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说的“君子”与“小人”通常都是在道德层的，但《论语》产生的年代，君子与小人不具有这样的价值观。当时的君子与小人主要是身份的区分，《论语》中的君子主要是指社会管理层、决策层的人士，而小人则主要是社会执行层人士。由于社会地位与职能分工的不同，对他们的要求道德要求也就不同，对君子的道德要求当然比小人高。比如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本来是社会分工的要求。因为社会管理层、决策层必须从整个社会的宏观去考虑问题，考虑社会整体的更广泛、更高层次的利益问题，这种利益被上升定义为义，所以要求君子喻于义。但小人作为社会执行层，不得不考虑具体的事务，都是直接的利益，因此要求小人喻于利。

正是因为对君子与小人的不同道德要求，久而久之形成了君子具有崇高道德水准，小人道德水准低下这样的社会感觉，最终产生我们现在这种道德层面的“君子”与“小人”的观念。

对君子的含义要求，孔子曾言：“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讲得比较 广泛，只是讲言行中各个方面的总的原则。曾参则进入了更具体的要求。他说：“君子有三费，饮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乐，钟磬琴瑟不在其中……有亲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遗，此一乐也；有亲可畏，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乐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此三乐也……少而学，长而忘之，此一费也；事君有功，而轻负之，此二费也；久交友而中绝之，此三费也。。”(《韩诗外传集释》)另外，《曾子立事》篇还有大量的对君子的严格要求，比如：“君子不绝人之欢，不尽人之礼，来者不豫，往者不慎也。去者不谤，就之不赂，亦可谓之忠矣。君子恭而不难，安而不舒，逊而不谄，宽而不纵，惠而不俭，直而不往，亦可谓知矣。”又说：“君子入人之国，不称其讳，不犯其禁，不服华色之服，不称惧忄冒 之言，故曰：“与其奢也，宁俭；与其倨也，宁句。”

　　显然，对君子的定义大大超过了“九思”的具体性和严格性，虽然并未超出“九思”的范围要求。在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这种师徒相承的样式，是很具有代表性的。由于曾参学派对“君子”的要求过分严厉，所以有时又不免流露出一些道家者流的味道。《曾子立事》篇还说：“君子不绝小不殄微也，行自微也不微人，人知之则愿也，人不知苟吾自知也，君子终身守此勿勿也。”“君子见利思辱，见恶思诟，嗜欲思耻，忿怒思患，君子终身守此战战也。”这种做人的小心翼翼的态度，虽其要求基本上还是在儒家的范围之中，但用道家的逻辑来要求君子，其消极避让的倾向已很明显。这种倾向，也许是曾参当初要避免的，但思想的发展，形同其他许多人能参与其中的事情一样，进行到一定程度之后，便会出现自身难以把握的变形。曾参对君子修养的要求中 。

（2）《大学》三、释“新民”章 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此处君子延伸为“君王”、“统治者”的意思。

在《大学》中还有类似的章句，如：四、释“止于至善”章 曰：“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中的“君子”也应解释为“君王”。所以，古代的君子还有“君主”之意

君子一词，在我国古代原本是用来专指统治阶级贵族士大夫的。一直到孔子时代，它才正式的被作为一种理想的人格范式提了出来，而君子之风也是由于孔子的大力倡导才开始兴起。《论语》二十篇一共有五百一十二章，而其中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论及君子的有八十六章，占全书总章数的六分之一，而且论语中孔子所论及的君子，概念的内涵已有了十分明确的规定，即不是指具有某些个别优良品质的人，更不是特指某些身份地位极高的人，而主要是指达到了高尚人格境界的人。

一、君子之仁

在《论语・里仁》篇有：“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一个人要想成为君子，他应该是一个仁的实践者，成为一个仁人，如果抛弃了仁，就不可能称其为君子。首先君子应当具有仁者爱人的情怀。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每天生活在世间百态之中，只有内心仁厚，心中有爱，才会产生爱别人的行为。只有真正的君子才能够做到不怨天，不尤人，用自己内心的仁厚去化解生命中很多的遗憾，而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来修身养性，只有这样才能拥有仁者爱人的情怀。除此之外孔子认为君子还要拥有一种仁爱无私的精神，在孔子看来这份爱要是无私的，博大的，不仅仅懂得爱人，而且要胸怀天下，奋发有为。在《论语・泰伯》篇中有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读书人担负着为社会为国家的重任，不仅仅要爱人，而且要爱社会，爱国家，以实行仁德于天下为自己的责任，而且这份责任要一直背负下去，到死为止。古代的士人，以天下为己任，任重道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样一份精神，这样一份胸怀，这样的一份担当就演化成了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在中国古代，在孔子之后，许多仁人志士，他们都拥有博大的胸襟，恢宏的气魄、坚定的决心、深远的眼力，永远爱人，至死不渝。这才是顶天立地的君子。

二、君子之智

孔子认为只有好学，才能成为一个智者，才能具有君子的品质和风范。孔子言：“好仁不好学， 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奸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如果离开了为学，不管仁、知、信，都会产生瑕疵，变得愚蠢、害己害人、放荡、尖刻、捣乱闯祸、胆大妄为。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为学它对一个人是何等的重要。所以在论语中，孔子教会了我们学习的方法，学习的精神，学习的品质。但孔子所言之学，并不仅仅是从书本上学，学习文化知识。正象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所说的：“论语中的学不是文字，不是知识，而是从人生经验上来，做人做事上去体会的，要随时随地的思考、见习、体会，这就是学。”所以说《论语》中的学，并不只是文字上的一种收获，而是不断积累的经验、方法、智慧，是我们随时随地可以获取的一种正确的东西。而且孔子还认为为学不能仅仅局限于学以知之，重要的还在于学以修身，学以做人，做一个有修养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只有这样，才能够达到智者不惑。而且为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一个人一生的努力。孔子从“十五志于学”开始了他的自觉的修身历程，一直到年愈古稀，仍“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他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修身到老。

三、君子之勇

孔子所提倡的君子之勇，并不等同于匹夫之勇。孔子所说的勇，并不是逞一时之勇，而是有制约，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义。只有义字当先的勇敢，仁义之勇，才是真正的君子之勇。

关于“君子之勇”，苏轼在《留侯论》中还有这样的论述：“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哉也。” 苏轼进一步诠释了孔子的君子之勇，他把真正的勇敢称为大勇，是一种心灵之勇。真正的勇者要有一种过人之节，有一种过人的气度，能够忍受常人所不能忍受的。而不会象平常人一样，拔剑而起，挺身而斗，图一时之快，逞一时之勇。所以说，一个真正的君子他不仅要是一个有道德，有修养，不去冒犯别人的人，还要作到“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而这种勇敢的力量永远来自于我们的人格和内心，所以说它是一种心灵之勇。所以我们要不断的修身养性，使自己成为一个仁厚的人，一个有智慧的人，使这种力量能够成为一种气度，成为一种在理性约制下内心的自信和镇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做处变不惊，临危不惧，这才是真正的君子之勇。

《论语》中的“君子”是一个广义概念，实际上是孔子心目中理想人格的一种典范，重在强调一种人格追求，教人做一个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的人。为实现这一目的《论语》提出了“君子”的言行标准及道德修养要求，如“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等。君子具有择善固执、温柔敦厚、谦逊有礼、勤勉好学、正直坦率的品行风度。趋于理想人格的君子是“真”“善”“美”的化身，在本质上又带有悲剧的意味。“知其不可而为之”“天下有道，丘不与易矣”流露出君子、儒士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积极的入世心态。他们是一群积极而浪漫的理想主义者，以身作则，躬行君子。甚至能够舍弃性命只为人们谋求福利。君子之道在中国古往今来，盛行不衰，是众多文人志士力求达到的修行境界，是心中挥之不去、魂牵梦萦的高洁的梦想。

《论语》中的「君子」是指一个具有高尚道德修养的人，这一概念涵盖了以下几个方面：

1 注重内心的道德修养，并以此为基础规范自己的行为。例如，君子应该孝顺父母、尊敬长辈，不好犯上但也不好作乱。

2 处处严格要求自己，遵守一定的行为准则。例如，君子应该戒色、戒斗、戒得，还应该具备九思和三畏。

3 将对物质生活的追求放在精神追求之后，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例如，君子应该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

4 君子的道德修养应该融入到生活的一言一行当中，富与贵、贫与贱都是人之所欲，但要以道得之。例如，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5 具备文采与朴实兼有的素质，不偏执于一端。例如，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综上所述，《论语》中的「君子」是一个具有高尚道德修养的人，不仅注重内心的修养，还处处严格要求自己，遵守一定的行为准则。同时，君子的追求应该先注重精神层面的追求，将道德修养融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