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手工业

　　指中国从清代鸦片战争起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手工业。 

　　中国古代原有发达的手工业,并以手艺精良著称,其产品足供人民需要，尚有余可以出口。鸦片战争后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百余年间，受外国商品大量进口和国内中外资本机制工业兴起的影响，手工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期间，原来的官府手工业已趋衰微，本文的考察专指民间手工业。

传统手工业的遭遇 　

鸦片战争后，洋货的入侵以纱布为大宗，中国最重要的也是产值最大的手工业即棉纺织业首当其冲。到19世纪末,全国织布用纱已有约1/4为进口洋纱所代替；以后国内纱厂兴起，到20世纪30年代，手工纺纱业衰落。手工织布则情况略异，到30年代，其产量尚占全国用布量的一半左右，至中华民国时期末仍维持这个水平。钢铁和铁器制造业是遭受打击的另一个重要部门。中国著名的苏钢、条钢不能抵挡廉价的进口钢的冲击，很快绝灭了。手工冶铁则仍能维持原有产量，到20世纪30年代才见衰落。手工制针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其他铁器制造业所受影响不是很大。另外，遭受严重破坏的还有制靛、刨烟、踹布、晕油烛、木板印刷等手工业。由于中国的传统手工业种类繁多,分布面广,而进口终属有限，故绝大部分手工行业仍能维持生产。不过，它们在19世纪50～60年代的太平天国战争中普遍衰落，70年代有了恢复，以后则随着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国内外市场的扩大而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新手工业的出现 　

鸦片战争以后，除传统的手工业外，又不断有新手工业出现。其中一类是从国外引进的，如火柴、制皂、铅石印刷、制西药、搪瓷、织袜、毛巾、油漆、日用化工以及机器、电机、车船的修造等。这些新式工业引进后，因机器设备昂贵（当时只有蒸汽机或煤气机），或因市场有限，改用手工制造，以后才逐渐使用机械动力。另一类是20世纪以后适应商品出口的需要发展起来的，如猪鬃加工、肠衣加工、桐油加工、抽纱、发网、草帽、地毯等行业。这些行业，随着出口的兴衰，起落不一。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 　

在中国原来的传统手工业中，农民家庭手工业占有很大比重。尤其是棉纺织业还没有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缫丝、绩麻以及粮食加工也基本上是在农民家庭中进行。城镇的铺坊手工业和个体工匠有了一定的发展，并且在丝织、冶铁、制瓷、造纸、制糖、制烟、酿酒、榨油、铜矿、煤矿、井盐等约20个行业中，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手工业和发原料、收成品的散工制（包买商制）。但它们只出现于某些集中产区的某些大户中，为数甚微，被称为资本主义萌芽。鸦片战争后，这些资本主义生产形式有了发展，逐渐扩大到绝大部分手工行业。尤其是在棉手织业中也出现了散工制，并开始脱离农业，出现了手工织布工厂。在新引进的手工业中，大部分有工场手工业，部分是散工制；新兴的出口加工手工业中，散工制较为发达。到20世纪30年代，几乎所有的手工开采的矿业，都已是工场手工业的规模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这种发展，和国内外市场的扩大（需要大批量生产）有关，也和手工业技术的改进分不开。 

技术的改进 　

这期间手工业技术的改进主要表现为若干行业中新工具的使用。如织布业原使用投梭式织机，20世纪初引进手拉机，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多，并可加宽布幅，创制出能与机制布竞争的改良土布。其后，又有足踏铁轮织布机，效率又提高约一倍。丝织业的旧式织机，也逐渐为手拉机和铁轮织机所代替。再如轧棉业改手摇机为足踏机；缫丝业除推广足踏机外，并仿缫丝机器制成小机，以人力代蒸汽动力；手工纺纱，后期也有改良的“七七”纺纱机出现。榨油业的旧式榨床，改用罗丝车，节省劳力，并大大提高了产量。 

机械动力的采用 　

这种技术的发展也导致若干行业的工场手工业改用机械动力，向近代化工厂过渡。主要发生在20世纪一些城市电力比较普及以后，一些人力、畜力的砻坊、磨坊、油坊，采用电动机，成为米厂、面粉厂、油厂；乃至四川有悠久历史的井盐业也使用机器吸卤。这方面最成功的是丝织业，因使用电力织机，发展出规模较大、颇负声誉的绸厂。新引进的手工业，由于在国外已是机器生产，向近代化过渡比较容易。又民族资本的近代化煤矿，大都是在原来手工煤窑的基础上，逐渐添设若干动力吸水机、卷扬机而发展起来的。 

手工业产值及其所占比重 　

中国近代手工业的发展，没有完整的统计资料。从一些个别记述和1914～1920年中华民国时期的北洋政府农商部不完全的统计来看，20世纪以来手工业的产值还是有所增长的，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是因为中国工业落后，机制工业虽有发展，仍不能满足日趋增大的市场需要，故机制工业发展较快的时候，也是手工业较盛的时候。20年代以后，部分手工业向机制工业过渡，手工业的比重可能相对降低了一些。但据1933年工业普查所作的比较完整的估算，全国制造业的总产值中,手工业产品仍占72％左右,机制产品（包括外资工厂）仅占28％。手工业产值中，如果除去农民家庭磨面，仍以纺织品占最大比重，其次是食品工业，与机制工业的情况相仿。唯在矿业中，这时机器采矿已占优势,手工开采的土矿产值不到1/4；但盐的生产基本上仍靠手工。这说明了中国近代手工业的地位，它仍是人民生活用品的主要依赖；当然，这也反映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中国工业革命的步履蹒跚。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入侵中国后，在华北、华东敌占区，由于日本占领军滥加征发，原料奇缺，加以运输、销售管制，手工业遭受严重打击，普遍衰落。在西北、西南抗日战争的后方和中国***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手工业则普遍发展，并出现手工业的合作化运动。抗日战争后，手工业生产有所恢复。据1947年20个大中城市的调查,14078个工业生产单位中，作坊和工场手工业占765％，在工业最发达的上海，作坊和工场手工业的家数仍然几达近代化工厂的三倍。在小城镇和农村，当然更是以手工业为主。

文丨十里荷塘秋水长

在中国商人、商帮崛起和衰落的历史大变迁中，权力和资本之间的博弈从未停止。我们应该还记得电视剧《乔家大院》吧？那里面的山西商业帝国的铺开，里面也充满了权力和资本的博弈，是试图用生动的故事情节来讲述一个商家的家族变迁史。

宏观来看，中国商人群体的每一次崛起、没落与再出发，也都离不开当时社会的政商之间的博弈，具体结果如何常常要取决于当时社会的开放与文明、保守与封闭的程度如何。

青年学者王俞现完成的恢弘著作《权力资本与商帮》追溯了600年中国商帮的大变迁历史，也可以看成是反映中国商人跌宕命运的一部史书综述。

我们的古籍里面关于社会会职业分工的顺序有“士农工商”的说法，这是不是说明商人的地位在社会中处于较低的地位呢？在作者王俞现看来，这并不能说明商人的社会地位更低，反而是农民的地位一直以来都处在社会底层。

而商人，尽管在读书人看来，商人往往将视线锁定在盈利上，似乎并不关心社会变革，但其实不然，即便是士族争权夺利，过程中哪时少了商人的身影？而每个社会的大商人，都还是有一定话语权的阶层，并不比农民和工人的地位更低，所以那个排序更说明是对商人势力发展过快的一种抑制，以防止商人在自己经济发展态势良好的情况下，试图用资本去干预朝政的政权变革和社会发展。

用了差不多一周时间读完，感悟总结一下如下：《权力资本与商帮》是一部真正完整、全面的中国商帮发展史，这本书从商帮最初的源起，古今对照，讲到当下商帮的再出发，横跨600年的历史，对中国经济发展历史上所有重要的商帮发展都做了梳理和历史回顾，可以说这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关于中国商帮厚重历史的好书。

就像上面的这张截图所总结的那样，这本书古今对照，以史为鉴，目的是为了启示当下，“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商帮的历史梳理的意义重大，通过梳理中国商帮的历史，作者在书中总结了中国商人的精神价值、商业思想和兴衰规律，剖析了历代商帮发展中政商博弈的经验与教训，可以说也是对于新时代背景下的企业家进行思想警醒和厘清社会责任的一本好书。

这段商帮发展的大历史对于今人来说，让我们铭记的同时更是为了警醒当今商人们在未来的发展中如何做到更好地把握商机与命运。

盐商、海上私商、外贸商人、买办、票号商人和近代金融实业家；晋商、徽商、粤商、闽商和甬商……这本书对这些重要商帮的发展历史都进行了较为细致地回顾和梳理，整本书史料运用丰富严谨、考据翔实，不同于大多数的通俗历史读物，是具有一定史学价值的商帮历史著作；同时，书中也讲述收录了一些政商博弈、商海拼斗、家国变革等方面具有史诗性的传奇故事，有很强的可读性，并不是晦涩难懂的聱牙诘屈之作。

现在的商业环境和以往大不相同，但是从中我们依然可以学习到很多商帮发展必须具备的智慧和为人之道。不管是晋商还是徽商，能在当时的商业环境中崭露头角的都是后世从商之人应该学习的典范。

当然这本书的解读也是比较到位的。比如为什么商帮最初崛起的是山西的盐商呢？而不是靠海的福建广东一带的商帮？这和当时明朝的商业政策尤其是关于盐业方面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再加上开中制和屯田制也是山西商帮崛起的重要原因。再有就是白银在明朝上升为本位货币。这种种因素综合在一起，对于山西商帮的发展大有裨益。

晋商崛起之后的第二波的发展壮大是山西票号的成立，银票之间的信用交易对于当时的商业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这次创举一举奠定了晋商发展的巅峰时刻。

比如书中有详细的数据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情况做了比较生动的解读。1753年，全国当铺有据可查是18075家，山西省5175家，占到了286%的比例。1910年，在京注册的账局52家，34家都是山西人开设的。而再细看，这52家账局的打理人只有3家不是山西人。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山西的商业概念入民心、得民心。

票号、银行、钱庄，这些词语衍生出来的影视剧近年来就有不少，也算是多角度解读中国商业发展的另一种方式。相比较而言，青年学者王俞现的这本《权力资本与商帮》更具有深度和可看度，传闻这也是近期商界大佬们人手一本的学习之书，可见这本书的受欢迎程度和传播之广。

全书将近50万字，可看的亮点非常多，在此我不再一一赘述，推荐大家每一本细细品读，在现在的商业化社会中，这本书适合每一个人看看。（全文完）

　　太原历史上的几次兴衰一

　太原古称晋阳。许多地下出土文物表明，早在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华夏的祖先就在太原这块土地上生育繁衍，并且创造了灿烂的文化。

　大约在公元前497年前，古晋阳城问世，历经春秋、战国、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等十数个朝代，太原一直是中国北方的一个军事重镇。公元979年，赵宋毁太原，新兴的太原又先后在宋、金、元、明、清等数朝中崛起，不仅是军事重镇，而且发展成为著名的文化古城和商业都会。

　在太原历史上有许多值得记载的传说和大事：“台骀降龙”变龙山，夏禹治水改龙头山为系舟山;公元前11世纪周成王封其弟叔虞于唐，改唐为晋;公元前497年赵简子的家臣董安创建晋阳城;公元前453年赵、韩、魏“三分其晋”，晋阳成为赵国都城;公元前180年刘恒在晋阳“龙潜”16年后即位汉文帝;公元304年东晋并州刺史刘琨为抵御匈奴入侵9年喋血保卫晋阳;公元550年北魏高欢、高洋父子定晋阳为“霸府”、“别都”;公元617年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兴晋阳夺取天下，称晋阳为“龙兴”之地，把晋阳定为“北都”、“北京”;公元923年——960年石敬搪、刘知远和刘崇兄弟凭借晋阳争夺天下，走马称帝建立后唐、后晋、后汉、北汉，称晋阳为“龙城”;公元979年攻下晋阳，为“钉”、破“龙脉”，火烧水灌，彻底摧毁晋阳;公元982年赵宋派潘美在唐明镇重建太原城;经金元狼烟后，明清扩建太原，商业兴起，后又遭天灾人祸，日渐萧条。古城太原，历经沧桑。

　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手工业和农业逐渐有了分工，形成了城镇和农村。统治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陆续在各地修筑城池。最初建筑晋阳城的是晋国公卿赵简子的家臣董安予。董安予创建晋阳古城时间大约在公元前497年以前，故趾在今晋源古城营一带，因城池建在晋水之阳(古以北为阳)而得名晋阳。古晋阳城西依悬瓮山、东临汾河水，地势十分险要，城堡十分坚固。据说，董安予在修筑晋阳城时，集中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力量，用板夹夯土成墙，修治城廓。用高丈余的草木做宫舍的围墙，冶炼青铜铸成宫殿大柱，使晋阳成为城高池深、宫苑壮丽的赵国初期的都城。

　公元前246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分天下为36部，初置太原郡，郡置设在晋阳。这时的晋阳也就叫太原了。公元前201年汉高祖刘邦为抵御匈奴，选派韩王信坐镇北方，改太原郡为韩国，都城设在晋阳，从此晋阳成为北方的边防重镇之一。公元前196年，汉高祖把雁北和太原郡划在一起，称为代国，封他的儿子刘恒为代王。晋阳又成为代国的都城。公元前180年，吕后死，周勃等人拥戴刘恒继位，他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汉文帝。刘恒即位后，由于他念念不忘他与其母出宫后生活了16年的晋阳城，称晋阳为“龙潜”之地，对晋阳十分重视。

　当时，晋阳不仅是军事重镇，商业、农业都很发达，手工业已发展到相当水平，能造出雪白明亮，耀人眼目的钢镜、铁镜等物，被称为“东带名关，北逼强胡，年谷独熟，人庶多资，斯四战之地，攻守之场”。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代太原郡“属并州，户十六万九千八百六十三，口六十八万四千八十八，县二十一”。当时，在今天的山西境内有252万余人，可见其中有近30%的人口生活在太原境内。从晋阳城创建，经秦到两汉时代，可以说是太原历史的第一个兴旺时期。

　东汉末年，国力暗弱，匈奴贵族势力逐渐南移，到晋朝初，并州的大部分地区被匈奴占据，仅剩晋阳附近的一些属县。尤其是到公元304年，匈奴首领刘渊在左国城(今离石市)建都，自称汉王。他分别占据高平、屯留、平遥、介休等地，矛盾指向晋阳。晋阳人民在并州刺使刘琨领导下，抵御匈奴入侵，坚持长达9年的喋血保卫战。当时的太原一带，逃亡剩下的户不满2万，人民饥荒，寇贼纵横，道路断塞，一片荒凉。刘琨失败后，在公元316年至396年的80年间，太原地区曾被当时称为“五胡”的匈奴、羯、鲜卑、氏、羌等少数民族创建的后赵、前燕、前秦、西燕、后燕交替攻占。太原人民长期处于兵荒马乱之中，遭受了数不清的灾难。

　公元396年，北魏王拓拔攻占晋阳，置并州。公元523年，高欢(又名贺六浑)掌握了北魏政权，他依据晋阳地形险要，城池坚固的优势，建立了大丞相府，有力地控制了北魏实权，称晋阳为“霸府”。公元550年高欢的儿子高洋夺取了东魏政权，自立为帝，历史上称北齐，都城虽然设在邺(今河南安阳)，但仍以晋阳为基地，亦称为“别都”。由于高氏父子对晋阳有感情，十分重视对晋阳的修建。公元545年，高欢在晋阳修了晋阳宫;576年后主高纬修建了大明殿;577年幼主高恒修建了晋阳十二院，其壮观程度超过了邺城的皇宫。北齐统治为了游览还在晋祠修筑了读书台、望川亭、鱼沼、飞梁及“善利”、“难老”两个泉亭。与此同时，还在晋阳西山的天龙山和龙山修建了天龙寺、童子寺和法华寺，依山凿岩，雕刻石佛。这就是保存至今的天龙山石窟艺术的最早开凿。这个时期，太原市的农业、商业也得到恢复发展。晋阳城内商业兴盛、市面繁荣，成了北齐的主要商埠。

　公元581年隋朝建立。由于当时突厥称雄北方，为了抵御少数民族的侵扰，晋阳城成为北方军事重镇。隋文帝封他的次子杨广为晋王，驻守晋阳。公元605年杨广即位，史称隋炀帝。他把晋阳作为他的“龙兴”之地，在北齐晋阳宫外，又筑起了高13公尺，周围35公里的城墙，叫做新城，在城边修筑了高13公尺，周围4公里的“仓城”，并且又修建了一座晋阳宫。由于隋炀帝荒无道，大兴土木，爆发了各地农民大起义。

　公元617年太原留守李渊及其子李世民，从晋阳起兵，攻入长安，夺取了隋朝政权，于618年建立了唐朝。由于李唐王朝对他们起兵的发祥地十分重视，对晋阳城不断扩建，原来的晋阳城主要在汾河西岸，称为“都城”或“西城”，城中有大明城、晋阳宫和仓城，唐太宗李世民又派人在汾河东岸筑起了东城。武则天在位时，并州刺史崔神庆又在东城、西城之间修建起了中城，正好跨在汾河之上。当时的都城与东、中城相连，称为太原三城。规模宏伟的晋阳——太原之城，成为唐朝的北方屏障。因为东城内井水苦涩难饮，还修筑了从西城把晋水架过汾河引到东城的引水工程，叫晋渠。其后，河东节度使马燧又修建了想东城引晋水工程，还潴成隍塘蓄水，又把汾水分出许多小流环城流绕，两旁都载上杨柳，进一步绿化、美化了城市。与此同时，还在晋阳修筑了许多厅、堂、寺庙，这些建筑围绕晋阳宫、大明宫、坐落在清水绿树之间，使晋阳城更为堂皇清雅。唐代宏伟的晋阳三城，共有24道城门，晋水擦西城而过，汾河穿中城南流，晋渠穿西城、过中城，跨汾河达东城，使之流水哗哗，杨柳飘絮，楼台相望，宫阙巍峨，蔚为壮观。当时的晋阳交通四通八达，经济富庶，手工业、商业十分发达，是全国主要货币的中心。铁制武器日臻完美，并州剪刀锋利无比，铁镜、铜镜、盛誉全国。此外，晋阳硝石、葡萄酒都是当时的贡品。唐代的晋阳不仅城市繁华，而且文化荟萃，人才辈出。诗人白居易、文学家王翰、工部尚书乔琳、宰相狄仁杰都是太原出生的唐代名人。诗人礼李白、杜甫也都来过晋阳。李白还留下了“晋祠流水如碧玉，百尺清潭泻翠娥”的诗剧，杜甫也曾写下“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凇半江水”。

　公元690年(唐代武则天天授元年)定太原为北都，742年(唐玄宗天宝元年)以北都为北京，与首都长安以及南京(成都府)、西京(凤翔府)、东京(河南府)合称五京。据记载，当时的太原府“领县十三，户十二万八千九百五，口七十七万八千二百七十八”，太原进入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由于晋阳城城池坚固，唐以后的五代，这里几度被一些野心军阀作为割据称雄的堡垒，称王称霸，自立为帝。从公元907年到979年七十多年间，太原经历了后唐、后晋、后汉、北汉等几个王朝，你争我夺，轮番占领，使晋阳古城惨遭摧残，太原人民苦不堪言。最惨痛的是公元979年(宋太平兴过四年)宋太宗赵光义经19年“三下河东”，终于灭了北汉，下令焚毁晋阳，次年又引晋水、汾水倒灌晋阳废墟，毁城灭迹，使这座经营近1500年的名城，随着五代的结束而彻底毁灭。

　赵光义毁灭晋阳城后，为了炫耀他平北汉，毁晋阳的功绩，把他指挥作战是驻扎过的崇圣寺改为统平寺(在今后林)，修筑了平晋城，但晋阳人民都不敢去那里居住。许多无家可归的老百姓，流离失所，逃到唐明镇和三交村落户，唐明镇当时是一条仅有一条街的小村庄，在现西羊市大关帝庙附近，三交村在太原城北古城村。

　由于太原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公元982年(宋太平兴国七年)，宋太宗赵光义派三交都部署潘美在唐明镇的基础上，扩大范围，修筑城墙，兴建太原城。宋初修建的太原城是一座土城，城池周长528公里。筑四门：“东曰朝曦，南曰开远;西曰金肃;北曰怀德。城西南至现迎泽大街的北边，西至现新建路的东边，后小河、东后小河是当时北面东边的城壕。据说当时认为晋阳出过好几个皇帝，是个‘龙城”，赵宋毁掉晋阳新修太原城街道时，都筑成丁字街，是为钉破“龙脉”，使太原不再出现“真龙天子”，危及赵宋天下。并忌讳使用“晋阳”、“太原”名称，而设为紧州军事，派潘美、杨业把守。公元1023年宋仁宗即位后，对太原又进行了修建，1025年太原和州陈尧佐为了防阻汾水泛滥，在汾河东岸筑了长堤，并引水潴成湖泊，湖堤畔栽种了许多柳树，名曰“柳溪”，东山上长满遒劲葱茏的古柏苍槐，称为锦绣岭。公元1059年赵宗又以并州为太原府，府治设在太原城。公元1060年又修建了著名的晋祠圣母殿。1069年在东山根的马庄修筑了一座大庙芳林寺，两座寺庙东西映辉，游人香客络绎不绝。

　随着社会的发展，宋代太原的工商业也逐步繁荣起来，太原城区西南的米市街、南市街、柴市巷、菜市街、麻市街是当时的米、柴、菜和日用品市场;帽儿巷、靴巷、剪子巷、帘子巷、毡房巷、酱园巷等是工商业集中的地方。手工业、陶瓷、冶炼业尤其发达，制造的铜镜作为贡品上贡。设在孟家井、冶峪的官窑生产的“木理纹瓷”，当时在全国颇负盛名。

　经过宋代七八十年的发展，当时太原又焕发出勃勃生机，有“花花正定府，锦绣太原城”赞语。据《宋史地理志》记载：到宋崇宁年间(1102-1106年)，太原建制为大督府，辖十县，有“户十五万五千五百八十三，口一百二十四万一千七百六十八”。这个时期，可以说历史太原新城建成后，经北宋一百多年稳定发展达到的又一个兴旺期。

　北宋末年，封建统治阶级残酷奴役和剥削劳动人民，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赵宋统治摇摇欲坠。这一时期，散居在长白山、松花江一带的女真族逐渐强盛起来，公元1115年女真族首领阿骨打称帝，国号曰金。公元1125年，金兵分两路大举南侵，西路由粘罕率军于12月抵达太原城下，河东宣抚使童贯逃跑，太原知府张孝纯率众奋力抵抗，誓死保卫，被围困250多天，终于粮绝人亡而失败。公元1126年(端康元年)2月14日，宋钦宗赵恒下诏将中山、河间、太原三镇交金人。从此，太原人民在战乱摧残，异族压榨下，度过了80多年。据记载，太原路(后改为冀宁路)辖区的人口减为“户七万五千四百四十，口十五万五千三百二十一”。

　公元1368年明朝建立，把太原定为“九边”重镇之一。明太祖朱元璋封他的三儿子为晋王，驻守太原，并在太原设置了“山西中书行省”后改为“承宣布政司”，掌管全省行政事务。晋王让他的岳父谢成对太原城进行了扩建。向东、南、北面扩展，建成了周围14公里，高约18米的城墙，外用砖砌，开8个门：东为宜春(大东门)、迎辉(小东门)、南为迎泽(大南门)、承恩(首义门)、西为振武(水西门)、埠城(旱西门)，北为镇远(大北门)、拱拯(小北门)，城外城壕深10米，城头四角建角楼4座，小楼92座，敌台32座，使之成为“坚逾铁瓮‘的城堡。晋王还在城内修建了宫城，富丽堂皇的王府宫殿，有三个大门：“东华门”、“西华门”、“南华门”。宫城的外城墙叫东肖墙、西肖墙、南肖墙、北肖墙。肖墙内还修建了为晋王服务的各种设施，为举行祭祀的天地坛，管理膳食的典膳所，供游乐的花园杏花岭、松花坡等。晋王的王室分封为王，纷纷占地建造王府，为宁化府、临泉府、方山府、大小濮府等，还有钟楼、鼓楼、庙宇。到清带，太原城规划基本与明代差不多。统治者为防备人民反抗，在晋王府的废墟上修建了4000余间营房，驻扎精骑营，后叫精营街，以上许多地名仍保留至今。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军事的需要，明代太原的兵器创造更为发达，城内奶生堂与半坡街的“镔铁坑”相传是明初锻铜作坊的遗迹。从宋代开始的烧陶器”官窑“，更为普遍。清朝中叶手工业有了较大发展，炼铁和硫磺生产也很发达。商业方面出现了封建性的同行会，形成了粮行、油面行、绸缎行等十大行业。许多街道以行业命名，如东米市、西米市、东、西羊市、估衣市、棉花巷等。与商业资本紧密相关的银钱业也曾兴隆一时。太原是明清两代的边防重镇，又逐渐成为北方的主要工商业都会。

　《明史地理志》和《清史稿地理志》对太原府人口未作记载。据明《太原府志》统计：明万历(公元1573至1620年)年间，太原府辖25县，有121043户，990450人，其中：太原县有9827户，73438人。但是由于受了几次天灾的劫难，太原城再次凋衰。公元1646年(清顺治三年)晋王府失火，从内城烧到宫门，燃烧数月，所有宫殿和各种建筑化为灰烬：公元1815年(嘉庆20年)东山洪水爆发，浪高丈余，冲没了东关，大南关，受灾十分严重，使太原城失去了往日的繁荣。公元1877年光绪三年，连年大旱，颗粒无收，同时瘟疫流行，人民不是饿死，就是逃亡。公元1886年(光绪12年)汾河决堤，水势凶猛，半壁西城顿成泽园，满洲城、学台衙门、太原府文庙、阳曲县文庙及许多民房荡然无存。经历几次大劫，据地方志记载：公元1900年(光绪26年)太原一城四关，仅有人口3万人。

　1911年辛亥革命后，虽然创建了一些军火工业为主的现代工矿业，修建了简易机场和南、北同蒲铁路，城区内也陆续出现了商店、饭店和公用设施，但城市和经济发展极为缓慢。尤其是当时正是烽火连天、战祸不断的战争年代，古城太原经济凋蔽，民不聊生，一片萧条景象。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古代世界曾经辉煌灿烂的文明国家，多数没有能够继续维持下去，有的中断了，有的随着文化重心的转移而转移到另外的地区。唯有中国这个国家，既古老又年轻。从原始社会到形成国家，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有五千年以上。 中国和中国文化屹立于世界之林，一脉相承，历久而弥新。

中国古代民间手工业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由私人经营的以手工劳动及其协作为基础的各种手工业。包括农民经营的与农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家庭手工业、城乡劳动者经营的独立的个体手工业和地主豪强及其他工商业者经营的手工作坊或工矿作场。

家庭手工业，[1] 的情况，先秦时就已存在。秦以后，男耕女织遂成为社会的基本经济结构。一般说来，农民家庭从事手工业生产，只是作为种植业的一种补充而存在，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消费或缴纳赋税所需。他们偶尔将一部分产品投于市场，主要也还是为了换取他们自己不能制作的生产或生活用品，是以小商品市场为媒介的使用价值的物质变换过程，而不是出于商品生产的既定目的。它的存在愈普遍，整个社会的自然经济结构就愈紧密、愈坚固。

独立的私人手工业，大致产生于春秋时期。到战国时已有很大发展。不仅制陶、漆器、织锦、木器等越来越多的手工业部门开始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而且在制盐、冶铁等行业中，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民营作场。历秦及汉，遂为巨富。尤其是汉初弛山泽之禁,民间的豪强大家“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盐铁论·复古》），积财动辄“千万”、“巨万”。煮盐、冶铁、制陶、造车船、制漆器、酿酒等业的生产规模和工艺技术都超过前代。西汉中期以后，由于政府盐铁专卖政策的实施，民营盐铁业曾一度衰落。至东汉和帝罢盐铁之禁后，地主豪强又重操旧业。其他手工业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战国至秦汉，是中国民间手工业生产的一个较为明显的发展阶段。

进入魏晋南北朝以后,各政权所辖境内,手工业生产虽然衰而复兴，但其发展程度始终不及汉代。直到隋唐时期，私人手工业才又有显著的提高。唐代的瓷器、铜器、制茶、造纸等业中,形成了享有声誉的各地特产,矿冶业分布较为普遍，纺织业成为当时的主要手工业部门，印染方法有新的发明。另外，手工业行业组织也开始产生。时至宋代，独立手工业者的数量较前代增多；矿冶、丝织等业的发展十分显著。其中采矿业中煤炭的开采量增加，并用于冶铁，改进了铁的冶铸技术和质量。江南的丝织业从北宋开始已逐渐超过北方，丝织物品种丰富，制作技术也有提高，某些产品已达到极其精致的程度。烧制瓷器的窑户遍布全国各地，所造瓷器风格各异。制瓷业在当时手工业中占有突出地位。此外，造纸、雕板印刷以及造船业也很发达。唐宋两代，是中国民间手工业的又一个兴盛时期。

元代前期，官府手工业畸形发展，严重打击了私人手工业，有所发展的主要是棉纺织业和丝织业。元明以降，由于官府手工业的衰落和手工业者地位的某些改变，民间手工业发展较快。明代产铁地区共达一百余处。在河北遵化、山西阳城、福建龙溪等地出现了较大规模的铜铁冶业。制瓷业中，民窑数目已大大超过官窑，烧制瓷器可与官瓷媲美。丝、棉纺织业中，生产工具较以前大有改进，织出的成品更是花色日新。而且，除两京外，当时已形成某些手工业的重要产区，如松江的棉纺织业、苏杭的丝织业、芜湖的浆染业、铅山的造纸业和景德镇的制瓷业。工商业城镇也开始兴起。入清以后，不仅作为农村副业的棉麻纺织、养蚕缫丝都有了普遍的推广，而且全国各大小城市和市镇之中，大都存在着磨坊、油坊、机坊、纸坊、酱坊、弹棉花坊、糖坊、木作、铜作、漆作、铁作等大小手工作坊。特别是清代对元明以来匠籍制度的废除，在客观上更有利于私人手工业的发展。鸦片战争之前，民间手工业的生产水平已超过明代，劳动生产率也相对提高，产量和品种更加丰富。尤其是制盐、采矿、冶金等业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商业资本也开始流向产业部门，民间手工业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

在小手工业者的个体经营过程中，他们所使用的劳动力全部是家庭成员，制作加工也主要在家内进行。他们或用雇主的原料加工，或自备原料自产自销。另一些手艺工匠，只有少量简单工具，无资力开设作坊，仅凭手工技艺为雇主加工原料，或从事修补作业，取得一定报酬。这种手艺工匠往往沿门求雇，转徙无常。私人作坊手工业，主要存在于城市或工矿资源所在地。使用工匠、学徒的小作坊，店主亦参加劳动。帮工和学徒是为学习技术和谋生而劳动，店主经营生产的目的，也是以维持生活为主，获取利润的动机只占从属地位。这种作坊一般是工商结合，以类相从，居肆经营。官府也往往以各种形式对他们的经营活动进行干涉和控制。较大规模的手工作坊，主要存在于制盐、矿冶等业中，并随官府专卖政策的废置而兴衰。这类作场的经营者一般为地主豪强或工商业主，他们通常以纳税形式向封建国家赁用生产资源；其劳动者，在封建社会早期以流亡者、奴婢为主，后期则多为佣工。产品或自行销售，或由商人转贩出卖。他们以占有别人的劳动而致富。

在封建社会中，民间手工业为社会提供了一定数量的生活必需品和基本的生产工具,它与农业一起,以众多的发明创造和精湛的手工技术，创造了中国灿烂的古代文明。并且，它还推动着社会分工、商品货币关系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到封建社会后期，民间手工业行业中已经开始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胚胎。但它的发展同时又受到封建经济关系的严重束缚。在民间手工业内部，也还存在着手工业者墨守成规、封锁技术、后期行会的束缚以及大型作场内的封建剥削和压迫等问题，从而窒息着技术进步，阻碍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

　　 从商品经济看汉代的灭亡

　　一代王朝的兴盛，一个帝国的崛起，起背后必然有一种不可或缺的力量----经济基础。反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衰落也必然是失去了这种支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正是汉代繁荣的商品经济造就了一个空前的帝国。当然伴随着商品经济的衰落，帝国也走向了它的黄昏。由此可见商品经济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推动作用。

　　一、汉朝走向没落的原因

　　在《帝国的兴衰》记录片中，仔细的剖析了中国西汉王朝的兴衰史，汉代的崛起有着励精图治的宏才伟略也有历史机缘的巧合，汉代的没落有着昏君的无德无能亦有着奸臣贼子混乱朝纲，内忧外患使得明君让汉代走向了自己的兴盛也使得自己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历史的尘埃；前人一起又一次的制度改革史成为了王朝兴衰的主线，在制度的改革中土地的分配成为了最为重要的一点，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始终是古代王朝不可变更的真理，对汉代走向兴盛的原因总结如下：（一）鼓励农耕生产；（二）放宽土地限制；（三）减轻田税负担；（四）重视兴修水利。

　　二、汉代赋税制度

　　汉代赋税制度托生于土地制度，而汉朝的土地制度在秦朝的基础上又有着发展与变化。

　　西汉初期，《二年律令》让我们可以窥见帝国的赋税制度的结构。西汉政府凭借中央集权的权威与权力，以法令的形式将全国的土地根据爵位的不同授予全体臣民。这种分配方式，已经隐隐包含了“耕者有其田”的政治理念。

　　在汉初，由于常年的战乱，帝国的人口只剩下战国末期的十之二三，只有大约一千五百万人经过乱世生存了下来。在帝国广大的疆域内，出现了许多没有人烟的真空地带，经济十分凋敝。这就使西汉政府可以运用高度集权的中央政权，相对平稳地将授田制度推行到百姓大众的身上。

　　文帝、景帝时期可以看成是帝国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帝国的人口增加了一倍多社会财富也日渐积累起来。国家授田的完成和低税收政策的刺激是帝国发展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授田制度的一大弊端也开始初现端倪。由于土地由国家授予后，因为没有相关的禁止土地买卖的条例，相当于承认了土地的私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的私有买卖逐渐发展起来。为以后土地兼并问题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汉武帝时期：汉帝国前期对于私营经济处于开放状态，到汉武帝时期，由于战争和天灾吸引了统治者的眼球，致使私有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达到了手工业的高峰，但天灾是农民收入减少，而手工业却不甚受灾，这是导致贫富差距拉大的重大原因。政府与私有手工业间产生了巨大的利润分配矛盾。为了加大国库的收入，分夺私营商业的利润。汉武帝开始实行抑商的政策。将所有的矿产、冶炼、铸造、私盐收归国有。由于国库的空虚，为应对战争和自然灾害，武帝政府加大了普通农民的各项赋税，也实行对私营手工业的高税收政策。大大打击了农民和商人的利益。

　　三、汉代各土地制度

　　（一）文景之治。在西汉政府平稳地施行了授田制度后，面对凋敝的国家经济，文帝、景帝都曾实行低赋税的政策，将田地降为三十税一，除此以外，人头税也由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降为四十钱。虽然对农民的剥削依然严重，但也形成了前无古人低税收政策。老百姓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在拥有了土地和低税收的刺激下，帝国的财富成倍积累。

　　（二）王莽时期。武帝过后的几十年间，社会的各项矛盾并没有消除而是不断地被激化，帝国到了摇摇欲坠的边缘。王莽推行的“王田令”规定将天下所有的天地都更名为王田，所有人不得买卖田地，田地全部由国家以人口分配。由于与现实的社会生活严重不符，它的推行受到了来自政府中大官僚集团和民间大地主集团几乎所有阶层的极力阻挠。它的失败是历史注定的。

　　众所周知，汉代是我国商品经济得以发展的时期，但也恰恰是地主制经济不断巩固和完善的时期。下面将着重从土地制度的角度说说汉代脆弱的商品经济。

　　封建地主经济是建立在封建土地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土地买卖又是土地私有制发展的先决条件。我国土地制度成型于春秋末期、战国时期，但是到西汉中期之前，授田制在整个土地制度中占主导地位。汉帝国将土地按“名爵”大小赠与个人，国力渐至巅峰。汉代统治者们深知只有使广大农民“务本”，生产出更多的物质财富才能缓解从秦接过来的残破局面，才能缓解平民生活的困境，所以统治者在重视农业的基础上并没有实质的限制商业的发展，到了文景帝时期更是实施了“开关梁，驰山泽之禁”的宽松经商政策。消除的商品经济发展的障碍，为商品经济的自由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从而形成了“商贾错于路，诸侯交于道”的繁荣局面。

　　为了发展社会经济，汉朝政权颁布了一些保护农业生产的法令，如鼓励农耕生产 、放宽土地限制 、减轻田税负担、重视兴修水利等 。这些法令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所以，在西汉前期在宽松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商品经济蓬勃发展，使当时的社会积累了大量的货币财富。由于投资土地是当时最稳妥也是最安全的投资方式，故当时的财富所有者都开始购买土地，使大量的土地集中到少数人的手中。当商品经济最终发展威胁到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国家政权的时候，西汉政府便采取了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打压和阻止商品经济的发展，减缓当时土地购买的势头。当严重抑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的时候，土地私有化的转变也迅速得到了抑制。所以说商品经济的程度如何与土地制度息息相关，他们相互联系又相互牵制。

　　四、汉朝各时期经济政策

　　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主要是指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下的小商品经济，它既不等于资本主义经济，又与自然经济在本质上相互对立。我们可以从国内外商贸、城市发展、货币演变来分析汉朝的贸易，从而进一步分析汉朝的兴衰。

　　商品经济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它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条件下产生的，并存在于阶级社会的各个发展阶段。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主要是为统治者服务的。当时著名冶铁家有卓王孙、南阳孔氏等。汉武帝于元狩三年收冶铁为国营，自此之后冶铁业开始衰落，但由于此对国家财政较有利，之后一直没有改变此政策。到了东汉，冶铁业由社会自营，加上水排的发明，冶铁业更加发达。铜器虽出现变少，但在两汉时期仍是重要的金属器。但是西汉早期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人地位低下。

　　汉朝国内的商品经济主要只在下面将提到的“市“中有所体现，而汉朝的对外交往想必是大家所熟知的。张骞通西域，开辟出一条丝绸之路，闻其名可得知这条道路的用途是 “国际贸易”，与此同时，由于造船业的发展，海上丝绸之路也发展起来，不过那时的贸易多半不算真正意义上的贸易，通常是一种朝贡贸易。

　　从发展趋势上看，中国古代城市主要沿着两种不同、甚至是对立的方向发展。一种方向是作为军事堡垒、统治阶级政治中心而发展起来的“城”，另一种方向是作为商品交换中心而发展起来的“市”。其中前一种方向是城市发展的主导面，城市因而具有浓厚的自然经济色彩。

　　货币是商业发展的产物，其演变反映了商业发展水平，它适应商品经济发展需要向轻便方向发展。它的演变和发展又与政治环境有关，政治安定、国家统一，则货币统一；政治动乱、国家分裂，则货币混乱。汉代以黄金和铜钱为主币。汉代的铜钱重量几经变化，至武帝铸五铢钱才稳定下来。然而王莽为掠夺财富发行大钱，这无疑扰乱了汉朝脆弱的商品经济，使整个不够完善市场十分动荡，人民的生活也受到严重的冲击，因而王莽的政权不能够得以兴盛，这也和他错误的经济方针有关系。不仅如此，他的做法还严重的影响了东汉的经济发展，从而使整个汉王朝的发展由繁华走向没落。货币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如果货币不稳定，商品经济势必会受到严重的影响，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会推动资本主义萌芽，抑制自然经济的规模，无论汉朝的商品经济是否是为封建王朝所用，它都不能掩盖其本质，但是汉朝的商品经济本没有十分的发展，反而处处受到影响压制，然而自然经济却蓬勃发展，这也是统治者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手段，此消彼长，自然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商品经济的举步维艰，也导致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推后，这体现了汉朝封建统治的根深蒂固，资本主义毫无发展的空间。

　　综合来看，汉代的灭亡并不是因为封建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是封建王朝末期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西汉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个强盛的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达到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西汉的几代皇帝都实行了宽松的政策。这样的治国之道，使汉初阶级矛盾相对缓和，社会经济得到了快速的恢复发展。但是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西汉王朝也不例外，它不可能将这种繁荣局面永远保持下去。西汉王朝也经历了一个盛极而衰的过程。 西汉王朝的横征暴敛到了汉武帝时已经相当严重。不仅官僚，豪强地主兼并土地，富商大贾中也盛行兼并之风，都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吞并农民的土地，官僚，豪强地主和富商三种兼并势力合为一体，加速了农民的贫困，破产，使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王莽当政时期，为了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曾经颁布诏令，进行改制，史称“王莽改制”。但因为种种原因，王莽改制不但没有挽救社会危机，相反，使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起义不断。尤以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起义和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最为严重，沉重打击了汉朝政权，终于，在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中，汉帝国政权瓦解了，并最终走灭亡。

　　五、汉朝走向衰败的原因

　　从以上可以看出，当国家的土地制度与社会经济相适应时，商品经济都呈现出安定繁荣的局面；反之，但土地制度与社会经济发展不一致时，则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汉代走向衰败的具体原因可以总结如下：（一）赋税的加重；（二）土地的私有化和集中化；（三）政府对商品经济的抑制导致经济凋敝；（四） 战争导致民不聊生。

　　在汉代的经济发展史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能够作出合理的解释和分析。同时在《帝国的兴衰》中，详细的介绍了汉代经济方面的错与对对汉代兴衰的影响，而恰好这样的影响真正意义上的决定了汉代的走向和发展史。正如列宁所说:“全部历史本来是由个人活动构成的,而社会科学的任务在于解释这些活动。”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同时也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既是知识的传承者、教育者和培育者,又是知识的接受者、被教化者和培育者,人民群众的文化实践活动提升、规范人类的认识能力,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群众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因而也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从而决定了汉代的兴衰。 西汉前期在宽松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商品经济蓬勃发展，使当时的社会积累了大量的货币财富。正是这些政治经济制度使得汉代商品经济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然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又反作用于上层建筑，使得各种社会经济制度不断发展完善。综上可以看出，汉代的兴盛主要得益于其商品经济的发展。反之，在武帝后期由于连年战乱是的百姓民不聊生，经济倍受打击，而且在后期推出了抑商的政策这一切都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正是由于商品经济的衰落导致了帝国的衰落。由于中国是以封建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业国家，所以土地制度对于商品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和民族团结都具有重要影响。从以上可以看出，当国家的土地制度与社会经济相适应时，商品经济都呈现出安定繁荣的局面；反之，但土地制度与社会经济发展不一致时，则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