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认为生命的本质是天地合气而成。

中医就是这种理性思维和价值观的产物发明药物治疗疾病，创造了生命与疾病的认知知识，创制九针，发明了用针灸治疗疾病，创造诊脉，伊尹创造汤液，创造辨证论治并撰写《伤寒杂病论》。

中医传承并发展了几千年之久，并且历久弥新，中医这种“治病用方不用药”的特殊方式和中国人“打仗用阵不用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中医魅力：回家自己熬药汤。

中医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共生共存，从古至今持续表现为专门的和大众的医疗保健行为，中华民族视其为生活中的一部分。这是中医的定义。中医是专门的和大众的，是一种代代相传的家族方式和氏族方式;而如今的医学是专门的，大众的都是非法的。

咱们首先就从六祖这个经题和序言开始。六祖慧能大师经题口诀并序言（解）/六祖慧能大师经题口诀并序言（解）

夫《金刚经》者。无相为宗。无住为体。妙有为用。

《金刚经》是佛教的宗旨，说的是实相般若，是真空纯至静之理性。因为人的真空纯至静之理性本身没有相，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所以把其说成是无相，无相之相并不是没有相，只是不同于我们所看到和所意识到的有形有象的那种相。这个相，靠我们的见闻觉知跟科学仪器观察不到，乃是真空纯至静的一个理体，所以释迦管其叫实相，也叫佛性。虽然无相，但是无相又无不相，这就叫我们理解这个真空不空的理。我们不要理解成无相就是什么都没有，那就落于顽空，落于断灭了，这是不对的。《金刚经》者，以无相为宗旨。《金刚经》叫我们破除一切法，破除一切烦恼，破除一切心，破除一切法的心，破除一切形形色色的幻相，还有法相，目的就是为了我们能证得如来实相，佛因此才说这部《金刚经》。

　六祖口诀，直言了当地把经的宗旨说出来了。说《金刚经》者。无相为宗。无住为体。妙有为用。什么叫无住？就是人的这个金刚自性，也就是人的这个佛性，其本身是真空纯至静的。应到物相的时候，就如同一面镜子，来则有，去则无。所以说：无相为宗，无住为体。这个佛性，道家管其叫真常：真常应物。感应的应，不是说的反映那个映，是感应的应。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感应到万物来则有去则无，不执着，不迷惑，这就叫无住为体。无住，才是你原来的那个如来心，才是无相之实相的那个本体。

　妙有为用。说的是无相为宗这个实相，其本身就具有妙智慧的这个作用，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是智慧的能源。每个人的如来心是智慧体，智慧体产生的作用，就是妙智慧、大智慧。由妙智慧、大智慧产生出来的功能，那就是理智功能，聪明理智的功能才能够发明创造。人类社会的原始祖先，兴语言、立文字，开始了物质的发明创造，在人世间发明创造医理、文化、语言、文字、纲常伦理等等，都是如来心这个妙智慧起的作用。所以六祖才说“《金刚经》者，以无相为宗。无住为体。妙有为用。”

　自从达摩西来。为传此经之意。令人悟理见性。

　达摩西来：因为中国的佛法在达摩以前就有，但是见性之法，直指如来心这个真传，在达摩以前，虽然有佛教，有佛的经典，但是心法的口传心授，没有传到中国来。所以在梁武帝时代，达摩西来就是为传此经之意，此经说的就是《金刚经》。因为《金刚经》谈的是如来心法，谈的是智慧体，谈的是真空妙有，谈的是每个人自我的理性，是每个人的生命之源，也就是佛说的人人自我之真生命。释迦牟尼管其叫佛性，也叫如来心。这么一来呢，佛说的这个心就不单纯是宗教的信仰者或者是出家人应当修炼的，同时也是我们有生命的人，人人必修之课。实质佛说的如来心，不光是人类社会人人自我之生命，也包括所有的生灵，因为所有的生灵，都有跟人相同的一个如来心，只是它的体不同，相不同，心都是那么一个如来心。所以达摩西来，就是为传此经之意，令人悟理见性。这个悟理见性，什么叫见性呢？就是我们能见到一切、听到一切、感觉到一切、知道一切的这个能源，佛教里叫性。什么性？就是如来自性。你本来的心性，这个是《金刚经》的本质，就是叫人悟真空妙理，从你自身心，叫你认识自己身心的这个本性，这个本性就是佛性。《金刚经》，就是指给你本来的这个生命之源，也就是天赋给你的、本来的那个佛性。所以达摩西来就是为了传释迦牟尼《金刚经》这个宗旨，令人悟理见性。

只为世人不见自性。是以立见性之法。世人若了见真如本体。即不假立法。

　达摩传法的目的是什么呢？佛说一切法，为度一切心。因为人不认识本性，本性受客观世界的物质蒙蔽、气禀所拘，本性就被蒙蔽住了，因此才立下见性之法。世人若了见真如本体，即不假立法。如果世人见到本体了，那么《金刚经》也就不用立了。立《金刚经》的目的，就是叫你见性。认自本心、识自本性，你才有自知之明，这是经的意义。我们读经，只是借助这个法，达到自见本性的目的，佛的这个心意我们要理解。讲《金刚经》，就是叫我们认自本心识自本性，靠你自己的心性，自参自悟自觉，你才能明心。明心，你才能破除一切烦恼。所以《金刚经》的目的就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个‘佛’是梵语，翻成咱们华语来说就是觉，使人人觉悟，也就是认自本心识自本性，使人有自知之明。从现实来讲，通过人体科研，如果通过你自己的身体悟到你的生死之根、生命之源，那也是殊途同归了。从《金刚经》这个理来讲，你要是能认识到自己的本性，那跟一般人看问题、理解问题就不一样了。也就是通过佛法来提高你的觉悟。所以佛法呢，就是觉悟之法。

　此经读诵者无数。称赞者无边。造疏及注解者凡八百余家。

　这个八百多家，是当时唐朝早期时代说的。释迦说法到现在已经两千五百年了，那么《金刚经》传到现在，已有一千多家来解释这部经典了。

　所说道理。各随所见。见虽不同。法即无二。

　这些解《金刚经》的人，都是站在不同的角度，根据自己的悟性，根据自己修心性、自己的觉悟来解《金刚经》。那么每个人呢，由于他所处的时代不同，地不同、人不同，一千多家对这部经的见解也就各有不同，虽然见解不同，但是佛说的那个理是没有二的。因为不管谁解经，你不能离开心性。所以六祖说：见虽不同，法即无二。因为佛教的千经万卷，说的都是一个心。所以释迦才说：八万四千法门，无非般若。无非是开发人的智慧。

　宿植上根者。一闻便了。

　这个宿植，就是你的那个宿源。什么叫上根？每个人的觉悟、认识都不同，上根就是说那些有悟性、根基好的人。虽然也在这个人类社会生存，但是有的佛性迷，有的佛性就不迷。一个悟性好、根基好的人在人类社会生存，他做家务，他也上班，但是他的佛性不昧，佛性不迷。这个宿植上根者，就指的佛性不昧的人，所以宿植上根者一闻便了。这是六祖的口诀，咱们就说六祖吧，他就是一个上根的人，六祖一闻经语，便言下大悟。我们现在把经语闻十遍，悟不悟哇？所以这就分出什么叫上根来了。

很难相信人类是地球自然进化而来的，人类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生命体，它们不仅拥有聪明的智慧，而且躯体构造也极为复杂，从外形来看，人类的手脚、嘴巴、耳朵、鼻子、屁股每一个部分为似乎都长的恰到好处，没有一处感觉是多余的，从内部来看，人体内的免疫系统帮助人类抵抗疾病、修复缺陷，人体的胃负责磨碎食物，心脏负责血液循环，肾是一个过滤器，负责过滤血液中的杂质，大肠负责吸收营养和装载食物残渣各个器官负责各自具体的工作，缺一不可，人体都如此复杂，更不用说人类具有的智慧和思维意识了，因此人体很难相信是自然进化而来，更像是被故意设计好的一种“试验品”。

人类这种奇迹能够诞生，现在主流认为完全是地球的功劳，地球自身具备优越的条件是人类诞生的前提，因此地球被誉为人类的“母亲”，母亲是伟大的，它牺牲自己养育自己的后代，地球上生存的几十万种生命中，几乎99%的生物都有自己的母亲，而与地球这位母亲相比，地球上其他生物的母亲都是有生命的，唯独地球这位母亲看上去没有生命，难道地球就那么非主流？相对地球上生活的其他生命来说，地球这位“母亲”更加伟大，因为它需要养育几十万种生命，其他生命的母亲只要养一两个孩子就拥有生命，而地球这位母亲养育几十万种生命却自己没有生命，是不是有点太公平，因此有科学家认为，地球有可能是像人类那样拥有生命，甚至是高智慧的生命体，那么地球究竟是不是生命体呢？

地球有可能是一个生命体，因为科学家似乎发现了地球是一个生命体的“证据”。英国一位天文学家曾经观察地球与其他行星的区别，竟然发现地球上的大气不仅保持长时间的活跃状态，而且始终保持最有力生命延续状态，这位天文学家猜测，地球很有可能通过大气活动来调节自己的生理需求，地球也需要呼吸氧气，地球通过大气活动产生大量氧气以求得生存。我们知道生命都是有心脏跳动这个现象的，最近美国宇航局利用卫星拍到地球很有规律的震动，而且连续发生十几次，科学家怀疑有可能是地球的“心脏”在跳动。

 地球有可能是一个生命体虽然听起来匪夷所思，但是科学家近些年来发现的“蛛丝马迹”似乎在证明这个猜想不是异想天开，而且地球是一个生命体与中国古籍《山海经》里面的一些观点高度相似，我们知道人体分为“五脏六腑”，所谓“五脏”就是指“心、肝、脾、肺、肾”五个器官，而“六腑”则是指“小肠、胆、胃、大肠、膀胱、三焦”留个部位，在《山海经》记载的一些地理名称却与“五脏六腑”不谋而合。在《山海经》有一个描述把地球的陆地与人类的五脏六腑进行对比，发现都存在惊人的对应关系。

唐宋词人的生命意识　：

　　唐宋，中国封建历史的颠峰时期。无论政治、经济、文化，都有着震古烁今的意义。唐宋词人之多更如过江之鲫，如云如雨，不可计数。鬼才，未见其珍。诸如唐宋八大家、唐宋十大词人、三苏、范文正、欧阳文忠、柳永、辛弃疾，更有风华卓绝的女词人李清照。

　　生命意识，何谓生命意识？听者一听难免感慨万千，一下子有种思接千载，神游八荒的感觉。古之有楚，楚有屈原，一代《天问》，流传千古。我不禁觉得我今天

　　所想的这个“生命意识”，古人也一定如此询问深思过。只是我一直这样看待：中国古代文人身上总有一种契合，那是一种内在的相似性，毕竟中国五千年博大精深

　　的文化有着强大的渗透性和感染力。有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就有晏殊“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

　　路”那种超越时空的孤独和凄凉的悲壮；有东晋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有鹤梅老人“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那种超越世俗，物我两

　　忘，归返自然的人生境界；有诸葛孔明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有范文正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种生为苍生，福为社稷的胸怀、理想和气

　　魄；有王昌龄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渡阴山”，就有辛弃疾的“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那种征战沙场，保卫边疆，以及守疆拓土的雄心壮志，

　　更有一种英雄迟暮，壮志未酬的恨。

　　这是一种继承，历史的继承，这是历史的不可逆转性。米兰·昆德拉有这样一句话：伟大的文学作品总是出现在伟

　　大的历史时刻，那里有伟大的历史背景……而唐宋正是有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的伟大的历史背景，因而这些文人才更为夺目，这些既是一种继承也是一种开创。

　　王国维在《人间诗话》中这样讲：“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如此结合看来，唐宋词人在“生命意识”这个问题的看待上，既有其历史的继承性，也有其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独特性，只不过这种历史的独特性会对前人认识有所补

　　充和拓展；而且如果单单是从唐宋词人本身的生活历程和感情的变化来看，他们又会有所不同。就如词人本没有豪放的词人和婉约的词人之分，只是在一定时期的一

　　定作品中体现词人那时的心理特征而已。

　　如果要了解唐宋词人的生命意识，就需要从三方面来分析入手：一、中国古代历史文人的“天人思想”。二、

　　唐宋词人的历史和命运。三、唐宋词人的生命历程和人生境界，也就是唐宋词人的“心路”。本来是忽略了第一点的，只是王国维的“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

　　罔不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

　　蓦见，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解释上说：第一境界是所谓世无明王，栖栖惶惶者，第二境界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第三境界是非归与归。我想

　　这也算是对唐宋词人的一种描写吧。

　　唐宋词人逃脱不了中国古代文人的命运，出则入仕，“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文人的宿命。苏东坡的一生也

　　曾风光过，“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人物”，曾位及人相，也曾低落过，被贬闽南，方有“日啖荔枝三百颗”的闲情雅兴。这种大开大合的人生历程，使

　　得苏轼也只能“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柳永，天纵其才，却不能为当权者所用，只能在醉生梦死的边缘挣扎，“杨柳岸，晓风残月”何其凄婉。我们只能感受

　　到他们那一时的生命意识，没有哪个人就是那种意识的对号入座，在他们身上有很多矛盾和冲突，也有他们自身情绪上的“维恒”。他们的思想是复杂的，他们的生

　　命意识也是复杂的，这是个人历史的不可逆转性造成的。

　　在大的历史背景上，人的意识也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在南宋，词人们就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思

　　想，抵抗外敌，收复失地，维护大宋。于是有岳飞、辛弃疾抗金，只是希望越大，当希望破灭时失望越大。这两个抗金的代表人物，一个以死来增添了《满江红》中

　　的悲愤，一个则清醒地看着王朝的衰败，“塞马空肥”。当他们认识到现实的残酷时，意识也变得消沉，于是有归隐，不仅是人的归隐，也是心的归隐，终日不谈国

　　事，放逐于山水田园之间。

　　唐宋词人也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在现实与理想之间，都有一个心的放置点，只是这点是不固定的，这个

　　点的变化轨迹也是唐宋词人们的心路历程。他们既想维持这种“恒”，又想打破它，于是他们转而追求另外一种平衡：天与人之间的恒，就像所谓的“天人合一”，

　　只是在这当中他们能做到的很有限。这是一种残缺美，残缺本身就是一个人世间不可变更的规律。

　　唐宋的词人们也都认识到这种不可变更的残缺，但是

　　他们却也跳脱不出这世俗的框框，他们仍是一个劲的追寻“什么是他们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这悲惨的命运仿佛西方神话故事里的西西佛，更像中国文化故事里的

　　“井底之蛙”，坐在井中观天，虽不能一窥全貌，却也能在这井的促狭下观天。也许当他们跳出去的时候反而什么也看不到，这是命运的不可逆转。

　　唐

　　宋词人的生命意识中承担了太多东西，中国文人一直如此，有国家意识、民族意识、思想意识、文化意识……这些许许多多的意识都穿插在他们的生命意识中。生命

　　更像一面镜子，它反射了太多的东西，以至于它本身的影子都很难被人认清，包括他人和自己。于是此时仿佛认识到了这样一个现实：苏东坡、范仲淹、柳永、李清

　　照……所有的词人不过只是符号，他们的生命意识就是唐宋所有词人的生命意识，他们其实没有姓名。有一本书叫《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有些东西是生命所不能承

　　受的，当他们承受不了的时候他们就需要一种东西来维系他们自身以及他们所承受的……。

　　可他们还是他们自己，他们有曲调高低之分，有境界高低之

　　分。虽然他们所登场的舞台一样，可他们还是有一些细微的、标志性的区别。就像王国维说的那样，他们之间还有三种层次之分，因而即使他们认识到了一定的生命

　　意识，他们对待人和事都有不同的看法和谴怀方式。有柳永的醉生梦死，整日游戏于红粉胭脂中，不知终日；有苏东坡的满怀凄清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只是在最后一刻一转文章基调，变的开阔深远转而成为一种祝福“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境界，也是一种在归与非归之间的挣

　　扎。

　　不过在唐宋词人的生命意识中，好象有一种意识例外，那就是感情。每个词人都有自己的知己，或感情上的知己，或政治上的知己，或文学上的知

　　己。这其实是一种认识自我的交流探究过程，是中国文人认识自我和探究天地的一种奇怪方式。苏东坡有丧妻之痛和怀念故人的时候，陆游也有和小婉缠绵惨痛的经

　　历，柳永也有假假真真的时候。苏轼和秦少游之间，苏轼和王安石之间……这其实也是他们的一种人生经历，只是和家国、道德、思想、政治等等比较起来，它显得

　　太微小，好象微不足道了，这反而给了它一片广阔而轻松的天地。

　　在南宋和北宋的文学中，后人常常褒北宋而弃南宋。也许是感情上难以接受。只是“文以载道，歌以咏物”，在北宋的大巧不拙和南宋的伤怀悲物的物我之境中，他们最起码都能表达词人的生命意识吧。

　　唐宋词人的生命意识从一方面讲更反映了中国古代文人的生命意识，毕竟唐宋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颠峰时代。而且在这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下，有着深深的延续性，这

　　也是一个民族的标志。有着如此多的相同和类似，他们也就有了相同和类似的生命意识，这就由许许多多的千古人物孕育出这些唐宋词人们的生命意识，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中国意识。

对生命意义在中国古代就已有过深刻的思考，而事实上宗教的诞生就是为解决生命与消亡，毁灭与存在等一系列矛盾而诞生的。古籍载人乃五行之秀，万物之灵，可见自遥远的过去，先人已意识到人类与其他生物的不同之处。故人类的生与死便也不可与一般生物如草木枯荣、动物诞生与死亡同一而论，理性的诞生赋予人类以特殊的能力，它是相对于原始动物本能的相对方，一直是有灵论者的有力辩证，他们认为灵魂的存在造成这一结果。人类自我的认可和不甘永远消亡迫使人类走上了对生命意义和世界本源存在方式的永恒命题，在加之理性之存在，使人类意识到除却这目光所及的客观世界，人类的意识也一样诡谲和宏大，故唯心论应运而生，从此整个人类社会进入了意识世界真实性和客观世界真实性的长久论辩——但毫无结果。事实上当人类把世界的存在方式和生命的存在方式弄清之后，生命的意义也可得到解决。在这些永恒的思索之中，宗教诞生。佛教说世界本无相，生命的本质，世界的本质乃为空，虚空中的缕缕念想而化色，色又生相，相便是我们眼中千奇百怪，陆离变幻的世界了，而这一切终为幻，最后还是重归于空。故而人类须禁欲斩情，守心空念。而基督教在对生命意义和存在的一系列苦苦摸索中，终于靠重构第二世界的方式自欺性解决了生命与死亡的矛盾，并列条例劝人行善，或许发现了善性是符合整体世界核心本源规则之一吧，古诸智者发现善行可产生一种神奇的魔力在行善者身上，但它玄之又玄无可捉摸，只知可让行善者运顺气旺，精神愉悦。佛教靠此作为六道轮回的核心推动力——即行恶则生恶力，善生善力，其力决定人死后坠入何道，加之因果报应，从而六道之轮不息转动。故而有智者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为行善，它会让人快乐充实神清气旺。中国对世界和生命的思考在诸子百家时代出现集中性爆炸，各个教派纷呈迭出令人目不暇接，道家、儒家、墨家、阴阳家……都思想精髓，令人发省。其中以自然无为和明德救世最为受人敬仰，对生命的意义思考帮助重大。或许生命的意义则在与行善、爱人、更为深掘乃为问道。

一、道教如何认识生命，亦即何谓生命

这里所说的“生命”，不是泛指一切生物体，而仅指人体生命。据我所知，历来“对生命”的解释，有着不少说法。如：具有肉体、精神、灵魂三大要素，谓为生命；神识与先天之气的合一，谓为生命；形神相依相守的和谐合一，谓为生命；有径谓“性命”即生命；有谓生机与形体俱具为生命。道教对人体生命的解释，也有很精彩的论述。如吴筠《元气论》认为真精、元神、元气不离身形，谓为生命；《太上老君内观经》认为，“气来人身谓之生”，“从道受生谓之命”，即气为生机之源，气人形体，从道受生，谓为生命；《太平经·令人寿平治法》认为，精、气、神三者相与共于一体，是谓生命，更说神乘气行，精居其中，三者相助共功为治于一体，是谓生命。我以为道教强调以气为本，精、气、神三者和谐于一体的“生命说”(或谓生命三义论)，还是富有哲理和比较贴切的，也是同道教的养生文化紧密关联一致的。这是道教生命观的特征之一。

二、道教对人体生命的本原与形质的认识

《道生旨》中说：《西升经》云“修道之士若不知生之所由，道之根本，则茫茫然罔测道之来矣。欲求长生，先修所生之本，子能晓耶”(《云笈七签》卷八十八)这就是说，修道者知道了构成生命的要素，进而务必认识人体生命的由来本原及其形体结构的生态性质。在这个问题上，儒、释、道自来看法不同。关于生命的本原，孔子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荀子曰：“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系辞传》云：“乐天知命，故不忧。”儒家认为生命的由来本原在于天命。佛家认为“诸法无我”、“诸行无常”，有情形体是地、水、火、风、空、识六种元素偶然的、短暂的聚合体，刹那依缘而生灭，“六大”、“五蕴”(色、受、想、行、识)都是空幻的，所谓“诸法因缘生，缘谢法还灭”(辽塔偈语)。认为生命形体根本就不是真实存在的本体，生命无本原，身体形质，也都是空幻虚无的。道教既反对儒家天命说，也反对佛家空幻说，认为生命的本原是“道”所派生之“元气”。只有在元气运化而生阴阳中和之气后才产生了人体生命，它是有形有质的真实存在，是精、气、神和谐结合于一体的产物。“形者气之聚也”(《云笈七签》卷九十七《七部语要》)，故而道教认为人体生命的本原是“元气”。

远在春秋时代，老子著《道德经》便揭示了宇宙生成论。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第二十五章)又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第二十一章)揭示宇宙发生的本原为“道”，而“道”是有象、有物、有精、有信的实有之“物”，并不是虚无的。而一般所说的“无”，不过是指其微妙到无可感觉触摸，实际是“有”。关于宇宙的发展，则说“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第四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第四十二章)。所谓“一”即“元气”，“二”即混元一气运化出天地阴阳，“三”即清轻上浮为天的阳气与浊重下降为地的阴气相交感运化而生中和之气，中和之气聚而成人，“阴”、“阳”、“中和”共为三气，三气而成天、地、人三才，“三才既滋，万物斯备”(《云笈七签》卷三《道教三洞宗元》)，“三气分判，万化禀生”(《云笈七签》卷二《混元混洞开辟劫运部》)。故曰“元气”为生命之宗。

关于人体结构的生态性质问题，道教认为，万物之中，人最灵最贵。人的形体结构具有物质形态真实性。这在道教许多关涉养生学的经籍中讲得十分具体而清楚。《太上老君内观经》谈人体性命、形质的定义说：“从道受生谓之命，自一禀形谓之性，所以任物谓之心，……动以营身谓之魂，静以镇形谓之魄，流行骨肉谓之血，保神养气谓之精，气清而驮谓之荣，气浊而迟谓之卫，总括百骸谓之身，众象备见谓之形，块然有阂谓之质，状貌可则谓之体，大小有分谓之躯。”其中并无虚幻之语。吴筠《元气论》中讲：元气始萌，形气始端，形成有质，结胚象卵，气圆则形备。“启阴感阳，分布元气，乃孕中和，是为人也。”又说：“人之生也，禀天地元气，为神为形。受元一之气，为液为精。天气减耗，神将散也；地气减耗，形将病也；元气减耗，命将竭也。故帝一回风之道，溯流百脉，上补泥丸，下壮元气。脑实则神全，神全则气全，气全则形全，形全则百关调于内，八邪消于外。元气实则髓凝为骨，肠化为筋，其由真精元神元气不离身形，故能长生矣。”《中藏经》说：“天地有阴阳五行，人有血脉五脏。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五脏者，肺肝心肾脾也。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则养成之道，循环无穷。肺生肾，肝生心，心生脾，脾生肺，上下荣养，无有休息……五脏五行，相成相生，昼夜流转，无有始终。……天地阴阳，五行之道，中含于人，人得之者可以出阴阳之数，夺天地之机，悦五行之要，无终无始，神仙不死矣。”这均表明道教在认识生命本源与形质以及对自我生命规律和追求长生久视之道方面，是以《元气论》为基础而开拓的，是具有朴素而实际的蕴含的。人体“生命”本原于“元气”，人体“生命”是有形有质的真实存在，这是道教生命观的又一特征。

三、道教对待人生的态度与“我命由我”、“仙道贵生”的教义

人类社会在对待“人生”的意义与态度方面颇多分歧。我们明确认识了人生价值与对待人生的积极态度，从而也才能树立珍惜人生、热爱生命的观念，坚定地践行实现人生最高理想的道路与方法。

儒家认为人生的一切皆取决于“天命”，人的生命形体，有生必有灭，只有在精神方面的道德风范与功业有可能留传后世，人的一生就只能是维持天命大限内的生活，即使是修道德、创功业，最终也只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听天由命。

佛家认为人生世间一切都是空幻的，而且人世是苦海，人生就是在苦海中挣扎，既无“生”的意趣，也没有“生”的价值，故而只有追求正觉，涅槃寂静。

道教与儒释两家在对待人生态度上大相径庭，提倡“我命在我，不属天地”(见《西升经》)、“仙道贵生”(见《度人经》)，弘扬“重人贵生”(见《太平经》)的教义。诚如近代著名的道教学家陈撄宁先生所说，道教是要与“天命”和“自然”抗争，打破生死定律，不受造化主宰，开拓人可以“神形俱妙而成仙”、“长生住世”的新的人生道路，为人类的生命求取最大限度的延续直至永生，使人生获得最美满、最和谐的生命幸福(见陈撄宁著《道教与养生》)。

《太平经》说：“凡天下死亡，非小事也。一死，终古不得复见天地日月也，脉骨成涂土。死命，重事也。人居天地之间，人人得一生，不得重生也。”(卷七十二《不用大言无效诀》)又说：“故夫上士忿然恶死乐生，往学仙，勤能得寿耳，此上士是尚第一有志者也。”(卷四十九《急学真法》)。又说：“天下俱受天地之性，五行为藏，四时为气，亦合阴阳，以传其类，俱乐生而恶死。” (卷九十三《国不可胜数诀》)

葛洪《抱朴子·对俗》认为：“陶冶造化，莫灵于人，故达其浅者，则能役用万物，得其深者，则能长生久视。”还认为：“求长生者，正惜今日之所欲耳，本不汲汲于升虚，以飞腾为胜于地上也。若幸止家而不死者，亦何必求于速登天乎”

道教以无畏的气概高唱“我命由我”、“重人贵生”，并且坚定地践行炼养之道，相信人可以“长生住世”，永久享受人间的幸福生活。这反映了古代“贵生”的倡导者们勇敢、坚强的信念与意志。这又是道教生命观内容中最为显明、突出的特征。　　四、道教的生道合一论与性命双修 道教不止是高唱“我命在我”与“仙道贵生”的教义，宣扬对“生命”的拓新性理想，更为可贵的是，道教因之同时建构了能够实证达到“长生住世”理想的理论与践行方法的体系，这就是“生道合一”论及以“性命双修”为中心的多种类炼养方术。《道德经》说：“出生人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生而动，动之死地亦十有三。”(第五十章)意在告诉世人，维持生命并非轻易的事情，人生有着许多危机，要加意防护。“生道合一”的理论与“性命双修”的炼养方术，便是道教为人类养生所创设的道路与明灯。

吴筠《元气论》说：“人常失道，非道失人；人常去生，非生去人。要常养神，勿失生道。长使道与生相保，神与生相守，则形神俱久矣。”司马承祯《坐忘论》说：“养生者慎勿失道，为道者慎勿失生，使道与生相守，生与道相保，二者不相离，然后乃长久，言长久者得道之质也。经云：‘生者天之大德也，地之大乐也，人之大福也，道人致之非命禄也。'又《西升经》云：‘我命在我，不属于天。'由此言之，修短在己，得非天与，失非人夺。”《太上老君内观经》说：“道不可见，因生以明之；生不可常，用道以守之。若生亡则道废，道废则生亡。生道合一，则长生不死，羽化神仙。”又说：“老君曰：道无生死，形有生死。所以言生死者，属形不属道也。形所以生者，由得其道也；形所以死者，由失其道也。人能存生守道，则长存不亡也。”

不靠天，不靠地，靠自身修道得道，守道存生，其最积极有效的办法便是进行自身炼养，以求自我完善。因此道教在创建之初便继承了中国古代神仙家(方仙之士)及黄老道的大量神仙方技，尔后又融摄了诸子百家及民间的丰富多彩的养生方术，逐渐营构成了以“性命双修”为中心的养生文化体系。显示其理论与方术并茂，延寿与登仙可期。如内外丹道、服气、导引、炼气、行踬、吐纳、胎息、休粮、坐忘、内家武功等等。在持行中有关阴阳、顺逆、性命、有无、情性、动静、神气、火候、境界诸方面的指导性理论，也都包含有精湛的哲理与实践经验。

五、“万物与我为一”的整体协合观与修持境界论

道教除弘阐上述生命观基本思想观点与方术外，还强调持行者务必审慎对待宇宙万物及关注在修养上的三种境界。即：树立“天人合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宇宙万物相生相利的整体协合观念。正确对待自我内在心性修养，达到清静自正的境界；正确对待尘世社会的欲海烦扰，达到精神超越的境界；正确认识客观外在自然环境，顺应自然，维护自然和谐，达到修持与天地造化同途的境界。

《道德经》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黄帝阴符经》说：“天地，万物之盗；万物，人之盗；人，万物之盗。三盗既宜，三才既安。”天、地、人三才相生、相养、相成亦相克，是自然大道的法则，只有三才无损，各安其任，个人也才能无伤无损、守道延生。这就是说，人不能孤立看待自身的炼养，要认识与宇宙万物的密切关系。在整体协合观念下，妥善处理自身同社会及自然的关系。这是依道持行者不可轻忽、轻懈的努力方向与理想目的。

陶弘景《养性延命录》中说：“《道机》曰：人生而命有长短者，非自然也，皆自由身不谨，饮食过差，*泆过度，忤逆阴阳，魂神不守，精竭命衰，百病萌生，故不终其寿。”又说：“《仙经》曰：我命在我不在天，但愚人不能知此道为生命之要，所以致百病风邪者，皆由恣意极情，不知自惜，故虚损生也。”认为禀气含灵，惟人为贵，人之所贵在于生。生为形之本，形乃神之具，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弊，“若能游心虚静，息虑无为，候元气于子后，时导引于闲室，摄养无亏，兼饵良药，则丰年耆寿是常分也。如恣意以耽声色，役智而图富贵，得丧萦于怀抱，躁挠未能自遣，不拘礼度，饮食无节，如斯之流，宁免夭伤之患也”《道德经》更是教谕世人从心性上完善自我，“自知者明”，“自胜者强”，“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障，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揣而锐之，不可常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重积德则无不克”，用尊道贵德阐明了“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

人生活在社会之中，人与社会密切关联，持行者一方面要排除尘俗恶欲污垢，“明心见性”，一方面则务必修养道德，济世利人。《抱朴子·对俗》说：“欲求道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

人生活在自然环境之中，自然是生育天地万物的本原，人当然要遵循自然规律，协调阴阳，顺应自然，维护自然生态，保持和谐，才能守道长生。《黄帝内经》说：“阴阳四时者，万物之始终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

总之，天、地、人，亦即自我、社会、自然三者整体协合，炼养才能功德圆满。概言之，明心见性是要求，形神合一是关键，尊道贵德是基础，顺应自然是根本。

总括起来说，道教生命观的要点是：精气神三义论；本原元气论，形质真实论；生命自我主宰论；重人贵生论；生道合一论；神仙实证论；齐同万物论；道法自然论。这是一个很大很深的课题，现在世界上研究人体生命科学的学者们对道教生命观与养生文化十分关注，珍视道教有关资料的实验价值与学术价值，认为这是道教对人类生命学的贡献。我们道教中人自当努力弘扬，以光大道教精粹，造福人类~

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上的贡献应该肯定，例如，崇尚民族气节，‘三省吾身’，‘天道有常’等等，但不能否定它有天生弱点。例如，制度上没有形成权力制约，没有形成法治精神，个人专断；对经济自由也是压制的，轻视效率；三纲五常等等。所以，我们应该秉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的精神与态度。1、符合社会要求，积极向上的，利于提升我们自身道德、文化水平的可以学习借鉴保持发扬，2、不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迂腐落后的，不利于我们学习进步的落后腐朽的地方就要改造、摒弃。既要对传统文化表示合情合理的尊重，进而认真对待之、研习之，又要对它里面的腐朽之物、容易被今天变相利用之物保持警惕，或许才是我们对待传统文化应该采取的态度。 每个地方还有地方和民族的特色。 中国传统文化特征 总的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很多，最主要的有以下三个特点： 1、“天地者，生之本也”的农耕型文化特点。 千百年来，人们生长作息于“黄土地”，把土地当作自己的命根子，在一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悠悠岁月中，炎黄子孙养成了一种踏实诚恳敦厚笃实的性格。土地观念是农耕型文化的核心，因此，在我国古代每个村社都有土地庙，都要敬奉土地神，皇帝每年都要到天坛、地坛祭拜天地，象征性地躬耕，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农业的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规律，要求人们事事脚踏实地，不违农时，循序渐进，却忌好高骛远，脱离实际，拔苗助长是不行的。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实用文化的特色。如在科技方面，最突出的是兵、农、医、艺四大实用文化；在人文方面，重视伦常日用，而不企求来世与天国；在思维方式方面，强调“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精神。 农耕型文化把人际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作为理想目标。孔子高弟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中庸》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在民族关系上，我们的祖先历来推崇文治教化，主张：“协和万邦”，形成了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传统。小农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市场需要而是为了自给自足。为了保证这种简单再生产的顺利进行，需要的是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强调个人必须服从社会、群体的利益，否定个体的独立意识，将个人融化于群体之中。 农业社会靠天吃饭，在天人关系上，不强调其对立的一面，而强调其同一的一面。所谓“天人合一”，就是要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 小农生产所追求的是满足自身需要的使用价值，而不是经商赢利的交换价值。因此，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平均”思想。儒家讲“不患贫而患不均”，墨家讲“兼相爱”、“交相利”，都符合小农的“平均”思想。另外，小农生产规模小、狭，生产过程简单，生产秩序稳定，因而人们常常处于自我满足的状态，缺乏开拓精神与竞争意识。 2、“先祖者，类之本也”为血缘纽带的伦理型特点。 原始人群、母系氏族、父系氏族社会都是在血缘亲族的基础上形成的。敬祖孝亲、承宗接代、绵延世泽的“孝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礼治秩序的核心观念。 夏、商、周的宗法制度是从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脱胎而来的。周王自称天子，即上天的儿子。他既是政治上的共主，又是天下的大宗。其王位由嫡长子继承，嫡长子的兄弟们则受封为诸侯或卿大夫。宗法制度不仅适用于同姓贵族，也适用于周朝分封的异姓贵族。同姓贵族之间是兄弟叔伯的关系，异姓贵族之间为甥舅亲戚关系。无论是同姓贵族或异姓贵族，都用血缘纽带联结起来，成为一铺坚韧的巨网。 孔子如此重视孝道，主要是要运用血缘纽带来维护传统社会的礼治秩序。汉武帝时，董仲舒根据他的“阴卑阳尊”的神学理论，提出了“三纲”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阳居主导地位，阴居从属地位。因此，君臣、父子、夫妇都成了统治与服从的关系。“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这样一来，就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统治与服从的关系说成是上天的安排，是神圣不可侵犯和永远不可改变的了。 “三纲”是一种“身份取向”，“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适在“身份取向”条件下各种人际关系的永恒道德规范。从总体上说，“三纲五常”是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学说和“礼治”思想的发展。后人因而统称之为“纲常名教”。它实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礼治秩序的总纲。 中国封建社会的人际关系被概括在两个“五伦”的公式中： Ⅰ天、地、君、亲、师 Ⅱ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 前者是五伦的本位，后者是五伦在人际关系上的推广。《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关羽、张飞是政治关系，君臣关系，为什么要桃国三结义，成为拜把兄弟？因为只有建立这样一种亲族兄弟关系，才能找到一种比他们那种政治关系更可靠的纽带。 在封建时代，中国有两个最高的价值准则，一个叫忠，一个叫孝，忠是政治概念，自愿的服从和追随就叫忠。孝又叫肖，即效仿，子女追随服从父母就叫孝。忠孝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