾经尝试过，并由此而形成了种类繁多的绘画品种。例如人体画、服饰画、陶器画、木器画、石器画、金属器画、皮画、帛画、纸画（画面尺寸相对较小），以及岩画、地画和壁画（画面尺寸相对比较大）。

一般来说，古代绘画内容，一是为了宗教或巫术目的，二是为了记述历史，三是为了传播知识。例如，我国畲族有一种古老的歌舞，名叫功德舞，亦称祭祖舞。每年农历正月初八祭祖，每三年举族大祭祖，以及丧葬仪式，都要由年长者主持，请师公（巫师）和祭祖者（丧葬仪式为八人），在祖先画像前，唱祭祀歌，跳表现祖先功德的舞蹈，众人随之共舞。祖先画像又称祖图，通常为长卷式，绘画内容为本民族起源与迁徙的传说。

我国岩画分布地域非常广，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内蒙古的阴山岩画，宁夏的桌子山岩画和贺兰山岩画，江苏连云港的将军崖岩画，以及西北地区（新疆、甘肃、青海）岩画、西南地区（西藏、云南、贵州、广西、四川）岩画和福建台湾岩画，此外牡丹江亦发现有岩画。多少令人有些奇怪的是，在文明发达甚早的中原地区（包括河北省、河南省、陕西省、山西省、山东省、安徽省、湖北省）的太行山、吕梁山、秦岭、熊耳山、伏牛山、泰山、大巴山、荆山、大别山等山脉却几乎不见有过什么样的岩画（吉林、辽宁、湖南、江西、浙江、广东、海南亦未发现岩画）。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这里的人们很早就发展了地画、壁画等艺术形式，因此也就不需要在岩壁上绘画了。

在我国，地画和壁画（包括墙壁、天花板）是两种相当古老的绘画形式，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先夏时期（通常所谓的新石器时代）。我国地画首次发现于1982年10月，当时考古工作者在甘肃省秦安王营大地湾文化遗址发掘中，在一处房屋居住面上方发现一幅用碳黑颜料绘制的地画，画面范围东西长1·2米，南北宽1·1米，图案为舞人和陈牲，现存画面有两个人物像，画像人物高约33厘米、宽约14厘米，状似一男一女翩翩起舞，绘画时间距今已有5000多。陕西省绥德小官道龙山文化遗址（距今4000多年前），一座半地穴式房屋后室的中央部位的地面上，也发现一幅黑红色装饰画，现存的椭圆形图饰，东西宽1·3米，南北长1·5米。此外，我国先民还创造有地面摆塑画，用贝壳或石块摆塑成动物、人物或星座等图案，例如著名的河南省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距今6000多年前）的墓葬里出土有贝壳摆塑成的龙虎图案画、虎背卧鹿画、龙头蜘蛛画、人骑龙背画，它们也可以归入地面画。

我国壁画最早见于5000多年前的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遗址，在出土的墙壁残块表面绘有几何形纹图案画，系赭红间黄白色交错三角形图案。遗憾的是，由于我国古代建筑绝大多数都是土木结构，难以持久存在；因此，随着古代建筑物的坍塌，建筑物内的壁画也随之烟消云散，了无踪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古人不曾在庙堂里、墓室内广泛地绘制过壁画。

丁晏在《天问笺·自序》中指出：“何以知其呵壁也？壁之有画，汉世犹然。汉鲁殿石壁，及文翁《礼殿图》，皆有先贤画像。武梁祠堂有伏戏、祝诵、夏桀诸人像。”事实上，许多典籍都记载有古代壁画，《汉书·霍光传》提到周公负成王图，《汉书·成帝纪》记有：“元帝在太子宫生甲观画堂。”应劭注：“画堂画九子母。”《汉书·叙传》称：“时乘舆幄坐张画屏风，画纣醉踞妲己作长夜之乐。”《文选》载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云：“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写载其状，托之丹青。”

《太平广记》卷210引《王子年拾遗记》：“秦有烈裔者，骞霄国人，秦皇帝时，本国进之。口含丹墨，喷壁以成龙兽。以指历地，如绳界之。转手方圆，皆成规度。方寸内有五岳四读，列国备焉。善画龙凤，轩轩然惟恐飞去。”这是目前能够见到的，有关绘制壁画的有名有姓的画家的最早记录。

有必要指出的是，《天问》的内容与《山海经》有许多相近相合的地方。《山海经》是由帝禹时代的《五藏山经》、夏代的《海外四经》、商代的《大荒四经》和周代的《海内五经》合辑而成的，相传《山海经》原本有图，如其不谬，那么《山海经图》也有可能曾经被绘制在上述历史朝代的庙堂墙壁上（常见的说法是，山海经图被铸造在九鼎上）。

屈原创作《天问》长诗的时间，没有留下记载。从作品内容和作者流露的情感来看，当在创作《离骚》、《九歌》、《招魂》之后。这是因为，《天问》既没有像《离骚》那样娓娓道来，也没有像《九歌》那样全身心的敬天娱神，而是对天意对人事咄咄发问；显然，当诗人有了《天问》所传达的精神和认识之后，是不可能再写出《离骚》和《九歌》那样的作品的。

同理，《天问》是作者在人生命运发生巨大转折时产生的巨大疑问，而《九章》诸篇则大多是作者已经遭受人生重大打击后的情感记录，因此《天问》也只能作于《九章》之前。

由于屈原出任左徒和三闾大夫的时间，是楚怀王在位或活着的时候，而屈原遭受人身放逐的重大打击，则发生在楚顷襄王新就位至楚怀王客死秦国之际。据此，我们有理由推论，在楚怀王被扣留秦国直至客死秦国期间，在如何对待楚怀王的问题上，屈原与顷襄王、令尹子兰产生了尖锐的分歧。屈原在为楚怀王主持完招魂仪式后，怀着悲痛和疑惑的复杂心情，再一次进入楚国庙堂，面对庙堂里的壁画，结合自己亲身经历目睹的社会现实，终于开始对天命有所怀疑和质疑，对自己曾经接受的知识体系产生疑问和困惑，并由此一发不可收拾，满腹疑惑一股脑倾泻出来，从而一气呵成写出千古名篇《天问》来。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记有：“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那么，令尹子兰究竟是“闻之”什么事情会“大怒”呢？顷襄王又因何“怒而”一定要放逐屈原呢？一般来说，屈原虽然与顷襄王、令尹子兰存在政见分歧，但是屈原并不对他们的权力构成威胁，没有必要非将屈原驱逐出国都之外、流放至荒野之中。

有鉴于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令尹子兰“闻之”的不是别的什么事情，而正是《天问》一诗。当子兰读到屈原的《天问》时，对其不敬天的言词大为震怒，于是指使上官大夫等人在顷襄王面前进一步谗陷屈原，并促使顷襄王决意放逐屈原。道理很简单，怀疑天命、质疑天的绝对权威，指责历代昏君，都可以被引申为对顷襄王的怀疑和质疑，这是顷襄王绝不能容忍的。

《天问》的内容及其结构和层次，可以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对自然结构提出问题，自首句“曰遂古之初”，至“乌焉解羽”，共计112句，69个问题。首先对宇宙起源、天体结构和日月星辰运行发问（44句，27问），接下来对大地结构和鲧禹治水、羿射十日等事件发问（68句，42问）。

第二部分是对社会历史提出问题，自“禹之力献功”，至“卒无禄”，共计244句，96个问题。首先从禹的婚姻问起，对夏代的历史发出一系列问题（64句，22问），接下来对商代历史（涉及女娲、尧、舜和吴国的历史故事）提出一系列的问题（76句，29问），然后对周代历史直至春秋战国若干事件提出一系列问题（104句，45问）。

第三部分是尾声，自“薄暮雷电”，至“忠名弥彰”，共计17句，8个问题，内容主要是联系自己的遭遇，阐述屈原个人的感慨。

有必要说明的是，从目前的《天问》版本来看，同一历史事件或同一人物的故事，往往分散出现在诗篇的不同段落里，这就表明《天问》在长期流传的过程中，可能发生过错简，也可能丢失了一些文字。为了方便有兴趣的读者深入了解这个问题，作者特意将调整后前后次序的《天问（修订本）》附录在后，以供对比查阅。

通过这些问题的提出，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屈原都在思考什么样的问题？而且还能够了解到他思考问题的深度达到了什么样的层次？而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困难，也更伟大，因此也就更需要智慧。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非常发达和先进，例如中国人最早开始使用火，最先发明养蚕缫丝技术，最先发现磁性现象，最早进行大规模的地理考察活动，等等。其中，被古代典籍记录下来的周代以前（包括周代早期）的重大科学技术成果，主要有《尚书·尧典》的天文历法物候学，《尚书·禹贡》的经济地理学，《尚书·洪范》的物质结构五行学说，《山海经》的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物产地理学，以及《周易》的数理符号学，等等。

进入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学术界的思想异常活跃，诸子百家纷纷提出了各自新的学说。其中有代表性的学说包括，《老子》提出的宇宙物质起源学（有生于无），《墨子》进行的光学（小孔成像原理）、机械学研究，《庄子·天下》记载的各派学说（涉及到物质的微观结构和宏观结构等多方面的数理逻辑思辨课题，诸如原子论、相对论、运动论、多维空间论等等，可惜各学派学者的原著已经失传），《计倪子》记载的气候经济学（根据木星12年绕太阳一周所引起的降雨量周期变化，提前准备开展相应的经济贸易活动），以及《尸子》记述的平面几何、测量学，《列子·汤问》等篇关于天地结构、宇宙万物、远方异国的种种思考和忧虑（杞人忧天），等等。

对比之下，屈原在《天问》中提出的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与春秋战国其它学者相比，有着许多新的内容和特点；其中有些思考，即使在今天仍然有着现实的价值。

1 、提出了信息传输问题：“遂古之初，谁传道之”？没有人类的时候，天地形成的信息是如何传输的呢？这个问题今天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2 、提出了认识论的问题：“上下未形，何由考之”？人的思维是一种建立在符号体系上的思维，而符号只能描述具体的有形的事物，难以描述无形的事物，而这正是人类认识宇宙起源的一个重大障碍。

3 、关于九天，王逸在《楚辞章句》解释为：“九天，东方昊天，东南方阳天，南方赤天，西南方朱天，西方成天，西北方幽天，北方玄天，东北方变天，中央钧天。”不过，这种解释并不符合屈原所说的天有九重。

事实上，我国古人很早就产生了天有九层的观念，但是最早见诸于文字的是《天问》的“圆则九重，孰营度之”、“九天之际，安放安属”。这里涉及到宇宙的空间深度和天上物体彼此之间的距离问题，从视觉直观的角度来说，古人所说的九重天大体可以分为如下九个层次：距离大地最近的是云雾雷电（我国古代经常把气象归入天文现象），然后是月亮，接下来是内行星（水星、金星，它们能够出现在太阳之前，形成凌日现象，表明它们比太阳近）、太阳、外行星（火星、木星、土星）、彗星、亮的恒星、暗的恒星，最遥远的是模糊的星云。

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古代天文学非常发达，七八千年前就能够根据四颗恒星判断四季（尧典四星），4000年前就已经测定出木星12年绕太阳运转一周，最早的日食记录、太阳黑子记录、哈雷彗星记录，以及最早的星表（战国时代甘德、石申编制）都出现在中国。

《天问》涉及的地理知识和地理范围，也有许多值得注意的内容。其一，“东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顺椭，其衍几何？”这里涉及到地球赤道直径与两极直径的长短问题，以及大地的曲率问题，表明当时人们已经有了大地是球体的观念。其二，“日安不到？烛龙何照？”这实际上描述的是极地（对我国来说是北极）地区每年有半年时间没有阳光照射的现象。其三，“何所冬暖？何所夏寒？”这可能是我国古代有关南半球情况的最早记录。

有趣的是，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唯独屈原的著作出现了许多与《山海经》相同的内容，例如烛龙的故事、巴蛇吞象的故事等；这或许可以表明，自从王子朝携周室典籍奔楚之后，只有楚国的大臣才有机会读到《山海经》。

《天问》涉及的历史内容，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在这个问题上，许多学者都赞成郭沫若的观点，即凡是《天问》出现的内容，都可相信是先秦的真实资料。

姜亮夫在《屈原赋校注》、《楚辞今绎讲录》等书中认为，《天问》讲夏代历史二十多条，商代历史十二三条，周代历史八九条，尤详于禹启夏初；因为楚是夏的后代，夏起自西北，后分两支，一支沿黄河东下，至今日西安、郑州一带，即周；另一支沿汉水南下，是为楚国；屈原心目的旧乡，即老家是在昆仑；楚国典籍《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失传后，北儒所记历史便成了正统。

此言或不无道理，关于楚是夏的后代，可以补充的内容是，鲧死后化为熊，禹治水开山时亦曾化为熊，而楚的先祖则多以“熊”为名，表明他们都是以熊为图腾的民族部落，并源自黄帝部落联盟中的有熊氏。需要说明的是，所谓楚国典籍《三坟》等，原本属于周王室收藏的历代典籍，于公元前516年被王子朝携带到楚国后，北方学者便没有机会读到它们了。此外，姜亮夫对《天问》有关历史朝代的统计数字，不知有何依据和标准。

当然，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角度思考，屈原没有提出的历史问题意味着什么？例如，《天问》里没有对炎帝、黄帝、太昊、少昊、颛顼的故事提出问题。显然，这表明屈原对历史问题是有所选择和取舍的。其中，太昊是楚国祭祀歌舞《九歌》的主神东皇太一，颛顼是楚人的先祖，屈原不对它们提出疑问，应当是出于尊重的考虑。由于少昊是巴人的先祖，而屈原出身于巴人家庭，因此不对少昊提出疑问，也是可以理解的。

问题是，屈原为什么没有对炎帝、黄帝的事迹置一词发一问？这多少让人有些不解。这是因为，屈原已经追问到人类的起源“女娲有体，孰制匠之？”并谈到了先夏时期的尧、舜、喾、简狄、后稷、彭祖的故事，也提到了昆仑山，然而就是不提炎帝、黄帝，而且在屈原的其它作品里也没有提到炎黄二帝（《远游》提到轩辕、太昊、炎神，但是《远游》并非屈原的作品，而是汉代人所作）。或许，屈原认可的历史，取自《尚书》，而《尚书》就是以尧、舜时代为历史的开篇。

我们知道，屈原对历史问题的关注，其核心的疑问在于“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礼天下，又使至代之？”意思是，上天既然授命一个君王治理天下，为什么又要用别人取代他？这个问题的潜台词是，楚国君王受命管理楚国这片土地，已经有许多年了，难道现在是皇天要让别人（秦国）来取代楚王了吗？

因此，屈原在《天问》的尾声，尽乎绝望地说：“厥严不逢，帝何求？！”意思是，楚国的江河日下已经难以挽回了，我对上天还能再要求什么呢？也就是说，屈原对祭祀巫术在保佑楚国的作用问题上，已经彻底地丧失了信心。

有鉴于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楚顷襄王兄弟在读到《天问》后，会如此地震怒，一定要把屈原放逐江南而后快。这是因为，屈原作为楚国的主祭师（相当于西方的大主教），如果他的宗教信仰产生了动摇，显然会严重威胁到楚顷襄王的统治权的，因此也就不能再继续担任三闾大夫之职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巫风甚浓的楚国，首先觉悟到巫术不能挽救楚国的不是别人，而正是巫师出身并长期担任楚国主祭师的屈原。在这种情况下，屈原撰写《天问》的目的，就不仅仅是发泄个人的疑问，而是为了教育楚国的君臣“悟过改更”，放弃单纯依赖巫术的心理，改变任人唯亲的现象，重新走上革新政治、变法图强之路。

不幸的是，屈原的良苦用心，并没有得到楚国君臣的理解，反而因言获罪，受到了更残酷的打击，屈原被彻底剥夺了参与国政的权力和机会，并被迫长期离开了郢都，从此踏上流浪沅湘之间的凄风苦雨之途。

说明：本文系《屈原诗歌解读》的一节

中国人很早就注意观察天象,古书上关于夏朝时流星雨和日食的记载,就是世界天文史上最早的记录

春秋战国时期,天文学已经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鲁国的天文学家在对天象的观测中,观测到37次日食,其中33次已经被证明是可靠的现在世人通称的哈雷彗星,早在公元前613年就被载入鲁国的史书《春秋》中,这是世界上关于哈雷彗星最早的记录而西方一直到1682年才由哈雷发现,比中国晚了两千多年

世界上我国最早发现太阳黑子，早在殷商甲骨文中就有关于太阳黑子的记载， 在战国时期及汉代也有不少关于太阳黑子的记载，目前公认的世界上最早的太阳 黑子记载是《汉书》：“和平元年……三月乙末，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 和平元年是公元28年。我国古代非但有公认的最早的黑子记录，而且数量很多， 记录很详细。从汉和平元年到明末为止，共有一百多次太阳黑子的记录，这些记录 既有准确的日期，又有黑子形状、大小、位置甚至变化的情况，为太阳黑子的活动及其对地球的影响的研究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

太阳的光球表面有时会出现一些暗的区域，它是磁场聚集的地方，这就是太阳黑子。黑子是太阳表面可以看到的最突出的现象。一个中等大小的黑子大概和地球的大小差不多。

太阳黑子是太阳活动的重要标志，其活动存在着明显的周期性，周期平均为111年。黑子群对地球的磁场和电离层会造成干扰，并在地球的两极地区引发极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