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352或365或372或376—427），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卒后亲友私谥靖节。东晋浔阳柴桑人（今江西九江市）人。

陶渊明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

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丧父，十二岁母病逝，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逮钦立语）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少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作主簿，他也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400），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作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一说陶渊明是在刘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抚争的意愿。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几折腰。”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满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杂诗》）至今脍灸人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回车）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他之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你）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陶渊明是汉魏南北朝800年间最杰出的诗人。陶诗今存125首，多为五言诗。从内容上可分为饮酒诗、咏怀诗和田园诗三大类。

1、饮酒诗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他的《饮酒》20首以“醉人”的语态或指责是非颠倒、毁誉雷同的上流社会；或揭露世俗的腐朽黑暗；或反映仕途的险恶；或表现诗人退出官场后怡然陶醉的心情；或表现诗人在困顿中的牢骚不平。从诗的情趣和笔调看，可能不是同一时期的作品。东晋元熙二年（420），刘裕废晋恭帝为零陵王，次年杀之自立，建刘宋王朝。《述酒》即以比喻手法隐晦曲折地记录了这一篡权易代的过程。对晋恭帝以及晋王朝的覆灭流露了无限的哀惋之情，此时陶渊明已躬耕隐居多年，乱世也看惯了，篡权也看惯了。但这首诗仍透露出他对世事不能忘怀的精神。

2、咏怀诗 以《杂诗》12首，《读山海经》13首为代表。《杂诗》12首多表现了自己归隐后有志难骋的政治苦闷，抒发了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人格。可见诗人内心无限深广的忧愤情绪。《读山海经》13首借吟咏《山海经》中的奇异事物表达了同样的内容，如第10首借歌颂精卫、刑天的“猛志固常在”来抒发和表明自己济世志向永不熄灭。

3、田园诗 陶渊明的田园诗数量最多，成就最高。这类诗充分表现了诗人鄙夷功名利禄的高远志趣和守志不阿的高尚节操；充分表现了诗人对黑暗官场的极端憎恶和彻底决裂；充分表现了诗人对淳朴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对劳动的认识和对劳动人民的友好感情；充分表现了诗人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向往。作为一个文人士大夫，这样的思想感情，这样的内容，出现在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在门阀制度和观念森严的社会里显得特别可贵。陶渊明的田园诗中也有一些是反映自己晚年困顿状况的，可使我们间接地了解到当时农民阶级的悲惨生活。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并记》大约作于南朝宋初年。它描绘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表现了诗人对现存社会制度彻底否定与对理想世界的无限追慕之情。它标志着陶渊明的思想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创者。它以纯朴自然的语言、高远拔俗的意境，为中国诗坛开辟了新天地，并直接影响到唐代田园诗派。

《归去来兮辞》是一篇脱离仕途回归田园的豪迈宣言，陶渊明以诗心慧眼来透视生活，用生花妙笔来点化景物，通过无拘无束的乡间生活的再现和云淡风清、明净如洗的自然景物的描写，展示了诗人崇尚自然、追求自由的浪漫情怀，也反映出诗人厌恶官场、远离世俗的孤傲之态。人们谈论《归去来兮辞》习惯于称道陶渊明的田园之乐和隐逸之欢，而忽视了潜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悲凉。我在研读文本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在诗人抒写欢快喜乐的同时，总是有意无意地使用一些容易引发人们联想到他的酸心隐痛的词句，揣摩、品味这些词句的深层内涵，我觉得，《归去来兮辞》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篇吐露隐痛，舒展苦闷的心灵悲歌。下面结合文章内容对此稍作分析。

（一）、心为形役之悲。文章第一段交待诗人归隐的原因和决心。陶渊明是晋安帝义熙元年归隐的。关于归隐的原因，《宋书•陶潜传》说是“郡遣督邮至县，吏自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这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陶渊明自己说的，则与此略有不同。他在《归去来兮辞》小序中说是“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 缸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在亲友劝告下，“脱然有怀”，入于仕途，求得彭泽县令一职。但未过多久，便“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但他仍打算做一年官再“敛裳宵逝”。恰恰这时，他的一位妹妹去世，他也就“自免去职”，写了这篇《归去来兮辞》。不管是他传还是自序，都不难看出，陶渊明归隐田园的真正原因是“心为形役”，即心志被形体役使，做了许多违心悖情而又无可奈何的事情，想做的却不能做，不想做的却又不能不做。结合《宋书》和小序来分析，“心为形役”含义有二：一是诗人为口腹之计，羁身宦海，折腰事人，寄人篱下，仰人鼻息，遭遇了冷眼和歧视，深感屈辱和厌倦。二是诗人质性自然，与俗相违，矫厉不得，不容于世。逆情悖性，违心违己，在诗人看来是玷污心性，扭曲灵魂，因而深感惭愧，惆怅悲伤。一旦醒悟，便觉得“往者不可谏”而“来者犹可追”；觉得“迷途未远”，“今是而昨非”，因而决计弃官归田。这中间固然有亡羊补牢、为时未晚的庆幸，更有陷身官场、铸成大错的沉痛。大梦初醒、了然彻悟的“归田”宣言中更有痛彻心肺、追悔莫及的自责自悔。

（二）、居家涉园之痛。文章第二段直写自己想象中的归途情景和归隐后闲适自在的家园生活，这中间，有“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的焦急迫切，也有终于冲破“尘网”、挣脱“樊篱”的欢欣鼓舞；有久别重逢、安享天伦的欢畅喜悦，也有闲庭信步、触目成趣的宁静安逸；有饮酒寄傲、与世隔绝的孤高自许，也有策杖流憩、矫首遐观的自然情趣。总之，一句话，宁静淡泊的日常生活，温馨朴实的家乡亲情和清新素雅的自然景观令诗人留连忘返，沉醉不醒。我们品读文章，也会感同身受，灵犀相通。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自然段中也出现了一些刺人眼目、动人心魄的词句，逼人沉思，耐人寻味。“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写蓝天白云，高蹈尘外，任意东西，天马行空，无拘无束。“无心”喻指白云飘浮不定，了无心机，自自然然，顺顺当当。写山林飞鸟，朝出暮归，远近觅食，行于当行，止于所止。“厌倦”暗示飞鸟奔波劳碌，归林投巢，安于静谧，自得其乐。无论是白云还是归鸟，它们都自由自在，无忧无虑，逍遥闲适，生意盎然，这实际上反衬出诗人沦落尘网，陷身官场，与世沉浮，受人羁绊的不自由不自在，这份扭曲心灵，压抑性情，失去自由而又无可奈何的痛苦是深刻的，也是沉重的，只是不易觉察罢了。诗人在另一首诗《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中写道：“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也表达了相同的感受。“景蘙蘙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写夕阳晚照，光景暗淡，渲染悲凉情怀；写苍松兀立，孤独无靠，更隐喻诗人孤高傲世、形景相吊的落寞和悲怆。一个人孤独到象李白看山一样，“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其内心的寂寞、痛楚是可想而知的，真可谓“知音世所稀，抚松独徘徊”啊！“引壶觞以自酌”流露出诗人自酌自斟，无以为伴的孤独和苦闷。“倚南窗以寄傲”颇有几分出尘傲世，孤愤不平之意。“门虽设而常关”更是直截了当地揭示出诗人与世隔绝，独立自足的清高和冷寂。这些文句，貌似逍遥闲谈，实则忧愤满怀，我们读到了陶渊明隐隐作痛的心。

（三）、交往出游之忧。文章第三段描写陶渊明的田园之乐。纵读诗文，我们不难体会诗人身体力行、躬耕陇亩的舒心惬意，游山玩水、搜奇览胜的幽雅闲适和琴书相伴、情话相谈的融洽欢快，不过，深入思考就会发现，这些文字全是“欢乐其表，忧痛其里”的曲折暗示。先说诗人的交往对象。亲戚农人，诗人可以和他们“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谈天说地，家长里短，有远离官场的淡泊，有共享亲情的温馨，可是，诗人心性高洁，与世相违，风流雅致、高标独步，这远不是一般凡夫俗子、市井小民所能理解、所能认同的，和乐欢悦的交谈之中饱含世无知音的隐忧。文中“乐琴书以消忧”无疑又暗示了一点，只有诗书琴韵才可以寓情传志，消悉解忧，而一般的“亲戚”、“农人”则只可形交，不可神往。再说诗人的出游方式。“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径丘。”孤舟独往，自娱自乐，有时探寻幽深曲折的沟壑，有时翻越崎岖不平的山丘，瑰怪之观，人迹罕至，诗人情有独钟，乐而忘返，这又何尝不是景示诗人隐而不发、深藏不露的遗世情怀呢？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诗人就是一位遗弃世人也被世人遗弃的山林隐士。特立独行，遗世独立，诗人是自由的，也是痛苦的。最后看看诗人的所见所感。“木欣欣以向荣，泉消消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看到万物复苏，生机勃发的景象，诗人不是欢欣鼓舞，诗性大发，而是悲愁叹老，自伤自悼，这份敏感与哀伤决不是诗人内心世界的偶尔一泻，绝对是诗人久积于心，郁闷难展的苦痛隐忧的自然流露。一个年迈体衰、生命苦短的诗人，面对欣欣向荣的大好春光，除了喟叹，还能有什么呢？由上述分析不难看出，诗人貌似平和欢乐的田园生活之下，其实充满更多的世无知音的苦痛、遗世独立的绝望和生命流逝的无奈，我们读陶文，切不可乐而忘忧啊。

（四）委心乘化之愤。文章第四段卒章显志，抒发诗人委心乘化，乐天安命的情志。我们固然强化了对诗人崇尚自然，追求自由，返朴归真，守节养性的人生理念的理解，不过，强烈的感叹和接二连三的反问又使我们分明意识到诗人去留难定、取舍难决的矛盾和苦闷。“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感叹人生苦短，余生不多，强调委心任运，顺其自然，其实是表达去留难定，心力不及的无奈和痛苦。“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否定了忧心忡忡，心神不定的犹豫不决，其实正暗示出平日里心有所求，志有所得的煎熬难耐。“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说自己乐天安命，坚信不疑，正折射出何去何从、取舍难定的怀疑和忧虑。“聊”是姑且、暂时之意，是不是也暗示出诗人这种选择也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呢？事实上，归隐田园之后的陶渊明并不能够做到真正的归隐，因为他总有不忘尘世，感时伤怀的时候。“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写自己醉情山水，逍遥自在，其实也是对现实的一种谴责和抗议，陶渊明既不想迷恋世俗以获取功名富贵，又不屑逃脱人世去飞临仙境，为了保持纯真质朴的天性，他只好到自然山水中去寻求心灵的解脱和情感的寄托了。这些文句，字里行间我们都能感觉到诗人否定官场，抗争世俗的孤愤和绝决。

综上所述，我认为《归去来兮辞》是一篇孤愤难平、忧乐相生的心灵之歌，有诗人返朴归真、颐养天年的自足自安，也有时光易逝、人生苦短的悲愁苦叹；有纵浪大化、逍遥浮世的自由自在，也有误入官场、心性扭曲的懊悔痛心；有家人团聚、琴书相伴的宁静淡泊，也有世乏知音、心曲难诉的郁闷孤寂……一句话，诚如清代诗人龚自珍说的“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己亥杂诗》），品读陶文，沉浸在山水田园之中，切不可忽略了诗人的隐痛衷曲。

陶渊明现存文章有辞赋3篇、韵文5篇、散文4篇，共计12篇。辞赋中的《闲情赋》是仿张衡《定情赋》和蔡邕《静情赋》而作。内容是铺写对爱情的梦幻，没有什么意义。《感士不遇赋》是仿董仲舒《士不遇赋》和司马迁《悲士不遇赋》而作，内容是抒发门阀制度下有志难骋的满腔愤懑；《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辞官归隐之际与上流社会公开决裂的政治宣言。文章以绝大篇幅写了他脱离官场的无限喜悦，想象归隐田园后的无限乐趣，表现了作者对大自然和隐居生活的向往和热爱。文章将叙事、议论、抒情巧妙地融为一体、创造出生动自然、引人入胜的艺术境界；语言自然朴实，洗尽铅华，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韵文有《扇上画赞》、《读史述》九章、《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自祭文》；散文有《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又称《孟嘉别传》，是为外祖孟嘉写的传记；此外还有《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与子俨等疏》等。总的来说，陶文数量和成就都不及陶诗。陶渊明的作品感情真挚，朴素自然，有时流露出逃避现实，乐天知命的老庄思想，有“田园诗人”之称。

公元427年，陶渊明走完了他76年的生命历程，与世长辞。他被安葬在南山脚下的陶家墓地中，就在今天江西省九江县和星子县交界处的面阳山脚下。如今陶渊明的墓保存完好，墓碑由一大二小共三块碑石组成，正中楷书“晋征土陶公靖节先生之墓”，左刻墓志，右刻《归去来兮辞》，是清朝乾隆元年陶姓子孙所立。

陶渊明去世后，他的至交好友颜延之，为他写下《陶征土诔》，给了他一个“靖节”的谥号。颜延之在诔文中褒扬了陶渊明一生的品格和气节，但对他的文学成就，却没有充分肯定，陶渊明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在他死后几十年里，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和承认。

梁朝的昭明太子肖统，对陶渊明的诗文相当重视，爱不释手。肖统亲自为陶渊明编集、作序、作传。《陶渊明集》是中国文学史上文人专集的第一部，意义十分重大。肖统在《陶渊明集序》中，称赞“其文章不群，辞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如之京”。

南朝时期，陶渊明的文学地位，虽得不到应有的肯定，但他的诗文作品，流传越来越广，影响越来越大。

到了隋唐时期，有越来越多的诗人喜欢陶渊明的诗文，对陶渊明的评价越来越高。

初唐王绩是位田园诗人，他像陶渊明一样，多次退隐田园，以琴酒自娱。其蹲砗蟆肥�溃nbsp;

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

百年何足度，乘兴且长歌。

唐朝的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对陶渊明十分崇拜，他在《仲夏归汉南寄京邑旧游》中写道：

赏读《高土传》，最佳陶征君，目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

李白更是仰慕陶渊明的人品和诗作。在《戏赠郑溧阳》中写道：

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

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

清风北窗下，自谓羲皇人。

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

李白那种“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的思想，和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杜甫在安史之乱之后，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把陶渊明引为知己，他在《奉寄河南韦尹丈人》中写道：

宽心应是酒，谴兴莫过诗。

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

中唐诗人白居易，非常敬仰陶渊明的为人。公元815年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离陶渊明的家乡浔阳很近。曾去拜访陶渊明的故居，写下了《访陶公旧宅》这首诗。诗中先用“尘垢不污玉，灵凤不啄腥”，颂扬陶渊明高尚的人格，最后写到：

柴桑古村落，栗里旧山川。

不见篱下菊，空余墟里烟。

子孙虽无闻，族氏犹未迁。

每逢陶姓人，使我心依然。

白居易在《效陶潜体十六首》。其中写到：

先生去我久，纸墨有遗文。

篇篇劝我饮，此外无所云。

我从老大来，窃慕其为人。

其他不可及，且效醉昏昏。

中国古代的文人，有嗜酒的共性，这与陶渊明的影响是分不开的。白居易的这首诗就说得很明白：“其他不可及，且效醉昏昏。”

到了北宋，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确定。欧阳修盛赞《归去来兮辞》说：“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欧阳修还说：“吾爱陶渊明，爱酒又爱闲”。北宋王安石曾说过，陶渊明的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有诗人以来无此句者。然则渊明趋向不群，词彩精拔，晋宋之间，一个而矣”。

苏东坡在《与苏辙书》中说“吾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过也”。苏东坡把陶诗放在李白、杜甫之上，有失公允。但他用“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八个字，概括陶诗的艺术风格，还是很准确的。苏东坡一生把陶渊明当成良师益友，不但爱好其诗，更仰慕他的为人。晚年在《与苏辙书》中说：“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

“居高声自远”，由于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在北宋文坛上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极力推崇陶渊明，对进一步确定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无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南宋爱国诗人辛弃疾，在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苦闷中，把陶渊明引为知己。在《水龙吟》词中说：“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辛弃疾留下的词作626首，其中吟咏、提及、明引、暗引陶诗陶文的有60首，几乎每10首词中就有一首与陶渊明有关。辛弃疾在《念奴娇》中称：“须信采菊东篱，高情千载，只有陶彭泽”。给予了陶渊明千古一人的最高评价。

元朝、明朝和清朝，直至现代，沿袭了两宋对陶渊明的崇高评价。

陶渊明的不朽诗篇，陶渊明的伟大人品，影响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辛弃疾等几代文人的思想和创作。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陶渊明的诗文，重在抒情和言志。他的语言，看似质朴，实则奇丽。在平淡醇美的诗句中，蕴含着炽热的感情和浓郁的生活气息。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五首》，是田园诗的精品或极品。其中《少五适俗韵》，曾编在中学生的语文课本中。诗的抒情沁人心脾；诗的写景，豁人耳目。读过后叫人终生难忘。什么时候读，都是一种美的享受。

少五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伟大的陶渊明，他的诗文，将与日月同辉，照耀着中国文学的发展道路。

"唐宋八大家"的称谓最早出现于明初朱右选韩、柳等人文为《六先生文集》，接下来我搜集了唐宋八大家宋代诗人有哪些，仅供大家参考，希望帮助到大家。

苏轼

苏轼（1037年—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南宋高宗朝，赠太师，追谥号"文忠"，四川眉山人，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散文家、词人、诗人，豪放派代表人物。苏轼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被公认文学艺术造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其散文与韩愈并称"韩潮苏海"，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被称为"中国古代第一全才"。苏轼与其父苏洵（1009~1066）、其弟苏辙（1039~1112）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嘉佑二年（1057）与弟辙同登进士。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乐府》《东坡志林》等。

苏洵

苏洵（1009年—1066年），字明允，号老泉；四川眉山人。年五十八岁。年二十七，始发愤为学。岁余举进士，又举茂才异等，皆不中。乃悉焚所写文章，闭户益读书，遂通六经、百家之说，下笔顷刻数千言。至和、嘉佑间，与二子轼、辙同至京师。欧阳修上其所著《衡论》《权书》等二十二篇，士大夫争传之。宰相韩琦奏于朝，除秘书省校书郎。与陈州项城令姚辟同修建隆以来礼书，为《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书成而卒。洵著有<嘉佑集>二十卷，及<谥法>三卷，均《宋史本传》并传于世。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在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有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的苏轼。

苏辙

苏辙（1039年—1112年），字子由，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佑二年（1057）与其兄苏轼同登进士科。神宗朝，为制置三司条例司属官。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为河南推官。哲宗时，召为秘书省校书郎。元佑元年为右司谏，历官御史中丞、尚书右丞、门下侍郎因事忤哲宗及元丰诸臣，出知汝州，贬筠州、再谪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立，徙永州、岳州复太中大夫，又降居许州，致仕。自号颍滨遗老。卒，谥文定。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苏洵、兄长苏轼齐名，合称三苏。

欧阳修

欧阳修（1007年—1072年），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诗人。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六一即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琴一张，棋一局，常置酒一壶，醉翁一人），吉州永丰人，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天圣进士。仁宗时，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英宗时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谥文忠。又喜奖掖后进，苏轼兄弟及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他的诗、词、散文均为一时之冠。诗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风与散文近似，重气势而能流畅自然；其词深婉清丽，承袭南唐余风。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著有《欧阳文忠公文集》。

王安石

原籍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生于临江军（治今江西清江）。字介甫，号半山。长期在今江西、广东诸州县任职，卒于江宁府（治今江苏南京）通判任上，全家举迁后久居不去，江宁成为第二故乡。幼随其父遍历各地，见多识广，深谙民情。庆历二年（1042）举进士，出任潍南东路（治今江苏扬州）判官。庆历七年（1047），调任鄞县（今浙江宁波东南）知县，遍访东西14乡，部署水利兴修，创导贷谷与民（为"青苗法"之发端），政绩有声，且对理财必须"资之天地"（即靠发展生产）有独特的见解。皇佑三年（1051）再调任舒州（今安徽怀宁）通判。时在京名人范仲淹、富弼等闻其文辞政事有声，交表推荐，均以"家贫口众"不愿就翰林馆职，其间仅一年任太常寺群牧判官，坚请离京出任东南地方官吏，"得尽其才"。嘉佑二年（1057）即改任常州知州。次年移任提点江南东路（治饶州，今江西波阳）刑狱，不久入为三司度支判官。向仁宗上《言事书》，力言当从培养、使用人才的各个环节着手改革吏治，兼及理财、军事等各方面的改革，实为后来变法的'早期纲领或理论雏形。仁宗赞其文才，拔为知制诰，然对改革不加采纳。再上《时政疏》（又名《本朝百年无事札》；一说呈于熙宁元年，神宗时，强烈呼吁及时改革，"有为之日，莫急于今日；过今日臣恐有无所及之忧"。嘉佑八年（1063）仁宗死，不久母丧回江宁守制，离职去。英宗在位四年，居家不出。

治平四年（1067）神宗即位，次年改元熙宁。由江宁知府改任翰林学士，应神宗之召，力主变法。熙宁二年（1069）二月，出任参知政事，入主制置三司条例司，准备变法。吕惠卿亦于同时被任为条例司检详文字，成为王安石变法行政副手。是年颁行均输法、青苗法与农田水利法。次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任宰相。神宗罢制置三司条例，权归中书。颁行保甲法与募役法（先在开封府试行）。此后三年内渐次颁行贡举法、市易法、保马法、方田均税法与置将法；免役法在开封府试行次年即推行至全国。熙宁七年（1074），因外有文彦博、司马光，内有三后（仁宗后、英宗后与神宗皇后）激烈反对新法，郑侠献《流民图》危言耸听，又加新法要员吕惠卿与曾布互争失和，神宗权罢新法，愤而辞职凡六次，出知江宁府，离相位而去。次年二月，复相，终因与神宗不合，变法进展困难，一年不到，再次辞相，出判江宁府，退居江宁半山园。封爵荆国公。晚年好佛，闲赋以著述《字说》为娱，仍不忘变法。元丰八年（1085）神宗死，次年，哲宗改元"元佑"，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为宰相，先后罢免役、青苗法。是年四月病逝。谥"文"，故史称"王文公"。有《王文公文集》、《临川先生文集》及《周官新义》、《诗义钩沉》辑本等传世，余佚。

曾巩

曾巩自称"家世为儒"（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一书》），祖父作过尚书户部郎中，父为太常博士。曾巩天资聪慧，记忆力非常强，幼时读诗书，脱口能吟诵，与兄长曾晔一道，勤学苦读，自幼就表现出良好的天赋。史称巩"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其弟曾肇在《亡兄行状》中称其"生而警敏，不类童子"，而且记忆力超群，"读书数万言，脱口辄诵"。18岁时，赴京赶考，与随父在京的王安石相识，并结成挚友。20岁入太学，上书欧阳修并献《时务策》。欧阳修见其文笔独特，非常赏识。欧阳修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上欧阳学士第二书》）自此名闻天下，但因其擅长策论，轻于应举时文，故屡试不第。庆历七年（1047），其父去世，其身为次子（其上尚有一兄长），只好辍学回归故里，尽心侍奉继母。曾巩少年时与王安石为密友，登欧阳修之门以后，就向欧阳修推荐了王安石。直至嘉佑二年（1057），欧阳修主持会试，坚持以古文、策论为主，诗赋为辅命题，曾巩才与其弟曾牟、曾布及堂弟曾阜一同登进士第一。

嘉佑四年（1059），任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县）司法参军，以明习律令，量刑适当而闻名。五年，由欧阳修举荐到京师当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理校出《战国策》、《说苑》、《新序》、《梁书》、《陈书》、《唐令》、《李太白集》、《鲍溶诗集》和《列女传》等大量古籍，对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并撰写了大量序文。

熙宁二年（1069），任《宋英宗实录》检讨，不久被外放越州（今浙江绍兴）通判。熙宁五年后，历任齐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亳州等知州。为政廉洁奉公，勤于政事，关心民生疾苦。他根据王安石的新法宗旨，结合实际情况加以实施。致力于平反冤狱、维护治安、打击豪强、救灾防疫、疏河架桥、设置驿馆、修缮城池、兴办学校、削减公文、整顿吏治、废除苛捐杂税，深受群众拥戴。

元丰三年（1080），改任沧州（今河北）知州，途经京城开封时，宋神宗召见。宋神宗对其"节约为理财之要"的建议大为赞赏，留任为三班院勾判。元丰四年，朝廷认为"曾巩史学见称士类，宜典五朝史事"，任为史官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元丰五年，拜中书舍人。同年九月，遭母丧，去官。次年，病逝于江宁府（今南京）。后葬于南丰源头崇觉寺右。南宋理宗时追谥为"文定"，人称"南丰先生"。

 宋朝皇帝赵端

　在根据古籍所整理的宋朝皇帝列表当中，宋朝皇帝赵端是其中的一个成员。多年以来，宋朝皇帝赵端因为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太多有影响力的事件，所以一直被人们遗忘在历史的尘封当中。

　但近来，由于外部环境的影响，宋朝皇帝赵端也渐渐吸引了很多人去争先关注了。但其实历史上要寻找到宋朝的这个赵端皇帝的话，也还是有着一定的困难的。因为皇帝作为一种尊贵的代名词，他的名字或许并不会有众人所熟知，而如果不知道他的名字的话，我们哪怕是更加宋朝皇帝列表也还是难以找到答案的。因为这些宋朝皇帝统计的大多数都是他们的名号。

　不过，值得一喜的是。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有一位叫做宋端宗的人曾经是大宋的皇帝，并位列宋朝皇帝当中。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确认赵端曾经是大宋的皇帝的话，那么宋朝皇帝赵端就应该是宋端宗了。

宋太祖 （927—976）即赵匡胤。宋朝创建者（960—976）。涿州（今河北涿县）人。原为后周殿前都点检。 建隆元年(960年)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夺后周政权，称帝于开封，建宋朝，史称北宋。自建隆三年 （963年）起采取“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攻灭荆南等南方割据政权,且在北方要地驻兵防守。又以杯酒释兵权等策,削夺禁军宿将及藩镇兵权。改革官制,以文臣出任州县长官。中央增设副相（参知政事）,又使枢密使、三司使分掌兵财，以分相权。在位时加强中央集权,结束了藩镇割据局面,但其重文轻武、“守内虚外”的方针,对宋代的“积贫积弱”有较大影响。

“解元”、“会元”、“状元”，“连中三元”，或曰“三元及第”，这是千古多少莘莘学人穷毕生之夙愿。自科举以来，历朝历代“连中三元”的大概有十三人，一说是十四人，似乎尚无确切定论。

明代冯梦龙《警世通言》卷十八有：“论他的志气，便象冯京、商辂连中三元，也只算他便袋里东西，真个是足蹑风云，气冲牛斗。”文中所及，冯京即宋代江夏郡人;商辂则系明代状元。

冯京者，字当世。这位曾给苏东坡讲过“羽衣仙女”故事的大才子，当年参加科举考试时，从乡试、会试、殿试，一路过关斩将，独占鳌头，连中三元，确实是气冲牛斗。

冯京高中状元后，曾出任翰林学士、知州、知府，历事英宗，神宗、哲宗三朝，官至保宁军节度使、太子少师、参知政事(副相)。

冯京功成名就前，曾发生过不少奇闻趣事。

传说冯京之父曾经商，壮年无子。其妻授以白金数笏，嘱其买妾。冯父在京师买得一妾，当了解到该妾之父本朝廷命官，因纲运欠折，鬻女以为赔偿之计时，十分同情，不忍侵犯，遣还其父，并不索钱。回家后，将此事告诉其妻，妻说：“君用心如此，何患无子” 不久，妻果然有孕。临产前，邻居们皆梦见鼓吹喧阗迎状元，冯京乃出生，后果中状元。

冯京未显贵时，久居武昌，纵酒不羁。一夕，醉卧郊外溪边。有一渔夫打鱼归来，困眠舟中。朦胧中，似听见有人呵叱道：“冯侍中在此，安得不避!”渔夫惊起，借着月光在岸边寻觅，看见一人和衣熟睡草丛中，一问，果然姓冯。渔夫立即作揖拜见曰：“他日贵显，幸勿忘。”并把梦中情形告诉了冯京，又恭恭敬敬地请冯京到船上安歇，以避风露。天明后，渔夫用船将冯京送到武昌城中。后来，冯京显贵，派人寻访那艘渔船，不复得见。

冯京早年贪玩，有时深夜不归。一次，被巡夜的街卒拘留，当时，武昌郡守王素极力为其开脱，将其释回。后来，冯京奉使关中，王素正在渭地帅兵，两人见面，酒燕甚欢。冯京作诗赠王素，中有句云：“吞炭难忘当日事，积薪深愧后来思。”意思是说，即使改变了容貌声音(暗指地位身份的改变)，我也忘不了当年被街卒拘留之事;即使后来居上(暗指自己此时的地位超过了王素)，我也为难以报答你的大恩而惭愧。

后人评论这件事说，一些人年轻时，血气方刚，不拘小节，容或有之。待到贵显之后，按常人言之，提起从前的过错尚不愿听，哪会主动向故人谈及，并写进诗文中去呢冯京如此不以为讳，“可谓贤矣”。

冯京庆历年间，在武昌应乡试，阅卷官庸谬寡鉴，开始要将冯京黜落，后又要放在最末一名。幸亏监试的礼部官员拆封定卷时，为其鸣不平，极力推荐冯京为第一名，后果然在殿试时一举夺魁。 冯京进京赶考过江时，江面上曾波涛汹涌，船几乎被沉没。第二年春天，中状元后，再过大江，却是风微浪稳，舟楫安然。冯京乃题诗江亭云：“江神也世情，为我风色好。”意思是说，江神也那么势利眼，见我高中了，态度也变谦恭了。这两句诗是借取唐人施肩吾及第后过扬子江诗句，施肩吾原诗曰：“忆昔将贡年，抱愁此江边。鱼龙斗闪烁，黑浪高于天。今日步春早，复来经此道。江神也世情，为我风色好。”

这首诗哪里是嘲讽江神，实是势利小人的真实写照。

宋代发现遗曲十八阙的人是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抚州临川人(现为抚州东乡县上池里洋村)，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吏。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文。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政治家王安石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唐玄宗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致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政权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政局的逆转，使王安石深感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王安石变法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启迪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得胜的旧党一下子失去了攻讦的对手，一党一派一条心的日子士大夫是过不下去的，于是内部又分裂为“洛党”“蜀党”和“朔党”三党，彼此之间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分歧互相谩骂，势同水火，比当初同新党的斗争还要激烈。为了国家的富强，经济的昌盛，中国古代有雄才大略的帝王和有为的政治家，无不变法图存，经历着辉煌与失败。这里面，有悲剧的英雄，有名标青史的能臣和帝王，也有曾经叨扰千古骂名的历史过客。王安石，便是这样一位历史的过客，留下了印迹，留下了身后的是是非非，却并没有留下辉煌。要说有辉煌的话，那也是文学，而非政绩。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王安石入为三司度支判官，感于北宋积弱积贫的现状，遂向宋仁宗建言：要求变法以图强。乐于守成，而不思创举的赵祯并不以他的建言为意。直至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即神宗即位的第二年，王安石才被从小喜读韩非子，热衷于变法理财的赵顼拜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翌年升任宰相，开始推行变法的主张。其均输、青苗、方田均税、农田水利、免税，市易诸法，利在理财富国；保马、保甲、将兵诸法利在精兵简政，便利于民。王安石处于“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良好用心，以“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决心两度罢相，不避艰险，推行新法，结果，劳心费神，事倍功半，不但没有取得变法的成功，反而在众多大官僚的反对声中，在自己阵营不断的内讧和分裂中，在宋神宗的疑虑和以贤德著称的曹皇后（仁宗妻）、高皇后（英宗妻）、向皇后（神宗妻）的干预下宣告了变法的失败，并于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再度罢相，从此逐渐淡出政治舞台。后来，以蔡京为首的新党虽然打着王安石变法的旗号，继续推行已经变味，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敛财扰民的工具的新法，并设元佑党人碑迫害当时反对新法的一代名臣，却也因为贪污腐败，蝇营狗苟，为天下所不齿，最终成为断送北宋江山的乱臣贼子，自己遗臭万年，也累及王安石，遭逢了千年的骂名。有良好的愿望和动机，并不一定就产生良好的结果。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可以作为这一论断的注脚。古来变法，实际上所要解决的就是四个字“理财、用人”。理财为了富国强兵，是变法最基本的需求；而用人则关系到财理到哪里去了，实际关系到变法的成败。王安石并没有很好地解决用人的问题，因此，他的初衷很好，措施也不能说不得力的变法却没有收到应有的结果，反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搜刮地皮，扰民害民的工具，大悖于王安石的良苦用心，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不管当代的历史学界怎样诽谤反对新法的韩琦（前宰相）、富弼（知延州，抵御西夏，守护西北疆土的能臣，前宰相），司马光（伟大的史学家，个人品行无可挑剔者），文彦博（枢密使、一代诤臣），范纯仁（范仲淹子，得乃父真传），甚至苏轼兄弟，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几乎宋史上有名的一代名臣，他们在其他方面都堪称泰斗、干才，在个人品格上也足可以光照千秋，怎么不约而同地都成了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呢？后妃史上，贤德自守，不逾闺训半寸、无人可以企及的曹后、高后那样深明事理的女主，怎么也加入到本来有利于赵氏统治的变法的反对者之列呢？简单地用大地主、大官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联合反对重在抑制豪强兼并的新法，从而导致了新法的失败，这是不科学的，至少是违背了历史事实本身。纵观王安变法的用人，基本贯彻着党同伐异的干部路线。只要是口头上坚决拥护新法，并且不惜矫枉过正地推行他所以为的新法的后进，不管其人品怎样，节操如何、是否有胸襟为了终极目标，就能虚怀若谷地博采众家之益言，忍辱负重地团结同人，目标一致地坚定地走到底，都是王安石信任重用的对象。而恰恰是这些人，大多处于政治投机的动机，并不真心拥护变法改革，只是借用这一终南捷径，来实现自己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的目的而已。曾布是王安石推介为主管变法的司农寺的少卿，也是青苗，市易诸法的参与制定者，但在朝臣，后党一致反对下，神宗对变法有所动摇时，即联合另一个市易法的倡议人魏继宗攻讦实施此法的王安石的另一个得力助手吕嘉问，止此一点，可见曾布，魏继宗人品之一斑。首倡差役诸法害农的前三司使韩绛（王安石第一次罢相继为宰相，继续推行新法者）与王安石得力助手吕惠卿多有不和，王安石复相后，又于市易司用人与王安石意见相左，自请辞职外任知州。王安石荐用吕嘉问为市易司，又为吕惠卿所不满，双方时有芥蒂，为王安石子王雱所知，雱仅指示御史中丞邓纨上书弹劾吕惠卿在华亭县借富民家财置田产，由县吏收租，“交接贪污”，致使吕惠卿罢政，牵连同人章淳，使王安石又失两臂膀。这样一个临时拼凑的，貌合神离的变法集团，个人品行又可以时时为人添加攻讦、弹劾的理由，怎能不让王安石内外交困，陷于两难之境呢？接任王安石宰相的枢密使吴充，是王安石的儿女亲家，却不心许新法，率先变更。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竟然与前宰相富弼女婿冯京联合支持言官郑侠上书攻击吕“惠卿朋党奸邪”。闲居洛阳四年的司马光上书言及新法弊端，一是青苗钱，使民负债，官无所得。二是免役敛钱，养浮浪之人。三是保甲扰民。至少是触到了新法在推行过程中，官吏变本加厉，使该法变质的实际。在外有强大政敌，内部又涣散离心离德的情况下，独木难支的王安石只有息政败北，哪里能有其他的选择？至此，新法便成了蔡京六贼（高俅、童贯、王黼、朱缅、李彦）揽财害民的工具，致使天下纷扰，民不聊生，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使王安石多少年蒙受了不白之冤！假如王安石能开诚布公地与韩琦、富弼、范纯仁、司马光、文彦博这些当年的改革者、智者作倾心之谈，以国之根本打动他们，相信这些名臣大多数决不会抱残守缺，坚持腐朽之见，仅以利己来论国事。因为，他们毕竟不是贪赃枉法、利禄熏心的腐败官僚。王安石在建立改革的统一战线方面首先失之偏狭，以至树敌过多。假如王安石在用人上，听其言而观其行，坚持用人唯贤的路线，而不是党同伐异，至少，新法在实行过程中便不会变味，变着法儿来扰民，成为某些打着变法之名来营私舞弊，肥了私囊的新贵们翻云覆雨的工具。名臣们一致反对王安石变法，恐怕很大程度在他的用人上，他所任用的一些人，为名臣们所不齿，自然不屑与之为伍。而且，像苏轼兄弟也不是一概反对变法，否则便不会有“司马牛”的故事了。不管怎样韩琦的道德无庸置疑，但他的能力就有些问题了，在北宋西夏国之间的战争他是定难战区的司令官。他有个特点，就是屡战屡败，纵观宋史研究，就会发现韩琦的智商有些问题。在他的那个著名的“七条例”中的内容实在令人精神恍惚。他认为放弃植树国防（当然指变法后），放弃于高丽通商，护城河随它淤塞，城墙随它倒塌，人民随它痛苦，就会使辽国欢欣，不再找北宋麻烦。赵顼远小人奸佞（王安市）亲正人君子（他与司马光）就会使天下太平。我们真搞不明白一个爱国者为何用这样的措辞。文彦博，这个人没有民本思想，赵顼曾经对他说“小民们支持变法”。文彦博说“陛下是靠小民治国还是靠士大夫治国“。目光短浅之本质暴露无遗，我们真搞不明白为什末一位孔孟之道的坚持者为什末会如此反对孟柯的思想。北宋大多是诤臣，原因很简单，在北宋胡说八道的最严厉惩罚不过是远离中央，贬为地方官。这更可能是一种奖励，不仅既得利益不受损，而且还得到正值等好名声。这点宋做的不如唐，因为在唐朝人们必须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在那个年代出现魏征才是值得中国人欣慰的事。 范纯仁，（范仲淹子，得乃父真传）范仲淹的人品我一直有些怀疑，在语文书上范仲淹被描述成一个忠心爱国，敢于抗击西夏人的文戎双料英雄，其实这是一种避重就轻的说法。范仲淹在军事上是个外门汉，但对内宣传能力举世无双，他到定难战区不到一个月就开始宣传“小范老子（他自己）胸中百万甲兵不似老范老子（范雍）可欺'结果在他与韩琦的带领下宋军大败。范仲淹执政颇为玲珑，他的新政不怎末成功就放弃了（为了避免人身攻击)它可比王安石差远了。所以我们得出结论道德高尚并不代表能力强，而那些名臣的道德本身就有些迂腐。那些所谓的杰出的人不懂得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虽然他们的本意是好的单导致的结果很严重。如果不是王安石的变法，北宋可能连西夏都对付不了）后来在王安石的提拔下被送出了一位军事天才王韶，他是带领变法后的军队击败了西夏，收复了实现土番国200年的领土），更不用提女真了。文学家王安石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炙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即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从诗体说来，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