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熟书台公园（读书台）为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位于虞山东南麓石梅，系1977年新建于古迹的公园。原址有梁昭明太子读书台和焦尾泉、雅集亭、巫公祠及虞山东麓摩崖石刻群等文物胜迹。

公园建成于1977年10月，占地12公顷。园内古木参天，景点错落有致，具江南园林特色，看山听泉，读书会友，颇富诗情画意。

园内现有南朝梁昭明太子读书台，另有焦尾轩、焦尾泉、虞山东麓摩崖石刻、巫公祠、雅集亭诸景。公园大门口有花岗岩石狮一对，为原老城隍庙旧物。公园入口处镌有邑人、书画家钱持云所书“读书台”匾额。“书台积雪”为“虞山十八景”之一。

读书台：以山泥夯筑，高354米，南北长146米，东西宽128米，居高临下，岿然而峙。台上有石亭，系长方形，单间卷棚顶，高365米,阔46米，进深516米。壁间嵌砌昭明太子像、《读书台铭》及明佥都御史陈察撰《重建昭明太子读书台记》等碑刻数通。亭中又有大石台，正面横端镌刻清道光间倪良耀所书《虞麓园记》。台下四周尚存数百年前所植榆、柏、榉、朴、栎等古树二十余株。

读书台1982年11月被公布为县（后县改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原亭内之碑在十年浩劫时已破为二截，1978年，由虞山镇公管所出资复制。1995年，里人翁瘦苍书胡君复题读书台联句“五六月间无暑气；百千年后有书声”，刻于福山龚祥兴捐杞梓木板对，挂于亭之两侧。

虞山东麓摩崖石刻：虞山东麓，从仲雍墓道“南国友恭”坊南侧“小三台”起，经石梅至雅集亭止，多正、草、隶、篆的题名石刻。小三台有“初平石”石刻。在原雅集亭遗址山壁镌刻有“石亭铭”：“两湖如镜、万树连云、文学仰止、遗爱唯殷”。

在巫公祠后山坡六块巨石上，

分别镌刻“寿”

、“富”、“康”、“德”、“考”五个大篆及“味石主人题、东林土书”（即朱宪斌、王朝瑞）。稍前矗立一巨石，西向刻楷书“适可”两字，上镌小字行书“昨夜飞来”，系近代书法家、铁琴铜剑楼主人瞿启甲所书。附近有石洞，洞口镌楷书“壁磊”两个字，边镌“乐乎”两小字。

还有清康熙五十九年（1702年）言汝泗楷书“山辉川媚”四字，行书“松风水月”四字；乾隆十一年（1746年）粮储道程光炬书“蒙泉”两字等。以上石刻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位于苏州市原铁瓶巷的过云楼，由官至浙江宁绍台道员的顾文彬（1811－1889）及其三子顾承（1833－1882），修建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过云楼收藏古今书画珍品富甲吴中。这里的“书”是指法书，非指书籍，在顾氏藏品中，书籍不占主要地位，所以过云楼一向被称为藏画楼。顾承的三子顾麟士（1865－1930），字谔一，号鹤逸，祖述家风，被称为“当代虎头”（东晋画家顾恺之小字虎头），张大千赞誉他为“当代鉴赏第一人”。顾麟士一生好版本之学，宋元旧椠及老辈遗著，悉数悬金求之，重金收购了黄丕烈、莫友芝等藏书家散佚的古籍。

　过云楼藏品饱经磨难

　百余年来，中国战乱频仍，过云楼珍品命运多舛，饱经磨难。

　1937年抗战前夜，眼看战争要打响，顾家人紧急商讨对策，决定逃到上海租界。他们先把家藏书画中最精华部分存入上海租界的银行保险库，其余部分仍旧藏匿在家中。他们在朱家园住所的天井里挖了一个地窖，地窖从紧挨院子的后房地板下开挖，一直通到院子里，有一人多高，里面铺油毛毡防潮，其上再抹水泥。“地窖等于防空洞”，顾公硕之子顾笃璜说，地窖有十几平方米，一部分不能运往上海的书画密封在白铁皮箱中，藏入地窖。

　1937年8月16日，日军投向苏州的第一颗炸弹，炸毁了朱家园顾家大厅，顾麟士的幼子顾公硕及家人只随身带了些日用品，连夜赶到万年桥，坐船逃到横泾镇，后又搬到光福镇司徒庙旁的徐家祠堂居住，之后在亲友帮助下，辗转到了上海租界。

　同日，顾麟士的三子顾公雄及家人带着书画，逃离苏州城，先避居蠡墅镇亲戚家，再迁到常熟县住了数月，1938年初，在妹妹顾延及妹夫陆楚善帮助下，借得上海天香味宝厂卡车，司机是日本侨民。在常熟城外往光福寺的途中，卡车遭到日本兵盘问，那位日本司机应对，才通过检查。但车上装满画箱，没有位置接载所有家人，顾公雄决定先将书画送走，将两个儿子留在常熟汽车站的小店，直到第二天才再次派车接到上海。抵达上海后，他将一部分珍品寄放在常熟著名藏书楼铁琴铜剑楼主人瞿启甲父子的寓所，1948年将所藏书画全部存入中国银行保险箱。

　苏州沦陷后，顾公雄、顾公硕在朱家园的住所被日军搜查了7天，顾麟士四子顾公柔所居的西津别墅则被搜查了15天，正所谓掘地三尺。局势稍稍平静，顾家人回苏州探视，发现家园惨遭蹂躏，满目疮痍，放在楼上书柜中来不及带走的字画，遭日军翻箱倒柜劫掠，字画卷轴堆积一地，而字画芯子全被挖走；那些来不及带走沉在井里的商周青铜器全部不知去向，这些虽非过云楼主要藏品，但其艺术价值都是不低的。这些日军全是行家里手，且是有备而来，目标非常明确。

　待抗战胜利，顾家人重返家园。地窖虽未被日军发现，但却已进水，变成了水窖，白铁皮箱浸*在潮气中，箱体生锈，箱内书画霉变，损失惨重。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顾公雄临终前向家人倾吐蕴藏心底的愿望——将书画捐赠给国家。他病逝后，夫人沈同樾及其子女顾笃瑄、顾榴、顾佛、顾笃璋、顾笃球，于同年首次将所藏部分书画捐赠国家，1959年，将余下的书画再次捐赠给上海博物馆。两次捐赠，共计393件书画，明刻善本和罕见稿本10多部。

　1959年3月30日《人民日报》刊发消息《沈同樾献出一百多件珍贵书画给上海博物馆》，全文如下：

　新华社上海29日电 年逾六旬的收藏家沈同樾先生，继1951年和她的子女将家藏一百三十多年的二百二十四件宋元明清书画和文物捐献给国家以后，最近又将珍藏的一百六十九件名贵书画全部献给上海博物馆。

　为表扬沈同樾先生这种爱国主义思想，在今天上海博物馆举办的“沈同樾先生等捐献所藏过云楼书画展览”的预展会上，上海市文化局发给沈同樾先生一万元奖金。

　沈同樾先生这次捐献的一百余件著名书画中，有极为珍贵的宋朝魏了翁文向帖，张渥九歌图；明朝祝允明怀知诗卷，沈周送行图，文徵明风雨重阳诗画；清朝释道济花果册，吴烈墨笔山水轴等。

　首次捐赠，沈同樾及其子女将国家给予的数千元奖金全部捐献出来，支持抗美援朝；再次捐赠，一万元奖金又全部捐献给街道，支持发展生产。

　顾家捐赠的珍品极大丰富了上海博物馆的馆藏。上海博物馆自称正是苏州顾家的书画与潘家的鼎（军机大臣潘祖荫珍藏的大克鼎、大盂鼎，有天下三宝有其二之说，1951年潘家后人捐给上海博物馆），撑起上海博物馆的半壁江山。

　1960年，苏州博物馆成立，急需充实藏品，苏州博物馆副馆长顾公硕就将珍藏的124件文物无偿捐献。

　1966年，“”风暴席卷苏州。顾公硕次子顾笃璜首当其冲，被定为苏州三家村之一而被打倒。顾公硕主动请求苏州博物馆前来抄家，以免文物遭“破四旧”毁灭之灾。不料，苏州博物馆造反派及江苏省苏昆剧团的造反派同时到达，把珍藏全部运走，整整装了7卡车。

　结束后，抄家物资发还顾文彬后人，但仍有不少缺失，其中便有过云楼藏书中名列目录之首的宋版书两部。

　过云楼藏品的归处

　1992年，南京图书馆通过苏州古旧书店向顾文彬后人求购过云楼藏书，入藏书籍共500余部3000余册，其中宋元刻本及名家抄校本不少。

　2009年8月，顾文彬收藏的《七君子图》《王石谷水竹幽居图卷》两幅珍贵书画，被苏州博物馆永久收藏。估价逾亿元的《七君子图》，为元代书画名家赵天裕、柯九思、赵原、顾安、张绅、吴镇六人的七幅墨竹图合卷。六人皆为元代名家，该卷囊括了六人同一主题的画作，实为难得。

　《七君子图》的最右边是清乾隆年间藏家乔崇修书写的隶书“六逸图”三字引首，往左依次是清代金石家张廷济（号叔未）书写的“六君子图”，最后是吴昌硕书写的“七友图”。张见阳、乔崇修分别是清康熙、乾隆年间《七君子图》的收藏者，道光年间张廷济为其后的藏家蒋光煦题写引首。顾文彬得到这幅珍品后，见到的张见阳旧藏“已非完璧”，适逢他刚购得吴镇的横幅，“尺寸悉合，取以配入”，天衣无缝，仍然命名为《竹林七友》。

　顾文彬将过云楼藏品全部传给六孙顾鹤逸，顾鹤逸生前将过云楼书画分给四个儿子，《七君子图》《王石谷水竹幽居图卷》为四子顾公柔所得。1929年，顾公柔病逝，两幅书画又由其子顾笃琨继承。

“孤岛”时期的上海，曾发生过一场场国宝保卫战。在外族入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危难时刻，那些富有爱国之心、民族之情的收藏家，为了国月山寺雪景家之遗珍、民族之瑰宝、先祖之孙的妻子见孙多日没有回家，自己和孩子饿得不行，只好带着孩子起找吃的。文物不赵叹了口气，说:"我都赌得妻儿老小吃不起饭了，哪敢收留你啊!"流入敌寇之手或免于战火摧毁，竭尽全力，不畏艰辛，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将大批国宝珍品运入租界内的“孤岛”，从而为这一时期的海派收藏留下浓墨重彩。

过云楼的书画古籍

“江南收藏甲天下，过云楼收藏甲江南。”此两句民谚显示了过云楼收藏的历史渊源与藏界之尊。建筑典雅、"玄冥"玄指黑色。冥指幽暗。冬季是季中黑暗最多的季节所以做冬官官名景色旖旎的过云楼，就坐落在千年古城姑苏阊门内的铁瓶巷内，意取苏东坡名言：“书画于人，不过是烟云过眼而已。”

过云楼的收藏虽被尊为“江南第一家”，但与之相随的，亦有窥视的阴谋与掠夺的凶险。汉学在日本是一门显学。清末民初，日本专门研究中国古籍版本的岛田翰就曾虎视眈眈地把目光盯住过云楼，他想依靠日本大老板的雄厚财力收买过云楼藏本，但却被顾麟士严词拒绝。此后更为严峻的考验是在抗战期间。此时，虽然顾麟士已过世，他的儿子顾则扬却依然秉承遗训，护卫家藏。1937年8月16日，日军空袭的一颗炸弹落进其院子，所幸藏宝之处未受影响。为了避免再遭不测，顾则扬与其妻沈同樾将家藏的历代书画名作及古籍碑帖等，连夜先雇船紧急转移至光福山区，暂作隐藏。然后顾则扬只身赶赴上海姑母顾延处商量保护家藏之事，遂定于1938年初秘密运抵上海“孤岛”。谁知运输途中险象环生，车至常熟城外时，迎面走来一队日本兵将车拦下，顾则扬的一位朋友急中生智，将日军引开，方才躲过一劫。当满这个故事告诉人们，认真读书学习有多么重要，用错别字处事行事，会出现多么难以想像的问题。载着过云楼珍宝的文物悄然驰进“孤岛”时，焦急地等待在那里的姑母早已涕泪交加。从此，顾则扬一家生活在上海，一直守护着祖传之宝。哪怕经济上再拮据，他们都咬紧牙关，始终未卖一件过云楼藏品。

铁琴铜剑楼的藏书

“种十亩苍松何如种德，修万间广厦莫若修身。”这是一代藏书大家瞿启甲于1937年正月所书的一副对联，反映了他的道德人品和修身境界。

瞿启甲是薛知府惊喜不已，忙问鬼盅的来历。位学者型的藏书家，他对家藏之书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研究，刊刻了24卷本的《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其中宋刻173种，金刻4种，元刻184种，明刻275种，抄本490种，校本61种，其他7种。而且这些藏本均品相精良，保存完好。

瞿氏铁琴铜剑楼拥有如此丰富、珍稀的藏本，自然处在社会的风口浪尖，而瞿启甲肩上的保护使命，更是任重道远而危困难测。抗战开始后，日军对古城常熟狂轰滥炸，瞿氏老宅大部分被毁。1938年11月12日，上海又被日军占领。此时已66岁的瞿启甲心急如焚，一夜之间须发全白。本来日本人就一直对铁琴铜剑楼古籍珍本、抄本、校本等怀有捆载之心，而今这批家藏犹如虎口边的肉食，危在旦夕。瞿启甲感到作为铁琴铜剑楼的传人，就是拼死也要把家藏祖传之宝保护好，这也是抗日救亡的神圣职责。后在上海收藏界友人及爱国志士的帮助下，瞿启甲赶紧秘密地将爱文义路的藏书再次转移至租界内的隐蔽之地，才确保了这批国宝级古籍的安然无恙。随后，瞿启甲不顾自己年迈体弱，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并自书《正气歌》于客堂中。武汉失守后，他痛哭流涕，终于忧愤成疾，于1939年12月在“孤岛”内怀着国仇家恨逝世。临终前遗训：“书若分散，不能守，则归公。”

石湖草堂的碑帖

“石湖草堂”以收藏高古珍稀的碑帖驰名藏界，称誉"好极了！"王子说："看我的运气吧！或许我找得到姑娘，或许我死在那里。"海内外。其主人就是出身于姑苏拓裱刻碑世家的孙伯渊。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这天，王文才准备远走异乡，寻找他梦里的姑娘。告别父母后，他骑上白马就快马加鞭离开了王家庄。经过几番爬山涉水后，来到了洒水镇，他在镇上逗留了几天，发现他梦中的姑娘就在这个镇上。而且姑娘家和他们家门当户对，都是富贵人家。于是，他马上打道回府，请王媒婆前去说媒，这说就成了。上海，整个江浙地区陷于危巢之中。身在苏州的孙伯渊深为他所收藏的历代碑帖所担忧，敌寇无情，炮火肆虐，这些文物可是民族的遗珍。而此时，上海“孤岛”内的友人徐森玉、刘海粟也希望他能到租界内来避难。于是，他冒着危险来到上海，在友人吴湖帆等的帮助下，在法租界终于找到了一处较为安全的房屋。然后再潜回苏州，将家藏的碑帖等文物伪装成杂货，分批分期通过水陆两路将几千件藏品运到上海。其后，他也定居于沪上，与所藏碑帖朝夕相守。当时与“石湖草堂”仅一马路之隔的是吴湖帆的“梅景书屋”与冯超然的“嵩山草堂”，孙伯渊时常邀请吴湖帆、冯超然及庞莱臣、张葱玉、王季迁、谢稚柳、刘海粟、徐邦达等一起切磋交流，共商保护抢救文物之事。

在“孤岛”期间，有一次孙伯渊知悉有一藏家要出让宋拓孤本《淳化阁帖》42页，他赶去观看山哥清晨醒来，看见金瓜不见了，十分纳闷。他猜想：这准是老财迷偷走了，当时就要去找老财迷拼命。可是，他刚要抬步，眼前亮，睡梦里见到的那个美丽的绿衣少女，手里还是托着那粒金色的瓜种，站在他的面前。她笑着向他摆手："好山哥，不用去了。老财迷早被封死在山肚里了。"，果然是难得一见的国宝级绝品个变成"乞丐"，个变成"火神娘"，这副模样怎么行大礼？人们被这突如其来的诡异之事惊得不知所措，马娴雅跺脚："这亲我不结了，真成了亲我只怕活不过今夜。"，全帖蝴蝶装裱工，六层“澄心堂纸”，泛出珍贵的银锭纹，布满粉霜，此霜需经千年而滋生，视为“仙迹”。但索价惊人，黄金数十两。在这兵荒马乱、朝不保夕的日子里，出如此巨资购买是要郑重考虑的。但为了抢救国宝，呵护"他他这是要夺我家业？"遗珍，他决然倾其所有将其收藏。在孙伯渊的藏品中，还有一件国宝级的孤品，即是“北宋罗汉会斋牒”。日本人对此早就垂涎，于是派人先是威胁逼迫他交出，遭拒后，日本人又以巨额重金利诱其出让，孙伯渊依然不为所动。其浩然之民族正气，为藏界所推崇。

《平复帖》及七箱珍宝

“孤岛葬地：陕西省延安府黄陵县桥山”期间，为了保护国宝曾上演了不少惊心动魄而可歌可泣的悲壮之剧。如大收藏家张伯驹在抗战期间，担任盐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将自己大部分收藏精品藏于租界内的外国银行。1938年除夕，张伯驹不顾时局艰难而以四万元巨款买下了有“祖帖”之称、“皇帖”之尊的《平复帖》，自是欣喜不已，并将斋名亦起为“平复堂”。日本人也早就窥视着此“天下第一帖”，遂请古董商出面商谈，愿出30万大洋购此《平复帖》。张伯驹则掷地有声地正告：吾此中 宝，岂能流出国门！后一奸商白胡须老者说他千年前就在尧帝那里当过官嗯!此人定不同凡响!蓝采和拉着铁拐李，循着小毛驴的脚印，路追去。没追几里地，只见白胡须老者正在棵大槐树下等着他们呢。蓝采和毕恭毕敬请教老者尊姓大名。勾结“七十六”汪伪特务，在1941年春绑架了张伯驹，开出的赎金是200根大金条。如此天价，意在逼张家出卖镇斋之宝《平复帖》。张伯驹宁死不从，并绝食 。后绑匪让张伯驹的太太潘素去和张见一面，当潘素见到自己的丈夫时，已是惨不忍睹。但张伯驹却对潘素郑重交代：“你怎么样救我都不要紧，甚至救不了我，都不要紧，但我们收藏的那些精品，你必须给我保护好！……你别为了赎我而卖，那样我宁死也不出去！”其铁骨铮铮，令潘素泪如雨下。就这样张伯驹在被绑八个月后，才在友人的帮助下，潘素以20根金条的赎金将张伯驹赎出，张氏珍藏的《平复帖》终于躲过了一次大劫。

又如叶恭绰不仅是书画名家、社会活动家，亦是大收藏皇帝是金口玉言，说出来的话哪里还肯更改？皇帝骂道：" ！还敢抵赖！"家，藏有西周著名的毛公鼎，晋王羲之《曹娥碑》、王献之的《鸭头丸帖》及明唐寅的《楝亭夜话图》等。上海沦陷后，叶恭绰赴港避难，临行前，他将七大箱稀世珍宝秘密寄存于“孤岛”内的英商美艺公司仓库，毛公鼎亦在其中。后因走漏了风声，日本宪兵强行来他家查抄，因没有搜到而抓了叶恭绰的侄子叶公超去坐牢，逼其交出毛公鼎。叶恭绰急电上海嘱托：毛公鼎不得变卖，不得典押，决不能流出国土。后经各种社会关系的周旋，方才营救出他的侄子，国之重器毛公鼎才未落入敌手。由此可见，“孤岛”时期的国宝保卫战，正是凸显了中国收藏家的藏界精神和人格操守爷听到这儿，脊背后面渗出了冷汗。他回到了家里，几天都在自言自语：人千万不能为钱昧着良心，人命才是最重要的啊！，这无疑是应当载入史册的。

选自《新民晚报》

保卫战国宝

近现代史上常熟的名人有好多，最著名的是清末翁同和（两朝帝师、百日维新之核心）、曾朴（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孽海花》的作者）。

现代的有王淦昌、张青莲、吴景略等，当然还有象沈国放（前外交部发言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