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雪斋文集，即《松雪斋集》，松雪斋是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頫的书斋名，赵孟頫又号松雪道人。清德堂版《松雪斋集》，一函四册。成书时间不详，应当是清前期，国图列为古籍善本。暨南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一套清德堂版《松雪斋集》还入选了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是赵孟頫的书法作品。

松雪斋文集，即《松雪斋集》，松雪斋是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頫的书斋名，赵孟頫又号松雪道人。清德堂版《松雪斋集》，一函四册。成书时间不详，应当是清前期，国图列为古籍善本。暨南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一套清德堂版《松雪斋集》还入选了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赵孟頫《魏国夫人管氏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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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训》[明]仁孝文皇后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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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生平

明朝崇祯七年（1634年），宋荦出生于河南商丘，为国史院大学士宋权之子。10岁能骑烈马，13岁始学声律、书法，笃学好交游，淹通掌故，有诗名。

顺治四年（1647），年仅14岁的宋荦应诏以大臣子列侍卫，以勇猛见嘉。巧岁考察第一，试授通判。其父以弱龄不谙政事，令其在乡里读书，追随侯方域、贾开宗、徐作肃等讲习诗文，组成“后雪苑六子”，成为“雪苑社”后起之秀。

康熙三年（1664年），康熙三年，授湖广黄州通判。以母忧去。

康熙十六年（1677年），授理藩院院判，迁刑部员外郎，榷赣关，还迁郎中。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授直隶通永道。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迁山东按察使，再迁江苏布政使，察司库亏三十六万有奇，荦揭报督抚，责前布政使刘鼎、章钦文分偿。户部采铜铸钱，定值斤六分五，荦以江苏不产铜，采自他省，值昂过半，牒巡抚田雯，疏请停采。下部议，改视各关例，斤一钱。

二十七年（1688年），擢江西巡抚。湖广叛卒夏逢龙为乱，徵江西兵赴剿，次九江，挟饷缺几哗变。荦行次彭泽，闻报，檄发湖口库帑充行粮，兵乃进。至南昌受事，旧裁督标兵李美玉、袁大相纠三千馀人，谋劫仓库，应逢龙以叛。荦知之，捕得美玉、大相，众汹々。荦令即斩以徇，谕众受煽惑者皆贷不问，众乃定。江西采竹木，饶州供紫竹，南康、九江供檀、诸木，通省派供猫竹，名虽官捐，实为民累，荦疏请动支正帑采买。上命岁终巡抚视察布政司库，荦疏请粮驿道库，布政使察；府库，道员察。汉军文武官吏受代，家属例当还旗，经过州县，点验取结。荦曰：“是以罪人待之也。”疏请自赃私斥革并侵挪帑项解部比追外，止给到京定限咨文，俾示区别。皆下部议行。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累擢江苏巡抚，苏州滨海各县遇飓，上元、六合诸县发山水，淮、扬、徐属县河溢，疏请视被灾轻重，蠲减如例。发江宁、凤阳仓储米麦散赈。别疏请除太湖傍坍地赋额，户部以地逾千亩，令详察。荦再疏上陈，上特允之。赈荒抚饥，深得人心，康熙誉其为“清廉为天下巡抚第一”。

康熙三十八至四十四年（1699年-1705年）间，康熙皇帝三次南巡，正值宋荦担任江苏巡抚，康熙皆驻跸苏州，由宋荦负责接待，嘉赞荦居官安静，迭蒙赏赉，御书：‘仁惠诚民’四字，又‘怀抱清朗’四字以赐，又御书诗扇，又临米芾书，董其昌书天马赋，渊鉴斋法帖及耕织图以赐”。以宋荦年过七十，书“福”、“寿”字以赐。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十一月，官至吏部尚书。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以老乞罢，濒行，赐以诗。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诣京师祝圣寿，加太子少师，复赐以诗，回到家乡商丘。九月十六日卒，享年八十岁。康熙下旨赐祭葬于其家乡商丘，祟祀名宦乡贤，葬于西陂别墅（今大史楼村）。

后世评价

有诗称颂宋荦：“惠爱黎元，宏奖髦士。心迹双清，沧浪之水。”

汪琬曾评论宋荦：“廉而不刿，严而不苛，抚循吏民，煦煦慈爱而不失之姑息。当其莅吴，仅四阅月耳，裁决簿书，勾稽金谷，往往至丙夜，虽精锐少年不敢望。一二老奸宿蠹，俯首侧足，亦率不敢旁睨，考其设施。”至今苏州沧浪亭还保留着这首赞诗和他的石刻画像。

清学者朱彝尊诗云：“妙鉴谁能别毫发，一时难得两中丞。”两中丞指的是当时大收藏家卞永誉和宋荦。

个人作品

●诗作

宋荦编有《商丘宋氏西坡藏书目》，著录宋元明本134种，抄本72种，曾进呈皇上御览过。精于鉴藏书画，淹通典籍，熟习掌故。去世后，其子编有《青纶馆藏书目录》1册。又喜刻印书籍，刻有《古竹圃诗集》、《嘉乐堂诗集》、《柳湖诗草》、《绵津山人诗集》、《商丘宋氏家乘》、《国朝二家诗抄》、《施注苏诗》等古籍30余种，刻书颇为精美。抄本亦多。其藏书后被孙星衍、黄丕烈、瞿镛等家收去。亦通画理，画水墨兰竹，颇有神韵。著有《漫堂墨品》、《漫堂诗说》、《绵津诗抄》、《筠廊偶笔》、《西坡类稿》、《沧浪小志》等10余种。

宋荦曾合刻侯方域、魏禧和汪琬三家文为《国朝三家文钞》，影响颇大。宋荦著作有《西陂类稿》50卷、《漫堂说诗》及《江左十五子诗选》等。宋荦与王士有交往、“性嗜古，精鉴赏”，在慈仁寺所购得《十六国春秋》残本。清代邵长蘅曾选王士祯与宋荦诗为《王、宋二家集》。宋诗不及王诗的超逸，而清刚隽上，亦自可观。其诗多赠答、题画、咏物、记游之作。其中如《盘山诗》、《黄山松石歌寄金仁叔将军兼索子湘和》、《乌江》、《石盆峪龙潭歌》、《椰子》等诗，含蓄酝藉，标格隽上，颇见特色。宋荦有论诗著作《漫堂说诗》，他论诗主张尊杜甫，认为韩愈、苏轼、黄庭坚、陆游、元好问都是学杜而成家的。但他对苏轼“弥觉神契”（《漫堂说诗》）。他和王士祯是好友，但论诗主张有异。他是清代学宋诗派中的重要诗人。

《落花》

昨日花簌簌，今日落如扫。

反怨盛开时，不及未开好。

《即事六首》（其五）

雨过山光翠且重，一轮新月挂长松。

吏人散尽家僮睡，坐听寒溪古寺钟。

《邯郸道上》

邯郸道上起秋声，古墓荒祠野潦清。

多少往来名利客，满身尘土拜卢生。

●绘画

宋荦善画水墨兰竹， 疏远绝伦。同时亦擅长山水画。

个人成就

收藏

宋荦曾在商丘古城老宅内建“御书楼”，专门收藏康熙皇帝给他题写的墨宝。

宋荦藏书有数万册之多，有人评价其“所收藏唐宋名迹，宋元秘帙，冠于河右”，有“江南第一收藏大家”之称，今人周绍良称赞其“鉴赏之精，收藏之富，不惟冠绝一时，后来者也难伦比”。赵孟、鲜于枢（三帖合页）论书帖，著名的宋马麟《层叠冰绡图》、宋林椿《果熟来禽图》册、宋佚名《枯荷图》册、元张宋中《桃花幽鸟图》、明董其昌《秋兴八景图》册等，均经宋荦收藏。

宋荦因与收藏家袁枢（袁可立子）同乡故，得藏名品，以此名重天下。康乾年间，古董商举物以宋荦鉴定为荣耀。宋荦自云：“余尝云黑夜以书画至，摩挲而嗅之，可辨真赝。”

关于宋荦的鉴赏水平之精，清代梁章钜《浪迹丛谭》中曾引《筠廊随笔·宋漫堂（荦）鉴赏》一则：“合肥许太史孙筌家藏画鹑一轴，陈章侯（洪绶）题曰‘此北宋人笔’。人不知出谁氏之手，公（宋荦）览之，定为崔白画。座间有窃笑者，以为姑妄言之耳。少顷持画向日中曝之，于背面一角映出图章，文曰子西。子西即（崔）白号，众始叹服。

黄州司理王俟斋不信，在客厅悬一画以试宋荦。宋荦坐在门外车上便断定是林良所作，王终于心服口服。可见宋荦鉴赏之精。宋荦所收唐宋名迹，宋元秘帙，冠于河右。有《西陂藏书目》一卷，计数万册。今人周绍良撰《清代名墨丛谈》载《宋荦墨品》三卷，认为“鉴赏之精，收藏之富，不惟冠绝一时，后来者也难伦比。”

宋荦藏书尤富，顺治十二年（1655年），他远游江南、安徽、金陵等地、收罗大批秘籍、名帖。常熟毛晋“汲古阁”藏书散佚后，大半为他所得。如《徂徕文集》、《阳陵先生诗》、《玉澜集》、《乖崖先生文集》均为宋版；另加《白虎通》、《松雪斋集》、《刘豫事迹》、《安禄山事迹》等书，均为藏书中精品。藏书楼有“青纶馆”、“鱼麦堂”、“和松庵”、“西陂”等，藏书多钤有各藏书楼印记。

轶事典故

●康熙赐物

宋荦的清廉和他的超人才干，深得康熙帝的恩宠。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四月，苏州织造李煦的奏折御批中写道：“……巡抚宋荦，朕南巡二次，谨慎小心。特赐御笔书扇二柄，赐李熙扇一柄。尔即传于宋荦，不用写本谢恩。以后有奏之事，密折交与尔奏。”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十月，康熙帝赐给宋荦“鹿肉二方，鹿筋二条，鹿舌二个，鹿尾二个，鹿肉干十束”。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七月，康熙帝赐给宋荦“御书诗扇一柄”。同年九月，康熙帝赐宋荦“鹿舌二个，鹿尾二个，鹿肉十件，鹿干十束”。同年十月，宋荦因操劳过度，气脱旧病复发。康熙帝闻讯，特“颁赐珍药”，并御书“福”、“寿”二字赐宋荦。同年十一月，宋荦患气脱病，康熙派御医黄运为之医治，并赐圣药和高丽参，直到十二月病愈，御医一直跟随宋荦身边。康熙帝三次南巡皆有宋荦迎送。因此，宋荦在奏折中声称：“三次圣驾南巡，屡荷天语垂问，荦宠至极，不知其年衰力惫。”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十月十七日，四鼓，气脱偃卧，不能赴宴，廷医大用补剂方保残喘，即登舟淮扬一带力疾督赈。适抵扬州病势缠绵，头晕气喘，日渐衰弱，医生皆云年老病剧，非静养不能奏效，倘再一触发，便难医治。但宋荦却以“江苏事务殷繁，非司卧理”。从此不难看出，宋荦为国为民已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王士祯《香祖笔记》中记载了康熙帝南巡时赐书宋荦的情形：上己卯南巡视河,赐江苏巡抚臣宋荦“仁惠诚民”四大字，又赐“怀抱清朗”四字。癸未，以河工底绩，再南巡渡江，驻跸江天寺。荦时扈从，奏云：“臣家有别业在西陂，乞御书‘西陂’二大字赐臣，不令宋臣范成大石湖独有千古玉音。”上云：“此二字颇不易书。”荦再奏云：“二字臣求善书者多不能工，刑部尚书王士祯少与臣为同学，尝云二字倘得御书，乃为不朽盛事。”上笑而书之，即以颁赐，顷之驾回行宫，又命侍卫取入，重书赐焉，再赐“清德堂”大字。

●碧螺春

康熙与宋荦，君臣相处岁月既久，关系自然亲近。某次康熙南巡，正值宋荦任江苏巡抚，特向康熙进奉一种当地俗名“吓杀人”的名茶，色香味俱佳，康熙恶其名粗俗，乃赐名“碧螺春”，一直沿用下来，成为一种名茶。这一故事流传甚广，清人说部亦多有记载，而以王应奎所撰《柳南随笔》为详。

亲属成员

曾祖父：宋，明朝进士，万历名臣，官至礼部尚书。

祖父：宋沾，官至山东福山县知县。

父亲：宋权，官至国史院大学士，卒赠少保。

母亲：赵淑人。

宋荦有子六人：宋基、宋至、宋陆、宋著、宋致、宋筠，皆有史名。

因宋荦《纬萧草堂》诗有“偃仰幽事多，好待鹿门说”之诗句，为与商丘古宋家族一支有别，故称宋荦一支为商丘“鹿门宋”。

后世纪念

宋荦墓位于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路河乡大史楼村。宋荦深得清康熙帝的赏识，死后朝廷赐渝葬于故里。墓为圆形土冢，墓前立有墓碑及石像生。2002年著名印尼华侨宋良浩先生捐资进行了修复。

(元)黄公望,(明)沈周,(明)朱耷绘《黄大痴沈石田山水八大山人山水花卉合册》 上海: 慎修书社, 民国23年(1934)

(清)朱耷绘《八大山人书画合册》 西泠印社, 民国15年(1926)

(清)朱耷绘《八大山人书画合册》 上海神州国光社, 民国20年(1931)

(清)朱耷,道济绘《八大山人石涛上人画合册》 上海有正书局, 民国(912-1949)

(清)朱耷绘《八大山人集》 民国(1912-1949)

(清)道济,朱耷绘《石涛和尚八大山人山水精品》 上海文明书局, 民国19年(1930)

(清)道济绘,八大山人绘《石涛和尚八大山人山水精品》 文明书局, 民国25年(1936)

(清)朱耷绘《朱耷书画合册》 上海: 上海博物馆, 1954年

(清)朱耷绘《朱耷书画合璧册》 民国(1912-1949)

(清)朱耷绘《朱耷书画合璧册》 民国(1912-1949)

(清)朱耷绘 《朱耷山水册》 民国(1912-1949)

（明）朱耷绘《八大山人山水册》 上海 : 商务印书馆 民国23年（1934）

（明）朱耷绘《八大山人画册》朝花美术出版社编 朱耷 明 绘 北京 : 朝花美术出版社 1961

（明）朱耷书并绘《八大山人书画扇集》 上海 : 商务印书馆 民国24年（1935）

（明）朱耷书并绘《八大山人书画集》 上海 : 生生美术公司 民国18年（1929）

（明）朱耷书并绘《八大山人书画扇集》 上海 : 商务印书馆 民国24年（1935）

（清）陈鼎撰《八大山人传》 上海 : 商务印书馆 民国4年（1915）

（清）邓秋枚集《八大山人山水画册》 上海 : 神州国光社 清宣统2年（1910）

（清）朱耷书并绘《八大山人书画集》 上海 : 美术制版社 民国18年（1929）

（清）朱耷绘《八大山人二笔应真渡海图》 上海有正书局 民国间

（明）朱耷书《八大山人书画扇集》 上海 : 商务印书馆 民国24年（1935）

（清）陈鼎撰《八大山人传》 小嫏嬛山馆 清咸丰元年（1851）

（清）陈鼎撰《八大山人传》 清康熙间

（清）陈鼎撰《八大山人传》 扬州 :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84

（清）陈鼎撰《八大山人传》 上海 : 文瑞楼 民国间

（清）朱耷撰; 汪子豆编《八大山人诗钞》 上海 :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1

（日本）秋叶启鉴辑《八大山人画撰》 东京 : 聚乐社 日本昭和15年（1940）

（清）朱耷，（清）释道济绘《八大山人石涛上人画合册》 上海有正书局 民国10年（1921

（汉）蔡邕撰（清）朱耷临《清朱耷临蔡邕诗卷》

（明）朱耷书并绘《朱耷书画合册》 上海博物馆 195

文献资料是图书馆藉以服务的基础。徐州师范大学图书馆十分重视馆藏文献资源的建设，经过50多年的积累, 馆藏文献已达到较为可观的规模。 至2010年底，馆藏实体文献总量239万册（件），其中中文普通印刷本图书1998万册，外文印刷本图书72万余册，古籍59万余册，期刊合订本248万册，缩微、音像资料164万件；中外文献数据库40余种。

图书馆收有丰富的大型丛书。如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部丛刊》、《丛书集成初编》、《万有文库》，中华书局出版的《四部备要》以及八十年代中国台湾省出版的《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近代中国史料丛刊》，90年代以来国内出版的《续修四库全书》、《四库禁毁书丛刊》、《丛书集成续编》等等。鉴于徐州师范大学地处的江苏省徐州市是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图书馆于1993年建立了《徐州地方文献收藏中心》。着力于徐州地方文献包括地方史志、地方人物以及地方出版物的收集工作，在有识之士的鼎力支持下，资料捐赠进展顺利、文献积累速度较快。

我馆于2009年被省政府批准为“江苏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2010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古籍藏书中有善本321种(其中明刻62种,清刻259种)。古籍又以经部小学类和集部书数量较多，品种较为齐全，中国古代有代表性的字书、 韵书训诂学著作在我馆都有收藏。如顾广圻、段玉裁题跋、毛扆五次校改的朱印本《说文解字十五卷》、钤有常熟翁同和藏本、山东德州繁露书屋藏书印的明崇祯1年(1628年)毛氏汲古阁本《尔雅注疏十一卷》、清康熙年间顾棫校刊本《埤雅二十卷》、 钤有康有为御赐天孝堂、 南海康氏万木草堂珍藏印的明刻《新刊增补古今名家韵学渊海大成二十卷》、明嘉靖17年(1538) 刘储秀补刻《古今韵会举要三十卷礼部韵略七音三十六母通考一卷》、清康熙6年(1667) 符山堂本《音学五书三十八卷》、 清康熙35 年(1696)宋 本《古今韵略五卷》、清康熙6年(1667)刻本《广韵五卷》、 明崇祯7 年(1634)金陵书林胡正言十竹斋本《六书正譌五卷》、清乾隆8年(1743)黄晟重刻《隶辨八卷》。

图书馆接受了时有恒先生的一批捐赠书刊共13342册, 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出版平（精）装书、杂志、线装书、外文书，辟有专室陈列。 叶圣陶先生在封笔以后破例为该室题写了匾额：时有恒先生捐赠藏书之室。时有恒先生(1905-1982年)是中国现代作家、藏书家，徐州市人。 早年曾参加五卅运动，后随军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后长期从事文化教育工作。时先生和鲁迅先生有交往，鲁迅杂文《答有恒先生》即因时氏而作。时先生曾分别向绍兴、上海、北京鲁迅纪念馆、博物馆捐赠了书刊。 赠我馆的图书有中国***早期出版发行机构的出版物， 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早期译本和有关论著，有抗战时期印行的杂志以及有颇高资料价值的徐州地方文献，不少都是今日不可多得之书，具有文献或版本价值，有的刊期可补国内图书馆的缺藏。线装书中的元刊本《松雪斋文集》、稿本《张修府日记》、《清毅先生谱稿》等也十分珍贵。而《烈女惊魂传》、 《奇异双坛记》等通俗涉说则为研究家们所未曾寓目。图书馆还接受了丰县籍台湾著名出版家、新文丰出版社会司董事长高本钊先生的捐赠书，高先生身居海岛，情系桑梓，为推动乡邦文教，促进两岸文化交流，慷慨将一批价值新台币约900万元的珍贵图书馈赠我校。高先生赠书，按《中图法》分类统计为1504多种4118多册，但因其中有许多合订本及丛书，故其单书总量远不止此数，估计不少于40000种。不仅数量可观，且多为精品，学术性资料性极高，版本价值文物价值极大，确是一笔难得的宝贵文化财富。

徐师大图书馆的报刊亦是十分丰富，在馆藏期刊中，中外文期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期刊、专业期刊和知识性科学性期刊交相辉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出版发行的书刊资料，尤以二、三十年代主要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刊物较齐全，如《文学周报》、《小说月报》、《语丝》周刊、《莽原》周刊、《现代评论》周刊、《紫罗兰》、《礼拜六》等，我馆都有收藏。而完整的馆藏报纸《申报》、《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救国时报》等，则是研究中国革命史、思想史、 文化史以及中国文学极为珍贵的资料。

近年来，图书馆调整文献结构，加大商用电子资源、自建特色资源建设力度，至2010年，拥有中外文献数据库40余种，自建数据库8种。光盘数据库有：中国古籍基本库、中国法律法规大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四库全书等；中文网络数据库有：中国学术期刊网、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资源库、超星数字图书馆、方正Apabi数字图书馆、读秀、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文社科技报刊篇名数据库、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等；外文网络数据库有：Springer-Link、Elsevier， Kluwer Online、EBSCOHost、PQDD、EI等；自建数据库有：“徐州师范大学教学教参数据库”、“师大文库”、“徐州师范大学学位论文数据库”、“徐州教学联合体随书光盘数据库”、“汉画像石数据库”、“徐州教学联合体资源共享平台”等一批特色资源数据库。

鼎[鼎、鼑，读音作dǐng(ㄉㄧㄥˇ)]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地名，出自古代鼎湖，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

传说，黄帝采首山之铜，在今河南省灵宝县阌乡荆山铸鼎。这在史籍《史记·封禅书》中记载：“黄帝采首山铜，铸鼎於荆山下。”

又传说，大禹收九牧之金，铸鼎荆山之阳，荆山脚下的焦岱湖就被人们称作“鼎湖”。这在典籍《说文》中记载：“昔禹收九牧之金，铸鼎荆山之下。”汉朝时期的汉武帝抱病后，就居于鼎湖宫。

中国历代古籍中所指的荆山，皆是指关中地区的荆山。例如据史籍《汉书•地理志》等众多古代地理志记载，荆山当在岐山和黄河之间，也就是今天的渭北荆山原。“荆山之阳”在荆山原南，就是今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的荆山。

因此，夏禹当在今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的荆山“铸鼎”，绝非在今湖北省武当山东南的荆山，也非今河南省灵宝县阌乡的荆山，亦非今安徽省怀远县的荆山，更非今广东省肇庆市的鼎湖山，因为夏禹、黄帝的势力范围从来就未到过岭南地区。

荆山原上，葬有汉高祖刘邦的父亲(汉太上陵)、大唐王朝的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唐献陵)、唐武宗李炎(唐端陵)和唐敬宗李湛(唐庄陵)。

古代，居于荆山、鼎湖地区的住民，有以帝王铸鼎之史为姓氏者，称鼎氏，是非常古老的姓氏之一。

第二个渊源：源于官位，出自夏、商、周延传的国鼎，属于以国家象征为氏。

在典籍《说文》中记载：“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昔禹收九牧之金，铸鼎荆山之下。”但是，在史籍《史记·封禅书》中却记载：是“黄帝铸鼎于荆山。”

不过，在史籍《左传·宣三年》中记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

比较起来，作为民族精神的表征，本书还是崇尚比《史记》更加古老和原始的记载，即鼎为夏禹始铸。不过，不论是谁先铸造的大鼎，以鼎为国家之表，都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象征。

实际上，代表国家象征的鼎一共有十二座，而不是人们流传的“九鼎”。这在典籍《周礼·天官·膳夫》中即有记载：“王日一举鼎，十有二物，皆有俎。鼎有十二，牢鼎九，陪鼎三。”也就是说，当君王即位登基之时，一共要抬出十二座鼎，其中代表荆、梁、雍、豫、徐、青、扬、兖、冀九州大地的鼎为九座，称为“牢鼎”，义示“九州大地江山牢固”，而代表君、臣、民的鼎有三座，称为“陪鼎”，义示“君为臣之陪，臣为民之陪，民为国之陪”。

由于“鼎”代表了国祚、代表了社稷，是国家的象征，因此在两周时期，辅佐周王朝和各诸侯国的主政大臣，亦称作鼎鼐(国相)、鼎台(宰辅)、鼎臣(宰相)等。

在鼎鼐、鼎台、鼎臣等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的官位称号位姓氏者，省文简称鼎氏。

第三个渊源：源于地名，出自古代城郭鼎门，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

在春秋战国至秦朝时期，人们称城郭的东门为鼎门，因为当年大禹铸九鼎之后，鼎是从城池的东门运入城中的。例如，在史籍《后汉·郡国志》中就记载：“雒阳东城曰鼎门。”

在古代居于城郭东门区域的住民中，有以城门别称位姓氏者，称鼎门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鼎氏、门氏。

第四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卫国大力士夏育，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鼎官，是周王朝时期的官名。在史籍《前汉·东方朔传》中记载：“夏育为鼎官。殿前举鼎者也。”

在夏、商、周乃至战国时期，历代皆有护鼎之官，称作“鼎铉舒”，俗称“鼎官”。

夏育，是春秋时期的卫国勇士，也是大力士，他在周王朝殿堂前将千斤重的鼎举了起来，还能将强健的大公牛的尾巴活活拽下来，国君为之惊叹，封其为鼎官。在史籍《史记·范雎蔡泽列传》重记载：“乌获、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孟贲、王庆忌、夏育之勇焉而死。”在典籍《裴駰集解》中引《汉书音义》注释：“或云夏育，卫人，力举千钧。”晋朝道祖葛洪在《抱朴子·辨问》中解释：“夏育、杜回，筋力之圣也。”后世人将“夏育”、“杜回”、“鼎官”等作为大勇士的代称。

在夏育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的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称鼎官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鼎氏、官氏等。

第五个渊源：源于姜姓，出自战国晚期秦武王属下大将孟说，属于以历史事件为氏。

秦悼武烈王嬴荡身高体壮，勇力超人。他重武好战，常以斗力为乐，凡是勇力过人者，他都提拔为将军，置于身边。当时的乌获和任鄙皆以勇猛力大闻名，秦武王就破例提拔为将，并给予高秩厚禄。

有齐国人孟贲，力大无穷，勇冠海岱：陆行不怕虎狼，水行不避蛟龙，一人同时可制服两头野牛。孟贲听说秦武王重用天下勇士，便赶赴咸阳面见秦武王。秦武王考验之下，孟贲比乌获、任鄙还厉害，因此当即被任命为大将，与乌获、任鄙享受一样的待遇。

周郝王姬延九年(秦悼武烈王四年，公元前307年)，雄心勃勃的秦武王嬴荡率领孟贲、乌获、任鄙等随从到东周都城洛阳观看九鼎，这九鼎代表九州，上镏刻有各州的山川、人物、土地贡赋之数。

秦武王逐个审视，在看到雍州鼎时，对众臣说：“这鼎有人举过吗？”

鼎官回答说：“自从有鼎以来，没有听说也没有人见过举起这只鼎，这鼎重达千钧，谁能举得起呀！”

秦武王问任鄙、孟贲二将：“你们两个人，能举起这鼎吗？”

任鄙知道秦武王恃力好胜，婉言辞谢：“臣只能举百钧之物。这鼎重千钧，臣不能胜任。”

而孟贲则伸出两臂走到鼎前，说：“让臣试举，若举不起来，不要怪罪。”说罢，紧束腰带，挽起双袖，手抓两个鼎耳，大喝一声“起！”只见那雍州鼎被孟贲抬离地面半尺高，就重重地落下。孟贲感到一阵晕眩，站立不住，幸被左右拉住，没有倒庄地上。

秦武王看了发笑：“你都能把鼎举离地面，难道寡人还不如你吗？”

任鄙劝道：“大王万乘之躯，不要轻易试力”。

秦武王固执不听，卸下锦袍王带，束紧腰带，大踏步上前。任鄙拉着秦武王苦苦劝阻，武王生气地说：“你不能举，还不愿意寡人举吗？”任鄙不敢再劝。

秦武王伸手抓住鼎耳，心想：“孟贲只能举起地面，我举起后应移动几步，才能显出高低”。于是，深吸一口气，使出乎生力气，喝声：“起！”雍州鼎也被举起半尺，秦武王接着移动左脚，不料右脚独力难支，身子一歪，鼎落地面，正砸到右脚上。秦武王惨叫一声，倒在地上。众人慌忙上前把鼎搬开，只见秦武王右脚足骨被压碎，鲜血流了一滩。等到太医们赶来时，秦武王已昏迷不省人事了，但仍然在自言自语；“心愿已了，虽死无恨。”入夜，秦武王气绝而薨。周赧王闻报大惊，亲往哭吊。

右丞相樗里疾护秦武王之棺回咸阳，立秦武王的异母弟赢稷为王，是为秦昭襄王。安葬完毕之后，樗里疾追究责任，将孟贲五马分尸；奖励任鄙劝谏之能，升为汉中太守；同时谏议秦昭襄王，追究左丞相甘茂耸恿秦武王入周观鼎之罪。

这件事在战国历史上称为“举鼎绝膑”。

孟贲死得冤枉之极，因此在孟贲的后裔子孙和族人中，有以“举鼎绝膑”这一历史事件为姓氏者，称鼎绝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鼎氏。

第六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西汉朝中期的重臣匡衡，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匡衡，字鼎，后字稚圭，东海承县人，就是今天山东省的枣庄市峄城区，一说是东海兰陵人，即今山东省的苍山县鲁城乡，是著名的西汉经学家。

匡衡自幼勤奋好学，但由于家贫，晚上连油灯也点不起，他见邻居家灯火通明，就在自己家墙上凿了一个小孔，让灯光透过来借以刻苦读书。历史上流传千古的“凿壁偷光”故事即由此而来。同乡里有一大户，家中豪富，藏书很多，匡衡便自愿为其做佣工，不要报酬。富户感到奇怪，问他缘故，匡衡表示愿读尽其藏书。富户听后颇为感叹，遂取出藏书供匡衡攻读。

顽强的学习毅力使匡衡获得了渊博的学识，后来他跟著名学者后苍学经，对《诗经》有深刻研究，特别对经学有精辟的见解，当时流传着“匡衡说诗，解人颐”。匡衡善于讲《诗》。一次他与别人讲《诗》时，相互驳难，别人被说得哑口无言，只好慌忙地穿着鞋溜走了。

由于才智过人，博古通今，经学绝伦，被大汉朝廷看中，后来匡衡功成名就，位列三公，在汉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成为一代宰相。匡衡开始只做了个小官，地位不高，加之汉宣帝刘询不大喜欢儒生，便被派到地方上任职。为此，当时长安城内很多学者给汉宣帝刘询上书，请求将其留在京城，但未被汉宣帝没被采纳。

汉元帝刘奭即位后，匡衡因知识渊博而被调回京都。汉元帝经常让其对国家大事发表意见，他也曾上书给汉元帝，指出：百姓生活十分贫困，而许多官吏却贪赃枉法，大肆搜括民财，一味追求享受；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廉耻，大搞裙带关系，阿谀奉承等。匡衡建议朝廷压缩开支，考订国家制度，整顿朝纲。这个建议得到汉元帝的重视和采纳，却收效甚微。

匡衡后来历官博士、给事中、光禄大夫、太子少傅、光禄勋、御史大夫，丞相。最后被晋封为乐安侯。但是在匡衡当了丞相后，却对专权宦官不敢揭露斗争。直到汉元帝逝世后宦官失宠，他才大着胆子上书弹劫宦官，因此受到朝廷众大臣指责和非议。匡衡因而在羞愧中辞去承相之职。

后来，匡衡明知百姓疾苦，却自己大量强行占有土地达两万三千顷。因此，汉成帝刘骜认为匡衡“言实不符，以权谋私，背法而不合春秋之义”，遂将其罢官贬为庶民，他于归家后不几年就病逝了。不过，匡衡“凿壁偷光”的故事却在千百年来激励着历代莘莘学子们。

在史籍《西京杂记》中记载：“鼎，匡衡小名也。”在史籍《前汉·匡衡传注》中也记载：“匡衡少时字鼎，长乃易字稚圭，世所传衡与贡禹书，上言衡状报，下言匡鼎白，知是字也。”

在匡衡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小名“鼎”为姓氏者，称鼎氏。

第七个渊源：源于封建制度，出自隋朝时期创建的科举制，属于以官职称号为氏。

隋朝时期，与隋文帝开凿大运河同时实行的另一项促进民族大融合的措施就是科举制。

科举制度始于隋文帝杨坚，隋文帝为了国祚兴盛，民族团结，规定不分出身和民族，皆按考试成绩选拔国家官员。后来的隋炀帝杨广将科举制度推广和普及，希望通过这一制度解释江南 的不满情绪，给中下层读书人提供入仕之途。考生不分出身，地位一律平等。考试是在小屋中进行的，考生往往一连考上几天，中途不许离开这些屋子。

科举制度，一直延续到公元二十世纪初期，是古代读书人成为国家官员的一道龙门。中榜者的名字被高高张贴，有很多人去观看。从隋王朝起采用的这套科举制度为国家选拔官员提供了依据。从此以后，所有的历代朝廷官员包括地方长官都必须是科举合格者。由于一旦考中便可以衣锦还乡，享受荣华，所以有不少人考到白发苍苍。

中国的科举制度不论民族、出身，而是凭能力选拔官员，形成封建社会所能采用的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形式，为封建王朝吸收大量中下层社会的优秀人士进入统治集团提供了条件。

在科举过程中，隋炀帝杨广将一甲殿试中的前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称作“鼎甲”，盖因鼎有三足，而在一甲中皇帝只取前三名，故而称一甲为“鼎甲”，后世称“三鼎甲”。

科举制成了隋朝以后历代封建王朝选拔人才的重要措施和用人的支柱，在唐朝时期，科举制度基础上的人事体系逐渐完善，状元、榜眼、探花经基层历练后，大多成为帝王宫婿(驸马)、王公府婿(郡马)、朝廷重臣等。

在“三鼎甲”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的荣耀历史为姓氏者，称鼎氏。

第八个渊源：源于地名，出自宋、元朝时期的鼎州，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

鼎州，亦称鼎城，古称嵩州，

秦昭襄王嬴则三十年(公元前277年），蜀郡守张若“伐取巫郡及江南”，建筑城池，称张若城，隶属于黔中郡。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21)，分天下置三十六郡，在黔中郡内置临沅县。黔中郡治在沅陵西境，临沅县治在今常德市区内。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改黔中郡为武陵郡，张若城改称武陵城。隋文帝杨坚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改置为朗州，治所在武陵县(今湖南常德)。宋真宗赵恒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改朗州为鼎州。

鼎州既是古代南北的交通枢纽，又是上溯黔东，下达苏皖的运输要道，素有“荆楚唇齿”、“滇黔咽喉”之称，又是江南闻名遐迩的“鱼米之乡”。

元朝时期，蒙古大军攻克鼎州，在元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设常德府安抚司，后在元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改为常德路总管府。其时有原南宋鼎州住民以故居地名称“鼎州”为姓氏者，称鼎氏。

第九个渊源：源于 ，出自元朝时期散曲家玉元鼎，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元朝时期，有著名的元散曲家阿鲁丁，他后来后改汉名为玉元鼎。

玉元鼎是元朝至治、天历年间人（公元1321～1330年），曾为翰林学士。

在史籍《吴文正公集·玉元鼎字说》中记载：“学者阿鲁丁，以玉氏，以元鼎字。其先西域人也，始祖玉速阿刺，从太祖皇帝出征，同饮黑河之水，为勋旧世臣家，名载国史。”

玉元鼎所作的散曲，今存小令七首，套数二套；或写景状物，或吟咏闺情，词皆流美，用韵响亮，风格明丽委婉。元朝史籍中的《松雪斋文集·古今历代启蒙序》即为王元鼎所作，略云：“金陵玉君元鼎，取自三皇五帝以来事迹，编为四言，又韵其语，欲以教童蒙，使之诵习，俾知古今。携以见示，求为序引。盖自唐李翰已有《蒙求》矣。然不若王君所编为包括古今，该备治乱，不悖于先儒之论议，于小学不为无补。然余疾读一过，犹以事迹之繁非童子所能悉者，虽成人亦可读之以为历代史记之目也。若王君之用心不既勤矣乎？敬题卷首而归之。”元朝学者夏庭芝在《青楼集》中还记载了玉元鼎曾与当时的杂剧演员顺时秀交往甚密，并说玉元鼎是一位嘲风弄月、惜玉怜香的风流文士。

玉元鼎的后裔子孙主要分布在云南地区，以先祖名字汉化为姓氏，有称玉氏者，也有称鼎氏、元氏者。

第十个渊源：源于满族，出自金国时期女真独鼎部，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

①满族都克达氏，源于金国时期女真独鼎部，以姓为氏，满语为Dukda Hala，世居留福村(今俄罗斯兴凯湖勒富河流域)，是满族最古老的姓氏之一。清朝中叶以后，多冠汉姓为鼎氏、都氏、山氏等。

②满族瑚鼎氏，满语为Huding Hala，世居和罗山秦(今俄罗斯霍尔河流域南岸)，清朝中叶以后，多冠汉姓为鼎氏、胡氏。

二郡望：

鼎　州：亦称武陵、朗州，即今湖南省常德市。公元前三十万年，常德地区就有原始人群在沅、澧二水流域的平原山川生活、聚居。澧县澧南乡、张公庙镇、津市市窑坡乡、石门渫水下游一带以及鼎城区灌溪镇岗市等处有旧石器时代的遗迹四十多处，经挖掘出土的石器有石片、石锤、石球、尖状器、砍砸器等。原始人利用这些简陋的原始工具采集果实，猎取野兽。澧县彭头山遗址的发掘证明，距今九千年前，常德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这时期的原始人已掌握了石器磨制和陶器制作技术。距今七千多年的石门皂市下层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早期文化的代表之一。这时期生产工具已有河卵石加工磨制的斧、凿等砍伐用具和鱼网坠，并已掌握了原始制陶技术，生产简单的饮食器皿。距今六千五百多年的安乡汤家岗遗址，反映了常德当时以母性为主导地位的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生活。距今无前多年的安乡划城岗遗址，是常德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的有力证明。这时期生产工具大为改进，石器钻孔、切割和抛光技术比较成熟，陶器普遍采用慢轮修整。商周时期，常德境内人丁兴旺，经济繁荣。全市共有商周时期遗址五百五十多处，出土物有镞、簪、鱼钩、熔铜炉等。春秋战国是历史上社会变革时期，常德境内有上千战国墓，有澧县鸡叫城、桃源菜菱城、临澧宋玉城等战国时期的城址。常德(今常德市、县)在历史上有过临沅县、武陵县、常德县等名称，先后隶属于武陵郡、建平郡、武州、沅州、朗州、嵩州、鼎州、常德路、常德府、武陵道、常德专区等县以上行政机构。楚顷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77年)，秦蜀郡守张若，“伐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在今常德城东筑程以守。常德有城，自此开始。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21年)，分天下置三十六郡，在黔中郡内置临沅县。黔中郡治在沅陵西境，临沅县治在今常德市区内。西汉初时，仍称临沅县。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改黔中郡为武陵郡，郡治驻义陵(今溆浦)，临沅县属武陵郡。汉武帝分天下为十三部州，武陵郡属荆州。新莽时期(公元9～23年)，改临沅县为监沅县，改武陵郡为建平郡。东汉建武六年(公元30年)，监沅县复称临沅县，建平郡复称武陵郡。东汉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武陵郡治移驻临沅县，此为设常德郡治之始。同时分临沅县沅水以南之地另置沅南县。东汉阳嘉三年(公元134年)，荆州刺史改治汉寿(今常德县断港头乡)。东汉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武陵郡为后蜀攻占。东汉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与孙权分荆州，武陵郡属刘备，临沅县仍属武陵郡。东汉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孙吴夺取荆州，武陵郡属吴。三国时仍之。两晋时期，临沅属荆州武陵郡，郡治在临沅县，州治在武陵。南北朝宋、齐时代，临沅县属郢州武陵郡。南朝陈文帝天嘉元年(公元560年)，合荆州、郢州各一部没武州，临沅县属武州武陵郡。陈宣帝太建七年(公元575年)，武州改名沅州，临沅县属沅州武陵郡，陈代的郡治、州治均设于临沅县。隋朝初期实行州县二级制。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临沅、汉寿、沅南三县合并，改为武陵县，是为武陵县之始，直到中华民国二年改名常德县，武陵县一名沿用了一千三百三十四年。同年，武陵郡改名嵩州，隋文帝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改置为朗州，治所在武陵县(今湖南常德)，辖武陵、龙阳二县，州治在武陵县。隋炀帝大业初年，又改朗州为武陵郡，仍辖原武陵县、龙阳县。唐朝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废武陵郡置朗州。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分天下为十道，朗州属江南西道。唐天宝元年(公元724年)，又改朗州为武陵郡，改属山南东道。唐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又复为朗州。五代时期，武陵县隶于楚的朗州。宋朝初年，武陵县隶于朗州，属荆湖北路。宋乾德元年(公元963年)，武陵县西境置桃源县。北宋真宗赵恒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改朗州为鼎州，改澧州为澧阳军州，均隶属荆湖北路。宋徽宗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升鼎州团练为常德军节度使。“常德”取孔颖达《诗经·大雅·常武疏》：“言命谴将帅，修戎兵戎，无所暴虐，民得就业，此事可常为法，是有常德也”，“常德”之名始于此。宋乾道元年(公元1165年)，改鼎州军为常德府，武陵县为其属县。自南宋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始，为荆湖北路安抚使治所。元朝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设常德府安抚司。元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改为常德路总管府，属湖广行中书省，领武陵县、桃源县、龙阳县、沅江县。元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864年)，明太祖朱元璋的军队攻克湘北，又改常德路为常德府，仍领上述四县。明朝时期，武陵县为常德府治，隶属湖广布政使司。清朝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分置湖南布政使司，常德为湖南布政使司岳常澧道常德府，至清查朝末期，常德府辖武陵、桃源、龙阳、沅江四县；直隶澧州辖石门、慈利、安乡、安福、永定五县。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废府，改武陵县为常德县。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于常德城设置武陵道。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撤销武陵道，常德县改隶湘江道。民国十一年，撤湖南道制，仅存省、县两级，常德县属湖南省直辖。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湖南分为九个行政督察区，常德县属第二区，专员公署驻常德城。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全省改设十个行政督察区，常德为第四区。民国三十八年(公元1949年)7月29日，中国人民 解放常德城。1949年设常德专区，专署驻常德县。辖常德、临澧、澧县、安乡、南县、华容、桃源、慈利、石门等九县。1950年由常德县析置常德市，由澧县析置津市市，常德专署驻常德市，辖两市、九县。1952年原益阳专区所属益阳市及益阳、沅江、安化、汉寿、桃江(驻桃江镇)五县划入常德专区，辖三市、十四县。1953年常德、益阳、津市三市改由省直辖。1958年常德、益阳、津市三市划归常德专署领导。1959年常德市交由常德县领导；益阳市交由益阳县领导；津市市交由澧县领导。1961年常德县领导的常德市、益阳县领导的益阳市、澧县领导的津市市均交由常德专署领导。1962年将益阳市及益阳、华容、沅江、南县、安化、桃江等六县划归益阳专区，常德专区辖两市、八县。1963年撤销津市市，并入澧县，常德专区辖一市、八县。1970年常德专区改称常德地区，地区驻常德市。辖常德市及常德(驻常德市)、临澧、澧县、安乡、汉寿、桃源、慈利、石门等八县。1979年恢复津市市，常德地区辖两市、八县。1988年1月23日，国务院批准(国函[1988]18号)文件，撤销常德地区和常德县，常德市升格为地级市。常德市设立武陵、鼎城两区。武陵区的范围包括原常德市和常德县的武陵、斗母湖、河洑、石门桥四个镇和丹洲、康家吉、南坪岗、河洑、芦获山五个乡；原常德县其余的三十六个乡镇为鼎城区的行政区域。常德市辖桃源、石门、沣县、汉寿、慈利、临沣、安乡七县。津市市由省直辖。截至2004年12月31日，常德市辖两个市辖区、六个县，代管一个县级市；全市共有十个街道、一百零四个镇、一百零六个乡。

有《洛神赋》、《道德经》、《胆巴碑》、《玄妙观重修三门记》、《临黄庭经》、独孤本《兰亭十一跋》、《四体千字文》等

赵孟頫(fǔ)(1254年10月20日[1] —1322年7月30日 )，字子昂，汉族，号松雪道人

，又号水精宫道人、鸥波，中年曾署孟俯。浙江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元初著名书法家、画家、诗人，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秦王赵德芳嫡派子孙;其父赵与訔曾任南宋户部侍郎兼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行台侍御史程钜夫“奉诏搜访遗逸于江南”，将赵孟頫引见于元世祖忽必烈，忽必烈赞赏其才貌，两年后任集贤直学士。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出任济南路总管府事。元贞元年(1295年)，回京修《世祖实录》。鉴于元廷内部矛盾重重，赵孟頫便借病乞归。累官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名满天下。至治二年(1322年)卒，年六十九，赠江浙中书省平章政事、魏国公，谥文敏，故称“赵文敏”。著有《松雪斋文集》等。

赵孟頫博学多才，能诗善文，懂经济，工书法，精绘艺，擅金石，通律吕，解鉴赏。特别是书法和绘画成就最高，开创元代新画风，被称为“元人冠冕”。他亦善篆、隶、真、行、草书，尤以楷、行书著称于世。其书风遒媚、秀逸，结体严整、笔法圆熟，创“赵体”书，与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并称“楷书四大家”。

主要作品《松雪斋文集》《秋郊饮马图》《秀石疏林图》

赵孟頫与夫人管道升同为中峰明本和尚的弟子。赵孟頫精通音乐，善鉴定古器物，其诗清邃奇逸，书画尤为擅名，篆籀分隶楷草书俱佳，以楷书、行书造诣最深、影响最广。赵孟頫是元代初期很有影响的书法家赞誉很高。据明人宋濂讲，赵氏书法早岁学“妙悟八法，留神古雅”的思陵(即宋高宗赵构)书，中年学“钟繇及羲献诸家”，晚年师法李北海。王世懋称：“文敏书多从二王(羲之、献之)中来，其体势紧密，则得之右军;姿态朗逸，则得之大令;至书碑则酷仿李北海《岳麓》、《娑罗》体。”此外，他还临抚过元魏的定鼎碑及唐虞世南、褚遂良等人;于篆书，他学石鼓文、诅楚文;隶书学梁鹄、钟繇;行草书学羲献，能在继承传统上下苦功夫。诚如文嘉所说：“魏公于古人书法之佳者，无不仿学”。虞集称他：“楷法深得《洛神赋》，而揽其标。行书诣《圣教序》，而入其室。至于草书，饱《十七帖》而度其形。”他是集晋、唐书法之大成的很有成就的书法家。同时代的书家对他十分推崇，后世有人将其列入楷书四大家：“颜、柳、欧、赵”。明代书画家董其昌认为他的书法直接晋人，评价其书法“因熟而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