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沈括《梦溪笔谈》中，有提及步行虫。

元丰中，庆州界生子方虫，方为秋田之害。忽有一虫生，如土中狗蝎，其喙有钳，千万蔽地；遇子方虫，则以钳搏之，悉为两段。旬日子方皆尽，岁以大穰。其虫旧曾有之，土人谓之“傍不肯”。（选自《以虫治虫》）

其中忽有一虫生，如土中狗蝎，其喙有钳，千万蔽地；遇子方虫，则以钳搏之，悉为两段。描写的即是步行虫。

翻译：忽然有一种昆虫出现了，样子像泥土里的狗蝎，嘴上长有钳，成千上万，遮蔽住了土地；它们遇上黏虫，就用嘴上的钳跟黏虫搏斗，黏虫全都被咬成两段。十天后，黏虫全被杀尽，年成因此而获得大丰收。其中，狗蝎即“蠼螋”。

古书有很多记载是当时以及现在都无法解释的现象，有些事件的发生颇为灵异甚至是恐怖，正所谓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外星人”绑架

“西岩咀覃某，田家子也。光绪六年五月初八，晨起信步往屋後山林，见丛薄间有一物，光彩异常，五色鲜艳。即往捕之，忽觉身自飘举，若 在云端，耳旁飒飒有声，精神懵昧，身体不能自由。忽然自高坠下，乃一峻岭也。”——《松滋县志》

此事记载于清朝光绪年间，一覃姓男子在早上散步于林间时，被一神秘物体带走，当他缓过神来的时候已经被扔到了一处峻岭。而在此地遇到一个樵夫，樵夫问他是哪里人，他便说自己是湖北松滋人，樵夫则说：“子胡为乎来哉？此贵州境地，去尔处千余里矣！”也就是说覃谋被这一神秘物体带走了千里之余，并且被安全地扔在了大山之中。这件事似乎与90年代初的一个上海男子遭遇的事情一样，但该上海男子是在睡梦中被带往了千里之外的北京。一般出于县志的记载都还比较客观，这种事件的发生不知是否与蛊惑有关，在没有被揭秘之前，尚且认为是外星人所为吧。

天启爆炸

天启六年（公元 1626 年）五月初六辰时（注：上午 7～9 点），忽大震一声，烈逾急霆，将大树二十余株尽拔出土，根或向上，而梢或向下；又有坑深数丈，烟云直上，亦如灵芝，滚向东北。自西安门一带皆飞落铁渣，如麸如米者，移时方止。自宣武门迤西，刑部街迤南，将近厂房屋，猝然倾倒，土木在上，而瓦在下。杀死有姓名者几千人，而阖户死及不知姓名者，又不知几千人也。凡坍平房屋，炉中之火皆灭。惟卖酒张四家两三间之木箔焚然，其余了无焚毁。凡死者肢体多不全，不论男女，尽皆裸体，未死者亦皆震褫其衣帽焉。”

            天启六年（1626 年）5月30日上午9时左右，京城天色皎洁，忽有声如吼，从城东北方渐至城西南角，同时有一特大火球在空中滚动。巨响声中，天空丝状、潮状的无色乱云横飞，有大而黑的蘑菇、灵芝状云像柱子那样直竖于城西南角。刹那间天昏地暗，尘土、火光飞集，天崩地陷，万室平沉。东自阜成门，北到刑部街，长1500—2000米，宽6500米范围内木材、石块、人体、禽尸像雨点那样从天空中降下。数万间屋、2万多人都被炸成粉状，瓦砾腾空而下，衣物远飞至昌平，死者皆裸体。正在紫禁城内施工的匠师们，从高大脚手架上被震了下来，2000人跌成“肉袋”。为皇帝出宫准备的仪仗队中的大象，因受惊从象房中奔逃而出，满街乱窜，践踏百姓，死者无数。

据《天变邸抄》记载，大爆炸猛发之时，天启帝正在乾清宫用早膳，突然大殿震动，皇帝扔下饭碗，起身直奔交泰殿。速度之快，惊慌的内侍们一时未来得及跟上，只有一个贴身侍卫扶着他。但行到建极殿时，行至建极殿旁，有木槛、鸳瓦自空中坠下，天启帝的贴身侍卫脑顶被砸裂，一命呜呼。天启帝喘息未定一人跑入交泰殿，躲到大殿的一张桌子下。同时，乾清宫大殿严重损坏，一派狼藉，御座御案都翻倒在地。侍奉皇帝进早膳的太监皆殉难，无人存活。不满周岁的皇太子朱慈炅因大爆炸受惊而死。

            天启六年五月初六日巳时（1626 年5 月 30 日上午9 时），位于北京城西南隅的王恭厂火药库附近区域，发生了一场离奇的大爆炸。这次爆炸范围半径大约750 米，面积达到223平方公里，共造成约2万余人死伤。这次爆炸原因不明、现象奇特、灾祸巨大，是“古今未有之变”。

天启大爆炸其成因仍然困扰着历史学家和科学家，与3600多年前发生在古印度的“死丘事件”、1908年 6月30日发生在俄罗斯西伯利亚的“通古斯大爆炸”并称为世界三大自然之谜。

不明物体

“河清四年，有物陨于殿庭，色赤，形如数斗器，众星随者如小铃。明年，娄太后驾崩。”——《隋书．五行志》

公元565年，在北齐首都邺城的皇宫中，一个赤色的不明物体，从天上坠落到皇宫大殿正前方，虽然只是斗器那么大，但伴随着一些像小铃铛的闪光物体一起坠落，这在现在看来最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小的陨石落地，并且在落地的空中燃烧发出一些火焰。但随之而来的是次年皇太后娄氏的暴毙，时人便把此事与不明物体坠落皇宫这一不详之事联系到一起，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娄氏的老公是东魏丞相高欢，而高欢之子高洋于公元550年废东魏建立北齐，这个政权的名不正言不顺就成为了《隋书》的把柄，其实根据《北齐书．娄后传》来看，娄氏的去世时间是562年，与上述并不一致。

“陈太建十四年三月，御座惺上见一物，如车轮，色正赤。寻而帝患，无故大叫数声而崩。”——《隋书．五行志》

同样的事件也是来自《隋书》的记载，而这一次更神乎其神，公元582年，陈宣帝陈顼在御座上坐得好好的，御座上方突然出现了一个车轮状的红色不明物体，这也就不好解释成陨石了，并且陈宣帝因此病倒，可能是受到了很大的惊吓，而在病床上的陈宣帝可能又是做了噩梦，突然的大叫了几声便暴毙了。

到了公元586年，还是陈朝首都建康的宫殿里发生了同样的一幕，书中写到“有赤物陨于太极殿前，初下时，钟皆鸣，又尝进白饮，忽变为血，又有血沾殿阶，沥沥然至御榻，寻而国灭”。陈朝未代陈叔宝所经历的这次不明物体事件就更神奇了，“钟皆鸣”可能是陨体落地所产生的震动或者共振，但白色的水忽然变成血就无法解释了，并且在寝宫的阶梯上都留下有血迹，并一直滴落到了御榻。也许这是古人将自然界怪异的事件与陈朝最后的灭国联系在一起并加以夸张的描写吧，在古代天象与王朝的兴衰永远都会绑架在一起，这才显得顺应天道。

天象是指古代对天空发生的各种自然现象的泛称。包括太阳出没、行星运动、日月变化、彗星、流星、流星雨、陨星、日食、月食、激光、新星、超新星、月掩星、太阳黑子等。

我国古代天象记录，是我国古代天文学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遗产。尤其是关于太阳黑子、彗星、流星雨和客星的记载，内容丰富，系统性强，在科学上显示出重要的价值。同时也反映了我国古代天文学者勤于观察、精于记录的工作作风。

我们的祖先极其重视对天象的观察和记录，据《尚书·尧典》记载，帝尧曾经安排羲仲、羲叔、和仲、和叔恭谨地遵循上天的意旨行事，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了解掌握人们和鸟兽生活情况，根据季节变化安排相应事务。

尧推算岁时，制订历法，还创造性地提出设置“闰月”，来调整月份和季节。

从这里我们也不难看出，在传说中的尧时已经有了专职的天文官，从事观象授时。史载尧生于公元前2214年，去世于公元前2097年，享年117岁。他为我国古代天文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尧帝时期开始，我国古代就勤于观察天象，勤于记录。在长期的观察中，古人对太阳黑子、彗星、流星雨、客星，以及天气气象的记载，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古代天文学遗产，使我们看到了古代的天空，也感受到古代的天气气象。

黑子，在太阳表面表现为发黑的区域，由于物质的激烈运动，经常处于变化之中。有的存在不到一天，有的可达一个月以上，个别长达半年。这种现象，我们祖先也都精心观察，并且反映在记录上。

现今世界公认的最早的黑子记事，是约成书于公元前140年的《淮南子·精神训》中，就有“日中有踆乌”的叙述。踆乌，也就是黑子的现象。

比《淮南子·精神训》的记载稍后的，还有《汉书·五行志》引西汉学者京房《易传》记载：“公元前43年4月……日黑居仄，大如弹丸。”这表明太阳边侧有黑子成倾斜形状，大小和弹丸差不多。

太阳黑子不但有存在时间，也有消长过程中的不同形态。最初出现在太阳边缘的只是圆形黑点，随后逐渐增大，以致成为分裂开的两大黑子群，中间杂有无数小黑子。这种现象，也为古代观测者所注意到。

《宋史·天文志》记有：“1112年4月辛卯，日中有黑子，乍二乍三，如栗大。”这一记载，就是属于极大黑子群的写照。

据统计，从汉代至明代的1600多年间，我国古籍中记载黑子的形状和消长过程为106次。

我国很早就有彗星记事，并给彗星以孛星、长星、蓬星等名称。彗星记录始见于《春秋》记载：“613年7月，有星孛入于北斗。”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次哈雷彗星记录。

《史记·六国表》记载：“秦厉共公十年彗星见。”秦厉共公十年就是周贞定王二年，也就是公元前467年。这是哈雷彗星的又一次出现。

哈雷彗星绕太阳运行平均周期是76年，出现的时候形态庞然，明亮易见。从春秋战国时期至清代末期的2000多年，共出现并记录的有31次。

其中以《汉书·五行志》，也就是公元前12年的记载最详细。书中以生动而又简洁的语言，把气势雄壮的彗星运行路线、视行快慢以及出现时间，描绘得栩栩如生。

其他的每次哈雷彗星出现的记录，也相当明晰精确，分见于历代天文志等史书。我国古代的彗星记事，并不限于哈雷彗星。据初步统计，从古代至1910年，记录不少于500次，这充分证明古人观测的辛勤。

我们祖先重视彗星，有些虽然不免于占卜，但是观测勤劳，记录不断，使后人得以查询。欧洲学者常常借助我国典籍来推算彗星的行径和周期，以探索它们的回归等问题。我国前人辛劳记录的功绩未可泯灭！

流星雨的发现和记载，也是我国最早，《竹书纪年》中就有“夏帝癸十五年，夜中星陨如雨”的记载。最详细的记录见于《左传》：“鲁庄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鲁庄公七年是公元前687年，这是世界上天琴座流星雨的最早记录。

我国古代关于流星雨的记录，大约有180次之多。其中天琴座流星雨记录大约有9次，英仙座流星雨大约12次，狮子座流星雨记录有7次。这些记录，对于研究流星群轨道的演变，也将是重要的资料。

流星雨的出现，场面相当动人，我国古记录也很精彩。

据《宋书·天文志》记载，南北朝时期刘宋孝武帝“大明五年……三月，月掩轩辕……有流星数千万，或长或短，或大或小，并西行，至晓而止。”这是在公元461年。当然，这里的所谓“数千万”并非确数，而是“为数极多”的泛称。

流星体坠落到地面便成为陨石或陨铁，这一事实，我国也有记载。《史记·天官书》中就有“星陨至地，则石也”的解释。至北宋时期，沈括更发现以铁为主要成分的陨石，其“色如铁，重亦如之。”

在我国现在保存的最古年代的陨铁是四川省隆川陨铁，大约是在明代陨落的，1716年掘出，重585千克。现在保存在成都地质学院。

有些星原来很暗弱，多数是人目所看不见的。但是在某个时候它的亮度突然增强几千至几百万倍，叫做“新星”；有的增强到一亿至几亿倍，叫做“超新星”。

以后慢慢减弱，在几年或10多年后才恢复原来亮度，好像是在星空做客似的，因此给以“客星”的名字。

在我国古代，彗星也偶尔列为客星；但是对客星记录进行分析整理之后，凡称“客星”的，绝大多数是指新星和超新星。

我国殷代甲骨文中，就有新星的记载。见于典籍的系统记录是从汉代才开始的。《汉书·天文志》中就有：“元光元年六月，客星见于房。”房就是二十八宿里面的房宿，相当于现在天蝎星座的头部。汉武帝元光元年是公元前134年，这是中外历史上都有记录的第一颗新星。

自殷代至1700年为止，我国共记录了大约90颗新星和超新星。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1054年出现在金牛座天关星附近的超新星，两年以后变暗。

1572年出现在仙后座的超新星，最亮的时候在当时的中午肉眼都可以看见。

《明实录》记载：

隆庆六年十月初三日丙辰，客星见东北方，如弹丸……历十九日壬申夜，其星赤**，大如盏，光芒四出……十月以来，客星当日而见。

我国的这个记录，当时在世界上处于领先水平。

我国历代古籍中还有天气、气象的记载。

夏代已经推断出春分、秋分、夏至、冬至。东夷石刻连云港将军崖岩画中有与社石相关的正南北线。

商代关注不同天气的不同现象。甲骨文中有关于风、云、虹、雨、雪、雷等天气现象的记载和描述。

西周时期用土圭定方位，并且知道各种气象状况反常与否，均会对农牧业生产造成影响。《诗经·幽风·七月》，记载了天气和气候谚语，有关于物候的现象和知识；《夏小正》是我国最早的物候学著作。

春秋时期，秦国医学家医和开始将天气因素看做疾病的外因；曾参用阴阳学说解释风、雷、雾、雨、露、霰等天气现象的成因。

《春秋》将天气反常列入史事记载；《孙子兵法》将天时列为影响军事胜负的5个重要因素之一；《易经·说卦传》指出“天地水火风雷山泽”八卦代表自然物。

战国时期，重视气象条件在作战中的运用。庄周提出风的形成来自于空气流动的影响，并提到日光和风可以使水蒸发。《黄帝内经·素问》详细说明了气候、季节等与养生和疾病治疗间的关系。

秦代形成相关的法律制度，各地必须向朝廷汇报雨情，以及受雨泽或遭遇气象灾害的天地面积。《吕氏春秋》将云分为“山云、水云、旱云、雨云”四大类。

汉代列出了与现代名称相同的二十四节气名，并且出现了测定风向及其他天气情况的仪器。西汉时期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指出了雨滴的大小疏密与风的吹碰程度有关。

东汉哲学家王充《论衡》，指出雷电的形成与太阳热力、季节有关，雷为爆炸所起；东汉学者应劭《风俗通义》，提出梅雨、信风等名称。

三国时期，进一步掌握了节气与太阳运行的关系。数学家赵君卿注的《周髀算经》，介绍了“七衡六间图”，从理论上说明了二十四节气与太阳运行的关系。

两晋时期，“相风木鸟”及测定风向的仪器盛行。东晋哲学家姜芨指出贴近地面的浮动的云气在星体上升时，能使星间视距变小，并使晨夕日色发红。晋代名人周处的《风土记》提出梅雨概念。

南北朝时不仅了解了气候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还开始探索利用不同的气候条件促进农业生产。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充分探讨了气象对农业的影响，并提出了用熏烟防霜及用积雪杀虫保墒的办法；北魏《正光历》，将七十二气候列入历书；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提出冬季“九九”为一年里最冷的时期。

隋唐及五代时期，医学家王冰根据地域对我国的气候进行了区域划分，这是世界上最早提出气温水平梯度概念的。隋代著作郎杜台卿《玉烛宝典》，摘录了隋以前各书所载节气、政令、农事、风土、典故等，保存了不少农业气象佚文；唐代天文学家李淳风《乙已占》，记载测风仪的构造、安装及用法。

宋代对于气象的认识更为丰富和详细，在雨雪的预测及测算方面更为精确。

北宋地理学家沈括《梦溪笔谈》，涉及有关气象的如峨眉宝光、闪电、雷斧、虹、登洲海市、羊角旋风、竹化石、瓦霜作画、雹之形状、行舟之法、垂直气候带、天气预报等；南宋绍兴酒秦九韶《数书九章》，列有4道测雨雪的算式，说明如何测算平地雨雪的深度。

明代工部尚书熊明遇《格致草》，根据西洋科学原理，辨析了自然界变化与历史上所载的灾异及风、云、雷、雨诸气象现象之间的关系，他所设计的“日火下降、气上升图”，系统地说明对流性天气的形成。

清代译著《测候丛谈》，采用“日心说”，全面介绍了太阳辐射使地面变热以及海风、陆风、台风、哈得来环流、大气潮、霜、露、云、雾、雨、雪、雹、雷、平均值及年、日较差计算法、大气光象等大气现象和气象学理论。

岁月推移，天象更迭。我们祖先辛勤劳动，留下宝贵的天象记录，无一不反映出先人孜孜不倦、勤于观测的严谨态度，无一不闪烁着我们民族智慧的光辉。这些，是我国古代丰富的文化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对今后更深刻地探索宇宙规律，都将起到应有的作用。