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书精选书法作品欣赏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10-27浏览:3收藏

隶书精选书法作品欣赏,第1张

 隶书是相对于篆书而言的,隶书之名源于东汉。隶书的出现是中国文字的又一次大改革,使中国的 书法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是汉字演变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在我国的文字发展史上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下面是我为你整理的隶书精选书法作品,希望对你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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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隶书精选书法作品4

 三国时期的隶书

 隶书经过东汉时期发展到高峰后,到三国魏晋以后就逐步起变化。这时期的楷、行、草书已日渐成熟,特别是行、草书,在实用中已逐步代替隶书。如草书,东汉光和(公元178-184)时人赵壹在《非草书》中说草书“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征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说明社会对草书态度认为毫无社会价值。可是到了西晋,卫恒在他的《四体书势》一文中已完全不一样了,他说:“草书之法,盖又简略,应时谕指,用于卒迫,兼功并用,爱日省力,纯俭之变,岂必古式。”只经过百余年,社会对草书的态度和草书的价值已大变,草书已成“应时谕指”、“兼功并用”的书体了。又如楷书,到三国曹魏时的钟繇已写出《宣示表》那样的楷书了。所以隶体的日渐衰落就是自然的了,是字体随着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从书体本身发展看,东汉时已达“每碑各出一奇”的高度,不可能长久地保持这种盛况,总是要转化发展。隶字作为文字的社会功能方面,东汉以后已基本或者说已逐渐完成它的历史作用,已被楷、行、草体所代替,虽然它是逐渐的过程。但是隶书作为一种字体还存在,作为书法艺术的一种书体还有它的魅力,还要长期继续下去。

 在学习隶书中经常会遇到“八分书”的说法,究竟什么是八分书,历史上有多种说法。卫恒在《四体书势》说:“隶书者,篆之捷。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灵帝好书,时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又说:“鹄弟子毛弘教于秘书,今八分皆弘之法。”又唐代张怀《书断》引王愔的话说:“次仲以古书方广,少波势。建初中,以隶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楷模。”这两段话的意思是,隶书是篆书之简捷写法,王次仲把隶书写成规范化,在灵帝时多能书者,写的最好是师宜官,他的弟子梁鹄和梁的弟子毛弘写八分书。所谓八分书是隶书的一种写法,少波势。在篆书隶化的过程中,如秦时始皇陵刑徒砖中的“里”字等,由于刻砖难刻波势,只能刻出无波势的直画,极像后来的楷书,王次仲等就采用民间这类新俗体加以整理,“字方八分,言有楷法。”启功先生在《古字体论稿》中论及八分书时说:“其笔画更轻便,例如汉碑中字横画下笔处下垂的顿势,所谓蚕头,收笔处上仰的捺脚样子,所谓燕尾都没有了。这种新俗体盛行以后,为了区别‘蚕头燕尾’的原隶体,故取名八分书,即八成古体或雅体的意思。”这种没有波磔的隶书的发展,就逐步变成如钟繇《宣示表》那样的新俗体楷书了。

 这时期的隶书,初期沿习汉隶,有很明显的波磔笔的隶书,后来变成如杨守敬所说的折刀头的写法,以至出现后来如《谷朗碑》那样近似楷书的隶书。如《受禅碑》、《公卿上尊号奏》,两碑立于三国魏黄初元年。传为钟繇和梁鹄书,但无确据。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尊号》、《受禅》分属钟(繇)、卫(觊)。”此两刻书风相近,结体方正,笔画劲利。杨守敬在《书学迩言》中说:“《上尊号》、《受禅表》下笔如折刀头,风骨凌厉,遂为六朝真书之祖,学八分书者,从之入手,绝少流弊。”胡小石也在《书艺略论》中说:“二刻书体,皆肃括方严,骨气洞达,波挑俯彻,如翚斯飞,出入分明,有八角垂芒之妙”。学此两刻无软骨之弊。《孔羡碑》,黄初元年(立,在山东曲阜碑林。康有为说:“昔人评其书有龙震虎威,气雄力厚,魏刻之冠。”其书与《上尊号》一致,古质遒劲,气势雄强,笔画呈折刀头,质朴厚重。《黄初残石》,黄初五年立。在陕西郃阳县。与《上尊号》等书风属另一种,纯美秀丽,《金石补录》评论说:其书“高妙醇朴,书体酷似《酸枣令》,他碑未及也。”书风娟美纯朴。《曹真残碑》,立碑年月已泐。曹真死于太和五年三月,立碑当离此不久。现藏故官博物院。杨守敬评其书说:“分法与《王基碑》同”结体宽博,笔法强劲中飘逸,有较强装饰味。《范式碑》,三国魏青龙三年立,在山东济宁。翁方纲评其书法说:“是碑于劲利之中出以淳朴,而顿挫节制,神彩焕发,实出汉末皇象、梁鹄诸家之上”。《正始石经》,无年月,但《魏书江式传》、《晋书卫恒传》记载立于三国正始年间,石早佚。原在洛阳。清光绪年间曾出土《尚书·君奭篇》残石,后又有《无逸君奭》残片、《春秋僖公文公》残石等出土。分古文、小篆、隶书三体蝉联书刻。书体精美工整,是当时官方标准写法。《王基碑》景元二年立,在河南洛阳。书法与《曹真碑》相似,流美过之。《张君残碑》,无年月,藏故宫博物院。吴士鉴跋云:“观其字体峻整,已开《任城孙夫人碑》之先河,为魏刻无疑”。严峻方折,雄强劲利。《谷朗碑》,三国吴凤凰元年立,此少数吴碑之一。隶楷过渡体。属隶书。康有为称其书古厚,为真楷之极。《任城孙夫人碑》,据考证为西晋泰始八年立,在山东任城县。清代严可均评其书点画严整,颇似《范式碑》笔意。包世臣说:“《孙夫人碑》是《孔羡》法嗣,开笔沉着不减而体稍疏隽”。《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碑》,西晋咸宁四年立。罗振玉认为此碑为晋碑之冠。结体伸展,起收笔厚重方折,峻利雄强,气宇昂扬。《吕望碑》,西晋太康十年立,穆子容书,在河南汲县孔庙。清钱大昕认为此碑“字画颇古雅,不似东魏的率意”,“其虽峻逸殊科,而皆曲折顿宕,姿致天成”。《郭槐墓志》,晋元康六年立,结体处纵势,点画夸张,华丽俊逸。《左棻墓志》,永康元年立,河南偃师蔡庄出土。书法强劲峻拔,笔画如刀砍。《荀岳墓志》,永安元年立,河南博物馆存。书法结体严谨,笔画精到,峻拔中有秀逸,是晋代佳作。《石尠(鲜)墓志》,永嘉元年刻,现存于河南博物馆。书法结体精密,大小错落,疏密结合,笔工精到,法度森严。《刘韬墓志》无年月,刘为晋人,故证为西晋墓志。书法精熟,劲挺流畅,雄强挺拔。

一、外形特征不同

1、獬豸:体形大者如牛,小者如羊,类似麒麟,全身长着浓密黝黑的毛,双目明亮有神,额上通常长一角。

2、麒麟:集狮头、鹿角,虎眼、麋身、龙鳞、牛尾就于一体;尾巴毛状像龙尾,有一角带肉。

二、寓意不同

1、獬豸:是勇猛、公正的象征,是司法“正大光明” “清平公正”“光明天下”的象征。

2、麒麟:古人认为,麒麟出没处,必有祥瑞。有时用来比喻才能杰出、德才兼备的人;传说麒麟为仁宠,是吉祥的象征,能为人带来子嗣。

三、特性不同

1、獬豸:獬豸拥有很高的智慧,懂人言知人性。它怒目圆睁,能辨是非曲直,能识善恶忠奸,发现奸邪的官员,就用角把他触倒,然后吃下肚子。

2、麒麟:造型是将许多实有动物的新合拼体,它把那些备受人们珍爱的动物所具备的优点全部集中在麒麟这一幻想中的神兽的建构上,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集美”思想。

-麒麟

-獬豸

一般来说,人类文明不会超过六千年,这是为何呢?首先得明确“文明”这个词,文明与文化不一样,文明诞生的标示是文字,而一般认为的成熟文字不超过5500年。也就是说,人类文明不会超过这个期限。但现实中并非如此,因为随着考古的进行,越来越多的古老文字重现天日。而下列的5种文字便是世界上古老的5种,其中2种来自中国,商朝的甲骨文上榜。

甲骨文

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人疑问“中国的文字真的是起源于三皇五帝时期吗,既然如此先秦时期为何有着如此多种类的文字”。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在河南发现了很多刻在甲骨上的文字,甲骨文就此重现天日。根据出土甲骨文的古墓以及文字记载,这是商朝的王室墓地。而甲骨文也就此成为了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

印章文字

印度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尽管其文化、文明之乱,但也不可否认其历史发展以及文字起源。目前发现的古印度最早的文字便是“印章文字”,这种文字是古印度人刻在陶器或者陶土制成的印章上,因而得名。目前出土刻有这种文字的陶土残片已有2000多枚。这种文字距今也有4000多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

楔形文字

在四大文明古国中,两河文明是最复杂的,因为这不是单纯的在某一个国家,而是在中东的两条大河流域诞生的文明。这个文明也有距今5000多年的文字,那就是楔形文字。但这种古老的文字因历史的缘故消失在世间,直到1472年才被意大利的历险家发现,殖民时代则大量发现了这种古老的文字。

纸草文字

很多人认为中国文明与埃及文明非常相似,就连文字也如此相似。中国与埃及这两个文明古国的文字都是象形文字,中国文字在传说中是由仓颉创造的,而埃及文字在传说中也是由一个计算与学问之神图特创造的。事实上,目前发现埃及最古老的文字是距今5100多年的纸草文字。小知识:纸草不是纸,而是生长在尼罗河两岸的一种植物,稍微加工可以当成纸写文字,也可以制造服饰,可惜目前已濒临灭绝

贾湖刻符

中国发现古老文字甲骨文后,从未停止追根溯源,在考古上也发现了很多古老的原始文字。其中中国乃至世界最古老的文字便是距今9000年左右的“贾湖刻符”。这种文字看起来并不是文字,而是一种符号,但将其与甲骨文对比就可以找到其中的蹊跷,因为甲骨文的有些文字便是简化了贾湖刻符。

一、甲骨文的发现

1899年,一场考古学、古文字学的“大地震”,使得全球文化人的目光齐刷刷地转向中国的殷墟。河南安阳小屯村成堆的龟壳和牛肩胛骨上刻着一行行古怪的文字。无言讲述着消亡太久的历史故事……

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又叫“卜辞文字”,“契文”或“殷墟文字”。内容多为占卜的记录,为公元前十四世纪到十一世纪,即商代后半盘庚迁殷到帝辛灭亡时期八世十二王273年间的文字。清末年被河南安阳小屯村农民在耕田挖沟时掘出。光绪二十五年时由古董商人携至京城,由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判定为殷商遗物。并审定为最早的古文字。甲骨文自从1899年开始发现,迄今已达百年有余的历史,到底是什么人首先认识和搜集的,学术界公认是来自山东福山人王懿荣。山东烟台王懿荣纪念馆馆长吕伟达在其主编的《甲骨文之父王懿荣》一文中,对殷墟卜辞出土,发现及王懿荣殉难后,甲骨文被后来者继承等一系列问题作过详实的交代。著名甲骨学宗师胡厚宣生前在其《再论甲骨文发现问题》论著中引用大量的事实依据和详细材料,实事求是对王懿荣首先发现甲骨文,作了盖棺定论性总结:“在甲骨文发展近百年的今天,我们仍可以说:殷墟甲骨文是在1899年,也就是清朝光绪二十五年已亥,由山东福山人,名叫王懿荣的,首先认识并加以搜购的。与王懿荣同时辩别搜集甲骨的,还有天津的孟定生和王襄”。

1910年罗振玉在其《殷商贞卜文字考》自序说:“光绪已亥(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予闻河南之汤阳发现古龟甲兽骨,其上皆有刻辞,为福山王文敏公所得,恨不得遽见也。

1917年王国维在他代替姬佛陀所作《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序说:“光绪戊 戌己亥,洹曲厓岸,为水所池啮,土人得龟甲牛骨,上有古文字,估客携至京师,为福山王文敏公懿荣所得”。

1923年,有容庚《甲骨文字之发现及其考释》一文刊(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一卷第四号)说:“甲骨文字发见於河南安阳县城西北五里之小屯中,东西北三面,洹水环焉,殆《史记羽本记》所谓‘洹水南殷墟上’彰德府志所谓‘河亶甲城’者是也……清光绪二十五年(民国纪元前十三年)始出见於世

其文字刻於龟甲兽骨上,估客携至京师,售於王懿荣。”综上所述;王懿荣为首先发现甲骨文的第一人已举世公认。

王懿荣在《尚书多士》篇中就读到“惟殷先人,有典有册”但在春秋末期,孔子在谈到古代的礼制时,就发出了“殷礼不足征”,文献不足的感叹。那么殷代的典册是什么样?它们都到哪里去了?王懿荣带着这样疑问,对所搜集到的甲骨进行研究。很快就确定甲骨上所刻的确实是文字,是商代用来占卜的卜骨,是商代的档案,也就是殷商人的典册。王懿荣身后的甲骨文大部分转入了刘鹗之手。刘鹗(1857-1909)字铁云,江苏丹徒人。曾以所著《老残游记》而闻名于世。刘鹗精算学,水利,善医术,曾在上海行医。后弃医经商,但尽蚀其本,乃投效于金石学家吴大澄门下。光绪十四年(1888)黄河在郑州决口。刘鹗以治河有功,而声誉大起。在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的时候,他正在北京候补知府。因为是吴大澄的学生,涉猎了金石学,所以与王懿荣的关系也极为密切,成为至交密友。王懿荣还没有来得及对所搜集的甲骨文资料进行总结,著书立说,便在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为国殉难了。当时王家把王懿荣生前收藏的甲骨文,大部分转让给了刘鹗。

刘鹗自己也大量收集甲骨文。一是委托一位商人奔走在昔日的“齐鲁赵魏之乡”用了约一年的时间,收集到约三千片,加上其儿子到河南收购甲骨,共计五千片。甲骨文的确定,震惊了国内外学术界。它不仅给中国的历史学,古文字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而且在考古学,古代科学技术,金石书法艺术的研究上,都有着重大的意义。王懿荣不仅是确认甲骨文的第一人,也是开创我国甲骨文研究历史的先驱。王懿荣这个名字,永远值得纪念!是他慧眼识珠才有甲骨文重见天日。尽管王懿荣身前没有对所发现和收购甲骨卜辞留下理论言辞。但历史是忠实的裁判,会记录下这位功臣的足迹 。

甲骨文的发现奠定了王懿荣为甲骨文之父的历史地位。

二、甲骨文的书法

殷墟甲骨为刀笔文字,从出土的甲骨文字看来,那时已有毛笔和朱墨,有调和朱墨的石臼和砚盘。墨书的“祀”字,见於一块陶片,候家庄1001号大墓里还出过一个朱书的石碑。朱书的文字,还常见於卜骨的背面,甲骨文还有一些朱书未刻或书后只刻了一半的卜辞。说明殷代已有书写的毛笔和颜料。特别是有的龟甲上大字填朱,小字填墨,朱墨互衬,鲜艳夺目。这种迹象决不是偶然,可以窥见殷人书家纯朴的审美契刻技艺。在卜辞契刻中,有单刀、有双刀、有复刀,用刀和削契刻。有的刻后又复刮去,也有刮去又后重刻的卜辞。有的在一片甲骨之上,分别涂朱或涂墨。记事文字,有的还镶有松绿石,像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宰牛骨”和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收藏的“虎骨刻辞”,原来都镶有松绿石,现在已经残去了绝大部分。但著录在《殷契佚存》黄浚旧藏的那片“壬午获白兕”的残片,上所镶嵌的松绿石,就清楚可见。这些个文字,琳琅绚丽,殊为美观,真是一种极为精妙的艺术佳构。

研究甲骨及书法,其甲骨文三次重大发现及三个重要地点值得关注和重视。

1936年殷墟考古发掘之YH127坑所藏17096片甲骨(它占近百年来发现的15万甲骨片总量的十分之一以上),系由安阳出土后运至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其三分之二是在南京室内剥离出土的。此次发现不仅数量惊人,而且整理的刻辞卜甲达三百版。其中有一块产自马来半岛的大龟长达四十四,宽三十五厘米,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块卜甲。由董作宾、胡厚宣两先生率技工细心剥离、整理、著录。

1973年殷墟考古发掘之刻辞甲骨5335片,其中卜骨5260片,卜甲75片。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甲骨文发现最多的一次。此次发掘多出于殷代的窖穴与文化层中,并与陶器共存,对甲骨文的分期断代研究有重要的意义。其出土刻辞甲骨,以卜骨占绝大多数,卜甲只占甲骨总数的百分之一点四。在卜骨中,大块的基本完整的牛肩胛骨上百片,这是以前未有的发现。给甲骨学和商史研究及武丁时期甲骨书法特征研究提供了大量新颖的资料。

1991年安阳花园庄东地H3甲骨坑发掘甲骨1583片,此坑甲骨,以大版的卜甲居多,其中完整的卜甲755版,特别珍贵的是上有刻辞的完整卜甲三百多版,占有字甲骨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以上。这是自1936年H127坑及1973年小屯南地甲骨以后殷墟甲骨文的第三次重大发现。花东H3甲骨卜辞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对甲骨文断代研究,学术界都采用董作宾先生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①中列举五期分法,十项标准。一些学者在断定某片甲骨的时代,常依据字体进行分期,将其上的干支字与董作宾制定的甲骨文『干支五期演变』中的字体进行对照。由于甲骨出土不断有新的资料出现,对董作宾先生《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中一些标准进行分期甲骨时代,以不能解决新出土甲骨断代的需要。学者们认为对甲骨文的分期断代,必须从多方面考虑。要注意区分不同的卜辞组对卜辞出土的地层、坑位、共出陶器等形态,为研究那些较早的卜辞显得尤为重要。要注意对卜辞的内容(称谓、贞人、事类、字体。文例等),进行综合性分析,才能在董作宾先生〈甲骨文断代研究例〉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对新问题,新资料作科学的判断。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尚有更新的出土资料在不远的将来会出现在人们面前。

河南安阳因出土甲骨,北京因山东人王懿荣发现甲骨,南京因研究甲骨(特别是1936年YH127坑,17096片甲骨研究),成为甲骨文研究重要的圣地而举世闻名。甲骨文书法的创立要首推罗振玉和董作宾,是罗振玉的创立和董作宾的实践,使这一优秀文化传统得以继承和光大。现代甲骨文书法史从实际意义上讲是由二位宗师开局,才有今天这样百花齐放的书法创作格局。

103年的现代甲骨文书法史,在中国漫长的书法长河中是短暂的,但其意义承上启下。最早的中国文字体系的形成是甲骨文,而最晚露出“庐山真面目”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书法珍品也是甲骨文。这无疑给中国书法史增添了戏剧性。

中国民主革命家、教育家黄炎培先生应该是彻彻底底的上海人了他老家江苏省川沙县(今上海市浦东新区)一八七八年黄炎培出生在川沙镇的民居“内史第”沈宅。说起这“内史第’沈宅,可是大大的有名。多年前我曾专程到川沙镇游览过作为黄炎培故居—兰芬堂七十四弄一号的“内史第”。这是一座坐北朝南、占地约三百平方米的两层砖木结构院落,原为清咸丰九年(一八五九年)举人、内阁中书沈树墉的住宅。沈树铺是一位博学多才、能诗善画的学问鉴赏家又是一位古籍、书画、金石碑帖的大收藏家连文学家俞19都称他的收藏是“富甲东南’。其中最珍贵的是他于一八六三年所得的汉代熹平石经宋拓残片,原为“西怜八家’之一黄易收藏上有翁方纲、毕沉、孙凋如、王念孙等名家题跋。沈树al后又得孙承泽藏熹平石经残字,于是便在“内史第”内宅楼上专辟一室,名日“汉石经室”有何绍基、赵之谦等书法家为之作题记。

黄炎培的童年及青少年读书时期,基本都在“内史第’的书房汉石经室度过。因为黄家与沈家有着非常密切的亲戚关系:黄炎培祖父黄典漠是沈树墉的姐夫,外祖父孟庆曾是沈的妹夫,而沈树谕之子沈肖韵又是黄炎培的姑父,黄家四代都居此屋。黄炎培出生于此,“汉石经室”的大量碑帖、典藏古籍以及近代中外名著为他青少年时临帖读书提供了得夭独厚的条件。黄炎培十多岁时父母先后病段,虽然他九岁人私塾,儿时的识字做人受母亲的教育颇多,而对他影响的还是其姑父沈肖韵,黄炎培少时学问、道德以及爱国思想,多由其姑父引导。他写过一篇《题肖韵姑父遗像》诗,题记道:“川沙百年来文化中心,必推我姑父沈肖韵先生家,先生察承家学器识文艺,为时推重,与物无许,对之如饮醇醒。甲午后锐然以新知识授我后进。”由于阅读了大量的经史子集,熟谙诸多经典名篇,黄炎培二十一岁就中了秀才,二十三岁考人上海南洋公学特班,老师乃蔡元培、张元济等一流名家,同学中最知名的如李叔同等。但没多时南洋公学解散,他又应姑夫沈肖韵的函约,第一次参加了江南乡试,不料轻而易举地只此一次便中举了。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

黄炎培虽然思想开明,接受新学,并不懈推行职业教育和民主革命,但他的旧学根底、八股文章以及书法功力都非常的深厚,这些主要得自其渊源家学的熏陶和他少年时的用功苦读。黄炎培的书法,用墨丰润,纵横自如,虽然其楷书也带有一点“馆阁体”之风,但略经变化,则巧拙相济写得雍容雅逸而不俗。晚年黄炎培曾写过一本自述体的回忆录《八十年来》,书中详记了他少年时代在内史第的汉石经室读书情景,虽然没提临池摹帖之事,但汉石经室内大量的珍稀法帖、名碑宋拓一定使他如鱼得水、大开眼界,若非整日沉浸其中、经年累月地潜心研习探求,安能造就他那圆润刚劲、儒雅自然的独特书风邹韬奋创办《生活》周刊时,“生活’两字即请黄炎培先生题写,他题后还分析道:“生’字有点倔强,敢于作艰苦奋斗;“活”字的“口”我将之放大了,说明大家有饭吃,也象征大家有话都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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