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需要明确这四件事件的时间，首先是土地改革1947年中共在河北石家庄的西柏坡开了一次全国土地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进行土地改革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其次是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9月21日至9月30日在开国大典之前主要讨论建国的问题关于国歌 国旗 主席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等，接着是开国大典1949101，抗美援朝是1950年是建国后的第二年，这四件事其中没有直接联系，但有间接的联系，联想美国南北战争会发现土地改革也有相似之处，林肯签署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使美国南方种植园经济瓦解，黑人奴隶转向帮助北方军队，加速了南北战争的结束，同样是内战土地改革也是加速了国共内战的结束，解放了农民解放了生产力，内战过后，***开始着手建国工作，于是有了开国大典前的政治协商，讨论规定了建国初期的部分细则以及开国大典，开国大典象征着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结束了屈辱的历史，而美国看到中国建国不免有些压力，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通过联合国决议毅然决定发动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队武装干涉朝鲜战争，将朝鲜逼退至三八线后联合国军没有停止一直打到鸭绿江边，朝鲜向中国求援，毛主席深知唇亡齿寒的道理，因为当年日本就是借着朝鲜半岛这个跳板侵略中国的，在国力军事经济等方面落后的情况下当机立断决定出兵朝鲜进行抗美援朝战争，中朝军民作战英勇美军损失惨重，双方于三八线的板门店停火，签订协定后，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志愿军归国。这四件事存在着简洁的联系，是步步发展的结果。够详细吗？希望对你有帮助。

西汉后期，朝廷的赋税劳役日益严重，统治阶级“多畜奴婢，田宅无限”，奢侈挥霍，弄得民穷国虚，土地兼并和奴婢、流民的数量恶性膨胀，成为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趋尖锐，各地起义不断。

8年，在王莽接受孺子婴（刘婴）的禅让后称帝，改国号为“新”，以初始元年十二月初一为新朝始建国元年正月初一。王莽即“新太祖”，也称“建兴帝”或“新帝”，于公元8年腊月至公元23年十月初六在皇帝位。

即位后的王莽在这种情况下，便意图通过改制来缓和社会矛盾，从而树立自己的威信，巩固自己的统治。

政治

为了表示改朝换代，革汉立新，废刘兴王，王莽根据儒家经典，将一大批政府机构和官职改换名称。

改革官制

如在中央官职中，更名大司农为羲和，后改为纳言，改大理为作士，太常为秩宗，大鸿胪为典乐，少府为共工，水衡都尉为予虞，光禄勋为司中，太仆为太御，卫尉为太卫，执金吾为奋武，中尉为军正。地方官职的名称也多有改动：太守改为大尹（或卒正、连率）、都尉改为太尉、县令（长）改为宰。等等。此外，王莽还增加了许多新的官职，如在中央新置大司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列于九卿；置大赘官执掌舆服御物，后又典兵，位上卿；设司恭、司从、司明、司聪、司睿等五大夫；在地方，州置牧副，部置监副，等等。王莽根据古籍，更改了秩禄之号，还按照传说的周制大封五等诸侯共796人，附庸1511人，其中有很多人并没有实际得到封地，每月只能领到几千钱。

因此，贪污受贿、榨取民脂民膏的现象在各级官吏中层出不穷。至于那些清正一些的受封爵者则穷困潦倒，甚至靠给别人打短工来维持生活。

王莽掌权后，根据古书上记载的井田制度，于公元九年颁布了一道著名的诏令：“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

这道诏令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将全国土地改称“王田”，即废除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制，私人不得买卖；一家有男丁八口，可受田一井，即九百亩；一家男丁不足八口，而土地超过九百亩者，须将多出部分分给宗族邻里；原来没有土地者，按上述制度受田。二是将奴婢改称“私属”，不得买卖。诏令还规定，如果有人敢于攻击井田制度，煽动人破坏法令，则将其流放至边境地区。

王田、私属制，是王莽针对西汉以来最突出的土地和奴婢两大社会问题提出来的解决办法。从主观上，王莽看到了农民失去土地是由于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而土地兼并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土地买卖。因此，规定土地国有，不准私人买卖土地，便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被抛出土地的现象。

在这一点上，王莽比西汉历代统治者都要高明。但是，商周时期的土地国有制，早在战国以后即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代替，经过秦和西汉二百余年的发展，到西汉末年，土地私有已成为封建土地制度的主要形式。因此，实行王田的诏令刚一颁布，便遭到大小土地所有者的强烈反对。一部分地主、官僚甚至举兵反抗。汉徐亭侯刘快结党数千人起兵；真定地主豪强也在刘都的率领下举兵反莽。朝廷内部一部分原来追随王莽的人也提出异议：井田虽圣法，其废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从。秦知顺民心，可以获大利也，故灭庐井而置阡陌，遂王诸夏，讫今海内未厌其敝。今欲违民心，追复千载绝迹，虽尧舜复起，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天下初定，万民新附，诚未可施行。在朝野一片反对声中，王莽不得不在始建国四年（公元11年），即诏令发布后的第三年，宣布取消“王田”、“私属”制度：“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犯私买卖庶人者，且一切勿治。”

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新篇章。

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18日-22日，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69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

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和严重束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决定将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任务。

全会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要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进行认真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

学习历史的重要性：

1、学习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演变。历史是一面镜子，通过观察历史，我们可以了解人类社会的各种尝试、失败和成功。这些知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从而更好地预测和规划未来。

2、学习历史有助于培养我们的批判性思维。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往往涉及到大量的分析和判断，这可以帮助我们提高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同时，学习历史也教会我们如何对待证据和如何从多元视角看待问题。

3、学习历史可以增强我们的文化意识和全球视野。通过学习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历史，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各种文化的价值观、信仰和生活方式，从而增强我们的跨文化交流能力。这对于全球化时代的公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4、学习历史也有助于我们的个人成长。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故事中常常包含着勇气、智慧和坚韧等积极的品质。通过学习和借鉴这些品质，我们可以提高自己的道德素养和人生智慧。

搬了五个过来，多了送你的不要钱。

商鞅变法

公元前361年，秦国的新国君秦孝公即位。他下决心要使秦国强大起来，于是下了一道命令，说谁能使秦国强大，就封谁做官。

商鞅（yang）原来是卫国人，听到了这个消息，就来到秦国。商鞅和秦孝公谈论国家大事，一连谈了几天几夜。秦孝公非常赞同商鞅的主张。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开始改革旧的制度。

商鞅起草了一个改革的法令，但又怕老百姓不信他，他叫人在都城的南门竖起了一根很高的木头，并说，谁能把木头搬到北门，就赏谁十金。很多人都以为这是开玩笑。商鞅知道老百姓不相信他，就把赏金提高到五十金。人们在木头旁边议论纷纷，终于有一个人把木头扛起来，一直扛到了北门。结果商鞅真的赏给那人五十金。这件事在秦国引起了轰动，商鞅说道做到，在老百姓中有了威信，于是商鞅就把新法令公布了出去。

商鞅变法公进行了两次，变法的主要内容有：①废除了井田制，打破过去土地上的界限，国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②生产粮食布帛（bo）多的人可以免除徭役（yaoyi）。在战争中军功越大，授予的爵（jue）位越高，赐给的土地和房子也越多。旧贵族没有军功，就不能享受特权。③在全国设置31个县，由国君直接派官吏管理。

新法令刚刚开始推行，就遭到了旧贵族的强烈的反对。太子的两个老师鼓动太子反对变法，商鞅就处罚了那两位老师，一个割掉了鼻子，一个在脸上刺了字。这样，大家就不敢反对了。

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经济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得到加强，成为战国后期最强大的国家。

尼古拉二世的改革与反改革-历史故事

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国民经济的内部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要影响到上层建筑，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必然要对俄国的政治制度和国民的政治生活提出客观要求，呼唤政治现代化的起步。1901年，普列汉诺夫在《火星报》上宣布：“政治自由将是20世纪俄国第一个巨大的文化成就。”到20世纪初，沙皇俄国这座欧洲专制制度的堡垒也终于动摇并最终坍塌。

“血腥沙皇”

尼古拉二世是罗曼诺夫王朝最后一代沙皇，他于1896年5月18日登基。按照传统，俄国宫廷在莫斯科为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因谣传沙皇将赏赐丰厚的礼物，使数十万群众聚集在莫斯科的霍登广场，因拥挤而互相践踏，造成三千余人伤亡，史称“霍登惨案”。自此， 尼古拉二世在民间就有“血腥沙皇”之称。

尼古拉二世继位之初，即逢俄国的动乱之秋。自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俄国便丧失了它在欧洲国际舞台上的霸主地位，它与昔日的盟国——德国间的政治和经济矛盾越来越深。面临身边强国的威胁和不利的国际处境，沙皇政府不得不与昔日的死敌——法国结盟，希望借助法郎和法国的军事援助而站稳脚跟。在俄国国内，社会各阶层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政治民主运动。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宣传和组织下，俄国的工人运动被赋予了严密的组织性和强烈的政治性，1895-1899年，俄国平均每年罢工147次，参加罢工人数4万余人。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布尔什维克党加紧了革命的准备和发动。 列宁在1905年发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在这份纲领性的政治论文中，列宁强调即将发生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使命是反对专制制度，争取政治民主，目标是彻底推翻沙皇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该掌握这场革命中的领导权，并且在民主革命获得胜利之后，迅速地使其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

但是尼古拉二世和俄国统治阶级不能冷静地面对国内日趋高涨的革命形势，以求明智地寻求出路，仍然坚持实行残暴的专制统治。尼古拉二世提出“维护国基”，压制一切有悖于专制主义的言论和行动，取缔一切政治团体。连一贯主张“勿以暴力抗恶”的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也在沙皇的授意下被革除了东正教教籍，列宁等一大批革命家相继被捕和流放。

1905年1月9日，十余万彼得堡的工人及家属前往冬宫广场请愿，结果遭到血腥屠杀。四千余人的鲜血惊醒了俄国群众， 使他们放弃了最后一点对沙皇本人以及沙皇政府的幻想。工人阶级终于发自内心地喊出了：“打倒专制制度”、“打倒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口号。俄国历史上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此爆发了。

《十月十七日宣言》

1905年10月8日，大臣会议主席维特上书沙皇尼古拉二世，劝说沙皇同意设立立法杜马和实行宪政。沙皇尼古拉二世赞同有限度的改革，他责成维特制定一份详细的政体改革方案供他参考。维特和他的助手奥德连斯基用了10天时间草拟出《整顿国家秩序宣言》，在10月15日面呈尼古拉二世。维特再次进言：“在当前的形势下，只有两条道路，要么宣布军事独裁，镇压一切；要么让步，实行立宪改革。” 10月17日晨，沙皇尼古拉二世终于在《整顿国家秩序宣言》上签字，同日该宣言立即以诏书的形式发布全国，因此该文件又称为《十月十七日宣言》。

《整顿国家秩序宣言》宣布俄国实行君主立宪；确保人身自由和公民权力不受侵犯；立即举行代议制机构——国家杜马的选举；任何法律未经国家杜马认可不得生效。

六·三体制

改革未能满足人民的要求，反而刺激了革命形势的加剧。有“俄国的俾斯麦”之称的斯托雷平担任了内务大臣的职务，他提出“先安定，后改革”的口号，将行刑队和战地军事法庭派往俄国各地，大肆逮捕和屠杀进步人士，行刑队的绞索被戏称为“斯托雷平的领带”，1905年革命被血腥镇压了。

斯托雷平在继任大臣会议主席后，立即着手制服“不听话”的国家杜马。1907年6月3日，斯托雷平借口国家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密谋发动“弑君夺权”的政变，解散国家杜马并大肆逮捕社会民主党人，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恐怖统治，镇压工农运动，史称“六·三政变”。在“六·三政变”后，沙皇政府公布了新的选举法。新选举法的目的在于保证政治上保守的农民、地主和资产阶级在各省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中的优势地位，第三届国家杜马选出的复选代表中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就占据了50%的席位，农民占22%的席位，工人仅2%的席位。这样在新的国家杜马中出现了两个多数：其一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十月党在选举中获胜，成为杜马中占据多数席位的议会党团，十月党领袖古契科夫担任了国家杜马主席的职务，俄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达到了顶峰；其二是极右派——黑帮集团也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占据了优势席位，这个黑帮集团是由“俄罗斯人民协会”、“俄罗斯同盟”等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组织组成，大资产阶级与斯托雷平，与极端反动的黑帮集团结成了政治同盟，这个政治格局被称为“六·三体制”。

随着俄国的政治形势及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的变化，资产阶级与沙皇政府之间的矛盾也逐渐加大。当时俄国上层的具体情况是，一方面资产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不是降低，而是不断提高，大资产阶级在国家杜马中的势力越来越大，表现为不仅要过问一般的立法议案，而且试图干涉国防预算和大臣任免。另一方面是斯托雷平与十月党的分歧越来越大，越来越感到国家杜马已成为他实现个人野心的绊脚石。因此，资产阶级与地主贵族阶级及沙皇政府的矛盾再度加剧，最终上升为首要矛盾。

1911年3月，斯托雷平为关闭国家杜马，公然蔑视代议制，因而在全国掀起了轩然大波。十月党领袖古契科夫宣布辞去国家杜马主席的职务，资产阶级与沙皇政府的矛盾加剧，“六·三体制”内部出现危机。1911年斯托雷平在基辅遇刺。

二月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沙皇政府迅速地参加了这场帝国主义战争。十月党、立宪民主党以及其他的资产阶级政党站在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立场上，在国家杜马中一致投票支持沙皇政府的战争政策。立宪民主党代表表示：“只有战争才能彻底解决我们若干世纪以来的限制我们民族发展，取得通过向自由海洋的出海口。”但是俄国军队在战场上的接连失败再一次暴露了专制制度的极端腐朽性和反动性，同时引起了俄国国内严重的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特别是引发了“上层统治危机”，资产阶级与沙皇政府间的矛盾逐渐激化。资产阶级屡屡弹劾沙皇政府，要求建立所谓的“责任内阁”。1917年2月初， 资产阶级要求沙皇抛弃“同人民代议制经常扩大分歧的政府”，建立“人民信任的政府”。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自由派贵族开始密谋发动宫廷政变，废黜尼古拉二世，另立新的沙皇。

然而，当资产阶级还喋喋不休地在国家杜马中向沙皇政府发难之时，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1914年彼得堡改名为彼得格勒)委员会早已向全体工人发出了“公开斗争的胜利时刻到来了，彻底推翻沙皇专制政府”“人人都起来斗争，人人都上街去”的号召。1917年2月25日(公历3月10日)，彼得格勒数十万工人发动了总罢工，很快总罢工转变成武装起义。

二月革命的爆发，促使资产阶级与沙皇政府分道扬镳。2月27 日资产阶级成立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在《告人民书》中宣布由于政府拒绝改革而导致国内局势混乱，临时委员会“有责任承担起恢复国家和社会秩序”的使命。罗将科以临时委员会主席的名义致电沙皇：原沙皇政府的“一切机构都不再起作用，它的职能由临时委员会取代。”米留科夫劝说高级军官“大家应当听从惟一的政权，就是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命令。”资产阶级的言行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沙皇统治的国家机器——军事警察机构瓦解，仅3月1日和2日就先后有3500 名中高级军官宣布“一致承认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权力”，脱离顽固派阵营。

在全民民主浪潮的冲击下，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于3月2 日宣布退位，他在日记中沮丧地写到：“我把已签署的退位宣言交给了他俩……深夜一点，我带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普斯科夫。周围尽是背叛、胆怯和欺骗。”统治俄国三百多年之久的专制制度终于轰然崩溃了，俄国的政治现代化取得了历史性的跃进。

王安石变法

北宋王安石于宋神宗熙宁年间进行的改革。治平四年（1067）正月，宋神宗赵顼即位。神宗立志革新，熙宁元年（1068）四月，召王安石入京，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

王安石建立一个指导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条例司撤销后，由司农寺主持变法的大部分事务。吕惠卿、曾布等人参与草拟新法。这些新法按照内容和作用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限制商人

供应国家需要和限制商人的政策，主要是均输法、市易法和免行法。

均输法

熙宁二年七月，颁行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由发运使掌握六路的财赋情况，斟酌每年应该上供和京城每年所需物资的情况，然后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从便变易蓄买”，贮存备用，借以节省价款和转运的劳费。均输法夺取了富商大贾的部分利益，同时也稍稍减轻了纳税户的许多额外负担。

市易法

熙宁五年三月，颁行市易法。在开封设置市易务。市易务根据市场情况，决定价格，收购滞销货物，待至市场上需要时出售，商贩可以向市易务贷款，或赊购货物。后又将开封市易务升为都提举市易司，作为市易务的总机构。市易法在限制大商人垄断市场方面发挥了作用，也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

免行法

熙宁六年七月，正式颁行免行法。免行法规定，各行商铺依据赢利的多寡，每月向市易务交纳免行钱，不再轮流以实物或人力供应官府。

发展农业生产

调整封建国家、地主和农民关系的政策以及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有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和农田水利法。

青苗法

熙宁二年九月，颁布青苗法。规定以各路常平、广惠仓所积存的钱谷为本，其存粮遇粮价贵，即较市价降低出售，遇价贱，即较市价增贵收购。其所积现钱，每年分两期，即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归还谷物或现钱。青苗法使农民在新陈不接之际，不至受“兼并之家”高利贷的盘剥，使农民能够“赴时趋事”。

募役法

熙宁四年颁布实施。募役法（免役法）规定由州、县官府出钱雇人应役。各州、县预计每年雇役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等高下分摊。募役法使原来轮流充役的农村居民回乡务农，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人户不得不交纳役钱，官府也因此增加了一宗收入。

方田均税法

熙宁五年颁行。方田均税法规定每年九月由县官丈量土地，检验土地肥瘠，分为五等，规定税额。丈量后，到次年三月分发土地帐帖，作为“地符”。分家析产、典卖割移，都以现在丈量的田亩为准，由官府登记，发给契书。以限制官僚地主兼并土地，隐瞒田产和人口。

农田水利法

熙宁二年颁布。条约奖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修筑堤防圩岸，由受益人户按户等高下出资兴修。在王安石的倡导下，一时形成“四方争言农田水利”的热潮。北方在治理黄、漳等河的同时，还在几道河渠的沿岸淤灌成大批“淤田”，使贫瘠的土壤变成了良田。

稳定封建秩序

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和整顿、加强军队的措施，有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以及建立军器监等。

将兵法

作为“强兵”的措施，王安石一方面精简军队，裁汰老弱，合并军营，另一方面实行将兵法。自熙宁七年始，在北方挑选武艺较高、作战经验较多的武官专掌训练。将兵法的实行，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兵，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保甲法

熙宁三年颁行。各地农村住户，不论主户或客户，每十家（后改为五家）组成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的，出一人为保丁。农闲时集合保丁，进行军训；夜间轮差巡查，维持治安。保甲法既可以使各地壮丁接受军训，与正规军相参为用，以节省国家的大量军费，又可以建立严密的治安网，把各地人民按照保甲编制起来，以便稳定封建秩序。

改革教育制度

王安石等变法派还改革了科举制，整顿了各级学校，为社会培养需要的人才。

变法的影响

王安石变法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从新法实施，到守旧派废罢新法，前后将近15年时间。在此期间，每项新法在推行后，基本上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使豪强兼并和高利贷者的活动受到了一些限制，使中、上级官员、皇室减少了一些特权，而乡村上户地主和下户自耕农则减轻了部分差役和赋税负担，封建国家也加强了对直接生产者的统治，增加了财政收入。各项新法或多或少地触犯了中、上级官员、皇室、豪强和高利贷者的利益，最终被罢废。

管仲改革

春秋时期齐国的一次改革。内容：“案田而税”，就是把田地按土质好坏，产量多少分为若干等级，按等级高低，征取数量不等的租税；“作内政而寓军令”，就是把居民的组织和军队的编制统一起来；士农工商分居，职业世代相传，保证了社会生产，也避免人们因谋职业而使社会动荡不安。

管仲的变法，虽然使齐国迅速发展，国力强盛，外交策略也相当成功，恩威并用，各国诸侯都尊重齐国，使齐桓公成为了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但并没有解决国内的矛盾和隐患，所以齐桓公死后，齐国霸业中衰，中原霸主的地位也逐渐被晋所取代。 商鞅的变法，由于得到秦孝公的有力支持，在秦国进行了大的改革，从此法家思想就一直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但是严酷的刑法，特别是商鞅开创的“焚书禁游说”的高压政策，对我国古代文化也是一种摧残，虽然后来商鞅被杀，但变法的结果已经在秦国生根发芽，为秦国统一天下打下了基础。

周世宗改革

周世宗柴荣（921—959）后周第二代皇帝。邢州龙冈（今河北邢台）人，后周太祖郭威的内侄和养子，后周开国皇帝太祖郭威在位期间，曾就恢复农业生产、革除累朝弊政推行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显德元年（954），柴荣即位，广泛收罗人才，继续推行改革。政治上，澄清吏治，严明赏罚，惩治贪赃，倡导节俭，力戒奢华。经济上，鼓励逃户回乡定居，减免各种无名科敛，安抚流民，招民垦殖逃户田，编制《均田图》，派遣使者分赴各地均定田租，查实隐匿耕地，使之均摊正税，废除曲阜孔氏的免税特权，动员民众兴修水利，疏浚漕运；停废敕额（朝廷给予寺名）外的寺院 3 万余所，敕额外僧尼一律还为编户，禁私度僧尼；收购民间佛像铜器铸钱，缓解了唐末以来长期缺钱的局面。军事上，整肃军纪。显德元年，处决了与北汉作战时临阵溃逃并劫掠辎重，扬言周军已败的禁军大将樊爱能、何徽以及中级将校 70 余人。班师后，检阅禁军，裁汰老弱，选募壮勇，组成了精锐的中央禁军。周世宗还修订刑律，修订历法，考正雅乐，广搜遗书，雕印古籍。显德二年，世宗采用王朴提出的“先易后难”的战略方针，致力于统一全国的大业，先出兵后蜀，收回 4 州。次年伐南唐，经三年苦战，收回淮南、江北 14 州 60 余县。六年征辽，收回燕云 16 州中的 3 州，五月间，乘胜进取幽州，突患重病，被迫班师，六月卒，年 39 岁。世宗柴荣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改革及成就，为北宋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第25集：王莽改制

这是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它描绘了从西汉、东汉到魏晋南北朝以及隋朝的700多年中13位帝王的形象，这其中包括割据政权的刘备和孙权，但有一朝代的帝王却被忽略和轻视，他就是新朝的皇帝王莽，建立于西汉与东汉之间的新朝仅存14年，是中国历史上短命的王朝，然额，人们对新朝的忽视，并不是因为其享国日短，因为与新朝相比，秦朝也不过十五年，在历史上，虽然新朝显然无法和秦朝相提并论，新朝的皇帝王莽更是被后来的东汉史学家班固定性为篡汉的奸臣，这一观点几乎为后代所有的史学家所沿用，人们不愿意把这个时期称作新朝，而作为新莽。直到近两千年之后，人们才重新审视这位新朝皇帝，胡适等一些近代学者，开始认同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国有、均产、废奴三个大政策。那么，王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王莽所建立的新朝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政权。

大名县老城位于现在河北省大名县的东部，公元前45年，王莽即出生于此，也许因为历史中定位王莽篡位的缘故，这里与其他帝王故里不同的是，它既没有这位帝王的祠堂，也没有塑像，只有在大名县的方志馆才能找到关于王莽的少量文字记载。里面收藏的这几年，有一两千本《大名县志》，在《大名县志》里面，记载了王莽的家族历史。王莽的出身非常煊赫，他所在的王氏家族，是当时权倾朝野的外戚家族，先后有九人封侯，五人担任大司马，族中之人多生活奢靡，意气骄横，只有王莽早年丧父，孤贫恭俭，拜当时名儒沛郡陈参学习《礼经》，如同一位普通的儒生，在当时王莽良好的品行受到很多人的赞誉，这为他出人头地奠定了理论基础，大将军王凤是王莽的伯父，当他生病时，王莽精心护理，几个月不解衣袋，以至于蓬头垢面，令王凤深为感动，王凤是当朝的重臣，临终前特地为皇帝推荐了王莽。

公元前22年，24岁的王莽被任命为黄门侍郎，就是服务皇帝左右，传达诏命的官员，历史上对王莽做黄门侍郎并没有太多的记载。

但是，这段时间对王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正是在他任职期间，认识了同朝为官在天禄阁校理图书的刘歆，刘歆自小跟随父亲刘向整理校勘皇家藏书，接触到大量新发现的用秦以前古文字书写、没有立于官学的经本，他深深感受到这些经本好恶与圣人同，能纠正已逐渐僵化、神化的今文经学的弊端，这些书就是古文经。在汉代，经学分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今文经学是得到朝廷认可、并且得立学官的经学流派，古文经学则是传承脉络不清晰，经本或藏于秘府或流行民间、未得立学官的经学流派。到西汉后期，一些学者开始反对今文经学垄断官学，认为今文经学门派森严，压制和排斥其它学派，正蜕化为既得利益者的工具。不仅如此，今文经学，还肆意地曲解经书的含义，使其成为现实政治的附庸，导致人心的混乱。当今文经学越来越陈腐、保守时，在野的古文经学则展现了勃勃的生机，正是在这个时期，也正是古文和今文将王莽和刘歆紧密联系在一起。

孙晓：西汉末年的时候，王莽和刘歆，恰恰这两个人在这方面找到了契合点，两个人的年龄也差不多，爱好也差不多，对社会治理的这种理念和寻找社会治理方法的这种途径也是一致的，所以说两个人就是，开始从古文经学中去想寻找一些新的社会治理的办法。

王莽、刘歆是古文经学的坚定支持者，这两位都是具有远大理想的人，他们对西汉末年混乱的社会秩序、残破的国家制度极度失望了，厌恶今文经学对政治的妥协。于是，步调一致地以古文经学为基础，开始规划理想的政治蓝图，刘歆是设计师，王莽将成为实践者。

孙晓：刘歆可以说是王莽的一个理论家，他对经学的这种整理，特别是古文经学这些理论的书籍和一些理论的整理，刘歆做得非常多。而王莽是这种新的这种古文经学理论的一个实践者，他是个政治家，他是一个理论家和一个政治家的一种结合。

王莽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由于贤能谦恭，其地位和声誉都在飞速提高，他的叔父王商上书愿意把自己封地的一部分让给王莽，此举得到朝野的广泛支持。王莽累迁至骑都尉及光禄大夫侍中，公元前16年，王莽被封为新都侯，即便地位再高，王莽一如既往地礼贤下士，经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平民，甚至卖掉自己车马衣服去接济穷人，不管在民间还是在朝廷都深受爱戴。公元前8年，王莽出任大司马，时年38岁，此时王莽，既是外朝的首领，又成为学界的领袖，他与刘歆一起开始力促古文经学成为官学，这将会促成整个社会秩序的重大变革。然而仅仅过了一年，汉成帝薨，汉哀帝继位，丁、傅两家外戚掌权，王氏家族受到沉重打击，王莽因此被免职，避居新都（今河南新野），杜门自守。此时，刘歆也受到了传统势力的顽固抵抗，大司空师丹等人诋毁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由于王莽已被免职，刘歆失去了最有力的同盟，几乎被诛杀，不得已，刘歆离开京城，几年后因病免去官职。

孙晓：西汉末年以后，今文经学被少部分人所垄断，他们掌握了这种官方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没有进入这个集团，没有取得这种经义解释合法性的这些知识份子，他就在社会上的地位并不高，甚至就像刘歆这样的人，他虽然是皇家档案图书的管理者，他也很难进入这种经学政治集团的核心。

王莽虽然免职归家，但没有离开人们的视野，他仍是新都侯，一件事情的发生使王莽再次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一天，王莽的次子杀了一个奴婢，这在当时的士大夫眼中并不是一件大事，因为在当时，奴婢的地位形同私人财产，可以被当做工具随意买卖。然而，王莽本人却较真了，他认为奴婢的生命与常人没有什么不同，杀人就得偿命，因此，他硬是逼迫着自己的次子自杀，这件事使王莽在读书人中的声誉迅速提高，官员为王莽鸣冤上书的数以百计，希望他再次回归朝堂。

王启发：王莽的儿子杀了奴隶，然后他就是以命抵命，这个其实也还是表现出他的一种，我们所说的大义灭亲，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践行自己的一个道德方面的标准。

王莽不只是一个道德楷模，更重要的是，人们从王莽的行为中看到了重整河山、复兴社会的希望。西汉，从开国皇帝刘邦开始，经略国家，经过了文景之治，汉武帝的励精图治和昭宣中兴之后，西汉王朝走向衰落，元、成、哀、平四个皇帝把昌盛的局面一步步糟蹋殆尽，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由于外戚轮流执政，宦官也受宠弄权，贤臣多被罢黜，留在朝廷内多是贪官污吏。朝堂如此，地方上更加黑暗，地方官吏只要能结交上权臣，就能肆无忌惮，加重对百姓的搜刮盘剥。人口激增与灾害频发也在加剧社会矛盾，据史料记载，西汉初年的人口不过1300多万，到西汉平帝时，已达6000多万，人口稠密的关东地区与关东某些地区每公里平均多达千人以上。在生产方式没有革新的时代，人口的急剧增长，同样的土地已不堪重负，不能提供足够的粮食满足果腹之需。

孙晓：社会暴乱，流民增加，灾荒，各种各样的问题，社会矛盾也非常突出，那传统的经文经学又拿不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那些一些有为的知识分子，像刘歆、王莽就开始从一些别的经典中，比如说古文经学中，去寻找一些可支社会政治治理的一些理论，并从这些理论中去找出一些社会治理的办法，也许就是在共同找一种新的理论支点和新的办法措施的这条路上，刘忻和王莽走到一起。

公元前2年，在众多官员的强烈呼吁下，王莽再次回到京城，一年后，汉哀帝病逝，王莽再次出任大司马，掌握了内政外交的实权，在他的建议下，九岁的汉平帝即位。公元三年，王莽的女儿成了皇后，王莽执政的地位更加巩固，他认为，改变王朝意识形态的机会正在成熟，王莽迅速组建起一个得心应手的班底，当然，王莽不会忘记志同道合的刘歆，将刘歆从地方调到中央，并特命为羲和，这个新造的官名，原来的意思就是传说的太阳神，这时变成典儒林史卜之官，刘歆成为当时意识形态与学术文化的最高***，一个大规模的古文经学宣传运动在全国掀起。王莽与刘歆同心协力，以网罗遗失，兼而存之为名，将《左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立于官学，成为国家正统学说中的一部分，这意味着，长期饱受压制的许多儒生将有机会进入国家的正规编制，实现他们的抱负。

后来，王莽又增立《乐经》，并且将《诗》、《书》、《礼》、《易》、《春秋》和《乐经》每一经的博士增为五名六经共30名，每一经博士领弟子360人，共有弟子10800人。此外，又广召通晓各种学问者数千人来到京城，王莽要得天下英才，使古文经学昌明于天下。为此王，莽在长安建造一万套住宅，大力宣扬礼乐教化，在王莽的感召下，儒生和百信纷纷投入义务劳动，经过10万人的奋力突击，一万套住宅竟然在20天就全部完工，不仅如此，王莽的恩惠，也播及更多的普通百姓，他在长安城中建造五个里，有住宅二百区，让流民居住。此时的王莽希望建造一个能够造福于最大多数人的社会，王莽曾在上书中说，古时候市无二价，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应将古制颁示天下，让臣民遵守，这其实就是王莽的终极理想，他要按照上古三代所遵行的唐虞之道建造一个国给民富而颂声作的小康社会。这种理想不止是让天下儒生为之倾倒，也几乎激励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民众。

王启发：王莽和古文经学的关系，主要还是在提出用《周礼》的理论和制度来作为改制，建立了新莽政权的一个核心的这个理论依据和制度依据，也是一种，这个延续了西汉的经学政治的发展。

王莽复古《周礼》的一件大事，即是建明堂，立辟雍。明堂是周朝天子接见诸侯王公的场所，同时也是周礼的象征。在上海博物馆里收藏的一面王莽时期的铜像，它上面的文字印证了这段历史。

周亚：这是一面王莽时期的铜镜，这面铜镜它的重要的意义就在于镜的内圈有一周的铭文，这个铭文最主要的几句话就是新兴辟雍，建明堂，他当时是实行了一种复古的政策，他就是要恢复《周礼》上的制度，那么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建辟雍、明堂，这几句话和我们文献上记载王莽复古政策当中，建辟雍的这个记录是相吻合的。

公元5年正月，诸王侯、宗室子弟上千人在新建的辟雍明堂举行祭祀大典，场面隆重而庄严，理想之光充斥在每一个人的内心，王莽正成为他们心中的圣贤。为此，900名公卿大臣请求朝廷赐予王莽象征至高无上礼遇的九命之锡。也如此，改朝换代的大戏拉开了序幕。

孙晓：九锡是古代君王对这些诸侯王有特殊贡献者，它表示对你曾经做过的这种贡献一种嘉奖，凡是这个得到九锡的人，后来都成为了一个这个篡位者，王莽被加封了九锡，他最后取代了汉。

公元六年，汉平帝暴卒，年仅两岁的刘盈即位，太后命王莽暂代天子摄政，此时的王莽，虽为假皇帝（代理之意），但权势几乎等同于皇帝，这引起了以刘氏宗亲为主的反对势力的反叛，在顺利清除这些障碍之后，王莽也许进一步意识到自己成为皇帝的机会正在来临，即便自己不想篡位，但如果想要从制度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实现自己宏伟的理想，他就必须自己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于是，他更加紧锣密鼓地营造了一种气氛，这种气氛就是上天要将王朝授予王莽的氛围，它体现于各种祥瑞之中。在王莽摄政时，认识各种各样的福命祥瑞纷至沓来，朝野上下，人们以不同方式劝王莽称帝，改朝换代，在长安求学的梓潼人哀章干脆做了个铜龛，在龛里写上王莽是真天子，皇太后要顺应天命，还有将王莽的八位大臣和他胡编的人与自己的名字，共十一人一一写上，黄昏时分，哀章穿着黄衣，捧着龛去高祖庙交给值班的官员，王莽得知后，择日去高庙，将铜龛迎到未央宫前殿。

杜维明：王莽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年轻人他是一个学术上的很有造诣，而且，对人他能够礼贤下士，有很大的亲和力，所以说不能完全是靠他的政治权术，事实上就靠他的人格魅力笼络了一大批人，不仅如此，接受他这个观念的儒生人数相当多，愿意让他改变，这个就是公众舆论，也是相当的强，就在这个情况下，他才能够用他自己的方式，用《周礼》的方式来建国。

这里是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公元九年1月15日，正在这里王莽接受西汉最后一个皇帝刘婴禅让后称帝，从假皇帝变成真皇帝，改国号为新。在中国的史书中，大多数人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王朝的更替，而是将王莽此举视为乱政篡位，然而也有人认为，王莽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就必须登上皇位，这是一种不得已的行为，从此时起历时210多年的西汉王朝结束，王莽的时代正式开始。王莽代汉而立，开创了中国历史上通过符命禅让做皇帝的先河。

杜维明：他确实争取到了话语权，话语权的本身是力量，是权利，而这个话语权的权利也和当时政治发展有很密切的内在关系。

王启发：传统意义上来讲，认为他还是逼迫汉室的人，比如说那个孺子婴年龄小，然后把权力让给他了，那么从现在的史书里面看，确实没有看到刘氏政权里边有什么强力人物出现，来跟他争夺这个权力。

王莽在朝野得到最广泛的支持，用和平的方法接收政权，西汉王朝在平静中消失，一个叫新朝的新王朝在平静中诞生，两大王朝在交替之际几乎没有太多流血。做了皇帝后，王莽雄心勃勃地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他的理想，在政治方面，为了表示革故鼎新，王莽根据儒家的经义，尤其是根据《周礼》，讲很多政府机构和官职改换名称，此外，他还根据古籍，更改了秩禄之号，按照传说的周制，大封五等诸侯。如果说政治上的改革都是形式上的改变，那么，王莽在经济方面的改革则更加全面而深刻，但也面临更大的风险，为消除西汉末年普遍存在的土地兼并的弊病，王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王田制，也就是恢复类似于周代的井田制度，将全国土地国有化，不允许自由买卖。王田制本意是良好的，抑制土地兼并是要使人数众多的国家赋役负担者编户农民有田可耕，重建被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所破坏的经济秩序。

孙晓：土地集中在这些大官僚、大地主和大商人手里以后，大量的平民因为没有土地而流离失所，变成了流民，这个社会也不会很稳定，王莽他就采取了王田，他说所有的田都是国家的，所以说我就可以平均分配，你把这些大土地所有者的田拿过来，你不就是触犯了他们的利益吗。

在推行王田的的同时，王莽又将奴婢改成私属，并禁止奴婢买卖，即改变奴婢与牛马同栏的地位，又抑制大量农民沦为奴婢，然而，这项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麻烦，最后结果是上下不得人心。

孙晓：废奴就是把奴婢从大土地所有者手中要给他解救出来，一方面就是想削弱这个大土地所有者这些集团的这种势力，第二个也使国家获得了更多的一些劳动力，也是因为政策做得不彻底。

五军六莞政策也开始全面实施，五均：即由政府统一物价，平衡市场供应，王莽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六大城市设立了五均官，来控制物价暴跌，防止商人操纵市场。但由于缺乏官僚集团的支持，王莽只能依靠富商大贾来推行，这样，反而形成了危害更大的官商垄断集团。六莞就是由国家直接接管六项重要的经济事业，既包括酒、盐、铁器由国家专营，有中央政府统一铸币，经营山上水中的资源，国家要收税，这项政策真正的结果是养肥了主管官员，国家财政没有增加收入，百姓却负担更重，至于正当的商人、手工业者在官营商业体制下已无立足之地了。

孙晓：想法是非常好的，包括五均六莞很多措施都是非常好的，但是，他在实践过程中就遇到了很多问题，包括这些具体的这种执行的官僚、这些阶层，他们政府要求的是一套，他另搞一套。

在王莽的家乡大名县，如今很多人收藏有王莽时期的些货币，这些货币种类繁多，只有真正的藏家才能分辨出它们当时的面值。

采访：这是王莽改制前用的五铢钱，这其它的还有大泉五十、兵钱、货泉，货泉比较多，剩这其他的是五铢也不少。

王莽频繁的改革币制，他即位后，前后共进行了四次币制的改革，变更发行了几十种货币，而且每次易币都是以新铸的劣质货币代替质量较高的旧币，由于这些货币无信誉可言，所以在货币改革的期间，物价飞涨，经济混乱。

孙晓：就像王莽的别的政策一样，它是经常变化的，新的钱币来了以后，老板应还没有熟悉以后它就变了，所以说它带来的社会问题就更多。

理想与现实，动机与效果之间，正在出现巨大的鸿沟，王莽的改革遇到重重阻力和困难，而人口数量的激增，不仅是西汉末年的难题，同样也是王莽必须面对的难题，为了管控阻力与不断暴涨的大量流民，王莽规定凡是无业的游民，每人每年罚布帛一匹，无力缴纳的由政府组织强迫劳役，劳役期间由政府供给衣食，这项政策同样是善意与富有理想的，然而实施起来却非常的困难，于是王莽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青海湖。在青海省海晏县文化图书西海郡博物馆里，保护着王莽时期一件重要的文物，西海郡虎符石柜，虎符石柜是放兵符的柜子，这是王莽西拓疆域，特派专员在青海湖畔设置一个庞大的石质信物。

李启录：王莽他雕凿了这个虎符石柜以后，表明了我的政权已经涉及到了我们西部草原。

西海郡虎符石柜是在海宴县县城约一公里处的西海郡遗址出土的，王莽根据古书有四海之说，胁迫羌人献出青海湖一带的土地，名义上如此，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强制移民，解决西汉末年人口暴增对关中、关东地区带来的人口压力。任玉贵对西海郡的建立有详细的了解，谈到凑成四海的说法，认为不过是王莽托古改制的借口罢了。

任玉贵：当时王莽就想，在这个地方叫羌海，就是羌人住的地方，于是他就派审查的人来到这个地方把羌人贿赂一下，拿了很多金银财宝，羌人见了非常高兴，他们就跑到青海湖以西地方去了，把这个地方给了汉王朝，在这个地方建立西海郡。

西海郡古城遗址目前保存完整，东西长650米，南北宽600米，城墙残高达四米，四个城门址保存完好，城内还隐约可以看出隆起的墙垣所构成的三个方形或长方形的小区。

任玉贵：这个工程相当浩大，除了主城以外，城里还有设施，它有太守府，还有西部都尉府，除了这些官府以外，还有一些兵营，还有筑城的民工，还有这些囚犯，当时那一块，我们想象是非常热闹的。

为了缓解国内愈来愈尖锐的社会矛盾，王莽还多次发动与四夷战争，其本意是通过外部的战争，增强国内的凝聚力，然而在具体的实施中，这些战争不仅没有起到冻结国内社会矛盾的作用，反而因强征暴敛更加激化了国内矛盾。自然灾害同样加速着王莽失败的步伐，这是位于大名县的王莽堤，是为防止灾害而修筑的，实际上这是一条宽约40米，高约两米的堤基，犹如一条长龙纵横在大名县内，残断连绵20公里，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汉代金堤遗址，如今在堤上还能发现当年的汉砖。

桂士辉：它形成的原因，是当时地面水比较高，它弄成这个砖坯之后，为了让它晾晒干，就在那边铲那个芦苇，铺那个席，把它放上面，这样一放就形成一个凹槽。

公元十一年，正是在大名县附近的黄河魏郡河段发生了决口改道，黄河决口成灾，在汉代并不少见，但这次决口形成了改道，在人口稠密的关东地区，大量耕地被毁。公元22年，各地农民相继起义，天下溃畔，事穷计迫，王莽不得不废除王田、奴婢、六莞之计，即为以来不便于民的诏令也都废除，这意味着改革的全盘崩溃，而王莽本人也将面临最大的困境。

杜维明：王莽在做巨大的这个文化运动，而且，他有内在的政治含义，那么真正的，对他的理想能够认同的，在很多地方开始有所质疑，时间那么短，这有很大的关系，又好大喜功，在他没有得到这个地位的时候，他是礼贤下士，他逐渐逐渐地表现出来骄横。

孙晓：他把事情做得太急了，把很多政策，同时一个短时间内推出，这种政策之间，这种措施之间互相抵触的地方就非常多，第二个，遇到了阻力以后没有办法，就变成了这种政策执行不下去，就难以执行，难以执行的政策就造成了更大的社会混乱。

最致命的危害往往来自于内部，以王莽为核心的儒生改革集团的内部分化，是对王莽最沉重的打击，在王莽代汉的过程中，刘歆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但王莽做了皇帝后，过于相信自己，而疑心过重，对刘歆有了防备，弃之不用，由于王莽改革的全盘失败，原先的圣人王莽几乎成为全民公敌，人心思汉，民间出现了很多刘姓将再次称帝的说法。这位与王莽有着共同理想的大经学家竟然参与了废除王莽的兵变，公元23年7月在兵变失败后，已经年过七旬的刘歆自杀身亡，这件事震动了朝野，也给新朝皇帝王莽以致命的打击。

孙晓：一个有理想的人都很寂寞的，有理想人都是很孤独的，为什么刘歆死后，王莽终日感到很潦倒，因为他连这样一个知己都死了，一个本来和他政治理想和政治实践都很契合的一个知己，最后也变成了他的反对者，你想一想，王莽到了晚年，政治理想破灭，政治的实践难以实行，他这种孤独感和寂寞感是很强大的。

杜维明：对王莽重新的评价是现代历史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特别是在建国以来彻底改变，把这个制度彻底改变，这中间有个非常大的距离，你彻底改变的本身是一个断裂，而断裂会带来，常常是不可预期的不良后果，你不管你的理想多高，你当时所要处理问题多尖锐，如果你想就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特别汉代经过那么长期的发展，那么多各方面地方的力量，那么多积累的资源，你都不管，这我想是一个非常重要，就是急功好利，在很短的时间，没办法维持下去。

刘歆的年纪与王莽相仿，志同道合，西汉末年，当整个王朝都陷入腐败堕落时，正是刘歆与王莽一起建立了新朝的理论基础，力促王莽建立新朝，然而在王莽军师外破、大臣内叛、左右无所信的艰难状况下，刘歆进行了最彻底的背叛，这包括数十年的情谊和共同的理想。王莽从此深居宫中，读书累了，就靠几案而睡，他似乎预感到了自己的悲惨结局，他的理想无法与现实相结合，他的近似梦幻的改革已使他走到悬崖。然而他并不甘心，他自以为是怀着救济天下苍生的儒家宏愿的，兢兢业业、事必躬亲，即便有错，自己的本心不错。他曾是那样的深得人心，即便现在，他仍然希望从古文经中找到出路和答案，希望上天给他重新来过的机会，但上天没有眷顾他，改革集团内部分裂，加速新莽政权的灭亡。

各地农民纷纷起义，逐渐形成赤眉及绿林两股势力最强的义军，而更始军的兵峰正直指京城，公元23年夏末，转火逼近长安，十月初二，起义军攻入宫门，大火蔓延。《汉书》有紫色蛙声，余分闰位，把王莽篡汉说成是以紫夺朱，蛙声打鸣。此时的王莽，穿上了紫色的礼服，将自己的生命完全托付给了上天，王莽最终死于乱军当中，在农民起义的凯歌声中，新朝政权宣告灭亡。

王莽之死，使儒家们的理想从巅峰坠落，他们的政治实践也戛然而止，好梦终究难以成真，我们依然应该肯定王莽作为壮志未酬的改革家，在中国历史中应有的地位，肯定他为克服西汉末年社会危机而进行改革的见识和勇气，肯定他为实现儒家构想的理想社会而做的大胆尝试，我们还可以从斑驳的历史记忆中，从儒家恢宏的理想和未取得成功的改革实践中，找到一些经验，一些教训，让我们认识到改革必须切合实际，措施得当，贯彻有力，善始善终，会认识到改革的艰巨与困难。如此，我们才能在历史教训中汲取营养，成就我们自己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