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端午节的史书记载:

　　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屈原，是春秋时期楚怀王的大臣。他倡导举贤授能，富国强兵，力主联齐抗秦，遭到贵族子兰等人的强烈反对，屈原遭馋去职，被赶出都城，流放到沅、湘流域。他在流放中，写下了忧国忧民的《离骚》、《天问》、《九歌》等不朽诗篇，独具风貌，影响深远（因而，端午节也称诗人节）。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国京都。屈原眼看自己的祖国被侵略，心如刀割，但是始终不忍舍弃自己的祖国，于五月五日，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之后，抱石投汨罗江身死，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主义乐章。

　　传说屈原死后，楚国百姓哀痛异常，纷纷涌到汨罗江边去凭吊屈原。渔夫们划起船只，在江上来回打捞他的真身。有位渔夫拿出为屈原准备的饭团、鸡蛋等食物，“扑通、扑通”地丢进江里，说是让鱼龙虾蟹吃饱了，就不会去咬屈大夫的身体了。人们见后纷纷仿效。一位老医师则拿来一坛雄黄酒倒进江里，说是要药晕蛟龙水兽，以免伤害屈大夫。后来为怕饭团为蛟龙所食，人们想出用楝树叶包饭，外缠彩丝，发展成棕子。

　　以后，在每年的五月初五，就有了龙舟竞渡、吃粽子、喝雄黄酒的风俗；以此来纪念爱国诗人屈原。

在十世纪，在军阀混战的战场上已出现了使用火药代替易燃物质的火药箭和火药炮。《宋史·兵志》记载：宋太祖开宝三年，兵部令史冯继升等进火箭法。宋人王应麟的《玉海》也提到冯继升、岳义方进火箭法。以后火药武器有了发展，记载也较详细。《宋史·兵志》记载：“咸平三年八月，神卫水军队长唐福献所制火箭、火球、火蒺藜”…各赐缗钱。”《续资治通鉴长篇》和《通雅》记载：“宋咸平五年冀州团练史石普，也能制造火毯、火箭。宋真宗把他召来，和大臣一起在便殿看他实验一番。”这些记载确凿无疑地证明发明火药已通过应用阶段，火药武器已开始被采用，并得到很快发展。

古籍对宋代的浸铜工艺有一些记载，各铜场因地制宜，各有创新，并不断在改进。明代谈迁所撰《枣林杂俎》记载了铅山场在初时所采用的方法，谓：“铅山县西七里铜宝山，有貌平坑，石窍中胆泉流出，浸铁可为铜。又鹅湖乡，去县治七十里，有沟漕七十所，取本地水积为池，随地开沟，碎铁铺之，浸染色变，锻则为铜。”《读史方舆纪要》的记载则更为翔实些，谓：“有沟漕七十七处，各积水为池，随地形高下深浅，用木板闸之，以茅席铺底，取生铁击碎，入沟排砌，引入通流浸染，候其色变，锻之则为铜，余水不可再用。”用这种方法让还原出的铜沉积在茅席上，将席取出，即可收集“铜煤”，似乎很方便。但实际不然，因为必然有残余碎铁与“铜煤”混在一起，“锻之为铜”时，铁将混入铜中，影响了铜的质量，而且从草席上刮取下“铜煤”也并不省事。《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三》则介绍了另一种工艺，其浸铜之法：先取生铁打成薄片，目为锅铁，入胆水槽，排次如鱼鳞，浸渍数日，铁片为胆水所薄，上生赤煤，取出刮洗，钱煤入炉烹炼，凡三炼方成铜。其未化铁，却添新铁片，再下槽排浸。这种方法较少地使碎铁引入赤煤，有益于胆铜质量的提高，当是对前法的改进。《宋史·食货志》说：采用这种方法，在绍兴十三年时“大率用铁二斤四两得铜一斤”，并指出是根据饶州兴利场和信州铅山场的记录，表明这是铅山场后期采用的工艺。南宋人张端义的《贵耳集》记载，乾道年间韶州岑水场每年用百万斤铁，浸得二十万斤铜，即每斤铜需耗铁五斤，与饶州、信州相比，要超出一倍了。

我国古籍中最早见有茶字的记载始于汉代。

我国古籍中，最早见有“茶”字的记载始于《诗经》。《诗经·邶风·谷风》有“谁胃荼苦，其甘如荠”之句。但此“荼”字，是茶，是菜，还不明确。

至公元前200年《尔雅》成书后，始将荼定为茶。《尔雅·释木第十四》记载：“槚，苦荼”。晋郭璞《尔雅注》说，槚是一种树，“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作羹饮，今呼早采为荼，晚取者为茗”。

至于“荼”字何时改写成“茶”字，据清代学者顾炎武考证，“茶”字是从唐会昌元年（公元841）柳公权书写《玄秘塔碑铭》、大中九年（公元855）裴休书写《圭峰禅师碑》时开始，因此他确定“茶”字的形、音、义才固定下来。

描写茶的古诗词：

1、坐酌泠泠水，看煎瑟瑟尘。无由持一碗，寄与爱茶人。——白居易《山泉煎茶有怀》

2、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苏轼《汲江煎茶》

3、生拍芳丛鹰觜芽，老郎封寄谪仙家。今宵更有湘江月，照出菲菲满碗花。——刘禹锡《尝茶》

4、叹息老来交旧尽，睡来谁共午瓯茶。——陆游《幽居初夏》

5、山中何事，松花酿酒，春水煎茶。——张可久《人月圆·山中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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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砖是一种广泛使用的建筑材料，根据不同的需要和地理位置，红砖的质量和价格会有所不同。一般而言，生产红砖的地区价格会相对便宜，例如江苏、湖北等地，而市场上知名度较高的品牌则可能价格相对较高。最好选择正规的生产厂家或商家购买红砖，以确保质量和价格的合理性。

夏代已经推断出春分、秋分、夏至、冬至。东夷石刻连云港将军崖岩画中有与社石相关的正南北线。商代关注不同天气的不同现象。甲骨文中有关于风、云、虹、雨、雪、雷等天气现象的记载和描述。西周时期用土圭定方位，并且知道各种气象状况反常与否，均会对农牧业生产造成影响。《诗经·幽风·七月》，记载了天气和气候谚语，有关于物候的现象和知识；《夏小正》是我国最早的物候学著作。春秋时期，秦国医学家医和开始将天气因素看做疾病的外因；曾参用阴阳学说解释风、雷、雾、雨、露、霰等天气现象的成因。《春秋》将天气反常列入史事记载；《孙子兵法》将天时列为影响军事胜负的5个重要因素之一；《易经·说卦传》指出“天地水火风雷山泽”八卦代表自然物。战国时期，重视气象条件在作战中的运用。庄周提出风的形成来自于空气流动的影响，并提到日光和风可以使水蒸发。《黄帝内经·素问》详细说明了气候、季节等与养生和疾病治疗间的关系。秦代形成相关的法律制度，各地必须向朝廷汇报雨情，以及受雨泽或遭遇气象灾害的天地面积。《吕氏春秋》将云分为“山云、水云、旱云、雨云”四大类。汉代列出了与现代名称相同的二十四节气名，并且出现了测定风向及其他天气情况的仪器。西汉时期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指出了雨滴的大小疏密与风的吹碰程度有关。东汉哲学家王充《论衡》，指出雷电的形成与太阳热力、季节有关，雷为爆炸所起；东汉学者应劭《风俗通义》，提出梅雨、信风等名称。三国时期，进一步掌握了节气与太阳运行的关系。数学家赵君卿注的《周髀算经》，介绍了“七衡六间图”，从理论上说明了二十四节气与太阳运行的关系。两晋时期，“相风木鸟”及测定风向的仪器盛行。东晋哲学家姜芨指出贴近地面的浮动的云气在星体上升时，能使星间视距变小，并使晨夕日色发红。晋代名人周处的《风土记》提出梅雨概念。南北朝时不仅了解了气候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还开始探索利用不同的气候条件促进农业生产。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充分探讨了气象对农业的影响，并提出了用熏烟防霜及用积雪杀虫保墒的办法；北魏《正光历》，将七十二气候列入历书；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提出冬季“九九”为一年里最冷的时期。隋唐及五代时期，医学家王冰根据地域对我国的气候进行了区域划分，这是世界上最早提出气温水平梯度概念的。隋代著作郎杜台卿《玉烛宝典》，摘录了隋以前各书所载节气、政令、农事、风土、典故等，保存了不少农业气象佚文；唐代天文学家李淳风《乙已占》，记载测风仪的构造、安装及用法。宋代对于气象的认识更为丰富和详细，在雨雪的预测及测算方面更为精确。北宋地理学家沈括《梦溪笔谈》，涉及有关气象的如峨眉宝光、闪电、雷斧、虹、登洲海市、羊角旋风、竹化石、瓦霜作画、雹之形状、行舟之法、垂直气候带、天气预报等；南宋绍兴酒秦九韶《数书九章》，列有4道测雨雪的算式，说明如何测算平地雨雪的深度。明代工部尚书熊明遇《格致草》，根据西洋科学原理，辨析了自然界变化与历史上所载的灾异及风、云、雷、雨诸气象现象之间的关系，他所设计的“日火下降、气上升图”，系统地说明对流性天气的形成。清代译著《测候丛谈》，采用“日心说”，全面介绍了太阳辐射使地面变热以及海风、陆风、台风、哈得来环流、大气潮、霜、露、云、雾、雨、雪、雹、雷、平均值及年、日较差计算法、大气光象等大气现象和气象学理论。

岁月推移，天象更迭。我们祖先辛勤劳动，留下宝贵的天象记录，无一不反映出先人孜孜不倦、勤于观测的严谨态度，无一不闪烁着我们民族智慧的光辉。这些，是我国古代丰富的文化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对今后更深刻地探索宇宙规律，都将起到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